
说到天津,一定会想到“狗不理”包子,可谓是闻名海内外,“狗不理”创始于1858年,至今已有160年,那么它是谁创办的,又有什么历史故事呢? 清咸丰年间,河北武清县杨村(现天津市武清区)有个年轻人,名叫高贵友,因其父四十得子,为求平安养子,故取乳名“狗子”,期望他能像小狗一样好养活(按照北方习俗,此名饱含着淳朴挚爱的亲情)。狗子十四岁来天津学艺,在天津南运河边上的刘家蒸吃铺做小伙计,狗子心灵手巧又勤学好问,加上师傅们的精心指点,高贵友做包子的手艺不断长进,练就一手好活,很快就小有名气了。 三年满师后,高贵友已经精通了做包子的各种手艺,于是就独立出来,自己开办了一家专营包子的小吃铺--“德聚号”。他用猪肉的比例加适量的水,佐以排骨汤或肚汤,加上小磨香油、特制酱油、姜末、葱末、调味剂等,精心调拌成包子馅料。包子皮用半发面,在搓条、放剂之后,擀成直径为8.5厘米左右、薄厚均匀的圆形皮。包入馅料,用手指精心捏折,同时用力将褶捻开,每个包子有固定的18个褶,褶花疏密一致,如白菊花形,最后上炉用硬气蒸制而成。 由于高贵友手艺好,做事又十分认真,从不掺假,制作的包子口感柔软,鲜香不腻,形似菊花,色香味形都独具特色,引得十里百里的人都来吃包子,生意十分兴隆,名声很快就响了起来。由于来吃他包子的人越来越多,高贵友忙得顾不上跟顾客说话,这样一来,吃包子的人都戏称他“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久而久之,人们喊顺了嘴,都叫他“狗不理”,把他所经营的包子称作“狗不理包子”,而原店铺字号却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据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天津编练新军时,曾把“狗不理”包子作为贡品进京献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尝后大悦,曰:“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不及狗不理香矣,食之长寿也。”从此,狗不理包子名声大振,逐渐在许多地方开设了分号。 狗不理包子关键在于用料精细,制作讲究,在选料、配方、搅拌以至揉面、擀面都有一定的绝招儿,做工上有明确的规格标准,特别是包子褶花匀称,每个包子都是18个褶。刚出屉的包子,大小整齐,色白面柔,香而不腻。 狗不理包子是中国灿烂饮食文化中瑰宝,被公推为闻名遐迩的“天津三绝”食品之首。历经一百六十多年的狗不理包子,经创新和改良已形成秉承传统的猪肉包、三鲜包、肉皮包和创新品种海鲜包、野菜包、全蟹包等六大系列一百多个品种。先后摘取“商业部优质产品金鼎奖”、“中国最佳名小吃”、“国际名小吃”等多个国内外评选和大赛的金奖,被誉为“津门老字号,中华第一包”。

