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的军事科技是中国古代最任性的一个朝代,领先于世界不说,而且科技理念也非常的超前。明朝的科技水平在军事武器这方面,简直堪称黑科技,像架火战车这样的东西都能发明出来也是厉害。 1、架火战车长啥样 明代初期,我国发明了多管火箭炮,比欧洲各国正式使用火箭炮早了五百多年。这种多管火箭炮就是利用独轮车装载和发射火箭的“架火战车”。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着根据《武备志》中的图样复制出来的火箭发射车——架火战车的模型。这种世界上最早的多管火箭炮,是在人力独轮车上装有6 个长方形箱体的火箭发射器,它像6 个大蜂窝排列成上、下两行,共载有火箭160 支。这种火箭发射器和“火龙箭”、“一窝蜂”等多发火箭的结构和特点相似,都是将火箭预先装在发射筒内,而所有火箭的引火线都联在一起,形成引火总线。发射时,点燃引火总线,火箭就犹如条条火龙,一齐从发射筒内喷出。刹那间,火闪烟飞,声如雷呜,直向敌阵地冲去。明架火战车模型:长120、宽52、高87厘米。这是一种独轮车装载火箭的战车,前有绵帘,需要时可放下挡铅弹,车两侧设置六筒火箭,计160支,火铳2支,长枪两支,此车由两人操作。 2、架火战车黑科技 架火战车虽然看起来简陋粗糙,但它体轻灵活,使用转移都很方便。打仗时,三个人即可操作。其中一人负责瞄准指挥,兼管推车,其他两个装填弹药和点火等,协同作战。在架火战车的发射筒上方,有一卷起的棉帘,它是一种防护装置,相当于现代火炮的防盾饭。当冲锋或转移阵地时,为了防止敌人的箭矢射伤炮手,将棉帘放下来。发射火箭时将棉帘卷起,简便实用。另外,在车的两侧还装有火铳和长矛各两支,以配合火箭炮来杀伤不同的目标;必要时,还能用来同敌人白刃格斗,进行自卫。架火战车既有类似现代火箭炮威慑敌人的齐射火力和快速转移的机动性等特点。又具备现代战车在火力、机动性和防护方面的一些基本性能,因此它在兵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在火箭炮方面的杰出创造之一。 长的简陋没关系,实用就行,架火战车虽然没有精致的外观,但是用起来就是大杀四方,可谓是称霸冷兵器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震慑意义一点也不亚于美国投两颗原子弹到日本。

明代制瓷业以景德镇为中心获得了杰出的发展。主要成就是:景德镇瓷胎继续沿用了元代的“二元配方法”,创造了“脱胎”瓷器。石灰碱釉基本形成,发明了吹釉法,釉下青花术普遍发展起来,它不但是景德镇,而且成了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在低温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釉上彩,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成化(1465~1487)时期还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斗彩相结合的新工艺。单色釉技术有了较大提高,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充分显示了明代窑工的高超技艺。除江西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的象牙白,山西晋南的法华三彩,也都反映了明代制瓷技术的杰出成就。景德镇和法华三彩采用牙硝为助熔剂,是一项重要贡献。明代还发明了阶级式龙窑和倒焰式馒头窑,为提高热利用率,改善烧成条件和产品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明代景德镇瓷器品种按其制作工艺可分为: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五彩及单色釉,杂色釉。 一,釉下彩,主要指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蓝地白花等。明代景德镇青花瓷是釉下彩发展到最高阶段。青花瓷在永乐和宣德时期达到了顶峰,被称为青花时期的黄金时代。自此,青花瓷成为中国瓷业发展的主流,形成了青花瓷器异彩纷呈的局面,一直到今天。釉里红创烧于元代,在洪武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一度发展到极盛阶段。 二,釉上彩,可分为1,釉上单彩:有白地红彩,白地绿彩,白地黄彩,金彩,黄地红彩,黄地青花,青花红彩等。2,釉上多彩:主要是指斗彩和五彩。斗彩,又称逗彩,其意是指釉下彩和釉上彩拼逗而成的彩色画面。斗彩工艺发明于宣德时期,成化时的斗彩极富盛名。五彩,俗称“古彩”,也称“硬彩”,五彩从宋,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宣德时成就突出。至嘉靖,万历时五彩瓷器享誉中外。 三,单色釉和杂色釉,品种繁多,绚丽灿烂,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与青花彩瓷并重。单色釉主要有:铜红釉,以铜为着色剂的一种高温油。永乐,宣德时烧制的极为成功,故被世人称为“宝石红”,“霁红”等。之后极为少见,且质量大不如前。蓝釉,以钴料为着色剂,入窑一次高温烧成。永乐蓝釉,蓝色纯正,釉面滋润。宣德蓝釉,犹如蓝宝石,故有“宝石蓝”,“霁蓝”等之称。之后,各朝代虽有烧制,但质量明显下降。甜白釉,是永乐时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一种半脱胎的白釉瓷,因其具有甜润的白糖色泽,故而得名。永乐,宣德时达到高潮。以上红,蓝,白单色釉为明代单色釉最名贵的品种。 此外,还有仿哥釉,仿龙泉釉,铁红釉,也称“矾红釉”,黄釉,洒蓝釉,也称“雪花蓝釉”等。杂色釉,是指以多种色釉施于一器的瓷器。兴盛于明嘉靖时期,传世品极少。 明代的彩瓷发展也有一个新的飞跃。明代永乐、宣德之后,彩瓷盛行,除了彩料和彩绘技术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主要地应归功于白瓷质量的提高。明代釉上彩常见的颜色有红、黄、绿、蓝、黑、紫等,最具代表性的为成化斗彩,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工艺。例如成化斗彩器的釉上彩,彩色品种多且能据画面内容需要自如配色,其鸡冠的红色几乎与真鸡冠一致,葡萄紫色则几乎是紫葡萄的再现。所以,彩瓷器一般都十分精巧名贵,如举世闻名的成化斗彩鸡缸杯等。 在成化彩瓷基础上,嘉靖、万历时期的五彩器又揭开了彩瓷发展史上的新篇章。成化斗彩瓷,色彩鲜艳,画染风格以疏雅取胜;嘉万时期的五彩则是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蓝色为常见,彩色浓重,其中红、绿、黄三重为主,尤其是红色特别突出,因而使得嘉万时期的五彩器在总体上有翠浓红艳的感觉,极为华丽。明代除青花、斗彩和五彩之外,其单色釉也有突出成就,最具代表性的是永宣的红釉、蓝釉、成化的孔雀绿和弘治的黄釉。 明代瓷器的造型除继承前朝的(特别是日用器)之外,也有因时代需要变化而新产生的,如永宣时期的压手杯、双耳扁瓶、天球瓶等。成化时期则以斗彩鸡缸杯、"天"字盖碗等为典型器物;正德、嘉庆、万历各朝的大龙缸、方斗碗、方形多角罐、葫芦瓶等也都颇具代表性。另外也有各式文房用具如笔管、瓷砚、水注、镇纸、棋子、棋盘、棋罐等瓷器传世。 明代瓷器装饰手法已从元以前的刻、划、印、塑等转为彩绘(绘画)为主要手法。绘画纹饰的内容更加复杂多样,植物、动物、文字、山水、人物、花鸟、鱼及虫等无不入画。明代早期以写意画为主,画风自由、奔放、洒脱;明后期以写实为主,画面抒情达意,简约轻快,极有漫画趣味。 明代瓷器上的款式以书写为主,官窑款工整端庄,民窑款则多种多样,以吉祥语款为多见。明代是中国瓷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明代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烧造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提高,制瓷工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当时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除开设了官窑——“御窑厂”烧制御用器外,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官民竟市”的欣欣向荣局面。 宋,元时期,瓷器以单色釉为主,到了明代,五彩,斗彩以及各色彩釉逐渐发展和流行起来。青花瓷在元代已趋成熟,但存世量极少。经过明代的改进和创新,青花瓷才被推广开来并成为中国明代,清代及现代瓷业发展的主流。

