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的重要兵书之一《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成为后世武科必读书目之一。此书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而辑成。 现存《李卫公问对》共三卷,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一万余字,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问答九十八条次。内容丰富,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亦易主客,于兵家微言,时有所得”。这一概括应该说是简明扼要的。 1、《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内容 该书从探讨《孙子兵法》“奇正”命题入手,对如何争取战场主动地位作了深入的分析和多方面的联系。 首先,它指出奇正原是指正兵变为奇兵,即古代五军阵(东、南、西、北、中五军)中位于“阵地”的正兵,向位于“闲地”实施机动变为奇兵。这也就是五阵变为八阵,所谓“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指出了奇正是兵力的灵活使用和战法的随机应变。奇正的运用,将帅必须根据敌情和地形,“临时制变”,慧心独用。“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书中以霍邑之战等为例证,对奇正的变化作了具体的说明。 其次,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分合”等结合起来阐述,探求它们之间的关系。它要求以正兵对敌之实,以奇兵击敌之虚;利用“示形”,制造假象,荫蔽奇正之变;兵力分散时以集中为奇,兵力集中时以分散为奇。这样便可达到“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的目的,争取作战的主动。它对攻防关系也作了比较辩证的阐述,认为将帅可以根据战场情况使敌人“变主为客”,使自己“变客为主”。反对“攻不知守,守不知攻”的片面指导,认为“攻是守之机”(进攻是防御的转机),“守是攻之策”(防御为准备进攻的筹策),两者都是为了争取作战的胜利。它还强调进攻时,不仅要“攻其城,击其阵”,还要攻敌之心,瓦解其士气;防御时,不仅要“完其壁,坚其阵”,还要保持自己军队旺盛的士气。该书对李靖所创的“六花阵”(亦称七军阵),也有精辟的论述。指出:“六花阵”乃是以中军居中、六军居外的一种圆阵。在阵体结构上,如同诸葛亮的八阵法一样,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各阵各营之间相互衔接。在战场使用时,便于集中步兵形成整体和指挥骑兵实施机动,“伺隙捣虚”。《李卫公问对》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此书主张用阴阳术数御兵的愚兵政策等,则是明显的封建糟粕。 2、书中体现的军事思想 从现存的《李卫公问对》来看,该书主要表现了李靖如下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1)致人而不致于人 李靖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李靖在书中提出的奇正、虚实、攻守等,都是为了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也可以说,李靖的整套战略战术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设计的。客观地说,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并非李靖的首创,在《孙子兵法》等兵书中都有反映,但都没有李靖强调得这么突出。 (2)奇正思想 “奇”与“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自从《老子》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后,《孙子兵法》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的观点,其他各兵家都对奇、正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李卫公问对》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和发展表现在:一是进一步充实了奇、正的内容,认为奇、正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例如,它认为,对敌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二是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孙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而《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运用奇、正,只要运用得巧妙,用正兵也能胜,用奇兵也能胜。它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就对《孙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以奇胜”了。 (3)奇正相变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已经论述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李卫公问对》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它认为,如果把奇、正看成是相互分裂的两个方面,“奇正素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那将是十分错误的,这是不懂得“奇正相变,循环无穷”的道理。所以,作为将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仅有奇或仅有正,都有偏颇,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变化,才是完美的。 (4)示形与奇正 所谓“示形”,就是将真实的目的、意图、行为藏而不露,让敌人看到的是假象,以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最早也是孙子提出来的。《李卫公问对》则把“示形”与奇、正联系起来,认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用正兵。它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通过“示形”,也就是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变化莫测”,使敌人不知虚实,无法了解真实情况。五是把奇正同虚实联系起来。“避实击虚”是《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李卫公问对》也极其重视虚实问题,它说:“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它并且把虚实同奇正联系起来,说:“奇正者,所以致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它还把奇正与分合联系起来,认为在其兵力使用上,不能过分分散,也不可绝对集中,而应“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由上可知,奇正问题虽非李靖首先提出来,但他确实是有发展的。 (5)攻守一法因情而动 《李卫公问对》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攻守“同归于胜”。它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乎胜而已矣。”这就是说,相对于防御而言,进攻是防御的转机。防御对于进攻来说,是一种手段或策略。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胜利,殊途同归,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它认为,在战争中,敌我双方往往是一方处于守势,另一方处于攻势,反之亦然。它说:“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因此,不能把攻守看成是两种相互分割的作战形式,“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其二事,抑又二其官”。这就是说,在作战中,如果进攻时不知防守,防守时不知进攻,这样,不仅会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两个方面,而且也会把它们看成具有两种不同的目的。这就违背了“同归于胜”的原则。二是对《孙子兵法》“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解释。 曹操在给《孙子兵法》作注时,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一思想解释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主要是从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说明攻和守的。《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又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守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李靖强调的不是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而是认为攻守与“敌未可胜”和“敌可胜”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敌未可胜”时,即使我力量有余,也不应盲目进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敌可胜”,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进攻而不应防守。这就把攻守策略的实施取决于己方力量转变为取决于是否有机可乘或成败的概率。同时,《李卫公兵法》强调要因情变化,将帅要根据战场上的情况,使敌“变主为客”,使己“变客为主”。当然,攻守中还要注意“心战”,进攻时,不仅要“攻其城,击其阵”,还要攻敌之心,瓦解士气;守时,不仅要“完其壁,坚其阵”,还要保持旺盛的士气。 3、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 《李卫公问对》还十分重视军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强调将帅要深晓训练方法,提出分三个阶段训练军士,即由单兵到多兵,由分练到合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此外,该书对古代阵法布列、军事制度、兵学源流及教阅与实践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考辩八阵,认为八阵是古代的一种阵法,由五阵推演而成。其队形又可根据战场地形分布列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基本形态。这种考辨也是很有价值的。

唐代有十六卫,听起来就是很高大上的军队。其中有左右千牛卫,李唐一向以老子后人之称,老子乘青牛羽化而去,所以千牛卫就是护卫李唐王室的禁军。千牛卫中的人都出身贵重,有美姿容,放到今天来说就是高富帅组成的兵哥哥。 1、千牛卫的职称 “千牛卫”这个名字,始于唐代,正式名称为“左右千牛卫”。在唐代,“左右千牛卫”是大唐南衙“十六卫”中的两“卫”,不领府兵,专责“掌执御刀宿卫侍从”,是皇帝内围贴身卫兵。贞观中,(左右备身府)复为左右领左右府;显庆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龙朔二年,改左右千牛府为左右奉宸卫;神龙元年,改为左右千牛卫。神龙元年,改为左右千牛卫。左右千牛卫,将军各一人(唐六典、通典的说法,可信),从三品;中郎将各二人,正四品下。神龙二年(通典说法;唐会要则说是“神龙元年二月十九日置”),各置大将军一人,正三品。千牛备身各十二人(龙朔中,改为左右奉裕。咸亨初复旧。垂拱二年,又改为奉裕。神龙元年复旧);备身左右各十二人;备身一百人;主仗一百五十人。(大唐改千牛左右曰千牛备身,初置备身、主仗。)属官:长史各一人,正七品上(《旧唐书·志第二十二·职官一)或从六品上(《新唐书·三十九上·百官四上);录事参军事各一人,正八品上;兵曹参军事各一人,正八品下;胄曹参军事各一人,正八品下。2、千牛卫都是高富帅 左右千牛备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皆以高荫子弟年少姿容美丽者补之,花钿绣服,衣绿执象,为贵胄起家之良选。备身左右,执御刀弓箭宿卫侍省。备身,掌宿卫侍从。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执弓箭以宿卫,主仗守戎服器物。凡受朝之日,则领备身左右升殿,而侍列于御座之左右。若亲射于射宫,则大将军、将军率其属以从。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考课赐会及禄秩之升降,同京职事官之制。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以御刀仗升殿供奉者,皆大将军、将军率而领之,而中郎将佐其职。凡侍奉,禁横过座前者,禁对语及倾身与阶下人语者,禁摇头举手以相招召者。若有口敕,通事舍人承受传声于阶下不闻者,则中郎将宣告之。 千牛卫是唐代的高富帅军队,大家熟知的锦衣卫也是高富帅军队,所以说古代叫某某卫的大多比较高大上。但是千牛卫的威风是建立在府兵制的基础上的,安史之乱后府兵制瓦解,千牛卫的风姿也就不再了。

