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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被称为关东的由来

　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处祖国东北方，自古以来，就泛称″东北″，而明以后又俗称″关东″，直到当代仍在民间盛行。历代对东北行政区划不一，名称种种，而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却是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海之变，最终跻身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成为它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不妨从历史的源头说起。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当推《尚书·禹贡》，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则把今辽宁南部主要是辽东半岛置于州的辖境之内。相传″九州″为禹治水后所设，而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辽西东之分，大抵以今辽河为限隔。除《禹贡》，还有《尔雅·释地》、《周礼 ·职方》及《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书，都做了相类似的记载。其实，所谓″九州″、″十二州″之设，不过是春秋战国之际或稍晚时文化人把远古时代的理想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概念。因为尧舜禹三代还不具备形成国家的条件，自然也就不会有″州″的行政区划与设置。尽管如此，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在人们的地理概念中，已把今辽宁省境分别概括在冀州、青州、幽州、营州的辖境之内。此四州之设，并不包括今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之地，仅以方位″东北″指称今辽宁省地。　　考之史，春秋以前，尚未在东北地区设制，仅以少数民族朝贡来确认其土地与居民同中原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据《史记·五帝本记》载：早在舜时，北方朝贡的民族有″山戎、北发、息慎″。息慎即肃慎，在尧舜时代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所以，周继承了尧舜时的遗产，称：″隶慎、燕、毫，吾北土也。″周时，肃慎继续朝贡，孔子曾亲眼见过其贡品――楛矢石砮，并为陈国惠公做了鉴定。《山海经·大荒北经》也有关于肃慎的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即今长白山，肃慎族居于长白山地区又得到了确证。　　以上所证，已超出冀州等四州的地理概念，把它扩展至白山黑水即相当今之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境。此时，因无明确的行政区划，仍以方位″东北″代称本地区，同时，又把民族作为地区的代名称。东北正式有了本区域名称，是到了战国时期，与燕国在此设郡联系在一起。燕国处北方，经常遭到强敌东胡的内侵。昭王时，始筑长城，几乎把现今辽宁省全境括在长城以内，设郡以辖其地。据《史记·匈奴传》载记甚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辽西与辽东两郡及右北平郡的部分均在今辽宁省境。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就是当时辽东郡的首府。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辽宁也是在东北地区建制设郡。自此，辽即成了今辽宁地区的代名称，历代相沿不变。有时也把辽泛指为东北地区，但它真正含义，还是限指辽宁地区。　　秦结束了战国长期纷争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大统一。为防御匈奴，集燕、赵长城之大成，将各段长城连为一体，如《史记·蒙恬传》说：″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辽东段长城，基本沿袭燕长城的走向，仍把辽宁大部划入长城的藩篱之内，所置辽东、辽西与右北平三郡，是对燕制的承袭和进一步完善。　　元代承前启后，不仅确认辽镏金人的东北区域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进一步巩固下来。如《大元一统志》说：″开元路，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三京故国，五国旧城，亦东北一都会也。″这里提到的″东北″，恰恰是从如今之东北区域这个大范围说的。于是，″东北″这个概念，既是方位又指为区域。　　正如已故的东北史研究的开创者金毓黻先生指出：″方位之称，原有辨方正位之义菜肴都设，更为建官施政之准。″地理之义，首在辨方位，很久以来，这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常识。