明朝的军事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它有着出色的黑科技武器,还有纪律严明的军队制度。明朝有三大营,堪称是明朝最厉害的部队。 1、明朝三大营 明军三大营是明朝军队中最精锐的野战部队。由明成祖朱棣亲自下令组建,分别为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内卫京师,外备征战。五军营是骑兵和步兵的混合体。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始分为中军、左军、左掖军、右掖军、右哨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三千营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骑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三千营实际上是以雇佣兵为主的。组建三千营时,是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的,当然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实际人数当不止三千人,三千营与五军营不同,它下属全部都是骑兵,这支骑兵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明军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神机营是明军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士兵使用的武器是火炮和火铳后期又添置火绳枪。在明朝时候,这些火器被称为神机炮,许多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是丧命于这些神机炮下。这相当于明朝政府的炮兵部队。 2、明军部队的战法 火铳兵列队为三行,发现敌骑兵前进后,第一行首先发射火铳,然后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在二三行发射时,第一列就可以从容装好子弹,形成完备而持续的强大火力。此一战术最早为明初名将沐英所创制,是所有前填枪最核心的战术,领先西方二百余年,领先日本二百余年。此方法本用于对付沐英防守地段起义军的大象,后经朱棣将其改良并对三大营军事力量进行合理调配与组合,达到克制机动性更加的蒙古骑兵的目的。在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的士兵会立刻向阵型前列靠拢,并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齐射。这轮齐射是对蒙古骑兵的突然打击。神机营射击完毕后,会立刻撤退到队伍的两翼,然后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会立刻补上空位,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骑兵突击后,五军营的步兵开始进攻,他们经常手持制骑兵武器(如长矛等),对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致命打击。 明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是非常强大的。明朝军队出色的战斗力和与众不同的战斗方法让明朝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万朝来贺的繁盛状态,但是最后仍旧死于自己的故步自封。

明朝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施永图所著的《心略》一书中,心略武备火攻卷记载了我国用香作为定时引信的原始漂雷——水底龙王炮”。据史料记载,在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时期,明朝海军曾使用“水底雷”一举击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水雷取得实际战果,比日俄战争中的水雷战早了近3个世纪。 它的构造是用牛的尿泡做雷壳,以保持水密,内桨黑火药,以香点火作引倍,牛牛的尿泡联接在俘于水面的木板和雁翅下面,用雁翅管和羊肠进行通气,木板随波浪上下,水不能灌入,以保证香能正常燃烧。牛牛的尿泡;面坠食石块,位它有一个向的力.以保持漂流时的平稳。 在使用时“量贼舟泊处,入水浅深,将重石坠之,黑夜顺流放下,香到火发,炮从水底击起,船底粉碎,水卜贼沉,可坐而擒也”。可以看出,这种水中武器的引信是根据到达敌人舰船酌距离和水流的速度来确定香的燃烧时间,它利用水流作为推动力,当接近放船底时,“香到火发,炮从水底市起”,出其不意地从水下轰击敌舰。 明朝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王鸣鹤著的《火攻答》一书中,记载了将地雷中采用的“走线”方法(即击发装置用绳索牵住,当绳索被拉动时发火引起爆炸的方法)应用于水雷,即在水雷上安装一根或几根绳索,任其横浮于水面,当敌船航行时,挂上这些绳索,就会拉动击发引信,引起爆炸,把敌船击毁。当时把这种水雷称之为“海底呜雷”。 到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把用香作定时引信的漂雷“海底龙王炮”和采用“走线”方法的水雷“海底呜雷”改进为触线式漂雷一“诲炮”。明朝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记载了一种与今日的人操鱼雷相仿的“联环舟”,“其舟约四丈许,外视之若一舟,分则为二舟,前半截三之一,后半截三之二,中联以环,前截载火炮、神烟、神砂、毒火等器,首装大倒须钉数枚,锐向其利,后截二夯施数桨,载兵士”。 这种“联环舟”在作战时“遇碱乘顺风或自上流,以首钉撞于敌舟之上前环自解,后载则回”,钉于敌人船体上的“联环舟”前截中的火器起爆后,敌人“船体破裂,进水而沉”。前后两截之间的联结环是由两个大铁环和两个铁钓组成。铁环固定在前截,铁钩装在后截上钩住铁环,“撞于贼船,则放其钩,而后截即回本寨也”。 清朝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爱国志士袁祖礼编著了《战守罗盘炮指南仪五雷各法图说》一书。书中对“独雷”、“阴阳雷”、“梅花雷”、“悬雷”、“飞雷”等轰船五雷,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和说明。“独雷”足单个使用的水雷,其“力最猛.能碎极坚极大之铁甲船”;“明阳雷”、“梅花雷”是双连和五连的水雷,与现代战争中常见的水雷群形状相似;“悬雷”乃是一种锚雷,“不浮于水面,不沉于海底,悬于水半空,敌船一到雷上,而雷自发,铁船沉矣”;“飞雷”则是“随渐飞去遇船一撞即发”的漂雷。其小“悬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所见性能较优越的机械引情触发水雷。

