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城破在即，崇祯帝为何不迁都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兵分两路，直扑北京。此时的大臣曾提出迁都一事，但最后这事却不了了之。这是为何呢？ 崇祯心忧如焚，对诸臣不无抱怨地叹气说：“你们怎么不知道为朕分忧！”左中允李明睿在散朝后悄悄给崇祯支招，说：“闯贼气焰嚣张，直逼京师，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惟有迁都南京，才可以解除目前之急，从而再图征剿之功。”李明睿所说的迁都，并不是要象明成祖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一样，大兴土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军民，浩浩荡荡，一起搬家。所谓“迁都”，不过是说着好听，其实，就是逃跑。崇祯一走，大臣百姓跟着走，走得多少是多少，走到哪算哪。 当年，宋高宗赵构为了逃命，“迁都”都不知迁了多少次，宋州、扬州、建康、越州、杭州，都是他曾经停留过的“行在”，都后才把都城定在了杭州。而宋高宗当年的情况根本就不能与现在的崇祯同日而语。至少，大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就比当年的宋高宗多出好几倍。而且，在南京，大明朝廷还设置有一套完好的后备行政班子。 实际上，在崇祯十六年六月，周皇后就提过迁都的建议了，她“以寇急”，曾试探崇祯说：“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这句话的深层次含义乃是“盖意在南迁也”。（《明史·后妃传》）应该说，崇祯是有迁都意向的了。可是，无论如何，迁都都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后来就出现了辅臣周延儒因提议迁都惨遭下狱的事。现在旧议重提，崇祯忧心忡忡地对李明睿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你不要轻易对别人说。”当然，他也坦白，说：“此事我早有所想，只是没有人襄助才推延到了现在。你和我想一块去了，但外边诸臣不赞成，奈何？此事重大，你先保密，切不可轻泄。” 改日，崇祯广征大臣们的意见。他这一广征群臣意见的行为，曾被许多不了解明朝政治制度的人以为是他是爱惜自己的名声，不肯落下“逃跑”之名，所以想由有名望的大臣来提，好让群臣做替罪羊。其实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 虽然，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所追求的是君主独断的政治模式，为此，还特意废除了宰相之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君主的权力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限制，内阁还是朝着宰相机构的职能靠近，且因为明朝内阁所拥有“票拟”之权，使得其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 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主要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其中不乏是与皇帝共同讨论后作出决定所拟成的，但绝大多数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 不难看出，这种方式跟唐、宋朝那种由中书、门下、翰林院等多种机构结合一起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方式要集中、简便和有效得多。但由此一来，虽然宰相已废，表面上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许多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得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了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 可以说，明朝每一项政治措施都在内阁票拟的控制之下。这一方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万历可以多年不上朝，而国家机器却能正常运作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到正德皇帝在南巡时所遭遇的阻力为何这么大，嘉靖的大礼仪事件为何这么激烈，万历的国本之争中，要另立一个太子是多么难。可以说，越到明朝晚期，皇帝手中的权力越弱，皇帝甚至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而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所以，要迁都，就必须取得内阁和六部众官员的同意。然而，朝堂上反对声如潮。 廷上的衮衮诸公，全都熟知“土木堡之变”的那一段旧事，在当时的北京保卫战前夕，不是有人曾经提议和支持过迁都吗？