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明代是武术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
在中国武术运动史上明代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武术史研究有人赞成这样的说法——“明成清盛”说。亦即武术运动形成于明朝，发展鼎盛于清朝之意。 武术发展中明代的重要主要体现在： 开始规范分类成不同流派，这是武术发展到一个较高程度的标志。而明朝以前，中国武术以军阵冲杀格斗技术为主体内容，训练以兵器实用技法为主导，拳术比例所占很少。故只有武术之名之用，而无武术体育之形之体。比如宋代的武术尚无统一的名称，是按照不同的活动内容分别被称为使拳、使棒、舞砍刀、舞蛮牌、舞剑等等。明朝以后，由军旅武术流入民间而形成的民间武术，接受了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的逐步渗透，推动了明代武术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不同的武术理论的出现，促进了交流引出了新的武术流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自明代开始及以后，武术逐步有了内、外家的区分，出现了与少林武术在武术思想上不同的内家武术，这对后来的一些拳术有很大的影响。 各种传统文化开始相继渗入。例如明朝万历年间的《易筋经》就是释、道文化中气功导引术和武术功法结合。等等。随着文化元素的渗透，使武术运动在文化内涵的推动下沿着体育的发展路线不断成长壮大。 比如：很多武术家同时擅长医术。 名家辈出。中国武术运动“明成”说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明朝时期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武术运动家和武术理论家。如短打的“绵张”、“吕红”、“山西刘”；擅长踢法的“山东李半天”、“曹聋子”；擅长打法的“张伯敬”；擅长拿法的“王鹰爪”、“唐养吾”；擅长跌法的“千跌张”等。 武术论著丰富。武术理论家除戚继光外，还有俞大猷、唐顺之、何良臣、程宗猷等。他们编写的《剑经》、《武编》、《阵记》、《记效新书》、《耕余剩技》等武术典籍，都对武术体育运动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基础。主要如： 《武编》明代唐顺之编，介绍了明代以前各种武术器械和各派拳术的练法，并与明代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一样，也介绍了中国各派武术的情况。 《唐荆川先生文集》明代唐顺之的随笔和文集，其中涉及武术的有“游嵩山少林寺”“杨教师枪歌”“峨嵋道人拳歌”等。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江苏省武进县人，明代抗倭名将。 《正气堂集》 明代俞大猷著，有“余集”、“续集”，又名《北虏忌讳》。此书“余集”卷 4载有《剑经》，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转录。 《江南经略》明代郑若曾著，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行。该书卷8“兵器总论”记述了武术流派,其内容与《续文献通考》几乎相同，仅赵家拳一项记述内容稍异。 《纪效新书》明代戚继光著，有多种刊本，目录内容多不相同。如周世选本分18卷，有关武术的篇章有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等；王象乾本则分14卷，有关武术的篇章有手足篇，记述了枪、牌、筅、棍、钯、射、拳等武术；《纪效新书》收录了“杨家六合八母枪法”、俞大猷的《剑经》和戚继光自编的《拳经》32势图诀等。此书是历来研究武术的重要文献，在以后出版的《武备志》以至《三才图会》等书中均有转载。朝鲜在此书的基础上编成《武艺图谱通志》，日本江户时代兵法家平山行藏也曾翻印刊行。此外，日本还以《武术早学》、《军法兵记》、《兵法奥义书》等不同书名刊行此书。 《五杂俎》明代谢肇浙著。此书一部分内容记述了当时的武术情况,并把少林拳称为“少林寺拳法”此书有万历如苇轩本，中华书局曾重印。 《阵纪》 明代何良臣著，分4卷，其中第2卷“技用篇”记述了射、拳棍枪、筅、牌、刀、剑、短兵等武术。此书被收入《四库全书》。 《续文献通考》 明代王圻著，此书兵考“总论军器”篇中记述了枪、刀、弓、弩、棍、杂器等各派武术。 《三才图会》 明代王圻著,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行此书“人事部”载有“射法图器”、“马箭图”、“拳法图”、 “枪法图”、 “棍法图”、“旁牌势图”等，多录自《纪效新书》。此书“器用部”又从武经总要转录了不少武术器械图解。
明朝故宫用的砖为何被叫做金砖
按说，用砖铺地，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人们在建造房屋时，就开始用砖砌墙铺路。到了明朝，已有的砖瓦等建筑材料，用来修建紫禁城不是问题。但由于明成祖在迁都的问题上，不仅要求高，也要求严。他一再下旨，规定工匠们不惜重金也要打造恢宏壮丽的宫殿建筑群，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哪怕是踩在脚下的路，都精选装点修饰的对象。据此建成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只能让百姓们望而止步。于是，民间便流传着“紫禁城的地都是用金砖墁的”这样的传言。实际上，只要到过故宫的人都清楚，并非使用了金砖铺路，而是使用了特定的砖罢了。 紫禁城使用的砖，真的很有讲究吗？只要留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虽说紫禁城铺地的不是“金砖”，却也不是普通的砖，而是一种看上去光润似墨玉、踏上去不滑涩的方砖。 据史料记载，明代在营建紫禁城时，铺地所用的细砖都是苏州等五府烧造的，因为苏州等地位于大运河旁，土质细腻，含胶体物质多，可塑性大，澄浆容易，制成的砖质地密实，而且，制成之后，可就近利用运河水运到北京。 透过史料，我们看看这种砖的制作、烧制和铺设都有什么特别要求： 其一，砖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根据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此砖要经过二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并按照正确的顺序才能铸成。