据传，庖牺制八卦，把″东北″置于八方之一。前引《周礼》已把当时称为幽州的今经省东部及今辽宁西部的北镇与医巫闾山，统称为″东北 ″。后随着疆土的扩大与开发，″东北″的涵盖面愈广，最后已将现今辽吉黑三省都概括在″东北″的范围之内。而随着元以前各王朝政权在这里相互承袭设官建制，并不断完善，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本地区的认识，自辽始，以区域分划，设官而治，才将原为地理方位之名，概指为区域之名。　　自明代以后，东北地区又有了一个新名称，这就是人人皆知的″关东″。此称之义，是指耸立于河北与辽宁交界处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以东的地方，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泛称关东。又以山海关为限隔，则有关里（内）、关外之别称。关东这一区域概念的形成，却是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与长城特别是与山海关的修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说清关东之名的由来，首先不能不回顾长城自身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地处北方的燕国，为防御″东胡″内侵，始筑长城。当时，还有赵国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兴修维护自身安全的长城。但与东北有直接关系的是燕长城。据考古学家测定，燕所修的这段长城，约自起于今之张家口，向东北行，经内蒙古多伦、独石等境，东经河北围场县，自赤峰，进入今辽宁省境，历建平、北票、阜新、彰武、法库、开原，跨越辽河，再折向东南，经新宾、宽甸，向东直达鸭绿江畔，长达24000余里，几乎把现今辽宁省全境囊括在长城以内。秦始皇一统一天下，集燕、赵等国之大成，将各段长城连成万余里，如《史记·蒙恬传》说：″因地形，用险制塞，起光，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中辽东段长城，基本沿袭燕长城的走向。秦始皇大修长城的主观意图，同燕、赵一样，就是防御北方强敌匈奴的不断内侵。辽东处长城以内，自无里外之分。　　自汉代以后，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至北宋、辽金、元各朝代，除唐、元两代以其版图扩大，长城内属，无须修长城；还有北宋因北方主要是东北先后被辽金占据，也无条件修长城，其余各代皆以长城为保障，不间断地续修，不过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或补修，或有所延长，总的格局无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北齐天保三年（552年），自西河总秦戍（大同西北）筑长城，东止于渤海之滨，即今山海关之地。这是一段新起的长城线路，为其后明在此筑山海关奠定了基础。应当指出，北齐所修的这段长城，第一次把辽东故地与内地分割开来，使它变成了″塞外″之地，与今吉林更远至黑龙江省境处于同等地位。　　明朝大修长城并筑山海关，对东北区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尤其是赋于东北区域以新的名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明朝统一全国后，先后遇到两大劲敌，对它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是北方的蒙古，即元朝余部及其后裔。元被逐出北京，出长城北迁，仍然散居长城以北沿线的广大地区，与明朝保持对峙状态，终明之世，双方一直是战与和交替进行，是明朝北疆不得长期安定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散居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明初，这里尚属安定。明朝统治集团视蒙古为主要劲敌，实行以″东夷制北虏″之国策，即用女真人对付蒙古人。但到了明中叶，女真人自金亡沉寂了200余年后，重新崛起，不断″入边″袭扰，引发出一毓民族争端，直至规模不同的战争。至明后期，女真人变得更强大，在诸部统一于努尔哈赤以后，公开以武装对抗，终致关系破裂，双方开始了长期对峙。明朝的这两个劲敌主要集中在辽东、西及它的西部和西北地区，而蒙古还有相当部分活动在长城北及西北诸省之地。明初主修长城，主要是为防蒙古而设的防线。当辽东地区受到女真人袭扰时，明加修加固辽东长城、筑堡建城，是以防女真人为目的的。　　前叙北齐将长城候船至渤海之滨，明帝朱元璋决策，以此段长城为基础，不仅重修，整饬一新，而且在此建关城，以加强长城的防御能力。这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主持，率部创建关城，即今之山海关，至关城建成，遂专设山海卫，派驻重兵守御。山海关与一般建城的不同之处，就是把一座城同尤里长城连为一体，反映了一种新的防御体系的构想。关城背依雄峻的燕山山脉，临万顷碧波的渤海，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义。　　山海关一经建成，很快就显示了它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山海关所在位置，恰好处于河西廊的咽喉之地。