在明朝那个倍感神秘的时期,曾经同时存在过四大特务机关。其中,东厂,西厂,锦衣卫则是明朝特务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他们这三大特务机关到底哪个更厉害呢? 首先,当我们回首东厂,不难发现。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目前古装影视剧、穿越小说当中,“出镜率”最高的一个特务机构了,堪称是恶魔的代名词。那么,它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当初又是如何设立的呢?其实,说起来,锦衣卫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军事机构,因为,如果依据明朝初年的军队建制,一般的基层单位都叫“卫”和“所”,而京城的禁卫军当时总共管辖了48处卫所。 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将禁卫军进一步加以优化的基础之上,又新建立了12个亲军卫,而其中的一卫就叫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叫指挥使,一般都会由皇帝的所信任的武将来担任,相当于就是皇帝的私人警察,专门负责为皇帝“巡查缉捕”。然而,这就使锦衣卫的权力在后来开始无限扩张与膨胀,有一些锦衣卫的指挥使甚至经常利用职务的便利,不遗余力地、人为制造事端,不断通过打击异己,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所以,当时的中国上下一下子都被笼罩在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所以,有历史学家评价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锦衣卫。 其次,我们再来看东厂。我们回首当时,就会发现,在1402年6月的一个时刻,当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率领“靖难”大军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就下落不明了,虽然,他后来也成功登基为了新的明朝皇帝。然而,俗话说,“做贼心虚”此话不假。由于他这个皇帝之位毕竟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抢来的,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都有些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建文帝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于是,永乐皇帝朱棣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控制,他就任用了他的亲信将领——纪纲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但是,令朱棣后来感到失望的是,纪纲此人不但平时喜欢横行霸道,还肆无忌惮,最后,竟想篡权谋反。于是,就在1420年的12月,他痛定思痛、再三思量,决定再新成立一个特务机关,取名“东缉事厂”,在专门负责从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的同时,也可用来监督锦衣卫,所以,到了后来,锦衣卫的指挥使见了东厂的首领,也得经常跪下磕头。 再次,我们再来看西厂。虽然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但就在它的存在期间,权力相当大,即使是东厂的首领见了西厂的首领也得经常磕头问安。然而,它最初的成立也是一种偶然,由于到了明朝宪宗成化年间的时候,由于当时的京城,突然接连出现了一些“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并且,还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不断蛊惑人心,甚至,还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这个妖道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都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了,但是,明宪宗却依然没有安全感,于是,他就任命了他身边的一个很让他信任的叫汪直的小太监,新成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叫西厂,首领就是汪直。此后,就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汪直为了升官发财,他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一般的老百姓,只要有一言一行的不注意,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五马分尸。当然,就在西厂仅仅成立后的5个月,由于当时朝野上下全都反对,曾经也解散过一个月,但是,在后来,仅仅过了一个月,汪直又重新复出,从此,西厂是更加变本加厉,办案更加残酷,5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叫西厂的特务机关的权力就达到了一个顶峰。 总之,明朝时期的的特务机关东厂,西厂,锦衣卫,哪个最厉害?按照老吕的理解应该是,老大西厂,老二,东厂,老三锦衣卫。当然,这种特务制度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当时的中国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北京故宫是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建筑群北京宫殿,曾经有二十四个明、清皇帝在其内统治中国达五个世纪之久。宫殿的营建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完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共建房八千三百五十间。共建房八千三百五十间。其后历明、清两朝,宫中建筑物屡有重建、增建,但宫殿的总体规模与布局框架在永乐时代已经奠定,以后的变化只是局部性的。 明初营建这座宫殿是在元朝大内旧宫的基址上进行的。元朝覆灭时,大内旧宫未遭破坏,后来被改成朱棣的燕王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就将旧宫全部拆除,再按照南京宫殿的模式重建新宫。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北京宫殿。 北京宫殿中的“外朝内廷”、“东西六宫”、“三朝五门”、“左文华右武英”、“左祖右社”、人工堆作万岁山等做法,是仿照明初南京宫殿的模式,连殿宇门阙的名称都与南京相同。但北京宫殿也有所发展。首先,规模比南京大。所遗南京紫禁城基址南北方向深度约比北京紫禁城少200米,南京午门东西方向宽度仅为北京午门的四分之三。其次,离宫、园林有所发展。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只是利用元代遗留的太液池而无所兴作,明中期以后,这里的亭台殿阁不断兴建并扩大开挖太液池,使之成为重要的皇家园林。此外,还把一处习射用的“东苑”建成为山水花木与殿阁交相辉映的离宫,称为“南内”。最后,又把万岁山建成离宫区。 建筑北京宫殿只化了四年时间,这么大的建筑群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显然和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技术的优点是分不开的,但也和提前备料有关。早在永乐五年,明成祖就派大臣们分赴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运木料。