首先是选取“黏而不散，粉而不沙”的泥土作为原料，经“汲水滋土，人逐数牛错趾，踏成稠泥”。泥练好后，填满木框中，“平板盖面，两人足立其上，研转而坚固之”，然后将砖坯阴干，入窑烧制。 其二，烧制工序更是极为复杂。明代在苏州主持制砖的工部郎中张向之所著的《造砖图说》详细介绍了烧制此砖入窑的情况：入窑后要以糠草熏1月，片柴烧1月，棵柴烧1月，松枝柴烧40天，凡130日而出窑。至此远未结束，出窑后还要在特制的桐油中浸泡百日，这才算是制作完成一批紫禁城建设需要的特种砖。当时，这些砖主要有1尺7寸、2尺、2尺2寸等三种型号。 其三，铺设过程要求甚为严格。有资料称，首先进行砍磨加工，以使砖墁好后表面严丝合缝，即所谓的“磨砖对缝”。然后抄平铺泥、弹线、试铺，最后按试铺要求墁好、刮平，浸以生桐油，才算完成。根据清代官书《工程做法》规定，砍磨2尺“金”砖每一工只能砍3块；而墁地时每瓦工1人、壮工2人，每天只能墁5块。可见，铺设工程的细致程度。 下面我们再粗浅谈谈这种特殊用途的砖，何以在民间被称之为“金砖”的问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史料文章，也查阅了一些民间传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此砖端正完整，颗粒细腻，质地密实，颜色纯青，敲起来有金石之声，所以叫“金砖”；二是认为，由于此砖只运到北京的“京仓”，供皇宫专用，所以叫“京砖”，之后逐步被人们演绎为“金砖”；三是认为，此砖从制作到烧制，再到铺设，所有工艺都极为讲究，都凝聚了无数多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血汗，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若就其包含的价值，不啻与金砖相媲美。 笔者虽觉得三种说法皆有道理，但最认可的还是第三种。毕竟，这种特制的砖尽管不是黄金打造，但它比金砖更不易更珍贵，其中隐含的劳动与汗水、凝结的聪明与才智，是不能以黄金来等价的。若一定要比较的话，称其为“金砖”，确实是实至名归，丝毫不谬。
明朝建故宫时为何要在天安门前立华表
凡是到过天安门的，无不为门外门里的两对华表所吸引。门外的那对华表上，龙盘于柱，横云飘绕于端；华表顶端，雕刻着一尊蹲兽，面向宫外，昂首远望。门里也有一对华表，所不同的是，其顶端的蹲兽，是面向宫里注视。一里一外，在古代，这就是表示对君主的一种约束。 华表到底蕴含著什么意义呢？这需要从华表的历史说起。可以说，华表是一种传统文化。 华表，是从上古时代谤木演化而来的。所谓谤木，亦称诽谤木。据《淮南子·主术训》中说：“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意思是说，唐尧时设置一种鼓，百姓如果看到尧有过失，就可击鼓，使尧听到后听取百姓的“谏”（谏，是用语言纠正尊长的过失）。 虞舜时在大街上树立一根木头，百姓如果见到舜有过失，可以在木上刻写谏言。在古汉语中，诽谤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批评、指责，是中性词，无褒贬义；二是指说别人坏话，即所谓毁谤，在这个意义上是个贬义词。谤木的“谤”，则是取其第一义。而在现代汉语中，“诽谤”专指说别人坏话，应用范围缩小了。 这样看来，华表最初不过是一种简朴的树立在地上的立木，其上端横着一块短木，名叫“桓(huan)木”，或称为“和木” 、“表木”，或称之为“和表”；用以纳谏、装饰、纪念，或起标志作用。它最早起源于尧舜时代，风行于春秋。 所谓“桓木”，《汉书》《尹赏传》中云：“瘗（yi4）寺门桓东。”这个“桓”,指的就是这种立木。所以又叫“和木”或“和表”者，据《汉书.注》曰：“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由此，我们知道古时‘桓’与‘和’的地方话音相类。而且，我们知道在汉代之后，这种立木还仍延续着古音的名称。 唐代为《汉书》作注解的颜师古说，“和表”，“即华表也”。 其实，真正让华表发生质的演变，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它由木变石，从广为民用到皇家独享，由告示牌变成了帝王柱、皇权标。也就是说自秦始皇始，华表一般采用最坚硬的花岗石打造，头上常盘踞雄狮，周身缠绕蟠龙，完全成了一种专制集权的象征。既然体现专制，人们怎敢非议？只能匍匐其下，三呼万岁，惟命是从。 北京在明朝永乐年间成为京城之后，封建帝王在北京天安门树立汉白玉的华表，主要是为了装饰，当然也含有向古之贤君学习、听取民意的意思。毕竟，从史料记载看，天安门里外的两对华表上都雕有一只怪兽“犼”（hou）。天安门里华表上的犼朝北，叫“望君出”，意思是皇帝应该经常外出，体察民情。天安门外华表上的犼朝南，叫“望君归”，是希望皇帝不要经常在外游乐，以免延误国事。
土木之变：让大明险些亡国
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今河北旮怀来县的土木堡，曾发生过一场明朝军队同瓦剌军队的大战。战斗的结果，明朝的皇帝成为瓦剌的阶下囚，50万明军全军覆没。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为“土木之变”。 1、土木之变的结果 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蒙古族的瓦剌部迅速强大，经常侵扰明朝北部边境。公元1449年，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大军南下，进攻明朝。前线告急，震动朝廷。宦官王振力主明英宗亲自率军迎战，企图侥幸取胜。大臣们竭力反对，明英宗不听。经过两天仓促准备，王振挟持英宗，率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明军一路上为狂风暴雨袭击，将士饱受饥寒，士气大减;前线又时有战败消息传来，军中一片混乱。到达大同以后，王振得知各地明军惨败的真相，慌了手脚，竟不战自退，急令班师回朝。王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便邀英宗“临幸”他的老家。可是大军刚出发，王振又后悔了，怕毁坏自己田里的庄稼，于是又下令从原路折回。这就使瓦剌军赢得了时间，逼近明军。 当明军退到土木堡时，被瓦剌军包围。土木堡是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50万饥渴交迫的将士陷入绝境。