那些人的名字，都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反对迁都的于谦，则成了光照千秋的大英雄。英雄和狗熊之间，你会怎么选？退一万步说，很多大臣内心这么打算的：就算李自成真的推翻了大明王朝，改朝换代，我们也不过改换门庭，换个主子而已。所以，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不断授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给予激烈谏阻。一时间，“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之论喧嚣尘上。最后，崇祯不得不表态，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如果因为闯贼来了，朕一人独去，怎么对得起宗庙社稷？怎么对得起京师百万生灵？即使事不可为，国君死社稷，乃是大义之正。朕决不南迁！”（徐鼒《小腆纪年》卷三） 迁都之议就此流产。后宫的周皇后大为感叹，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利持之者！”
明朝服饰特征
明朝服饰属于汉服体系，明朝立国不久，就下令禁穿胡服，恢复了唐朝衣冠制度，法服与常服又得以并行了。法服大体同於唐朝，祗是进贤冠改成了梁冠，并增加了忠静冠、保和冠等冠式。官吏戴乌纱帽，穿圆领袍。袍服除了品色规定外，还在胸背缀有补子，并以其所绣图案的不同来表示官阶的不同，不独唯此，官员的腰带也因品级的不同而在质地上有所不同。故有明一代的服饰特点主要体现岀等级限制的严格。书生多穿直裰或曳撒，戴巾。平民则穿短衣，戴小帽或网巾。明朝女子髻式也颇多，且常在额上系兜子，名“遮眉勒”。衣裙近似宋元两朝，但内衣有小圆领，颈部加纽扣。衣身较长，缀有金玉坠子，外加云肩、比甲（大背心）等。 朱元璋统一天下，明代开始整体上大致恢复汉人衣冠，从唐代吸收了胡人习惯以后，发展出的汉人衣冠。 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明代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的颜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样式很多，像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1、主要特点 明装与唐装相比，在于衣裙比例的明显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长，逐渐拉长上装，缩短露裙的长度。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明代女装上衣是三领窄袖，身长三尺有余，露裙二、三寸，即所谓“花冠裙袄，大袖圆领”。当时扬州流行一种新式样：女衫长二尺八寸，袖子宽一尺二寸，外护袖镶锦绣，冬季镶貂狐皮。裙装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浅淡；崇祯时期提倡白色裙。裙边有一、二寸绣边。明初裙宽为六幅，明末时发展为八幅、十幅。裙褶十分盛行，有细密褶纹，也有大褶纹。褶纹装饰十分讲究。有一种名为彩条裙，每条选用一种颜色缎，每条色缎上绣出花鸟纹饰，带边镶以金线可成为独立的条带，将数条这样的各种彩条拼合在腰带上，就成为彩条飘舞的裙子，因此取名“凤尾裙”。有的还将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取名“百褶裙”。一种二十四褶裙取名“玉裙”。 明代还有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由于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这种帔子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得此名。到宋代将它列入礼服行列之中。明代服用此式较为普遍，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长五尺七寸，服用时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因此越发显得挺拔高贵。 2、其他特点 命妇服装：古代留存至今的资料中,大部分是宫廷中命妇着装形象。命妇着霞帔时，在用色和图案纹饰上都有规定。一般在大红底色的大袖衫上披挂霞帔时，要用深青色绣花霞帔，品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纹饰上，如下分别列数。 一、二品命妇霞帔用蹙金绣云霞翟纹（即长尾山雉）。 三、四品命妇霞帔用金绣云霞孔雀纹。 五品命妇霞帔用绣云霞鸳鸯纹。 六、七品命妇霞帔用绣云霞练鹊纹。 八、九品命妇霞帔用绣缠校花纹。 明代的褙子的纹样与霞帔在品极差别上基本相同，只是八、九品命妇用团花，不用缠枝花。明代使用褙子面很广。按身份来分有两种类型；贵族使用的褙子，在礼节性场合为合领大袖对襟形式；平民做为常服就采用直领小袖对襟形式。 马甲：还有一种出自元代的无领对襟马甲，又称"比甲"，是宫廷中皇后的专用服式。后来逐渐传入民间，扩大了服用范围。比甲盛行于明代中期，主要受青年妇女的偏爱。这种"比甲"从形式上看与隋唐时期的半臂有渊源关系，后来清代出现的马甲，并非这种比甲的变形。 佩饰：明式服装的另一个特色是襟上佩带饰物，并且十分醒目。都是些金、珠、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种 饰物。