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折制度由来已久,始于康熙晚年,完备于雍正朝。 清朝采用密折制度,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密折制度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使得朝政进一步黑箱化,增添皇权的神秘感。二是起到了使官员、尤其是同僚,相互告密的作用。比如一省之内,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都可以独自上折密奏,那么谁还有胆量背着皇帝做不臣之事?密折制度使得同僚变成了“特务”,谁都有打小报告的可能,自然是防不胜防,于是只好老老实实。 密折制度在雍正朝加以完善。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具折奏事的官员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

皇位继承人的确立在古代皇族看来是件大事,后来由雍正帝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所谓秘密立储,有“秘密建储”、“密建皇储”等别称,一般认为由清世宗(雍正帝)建立。具体内容是:皇帝生前不立太子,但选定继位者,等皇帝去世后,朝臣将有关遗诏昭告朝野。在一个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传统宗法社会里,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关乎国本,怎样平稳地交接皇权,成为历朝历代不断探索的大问题。秘密立储,正是雍正皇帝在放弃“公开建储”制度后而建立的皇位继承人选择制度,旨在尽量规避可能的夺位大战。 密建皇储制度,削弱了宗法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支配作用,扩大了对皇帝候选人的选择范围。选立继位人之权全由皇帝掌握,选继位人不以嫡庶长幼为条件,而以个人具备的才能为最大原则。这是对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完善。雍正帝始创的秘密立储制度,规避掉了诸子争储的问题。雍正以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皇帝,都是在这一制度下成为新君的。

不同朝代治理少数民族的政策略有不同,如清朝的改土归流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又称土司改流、废土改流,始于明代中后期,是指将原来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废除,改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 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还只是在西南少数民族的部分地区实行,未改流的地方还不少。即使改流处,也还保留原土司的残余势力,他们仍能不同程度地控制原来的属民,但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各个朝代的赋税制均有不同,清朝的赋税制度是摊丁入地。 摊丁入地,即将丁银摊入田赋中一并征收,是清雍正年间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措施。摊丁入地的主要内容,以府或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征收丁银的总额,按亩全部分摊到田赋中。由于各府县丁银和田赋的比数不同,每两银的田赋所摊加的丁银也不同,多数地区所摊数额,大致是每两银的田赋摊入丁银一、二钱。 这种税收制度,称为地丁制度。缴纳的这种田赋,一般称为地丁钱粮。这种税制因将丁银摊入田亩,较彻底地废除了官僚豪绅的免税特权,无田的人民不再纳丁银,纳地丁银的人也不再服徭役,虽在以后的年份仍允许地方官令民服役,但受到了限制,结束了长期以来对地、户、丁赋役制度的混乱现象,简化了税制,完成了对地、户、丁征税归入财产税的过程,是中国封建税收制度的一个进步。它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束缚。其结果是使人口不断增长,垦地逐渐增多,生产得到了发展。 摊丁入地是历史上一次有进步意义的重大赋役制度改革。清代摊丁入地在唐两税法改革、明一条鞭法改革的基础上,彻底废除对人口的征课,从而完成了封建后期以来历次税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入土地税的历史进程。它既是以前历代改革精神的继承,又是其最终的总结。