瓦剌军假装撤退，并派人赴明军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这时，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丢盔弃甲，仓皇奔逃，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明英宗被俘。祸首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护卫军樊忠杀死。 后来明代宗即位，也先认为明英宗失去了利用价值，就把防回明朝。明英宗回国后被软禁，后来又通过夺门之变夺回皇位。 2、大明险些亡国 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 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 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 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 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郝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 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 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小窗幽记》：格言警句类小品文经典著作
《小窗幽记》是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是陈继儒。全书始于醒，终于倩，虽混迹尘中，却高视物外；在对浇漓世风的批判中，透露出哲人式的冷隽，其格言玲珑剔透，短小精美，促人警省，益人心智。它自问世以来，不胫而走，一再为读者所关注，其蕴藏的文化魅力，正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认识。 一说是明人陈继儒撰。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松江华亭人。诸生，隐居昆山之阳，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工诗能文，书法苏米，兼能绘事，名重一时。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其所作“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今存著，除《小窗幽记》外，尚有《见闻录》、《六合同春》、《陈眉公诗余》、《虎荟》、《眉公杂著》等。 另一说是明代陆绍珩所著（约1624年前后在世）：生平不详。明天启年间曾流寓北京，编撰有《醉古堂剑扫》。《小窗幽记》分为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集，内容主要阐明涵养心性及处世之首，表现了隐逸文人淡泊名利，乐处山林的陶然超脱之情，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綮，为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工书善画，与董其昌齐名，其文今日读来，颇有风致，清赏美文外，于处世修身，砥砺操守或有启发。此书与《菜根谭》、《围炉夜话》并称为中国修身养性的三大奇书，从问世以来一直备受推崇，对于读者感悟中国文化、修养心性都有不小助益。 全书共分为12卷：卷一 集醒 卷二 集情 卷三 集峭 卷四 集灵 卷五 集素 卷六 集景 卷七集韵卷八 集奇 卷九集绮 卷十 集豪 卷十一 集法 卷十二 集倩 。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所处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也在急速变化中。面对这复杂多变的环境，我们不禁要喟叹，现今不仅做事难，做人更难。处世之道，就是为人之道，今天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就得先从如何做人开始。明白怎样做人，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待人接物才能通达合理。这确实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值得我们终身学习。而在如何立身处世方面，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光明之路，他归纳出的“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处人第一法，洒脱是养心第一法”四法，建议人们保持达观的心境，平和地为人处世，对后人影响至深。
郑和下西洋到过的地方有哪些， 下西洋主要目的在政治不在经济
1405年到1433年，28年间郑和七度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到过哪些地方呢？一、郑和下西洋到过的地方有 1、西域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等。 2、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中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3、爪哇国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 4、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 5、暹罗国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 6、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7、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8、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9、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中国有友好往来。 