从今辽宁锦州直抵山海关下，长约 400里，背靠医巫闾山，前临渤海湾，于山海之间，仅一线之通。这一狭长地带，位辽河以西，故称为河西走廊。山海关像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路通道。在军事技术与交通工具不发达的三代，它的确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雄关。后来事实完全证明了这座雄关的巨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努尔哈赤、皇太极那样雄才大略，清（后金）八旗军队那样骁勇善战，在辽西徘徊了20多年，整整两代人都无法打破这座雄关的防御，只能望关兴叹，驻足却步，几度临关又几度无功而返。难怪古人称公布它：″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明朝视山海关如命运攸关，正如明朝的一些战略家所说：山海关″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吃紧处″神京，是指明都城北京。夷指东北的女真人，虏指北方的蒙古人。明朝用山海关来抵御″夷虏″的内袭，以保卫北京的安宁，维护它的统治。由此可见，山海关在明人心中是何等重要！　　山海关的出现，第一次把华北与东北截然分开，自此便成为两大区域的天然分界线。迄今，辽宁与河北两省的分界，大致仍按关城及其连接的一段长城为界。确切些说，山海关被囊括于河北省内，其省界已外延山海关以东大约30多华里。一座关城，竟成为今日华北与东北、辽宁与河北两区两省的大致分界线，这大概是朱元璋及其属下徐达所始料不及吧!实际上，在明初修成山海关及相连的长城，人们便有了内外之分的新的地理概念：把山海关以东的地方所称辽东，即今辽宁省境，统称″关外″，而把山海关以西亦即长城内侧，统称″关内″，后又渐称″关里″，有山东人、河北人、山西人，乃至江南地区的人流寓关外，往往不直说省名，而泛称为″关里人″。在明代官方文件及官书如《明实录》中，又把关外称为″畿东″、″京东″，与″关外″具有同等的含义。　　明代在东北地区的行政建置，实际划分南北两个大行政区。南部行政区，北自开原（今辽宁开原市），南达旅顺；西起山海关，东抵鸭绿江畔，相当于今之辽宁省境。这一地区，明称为辽东，此为历史沿革下来的传统名称，又独称之″辽左″，以其位居京师之左侧，视同人之左臂，不可或缺。明为防御蒙古，特于沿长城一线设军事重镇9座，辽东列为″九边″重镇之首。在这里实行卫所制，大者为卫，小者设所苦干，分属于卫。总辖于本地区最高军政机构，称为″辽东都指挥使司 ″，简称辽东都司，治所设于辽阳。全地区设25卫，各派军队驻守。辽东为军事重镇，故其行政设施具有军事管制的性质。比之内地，如同军事″特区″。　　自开原以北，直至黑龙江两岸，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达海，北抵外兴安岭，这一广大地区总辖于设在黑龙江下游特林的奴尔干都司，所属卫达400余个。与辽东不同的是，朝延不派官，皆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为各卫的指挥使司等官，管理当地民族。他们定期向朝延朝贡，与明朝保持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所以明称这一地区的卫所″羁糜″卫所，不过是笼络之意。这就是说，明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间接统治。这样，在整个东北地区，以两大都司分辖南北，构成了明统治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体系。从两大都司及其辖境的划分，明显地反映了民族间的根本分野。辽东都司所辖为汉民族的聚居区，而开原以北为各少数民族散居区域。明朝如此划分，最鲜明地体现了历代所谓″华夷之辨″的传统思想。因为开原以北今吉林、黑龙江两省不在明朝直接派官的管辖之内，当时所″关之东″、″关外″，一般来说，是指辽东都司所辖的辽东地区。不言而喻，在明代中后期习称的″关东″之名，是很有局限性的。　　自秦汉迄至明，历代在今东北的行政区划不同，机构不同，名称也各异，这是很自然的。明朝与历代更有不同之处，集中反映在严内外之限。它出防蒙古人的高度戒备心理，也对女真人保持警惕，严加限定他们进入辽东地区，仅设开原三个关品，作为他们的入贡的贡道。这三个关是：一原东南的广顺关，又称为南关；开原之北的镇北关，称为北关；开原西的新安关。前二关是海西女真入贡之路，后一关是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入贡之路。由明朝发给他们的敕书，各有限量，惟其持有敕书的人才允许进关入贡。其他女真人或蒙古人是不可以随意进入辽东的。如进入辽东，也只有从上述三个关口可进。除了这种严格限制外，也在辽东与他们交界的地方如广宁（辽宁北镇）、开原、抚顺、庆云（开原西）等开设马市，或称为农牧集市，允许少数民族来此与汉人贸易。开市与闭市均有时间限制，当集市结束，他们必须返回自己的，不得留于辽东。这种政策造成了东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长期隔绝，影响了全地区的整体发展，特别是把少数民族的长期隔绝，影响了全地区的整体发展，特别是把少数民族长期地封闭在特定的区域，不能不阻碍了他们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比起唐代、元代的开放，不受限制，明朝所行政策实属倒退。　　清朝在入关前的28年（1616－1644年）中，与明朝激烈争夺东北，最后完全摧毁了明朝对东北的统治。