初唐四杰,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1]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1、初唐四杰的文风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邻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思想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由他们开始了初步的定型。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2、初唐四杰的贡献 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滕王阁序》;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通常讲起唐朝,人们对它的印象就是开放,说起唐朝的女性,又会想到暴露。然而一个曾经历时300年之久的唐代,只用一个“开放”就能全部概括吗? 让我们走进历史,探寻唐代社会真相。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高楼村盛唐时期墓葬出土的这件女俑是唐代妇女体态丰盈、衣着露胸的代表。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绘制的是唐代之后的南唐景象,图中箫笛合奏的伎女已经变得瘦削,衣着也趋于保守了。李寿墓舞乐图李寿是唐高祖李渊的从弟,死于贞观四年(630年),属于初唐。其墓中的女乐形象比较秀丽轻盈,很像汉代的风格,与我们印象中的大唐风韵甚为不同。 历史像是浸在染缸里的蜡染,看似一种颜色,拆开纸扎,上头实际上是深深浅浅的蓝。然而,我们总是对历史有一种抹不去的单一印象:唐代是开放的、宋代是文弱的、明代是压抑的这些直观印象来自于现代和历史的距离感。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简单吗? 我们不妨拿自己的时代来想想看,如果用两个字定义我们自己的时代,也许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很多分类印象:今年和去年是不同的、上流社会和工薪阶层是不同的、上海和乌鲁木齐是不同的、巴黎时尚和北京品味是不同的我们无法仅用两个字囊括这些深深浅浅的色块,那么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历时300年之久的时代,当然也是同样复杂的。 在许多古装影视剧中,武则天豪气盖世,从头到脚透露着欲望与侵略性;杨玉环美艳无双,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丰腴肥硕之美的象征。她们出场的时候,衣衫半遮半露,穿的甚至比现在的女性还要暴露。这样的形象,可以代表唐代的女性吗? 考察一下考古出土的图像,似乎也有这样的印象:懿德太子石椁上的女仕“胸前瑞雪灯斜照”,博物馆展柜里的唐三彩女俑风姿各异,传世名画中也是如此,比如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薄罗衫子透肌肤”。这些材料里的女人,以多彩而袒露的服装,拼凑出大唐气象的开放辉煌。她们不是艺术作品的虚构,而是真正的历史定格。然而,更加严谨的人总会继续追问,这些定格的女性形象就能真正代表延续近三百年的大唐?就能真正反映那时走在高昌水渠或长安街头的众生模样?抑或这一切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刻板印象? 除了考古发现,唐诗更是化身为浪漫华丽的剧场,为我们想象中的唐代女子一一点妆:“凝妆艳粉复如神,细细轻裙全漏影”、“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 可是,为什么这些资料里只有美人才子的千古佳话?难道唐代就没有汲汲营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泛泛的通论里,宋代的积弱不振又凸显了唐代的开放富强,宋代的纤纤淑女夸大了唐代女人放荡不羁的印象,在两个时代的粗略对比下,真相背道而驰,误区越扩越大。 盛唐是今人眼中的盛唐画家王可伟绘制的这幅画中,几位盛装的唐代美女正在草地上欢快地打马球。你看她们粉肩全露、酥胸半露,这不仅仅是绘画作者的艺术夸张,也代表了现在大众对唐代的印象。绝世大暴露只是个别现象 ,一般印象中雍容华贵、露胸坦荡的开放女子形象大约出现在盛唐,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宽大女装的喜好:“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盛唐时仍保留了初唐三件式的套装,只是高腰条纹裙退出了流行,单色织花裙后来居上,唐人的风格爱好也从柳腰水袖转为宽衣体胖。至于露胸不露胸,大量的壁画和陶俑暗示着我们,此风纯属个人行为。 下葬于神龙二年(706年)的懿德太子墓和开元九年(721年)薛儆墓石椁上的仕女像丰润、坦胸,完全符合所谓大唐女子的开放,即便置身21世纪,其大胆作风也不成遑多让。然而细观盛唐其他陶俑与壁画,却不尽然。 开元十二年(724年)下葬的金乡县主,墓中不同女俑将帔绕在胸前,或围披或斜挂,恰似今日围巾的不同打法,全无有意坦胸露臂状;天宝元年(742年)下葬的唐睿宗长子李宪,墓中壁画的仕女身着白色交领宽袖襦衫,红色长裙束胸及地,服饰仍是初唐风格,只是人物丰腴,衣袖宽大;观赏舞乐的贵妇及仕女,后头跟着一着男装女子,也远不如懿德太子墓中所见的性感奔放;下葬于神龙二年(706年)的永泰公主墓,其前室东西壁的仕女图是唐墓壁画中的奇葩:为首宫女梳高髻、双手贴腹前,其后的诸位仕女分别执盘、烛台、方盒、如意、包裹等物悠然随往,细看画面中的女子,并非个个雪胸不藏。这些史料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 任何时代都有流行的时装,但并非人人皆奉为圭臬膜拜神往,究其原因其实很好理解,比如就算今年流行超短裙,腿粗的人也不会喜欢穿超短裙,一是每人追求不同,另一方面,身材和个性也往往限制了追求时髦的欲望。我们总以为宽大袒露的女装代表了唐代的开放,但也有学者提出猜想:或许误把居家服当成外出装。让我们把文物还原到最初被发掘的位置上看看吧。 迄今考古发现的唐代女性形象,一种是陶俑,一种是壁画,而有能力拥有这些侍者的主人,往往是贵胄天皇。唐代上层社会的墓葬被认为模仿了生前的住房:从长斜坡墓道往下,墓道两边的壁画通常是将士整军出行状,墓道尽头时而绘有象征宫殿的亭台楼阁,墓道之后又有层层甬道,它们将我们带入了更深处、更私人的空间,好像从门廊大厅进入了内室,甬道两旁的图画也逐渐出现了服侍于内庭的宦者和宫女的形象。环绕墓主人棺椁的壁画,通常是手捧各种物品的女侍,以及大小不一的男女俑像,这些图像和陶俑的出土位置和环境,意味着它们是深居内室或游憩私园的贵族侍女,而非抛头露面地游晃在大街上。 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思考方向,也就是唐人也会按场合穿衣服,但这种情况也并不绝对,在敦煌莫高窟的一些壁画或传世作品上,仍能看到一些外出没有另加遮蔽的女子。 但是盛唐女装的暴露并不是没有限制,有个史料中的例子可以作证。中晚唐的时候,开成四年(839年),咸泰殿举行盛大的灯会,延安公主特别请人设计了漂亮的衣服穿着去赏灯。可是她的设计师太大胆了,设计的衣着过于夸张裸露,当时的文宗皇帝一见到她就大怒,把公主辞退出去,并扣驸马俸钱二月以示惩罚。可见,抛头露面的时候,就算是公主,穿得太暴露了也不行。唐代女性追求的穿着品位并非脱缰野马,大髻宽衣之风也不是整个唐代都有的追求。

军队作战中,除了铠甲是重要的装备外,手中的武器也是取胜与否的关键。唐朝军队中,大量配备的一种兵器就是陌刀,成为一种常规装备。 1、陌刀简介 陌刀为一种两刃的长刀,较重,大约50斤。为现今武士刀(日本刀)的原形之一。唐代军中大量配备。唐代以后陌刀逐渐消失。陌刀的外形类似西游记中二郎神的三尖两刃刀,不过是单尖的;另一种比喻方式即,陌刀如同一把阔刃短剑安装在一根长木棍上。 唐陌刀开始流行于高宗调露前后至开元十年之间。开始时使用陌刀是为了对会突厥骑兵,后来在诸军流行则是对付以骑兵称雄的唐之“四夷”。盛唐时完善的节度使制度使得军队的装备,训练走向向正规化,陌刀也因此成为唐步兵的主战兵器之一,成为常规装备,节度使制度的设立使得诸镇招兵买马,建立了中大的骑兵,骑兵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又使得克制骑兵的兵器-陌刀一直流行到晚唐。 陌刀是唐步兵所持的双刃长刀,它自西汉斩马剑发展而来,又吸收了汉露陌刀及六朝长刀的形制与冶炼技术。有具体部门铸造,贮藏,管理。陌刀极为锋利,砍杀效果极佳,在战争中主要用来砍杀敌骑兵,其战术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坦克,而且由于其威慑力大,又被用于文武高官及藩镇的仪卫。至宋代,陌刀始衰落。 2、陌刀使用方法 陌刀的使用方法有很多种,感性多于理性、对战斗不重视的儒士们所记载的历史,陌刀只有两种用法,劈和挥舞。但是理性分析不然。先说劈,根据史书所述,陌刀如墙而进,然后一起劈杀。因为对于士兵们来说,将武器的锋锐挺在身前,能够有效鼓舞自己的士气.... 好吧,是给自己壮胆!那么,正常的、合情合理的攻击手段是什么呢?将陌刀挺在身前,但是手臂弯曲,流出前刺的余力。明晃晃的陌刀如墙而进,一方面可以有效鼓舞本方战士们的士气,一方面还可以非常严重的威慑敌人。宽大、锋利的陌刀给敌人带来的威慑远远不是窄小的枪头、矛头能比拟的。接近敌人后,用力刺杀,必要时也可以砍、劈、削。陌刀长8-9尺,前端尖锐,因此,刺应该是陌刀的一种常用攻击手段,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打造那么锋利的尖端。 运用原理。陌刀已经失传,其运用原理还是屡试不爽的。一是集体作战,讲究teamwork.,二是攻击点明确,就是对付骑兵,弥补马匹不足的弱点。早在战国,秦军用的“铍“,一种超长的长矛,组成了类似古罗马的长矛方阵。元朝初年进攻日本失败就是吃了钢刀的亏;明代后期的戚家军用的马刀就是专门对付鞑靼骑兵的,下砍马腿,上削人头,打得鞑靼几年不敢进犯北京。 3、陌刀失传原因 失传原因。随着宋朝统一中原以后,中国冷兵器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大量新式的长矛、长刀、斧钺、神臂弩的诞生并武装了宋军,豪壮的陌刀成为奢侈的战争器材,宋朝战争的主要方向是同样是北方游牧民族,为了对付辽金的骑兵,长矛、斧钺开始成为军队的主要兵器,斧钺的大量装备从《武经总要》和宋石雕造像中得以佐证,斧钺的制作和使用技艺比陌刀要简单,对付骑兵同样有效,岳家军用“麻扎刀”“捉刀”“长柯斧”大破金军“连环马”,有效而不昂贵的兵器永远是军队装备的重要兵器,豪华的陌刀从此逐渐退出战争舞台,并且消失的极其彻底,是中国冷兵器的遗憾。 历史根源。唐刀中的陌刀是做为军队重要的战争物资装备的,并且在唐中期作为军用器物,严禁民间私造和私藏,其传承应为汉之长剑(汉:称一种长剑为“断马剑”,应该是一种双手使用的长剑),汉长剑现在出土的有长达140余厘米,可推测经过盛唐的发展,变成一个双手所持并加长手柄的两刃长刀, 至今考古资料未曾出土实物,宋《武经总要》总绘制的“掉刀”、 “三尖两刃刀”也许就是唐陌刀的直接继承者。陌刀也主要为步军所用,个别主要将领使用陌刀作为主战兵器。根据唐《卫公兵法》所记录了唐军的主要作战方法:其中诸军按其职能分为弓手、弩手、驻队、战锋队、马军、跳荡、奇兵等多种。每当战斗展开时候,敌人在一百五十步时候,弩兵开始射击;敌人在六十步时候,弓箭手开始射箭;敌人攻入二十步时候,弓弩手发箭后执刀棒(即陌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步兵稍败后,奇兵、马军、跳荡不准轻举妄动,如果步兵的战况不顺利,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腾击, 步兵后退整顿后准备再援, 如果跳荡、奇兵、马军进攻不利,所有的步军必须配合马军同时作战。敌军退却,马军不得轻易追击,必须确认敌人真正溃败后,才能掩杀。唐军步马结合,攻守有职,步兵为先锋,骑兵为侧辅,步兵配以弓弩、陌刀,骑兵负责步兵战后的突击与追击。陌刀作为长柄大刀如墙一般推进,为先锋步兵冲阵的主要兵器,与马军、奇兵一起构成唐作战的主要特色。从史书看唐太宗的作战很有个人特色外,最喜选择敌阵薄弱部位,亲率骑兵冲锋,“敌无不溃败”,一骑飞驰于前,数万骑兵紧随其后的场面,今日想来,尤叫人神往。初唐的时期大量的骑兵是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中期的步军的陌刀如墙推进战术,创造了盛唐时期辉煌的战争历史,也创造了陌刀的神话。 从武德到天宝,唐在立国战争及与善骑射的游牧民族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步兵的进攻性武器陌刀的使用不能说不构成了主要原因之一。陌刀的出现与推广使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关涉到唐马政及整个军事形势,也可以说,陌刀使用、推广的历史就是唐立国及对外战争、开天武功历史的一个方面。唐代刀虽分为四种,真正在疆场上发挥作用的兵器只有陌刀。

和亲是具有政治目的的联姻,通过和亲,使得两方和亲对象保持友好往来,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辉煌时期,国力强盛,四海折服,周边各族首领内属求婚者纷至沓来,所以唐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和亲公主最多的一个朝代。 “和亲”亦称“和藩”,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到清代至少有150余次,可见和亲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对于和亲许多人认为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事实上,和亲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1、唐代和亲政策的发展过程 唐代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统治者带有鲜卑族的血统,夷夏观念淡薄,其统治思想儒道佛并行,因而对少数民族能以开放的态度一视同仁。李渊曾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曾自称自己与前人的区别:“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这不完全是夸饰之辞,也反映了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能考虑各民族自身的情况,顺应历史发展与人民的愿望,不歧视少数民族。唐代的和亲政策就是在这种多民族一统,各民族平等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 唐代的和亲政策始于唐高祖李渊。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曾想以和亲为手段向突厥借兵,以增强军事实力。而开国之初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实施积极的和亲政策来巩固其统治。 李世民时期,唐与少数民族的和亲达7次之多,和亲政策得到很大发展。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铁勒首领遣使请婚,太宗与侍臣商量对策,时任司空的房玄龄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太宗也以“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表明态度,遂许以新兴公主妻之。唐中宗在送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时也说:“金城公主,朕之少女,岂不钟念。但为人父母,志息黎元,若允乃诚祈,更敦和好,则边土宁晏,兵役服息。遂割深慈,为国大计。”由此可见,唐代统治者是把和亲与安邦治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2、唐代和亲政策的影响(1)政治方面的影响 恩格斯在论述中世纪封建主之间的联姻现象时指出:“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和亲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就积极意义来看,和亲改善了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彼此之间的友好往来。唐太宗曾针对和亲说:和亲公主“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唐朝统治者把和亲与安边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能从“南和”“永乐”“固安”“宁国”“咸安”“安化”等和亲公主的名称上看出来。事实上,大多数的和亲确实也达到了预期目的;和亲公主远嫁外蕃,也都负有这样的重要使命,许多和亲公主成为唐与少数民族和好的特殊使者。唐朝初年吐蕃曾经多次侵扰其西部边境,但是自文成公主入藏到松赞干布去世,吐蕃一直“以子婿礼”臣服于唐。文成公主去世后,唐蕃之间曾发生失和与战争,但金城公主入藏后又竭力缓和双方的矛盾,并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向唐请求树碑立界,双方边境又获安宁。尽管唐蕃之间曾经失和,但那只是一时的历史现象,而主流是和好的。和亲不但会带来和亲双方的友好相处,而且在很多时期维护了中原王朝的大一统局面。例如与东突厥阿史那社尔的联姻就具有代表性。阿史那社尔与衡阳公主结婚后,在唐与周边的多次战争中屡立战功,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的统一。此外,和亲加强了和亲双方的交流,使当时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必然产生对中原先进制度的向往,促使一些少数民族效仿中原的制度。据《阙持勤碑》和《芯伽可汗碑》记载,突厥伯克就曾弃去本民族称号,采用唐朝称号,而且各地都推唐天子为天可汗,实行唐的法度。(2).经济方面的影响 和亲一方面是公主的出塞,另一方面是财物的相互赠送。在和亲过程中,财物的交易额非常大,同时与之相关的互市等活动非常频繁,这必然会促进官方贸易和双方经济的发展。如唐与回纥的多次和亲,每次婚礼的陪嫁费用不下五百万缗;对吐谷浑、契丹、奚等部族的求婚和迎亲者,唐王朝也都赐给大量财物。这在正常年份下,唐朝政府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到了安史之乱后,政府负担过重,无力承受,最后导致因婚资过高而拖延婚期。与此同时,和亲的少数民族也将当地的特产、财物传入到了唐。如吐蕃求婚使者禄东赞向唐太宗贡献黄金五千两,其后又不断奉献金胡瓶、金盘、玛瑙杯和“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的金鹅等器物;回纥多次向唐进献貂等物;吐谷浑也进献“马牛羊万”。