清朝原本没有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清朝“黄龙旗”)为大清国旗。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直到1911年,清政府定《巩金瓯》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1、黄龙旗 1888年到1912年的中国国旗。黄色及龙都是大清皇帝的象征,以黄龙旗做为国旗有“朕即国家”的意思。而据五行学说,认为中央属土,黄色。以黄色代表中国。黄龙旗是清朝末期开始采用的代表中国的国旗,亦是中国正式确立的第一面国旗。 三角黄龙旗由于军舰必须悬有政府的旗号以供辨识。清廷于1862年(同治元年)以"三角黄龙旗" 作为官船的旗号(注:有说黄龙旗的设计概念来自于满清八旗中正黄旗的旗帜)。 到了1881年(光绪七年)9月,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回国后,由于三角形的旗与西方各国军舰上的国旗皆不相同,将黄龙旗改为长方型。旗为羽纱质地,正黄色,用羽纱镶嵌青色五爪飞龙,龙头向上,分为大小四号,头号横长1丈5尺6寸,宽1丈6寸5分;二号横长1丈3尺9寸,宽9尺5寸;三号横长1丈1尺5寸,宽7尺6寸;四号横长9尺6寸,宽6尺三寸。军旗提督用五色长方旗,诸将用三色长方旗,上角饰以锚形。 长方旗尺寸分为大小四号:头号横长一丈五尺六寸,直宽一丈六寸五分;二号横长一丈三尺九寸,直宽九尺五寸;三号横长一丈一尺五寸,直宽七尺六寸;四号横长九尺六寸,直宽六尺三寸。旗为羽纱质地,正黄色。因画龙不能经久,改用蓝羽纱镶嵌青色五爪飞龙,龙头向上。此方案被清政府批准并“照会东西洋各国一体知照”。 黄色及龙都是大清皇帝的象征,以黄龙旗做为国旗有“朕即国家”的意思。而据五行学说,认为中央属土,黄色。以黄色代表中国。 亦有说黄龙旗的设计概念来自于清朝八旗中正黄旗的旗帜。事实上,清朝黄龙旗初为军旗。古代军队用的旗帜,又称旌旗。传说黄帝练兵摆阵法,设五旗五麾。《周礼》:“交龙为旗”。黄色、龙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的含义,其含义不只在清朝。传说中国始祖黄帝居住在中央,“黄”本义为“光”,黄帝就是太阳光明的化身。在建筑上,周代的房屋柱子为黄色;到了唐代,黄色成为帝王专用色;在宋代,皇宫开始使用黄色琉璃瓦;明清规定,只有宫殿、陵墓及奉旨兴建的坛庙才可用黄色玻璃瓦顶,文庙、关帝庙例外。在中国文化中,黄、青、白、赤、黑五种颜色,赤色代表吉祥、喜庆,而黄色最尊,以黄色为正色。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等,反映人民企盼黄天。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物,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对自己的先祖,无论是伏羲、女娲,还是炎帝、黄帝,都神化为龙的形象。民间有舞龙、剃龙头、戴龙尾等习俗,又有诸如“望子成龙”、“有志成龙,无志成虫”之说。在清朝,对龙的形象的使用规定:五爪龙为皇家专用,大臣为四爪龙,民间为三爪龙。黄龙旗在清末成为中国的象征旗帜,和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 1877年3月2日,一个令大清国人民备感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于昨日正式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旗昌轮船公司7艘海轮、9艘江轮、大量的趸船、驳船,共27艘,及码头、栈房、船坞、铁厂等,都降下了星条旗,升起了鲜艳的黄龙旗。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吞并了一家大型外资企业。一贯喜欢嘲讽政府的《申报》,在这一天一反常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2、“国歌”巩金瓯 《巩金瓯》是中国第一首法定的国歌,于宣统三年八月十三(1911年10月4日,武昌起义前六日)由清政府颂定。它是当时宪法内容的一部分。巩即巩固的意思,金瓯在中国古代比喻疆土之完固,亦用以指国土。所以巩金瓯有巩固国土的意思。 歌词: 巩金瓯, 承天帱(音 “到”), 民物欣凫(藻, 喜同袍, 清时幸遭。 真熙皞, 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 海滔滔。 译文 国土如金瓯巩固, 受天覆庇。 民众万物如野鸭嬉于水藻般欣悦。 喜见同袍, 有幸遇着太平时世, 真是和乐自得。 帝国蒙上苍保佑。 青天高高在上, 大海翻腾不息。

清朝时期出过一些具有时代背景特色的机构,比如南书房就是其中之一。 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清代士人视之为清要之地,能入则以为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南书房记注》,系为数极少的南书房档案。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以待,名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 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雍正朝自军机处建立后,军机大事均归军机处办理,南书房官员不再参预机务,其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入值者常能觐见皇帝,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南书房亦被长期保留,直至1898年撤销。

广州十三行曾经是广州的一张名片,虽然这一名称的由来一直没有定论,但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广州十三行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冷东认为,广州十三行可能并非其真正的名称,而是这一机构的小名,而它的大名应该叫做外洋行。 1、十三行或是小名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清初诗人屈大均的一首诗道出了广州十三行的繁荣与活力。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广州是中国与西方联系的重要门户,而十三行则是这门户的核心。为什么此地处会以“十三行”命名? “十三行或许只是小名。”冷东表示,根据调查,之前官方文献基本没有出现“十三行”,而且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道光十九年(1839)纳入统计的38个年份中,共有行商约400多家,行商最多年份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26家,最少年份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4家,实数为13家的就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个年份。 冷东认为,屈大均诗中的“十三行”,并非清朝官方定称,也不是行商内部共同认同,之所以称为“十三行”,或许只是因创作需要和艺术加工而出现的产物。后人就逐渐称其为“十三行”。“我觉得‘十三行’只是一个小名,相当于广州塔叫‘小蛮腰’。”2、大名应是外洋行 那么“十三行”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冷东分析,行商潘振成等9家商行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呈请设立公行组织,专办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事宜,而公行的主要办公机构公所就位于现在十三行路。经过冷东团队的调查,他们在一份十三行商行的文件上发现了公行的印章,其中在“会馆公立”四字上有“外洋会馆图记”六字篆文图书,从而证实清朝十三行的真正名号是“外洋行”。 冷东表示,本次公布的公章是一项新发现。除了证明“十三行”的大名之外,还证明了狭义“十三行”成立的时间就是1760年(外洋行的成立时间),属于重大突破。