并于1644年乘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朝政权的机会，挥师进关，占领北京，再经过近20年的战争，彻底打败了南明政权，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清朝是满族贵族创建的一代封建王朝。它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全国建立了具有满族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东北是它的故乡，被清朝统治者尊为″龙兴之地″，因而受到格外重视，很快设官建制，逐渐完善起来。自清朝定都北京后，以盛京（沈阳）为留都，设文武大臣驻守其地″自山海关以东，留都之地，统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这是清入关初，以留都总管三省一切军政庶务。顺治三年（1646年），改为奉天昂邦章京，乃全权掌管三省。以后，三省分治，各设独立行政机构。今吉林省初设于顺治十年（1653年），称宁古塔昂邦章京，兼辖黑龙江，即两省为一个机构所辖，治所设于宁古塔（黑龙江宁安）。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将治所迁至吉林乌拉城（今吉林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称″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简称吉林将军。今辽宁省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称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黑龙江省设治，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反击沙俄前正式设立的，名称即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简称黑龙江将军。治所初设于瑷珲城（即旧瑷珲）。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再迁至墨尔根（今嫩江县），三十八年时，又迁到齐齐哈尔，此为将军衙门的长久治所。　　这就是清代东北三将军之由来。″三将军″虽不是行省名，但实际上是三个行省，建置与内地所设总督、巡抚有别，具有军事管辖的性质。清朝在东北、北部与西北的″三北″地区仅设将军衙门制，突出了边疆地区军事的重要地位。还须指出，三将军所辖地区及名称，与今日之吉林、黑龙江、辽宁相合，但各自所辖范围、疆域，大小，确有很大差别。如，清代吉林疆域，南北长，东西窄，其东至日本海，东北达库页岛，南抵长白山，西至威远堡，西南至英额门。全省疆域远比今日吉林大得多。尽管如此，三省正式成立，体制完备，奠定了当代三省的版图。　　清朝为政，反对″华夷之辨″，力主″中外一家″、″满汉一体″，在一个政权的统一治理下，无内外之分，所以，清入关后不再修长城。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圣祖发出不修长城的谕旨为标志，自秦始皇始修，为历代所依赖的这座长达万余里的人工防御工程，已维持了2000年，至此正式废除。这不仅是清朝的防御观念的彻底转变，更重要的是，标志着清朝完全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废长城，却不废山海关。这座雄关，对于清朝来说，仍有重大的意义。它保留山海关，一是稽察往来商旅，抽取税收，对国家有利是为保护它的″龙兴之地 ″，严禁内地人通过山海关进入东北，免致破坏了它的风水″龙脉″。自康熙时就实行封禁，为后世的遵循，厉行封禁长达200年左右。山海关就成了清朝封禁东北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关口。显然，在长城失去任何作用的情况下，惟独山海关及其相边的一段长城，却在新的时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换言之，山海关依然是限隔内外的一座界标。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是作为清朝的政治与经济的″特区″而受到严格保护。　　前文说到，明代所形成的″关东″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由它直辖的辽东地区。而到了清代，关东的区名已经扩大，就是说，已远远超出关东即盛京的范畴，把吉林、黑龙江也涵盖其内。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复仇的过程中，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次及海西女真、东海部女真。在建后金国前后，散居在辽东地区以外的大部女真已被统一。当进入辽东地区，又把世居于此的广大汉人也纳入到后金政权的统治之下。其子皇太极继位后，屡次远征黑龙江中上游的呼尔哈人、索伦人（实际也是女真人的不同部族。这些部族后发展成如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截止到1635年，皇太极宣布自此废除诸申的族号，改称″满洲″，标志着新的民族共同体即今之满族最后形成。　　