其中垂挂在胸前的叫"坠领"；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来有响声的叫"禁步"，这些佩饰统称叫"杂佩"。另有一种特别的佩饰，是在一条金链上，以环相连挂着四件小物件：即镊子（是一种一头固定，一头张开的铁制小工具用以夹取细毛之用，人称"毛镊子"）、牙签（剔牙之用）、耳挖子（挖耳用的小勺）和小刀，均是些妇女的生活实用品。 其他：《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一部典章制度书，其中记录贵族女装用料均为"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而平民女服用料则受限制，即便是礼服，也限用紫色粗布（即"絁"）并且禁止用金绣，袍衫也只限用紫色、绿色和桃红色等浅淡的颜色，而禁止使用大红色、鸦青色和明黄色等浓艳的色彩。明洪武十四年还规定，商贾之家只能用绢布制装，农家可以使用紬纱和绢布。 明代男装以方巾圆领为代表形式，儒生所着襕衫与当今舞台上京剧书生的服饰极为相似。其特点是宽袖、皂（黑）色缘边，青圆领、皂绦软巾垂带。脚夫和搬运工则着青布衫裤，青布长手巾，上衣沿宽边，足着草制的靸鞋。官服是云缎圆领袍，另有外加云缎外套的穿法。这种袍长离地一寸，袖长过手，袖椿（指袖身）宽一尺，袖口宽九寸，足着大红色履为典型式样。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亡缅甸始末
1、仓皇入缅甸，南明皇帝遭盘查 明崇祯政权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后，南方的明朝旧臣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勤王”，先后拥立了四个明室后裔，史称“南明”，但在清军的打击下，福王朱由崧、鲁王朱以海、唐王朱韦键的复明行动很快失败了。 顺治三年(1646年)末，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以永历为年号，建立了南明永历朝，立朝不久，清兵又至，永历帝无力抵抗，只好放弃广东，辗转到贵州、广西和云南。1658年12月，南明昆明建立滇都，不料立足未稳，吴三桂率领的三路清兵追击到云南，朱由榔此时已经走投无路，为保住性命，他听从了马吉翔等人的建议，于1659年正月仓皇出逃到缅甸境内，以期在缅甸苟且偷安。 缅甸当局同意接纳永历皇帝，但要求南明文武官员解除武装方可进入境内，于是朱由榔下令大小文武官员2000余人放下兵器，并赏给了缅甸当局许多财物，但缅甸当局并未彻底放心，缅甸人明白，永历朝廷仍以宗主国自居，事实上却是逃难而来。 为了避免礼节上难以处理，缅甸国王拒绝接见使者，只派汉人通事居间传达信息，通事拿出明神宗时颁给缅甸的敕书同马雄飞、邬昌琦带来的永历敕书相核对，发现所盖玉玺大小稍有出入，因此对永历朝廷的正统地位产生怀疑。 幸亏镇守云南的沐天波携有历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这印是明代同西南周边土司和接壤国家往来文书中经常使用的，缅甸当局对比之后才解除了疑惑，允许永历帝和他的随行人员暂时居留境内。 2、缅甸政变，新国王嫌永历礼数不周 朱由榔等人初到缅甸时，虽然身边兵士不多，但外围仍有李定国的数万大军抵抗清兵，受到了缅甸君臣比较善意的接待。 第二年，李定国的军队节节败退，军士死伤大半，无力保护永历政权，缅甸当局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恰好此时，缅甸又发生了宫廷政变，对永历政权还算友好的国王莽达被处死。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国王的弟弟莽白在群臣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处死了莽达，自立为王。 新国王看到许多大臣前来祝贺，惟独朱由榔未到，感到很生气，其实朱由榔并不是不想来，而是因为坐吃山空，经费上陷入窘境，拿不出多少像样的贺礼，可莽白认为他们根本不像贫穷之人，觉得他们欺骗自己，国王对朱由榔等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再加上永历政权大势已去，便生出了除掉他们的念头。 莽白借口朱由榔不送贺礼，便派使节前去索要，结果也没得到什么，便命使节当面责备道：“我已经劳苦三载，你们的皇帝及大臣应该重重感谢我，前年五月，我王打算杀掉你们，还是我力保不肯，你们这些人毫不知恩报恩。”说完愤愤而去，永历官员极力辩解，但对方不为所动，自此双方关系逐渐恶化。 3、“咒水”之誓沐天波等重臣遇难 话虽如此，在缅方坚持下，南明朝还是不得不派人前往，可谁去赴约?朱由榔最后决定由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太监李国泰等人前往，但两人提出要由黔国公沐天波同去，沐氏是西南边境各邦国、土司重视的人物，马吉翔等认为有沐天波在场，不致横生意外，缅甸君臣为实现其计划勉强同意。 次日黎明，马吉翔等召集大小官员渡河前往缅军驻地塔下，准备“饮咒水”盟誓，仅留内官13人和跛足总兵邓凯看守“行宫”，上午，文武官员到达塔下即被缅兵3000人团团围定，缅方指挥官命人将沐天波拖出包围圈，沐天波知道横生变数，夺取卫士的刀奋起反抗，杀缅兵九人;总兵魏豹、王升、王启隆也抓起柴棒还击，终因寡不敌众，都被杀害。 其他被骗来“饮咒水”的官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马吉翔、马雄飞、王维恭，总兵王自金、陈谦等，总兵改授通判安朝柱，锦衣卫掌卫事任子信和金书张拱极、丁调鼎等，内官李国泰、李茂芳等，吉王府官张伯宗等。