这种人员往来和物质交流,既促进了少数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丰富了唐朝的经济文化生活。(3)和亲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同化 从形式上说,和亲就是民族通婚,而这无疑是一种较自然的民族融合与同化。唐与少数民族的和亲,同时也影响到了其他各阶级的通婚和交往。如在唐与回纥的频繁和亲联姻中,既有许多汉人融合到回纥人之中,也有许多回纥人融入到汉族之中。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出嫁回纥时,都有许多男女陪送,除宁国公主、太和公主后来被迫回到中原外,其他人基本上都被回纥融合。其中包括随宁国公主远嫁的荣王之女儿,回纥人称其为“少宁国公主”,后来她嫁给了英武可汗并生有二子,并终生留在了回纥。另外,李承采前往回纥请兵时,回纥可汗为了密切双方的关系,将可敦妹以义女的名义嫁给了李承采,后来也逐渐融入到汉族中去。这些都是唐与回纥和亲相关联的民族通婚。通婚联姻无疑会加速民族融合与同化的过程。 总之,唐代公主外嫁蕃王,不仅扩大了唐朝对外的影响,而且对中原文化向周边及其更远的地区传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使边疆地区及西域各邦蕃王了解和认识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增进民族感情,有利于民族团结。另外,从总体上看,唐代的和亲达成了国家外交和军事上两方面的策略,而具体担当和亲的公主虽然牺牲了个人幸福,却以自己的行动落实了国家策略,成为唐代民族友好的使者。3、唐代和亲的公主 大家悉知的文成公主和嫁藏王的故事就是流传千古的美谈,但众多的和亲公主就鲜为人知了。其实她们都是些非凡的人物,为促进各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将完婚的和亲公主们列述如下: 一、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青海吐谷浑王诺曷钵入朝求婚,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嫁之。 二、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蕃王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遣使入朝求婚,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之。 三、唐中宗李显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吐蕃王弃隶缩赞遣使纳贡求婚,中宗以雍王李守礼女(中宗侄孙)金城公主嫁之。 四、唐睿宗李旦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东突厥后朝默啜可汗遣使入朝求婚,许之,但适逢默啜诸部杀了唐将孙佺,遂绝其婚。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默啜遣使入朝再请婚,玄宗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嫁之。 五、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设帐在饶乐水流域(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的奚人首领李大酺向唐室求婚(贞观二十二年内附,唐设其地为饶乐都督府,首领封都督,赐姓李),玄宗以宗室女固安公主嫁之。 六、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李大酺弟李鲁苏袭王向唐室求婚,玄宗又以盛安公主女封东光公主嫁之。 七、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设帐在辽河上游的契丹族首领失舌向唐室求婚(贞观二十二年内附,唐设其地为松漠都督府,首领封为都督),玄宗以李东平外孙杨玄女封永乐公主嫁之。 八、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契丹部族首领可突于向唐室求婚,玄宗以宗室女燕郡公主嫁之。 九、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契丹部族首领邵固向唐室求婚,玄宗以宗室女东华公主嫁之。 十、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原属西突厥的设帐在西域的突厥施部族苏禄可汗向唐室请婚,玄宗以唐大将突厥人阿史那怀道女封交河公主嫁之。 十一、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西域拔汗那国(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境内)可汗阿悉难达干(唐封奉化王)遣使朝贡求婚,玄宗以宗室女和义公主嫁之。 十二、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奚部族松漠王李延宠向唐室求婚,玄宗以宗室女宜芳公主嫁之。后李延宠杀公主叛唐。 十三、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契丹族首领李怀秀(唐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向唐室求婚,玄宗以宗室女静乐公主嫁之。后李怀秀杀公主叛唐。 十四、唐肃宗李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北方回纥国英武可汗因助唐平“安史之乱”有功,肃宗以其幼女宁国公主嫁之。 十五、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肃宗以荣王女封“少宁国公主”随宁国公主下嫁回纥宁国可汗。 十六、唐德宗李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回纥汗国天亲可汗遣使入朝请婚,德宗以宗室女咸安公主嫁之。 十七、唐穆宗李恒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回纥崇德可汗向唐室求婚,穆宗以宪宗女太和公主嫁之。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这一时期,此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往频繁、社会充满自信。开阔的视野、繁荣的经济、包罗万象的思想,缔造了自信的、自豪的、开放的、开拓的、创造的、创业的“盛唐精神”。1、 何谓“盛唐精神” 唐朝时期,中国文明达到繁荣的顶峰。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对外交往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闻名的天朝大国。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全盛时期。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个时期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繁盛景象,被后世称作“盛唐气象”。这种局面的开创,是由于始于太宗及其后的君王选贤任能、善于纳谏、辅佐有方的结果。他们关心百姓疾苦,采取很多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举措,使社会得以较快发展。唐朝统治者的这种励精图治的精神,被后世誉为“盛唐精神”。 唐朝精神即指盛唐时代所具有的精神。其包含有:1天朝大国,即以我为天下之中,万国皆以我为尊。2强盛大国,如杜甫诗云“公私仓凛俱丰实”。3军事强国,时万国皆来臣服我大唐。4文化大国,如至今习书者皆知的“欧颜柳赵”前三位即出此时等等。彼时万国皆来长安臣服我大唐皇帝,这正是盛唐精神“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必然结果。 2、盛唐文化与盛唐精神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代,是世界上闻名的天朝大国。盛唐时期指的是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段时间,这个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明,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繁盛景象,被后世称为“盛唐气象”。这种局面的开创,是由于始于唐太宗及其后的君王关爱百姓、选贤任能、善于纳谏的结果。唐太宗身居高位而谦恭待人、大度容人,敢用反对过自己的人,励精图治,不仅是唐代盛世伟业的开创者,更为后世树立了治世的典范。 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这种精神造就了唐代的“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使我国传统文化进入了一个异彩纷呈、奇峰迭起的时期。 一、文学艺术 从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来看,作家二千二百多人,作品四万八千多首,诗人之众,诗作之繁,实为中国诗史之奇观。唐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精湛、水平极高,《全唐诗》开篇就是唐太宗的《帝京篇十首》,诗作气势宏大,使人感到他“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经破薛举战地》)的高尚节操和远大抱负。随后群臣的诗作也展现出阔大的气势和胸襟,如大臣杨师道的“爽气长空净,高吟觉思宽”(《初秋夜坐应诏》)等,刚健质朴的贞观诗风影响着后世。 盛唐时期名家辈出,宛如星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写自然风景著称的孟浩然、王维;边塞诗人高适、岑参;“诗家夫子”王昌龄;经历了盛唐的成熟,中晚唐时期众多的诗人代表者白居易等。其诗作博大、雄浑、深远、超逸,无不体现着时代的风格和精神。如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杜甫的“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除诗歌外,唐代散文、小说、传奇等方面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体现了一代文人:“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抱负,反映民生和揭露社会时弊的敏锐洞察力和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高瞻远瞩的大眼光、大格局。 二、书法绘画 唐太宗非常重视书法,设置了弘文馆,委任书法名家担任书学博士,专门培养书法人才,并下诏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弘文馆学习书法;倡导天下学习王羲之的字体,并称其“尽善尽美”,使书法正统化。在唐太宗的影响下,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都十分爱好和提倡书法,唐代书法水平因而达到了历朝历代的巅峰,也是我国书法史上书法家最多的一个朝代,如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薛稷、李邕、颜真卿、柳公权、张旭等。而颜、柳、欧、褚等名家法帖,至今仍是很多书法研习者们临摹的样本。 唐代的画坛亦显示出蓬勃的活力,题材范围空前地扩大了。如阎立本所画《太宗真容》、《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图绘了开创大唐伟业的唐太宗及众臣,形象逼真传神,时人誉之为“丹青神化”。吴道子曾在长安、洛阳寺观中作佛道壁画四百余间,神态各不相同,展现出神佛的庄严和天国圣境的光辉。他落笔一挥而就,绘画轰动长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他被后世尊为“画圣”,被民间画塑匠人尊为“祖师”,足见其影响之大。 唐代的壁画和雕塑也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富丽中不失典雅,鲜明中又有沉着,呈现出一派大气雍容的风度。如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展现出天国世界的景象,神佛、菩萨、众生,人物众多,画面宏伟,神采生动,令人敬畏与神往。 三、乐舞艺术 唐乐舞荟萃历代歌舞所长,兼收西域众多少数民族及国外之精粹,日臻极境,充份体现了盛唐时百国朝贺、民族交融的景象,是国泰民安的完美写照。唐乐舞气势磅礴,场面壮观,集诗、词、歌、赋于吹奏弹唱;融钟、鼓、琴、瑟于轻歌曼舞;乐曲高亢悠扬,动作舒展流畅,服饰华丽多紫,堪称历代歌舞之最,成为吸收异域优秀文化和传播中华文明的载体。唐乐舞中:继承前代的传统乐舞并加以发展的,如《九部乐》、《十部乐》中的《清商乐》;以国名、地名、族名为乐部或舞名的,如《十部乐》中的《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等;唐代新创的乐舞,是音乐、舞蹈、诗歌三者结合的大型多段体乐舞套曲,如吸收传统武舞的《破阵乐》、《大定乐》等。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太宗时设立了十部乐,除了燕乐、清商为中原乐舞,其余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南至印度支那,北到撒马尔罕。当时著名的歌舞大曲有《秦王破阵乐》,以唐太宗统一中国、功定天下为题材,表现了除奸佞、气吞万里的气势和拯民于水火的仁德,此曲当时在国外亦广为流传。西域音乐在唐也非常盛行,长安城内住有大批西域音乐家,著名的乐曲有《龟兹佛曲》等。有关民间乐舞盛况,在唐诗中也多有反映,出现了“《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的局面。 四、意识形态和信仰 唐代是儒、释、道发展和弘扬的鼎盛时期,三家思想交相辉映,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使社会维持较高的道德水准,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唐太宗既尊崇儒学,又扶持道教和佛教。唐代有完善的祭祀天地、神明和宗庙的祭祀制度,人们敬天信神,尊道崇德,读圣贤书,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儒家的“仁者爱人”,道家的“悟道证真”,佛家的“慈悲普度”,在这些正统信仰的影响下,人们明了做人的理念,保持质朴、善良、纯真的本性,追求真理,坚定为善。 唐太宗下诏组织学者修撰了《五经正义》,使儒家经典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并一直沿用后世,儒家思想成为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唐代道家思想亦得以广泛弘扬,文人中求道访道的非常多:真率夷旷如贺知章,或翩翩欲仙如李白;在绘画上有“道释人物”一科,画家们的艺术也被人们称为有若神助的艺术;音乐上“玄真道曲”、“大罗天曲” 大盛;书法上追求“真率天然”、“禀天而自强”的境界美,看重意象,崇尚自然;名医孙思邈一生以修道和行医济世为务,造福世人不计其数,被后世称为“孙真人”和“药王”。佛家思想传播亦规模空前,佛经翻译、传播数量巨大,人们信奉佛法,敬信神佛,深信因果而修心向善,社会安定,民风淳朴,八方来朝,正如佛经所述:“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高僧玄奘法师以慈悲为怀,立志拜佛取经以济众生,远赴西域印度十七年,取回六百五十七部佛经,并在长安慈恩寺将其全部译成中文。唐太宗赞其壮举,对其翻译、广传佛经给予大力帮助和扶植,并为译经作序《大唐三藏圣教序》。此序文气势开阔,文笔典雅,从天地阴阳、四时变化述及显像与无形,宏观与微观,再述及佛家教化之功能,赞扬玄奘法师拜佛求经之壮举,“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方翼兹经流施,将日明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 五、对外文化交流 唐太宗提出“柔怀万国”的睦邻友好政策,贞观之治为邻近列国所仰慕,和中国有使节往来的国家和部落已经超过了三百个,于是朝廷设立鸿胪寺、典客署和礼宾院等外事机构,专门接待外宾。