满族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中华民族的行列，彻底改变了明代东北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互不统属的各自分散的状态，形成了一个整体民族。再有汉人、蒙古人与之同处一个政权之内，这就从政治上打破了明代把汉人与少数民族严格限隔的政策，使之融为一体。由此引起的地域关系大变化，是彻底废除明代所筑辽东边墙及开原三关的藩篱，再无内外之分，整个东北地区从政治上及民族关系都连为一个整体。在清朝人的心目中，无论是盛京、吉林、黑龙江，都视为她的发祥之地。因为他们的祖先确实源起于黑龙江流域，后离故土南迁，经吉林，进至朝鲜北部，最后辗转回迁至辽宁省境，定居于新宾的赫图阿拉（今称永陵乡）。在皇及极为其父纂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时，开宗明义，把东北的名山――长白山定为其祖先的诞育之地。因此，长白山同努尔哈赤创业的赫图阿拉一样重要。这就是说，在清代的地域观念上，已把辽阔的东北看成是一个没有区别的完整的地区。前叙清入关初，以盛京大臣总管全区，恰是这种地域观念的具体体现。后以东北疆土辽阔不便管理，始将全区折为″三将军″。但从整体上，清朝把三省列为″封禁″地区，受到特别保护。这就使东北地区在全国各水管站区中处于特殊地位。我们说它是有清一代的政治与经济″特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经过修久岁月的历史演变，自明代始称辽东为关东，而至清人以后，区域名称扩大，关东已不再专指辽东，而泛指三个省区了。约自康熙时，官方已正式使用关东这个名称，这在清方文献中已留下了明确的记录。《清实录》是清代最大的一部书，据该书载康熙书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世宗胤禛刚即位，在处理陈梦雷一案时，就说到陈于当年参与靖南王耿精忠之乱，本应处死，便″皇考（指康熙帝）宽仁免戮，发行为表现关东″当差。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世宗评盛京陋习日盛时，指出：当地员不务正事，而″坐臺之人，看守边口，俱系关东人……″。这表明早在康雍之际，官方已正式使用关东这个名称，起码可以说，自明初修山海关以来，使用关东名称已相沿成习。换言之，人们已赋予今之三省地区以新的名称，无论是民间，或是官方，已习惯直呼今东北为″关东″。越是往后，使用更加普遍。如《清史列传》凡涉及东北历史人物，多冠以″关东″，以与其他地区相区别，其中《李金镛传》，称他为″关东循″。李金镛本是江苏无锡人，于同治七年（1868年）调来吉林，办理珲春招垦事宜。后查勘黑龙江东岸即今俄国境内惊奇里河四十八旗屯地、办理漠河金矿事务，终以积劳成疾，病逝于漠河任上。李金镛先后在吉林、黑龙江为官，而称为″关东循吏″，即把他评为东北地区的一个著名清官。很清楚，关东这个名称已涵盖了整个东北地区。　　事实证明，″关东″作为区域概念发端于明初建山海关以后，而盛行于有清一代，标志着一个统一的区域概念已正式形成，成为官方认可的通用之称，用以三省的代名词。自清末至民国以来，随着废除封禁之策，诸如山东、河北、河南、山西，远至大江南北的大批移民进入东北″关东″之称更广泛地注入民间意识之中。所谓″闯关东″已成为那时移民们的通行用语。应当指出，在光绪时期，东北废″三将军″改设省名后，又有″东三省″或东省之名，泛指东北。这个代名称，都是说明东北已有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叫法不同，内涵无区别。新中国建立后，仍然建三省制，总设东北局，以辖三省，划为一个大行政区，统以″东北″名之，而″关东″渐被淡化，但民间仍流行称关东，山海关以内的人往往以″关内人″自称，与之对应的则是″关外″或″关东″。

盘点中国古代影响世界的24个发明

　　中国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项大发明呢？怎样的发明才称得上大发明？这里涉及到对发明特别是大发明的评价标准问题。发明乃物质与非物质人工自然之始创。发明有大小、轻重之别。究竟怎样的发明才称得上是大发明呢？作者认为，这至少得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原创性,发明创造贵在原创，不具备这一条是称不上大发明的；重要性，有各种各样的小发明、中发明和大发明，其重要性须由其在文明史、科技史上所占地位亦即分量来衡量；功效，这一发明对社会发展、文明进程所起推动作用，在各个地区所产生的实际效用与影响，等等。　　为对发明作科学的界定，以下四条限定也是有必要的：科学发现和纯学术研究成果与发明有别，不宜归入发明之列；工程建设须应用既有发明创造成果或因自身需要而有所发明创造，但工程本身并不属于发明的范畴，亦不宜归入发明之列；有些重大发明如钻木取火，属人类早期文明所共有，以不归入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大发明之列为宜；存在重大争议的发明宜进一步研究后再作决定。 1、粟作和稻作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距今约近一万年的农业革命以谷物种植为主干，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北方地区在早期以粟黍为主，南方地区则以水稻为主，两者都原产于我国，为先民们的主要粮食来源。稻作农业俟后向中国的周边国家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栽培技术堪称世界级的原创性重大发明，可视作中国稻作在现时代的延续。 