后来统计，这次“咒水之难”共被杀42人，缅军谋杀永历王朝的扈从人员后，随即蜂拥突入永历君臣住所，共诛杀300多人，同时搜掠财物女子。 4、皇帝被当成礼物送给吴三桂 朱由榔仓促中决定同中宫皇后一起自缢，侍卫总兵邓凯规劝道：“太后年老，飘落异域，皇上丢失社稷已经是不忠，今丢下太后又不孝，何以见高皇帝于地下?”永历帝才放弃了自尽的打算。 最后缅兵把永历帝、太后、皇后、太子等25人集中于一所小屋内，对其余人员及扈从官员家属滥加侮辱，永历帝的刘、杨二贵人，吉王与妃妾等百余人大都自缢而死，缅兵搜刮已尽时，缅甸大臣才在通事导引下来到，假惺惺地喝令缅兵：“王有令在此，不可伤皇帝及沐国公。”可是，沐天波已经在“饮咒水”时被杀。 永历朝廷住地尸横满地，已无法居住，缅甸官员请朱由榔等移往别处暂住，沐天波屋内尚有内官、妇女200余人也聚作一处，“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女哭其父，惊闻数十里”，洗劫之后，幸存人员已无法生活，附近缅甸寺庙的僧众送来饮食，才得以苟延残喘。 二十一日，缅方把永历君臣原住地清理以后，又请他们移回此处，给他们送来了食物和衣服;二十五日，又送来铺盖、银、布等物，说：“缅王实无此意，都是因为晋、巩两藩杀害地方百姓，缅民恨之入骨，因而报仇罢了。”朱由榔经此番打击，对前途已完全失望，但也不愿意回到故土，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对总兵邓凯说：“太后又一次病倒了，如果天意不可挽回，鞑子来杀朕就让他来杀好了，你就不要管联了，但是希望你能使太后骸骨得归故土。” 缅甸当局之所以没有立即杀掉永历帝，是因为当时吴三桂的军队已经占领云南，他要缅甸交出朱由榔，缅甸看到清兵势不可挡，也想借此讨好清政权，在吴三桂的威逼利诱下，莽白于次年二月，将朱由榔及其家属送交清军，吴三桂将永历帝及其子押回昆明，四月将其绞死于金蝉寺，南明的最后一个王朝结束。 就这样一个国家的灭亡从逃亡开始，也许永历皇帝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等待重新夺回政权的一天。但是自己没有实力，最终被吴三桂抓住，以身殉国了。
里甲制度：明朝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
里甲制度是明朝的基层组织形式。也是明朝政府推行黄册制度的基础之一。明初，明太祖制定一百十户为一里的规定是为了便于黄册制度的推行及完善地方机构等原因，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的编制有其特定的作用。 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试图通过推行里甲制度规范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形成以安分守法的地主富民为乡村社区领导层的社会政治秩序。但这一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到明代后期，特别是到晚明，在一系列因素——如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迁移率的提高，乡村社区成员之间贫富分化程度的加剧，商品经济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的综合作用下，建立在里甲体制上的原有乡村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分解趋势，粮长、里长之类的职役性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大幅衰落，乡村社会的支配权力转移到绅士、土豪等非职役性地方精英手中。这一现象是晚明社会变迁总体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里甲制的实态与运行表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征。也就是说，由于各地旧有的社会政治结构颇有不同，里甲制尽管在全国保持了大体一致的外壳，但其内容在各地却有很大差异。 上田信对无视中国地域差异的里甲制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并根据里甲制在不同地域中的实施情况，将里甲制区分为三种类型。一种他称之为华北型。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华北平原的人口急剧减少，明初政府不得不从山西等省大量移民，由移民编成的里甲既不存在同族关系，也不存在业主与佃户之间的阶级关系。另一种他称之为江南型。 元末明初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由田主—佃户关系构成的，朱元璋的政策基调是一方面让当地地主担任里长等职役，使之成为里甲制的根干，另一方面清除超出里甲制包容范围的豪强地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中等规模的地主指挥自耕农和佃农，完成赋役征收、水利维持等任务。 还有一种他称之为华南型。在徽州盆地、浙东盆地、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地域宗族相当发达，里甲制是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编成的。