10、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11、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12、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13、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殿均已圯，塔巍然存，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14、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15、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 16、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 17、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二、郑和下西洋为何没有“地理大发现” 有研究者质疑，郑和七下西洋，为何没有“地理大发现”，这或许是因为其远洋航海的政治动机远远大过经济目的，不像欧洲探险家是在逐利心态下去远洋探险的。三、下西洋主要目的在政治不在经济 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仔细研究了郑和船队之后曾说，明帝国拥有整个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而郑和船队的规模可能比整个欧洲的海军之和都要庞大。那么，为什么郑和的船队没能促成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呢?有专家指出，“地理大发现”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目前而言，硬要将郑和的航行套在这个词上面并无太多实际意义。应该看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对海洋的亲近感和自由驰骋的轻松态度，即使在当代也是很宝贵的人文精神。 四、郑和与他欧洲的同行们相比，差异在哪里? 研究者指出，首先，地理大发现是出于对黄金和香料的需求。15世纪前后，西欧的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商品作为交换手段的职能渐趋突出。当时欧洲流传着这样一种观念：“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同时，不出产任何香料的欧洲在饮食上却离不开香料。有资料表明，在当时“一公斤胡椒在印度产地值1至2克白银，在欧洲各消费国则达20至30克”。 其次，是奥斯曼帝国对东西商路的阻断。15世纪中叶，地中海东部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占领了西亚、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而这个要道是西方贸易的生命线，因而西方人急于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商道。此外，地理大发现也包含有基督教传教的目的。 在这种大背景下的各位欧洲探险家，大体上采用的是一种“私人集资”的方式，高投入，高风险，故而逐利的心态极其强烈。 而郑和不同。有专家将七下西洋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三次下西洋活动，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这一目的又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踪迹建文帝”，以去成祖心病;二是“耀兵示富”，宣扬国威，促使诸国来朝。后四次下西洋则变为发展对外友好关系，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总体上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中国的封建经济“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要”。船队所进行的贸易，也被一些研究者批评为“只要面子，不顾成本”。这是中国当时内向型的国家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徐霞客游记》：中国最早的一部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岩溶地貌并详细考证其成因的书籍。徐霞客一生除了家中发生重大事件外，几乎没有停止他的旅行，并详细记录了途中所见，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徐霞客游记》自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初版到1985年朱惠荣的校注本。已出版38次，相关的研究论文有139篇，让人刮目相看。 《徐霞客游记》是一则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著作，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了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做出卓有价值的贡献。 《徐霞客游记》中涉及到生活中并不常见的名词：很多古地名、古民族名和古代历史遗迹。为此，后人不但对原文中的生僻字词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对于原文中出现的一些古地名也追根溯源，在注释中将古地名的地理位置准确标示出来，减少了普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地理位置描述的困惑和障碍，更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最后，后人按照整部书的风格选取了精美古朴的木版画，配合图说，或是概括性地介绍了书中出现的风景名胜，或是介绍徐霞客当年途经之处的人情风物，呈献给读者的不仅是文字上的享受，更有一种文化和艺术美感上的提升。