2、蚕桑丝织传说蚕桑丝织是由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后人把她奉为蚕神，尊称之为“先蚕”。考古发掘表明，这一技艺之始创是在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与黄帝时代相当。作为蚕桑丝织的母国，中国的丝织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苏锡常、杭嘉湖等环太湖地区藉养蚕、缫丝、丝织成为富庶之地，清代三大织造就设在江宁、苏州和杭州。 3、琢玉古语云：“玉不琢不成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都籍琢制而成。那是一种以轮带动作精细加工的工艺，可琢深孔和细如发丝的纹饰，为上古时期的高精技术。这一技艺历代相传、续有发展，造就了中国特有的灿烂的玉器文化。 4、汉字汉字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一大发明。从陶文、甲骨文、金文到汉隶、宋楷……，汉字的创建和衍变、它的形、音、义之构成，都自成一格、与世界上其他文字迥然不同。汉字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太重要了。汉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是太重要了。如今，汉字的先进性及其优异功能正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进一步走向世界。从原创性、重要性和功效来衡量，汉字允称中国的第一大发明。 5、木结构营造技艺居者当有其室，安居方能乐业。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居室、作坊、宫殿、庙宇均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而与欧洲古代以石构建筑为主判然有别。它是中华民族的又一独特创造，其建筑形式与技艺诸如梁柱结构、榫卯联接、前堂后室的格局，城市的中轴线对称布局、斗拱、藻井等均自成体系，对中国的周边国家具有重大影响，在现时代也仍有现实的价值和发展空间。 6、青铜冶铸术中国的青铜文明虽较为后起，但技术上却后来居上且自成体系。诸如具原创性的井巷木结构支护、竖炉、“硫化矿——冰铜——铜”冶炼工艺、分铸法、失模法等技艺均由先秦矿师和铸师率先发明，为创建位居世界前列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从工艺传统和技术的层面为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之很早发轫作了充分的准备。 7、十进位值记数法逢十进位、以所在位置定该数之值，称作十进位值记数法。中国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用十进位值制记数和作四则运算。这是中国人在数学领域内的一项原创性重大发明，之后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 8、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中国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发明了生铁冶铸术，比西方约早18个世纪。以生铁冶铸为基础，中国人发展了一整套独特而且先进的钢铁冶炼和加工工艺，诸如铁范铸造、铸铁柔化术、炒铁、灌钢等，从而创造了辉煌的钢铁文明，为战国至近古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技术、物质基础。 9、中式烹调术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以五谷果蔬为主的膳食结构是有利于健康和符合现代理念的。中式烹调术在炊具、技法、菜式、餐具等方面都与西方大异其趣。诸如用铁锅炒菜，用筷子进食，至为丰富和色香味俱全的各色面食、八大菜系、素席、药膳以及著名的北京烤鸭等等，无不脍炙人口、彰显着中国饮食文化和烹饪技艺的独创、卓越与精致。遍及海外的中餐馆正是中式餐饮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证明。 10、中医被誉称为“歧黄之道”的博大精深的中医体系约自周代起逐步形成，后经长期发展趋于成熟和得到完善。在五行生克、经络和脏腑学说的理论指导下，举凡养生、房中、望闻问切、方剂、炮制、针灸、正骨等医术无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数千年来和藏医、蒙医等一道，为国人的健康、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中医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中华民族的宝库。中医的长处已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验证。中医的奥秘仍待进一步的研究予以阐明。作为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之一的中医将与西方医学长期并存、协调发展，取消中医的主张是没有道理的。 11、髹饰髹饰是漆艺的古称。中国是漆树的原生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用漆装饰和保护器物。