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纷派使节,而有“万国遣使”的盛况。唐很多措施许多国家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许多外国的王侯、使臣、留学生、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国子监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仅日本一国先后十九次派出的遣唐使,就有五千人以上。其中随团前来的留唐学生大多被唐朝友好地接纳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学习数年毕业后或在唐朝官府工作或返国将汉文化传授于国。僧侣们则入住寺院,潜心钻研佛经。有的国家还礼请中国派人去传授文化,如高僧鉴真携带佛像、佛经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弘扬佛法与盛唐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唐代,是中央王朝骑兵的鼎盛时期,马政是建立强大骑兵的物质基础,因此,唐代骑兵力量,胜过历朝历代。 唐代轻骑兵比例高,轻骑兵即轻装骑兵,具有良好的战斗技能,因为其机动性强、作战灵活、装备合理成为战争的制胜力量之一。 1、唐代轻骑兵简介 李源起兵太原,得到突厥2000匹马的帮助,有的隋马3000匹,在陇右监牧,这是唐军最早的骑兵基础。自此后,养马日盛,又注意吸取前朝教训,讲究养马方法,还常常向北方游牧民族买良种马以杂交,马匹更是健壮。其数量,更较汉代为多,自贞观至麟德,有马七十万零六千匹。凡征战用马,皆挑选好马,务必精壮。由于养马,用马均出色,唐军战马突厥西域的马毫不逊色,不似汉时,养马虽多而质量不是很好。天宝以后,各军马匹,动以万计。马政是建立强大骑兵的物质基础,因此,唐代骑兵力量,胜过历朝历代。 唐军善战,有其社会层次的原因。晋之后,中原丧乱,胡人竞相进入中原,割据连年,战祸频繁,盗匪成群,百姓为求自保,只能相互团结,于是纷纷立堡垒,树高寨,人人习练弓刀,民风剽悍;而诸多世家门阀为求自保或是兼并弱小,就倾尽全力发展私兵。这些部曲私兵不仅数量多(集结起来就是国家的主体军队),而且装备好(大量重装甲骑兵),连年征战,将士凶悍;再加上大量胡人融入汉族,也使汉民族勇悍之气顿增。唐前期,继承了这种开放勇敢的民风。唐在前期开边战争中,尤其是太宗时期,施行以夷制夷的策略,每次战争大多得到西北游牧民族的出兵支持或后勤支援,而且唐兵骁勇善战,每战多胜,所获也多,因而官马数量不减反增;及至安史之乱,内外交困,中西断绝,而突厥复又叛离,因此马政趋于衰微,再加上承平日久,民风不复当年,府兵制又被破坏,大量募兵而不能战,因此军力退化极为严重。唐代军制为府兵制,军府散归全国各地,称为卫府,战时奉调集结出征,边境重镇有边兵,也是府兵轮番征调。府兵终身为兵,每年定期到军中服役,期满回乡。到军中服役时,须自带兵器粮食衣物马匹等,由于民间养马盛行,故军中不缺马,即使是步军,也配备大量马匹,所以唐军行进甚速。唐军编制,以队为基本战术单位,一队50人,辖5火(伙),每火有驮马6匹(步兵)。队以上是团,团以上是军。大将出征,大约授兵2万,分为7军(如兵少,从权),为前,后,左,右军及左,右虞侯军(虞侯军,类似禁卫军)。此2万人,战斗兵种1.4万,辎重兵6千。1.4万战斗兵中,步兵1万,骑兵4千,分属七军,其数目,中军最多,其他六军相近。步兵中,弩手2千,弓手2千2百,跳荡(突击队)和奇兵(预备队)各2千9百。从各兵种比例来看,战斗兵中,骑兵最大,骑兵十军中的主力,这是无疑的。有强大之骑兵,唐军之战斗力,不用多言。2、唐代骑兵装备,更加成熟骑兵短兵,全部用刀(指挥官或用剑),长兵流行用马槊(矛长1丈8尺者为槊),也有用斧的,如程知节(程咬金),远战用弓弩。李世民极善射,乱军中百发百中。尉迟敬德(尉迟恭)极善使马槊,虽乱阵中,敌槊莫能中,又能夺敌之槊而反刺之。齐王李元吉向来自负武艺高强,闻尉迟敬德有此能,欲与一较高下,命各去其刃以试之(拔去矛头,以免误伤)。尉迟敬德道:臣去之,大王勿必。于是往来相刺,李元吉始终不能刺中。李世民问尉迟敬德:避人之槊,夺人之槊,孰难?对曰:夺朔难。李世民道:试夺之。于是尉迟敬德空手与齐王李元吉对驰,李元吉恼他轻视,持槊真刺之,再三不能中,反被尉迟敬德接连三次夺过手中长槊。唐代骑兵战术,最为显要者,当推轻骑兵的奇袭和急袭。为此,常常集中轻骑兵主力进行远程奔袭。李世民和李靖等,均是使用骑兵进行奇袭的高手(此二人用兵之法,见下文),如李世民率骑兵进围薛仁杲,李靖以3000骑夜袭定襄等。此种出奇制胜的战法,一直沿用至后唐及五代,甚至步兵也用此法,如李靖平萧铣之战。此外,唐代骑兵战术,还特别注重步骑配合,各用其长,发挥其综合战斗力,如,安史之乱,郭子仪收复长安与洛阳的两次作战,均以步兵当其前,而用回纥骑兵袭其侧后,因而成功。3、轻骑兵作战取胜的战例(1)霍邑之战李渊出兵太原,欲入关中,隋将宋老生引精兵据守霍邑阻之。李渊不得进,有进退维谷之势,李世民坚决请战,于是决意进攻。李渊和世子李建城布阵与城东,李世民率部队阵与城南。宋老生中激将计,攻李渊,于是李渊引兵稍退,宋老生追击,而李世民自率精骑为前锋引兵从南面冲击宋老生部侧后,将其击溃,最终斩杀宋老生。(2)平薛仁杲之战(第二次浅水原之战)秦王李世民拒薛仁杲大将宗罗喉于浅水原,坚壁不出,但命精骑抄敌粮道。李世民度时机来到,命属将庞玉列阵与浅水原上,诱敌来攻,宗罗喉果然全力进攻,李世民率大军,以骑兵为先锋,冲击敌军侧后,大败之。于是乘胜进击,包围后方之薛仁杲,并将其*降。(3)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之战(虎牢关之战)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领兵包围洛阳之王世充,先攻击其外围据点,王世充每次出城支援,李世民就以骑兵为前锋,冲其阵,每战皆捷。王世充困顿,只能退回城中,不复出战,于是李世民完成对洛阳之全面包围。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深恐唐军坐大,于是引兵西向,欲解洛阳之围。李世民迅速占据虎牢关,将窦建德堵在关外,坚壁不出,同时派骑兵骚扰其侧后,并且时常袭击其运粮部队。窦建德为之疲弊,每日布阵,但求速战。李世民趁其列阵良久,士卒疲惫,于是以精锐骑兵为前锋,直击其阵,大军继之。唐军猝然而至,窦建德未防备,大为被动。李世民所部骑兵,数次击穿敌阵,来往好几次,又在窦建德阵后立起唐军大旗,于是敌大溃,李世民率骑兵紧紧追击,窦建德被唐骑将军白世让和杨武威擒获。于是,唐军再围洛阳,王世充出降。此战,李世民平定二雄,骑兵之功,大哉!(4)征东突厥之战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玄武们事变,初七日秦王李世民取得实际帝权;八月初九,李世民受禅即位,是为太宗;同月二十八日,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领兵直达渭水之滨,是为“渭水之耻”。自武德二年至武德九年,突厥入寇多达八次,太宗即位,天下初定,于是励精图治,练士卒,任贤能,选甲兵,甚至亲领将士练兵于显德殿,诸大臣柬而不能止。数年之间,国家强盛。会突厥连年灾变,先是大雪,后是大旱,牲畜死亡极多,再加上颉利可汗为政不明,多有叛离,太宗又离间颉利和突利叔侄,东突厥渐渐衰弱。太宗认为条件成熟,于是决意征伐东突厥。贞观三年十一月,以五路军进攻突厥,李世绩为行军大总管。贞观四年正月,李靖以3000骑兵突袭定襄,破之。颉利一日数惊,于是假意请内附,实际是观望,欲逃回漠北。太宗命唐俭会见颉利,颉利见之大喜,不为防备。于是,李靖力排众议,请突袭颉利,李世绩从之。李靖以苏定方率200先行,会夜雾,去牙帐七里,颉利才发觉。大军来到,颉利溃逃,唐军斩首万余级,俘获男女十余万,牲畜数十万。颉利逃至碛口,不料李世绩早已领兵等候,尽俘其众,颉利率数骑脱身逃走。欲奔土谷浑,其所部苏尼失部畏惧唐军,将颉利献于唐军。(后记:东突厥经此一役,势力衰微,余众拥立斛勃为大可汗,建帐于金山之北,不服唐朝。贞观二十三年,以高侃击之,其众望风而降。)此战,以李靖功最大。此一战,大唐威名,震动天下,于是四夷纷纷归服,又请太宗加尊号曰“天可汗”(意即和天空一样广大之可汗,也可说是天下万民之可汗,其称号,与成吉思汗有一比。成吉思汗,和大海一样辽阔的可汗)。中央王朝赫赫威名,莫过于唐。(5)征伐吐谷浑贞观八年冬,太宗决意征伐吐谷浑,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制五路大军。此战之起因,乃是吐谷浑屡次寇扰大唐边境,而当地各西羌部落也纷纷叛唐而归吐谷浑。诸军沿黄河两岸西进,至鄯州,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不战而退,李靖命李道宗帅骑兵急追,慕容伏允于库山据险而守。大军来到,李道宗潜以骑兵越山袭击其后,慕容伏允军大溃而走,唐均紧紧追击,慕容伏允父子离散,君臣相失。慕容伏允西逃,诸将以春草未生,唐马瘦弱,不宜进击,唯独侯军集坚持要追击,正合李靖之意。于是,分军为两道,南北并进,施行钳形夹击,先后战于曼头山,赤水源,进击吐谷浑都城。慕容伏允弃城而逃,尽烧野草,退至大非川,以阻唐军,李靖仍命唐军仍然紧追不舍。慕容伏允穷困之极,无路可逃,被左右所杀。此战,唐军追击极远,侯军集部尤甚,过星宿海,穿柴达木盆地,全程数千里,堪与汉代霍去病扫荡祁连山脉相比。

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朝,唐朝的鼎盛时期——贞观到天宝年间,在这时期内,社会繁荣安和,人们也呈现出一派开拓创新、昂扬向上的特点。 盛唐指的是从贞观到天宝这一历史时期,这是唐朝的鼎盛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之一,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创造中华民族更加伟大的新辉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黄金时代的社会风貌 公元618年,李渊灭隋建唐。秦王李世民执政后,以隋炀帝穷奢极侈、不恤百姓而身死国亡为鉴,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他推行偃武修文方针,政治上任人唯贤,虚心求谏,健全法制,中央官员由2000余人精减为600多人。经济上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去奢省费,释放3000多名宫女,提倡节俭。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家友好相处。隋末丧乱而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残破局面迅速改观。至贞观四年(630年),出现了物价低廉(一斗米仅四、五文铜钱),马牛遍野,外出不必带粮,夜不闭户(全国全年判死罪者仅29人)的空前繁荣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唐高宗即位后,在其父托孤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辅佐下,继续推行贞观前期的治国方略,经济、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有贞观遗风之誉,而且大唐国威超过了太宗时代。然而,高宗体弱多病,御国大权逐渐落在精明皇后武则天的手里。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废黜其子中宗、睿宗,从后宫走上朝堂,垂浅紫色帐听政。她任用酷吏,无情镇压反对者,以降服烈马的手段驾驭群臣。天授元年(690年),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武则天创立殿试,亲自选拔治国英才;设置武举,录取勇武之士;不拘一格地任用拥护她的人;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推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奖励屯田戍边;收复安西四镇,维护丝绸之路畅通;重视文化,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在她实际掌权的几十年间,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作为农耕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标志的人口,从太宗、高宗之际的380万户,激增为615万户。从综合国力和人才储备等,为开元、天宝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被赞为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的杰出封建政治家。 青少年时代就崭露头角的临淄王李隆基,在结束武则天逊位以来近八年的混乱政局后,在名相姚崇、宋璟辅佐下,锐意革弊布新,澄清吏治,禁用珠玉锦绣,不许臣下进贡求媚。改府兵制为募兵制。重视农桑,减轻封户租税,命部分僧尼还俗生产,抑制土地兼并,招抚流民,大力开荒,兴修水利。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籍户口猛增至906.9万余户。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全面发展繁荣。据学者研究,天宝年间人均粮食多达700斤。人们普遍知书达理,三尺童子以不言文墨为耻。诗歌、书法、绘画、雕塑、乐舞等成就辉煌,全国上下呈现出歌舞升平的“盛唐气象”。京城长安,是人口逾百万的国际大都市,王维著诗曰“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帝国。盛唐文明居世界文明前列,是世人向往的中心。外国人称中国人为“唐人”。“唐人街”遍布海外,是盛唐在世界上影响深远的生动体现。二、开放包容的盛唐风气1、开放并蓄李唐统治者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朝廷的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掌管对外事宜,为来唐的外国使节提供食物、翻译、医疗、丧葬、赐物、封官等优惠。对其他来唐者,朝廷和地方官吏也予以照顾。难以数计的外国使节、留学生、宗教徒、艺术家、科学家、商人和旅行者等,不畏茫茫沙碛或惊涛骇浪,潮水般地涌入大唐帝国,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这些具有浓郁异域风情的外来文明,深受盛唐人喜爱。《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年间以来,朝廷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由西域胡商出售的火烤、水蒸和油炸的各式胡饼,或酥脆可口,或热气腾腾,人人爱吃。波斯名酒三勒浆,由“貌如花”、“笑春风”的胡姬素手招客,并为客人跳胡舞助兴,生意兴隆。李白等诗人也乐往品酒赏舞,写下了不少动人诗歌。最受盛唐人欢迎的胡舞,是出自中亚的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腾跃飘逸的胡腾舞和雅妙馨香的柘枝舞。王维和岑参等诗人对高丽、天竺(今印度)的音乐和歌舞怀有浓厚兴趣。盛唐朝廷的十部乐中,就有外来的高丽、天竺、康国(中亚撒马尔罕)和安国(中亚布哈拉)四部乐。以虚帽、翻领、襟袖窄小、条纹裤和软锦靴为特征的胡服,是盛唐男女竞穿的时髦款式。今存的盛唐墓壁画、唐三彩俑、唐诗和文献记载中,都有大量出土文物和文字数据可证。外来的小狗、马、象、犀牛、豹、鹰和鹦鹉等动物,也备受唐人宠爱。如毛茸茸的小狗,是盛唐贵妇的宠物。杨贵妃有一条“康国小狗”,颇像今天的京巴狗。盛唐人还将马、象、犀牛调教成宴会上取乐的特殊“演员”。当优美的乐声响起,舞马“奋首鼓尾,纵横应节”或“衔杯上寿”;犀象“或拜或舞”。(参见《资治通鉴》卷218)外来的沉香等香料,深得上流社会青睐。他们用香料熏衣、沐浴、除口臭、净化室内空气、建宅、抹墙、娱乐等。外来的玛瑙等珠宝,被皇帝、贵族官僚用于赏赐、服饰和家具的点缀;外来的石蜜、紫石英等,被唐玄宗君臣用于养生延年。由此可见,来自天涯海角的“舶来品”,几乎覆盖了盛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盛唐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2、和睦相处外国商人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和成都等通都大邑,或开珠宝店、胡食铺、酒肆,或“举质取利”(放高利贷)。留学生进京城最高学府--国子监等读书,或参加专为外国人设置的宾贡科考试,入仕为官。艺术家或在宫廷表演胡乐、胡舞,或走江湖卖艺。宗教徒或翻译梵文佛经,或巡礼圣迹、寻师问道;或传播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旅游者饱览中华锦绣河山、风土人情,撰写游记。