在多数人的历史文化常识认知中,“太监"和“宦官”是同等概念,都是阉人,然而其实两人并非等同关系,在不同朝代,两者的含义各有不同,到了清朝,太监才成为宦官的同义语。 “太监”和“宦官”在清朝以前不是相同的概念。宦官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不过那时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悉用庵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太监”一词,辽代才出现,明代,太监和宦官才发生联系;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高级宦官;充任太监的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到了清朝,太监才成为宦官的同义语。 公公是对太监的尊称,因为太监,特别是高级太监最接近皇帝,权势极大,最了解皇帝的心思,在朝为官者有些时候不得不依靠太监揣摩皇帝的心思,或者借助大太监的权势往上爬,要是直呼其为太监,那是在侮辱他,所以尊称为公公,以示尊敬。至于“公公”的称谓到底何时开始,由何而来,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寺人是宦官的早期称谓。曾有人望文生义地认为“寺人”之得名,是因阉割后的男人,已如寺院中斩断情缘的苦行僧一般,故而以“寺”名之。 其实,寺人的称谓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出现,当时中国境内尚无佛教,更无僧人,因而也不可能存在两者类比得名的情形。究其根由,古代“寺”、“侍”两字相通,《诗经·秦风》郑氏笺云:“寺,又音侍,本亦作侍字。”所以,寺人是因其内廷侍奉的职掌而得名的,“云寺之言侍者,欲取亲近侍御之义,此奄人也。” 宦官,又作“宦者”、“宦人”,是古代官方文书中对宫廷阉臣的正规称谓,历代正史为阉人作传,多称“宦官传”或“宦者传”。从“宦”的字义分析,本应包括臣隶及仕官在内,通常人们所言宦海、宦途、宦游,其实仍旧是由“官”而言的。宦官或宦者成为宫中阉人的专称,大约是秦汉之后的事。 以“太监”作为宫中阉人的通称,是明清时代的事情。太监本是古代职官的名称,晚至唐宋时期,朝廷中仍有太监官职的设置,所任者并非都是阉人。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此后,太监逐渐成为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 人们还由汉代宫廷阉宦的官服以貂尾和“铛”为冠首饰物,而将宦官称为貂铛。据《汉官仪》云:“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铛左貂;光武以后,专用宦者,右貂金铛。”汉宫侍中、中常侍,加黄金当附蝉,貂尾为饰。侍中作为朝廷的普通官员多插左貂,由宦官担任的中常侍则插右貂,用赤黑色貂尾。从中也可看出,宫中宦者的服饰与普通官员是略有区别的。 除了上述两大类外,还有以其生理特征与常任职役组合而称的情形。这类称呼也很多,如有宦寺、阉寺、阉宦、宫监、貂寺、内铛等等。再是有带明显感情色彩的称谓,如鄙称有宦竖、阉竖、内竖以及阉狗等,尊称有公公、老爷等。宫廷中的宦官彼此之间一般都以“爷”互称,姓张称张爷,姓李称李爷。遇到辈分比自己高的宦者应称“师父”,对外人则通常自我谦称为“刑余之人”。据晚清宫廷中的太监池焕卿等回忆,“太监们不喜欢人们把他们直称作太监,如果你把他们叫做公公,那简直是骂他们八辈祖宗。”由此可见,在太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人们能像普通人那样的,称其为“爷”的。

在中国,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倒着贴一个“福”字,“倒”和“到”谐音,表示福气到了的意思。据说,明朝以前,老百姓门口贴的福字都是正的,倒着贴这个习俗是从明朝开始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经常化装成平民到民间调查,有一天,他听到一家人在聊天的时候说他的坏话,非常生气,就把这家门上的福字倒转过来作为记号,准备在除夕晚上派人来把这家人全杀光。 朱元璋回答皇宫后,还是很生气,他的妻子马皇后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还得意的说:“以后就没人敢说我的坏话了。” 马皇后是一个善良的人,为了避免这场灾难,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偷偷下令全城的人都把自己家门上的福字倒过来,等到了除夕那天晚上,朱元璋派出的人发现所有的福字都是倒着的,再也找不到那家人了。 朱元璋发怒了,他以为全城的人都在和他作对,马皇后忙对朱元璋说:“老百姓故意把福字贴倒了,是希望福到,这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啊。”然后又劝他应该虚心接受意见。 朱元璋觉得有道理,就下令以后的福字都倒着贴,而且也开始接受别人的意见了。从此,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在门上贴一个倒着的福字,别人看见了也会说:“福到了,福到了!”