1、《徐霞客游记》在文学上的主要特点是：（1）写景记事，悉从真实中来，具有浓厚的生活实感；（2）写景状物，力求精细，常运用动态描写或拟人手法，远较前人游记细致入微；（3）词汇丰富，敏于创制；绝不因袭套语，落入窠臼；（4）写景时注重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注意表现人的主观感觉；（5）通过丰富的描绘手段，使游记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具有恒久的审美价值。此外，在记游的同时，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等情事，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具有一定历史学、民族学价值。《徐霞客游记》被后人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2、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成就有：（1）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喀斯特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有详细的考察和科学的记述。仅在中国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他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且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的具体记载。并初步论述其成因，指出一些岩洞是水的机械侵蚀造成，钟乳石是含钙质的水滴蒸发后逐渐凝聚而成等。他是中国和世界广泛考察喀斯特地貌的卓越先驱。（2）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如否定自《尚书·禹贡》以来流行1000多年的“岷山导江”旧说，肯定金沙江是长江上源。正确指出河岸弯曲或岩岸近逼水流之处冲刷侵蚀厉害，河床坡度与侵蚀力的大小成正比等问题。对喷泉的发生和潜流作用的形成，也有科学的解释。（3）观察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4）调查了云南腾冲打鹰山的火山遗迹，科学地记录与解释了火山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质地及成因；对地热现象的详细描述在中国也是最早的；对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包括各地的经济、交通、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和风土文物等，也作了不少精彩的记述。 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天工开物》：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 《天工开物》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篇详细记述了包括立轴式风车、糖车、牛转绳轮汲卤等农业机械工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天工开物》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18卷。并附有121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 《天工开物》的书名取自《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系辞》“开物成务”，作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五金》卷）。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煅》、《燔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共18卷。包括当时许多，工艺部门世代相传的各种技术，并附有大量插图，注明工艺关键，具体描述生产中各种实际数据（如重量准确到钱，长度准确到寸）。 《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一百二十三幅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做十八卷。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 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我国古代物理知识大部分分散体现在各种技术过程的书籍中，《天工开物》中也是如此。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此外，在《论气》中，宋应星深刻阐述了发声原因及波，他还指出太阳也在不断变化，“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谈天》）。 他的著作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在“五金”卷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特别是，宋应星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在生物学方面，他在《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我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 在物理学方面，新发现的佚着《论气·气声》篇是论述声学的杰出篇章。宋应星通过对各种音响的具体分析，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并提出了声是气传播的概念。 宋应星刊印《天工开物》后，还曾任福建汀州府推官（1638）、亳州知府（1643）。 1644年明亡，他挂冠回乡隐居。由于他的反清思想，《四库全书》没有收入他的《天工开物》，但却在日本、欧洲广泛传播，被译为日、法、英、德、意、俄文，三百多年来国内外也发行16版次（1637～1977），其中关于制墨、制铜、养蚕、用竹造纸、冶锌、农艺加工等等方法，都对西方产生了影响，代表了中国明代的技术水平。