战国漆器已有很高水平，汉代设漆官专司其事，技艺高超，分工精细，所制器物为世所珍重。在长期发展中，髹饰衍生出夹、剔红、脱胎、镶嵌等品种，并传播到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地。明代黄成所著《髹饰录》是漆艺的最早专著。 12、制瓷中国是瓷器制作的母国，其英文名称China即由此而来。原始瓷早在商代便已出现，青瓷烧制技艺至东汉趋于定型。之后，历唐宋至明清，各类瓷器精彩纷呈，成为民众居家必用之物，且大量外销产生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至今，宋代官窑、元青花瓷等名窑仍为各大博物馆竞相珍藏之物。 13、造纸术中国古代又一重大的原创性技术成就。它的发明与推广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字书写载体及传承方式，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应用创造了前提条件。传统手工造纸现仍遍布中国各地，在文化事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14、漏刻漏刻藉水流量测度时间，漏指漏壶，刻为箭刻即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刻起源甚早，汉代将单壶沉箭法改成双壶浮箭法，提高了它的计时精度。东汉以降，漏刻的日误差多在1分钟以内。到宋代，燕肃以虹吸代替滴水并增设分水壶，对漏刻作了重大改进。在公元18世纪以前，漏刻一直是世界上最精确的计时仪器。 15、印刷术印刷术由中国始创应无疑义。从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到北宋的活字印刷，这一发明有序推进和广为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达与繁荣。中国印刷术传播到了韩、日等国，之后又被引入欧洲，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这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 16、茶的栽培和焙制中国是茶树的原生地。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逐渐掌握了茶树栽培、茶叶焙制及饮用的成套技艺，养成了饮茶的习俗。唐代陆羽据此撰述了名为《茶经》的专著，被后人奉为“茶圣”。如今，茶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无论绿茶、红茶和黑茶，各色茶品均以其色香味和有利于健康深受人们喜爱。 17、指南针中国人早在战国时期便具备了某些磁学知识。用磁针导航是始自宋代。指南针和船尾舵、水密隔舱、对风力的有效利用等杰出发明为远洋航行的航向把握、动力与安全性提供了保障，促成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和其后的一系列地理大发现，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地球的认识，极大地扩充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空间。 18、火药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术有紧密的联系，硫磺，硝石和木炭混合加热的爆燃现象是在唐代发现的。黑火药的配方首载于北宋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宋元时期，火药已广泛用于烟花爆竹、火器的制作及井下爆破。其后由阿拉伯人传至欧洲几经改进，在军事上显示了巨大威力，并在工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19、深井开凿技术四川自贡地区至迟自宋代起即开凿小口径的卓筒井，用以汲卤煮盐。之后，约于明代发展成使用冲击式顿钻法以及泥浆提升、固井防塌、钻具打捞等技法的成套深井开凿技术，至清代井深可达千米，是为现代油气深井开凿之先河。 20、水运仪象台由苏颂、韩公廉于公元1092年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以水为动力、由一系列齿轮机构传动、集天象观测、演示和计时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天文仪器。它高达11·3米，底宽6·6米。第一、二层分设水力驱动和报时系统，按时初、时正、刻和更由木人以鼓、铃、钟报时。第三层设浑仪，层面板可启用，类似现代天文台的活动屋顶。枢轮顶部设杠杆控制机构使能定时、定距转动，为公元十七世纪才出现的机械钟表所用锚状擒纵器的先河。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也是古代最大最复杂的机械装置，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天文仪器和机械设计制作所达水平。 21、珠算算盘是最早的计算器之一。它借助口诀和熟练的手法实施快速的四则运算，还可以开方、立方和解方程式。至今用珠算做加法，在速度上仍胜于电脑。“珠算”一词始见于战国，但用算盘做珠算是成熟于宋代，有《清明上河图》所绘实物为证。这一发明极为卓越和独特、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巧思和想象力。