古代人科举中第了就成为跳过龙门,从此就飞黄腾达了。那么这个“龙门”究竟在哪儿呢?又是从哪个时候开始,才有了“跳龙门”这种说法的呢? 1、跳龙门从什么时候才有 北京城外有城,城内建城的建筑布局,使得连接内外各城之间的城门成了极为重要的设施。在北京众多的城门当中,的确存在着所谓的“龙门”,当然,这与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完成这一象征性加冕仪式的就是长安门。长安门分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长安左门位于大明门(清代改大清门,辛亥革命后改中华门,1959年拆除)内东北角(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前稍东),长安右门位于大明门内西北角(今中山公园正门前稍西)。长安左门和右门是皇城通往中央官署衙门的总门,门前均竖立有巨大石碑,上面刻有“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诫语,并有禁军站岗。平日,百官上朝都要从长安左、右门进入,并且无论官级大小、爵位高低,都要下马下轿,步行进入长安门,经天街(今天安门前的长安街),经金水桥,入承天门(今天安门),继而进午门,上朝觐见皇帝。 2、“龙门”在哪 并非两门都是“龙门”,只有长安左门被称为“龙门”。明初时,曾在承天门(今天安门)外金水桥畔设案举行殿试,后来移至太和殿。清沿用了这一形式,但后将殿试的场所改在了保和殿。殿试以后,凡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在殿上广布姓名,然后将名字写入“皇榜”,捧出午门,在鼓乐御杖的导引下,经承天门穿过广场,张挂在左面的“龙棚”内。参加殿试的贡生们在这里集结看榜,无论考中与否,都经由长安左门离开。所以,长安左门被称为“龙门”或是“生门”,靠中进士的人成为“登龙门”。新科状元会披红插花,骑着御赐的高头大马,经此门出游“天街”(今长安街),以显示“皇恩浩荡”,当然,这也是唯一允许在“天街”上骑马的时候。此后,金榜提名的进士们会被接到顺天府衙(位于今安定门内大街西边的东公街)饮宴祝贺,即所谓的“金殿传胪”的仪式。越过“龙门”的学子们最终不负多年的寒窗苦读,一跃成为天下闻名的新权贵。 科举考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穷苦寒门将永远没有翻身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所以说科举考试中第是跳过了龙门一点也不夸张,如果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古代的科举之路就堪比修仙了。

王府井现在是北京的一个地标式的地方,繁华成为王府井的代名词。但是几百年前王府井也不叫王府井,也没有很繁华,王府井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王府井的呢? 明成祖时,在这一带建造了十个王府,便改称十王府或者十王府街。明朝灭亡了以后,王府也随之荒废了,后来,街上只有八座王府,人们便称它为王府街。据说,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的时候,大兴土木,把整个北京城搅得天昏地暗,惹恼了一条常年盘踞在这里的孽龙。孽龙一生气,就把北京城大部分甘甜的泉水都给带走了,从这以后,北京城就很少有甜水井了。一年,北京迎来了百年难遇的大旱,时间一长,城里大大小小的井都干涸了,四个海子中的水也快蒸发完了,一些有钱人就赶着车去玉泉山上拉水,穷人家没办法,只能担着担子,人工挑水。有的家里只剩老人、孩子的,只能从枯井里淘点泥巴水,用来活命。这时候,北京还有几口井中有水,王府井就是其中之一,王府井中不但有水,而且水还是甜的,十分好喝。这口在大旱之年依旧冒着甘泉的王府井,位于一家王府的后院里。王爷得知这口井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造化大,祖宗积福积的比较多,自己的王府建在了大龙脉上。因此他不但不把王府井中的水分给老百姓,而且还把井圈了起来,派专人看守。看井的老爷子对王爷的这种做法特别不满,于是乘王爷睡觉的时候,就偷偷让周围的老百姓进来取水。百年不遇的干旱,苦了北京城的老百姓,一口甜水井,救了京城不少老百姓的命。常在海边站,哪能不湿鞋,好景不长,老爷子让百姓偷水的行为,就被王爷发现。王爷大怒,责问老爷子,老爷子不慌不忙,笑眯眯地对王爷说:“王爷,我让老百姓打水也是为您好啊!您想想,如果不给他们水喝,将来他们都会死掉,那时候,您再想找人给您干活儿,就找不到了。如果您不同意的话,我以后一滴水都不给他们。”王爷听完之后,想了想,感觉很有道理,于是就没说什么,不再追究了。人们得知消息后,非常感谢老爷子。慢慢的,打水的人越来越多,住在很远的人也都赶来打水,后来这口王府井成了救命井,声名远播。 王府井原来真的是有王府,而且还有井的,虽然朱棣惹怒了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北京大旱还是很有可能的。王府井原来只是王府里的一口井,而后来因为百姓而有了更多的含义。