砖的生产主要依靠山东临清和江苏苏州两地,其中苏州生产的铺地方砖质地细密,坚实耐磨,尺寸可达10厘米×80厘米×80厘米,被称为“金砖”,由于制作过程复杂,从取土到成砖需要有一年的时间。石料采自北京西南郊房山,是一种称为“汉白玉”的大理石,色白而质匀。琉璃瓦则在京郊设窑烧制,有黄、绿、蓝、黑等色。 木构架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易遭火灾,北京宫殿建成后的第二年(1421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就因雷火被焚,第三年(1422年)乾清宫又被焚。重建后的三大殿又于公元1557年及公元1597年两次焚毁。在建筑布局上,主殿两侧用斜廊联结东西庑、三殿之间用穿堂联结的办法,又造成一处起火延及一大片的严重后果。虽然当时也采取了一些防火措施,例如廊庑每隔若干间设一道防火墙,屋面基层内加锡片,后宫各庭院之间用高墙分隔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防雷措施及布局上的缺陷,终未能防止火灾的发生。 黄琉璃瓦、汉白玉台基与栏杆、红墙、青绿色调的彩画,这是北京宫殿色彩的基调,在蓝色天幕笼罩下,格外绚丽璀璨,显示了皇宫的豪华高贵、与众不同的氛围。按照“五行”说,青、白、红、黑、黄五方位色中的黄色代表中央,是皇帝所在。因此,琉璃瓦以黄色为最高等级。北京宫殿主要建筑用黄琉璃瓦以显皇威,即源于此。1、紫禁城 新建的大内宫殿仍沿旧宫基址的原有轴线布置,但向南移动了0.5公里左右。宫城(紫禁城)面积约73公顷(760米×960米),四面开门,四隅设角楼。全城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供处理朝政、举行典礼、召见大臣、接待宾客等用;内廷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场所。外朝以中轴线上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为中心(三殿用穿堂联结),左前(东)方配置文华殿,右前(西)方配置武英殿,形成“品”字形格局。 文华、武英两殿都是皇帝的别殿(便殿),是皇帝召见臣下和斋居之所。文华殿又是读书、授课的地方,殿内供有孔子像。武英殿又作为皇后生辰时大臣们的“命妇”在此进贺的场所。内廷的建筑以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宫为中心(三宫也以穿堂相联),这是皇帝和皇后的住所。在中宫的东侧有东六宫及东房五所,西侧有西六宫和西房五所,供妃子和宫女们居住。东西六宫中靠近三宫一侧的中间一宫是“贵妃”所居。 此外,内廷还有供皇太子和皇子们居住的瑞本宫,祭祖用的奉先殿(内太庙),先朝宫妃养老的仁寿宫,以及管理宫内事务的各种司、局等建筑分布于东外侧;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咸安宫和一些佛寺、道观等建筑则布置在西外侧。在紫禁城中轴线的最后部分还有一处小园林——御苑,园中亭榭、树木、假山的布局接近对称,缺乏中国传统园林的意境和情趣,聊备一格而已。靠近西、北二面宫墙的周边地带,还有称为“廊下家”的供应皇室生活必须的各种库房。 2、太庙和社稷坛 在紫禁城前两侧还有二组重要建筑群,东侧是太庙,奉祀皇帝历代祖先,这是皇权世袭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西侧是社稷坛,坛上铺五色土——东青土、南红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黄土。土由各地州府送来,这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两组象征意义极强的建筑是根据传统的“左祖右社”的形制来布置的。 由奉天殿向南沿中轴线布置有五座门,依次是: 一、奉天门,门屋内设御座,是皇帝每日朝见群臣裁决政务之处。门前庭院两侧东、西庑内是编写《起居注》和《实录》之处(前者记录皇帝生活起居,后者记录朝廷大事),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也在这里编写; 二、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百官上朝在此门前等候,征战班师时,则在门前举行献俘典礼。门的形式是从唐宋的门阙演化而来,在“冂”形平面的高台上建造木架建筑,下通五个拱券门洞,是一座庄严雄伟的城门建筑; 三、端门,也作城门形式,但无实际用途,是礼制上所需的仪门; 四、承天门,形式和端门相同,是皇城的正门,皇帝颁布诏书、最高司法机关秋天判处重囚都在门前举行; 五、大明门,是皇城的外门,门外就是市区。 按照儒家对礼制的解释,皇宫有三朝五门,“三朝”是外朝一、内朝二,或称大朝、常朝、日朝,在明北京宫殿中就体现为外朝三殿。但实际使用上每日朝见主要是在奉天门举行的,只有元旦和冬至等大朝会、皇帝生日贺礼及大宴会等才在奉天殿举行。而华盖、谨身两殿仅作为召见臣下、赐宴亲王、皇帝更衣等用途。 “五门”就是上述从奉天门到大明门延展在1.5公里距离上的五座门。“门”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象征意义于此可见。

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之中,最为奇葩的王朝当属大明王朝,不仅皇帝奇葩,连宰相也是很奇葩。下面这位宰相,因为太累,竟然辞职不干了,蹲在破庙里住了5年,写了123封辞职信,被称“庙祝宰相”。 这位宰相就是大明著名的李廷机。这位李廷机自小聪明伶俐,科举考试考中榜眼,那是全国第二名啊,可谓十分有才华。而且其为官清廉,大胆进行改革,鼓励商业发展,为大明做了很多实事。后来也因为此被万历皇帝提拔为内阁首辅,其实也就是宰相。很多人问了,这宰相当得好好的为啥辞职啊? 主要他遇到的是中国古代最懒的皇帝,万历皇帝。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10岁即位,58岁驾崩,做了48年皇帝,但是却有30年深居后宫不理朝政。坚持“三不原则”:一是,对于朝臣不理也不见;二是,对于政事,不闻也不问;三是,对于奏折不看也不批。 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事务无法开展,当时朝廷内部各部门官员都缺的厉害,但是因为万历皇帝不看奏折,这些任命就没办法通过,连内阁也是在苦苦支撑。在李廷机当宰相后,发现,内阁职位空缺严重,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这累点也就罢了,但是,这万历皇帝皇宫的奏折堆积如山,他也不批,而且只看军报。 这政事就彻底荒废了,宰相工作根本无法开展,而李廷机又是个很正直,想干事的人。因此越干越气,在苦撑了几个月后,决定老子不干了。但是,万历皇帝在后宫,打死不见朝臣,只能上奏折来辞职,而万历皇帝也不看奏折,自己写一封奏折上去,没准几十年后皇帝也看不到。 因此,索性一次写了5封奏折,但是,石沉大海,根本没回音。于是又写了5封,还是不见批复。但是李廷机要辞职的决心那是很强的。皇帝不看折子,也要辞职。于是将自己的家人送回老家,把房子直接捐掉了。因为,皇帝没批准,自己也不敢直接回老家不干了。