还有一些人,或以武功为将,或以专长待诏翰林,或为人效劳。这些外国人建宅买田,娶唐女为妻(不得带到外国),子孙相承,滞留于唐,多者数十年,有的甚至终老于唐。他们与唐人杂居,交往密切,和睦相处。早在贞观年间,已有所谓“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之说。(《大唐新语·从善》)入唐日本人与唐人杂居。天长地久的共同生活,使彼此结下深情厚谊。《全唐诗》里有很多唐人与日本、新罗、天竺等国留学生、僧侣等交往的诗。在唐笔记小说中,记载有一些外国人,在弥留之际将儿女、珠宝等托付唐人,唐人不贪财色,妥善处理所委之事的故事。盛唐是中国人与世界特别是与亚洲各国人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的时代。3、开拓创新生逢煌煌盛世的唐人,尤其是年轻书生,都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强烈进取精神。他们渴望为明主重用,在治国平天下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李白在《将进酒》诗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说:“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后出塞》)他欲使君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圣贤,天下风俗淳朴。孟浩然自称“昼夜常自强”,(《书怀贻京邑同好》)与二、三友人“俱怀鸿鹄志”。(《洗然弟竹亭》)高适的志向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们意气风发,充满活力,自强不息;或参加科举,力争金榜题名,博得一官半职,有的虽皓首穷经,失意科场数十年,布衣而死,也不后悔;或投笔从戎,仗剑去国,不畏边陲惊沙、风雪,虽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荫子,卫国保家。总之,整个社会充满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氛围。 盛唐人既有远大理想,又有脚踏实地的刻苦开拓创新精神。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莫过于文化中号称最难的吟诗。因痴迷吟诗,王维走入醋坛,孟浩然眉毛尽落,崔颢苦吟体瘦。盛唐人开拓创新的成就的确辉煌:三千里嘉陵江山水画一挥而就的吴道子,使山水画为之一新。他突破北齐曹仲达“曹衣出水”画风,新创“吴带当风”风格,被誉为“画圣”。与他同师习画的杨惠之,自感不如,又不甘屈居其下,毅然改攻雕塑,终成一代泰斗。王维的破墨山水,韩干的马,张萱的仕女,李白的“口吐天上文”,杜甫的“诗史”,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岑参豪放奇特的边塞诗,颜真卿雄秀独出的真书,李阳冰笔力遒劲的篆字,张旭醉后呼号疾走或以头濡墨的狂草,僧怀素“天下称独步”的草书,李龟年的歌,李暮的笛声等,都是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正是这些群星璀璨的盛唐人,不迷信权威作品,不止于前人成就,敢于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才攀上了文化发展的众多峰巅,为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4、生死坦然盛唐人虽还有灵魂不灭、讲究厚葬等传统观念,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提倡顺应自然、推崇薄葬的人也有很多。他们认为,与世界上一切生物一样,自古以来,有生必有死,物盛必衰,这是天道常理,所谓灵丹妙药,也无法起死回生、长生不老。儒生贾德茂自感不久人世,告诫其子说:生者气聚,死者气散,聚散是天道常理。还有人认为,没听说富贵者永远吉利,贫贱者没有凶险,在生死面前,不论富贵低贱之人,都是一样的,上天也过问不了。在这种生死观基础上,盛唐人平静地应对死生。武骑尉王羊仁墓志作者说:人活着是暂时的,死如同休息,人不需惧怕。皇宫御苑总监茹守福染病后,召集家人,宣告死期。子女环绕他哭。他制止道:人生是生物之始,死亡是其之终,终始循环,天之常道,又何必悲伤。盛唐人把死亡称为迁化、倾、不禄、终等,少有恐惧悲痛的伤感色彩。对后事的安排,也毫无忌讳,从容不迫,或自选墓地,或预筑坟茔,或打造寿木,或亲撰墓志铭,或在墓室起居。由于他们把生死看得比较客观,乐天知命,不相信死后灵魂不灭,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因而嘱咐家人不要像厚葬者那样,在墓中摆设生前用品、金银珠宝,那样只能招贼盗墓、抛尸荒野,后患无穷。5、女性风采 在开放的煌煌盛世,女性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思想较为开放,行为较为自由。她们自信自强,已从初唐全身障蔽、面网垂颈的状态中走出,靓装露髻地出现在盛唐的人生舞台上,涌现出不少诗人、音乐家、舞蹈家、书法家和巧妇等,在中国妇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可以说,她们和男性共同创造了盛唐文明。 政治上,武则天以后,宫廷女性参政成风,韦后、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都欲步武则天后尘,再续女人称帝的历史。一代才女上官婉儿等也参与其事,尽管失败了,但也体现了女强人的风采。经济上,女性是中国古代传统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的一半,还参加女红、开店和做小生意等手工业及商业劳动。唐玄宗妃柳婕妤之妹,新创夹缬印染法。文化上,女性与男性一起参与对弈、拔河、击球、打猎、斗鸡、抛球、看戏、乞巧、斗花草、观竞渡(龙舟比赛),与文人墨客赋诗唱和,游春时甚至以红裙挂为“裙幄”,席地而坐赏花宴饮。公孙大娘的剑器,雄健绝伦,一舞动四方;王大娘的顶竿,技术高超,其妙入神,令人叹为观止。 盛唐女性尽管尚未摆脱重视门第、聘财、婚姻前定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羁绊,但不少女性已开始冲破各种习惯势力的束缚,向往自主择偶的自由婚姻,也得到一些男性的理解与支持。如李林甫在大厅墙上开一横窗,每有贵族子弟拜见,便让几个女儿于窗中自选如意郎君。唐代宫女众多,玄宗时有四万。她们红颜入宫,白发而亡,能得帝宠者极少。一些勇于追求自由与爱情的宫女,或题诗红叶,投御沟漂出宫墙,寻觅知音,史载有的宫女因此获得好的归宿。在唐人传奇小说中,记载有一些少女为追求美满婚姻而不顾一切艰险甚至付出生命的动人故事。 盛唐女性爱美,服饰讲究,富有文化底蕴。头发挽成高髻、望仙、乐游、堕马等数十种发髻,并插入簪、梳、钗、搔头、花卉和步摇等饰物。脸部化妆则有“额黄”、“黛眉”、“花钿”、“点唇”等。耳垂坠子,颈系项链,臂套手镯,手戴指轮(戒指)。也有女性自恃其美而不修饰的,如杨贵妃三姊虢国夫人,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见天子。盛唐女性的服装,通常是由衫、帔和裙组合而成。衫是短上衣。帔是披在肩上的长巾。裙的色彩、款式颇多,有所谓七破裙、九破裙之类。石榴裙最流行,杨贵妃则独爱黄裙。女性还喜好穿丈夫衣服靴衫、戎装和胡服。最令人瞩目的是,她们穿类似西方女性那样袒胸露乳的服装,在大庭广众中,落落大方地展示独特的女性美,如《逢邻女》:“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盛唐女性化妆和服饰的丰富多彩与超前,是盛唐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情趣高雅、身心健康、珍重生命、乐观向上的表现。

铠甲是军队的重要装备,铠甲的质地和制作材料是影响军队作战的重要因素,一副好的装备能大大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在唐朝时期,有十三款铠甲,它们都各是什么呢? 唐十三铠中,明光、光要、锁子、山文、鸟锤、细鳞甲是铁甲,后三种是以铠甲甲片的式样来命名的。皮甲、木甲、白布、皂娟、布背,则是以制造材料命名。在铠甲中,仍以明光甲使用最普遍。 锁子与山文是并列的两种铠甲。鱼鳞甲.罗圈甲.山文字甲鱼鳞甲.罗圈甲.山文字甲,这些甲都属于一种范畴,它们不是全身甲。但是,它们的某些防护能力是不同的,象山文字甲,它的“倒丫”甲片中间凸两边凹,由多片甲片相互扣合成整片甲,这样甲表面形成无数的凹凸面,非常利于防箭。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更加轻,但是防御力却大大的提升。而且造型相当美观。 唐朝的甲制共有13种,其中明光铠、光要铠、细麟铠、山文铠、乌锤铠和锁子甲都是铁甲,由铁制成。在唐朝,前代流行的两当铠已经被淘汰,在汉末晋初出现的明光铠成为唐军装备的最主要的铠甲,名列《唐六典》的甲制之首。明光铠除了继承了两当铠的优点以外又对铠甲进行了改进,比如:加了披膊,膝裙和对头盔也进行了改进,另在两肩装有类似皮革制作的披膊,胸背以及肩部等处还露出彩带结头。日后军队常用的锁子甲,在唐朝也列如有甲制中。明光铠的形制基本上与南北朝时期相同,只是腿裙变得更长。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了:有的只是在裲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数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明光铠一词的来源,据说与胸前和背后的圆护有关。因为这种圆护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将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故名。 锁子甲在中国古代又称“环锁铠”。一般由铁丝或铁环套扣缀合成衣状,每环与另四个环相套扣,形如网锁。由西域传入中国,最早记载见于《先帝赐臣铠表》。《晋书.吕光载记》描述此类铠甲 “铠如环锁,射不可入。”唐代极为盛行,并将此甲列为13种甲制之一明代和清代还仍有沿用。锁子甲是一种用铁链衔接,互相密扣,缀合而成衣形的铠甲。这种甲穿起来柔和便利,比大型坚甲轻松。 皮甲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古代战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皮甲由甲身、甲袖和甲裙组成;甲片的编缀方法,横向均左片压右片,纵向均为下排压上排;胄也是用十八片甲片编缀起来的。铠甲材料最好是使用皮革。皮革铠甲的使用年代久远,即使后来出现了金属铠甲,但是由于皮甲轻便、价廉,所以仍被普遍使用。 到了唐代前后,一改以前甲片的缀合方式,出现了把几层皮革重叠起来使用的新型皮甲。这种皮甲一直沿用到十七世纪,成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铠甲。 步兵甲为适应步兵野战的需要,在唐代供步兵使用的步兵甲有了很大发展。据《通典》所记,当时每队战士有60%的人装备有铠甲,而汉代军队披铠甲的士兵仅占总数40%。这种步兵甲的基本形制是:身甲前后片在双肩上用带联扣,两肩所覆披膊作兽皮纹,腰带下垂有两片很大的膝裙,上面叠缀着几排方形的甲片。宋代的“步人甲”就是由这种铠甲演变而成的。 补充说明:中国宋代的步人甲(步兵铠甲)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北宋步人甲由铁质甲叶用皮条或甲钉连缀而成,属于典型的札甲。其防护范围包括全身,以防护范围而言,是最接近欧洲重甲的中国铠甲,但是也没达到欧洲重甲那种密不透风般的防护程度。根据宋绍兴四年(1134)年的规定,步人甲由1825 枚甲叶组成,总重量达29KG,同时可通过增加甲叶数量来提高防护力,但是重量会进一步上升。为此,皇帝亲自赐命,规定步兵铠甲以29.8KG为限。此后,又把长枪手的铠甲重量定为32-35KG;由于弓箭手经常卷入近战格斗,其铠甲定为28-33KG;而弩射手的铠甲定为22-27KG。 唐十三铠绢布甲唐代胄甲,用于实战的,主要是铁甲和皮甲。除铁甲和皮甲之外,唐代铠甲中比较常用的,还有绢布甲。绢布甲是用绢布一类纺织品制成的铠甲,它结构比较轻巧,外形美观,但没有防御能力,故不能用于实战只能作为武将平时服饰或仪仗用的装束。 马甲《唐六典》列举的十三种铠甲中,最后一种名为“马甲”。有人以为是当时战马所着,其实不然。根据东晋以后的习惯,只有人穿的胄甲才能称“甲”,马着的甲衣只能称“具装”,而不叫“马甲”。

宫殿是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是突现王权的尊严的象征。大唐帝国的宫殿——大明宫,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大明宫位于唐京师长安(西安)北侧,始建于公元634年,原名永安宫,是唐长安城的三座主要宫殿(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中规模最大的,称为“东内”。 自唐高宗起,先后有17位唐朝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历时达二百余年。大明宫是当时全世界最辉煌壮丽的宫殿群,其建筑形制影响了当时东亚地区的多个国家宫殿的建设。大明宫占地350公顷,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4.5倍,被誉为千宫之宫、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公元896年,大明宫毁于唐末的战乱。 大明宫位于隋朝皇宫大兴宫(唐称太极宫)之东,始建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原名永安宫,唐太宗建造初衷是为给太上皇李渊居住,以尽孝道。但大明宫未建成,李渊就离开了人世,大明宫的修建于是停止。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扩建,次年迁入大明宫执政。大明宫成为了大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毁于兵乱。大明宫周长7.6多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为北京紫禁城的四倍,相当于三个凡尔赛宫,十二个克里姆林宫,十三个卢浮宫,十五个白金汉宫,五百个足球场。共11个城门,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部有三道宫墙护卫,墙外的丹凤门大街宽达176米,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宽的街道。唐大明宫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世界史上最宏伟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 大明宫选址在唐长安城宫城东北侧的龙首原上,利用天然地势修筑宫殿,形成一座相对独立的城堡。宫城的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城墙东西宽1.5公里,南北长2.5公里,周长7.6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城墙南段与长安城的北墙东段相重合,其北另有三道平行的东西向宫墙,把宫殿分为三个区域。所有墙体均以夯土板筑,底宽10.5米左右,城角、城门处包砖并向外加宽,上筑城楼、角楼等。 宫城共有九座城门,南面正中为丹凤门,东西分别为望仙门和建福门;北面正中为玄武门,东西分别为银汉门和青霄门;东面为左银台门;西面南北分别为右银台门和九仙门。除正门丹凤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在宫城的东西北三面筑有与城墙平行的夹城,在北面正中设重玄门,正对着玄武门。宫城外的东西两侧分别驻有禁军,北门夹城内设立了禁军的指挥机关——“北衙”。 整个宫域可分为前朝和内庭两部分,前朝以朝会为主,内庭以居住和宴游为主。大明宫的正门丹凤门以南,有宽176米的丹凤门大街,以北是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玄武殿等组成的南北中轴线,宫内的其他建筑,也大都沿着这条轴线分布。在轴线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条纵街,是在三道横向宫墙上开边门贯通形成的。 1、宫殿的整体特点 大明宫大明宫的规模很大,宫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全宫分为宫、省两部分,省(衙署)基本在宣政门一线之南,共北属于“禁中”,为帝王生活区域,其布局以太液池为中心而环列,依地形而灵活自由。