农历十二月初八(农历十二月被称为腊月),是我国汉族传统的腊八节,这天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腊八粥是用八种当年收获的新鲜粮食和瓜果煮成,一般都为甜味粥。而中原地区的许多农家却喜欢吃腊八咸粥,粥内除大米、小米、绿豆、 豇豆、小豆、花生、大枣等原料外,还要加肉丝、萝卜、白菜、粉条、海带、豆腐等。 今年元旦适逢腊八节,故笔者想就此节说说它的典故。由于腊八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其来历典故大概有四,其中之一竟与朱元璋有关。 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未登基以前,曾是一个小兵。这年冬天,他所在的部队打了败仗,朱元璋逃了出来。又冷又饿的他支撑不住,在腊月初八这天饿倒在一家破茅草屋前。一位乞讨的老婆婆将他救了起来。老婆婆家里没有粮食,不过有些刚乞讨来的饭菜,她便把饭菜搁在锅里煮成粥喂食朱元璋。多日未进食的朱元璋,闻着这粥香甜无比,连喝了三大碗,这才顾得问老婆婆是什么饭。老婆婆没有告诉他是乞讨来的饭食,只是笑着说这是“腊八粥”。后来朱元璋做了皇上,心中一直感念老婆婆的恩德,便选在腊八这天大摆筵席,还专门把老婆婆请到皇宫里去,吩咐御膳房熬制腊八粥喝。 这个典故虽然未见正史,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人间的亲情与温暖,看到民众的热心与善良。这不正是我们民族文化、民族道德的最好体现吗?至于典故的真假,已经不很重要了。

现在我们常常将单身汉称作“光棍”,甚至延伸出了光棍节,而为何将光棍形容单身汉呢,其实也是由来而久,据说在元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词了,并且从那个时候就慢慢开始演化,将光棍这个词转嫁在那些没有女朋友的人身上了。 到了现在,因为双十一和光棍节的缘故,加上后来天猫双十一的缘故,光棍更加被所有人都熟知了,提到光棍,不再是一个光光的棍子,而是一个没有女朋友的人了。 而光棍被称为单身的人,其实也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在古代就有光棍的这个称呼,只不过过去称呼光棍的人都是没有产业的流氓,闲置人员,而这些人大多都是一个人没有妻子孩子的,后来慢慢就引申出来了这一层含义,就是单身。 而现在说到光棍肯定就是单身的了,没有过去的那种流氓的身份,网络上也有很多屌丝称呼自己为光棍,没有任何歧视的意义,只是单纯的单身的另外一个词汇。 第二,光棍只能形容男性,我记得朋友家里生孩子了,朋友说是一个男孩,立刻另一个朋友就接口说:“艾玛,还是一个带把的。”所形容的就是男生的意思,就是男生一直一个人,就可以被称为是光棍。所以网上很多光棍也都说自己没有性生活之类的,更加说明光棍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光棍还有一个理解就是一棵树,如果这棵树不结果子的话,或者已经慢慢死掉了的话,就是一个光棍,说明不能传宗接代并且要死了的样子。

我们常用“春宵一刻值千金”来形容“新婚夫妇或男女之间的闺中之乐短暂而又宝贵”,这句诗出自大名人苏轼之手,而其实苏轼表达的意思并不如此,只不过被后人演化成现在的意思。 《春宵》是苏轼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其中前两句描写的是春光月夜美景,意在提醒人们珍惜美好光阴,后两句则叙述了富贵人家在良宵美景中轻歌曼舞、尽情享乐的情景。全诗如下: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应该说这首一首浅显易懂、直白如话的写景诗。 但是,慢慢地,“春宵一刻值千金”却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名句;而它所表达的含义也早已发生了变化,常常被用来形容“新婚夫妇或男女之间的闺中之乐短暂而又宝贵”。 虽然苏轼这首诗并不是单纯写景,而是寓情于景,包含了作者对官宦贵族人家贪图享乐、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的讽刺和谴责;但是丝毫看不出作者写的是闺中之乐,也丝毫看不出“春宵一刻值千金”就是“新婚夫妇或男女之间闺中之乐短暂而又宝贵”的意思,因为“春宵”的本意就是指“春天的夜晚”,而不是“新婚之夜”或“洞房花烛夜”! 想必现在大家都应该清楚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原本是提醒人们珍惜光阴的诗句,但是后来却被人们赋予了“劝诫新婚夫妇珍惜洞房花烛夜短暂而又宝贵的时光”这样的含义,导致这句千古名句变得越来越暧昧! 但是,“春宵一刻值千金”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暧昧的却无从考证。当然,这也无可厚非,诗词欣赏与研究本就是“诗无达诂”,从来都没有通达的或一成不变的解释,而是会因时因人而产生歧异。我想,这也正是“春宵一刻值千金”的主要原因。 对苏轼而言,“一树梨花压海棠”和“春宵一刻值千金”这两句诗被误读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恰恰反映了苏轼的不可多得的诗才。毕竟,这种对诗词截然相反的误读很少发生在同一个诗人或词人身上,但苏轼却做到了: 明明是写闺中之乐的“一树梨花压海棠”硬被人们误认为是写景诗,明明是写春光美景的“春宵一刻值千金”却又被解读成了描写闺中之乐短暂而又宝贵的艳俗诗。