翻开明朝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明朝竟然是一个“极辉煌”与“最黑暗”并存的朝代。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是基于以下考虑: 我们说明朝“极辉煌”主要是说它的成就斐然。一般认为,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可谓是难得的辉煌时期。 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明朝初年国力强盛,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励精图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间,明朝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锡兰,羁縻马来诸岛族。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一个接一个,一派盛世景象。即便是后来还有“弘治中兴”、“万历中兴”等等。军事上,疆土辽阔,台湾也被统一。且有资料表明,明朝曾经一个时期,军事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经济上,明朝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发达阶段,后世计当时朝廷税收,明朝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一。明朝无论是铸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享有盛誉。商业也实现了空前繁荣。文化上,从明朝晚期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很快。与此同时,中国也涌现了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冯梦龙、汤显祖、文征明、唐寅等一大批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戏曲家、艺术家等等。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进入了总结阶段。一个修筑了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天坛、长城,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编纂了《永乐大典》的时代,难道还不够称之为极辉煌?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明朝时期也是“最黑暗”的年代。 主要体现在:一是特务林立。明朝皇帝嫌“三法司”不能自由控制,遂大兴诏狱,从洪武时设立的锦衣卫,加上永乐时设立的东厂,成化时设立的西厂,可不经三法司,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这是造成滥杀无辜、牵连民众的罪魁祸首之一。二是宦官乱政。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尤其是那么多本应很有气节的文官武将却争着给太监当“干儿子”,甚至立生祠,其影响人物之众、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这一点不仅在历朝历代,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三是大兴八股。明朝皇帝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就连科举“考试大纲”也规定,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必须严格遵循程朱的注疏。它通过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加上后来实行的“文字狱”是对文化的极大破坏与损害。四是明朝不仅耗费巨大银两养了多达200万军户,还耗费巨大财力物力共修建了约6300公里长城,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这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无形加重了国家与民众的负担。 在列举了明朝“辉煌”与“黑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后,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是,为何同为一个朝代竟会使两种现象并存?其实,我们只要对历史全面分析、完整看待,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毕竟,任何一段历史,都是各种现象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和多样组合体,任何单纯单独的某种历史类型不可能存在。 《百家讲坛•大明嘉靖往事》主讲人、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方志远教授在一次开放讲课中,曾经对如何看待明朝历史,说到:“对于中国的历史,要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眼光去看待。”即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要对每一段历史有一定的理解,了解犯错的原因;用现实的眼光去看,要了解过去历史给我们一个什么经验教训,怎么继续努力。笔者很是赞同。 我们今天综合分析明朝历史,就是为了提倡大家在看待明朝历史时,需要一分为二,需要实事求是,既不能仅看待辉煌的一面,也不能被黑暗的一面遮住了眼睛,只有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探讨,才能弘扬历史文化、汲取历史教训,为我们今天的事业与工作提供有效帮助或借鉴。

公元1363年8月30日,碧波万顷的鄱阳湖上忽然帆影密布。数百艘巨舰一字排开,高达十余丈的庞大船身全都漆成朱红色,就像一座雄伟的水上要塞一般横亘在湖面中央,坚不可摧。这支红色舰队咄咄逼人的阵势,让他们面前的敌人相形见绌——这支舰队不仅船只小,型号混杂,数量也不多。战场胜负似乎已然注定。不过,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此刻,他正在一艘白色桅杆的战船里屏息凝神,准备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水上决战。 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天下群起响应。徐州芝麻李、彭大,濠州郭子兴,湖北彭莹玉、徐寿辉等,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遥相呼应。 经过一系列混战,红巾军起义逐渐从反元暴动转化为群雄争霸。在南方,乞丐游僧出身的朱元璋继承了郭子兴的事业,以应天府(南京)为中心逐步扩张势力范围。在他的西面,是已经吞并徐寿辉而自称“大汉皇帝”的陈友谅。两个野心勃勃的枭雄注定要展开一场争夺长江以南霸主地位的较量。 陈友谅控扼上游,拥有安庆、九江、武昌三个战略重镇,“地险而兵强,才剽而势盛”,仅水军力量就是朱元璋的10倍。因此他率先发动了对朱元璋的进攻。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统率水陆大军约10万人,越过朱元璋的长江防线,兵临应天城下。 朱元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将敌军水师从宽阔的江面诱入狭窄河道,并设伏夹击。陈军中伏败走,恰逢江水落潮,百艘巨舰搁浅。进退无路的陈军大部被歼,陈友谅坐小船狼狈逃回九江。朱元璋乘胜追击,在一年内陆续攻克江西湖北广大州县,收降骁将丁普郎、傅友德等人,实力大为增强。 应天之战后陈友谅退守武昌。他收拾军马,并修造了更多的战船,依然保有很强的实力,准备伺机反攻。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割据两淮和苏南的张士诚与元军配合,围攻安丰(今安徽寿春)的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小明王向朱元璋求援。安丰是应天北方屏障,唇亡齿寒,朱元璋不得不率兵渡江解围。 陈友谅乘机发起进攻,他的大军从武昌倾巢出动,兵力号称80万,溯江东下,包围了重要的战略枢纽——鄱阳湖畔的洪都(今江西南昌)。庞大的水师浩浩荡荡地从长江口驶入鄱阳湖集结。陈友谅用来攻城的主力既不是步兵,也不是火器,而是他这支经验丰富的水师,以及众多令人生畏的巨舰。 