明代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
南戏四大声腔是指中国明代形成的四种汉族戏曲声腔。分别为海盐腔（浙江）、余姚腔（浙江）、昆山腔（江苏）、弋阳腔（江西）的合称南戏四大声腔。汉族戏曲声腔的发展源远流长，海盐腔贯南戏四大声腔之首。 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刊本《南词叙录》对四大声腔的流布地区作了这样的记载：“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 、扬、徐用之 ；称海盐腔者 ，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 ，流丽悠远 ， 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可见，四大声腔在嘉靖之前已经形成，并在江南地区广泛传唱 。昆山腔是海盐腔衰微之后而振兴的，故有“旧凡唱南调，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之说，昆山腔之振兴，实有赖于水磨调之功，行腔委婉细腻，流丽悠长，至明万历时，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弋阳腔在诸腔竞奏的有明一代，一直在汉族民间流布，有着较强的生命力 。特别到了明末，更获得观众的喜爱，由依附昆曲剧目“改调歌之”，到独立创作剧目，逐步与昆山腔分庭抗礼。 南戏于北宋宣和年间（即公元1119至1125）在浙江省温州地区出现之后，由于它的演出形式灵活，一出戏可长可短，根据内容而定，不象杂剧那样限定四折一楔子；在唱腔音乐上南北曲兼用，又可以比较灵活的吸收地方民间乐曲小调，因而唱唱腔音乐也显得丰富多彩，很受观众喜爱，因此在形成之后，与当地的汉族方言、民间音乐结合，并经过艺人的创造而产生了新腔，明代南戏流传到各地之后形成的声腔共有五个系统，也就是戏曲史籍上所载的五大声腔。这五大声腔就是：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江苏的昆山腔和闽粤的潮泉腔。 1、 海盐腔：海盐是浙江的一个地方，处在杭州湾海口。南戏传到这里之后，在当地的艺人及文人再创造之下，产生了新的声腔，即海盐腔，海盐腔的特点是不用管弦乐，只用鼓、锣、板等打击器，海盐腔今已失传。 2、 余姚腔：余姚在浙江东部，当地原有由山歌发展起来的土戏，南戏传入之后，吸收南戏的声腔及演出形式而开成新腔。余姚腔在明代末年也已衰落。 3、 弋阳腔：弋阳位于江西东部，这里原有的山歌，小曲很发达。南戏传到这里之后，结合当地的汉族民间曲调而形成弋阳腔。弋阳腔的特点是有帮唱、唱腔用鼓板击节，突出人声。弋阳腔的腔调可变化，易于吸取溶化其他曲调，因而传到各地之后，又吸收了当地的民间乐曲而形成新腔，成为一支在湖南、广东、四川等影响比较大的声腔。 4、 昆山腔：昆山在江苏省，昆山腔是在南曲的基础上，吸收北杂剧法，形成 一种雅淡抒缓的唱腔，音乐以管弦乐为主。昆腔比较文雅，很受士大夫层喜爱，昆曲至今尚在一些省份流传。 5、 潮泉腔：潮泉腔是南戏流传到福建、广东之后，在闽南、粤东一带形成的声腔，至今尚有明嘉靖年间刊刻的，标明泉腔、潮腔的潮州戏文传世。 戏曲史书一般都称“四大声腔”，没有潮泉腔，“四大声腔”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徐渭的《南词叙录》，但徐渭足迹未及闽粤，处于乐南沿海一隅的潮泉他尚不识。
明朝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免死金牌”吗
民间俗称的“免死牌”，实为史书称之的“丹书铁券”。此物最早见于《楚汉春秋》（西汉陆贾著，其书已佚，《困学纪闻》十二引《楚汉春秋》：“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汉书·高帝纪》则称“丹书铁契”，应是同一物件的不同叫法。当时的铭文为“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自汉后，“丹书铁券”历代相传，几乎每朝每代都有。“铁券”最初于券面阴刻，然后用丹砂填之，故称“丹书铁契”。梁时以银填字，即“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金书”，所以后世也称“铁券”为“金书铁券”。 明代也不例外。明代功臣封爵皆赐铁券。铁券形制如同瓦状，分为七个等级，公为二等，侯为三等，伯为二等，大小尺寸随着等级差别各有不同。铁券外面雕刻该人的履历蒙恩的次数，对其功绩有详尽的记载，里面刻有免罪减禄的次数，用来提醒防备再犯过错，每个字都用金子镶嵌。每副铁券各分为左右两部分，左半颁给功臣，右半收藏内廷府库，有事就将铁券左右勘合，以作为凭据。 据《明史·舆服志四》载：“功臣铁券：洪武二年，太祖欲封功臣，议为铁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钱允一有家藏吴越王镠唐赐铁券，遂遣使取之，因其式而损益焉。其制如瓦，第为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广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广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广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三年，大封功臣，公六人，侯二十八人，并赐铁券。公：李善长、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常茂。侯：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桢、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鐸、硃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二十五年，改制铁券，赐公傅友德，侯王弼、耿炳文、郭英及故公徐达、李文忠，侯吴杰、沐英，凡八家。永乐初，靖难功臣亦有赐者。” 后来，笔者读到一篇文章，加深了对明朝“免死金牌”的认识。文章内容大致如下：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十一日 ，明太祖朱元璋临御奉天殿，皇太子、诸王侍从左右，丞相率领文武百官排列在丹陛左右。