当教师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桃李满天下,这证明所培养的学生人数多,是作为老师最得意的价值,而为什么用“桃李”形容学生呢,这说法自有来由。 “桃李”原本就是指桃和李。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华如桃李”的诗句,因此后世用桃李来形容貌美,也喻人青春年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是说桃李虽不会说话,但是凭着花和果实,自然能吸引人们在树下走出一条小道。比喻只要真诚、忠实,就会感动人,为人所景仰。 《韩诗外传》中曾说:“夫春树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后遂以“桃李”比喻栽培的后辈和所教的门生。据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纪·则天后久视元年》记载:狄仁杰推荐了姚元崇等数十人,后来皆为名臣,时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后世使用“桃李满天下”来比喻所培育的人才极多,遍布各地。

“感冒”是现在的流行病,这个词在古代医书中并没有体现过,原来,“感冒”这个常用语不是医学术语,而是来自官场,是一个官场专用语。 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通称“馆阁”。按照规定,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值夜班,以防图书被盗,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腹肚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腹肚不安”,而是一种相沿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肚历”。这一笔记载出自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原文是:“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南宋时期,时为太学生的陈鹄也在馆阁中供职,陈鹄喜欢别出心裁,他在《耆旧续闻》一书中记载了自己的发明创造:“余为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感风簿’。”陈鹄偏偏不愿意写“腹肚不安,免宿”,而是写上“感风”,还沾沾自喜地声称“感风簿”跟“害肚历”可谓一联绝对。

交子,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是发行于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的货币,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真正了成为的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据清《续通典·食货》交子三年一届,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纸币比金属货币容易携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古代女医生不多,通常男医生的水平远远高于女医生,所以对重要女性病人还得请男医生。 不过,男医生即便再德高望重,面对女病人也要回避,传说他们常用的诊断方法是“牵线切脉”,也叫“悬丝切脉”。所谓“牵线切脉”,是用丝线一头固定在女病人的手臂上,另一头由医生远远牵着,通过丝线的信息传导,完成“切诊”过程。当年清代的宫廷御医就是这样为慈禧太后看病的。据《妇女医案的性别论述——以慈禧太后的医案(1880-1881)为例》一文,有一次慈禧患病卧床,一陈姓御医为其诊治便是隔着帷帐“牵线切脉”:让宫女将一根彩色丝线的一端扣在太后的手腕上,陈御医牵着另一端。慈禧太后服了陈御医据脉象开出的几剂药,病好了。实际上,陈御医事先已从宫女和太监那里获得慈禧的病情,牵线切脉只是做个样子。 “悬丝切脉”对医生的医术和临床经验要求很高,但并不靠谱。为提高对女病人的诊断,有的医生发明了一种女性身体模型,让女病人自己指证何处不舒服,这样的诊断很有针对性,既避免了男女肌肤直接接触的尴尬,保护了隐私,又提高了诊断的可靠性。唐代有个名叫昝殷的四川名医,精通女科,编撰有《经效产宝》。昝殷生前行医常带一女体器具,诊断时就会拿出来,让女病人自己指出不舒服的具体位置,对症下药。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女病人回避男医生不仅是保护自己的隐私,对医生来说也是一种保护,降低了女色诱惑。因为古代也不乏女病人勾引男医生之事,宋洪迈《夷坚志·丙》“聂从志”条中的良医聂从志,在给女病人诊疗时,女病人便直接要求与他上床,差点出事。 时邑丞的妻子李氏病重垂死,聂从志将她治好了。李氏长得很漂亮,但好淫。见聂从志长得一表人才,便利用丈夫外出时,伪称有病,派人去请聂从志到家里,谁知李氏见到聂医生后说,“赖君复生,顾世间物无足以报德,愿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聂从志惊恐地逃了出去,从此再不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