上田信的区分只是从大体着眼，具有“理想型”的意义。它不排除在华北和华南也可见到内部存在着阶级分化的里甲，也不排除宗族关系在江南的里甲组织中也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种类型学的考察，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朱元璋不可能、也无意彻底改造既存的社会政治结构，只是希望通过对基层组织和生产关系的适当调整，减少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和不安定因素。 里甲制设立之后，明太祖为了教化的目的，又在里甲之内设立了老人制。敬老尊贤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美德，历代的地方官也常常请教这些老人来解决地方上的纠纷。明太祖很重视这些老人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设立了老人制。规定在里甲之内，凡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有德行、有见识，而为大众所敬服者，每里推选三名、五名或十名老人，负责解决地方上的纠纷，督导人民勤务农桑，并且劝告人民遵守“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六伦之教训。这种劝人为善及勤务农桑的职责，有点像元代社长的任务。但是明代的老人的权力比社长大，他们拥有些微的司法权，可以处理地方上的小争端。明太祖对老人也相当礼遇，常常召见这些人。有功的老人，也常给予出仕的机会。明太祖可以说是历代帝王中最重视老人教化功能的一位皇帝。 除了里甲之外，明代又有乡约及保甲的组织。明代的乡约与宋代并无太大的不同，不再赘述，在此仅谈保甲组织。明代政府因有里甲制，所以未行保甲制。但有些地方官，为了治安的需要，仍然组织民众，以保卫乡里，王守仁就是其中的一位。明武宗正德十二至十五年（1517—1520年）之间，王守仁平朱宸濠之乱时，曾经设立十家牌法。规定十家注册成一牌，每天轮流由一人持牌，调查十家之内有无可疑之人，随时向地方官报告。不过，这种保甲组织仅仅是地区性的组织，并未遍及中国。所以明代地区性的保甲制与宋、清两代在中国实施的保甲制有很大的不同。到了清代，不仅把宋以来的保甲制施行于全中国，甚至把乡约法及里甲制也实施于中国各地。
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
人们通常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这四部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 一、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还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 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处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1798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 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 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 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二、水浒传 创作于明初，作者施耐庵。同《三国演义》一样，它也是在民间故事和话本、戏曲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杆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对一、二十个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是这部小说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小说常常将人物置身于不同的环境中，通过他们不同的经历、身份来表现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反抗道路。语言具有口语化的突出特点：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富于表现力，并在个性化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三、西游记 经无数民间艺人和作者付出巨大劳动之后，于明朝中叶，由吴承恩最后完成。它是中国神话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浓郁的浪漫主义是《西游记》的基本艺术特征。书中作者幻想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神话人物、他们的神奇法宝和所处的环境又大都有现实的基础，同时在神奇的形态下体现了人们的某种意愿。在各色神魔形象的塑造上，既表现他们超自然的神性和动物属性，又能找出社会化个性的踪影。