它的应用至广，对经济发展和民智开发有很大贡献，并传播到了韩、日、越南等周边国家。 22、火箭由喷射推进的火箭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至迟在公元十三世纪上半叶，筒式的飞火枪已在战争中使用。明代火箭武器的射程可达三四百米，并出现了集束式火箭、飞弹型火箭、二级火箭和往复式火箭的雏形，如神火飞鸦、火龙出水和飞空砂筒等，是为现代火箭和导弹的先导。 23、曲糵发酵酿造技术白酒、白兰地、威士忌并称为世界三大蒸馏酒。其中，唯独中国的白酒是由人工制曲、用内含霉菌和酵母的曲种来发酵的，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微生物的生物工程实践。这一技艺还广泛用于醋、酱和酱油的酿制。中国人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中酿造制品就占了两项，可见其对国计民生至为重要。韩国的大酱、日本的酱汤也都源自中国。 24、精耕细作的生态农艺约从战国时代起，精耕细作逐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一项传统，经长期发展至明代趋于定型。拥有土壤整治、田间管理、多熟种植、维持地力、良种选育，能量循环等众多配套措施的这一农艺体系，既合乎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又与注重环保和生态平衡的现代理念相契合，从而在当前和未来的农业生产中仍将蕴有充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上二十四项大发明止只是聊备一格的众说纷纭之一说，是否妥当有待进一步的研讨。这二十四项发明中，稻作、丝、十进位值制、漆、瓷、纸、印刷术、茶、火药、火箭和指南针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已是既成事实；汉字、中式烹调术和中医的重大价值与潜力正在凸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它们的影响将与日俱增、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可以预期的。　　大发明既有二十四项之多，总得有个排序。卡丹、培根和李约瑟都视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为“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或“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有些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种说法并未为学术界普遍认可。本文的排序系从发明的始创年代或其成熟期来考虑的，是否妥当也有待进一步研讨。　　纵观二十四大发明，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在这二十四项发明中，有四项始自史前、三项始自夏至春秋、七项始自战国秦汉时期，其他十项分属中古和近古，其中唐代两项，宋代六项，元明各一项，至清代便再也未出现任何原创性重大发明。这表明，中国人的原创力在战国秦汉是处于巅峰状态，唐代仍具盛世气象，宋代承前朝遗泽、经济发达，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元明已呈衰颓之象，有清一代虽号称有“康乾之治”，却昧于世界大势，不思进取亦无能进取，致酿成国弱民贫的百年落后局面。凡此种种都是与各该时期社会进步的态势紧相关联的。　　创新的动力源自民智的开发、心灵的解放与志趣的追求和功利的激励。所有这一切都须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其前提。中国近古时期之所以欠缺甚至全无重大的原创性发明，盖在于历史包袱太重、政治经济体制迟迟不能更新，导致社会发展滞缓、民智闭塞、心灵禁锢、鲜有志趣的追求和功利的激励。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我们理应牢牢记取。　　清末迄今已近百年，老大的中国在此期间一直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缺少重大的发明创造是可以理解的。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栽培技术堪称重大的原创性发明，之所以得以成就是源自谷物增产的紧迫需要和袁氏本人的民生关怀、创新意识和敬业精神，亦与社会进步的大背景有关。即便是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重大原创性发明之获得仍是可能的。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自信。传说中的大发明家有仓颉、神农、黄帝、嫘祖……，见于文献记载、确有其人的有鲁班、扁鹊、欧冶、蔡伦、毕升、陆羽……。他们可视作某一世代相继的发明群体的代表和大师级人物。事实上，许多重大发明创造仍在不断完善。在白话文运动中，刘半农造了一个“她”字，以其合理和有用迅即为国人所采纳，他是在继续仓颉的工作。神农、黄帝、嫘祖、鲁班、扁鹊、欧冶也都有他（她）们的继承者。发明创造是代复一代的中国人的共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