宫城之北,为禁苑区。如不计太液池以北的内苑地带,遗址范围即相当于明清故宫紫禁城总面积的三倍多。大明宫中的麟德殿面积约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唐代的大明宫被称为“中国宫殿建筑的峰巅之作”,大明宫的面积是北京故宫的4.5倍、凡尔赛宫的3倍、克里姆林宫的12倍、卢浮宫的13倍。作为大唐的权力中心,随着帝国的覆灭,大明宫最终毁于战火,留下千古的遗憾。 2、建筑群处理愈趋成熟 建筑也加强了突出主体建筑的空间组合,强调了纵轴方向的陪衬手法。全宫自南端丹凤门起,北达宫内太液池蓬莱山,为长达约1600余米的中轴线,轴线上排列全宫的主要建筑: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轴线两侧采取大体对称的布局。如不计入内苑部分,从丹凤门到紫宸殿也约1200米,这个长度略大于从北京故宫天安门到保和殿的距离。含元殿利用的突起的高地(龙首原)作为殿基,加上两侧双阁的陪衬和轴线上空间的变化,造成朝廷所需的威严气氛。 3、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 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如麟德殿,由前、中、后三座殿组成,面积约5000平方米,约为太和殿的三倍。采用了面阔11间,进深17间的柱网布置。殿东西两侧又有亭台楼阁衬托,造型相当丰富多样。主殿含元殿则用减去中间一列柱子的办法,加大空间,使跨度达到10米,可证唐初宫殿中木架结构已具有与故宫太和殿约略相同的梁架跨度。 4、建筑艺术加工的真实和成熟’ 唐代建筑风格的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而又开朗。现存的木建筑遗物反映了唐代建筑艺术加工和结构的统一,在建筑物上没有纯粹为了装饰而加上去的构件,也没有歪曲建筑材料性能使之屈从于装饰要求的现象。这固然是中国古典建筑的传统特点,但在唐代建筑上表现得更为彻底。含元殿踞龙首原高处,高出平地十余米,殿十一间,前有长达75米的龙尾道。殿阶局部用永定柱平坐,这种较古的方法,唐以后逐渐淘汰。整组建筑气魄雄伟,足可代表当时高度发展的文化技术。含元殿和麟德殿的开间尺寸,不过5米稍多,最大梁袱跨距,不过四椽,尺度不及后世,用料也相对较小。用较小的料而构成宏伟的宫殿,应该说技艺已相当纯熟。 5、含元殿 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位于丹凤门以北约600米处、龙首原的南沿,是举行重大庆典和朝会之所,俗称“外朝”。主殿面阔十一间,加上副阶为十三间,进深四间,加上副阶为六间,每间宽5.3米。实测殿基高于平地15.6米,东西长200米,南北长100米,总面积27600平方米,四周有宽5米的副阶。在主殿的东南和西南方向分别有翔鸾阁和栖凤阁,各以曲尺形廊庑与主殿相连,整组建筑呈“凹”字形。主 殿前是一条长78米、以阶梯和斜坡相间的龙尾道,分为中间的御道和两侧的边道,表面铺设花砖。在龙尾道的前方还有一座宫门,可能是牌坊式建筑,其左右各有横贯东西的隔墙。含元殿建造时充分利用了龙首原的高地,威严壮观,视野开阔,可俯瞰整座长安城,诗句“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就形容了它当时的巍峨气势。右图是根据杨鸿勋先生复原方案制作的含元殿模型。 6、宣政殿 含元殿正北约300米处是宣政殿,为皇帝临朝听政之所,称为“中朝”。殿基东西长70米,南北宽40多米。殿前左右分别有中书省、门下省和弘文馆、史馆、御史台馆等官署。在殿前130米处,有三门并列的宣政门,左右是横贯式的宫墙,墙、殿之间形成较大的院庭。紫宸殿位于宣政殿以北95米处,称为“内朝”,群臣在这里朝见皇帝,称为“入阁”。含元、宣政、紫宸组成的外朝、中朝、内朝格局多为后世的宫殿所效仿,北京紫禁城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便是这种格局的体现。 大明宫的北部为园林区,建筑布局疏朗,形式多样。紫宸殿以北约200米处即为龙首原的北沿,其下有太液池,又名蓬莱池,面积约16000平方米。水池的形状接近椭圆形,在池内偏东处有一土丘,高5米多,称作蓬莱山。池的沿岸建有回廊,附近还有多座亭台楼阁和殿宇厅堂。 7、麟德殿 麟德殿位于大明宫的西北部,是宫内规模最大的别殿,建于高宗麟德年间,是皇帝举行宴会、观看乐舞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场所。殿基用夯土砌筑,四壁铺砖,实测南北长130米,东西宽80余米。高台上原有前中后毗连的三座大殿,分上下两层。东西侧分别有对称的郁仪楼和结邻楼以飞廊与主殿上层连通,楼前有亭,全都建在夯土高台上。整个麟德殿的总建筑面积达12300平方米,周围有回廊环绕,目前已在遗址的基础上复原了其平面布局。 8、道教宫殿 唐朝的统治者崇尚道教,认老子为祖先,因此在大明宫内也有三清殿、大角观、玄元皇帝庙等道教建筑。三清殿位于宫城的东北隅,殿基面积达4000平方米,台上是楼阁式建筑。此外,清思殿、大福殿等遗址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对象。

唐代宰相不在少数,其中闻名后世的亦有许多。以下所列举十大宰相,他们之中既有贤明流于千古的名相,也有臭名昭著万世不可洗刷的奸相,更有参与激烈政治斗争但却体现出非常才能的是非之相。1、贞观名相之首:房玄龄 房玄龄(579~648),别名房乔,字玄龄(一说名玄龄,字乔松),汉族,齐州临淄人(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人),是中国唐朝时的开国宰相。其父房彦谦,大业(605至616)时为泾阳令,谥定伯。善草隶。《北史本传》。18岁时本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尉、隰城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政变成功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房玄龄任太子左庶子。七月初五(8月2日),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十一年封梁国公。与杜如晦、魏征等同为太宗的重要助手。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曾受诏重撰《晋书》。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玄龄公去世后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陪葬昭陵。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其参与制定的《贞观律》为后来的《永徽律》及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疏议》奠定了基础;又曾与魏征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为贞观善政之首;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如《旧唐书》赞曰:“文含经纬,谋深夹辅。笙磬同音,唯房与杜。”因玄龄善于谋划,如晦善于决断,史称“房谋杜断”。 房玄龄少年时代随父亲去京师,当时隋文帝当国,天下宁晏,一片大好太平景象,但弱冠之年的房玄龄已经对世事有精到的分析,私下对父亲讲:“隋帝本无功德,只知诳惑百姓。而且他不为国家长久之计,诸子嫡庶不分,竟相淫侈,最终会互相诛夷倾轧。现在国家康平,但灭亡之日翘足可待。”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获封羽骑尉。由于父亲常年卧榻重病,房玄龄一直伺奉左右,以孝闻名。李世民领兵过渭北,房玄龄谒于军门投靠。两人一见,便如平生旧识,马上任其为记室参军。房玄龄为报李世民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每攻灭一方割据势力,军中诸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惟独房玄龄四处访寻英杰人物,并把他们荐于秦王李世民。因此府中的谋臣猛将,心中都十分感念房玄龄推荐之恩,尽死力报效。房玄龄在李世民秦王府中十多年,一直掌管军谋大事,而且于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全,不用草稿。高祖李渊也对房玄龄深加叹赏,对侍臣讲:“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世民)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后来太子李建成斥逐秦王府宫属,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并被驱斥于外任。“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密召二人化装成道士入阁秘计,最终赞画计成。 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政变成功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房玄龄任太子左庶子。七月初五(8月2日),升为中书令。论功行赏,太宗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功为一等,进爵邢国公。李世民的堂叔李神通不服,说:“义兵初起,臣率兵先至。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这位皇叔不敢提长孙无忌,因为他是太宗大舅子;也不敢提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二人都是武将,而且尉迟敬德老拳连世民弟弟脸上也不能幸免),反而功居一等,臣心不服。”李世民也不客气,当廷驳斥道:“义旗初兴,人各有心。叔父您虽率兵前来,也是因为惧祸怕被株连杀掉,而且从未亲自上阵打过仗。与窦建德交手,您全军陷没(还被俘获,只是建德仁德没杀他。李世民给他面子没点破);后来刘黑闼起兵,您又望风败逃。如今论功行赏,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定社稷,功比萧何,虽无汗马之劳,但能以大计居功一等。叔父您国家至亲,朕并不吝惜封赏,但不能因私情滥于功臣同受奖励!”一席话,讲得这位常败皇叔惭愧退下,好没面子。 贞观二年,房玄龄改封魏国公,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房玄龄尽心竭诚,夙兴夜寐。加之他明达吏事,法令宽平,任人惟贤,不分卑贱,论者皆称之为良相。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房玄龄护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封梁国公。与杜如晦、魏征等同为太宗的重要助手。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加太子少师。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曾受诏重撰《晋书》。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他任宰相十五年,女为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尚高阳公主,显贵至极,但常常深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贞观十八年,李世民亲征辽东高丽,命房玄龄留守京城。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重,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并亲临探望。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临终之时,房玄龄对诸子说:“当今天下清平,只是皇上东讨高丽不止,正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我知而不言,就会含恨而死啊。”于是抗表进谏,请求太宗以天下苍生为重,罢军止伐高丽。太宗见表,感动地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此人病危将死,还能忧我国家,真是太难得了。”临终之际,李世民亲至其病床前握手诀别,立授其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时能看见二子显贵。房玄龄受遇如此,死时定当含笑。卒年七十,诚为喜丧之年。太宗为之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文昭,陪葬昭陵。 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 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唐太宗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与初唐其他二十三位开国功臣一起由画圣阎立本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 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圭、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绩、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柳芳的评论可谓恰如其分,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有关这段历史评论时,都全文抄录。2、两朝外戚重臣: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约597~659),字辅机,河南省洛阳人,唐初大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祖父长孙光,周开府仪同三司,平原公。父长孙晟,隋右骁卫将军。长孙家先世乃鲜卑族拔拔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世为魏室重臣。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长孙氏是当时关中的大门阀之一,是李渊家族夺取天下的重要支持者。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太宗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太宗废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唐高宗李治的亲舅。 长孙无忌博学多才,又有谋略,少年时即与李世民交好。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在长春宫进见,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征讨。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贞观元年,迁吏部尚书,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历任太子左庶子、左武候大将军、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司空,功勋卓著,又是外戚,是太宗最信赖倚重的大臣。虽然位极人臣,招致议论,但唐太宗多次表示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屡加恩宠。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名列第一。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唐太宗欲立晋王李治,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密议,长孙无忌表示支持,次年李治被立为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病危,遗命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政。 唐高宗继位,拜无忌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扬州都督,主持朝政。