象孙悟空灵活多变、急躁、好动的个性，分明就是猴的特点，这一动物特性与他乐观反叛的人格化个性和谐地融为一体，使得作品既有色彩瑰丽的奇想，又有细节的真实性。 四、金瓶梅词话 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它的成书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的题材由《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故事演化而来。全书以土豪恶霸西门庆发迹暴亡为中心情节线，多方面地描绘了上自封建最高统治机构，下至市井无赖所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西门庆原有一妻二妾，又先后谋取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为妾，并和婢女春梅等发生淫乱关系。作者还描写了他与宰相蔡京、和太尉、巡抚等大臣串通一气，鱼肉人民的种种勾当。另外，在艺术上，作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如“害死人还要看出殡”的狠毒恶霸西门庆，淫荡泼辣的潘金莲，以及打诨趋时的帮闲应伯爵，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小说的结构颇为讲究，作者把复杂的故事情节，组织得严整有序。地方风土人情描写也很生动，具有一定的民俗学价值。语言酣畅明快、活泼生动。这些都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金瓶梅词话》对后世人写小说，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例如《红楼梦》在题材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就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
尚方宝剑制度：最早在明朝万历时期才创建
建立尚方宝剑制度，并赋予以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的权力，开始于明朝万历。在明朝中后期，他才成为现实中的一种制度。真实的包青天生活在宋朝，是不可能有“尚方宝剑”的。 “尚方宝剑”的称谓源于西汉成帝时，据《汉书·朱云传》记载，直言敢谏的朱云希望皇帝赐给他一把“尚方斩马剑”，用以诛杀皇帝的老师安昌侯张禹。结果朱云不但没有得到“尚方宝剑”，反而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折槛朱云”的故事。在汉以后的几个朝代中，用“尚方宝剑”诛杀奸臣贼子仍然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望。 在一些电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尚方宝剑的描写，比如《包青天》中的包公就有一把尚方宝剑。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有尚方宝剑存在吗？这个问题要从我国的秦汉时期说起。 “尚方”是专门为皇室制造刀剑兵器和珍服器玩的机构，秦已有之，汉负盛名。由于“尚方”所制的宝剑，锋锐无比，利可斩马，所以又被称为“斩马剑”。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礼法，由于尚方制剑只能由皇室使用，所以这种宝剑从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皇权和特权。 “尚方宝剑”的称谓源于西汉成帝时，据《汉书·朱云传》记载，直言敢谏的朱云希望皇帝赐给他一把“尚方斩马剑”，用以诛杀皇帝的老师安昌侯张禹。结果朱云不但没有得到“尚方宝剑”，反而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折槛朱云”的故事。在汉以后的几个朝代中，用“尚方宝剑”诛杀奸臣贼子仍然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望。 以尚方剑为名，象征专断权力，并有隆重的授剑仪式开始于元代。据《宋史》记载，在忽必烈时，道士张留孙以神道治愈了皇后的病，“帝后大悦，命尚方铸宝剑以赐”。此时的“尚方宝剑”虽有专断权力的象征，但还没有被用于政务和军事。 建立尚方宝剑制度，并赋予以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的权力，开始于明朝万历。据《明史》记载，万历20年，宁夏叛乱，万历皇帝先后赐总督魏学曾、巡抚叶梦熊尚方剑督战，结果战胜。自此赐尚方剑，授予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权力做法开始逐渐频繁起来。直至崇祯17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崇祯帝还演出了一场赐尚方剑的闹剧。 “尚方宝剑”反映出的是一种人治观念。纵观历史，在汉唐盛世，政治清明时期，“尚方宝剑”只是人民思想中的象征物，在明朝中后期，他才成为现实中的一种制度。真实的包青天生活在宋朝，是不可能有“尚方宝剑”的。
小说：明代文学最高成就