明太祖亲自确定功臣名次，大封开国功臣。西平县蔡寨乡冯老庄始祖冯诚父冯国用，追封为郢国公，叔冯胜被授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同参军国事，封宋国公，食禄三千石，赐铁券。其文曰：“朕闻历代开创之君，必有亲同骨肉痛若肢体之将，使之周旋左右，出入以防奸诈，遂得保全起身，施行造化，以有天下。既是而观，其功不小。朕自渡淮江以来，尔兄冯国用实典亲军，导从有方，动合古道。俄而膺疾长逝，眹念其劳，追封为郢国公。悯其子幼 ，又以尔胜继之。尔胜十余年间，居京师则除肘腋之患，历征战则建爪牙之功。敌犯龙江，帅军兵而大挫群寇；副将北伐，屡克捷而平定中原。宣力内外，佐成混一。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朕本疏愚，皆尊前代哲王之典礼。兹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於戏！尔以忠诚，夙夜事朕 ，累除奸恶、爵禄之赏，由尔勋劳而致。尚其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训及子孙，保于家世。” 洪武二十八年（1395）二月，明太祖赐毒酒毒死冯胜，冯胜诸子不得封而四处逃亡。铁券自然传给了冯诚。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五，燕王朱棣举兵反，史称靖难。时任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冯诚不忍仕，遂携铁券出走。初隐巫夔，后隐西平，铁券就成为了冯氏家族的传家之宝。 看来，“免死金牌”并没有真正使得它的主人冯胜免死，皇帝想你死时，还是必须得死，免死不过是个从前笼络大臣的手段而已。
《封神演义》：中国古代最经典的神魔小说
《封神演义》一般俗称《封神榜》，为明代许仲琳（一说是陈仲琳）所著，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封神演义》的原型最早可追溯至南宋的《武王伐纣平话》，可能还参考了《商周演义》、《昆仑八仙东游记》，全书以武王伐纣、商周易代的历史为框架，叙写天上的神仙分成两派卷入这场斗争，支持武王的为阐教，帮助纣王的为截教。双方祭宝斗法，几经较量，最后纣王失败自焚，姜子牙将双方战死的要人一一封神。 《封神演义》是在神话式世界观指导下，向人们诉说上古的民族之战—商周战争。它所涉及的许多重要文化现象，不是某个文人独立完成，而是属于民族的意识与心理。它由平话到写定再到以鼓词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史诗的性质。《封神演义》将武王伐纣这一查诸史典的重大历史事件神话化，借此重塑上古诸神的形象，恢复神话英雄的威名，再造神祗谱系，使历来杂乱无章的神仙道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层为仙道，中层为神道，下层为人道。可以这么说，《封神演义》是在文化反刍的背景下，诞生于人类成年期的神话史诗。 本书以内容篇幅巨大、幻想之奇特而闻名于世。其内容依托商灭周兴的历史背景，用武王伐纣为时空线索，从女娲降香开书，到周武王姬发封列国诸侯结束。其中的哪吒闹海、姜子牙下山、文王访贤、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搬山移海、撒豆成兵、水遁、土遁、风火轮、火尖枪等。日本江户时代本书已出现翻译全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有介绍。 《封神演义》一书以周武王伐纣为主线，展开了整个三界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神仙、人、鬼怪在不同层面上的斗争。基本可分为两派，一派为维护旧势力，而为保住殷商的江山而战斗。一派为发展新势力，开创周朝的社稷拼杀。故事情节用神化传说的方式，反映了当时新旧势力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在故事的论述和观点上带有作者个人的时代局限性。在暗线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道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矛盾。周文王和姜尚是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的代理人，代表着道教思想。通天教主其实是孔子的化身。孔子的祖先就是殷商。在封神演义中，作者片面的大力推行道教“阐教”思想，而主观的排斥儒家“截教”思想，特别反对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当然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作者相信“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的道理，要从有为到无为，所以放开想象，塑造仙神异术，如雷震子背生双翼，飞翔天空，土行孙土中穿行，地下无阻；杨戬八九玄功，随心变化；哪吒脚踏飞轮，驾风御火；又如魔道中高明高觉，眼看远方，耳听千里；闻太师额生一目，时发神光。在政治方面，歌颂了吊民伐罪的周武王和姜子牙，而不责备他们以臣伐君；肯定了哪吒对李靖的对抗行动，赞许了为了正义以子攻父。他受《阴符经》影响较深，他认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是正确的，所以用“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化定基”的精神，认为有明中叶混乱局面，非有大力者如周武王、姜子牙这样人物加以澄清不可。在那人魔不分时代，所谓魔即是丑恶的代称，作者颇以安天上定人间的姜子牙自许，所以用系统的宗教语言，比较隐晦地曲折地表达出他对当时政治不满而希求改革的思想，在这一方面在当时是有非常大的成就的。 它通过设炮烙、造虿盆、剖孕妇、敲骨髓等情节，描写纣王的残暴不仁，从而揭示了反商斗争的基础。历史上的商、周是两个部族，类似于炎、黄、蚩尤等人都是各自部落的首领，作者把武王伐纣处理为“以臣伐君”、“以下伐上”，是“灭独夫”之举，姜子牙则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主张，号召诸侯“吊民伐罪”，突出了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哪吒剔骨还肉、黄飞虎反商归周等情节也进一步强调了“父逼子反”、“君逼臣反”而不得不反的精神。