提到清朝的官方机构,不得不说到理藩院。理藩院是中国清代管理蒙古、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 清于崇德元年(1636)设蒙古衙门;三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1644),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 ,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 )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 ,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改为理藩部,清亡遂废。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康熙年间,修定《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以后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户口、耕牧、赋税 、驿站、贸易、宗教等政令。理藩院所辖,先后尚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则例馆等机构。此外还派司员,笔帖式等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定期轮换。

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起自唐山,止于胥各庄(今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长9.7公里。现为北京至沈阳铁路的一段。于1881年5月开工兴建,11月完工。轨距为1435毫米,采用每米重15公斤的钢轨。唐胥铁路建成伊始,清政府以机车行驶震及皇帝陵园为由,只准许以骡、马曳引车辆,次年(1882年)改用机车牵引。这条铁路有利于当时开平煤矿的煤运。1887年唐胥铁路延修至芦台,1888年展筑至天津,全长130公里,命名为“津唐铁路”。 中华铁路,师夷之技,源唐胥始,于龙号起,几多艰难,历经风雨。如果说如今纵横在中华大地上的铁路网是中国的龙脉,那么这条曾经只有9.7公里长的唐胥铁路就是这龙脉之源。 历史翻到了19世纪中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改变了整个世界。曾经不可一世的清王朝被这场暴风雨卷向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这个飘摇的王朝已然成为一条被蛀空的朽木,即便如此,它却承载着太多“不可承受之重”。 西方的船坚炮利,一种陌生而遥不可及的意识形态,让沉迷于大烟泡幻境中的中国人久久心悸。复兴,成了那时一批先锋者竭力作为的动机。虽然,他们的行为曾被史学家评价为“物”上的复苏,但是不可否认,历史正是在那些实实在在的“物”上开始转弯。 而当我们翻开史料,去触摸那些或明或暗的“物”的符号时,却恍然发现,竟然有一些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就像唐山机务段火车头纪念碑上镌刻的一行文字中所言:“中华铁路,师夷之技,源唐胥始,于龙号起,几多艰难,历经风雨。”而这些“物”的符号已经在我们的漠视中作为历史转弯的坐标沉默了百年…… 唐胥铁路的建成,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纷争中,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最终还是伸向了远方。只有9.7公里长的唐胥铁路结束了中国没有铁路的历史,同时也拉开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序幕。