明代文学以小说达到的艺术成就最高，创作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明代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很兴盛。一些文人加工改写了宋元话本，还创作拟话本。“三言”、“二拍”就是这种话本和拟话本的代表作。 明代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著名的为《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的，是根据宋元以来有关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话本和杂剧编写而成。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反抗者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农民战争，同情他们“逼上梁山”的悲愤的遭遇。此书对长期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对明末农民起义有深远的影响。水浒的故事在各地广泛流传，有的演为戏文，或从说书人的口中传播开来。 罗贯中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写成的《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编成的小说。书中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复杂错综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塑造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 吴承恩作的《西游记》通过各种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揭露了明统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灾害困难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品质。但作者还不能摆脱“佛法无边”和“轮回”、“报应”等宿命论的思想。 署名兰陵笑笑生撰的《金瓶梅》，刻画了封建社会中大商人、土豪劣绅家庭的骄奢淫侈生活以及他们勾结地方官僚和最高权贵宦官的罪恶活动。所写还有世俗的风土人情。但淫秽行为和变态心理的描绘使该书减色不少。 明代长篇小说比较著名的还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遂平妖传》、《禅真逸史》等。此外，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两拍》，即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更为流传。《三言两拍》中有很多封建糟粕，但其中某些篇章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慕寄予充分的同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这些小说后被改编为戏曲，几百年来，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永乐大典》：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
《永乐大典》编撰于大明永乐年间，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93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但《永乐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外，永乐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东林党与魏忠贤掌权时期的民生情况
东林党得势时期为明末崇祯帝时期，崇祯帝即位后大肆追捕阉党并任用东林党人。东林党争是指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以及其他派别之间的斗争。那么东林党掌权时期与魏忠贤掌权时期的民生对比情况如何？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但是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正当北方农民水深火热之时，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其地，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真实面目。 西门庆除了正常的经营方式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中，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 然而，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终于，李自成使用滚雪球的战术越滚越大。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明失其鼎，引鞑子占之。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有一个好人！”