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事泄,无忌为稳固高宗帝位,以谋反案诬陷吴王李恪,李恪与房遗爱、高阳公主等一同被杀。永徽六年(655年),高宗欲立武昭仪为皇后,无忌坚决反对,招致武后仇恨。许敬宗希旨,诬构无忌谋反,高宗削无忌爵,流黔州(今贵州),659年被逼自缢死,天下哀之,虽然不久后他的子孙就被召回仕官袭爵,但长孙一族由此衰败。唐肃宗时,下诏追复无忌官爵。无忌有诗三首留于后世。 长孙无忌出身名族,才智卓著,于唐朝有开国之功,于太宗为知己之臣。居相位三十余年,而忠心不渝,受命辅佐高宗,延续贞观遗风。因坚持维护纲纪,最终受诬被害。史书认为长孙无忌被害,是唐高宗的统治转向昏庸,权力落入武氏的开始。然传统说法有失公正,无忌先前也诬陷杀害吴王恪,牵连李道宗、薛万彻,并与褚遂良打击异己,武后只是仿效他们而已。3、、唐室砥柱: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年8月15日),字怀英,号德英,唐代并州太原府阳曲县(今山西太原阳曲县)人。为唐朝武周时的著名宰相,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以身护法。任大理丞,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先后举荐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及姚崇等数十位干练的官员,皆为唐朝中兴之臣,朝中政风为之一变。有人对他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狄仁杰曾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续立唐嗣,唐祚得以维系。一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为国贡献卓著。 狄仁杰的高祖狄湛,随宇文泰西走咸阳;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时期的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狄仁杰被吏诬告,阎立本受理讯问,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在此任内,狄仁杰通晓吏治、兵刑等封建典章和法律制度,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有重大影响。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年至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寺丞,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当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与外族的关系,深得人心,人吏为立生祠[1]。垂拱四年(688年),张光辅奏狄仁杰出言不逊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天授二年(691年)九月,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宰相),开始了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 长寿元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来俊臣等酷吏诬陷狄仁杰等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狄仁杰等深知酷吏严刑拷打成性,宁为陛下赐死,也不愿死于酷吏手中,为保全性命,权宜之计立刻招罪曰:“反是实!”仁杰拆下被褥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得其冤状。其子狄光远持书上告朝廷,来俊臣接获密报,遂伪造狄仁杰笔迹写下《谢死表》上呈女皇。女皇召狄仁杰等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弄清是伪造的,于是释放此案七人,但俱贬为地方官,狄仁杰则被贬为彭泽令(今江西省彭泽)。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一带)刺史。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召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女皇治理国家大政的左右手。 圣历元年(698年),太子迟迟未立,武则天有意立侄梁王武三思为太子,狄仁杰以政治人物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勿让权予侄。曰:“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答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意见,为表示心意,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赐武姓,使李唐得以维系。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入侵河北。女皇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迅速恢复了河北的安定。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女皇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追封之为梁国公。4、、救时宰相: 姚崇 姚崇(650~721),唐高宗永徽元年出生于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陕县)一个武将之家,祖籍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第二十一世孙,高祖姚宣业任南朝梁陈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武帝最倚重之。曾祖姚安仁仕隋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远图膺锡,大名垂休。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仕唐任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崇二十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迁回汝州梁县广成外婆家。 广成泽在汝州西六十里,是东都洛阳外围的一处名胜。东汉朝廷曾将这里辟为宫苑,供皇帝游猎娱乐。姚崇继承了父亲的尚武遗风,每日以习武为功课,经常同乡里少年一起到山野射猎比武。十数年坚持不懈的锻炼,炼就一身强健的体魄和勇猛无畏的精神,诸般兵器无所不通。后来饱学之士张憬藏游学路经广成,落脚姚崇家,见姚崇气宇轩昂,眼神里透出一股灵气,非一般山村野夫可比,但与之交谈起来却感到他知识贫乏,文理欠通,力劝姚崇好好读书,增长识见,并鼓励说:“广成是上古贤人广成子所居之地,黄帝曾问道于广成子。你将来当以文才显名,很可能作到宰相一级大官,不要自暴自弃,要好自为之!”从此,姚崇潜心修文,刻苦攻读,学业大进,后以门荫出身,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步入政坛。他先后做了三次宰相。 姚崇自幼受父影响,孜孜好学,胸怀大志。长大入朝论政,答对如流,且下笔成章,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初拜侍郎(四品官),后连续升迁,成为武则天、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四朝宰相,是中国封建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姚崇入朝做事,负责理案刑狱,正值武则天时严刑峻法横生,他执法公正,把许多人从冤狱中解放出来,引起朝野注目,官职连续晋升。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武则天破格提升他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此职即被视为宰相),兼相王李旦府长史。五年后,因得罪武则天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借突厥犯境之际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虽仍是同凤阁鸾台三品,但已无宰相实权。临行推荐张柬之任宰相。705年,武则天病重,姚崇从边关返京,同张柬之密谋诛杀了张氏兄弟,逼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显。李显复位,以姚、张为宰相,因姚有功,加封为梁县侯。中宗继位,但武家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姚崇没有接受相位,以种种借口出任亳州刺史。 第二年,张柬之被杀、武三思和韦后掌权,太子杀死武三思,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掌握朝中大权,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后拥李旦继位的宫廷权力争斗。姚崇幸免于难。 李旦继位后,于公元710年,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因太平公主想走母亲的道路,掌握大权。姚崇向李旦建议将太平公主安置洛阳,诸王派往各州,确保东宫李隆基之位。昏庸的睿宗李旦如实转告太平公主,使事情败露。李隆基为争取主动,以姚调拨兄妹关系为由,贬姚崇为申州刺史。这任宰相在职还不到一年。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继位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巩固了地位,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十月,唐玄宗在骊山下举行盛大阅兵式,参加的有二十万军队,旗帜相连五十余里,但军容不整,秩序紊乱。看到这种情况,玄宗大怒,下令把阅兵式总指挥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罢官流放。召姚崇速赴骊山行营。姚崇赶到骊山时,玄宗正游猎于渭河之滨。玄宗问姚崇:“卿颇知猎否?”姚崇回答:“臣少孤,年二十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四十岁方遇张憬藏,谓臣当以文学备位宰相,无为自弃。尔来折节读书,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犹能。”于是指挥卒伍,呼鹰放犬,投枪射箭,进退有序。玄宗很称意,即拜姚崇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替郭元振做宰相。 姚崇出任宰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唐玄宗建议改除武则天晚年以来十几年间混乱政治的积弊十种。主要是罢免冗官,行法自近,禁绝贿赂等。玄宗很爽快地全盘采纳,并全力支持姚 姚崇 崇逐条落实。姚崇任宰相三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沉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姚崇被誉为“救时宰相”,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并称为贤相。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姚崇的幕僚受贿,姚崇以嫌避位,推荐宋璟代替自己宰相之位。宋璟继续推行姚崇的政治路线,司马光《资治通鉴》称:“唐时贤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崇)宋(璟),他人莫道焉”。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丁未(初三)日(9月28日)姚崇去世,享年72岁。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去世前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子孙去世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成为家法。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姚崇死后,唐玄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开元十七年,追赠为太子太保。葬汝州梁县。5、开元盛世名相: 张说 张说(667~730),唐代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字道济,一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武后策贤良方正,张说年才弱冠,对策第一,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因忤旨流配钦州,中宗朝召还。睿宗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开元初,因不附太平公主,罢知政事。复拜中书令,封燕国公。出为相州、岳州等地刺史,又召还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迁中书令,俄授右丞相,至尚书左仆射,中与张嘉贞有过权力争斗,最后扳倒张嘉贞,自任首席宰相。卒谥号文贞。与苏颋(封许国公)齐名,俱有文名,掌朝廷制诰著作,人称“燕许大手笔”公元730年,不幸病逝,寿63岁。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职卑微,仅为洪洞县丞。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张说遂屈居为乙等,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 长安初年(701年),诏令张说与徐坚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此事。昌宗不学无术,只是广引文词之士,高谈阔论,“历年未能下笔”。唯张说与徐坚“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书修成后,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后又擢任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年),女皇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与人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称此是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了。当上廷作证时,再次威胁他,张说却慷慨陈词,对女皇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阴谋败露后,又气急败坏地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最后并说:“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理正词严,揭露了张昌宗的非法行为,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不分是非曲直,反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再次鞫审,最后竟被无辜流放于岭外。 唐中宗复位后,张说入为兵部员外郎,后转工部侍郎。景龙年间(707年—709年),遇母丧离职,服丧未满,中宗欲起复授黄门侍郎,当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张说却推辞不受,颇受有识之士的称赞。服丧期满,复授工部侍郎,不久改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即位,张说迁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这年秋天,谯王李重福潜入东 武则天 都,欲谋夺皇位。