这些描写显然是与封建伦理规定的君臣、父子关系相背离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书中对纣王沉湎酒色久不设朝，以及任意诛杀大臣等描写，与明代后期朝政腐败的一些事实有相合之处，而它表现出来的那些新观念也显然与当时出现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 《封神演义》的思想认识意义大体上可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积极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齐裕焜的观点 ，他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在探索殷亡周兴的历史时表现出进步的历史观。《封神演义》揭露和反抗暴政，歌颂仁义，赞扬仁君贤臣，同情推翻暴政的正义战争，作者把西岐作为理想和谐的大同世界，体现出作者对开明政治的向往，作者把感情倾注在正义一方，认为有道伐无道是应当支持的，殷纣王的败亡是历史的必然。齐裕焜认为《封神演义》的民主思想还表现在对哪吒叛逆性格的描写上，哪吒反抗父亲李靖体现了反抗封建愚孝的民主思想。 书中大量出现神魔坐骑是小说虚幻世界中的一大亮点，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与审美价值。这些神魔坐骑既是虚幻神魔世界的扩大与延伸，也是对传统神魔形象的深化与改造，同时也使得小说情节更加新奇有趣，提升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艺术价值。 《封神演义》在艺术上有许多成功之处。首先它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如土行孙机智幽默，英勇善战，而又暴躁好色，贪图富贵；闻太师一味愚忠而又有一股正直之气。值得一提的是，刘振农提出《封神演义》出现了一些新变现象：姜尚属传统的仁义方代表，《封神演义》却也写出了他的奸诈无能乃至与夫人马氏间的一段趣事。
《本草纲目》：我国一部药物学巨著
《本草纲目》是由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修改古代医书中的错误而编，他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9年编成，30余年心血的结晶。全书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药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60幅精美的插图，约190万字，分为16部、60类。这种分类法，已经过渡到按自然演化的系统来进行了。对植物的科学分类，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早200年。每种药物分列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正误（更正过去文献的错误）、修治（炮制方法）、气味、主治、发明（前三项指分析药物的功能）、附方（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等项。 全书收录植物药有881种，附录61种，共942种，再加上具名未用植物153种，共计1095种，占全部药物总数的58%。李时珍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本部五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溼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等九类，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本书17世纪末即传播，先后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这本药典，不论从它严密的科学分类，或是从它包含药物的数目之多和流畅生动的文笔来看，都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以及医学方面影响最大，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它的成就，首先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了原有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它把药物分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又将矿物药分为金部、玉部、石部、卤部四部。植物药一类，根据植物的性能、形态、及其生长的环境，区别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等5部；草部又分为山草、芳草、醒草、毒草、水草、蔓草、石草等小类。动物一类，按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为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等6部。还有服器部。这种分类法，已经过渡到按自然演化的系统来进行了。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种分类法明显含有生物进化的思想，受到达尔文的高度重视。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引用了《本草纲目》中关于鸡的七个品种和金鱼家化的资料。 《本草纲目》广泛涉及医学，药物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 它在化学史上，较早地记载了纯金属、金属、金属氯化物、硫化物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同时又记载了蒸馏、结晶、升华、沉淀、干燥等现代化学中应用的一些操作方法。《本草纲目》不仅是我国一部药物学巨著，也不愧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