大明宝钞：明代唯一官方发行纸币
大明宝钞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后因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正德年间废止。大明宝钞印框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宝钞分六等：壹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票面上端为“大明通行宝钞”六个汉字。初行宝钞时，一石米值钞一贯。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由于当时缺铜，于是明洪武七年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朝廷又发行小钞5种，即拾文、贰拾文、叁拾文、肆拾文、伍拾文，票面幅面较小。永乐以后印行宝钞仍用洪武年号，且禁止民间用黄金、白银买卖交易。正统九年（1444年），米价涨到宝钞一百贯，明钞已不能通行，“积之市肆，过者不顾”；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此后，明朝不再发行纸币。 大明宝钞作为一种经典的中国古代纸币非常收到收藏者的青睐，因此大明宝钞也同时成为不法分子伪造的主要对象之一。由于真的大明宝钞印刷技术并不复杂，无论是纸币的纸张或者是油墨都不难仿制，现代的赝品已然可以以假乱真。大明宝钞真假难辨鱼龙混杂的状况严重的影响了它的经济价值，因此此币的市场价值并不是很高，一般拍卖的成交价格都在五万到十万人民币之间。
明代火铳：明代是中国火器的高速发展时代
明代是中国火器的高速发展时代，虽然还是属于冷兵器作战时代，但是火器已经很发达并且运用到战争中去了。明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豪言壮语也来自军事武器强大的底气。 1、三眼铳 三眼铳是中国古代一种短火器，使用铁或粗钢浇注而成。外形为三根竹节状单铳联装，每个铳管外侧都有个小孔。使用时在铳管内添加火药，最后装填钢球或者铸铁块、碎铁砂等，在小孔处添加火帽，使用时将火帽朝石头等发射台敲击，引爆装填火药将弹丸发射出去，三个铳管可轮番射击。在三眼铳的尾部留有柄座，安装有长度不等的木杆用以握持，保障射手安全。三眼铳在明代常见，但是射程近，比不了弓弩；再次装填速度太慢。由于上述原因，三眼铳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前景被遗忘。但是三眼铳在民间却留存至今，百姓使用只装火药不装铸铁球的三眼铳当做驱魔吓驱除邪物的工具，类似鞭炮的作用。现在在中国南方一些客家地区，依然可以看到三眼铳和这类活动。多被北方骑兵使用，可三管齐发，亦可单管轮流发射，射击完以后还能当锤子抡，用于近战。 2、掣电铳 铳长约 6尺，重5斤，采用后装子铳的形式，子铳6个。发火装置与鲁密铳不同，是撞击式燧发枪，构造和性能与无大差异，主要是改进了发火装置，将火绳点火法，改进为燧石发火。击锤上夹燧石，扣板机龙头下压，因弹簧的作用与燧石摩擦发火。这样不但克服了风雨对射击造成的困难，而且不须用手按龙头，射击精度更为准确，并在各种情况下，随时都可发射。且下面加有护圈。子铳预先装填好，轮流装入枪管发射，可以加快射击速度。 3、快枪 长柄火枪，长5.5尺，重5斤，前为锋利枪头，后接2尺长枪筒，有4道箍，内壁光滑，从口装入三四钱火药及铅弹，筒后为长柄。用时先去枪头，1.5寸火线插入筒内，点发后再装枪头，同敌近战而搏。 4、五雷神机 是世界最早的左轮枪了，戚继光在北方战线防卫蒙古军队的发明，有三眼，五眼，七眼各种规格，一般使用时二人一组射击，一人支架，转动枪管，一人瞄准射击。各口都有准星，柄上装照门。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左轮手枪。 明朝的火器在世界上都具有比较领先的地位，在对战倭寇和蒙古金上也有很多优势。明朝的军事科技的发达足可以见明朝皇帝对于军事上的重视，还有明朝科技的领先程度。
猫猫庙：现存最好的明代道教庙宇
从致民路拐到十一街，是一条小巷。入口处的茶馆，一幢与现代建筑风格迥异的老房子，暗示着巷子的深处别有洞天。巷子里人烟稀少，茶馆前的桌椅寂寞地立在伞下。再往前走两步，左手边出现了一幢房屋，灰瓦木门，红砖从石灰脱落的外墙露了出来。紧挨在这老房子后面的，还有两幢旧式木结构房屋。它们被居民称为“猫猫庙”。 这片似乎被繁华世界遗忘的区域，在很久很久以前，是明代的道教建筑。而那三幢前后排列，被居民们称为“猫猫庙”的老房屋，是庙宇的三个大殿。 在明朝天启年间的成都地图上，这一区域被标注为“老鬼庙”，以后在清代的几种地图上，又被标为“老虎庙”“老古庙”“猫猫庙”等。所谓猫猫，指的是老虎。这三个大殿，二殿供奉着白老虎，三殿供奉着天上老君。以前曾供奉太上老君，以及檩子上的太极图等表明，这个“猫猫庙”为道教建筑。“经过对建筑形式的分析，及参考历代地图标注，可判断其为明朝建筑。这个‘猫猫庙’历史上总面积达10亩。”文物专家刘孝昌说，这是成都目前保留最好的明代道教庙宇建筑。 与一般的古代建筑坐北向南不同，“猫猫庙”坐南向北正对老安顺桥。传说，在山门前曾有石桅杆，约7、8米高，被叫做“天灯”，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 刘孝昌介绍，老虎庙被老百姓喊误了口，才变成了老古庙和老鬼庙。他认为，这应该是成都目前保留最好的明代道教庙宇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