一片征帆惊破浪:古代中国的战船和水战战术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水战的主战场并非海洋,而是江河湖泊。因此,中国古代水战战船、装备和战术也别具一格。从秦汉到明初的一千多年时间,中国内河战船的基本型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主要可分以下三类:1、大型战船: 这类战船以楼船为代表。简单来说,楼船就是在一个大型平底船的甲板上修筑起最高可达十余丈(约30米)的多层建筑。每层建筑四周都设有胸墙,在第一层周围又用木板围成战格,胸墙与战格上均开有箭孔和矛穴,即可远攻,又可近防。 船上空间很大,甲板上能够走马,据说可以装载上千名士兵。楼船还备有檑石、铁刺等防御武器,甚至可以搭载抛石器之类重型投射武器。楼船还有一种别具特色近距打击武器——拍杆,安装在船头和船身四周,是一种顶端装有巨石或铁锤的长杆,利用杠杆、绳索和轮轴控制,用于拍击靠近的敌船。 在水战中,楼船被作为主力舰和旗舰来使用,是名副其实的水上堡垒,其高大的外形有利于居高临下投射火力,对敌舰形成压制。此外,船上搭载的众多兵员器械也可有力支援其他战舰的作战。 但是,楼船的臃肿体量导致动力性和机动性很差,高大的上层建筑也不利于船的稳定性,不耐风暴,不能远洋。 2、中型战船 这类战船以艨艟为代表。“外狭而长曰冲,以冲突敌船。”艨艟的外形比楼船小得多,整个船舱与船板由牛皮包覆,可作防火之用,两舷各开数个桨孔便于划船,每层船舱四面皆开有箭孔和矛穴。艨艟作为轻快的先锋战舰,强调机动性。 3、小型战船 比艨艟外形更小的船称之为走舸。这类小船防护简单,仅在船舷上搭建简单的胸墙作为防御。走舸往往以其速度和机动性优势被用作突袭敌舰的利器。 在实际作战中,水师统帅利用各类船只的特性进行协同作战。楼船作为水上堡垒主要通过体量和火力压制敌舰;艨艟利用自身机动性进行冲撞或接舷战;走舸则负责侦察、骚扰和奇袭。此外,占据上游、争夺上风、根据水文环境部署攻守等一系列复杂的战略战术应对,也是水师统帅必须考虑的问题。 陈友谅这次出兵,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攻克洪都。汉军的巨型楼船高十余丈,上下分成三层,楼层与楼层之间互相听不见说话,每一层都放置了走马栅,据说可载运3000余人。陈友谅的如意算盘是动用巨舰乘涨潮之机强行停靠临河(赣江)而立的墙垣。这样,楼船上的大量士兵就能轻易跃上城墙,一举破城。 一到洪都,陈友谅顿时傻眼。他的楼船怎么也靠近不了城墙。原来朱元璋事先已做准备,将原本紧贴着河岸的城墙重新改建,向后移了三十步。鄱阳湖里的汉军水师只好硬着头皮登陆攻城。 人多势众的汉军步兵手持竹盾向洪都城抚州门蜂拥而来,有几处城墙在他们不惜代价的进攻下坍塌了,城池眼看就要失守。关键时刻,洪都守将邓愈率军及时出现在城墙破损口处,用火铳打了敌方一个措手不及。汉军暂时撤退。 邓愈抓紧时间在城墙破损处树立起木栅作为临时防御工事。汉军再次猛攻,守军一边用火铳射击,一边立栅。城防司令都督朱文正也亲自赶来督战。经过彻夜激战,终于击退了汉军的轮番进攻,筑好了排栅。不久,守军又在新城门一带打败了汉军。 4、洪都攻防战持续85天,朱文正守住了这个战略要地 汉军攻城接连失利,在重新补充了人员和器械后转而进攻水关,企图破栅而入。朱文正指挥将士用长槊伸出木栅进行刺杀。栅外的汉军先锋队企图夺槊,后面的人继续突进。朱文正立即锻造大量铁戟、铁钩,分发给将士继续御敌。这些武器都有横向伸出的利刃,敢于冒险抢夺的汉军手掌被利刃割烂,血肉模糊,被迫退了回去。至此,陈友谅已经黔驴技穷,洪都城依然牢牢掌握在朱元璋手中。 朱元璋知道洪都被围的消息后立即从江北回师,集结了20万大军赶来增援。七月,援军到达长江至鄱阳湖的入口。朱元璋的部署显示了老到的战略眼光:他不急于进行解围作战,而是先派三支部队封锁了鄱阳湖的几个出入口,形成瓮中捉鳖之势,主力军再浩浩荡荡地开入鄱阳湖。 很明显,朱元璋的意图是毕其功于一役,通过一次战略决战彻底消灭陈友谅的主力。陈友谅也深知其中利害,不得不解除对洪都的包围,转而全力对付朱元璋。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水战即将打响。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二十日,两军在康郎山湖面遭遇。汉军以楼船为主的巨型战舰有数百艘之多,首尾相连,全部涂成红色。这些楼船又分为大、中、小三种,大舰可容3000人,中舰可容2500人,小舰可容2000人。相比之下,朱元璋的战舰数量少,吨位小,以机动灵活的艨艟和走舸为主,还有许多征用的渔船。 双方水战战术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鼓励“接舷战”:双方将士在战舰靠近时进行白刃战。不同之处是汉军战舰巨大,可在水战中横冲直撞,将对手的小舰撞毁击沉。 朱元璋针对敌军巨舰首尾连接,不利进退的劣势,将己方舰船分为20队,每队都配备大小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神机箭和弓弩,下令各队接近敌舰时,先发火器,次用弓弩,靠近敌舰时再用短兵器进行格斗。 7月21日,双方开始交战。朱元璋麾下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等部率先冲入汉军船阵中。战场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密集的箭矢像暴雨般倾泻下来,各种火器雷鸣般轰响,飞腾的火焰照耀百里之内。 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双方士卒焚溺死者有一二万之多,鄱阳湖水面被鲜血染红。徐达身先士卒闯入敌阵,杀敌1500人,并夺取了汉军1艘楼船。另一将领俞通海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汉军舰只20余艘。混战中徐达的座舰失火,汉军乘机反攻。幸亏朱元璋派军及时援救才将敌舰击退。5、鄱阳湖激战场面,楼船、艨艟、走舸的战术对抗 这时,汉军猛将张定边突然对朱元璋的旗舰发动了一次奇袭,朱元璋的船在规避过程中搁浅,情况万分危急。朱军牙将韩成穿着主帅冠服,当着敌军的面投水。汉军信以为真,攻势略微减缓。 就在此时,常遇春等部驾驶小船赶来增援,张定边被常遇春一箭射中,被迫退出战场。朱军走舸利用速度优势对张定边实施了快速追击。据说张定边被射一百多箭,浑身如同刺猬,所幸盔甲坚厚,没有阵亡。双方激战至日落,各自鸣金收兵。 6、要不是张定边中了一箭,中国历史可能会改写 首战结束,朱元璋基本摸清陈友谅水师的底细,他胸有成竹,命令徐达率领部分将士返回应天,防止张士诚等人趁火打劫。 7月22日,朱元璋亲率水师出击迎敌。此时陈友谅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他认为要发挥自己巨舰大船的优势,必须维持一个稳固的阵形,各舰进退整齐划一,形成一个水上要塞群,朱元璋就无法突破。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铁索把船连接起来。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水战打法,为西方所无,适合在较为平静的水域使用。 陈友谅的铁索连环阵果然发挥了巨大威力,相连在一起的红色楼船,绵延竟有十里之远,望之如山。朱元璋连派三支舰队轮番进攻,因船小不能仰攻接连受挫。他的右军也抵敌不住败退下来。朱元璋连斩10名退却的队长,仍然不能制止。 千钧一发之际,部将郭兴进言:“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臣以为非火攻不可。” 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指挥敢死队员驾驶七条装满火药与芦苇的船只(船中还放满了身披盔甲、插上兵器的稻草人,伪装成进攻的模样),冲击汉军的铁索连环阵。 此时刮起了东北风,陈友谅对风向的变化始料未及。七只火船横冲直撞,风助火势,数百艘首尾相连的楼船彼此脱离不及,相继燃起大火。陈友谅的两个弟弟及一批将领也在大火中丧生,朱元璋军队乘胜追击,斩首2000余级。经此失利,汉军元气大伤。