京张铁路为詹天佑主持修建并负责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全长约200公里,1905年9月开工修建,于1909年建成,连接北京丰台区,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等地至河北张家口。是中国首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由中国人自行设计,投入营运的铁路。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工程技术界的光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胜利。由中国人自己修建京张铁路,这虽然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心酸胜利,但詹天佑和京张铁路,以及蕴涵其中的民族精神却成为国人永远的骄傲。京张铁路—“中国人民的光荣”京张铁路作为工业文明走进中国的象征,它的发展与变迁映射着中国百年发展的年轮。 京张铁路起始自北京丰台柳村,经居庸关、八达岭、河北省的沙城、宣化至张家口。全长为201.2公里。从北京北至张家口的铁路,现为京包线的京张段。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由中国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负责设计和修建。1905年10月2日动工,1909年10月2日通车。实际建造时为丰台至张家口, 全长约200公里,始发站为丰台,与原有的京奉铁路(京师至奉天,今北京至沈阳)接轨。 张家口在居庸关外,地当京师(北京)西北,自古在军事上和商业上均是中国北疆的重镇。清朝时,排除了英、俄两国的重重阻挠,决定由詹天佑任总工程师,一切建造及管理完全由中国人掌握。 在技术方面,对关沟段采取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措施,如:①利用青龙桥东沟的天然地形,采用之字形展线(见铁路定线技术),并结合用 33.33‰的坡度;②用马莱(Mallet)复式机车,该机车较轻便(重仅136吨)、灵活(可以通过很小的曲线半径,见铁路线路平面);③关沟段共有4个隧道,其中八达岭隧道最长,为1091米,开凿该隧道时采用中间竖井法,加速成峒的速度;④大量采用混凝土拱桥,就地取材,节省工费。 因此,在较短时间内,用最低的费用,顺利地完成了全线兴建任务。京张铁路是完全由中国人独立自主修建的高质量一级干线铁路,从此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修建中国铁路的局面。在选线、设计方面,詹天佑不是单纯采取提高线路标准,增大工程量的办法,而是着眼于顺从自然,工、机配合的先进的选线设计基本原则(见铁路选线),一方面顺从展线定坡,另一方面借重机车,以补不足,使京张铁路成为在当时情况下经济合理的铁路线。 詹天佑亲率工程队勘测定线,由于清政府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从勘测过的三条路线中选定由西直门经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至张家口。当年修建京张铁路最困难的一段是南口至八达岭一带的,不单地势险峻,而且坡度很大。 全程分为三段,第一段丰台至南口段,于1906年9月30日全部通车,第二段南口至青龙桥关沟段,关沟段穿越军都山,最大坡度为千分之三十三,曲线半径182.5米,隧道四座,长1644米,采用“人”字形铁路,工程非常艰巨。 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米。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采用南北两头同时向隧道中间点凿进的同时,采用竖井方法挖掘,中部开凿两个直井,分别可以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增加工作面,依靠人力建成了这条中国筑路历史上的第一条长大隧道。京张铁路最为人所知的工程是为克服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差而修建的青龙桥车站人字形铁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京张铁路从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到1909年10月2日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仅用了4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的建设期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两年。按当初预算,京张线施工以及购置机车、车辆的费用为白银729万两,实际仅用了约700万两。 1909年8月11日京张铁路建成,10月2日通车,共修建四年整。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大清帝国和国际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西方人称为“拳乱赔款” 庚子赔款是针对1900年庚子年中国义和团运动和清政府抗击列强侵略的战争中给诸列强造成的损失的赔款,而辛丑条约是清政府在1901年辛丑年与诸列强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合约,其中对庚子赔款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所以说庚子赔款是辛丑条约中的一项内容。 庚子赔款与辛丑条约并不是一个事情,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庚子赔款是针对1900年庚子年造成的列强的损失的赔款,这项赔款是辛丑条约中的重要的一项内容。 1901年9月7日上午,秋风乍起,阴霾弥天。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力和李鸿章在谈判桌前互相投下了无奈的一瞥,与耀武扬威的11国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渊薮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朝廷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款项本息合计982238150两白银,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还清,以海关、常关及盐政各进款作抵押,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为此,沙俄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得意忘形地说:“1900年的对华战争,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庚子赔款中各国分配比: 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庚子赔款,超过以前所有赔款之总和,至此,中国财政、经济全面破产。近代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总共支付的战争“赔款”为16亿多两白银。 《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分(4%),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社会。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庚子赔款分摊比例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其中以俄国最多,后来经过了很多的变迁,庚子赔款中国最终一共赔付了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

抬旗,是指改变旗人旗籍,以提高其出身的一种制度。八旗制度确定时只有四旗;正红旗、正白旗、正蓝旗、正黄旗等四旗,之后细在原有的四旗加上“镶”,共成八旗。其中正黄旗、正白旗及镶黄旗称上三旗,其余五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红旗、镶红旗)称下五旗。康熙朝后,皇后(包括被追封皇后)和贵妃其母家在下五旗及其他民族者,皆编入上三旗以提高身份,称之为抬旗。较有名的例子是清末咸丰帝的遗孀慈禧太后。她的家族叶赫那拉氏原出自于下五旗之一的镶蓝旗,之后随着她的掌权而被抬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 抬旗是清朝一项褒奖政策,对于立功的人,如果是汉人包衣,可升为汉八旗。若是汉八旗,可变为满八旗。若是下五旗,也有可能提为上三旗。就是将身份提高一级,这就叫“抬旗”。而“出旗”这项“福利”措施则是只针对于汉八旗的。 抬旗与出旗是八旗制度演变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对包衣乃至八旗本身之影响更非同小可。当然这均是满族统治者的决定及所颁布一系列政策的结果。 乾隆七年发布的一条诏令,允许汉八旗的旗人“自愿”出旗为民,因为旗人是不许自己出去找工作,只能白吃皇粮的,怕耽误了有学问有手艺的汉人发家致富迈向成功,所以允许他们出旗。诏书写的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不想再白养着这些人吃干饭,让他们“出旗”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乾隆七年发布的这条允许出旗的诏令还算比较委婉的。过了十几年,到了乾隆二十三年,又发布了一条诏令,这次可就不那么客气了。直接昭告:“八旗汉军年老残疾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上次还允许“自愿”,这回连“自愿”都不行了,直接采取强制性措施。大批汉八旗自此被扫地出门,自谋职业发家致富迈向成功去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