陈友谅见形势不利,欲退往鞋山(今大孤山),但遭到朱元璋水师拦截,只得敛军自守,消极避战。 双方相持数日。陈友谅军心不稳,部下大将相继叛逃。朱元璋乘机派军加强封锁鄱阳湖至长江的出口,切断了陈友谅的退路,并出兵攻克了蕲州及兴国两地,又俘获了数十艘巨舰。 穷途末路的汉军,只能孤注一掷。八月二十六日,气急败坏的陈友谅集中百余艘战舰拼死突围,企图从南湖嘴打开一条通道进入长江退守武昌。 舰队行至江西湖口时,朱元璋以战舰和火筏四面猛攻,汉军无法前进,改道泾江突围,又遭到傅友德伏兵的阻击。在伏击战中,陈友谅头部中箭,死于乱军之中。他的所谓80万大军溃败了,5万余人投降。 7、尾声:天命所归是朱明 36天的鄱阳湖大战,以朱元璋获胜而告终。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二月,在朱元璋的穷追猛打下,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投降。同年,朱元璋回到应天,自立为吴王。 此战之后,朱元璋不无感慨地对谋士刘基说道:“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今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计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归也。” 可见,陈友谅的失败首先是战略上的失策。他一不能直捣腹心,顿兵坚城之下,浪费了宝贵的时机;二不能确保后方交通线安全,80万大军自困于水泊,被朱元璋一网打尽;三不能得水战兵法之要,指挥笨拙,铁索联舟又导致机动困难而被对方火攻歼灭。 凡此种种,决定了是朱明,而非陈汉,将成为君临天下的新王朝。此虽天命,抑亦人谋乎!

明初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之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没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大意是说,刑法方面明朝独创的有三样:一是廷杖(在宫廷之上杖责官员),二是建立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三是建立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以及它所附属的镇抚司诏狱。 这三样之中,廷杖、锦衣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发明,东厂是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发明,西厂则是明宪宗的发明,此外,明武宗还发明了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的内厂(内行厂)。不过西厂、内厂(内行厂)存在的时间很短,东厂、锦衣卫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它们互相配合,二位一体,当时人称为“厂卫”。 到底什么是锦衣卫呢?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或许大家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也是通过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才有所得知:锦衣卫其实是专司皇帝仪仗的亲军,后发展成为特务机构。是朱元璋在位时设立的机构,本是用来监视臣子们的生活,说白了就是去皇帝那儿汇报大臣们的一言一行。这个机构还有很多兼职,包括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队、管理城市、战争时期还要当间谍,策反敌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朱元璋期间。最有名的是夏煜、杨宪、主意贤等人,其间杨宪还做了宰执一类的高官。小校张焕很受朱元璋的心腹,黑夜出巡也要带着他,后来,把他派到徐达的军中监视徐达。 朱元璋一次听几个南京的老太太说话,她们说:“很多人认为老头子(朱元璋)比张王好,本来,张王比老头子强的多(张王即是张士诚)。”朱元璋气得不得了。从此,锦衣卫的活动就更厉害了。可是,朱元璋自个理解间谍只能用一时,所以,后来曾经揭露毁掉锦衣卫的刑具,把案件移交给三法司。 朱棣期间。朱棣比他老子一点也不逊色,他真是我国间谍政治的又一位老祖宗了(榜首位是孙权),他很早就把徐增寿(徐达的四子)、王宁(驸马)安排到建文帝的身边,为他探听军情,徐增寿后来因公殉职还被他追封为定国公,从而使徐达一门除了两位国公,这位定国公的人物很厉害,在勋旧中排名榜首,在成国公、英国公之上。 建文帝的间谍张信还被朱棣给感染投降了,北平的所以事情都在朱棣的把握中了,张信被称为“恩张”,封为世袭的隆平侯。靖难今后,朱棣又发现了两个作间谍的人才,一个是胡濙,专门担任侦缉国内建文帝的行迹(国外的由郑和担任),另一个是纪纲。这个纪纲似乎我国的戴笠,真是暴虐残暴,他最满意的方法即是敲诈他人的金钱,全部榨干后再杀人灭口,一点痕迹都不留。他杀害了很多的名臣,像闻名的文人解缙、诤臣周新、大富豪沈万三的后嗣等。 其间解缙被下狱后,朱棣一次看到监狱的名册有解缙的姓名就问:解缙还活着呢?纪纲马上把解缙给活活冻死了。纪纲的一大创造即是常常诬害他人里通外国,和后来的萧华差不多。可是,纪纲太傲慢,谁也不放到眼里,朱棣让张信担任间谍作业,纪纲也不向张信汇报作业,张信就给他打小报告,朱棣也知道纪纲杀人太多,所以就想利用他的脑袋平缓一下氛围,不久就把纪纲给宰了。 群臣都称颂朱棣英明。朱棣对我国间谍政治的最大奉献即是建立了间谍组织--东厂。 到了明朝中期,最为出名的就要数门达了。他的做法根本都是诬害,不过还好只干了三年,就被宪宗朱见深给废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宦官汪直。 他的事迹就太多了,小编只说一样:宫中的戏子阿丑演戏给宪宗看,他扮演一个醉鬼横卧街头,有人喊宰相来了,醉鬼不动身,又有人喊皇帝来了,醉鬼也不动身,最终,有人喊汪宦官来了,吓得醉鬼狂奔而去。你就想想汪直的力度有多大! 明朝后期,嘉靖主朝之后是明朝厂卫最消沉的期间,嘉靖尽管很糊涂,可是,在约束厂卫乱事方面仍是很严厉的。他吸取了明武宗运用刘瑾、钱宁、江彬的教训。对间谍的运用是控制运用,损害稍稍轻了一些。这个期间最有名的即是嘉靖的旧人陆炳。他也很放肆,竟然把锦衣卫骑到了东厂的脖子上,这是有东厂以来的仅有一次。明神宗万历之后首要是宦官当权,锦衣卫的权力得到了必定削弱。 所以正是由于朱元璋出生低微,一旦当了皇帝之后对大臣们的猜忌、不信任,才导致了这机构的产生。后世之君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1、疆域 《明史·志第十六》:“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於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2、北方 明初在与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为边防前线,包括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等皆为明朝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一线。永乐以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致使边境逐渐南移。明中期,随着蒙古复振,边境再次内迁,并修建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当时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朱元璋置辽东都司经营辽东,后朱棣招抚女真部落,于永乐九年(1411年)设奴儿干都司,共辖130多个卫所。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撤回在奴儿干的流官驻军,不过之后女真仍奉明朝为主,至万历年间卫所增加至384个。晚明,后金崛起后逐渐取代了明朝对东北的统治,并进占辽东。 东北邻国高丽于元明之际大肆扩张领土,通过招谕、剿杀、驱赶女真部落,使本国疆域不断向北推进,1393年朱元璋内迁铁岭卫,默许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占据鸭绿江以东、图们江以南的地区。 3、西北 明初于西北先后设有哈密、沙州[200]、安定、阿端、曲先、赤斤蒙古、罕东左等卫,明朝西北疆界抵达今新疆东部哈密。成化八年(1472年)哈密卫被吐鲁番攻陷,后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兴复。弘治年间三失三复,嘉靖七年(1528年)后嘉峪关以西皆为吐鲁番所据。 4、西南 1370年,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率吐蕃诸部归降,后于青藏地区设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采取广行招谕、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治藏政策。在完成藏区的统一后,明太祖要求藏民输马作赋、承担徭役,或蒸造乌茶、输纳租米,强调“民之有庸,土之有赋,必不可少”。1407年,明成祖派遣刘昭、何铭等人前往藏区设置驿站,1414年,又遣中官杨三宝往藏区招谕各土官恢复驿站,经多年努力终使往来西番的驿道安全畅通。

张居正死后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在位期间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对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国本之争主要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明神宗于国本之争对大臣极度不满,自1587年后,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作为报复,仅处理一些重要事件。自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争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兴起,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年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在东北,由于深受明神宗信任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期腐化堕落,大肆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军事打击目标上偏袒努尔哈赤势力,致使明末边患严重,并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国。由于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明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在军事方面,以万历三大征最为功勋卓著,三战皆胜以巩固明朝边疆、守护朝鲜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国库存银。1617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两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1620年,明神宗驾崩。其长子朱常洛登基,为明光宗,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时年39岁。 明熹宗继位,改元天启。在位期间政治更加腐败黑暗。明熹宗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加剧东林党争,明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拉拢齐楚浙党,号为阉党。1624年后,阉党把握朝政,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天启年间的朝政混乱导致内忧外患加剧。 1626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王恭厂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当时东北方的后金逐步占领辽东地区。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明军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借坚城固守抗敌,最终击败后金军,并击伤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不久后,努尔哈赤死去,其子皇太极即位。 1627年明熹宗不慎落水病重,不久因霍维华之药而驾崩,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崇祯即位后,锐意铲除阉党改革朝政。他下令停建生祠,逼奉圣夫人客氏移居宫外,最后押到浣衣局处死。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于途中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明思宗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然而崇祯用人多疑、刚愎自用、举棋不定导致局势愈加糜烂。 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以入侵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经六部九卿会审,最后杀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其后皇太极多番远征蒙古,终于在六年后彻底击败林丹汗,次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北直隶、山东等地区,史称清兵入塞。当时北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投降,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 明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时期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昏庸;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随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事,最后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与先后占领湖广、四川的张献忠。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三月,李自成率军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最后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朝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