兵败后,东都留守捕获了其党羽数百人,审讯多月,迟迟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张说前去审理。张说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获了谯王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状,其余误捕下狱的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张说办事干练,深受睿宗的嘉奖,称赞他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这时,李隆基尚居东宫为太子,张说为侍读,备受亲近礼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结朝臣,朋比为奸,干预朝政,图谋废掉太子。这年二月,唐睿宗曾对待臣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侍臣们明白,此事显然是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张说则直言不讳地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听后十分高兴,即日下制止皇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制皇太子即位。 睿宗虽然退居为太上皇,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太平公主仍依恃皇兄权势继续干预政事,变本加厉地谋害玄宗。她恨张说不趋附自己,便奏请睿宗,将他贬为尚书左丞,并出为东都留守。张说洞知太平公主之党暗中怀有异谋,遂遣使者献给玄宗一把佩刀,暗示他要果断行事,以铲除太平公主之党。故史称“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之后,玄宗即召张说拜中书令,封燕国公。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后,张说就私自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诚意。姚崇告发此事,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 张说被贬不久,又因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苏颋擢任宰相,张说与其父苏瑰为故交,撰《五君咏》献苏颋,其中一则是记苏瓖事。苏颋读后很感动,上奏称张说为“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遐方”。开元六年(718年)二月,张说迁任荆州长史。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开元十年(722年),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并去朔方巡视边防,处置兵马。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进为中书令。开元十七年(729年),再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 张说在位时做了几件大事,第一就是讨灭了朔方的反胡;第二是大裁军,实行募兵制,将无所事事的府兵裁撤,招募民间勇士进入军队;第三是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二省合一,权力集中;第四就是主持李隆基封禅泰山。这几件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特别是中间两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最后一件也使得李隆基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封禅泰山的皇帝之一。 开元十八年(730年),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笔写药方赐予他。由于医治无效,这年十二月病卒。时年六十四岁。赠太师,谥曰文贞,玄宗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6、口蜜腹剑: 李林甫 李林甫(683~752),唐宗室,小字哥奴。通音律,会机变,善钻营。开元中,迁御史中丞、吏部侍郎,深结唐玄宗宠妃武惠妃及宦官等,僭伺帝意,故奏对皆称旨。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拜相,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二十四年(736)底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大权独握。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专政自恣,杜绝言路,助成安史之乱。天宝十一载(752年)十月抱病而终。李林甫死后遭杨国忠告发,时尚未下葬,被削去官爵,子孙流岭南,家产没官,改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 李林甫原为吏部侍郎,奸佞多狡诈,他与众宦官、妃嫔交情深厚,故而对皇帝一举一动最先知道。因此他每次都能顺皇帝心态奏旨,获得唐玄宗赏识。当时武惠妃最得宠,其子寿王瑁也最受玄宗宠爱。李林甫谄附武惠妃,因此得以擢升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二十八日,玄宗任命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从此李林甫渐渐专权。在他19年为相生涯中,玄宗对他始终深信不疑。李林甫是著名的奸相,喜欢玩弄权术,表面上甜言蜜语,背后却阴谋暗害。凡被玄宗信任或反对他的人,他总会亲往交结,等他权位在握时,便设计去除此人。即使是老奸巨猾的人,也往往败在李林甫的手下。他善音律,无才学,会机变,善钻营。出身于李唐宗室,是李渊叔伯兄弟李叔良的曾孙。祖父李孝斌,官为原州长史:父亲李思诲,官为扬府参军。初为千牛直长(宫廷侍卫)。开元初,迁太子中允。不久通过他舅姑夫的叔叔侍中乾曜的关系,升至国子司业。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迁为御史中丞,隶管刑部、吏部侍郎。至此,他已跻身李唐高层统治者行列。其时武惠妃专宠,李林甫极尽逢迎谄媚之能事。惠妃之子寿王,极得玄宗钟爱,李林甫托宦官禀告惠妃,“愿护寿王(李瑁)为万岁计”,即是说,他将拥护寿王登上皇帝宝座。惠妃闻禀感激涕零,在玄宗面前经常称颂李林甫之“德政”。因谄附玄宗宠妃武惠妃,擢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拜相,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林甫长期专权,遍用蕃将、阻绝边将入相,又一手炮制了针对太子李亨(唐肃宗)的多起冤案,李适之、王忠嗣、皇甫惟明等重臣良将均遭其迫害。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终于有年老势衰之时,被唐玄宗提拔的另一奸臣杨国忠所算计。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月抱病而终。 李林甫虽然是唐明皇身边的大奸臣,对于他的罪过已经听的很多了。但是,唐明皇既然能认清李白这个诗人没有政治才华,也一定能看出李林甫身上可取之处。他不至于一无是处,对于盛唐气象,李林甫确实不错,只有他才能控制各地的蕃将,这些蕃将包括安禄山。李林甫时搞得社会矛盾极其激烈,一触即发,李林甫死后,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发动兵变。当然,唐朝皇帝自己也有责任,没有识人和用人之能是封建社会任何皇帝的致命伤,不应该只是指责李林甫杨国忠或者安禄山。 史称: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可见他办事谨慎,纲纪严明,讲究效率。如果没有这一点,恐怕李林甫很难独揽朝政达十六年之久。虽然李林甫依法办事的目的在于个人专权,但是完善立法,对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什么天宝时期维持十多年的安定局面,原由在于此。7、中唐权臣: 元载 元载(?~777),字公辅,凤翔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人,唐朝中期政治人物。其妻是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女儿王韫秀。元载出身于贫寒之家,其父原名景升,在扶风为曹王李明的妃子元氏主管赐田产业,准冒姓元氏,改名元升。元载幼年嗜学,博览群书,尤通道学。天宝初年,玄宗皇帝崇奉道教,下诏选精通庄、老、文、列学说的人才,元载应举中高科,授邠州新平(治今陕西彬县)县尉。后历迁大理评事、大理司直。 天宝十四年(755)冬,安史之乱发生。京城失陷,元载逃往江南。次年(756)七月,肃宗即皇位,苏州刺史、江东采访使李希言奏元载为副手,因拜祠部员外郎,迁任洪州刺史。当年十月,京城收复,肃宗回长安,元载入京任度支郎中。由于他聪明善应变,又有学识,能言善写,得肃宗喜爱,命他去江淮督领漕挽,加授御史中丞。数月时间,又迁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掌管了财经。 宝应元年(761)四月,肃宗病重,幸臣李辅国掌宫禁,权倾内外,凡所言事,肃宗皆从其意。元载同辅国之妻元氏为同宗近族,又巧于趋炎附势,因与辅国相善,被辅国擢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了宰相,度支、转运使如故。不久,肃宗病卒,李辅国又以拥立代宗即位之功,骤居中书令要职,掌握禁军,控制朝政,代宗不能制,呼其为“尚父”。经辅国推荐,元载迁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他善察代宗之色,揣摸皇帝之意,言词乖巧,遂颇受代宗赏识。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许昌县子。 李辅国的骄横使代宗深为忧惧,亦引起宦官程元振的不满。因之,代宗用元振之计,逐步限制李辅国的权力。六月,代宗突然罢李辅国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及闲厩等使职,命迁出禁中,居于宫外。随即又罢其中书令职。十月,李辅国被暗杀,程元振起而代之。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乘唐廷全力东顾,关中空虚之机大举入侵,攻占了长安。元载随代宗逃往陕州(今河南陕县)。是年底,代宗依靠鱼朝恩除了专权的大宦官程元振。随之鱼朝恩又恃宠专权,引起朝廷内外的愤怨。在这期间,元载静观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机会。他认为主管钱粮,事务繁琐,将所任度支、转运使职移交刘晏,提拔刘晏专管财政。又密结内侍董秀,探听内宫的动静,潜通密旨,因而所言皆符合代宗之意,得宠于帝。 鱼朝恩骄横跋扈,欺压大臣,也威胁着代宗的权力。元载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安全,伺机进行反击。大历四年(769)冬,元载权知门下省事,立即向代宗密奏鱼朝恩图谋不轨,要求剪除,代宗便委托元载“徐图之”。元载调心腹、左散骑常侍崔昭任京兆尹,命将鱼朝恩的不法行为随时密报给代宗。同时,又以重金收买了鱼朝恩的亲将皇甫温和周皓。皇甫温时领兵驻屯陕州,周皓为鱼朝恩的亲随射生将,二人随时将鱼朝恩的诡密行动和隐谋奥语报告皇帝。元载为了借助皇甫温的兵力,便调皇甫温节度凤翔,并故意将皇甫温留在京师,未立即发遣,约定与周皓共诛鱼朝恩。计议妥当,报告代宗,代宗叮嘱元载说:“善图之,勿反受祸”(《旧唐书》)。时值寒食节,代宗设宴禁中,宴罢,鱼朝恩将准备返回军营,皇帝有诏留朝恩人宫议事。鱼朝恩乘小车人宫,代宗端坐等候,元载守候中书省。鱼朝恩进见,代宗责备他有不轨意图,朝恩不知是计,非常傲慢地争辩。护卫鱼朝恩的周皓指挥武士擒拿了鱼朝恩,立即将其处死。 李国辅、鱼朝恩相继被除,元载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代宗最重用的人。他掌管朝政,号令各司,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培植个人势力,依权贪财受贿。凡想求官入仕或加官晋级的人,皆要向元载之子或其主书送厚礼,造成拜门竞进、贿赂公行的局面。他在京城建了大宁、安仁里两座府第,豪华宏丽,百官无比。又在城南修建了别墅,凡数十所,规模宏大。家中歌妓成群,男仆女婢一百余人,骄侈淫逸,挥霍无度。“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他的妻子亦恃势欺压吏民,聚敛资财,他的“兄弟各贮妓妾于室”,沉缅于酒色之中,横行不法。 元载的恣意妄为,是李林甫、杨国忠之后,在肃、代两朝的权臣中无与其比,他的贪财聚敛,虽李国辅、鱼朝恩不及,在朝廷内外引起众怒,代宗皇帝有所闻,曾告诫元载收敛,但他阳奉阴违。有已罢殿中侍御史李少良上疏奏陈元载恶迹,元载得知,枉加罪名将李少良等数人杖杀于公府。代宗闻报,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捕了元载,其党羽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宦官、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其子元仲武、元季能同时收禁。命御史大夫、吏部尚书、兵部侍郎、礼部侍郎、谏议大夫、左散骑常侍等六官共同审讯。代宗下诏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性颇奸回,迹非正直。宠待逾分,早践均衡。亮弼之功,未能经邦成务;扶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纳受赃私,贸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提防,恣其凌虐。行僻辞矫,心狠貌恭,使沈柳之流,无因自达,赏罚差谬,罔不由兹。……宜赐自尽。……”元载及其妻并三子全逼令自杀,其女原已为尼,命收入掖庭,其党徒多处死刑。 元载死后,家中积存搜刮来的“资货不可胜计”,“名姝、异乐,禁中无者有之”。悉数抄没入官,以其中钟乳500两分赐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其两座宅第,充作百司廨宇。元载一案,牵连受贬官员近百名,波及较大。 但元载是一个有学问的名士,文章写得好,有文集10卷;又擅长书法,曾为弘扬佛教律宗书写了怀素新疏40本。他在任期间,提拔任用的刘晏、杨炎、韩洄,皆是著名的理财名臣。这一点是构成这个肃代两朝中枢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攻占长安之际,元载曾上表代宗,建议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为中都,皇帝秋冬迁居,春天返回长安,以避西北部的蕃族侵袭。鱼朝恩被杀后,他自作主张,命人在河中府营建,“以关辅、河东等十州户税入奉京师,创制精兵五万,管在中都,以威四方,辞多开阖”。 大历八年(773),吐蕃入侵邠宁一带。元载当时曾就西北部边防的防御问题提出建议:“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在今甘肃平凉东泾水南岸),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在今宁夏固原西北),而原州(今宁夏固原县)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濠巨堑,重复深固,原州虽旱霜,黍稷不艺,而有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他认为将京西军队调戍原州,全力修筑原州城。将郭子仪大军移屯泾州,守卫木门谷(在甘肃天水市西南)、木峡关(在宁夏固原西南)、陇山(在陕西陇县、宝鸡与甘肃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为关中西部屏障)三关,置鸣沙县、丰安军(治所在今宁夏中卫县长流水镇)为原州之翼,与北部的灵武,五城共为犄角,组成西北边境防线,可保关辅安全。他并画出地形图,连书呈给皇帝。这本来是一个比较可取的建议,对于唐朝廷的安全是有利的。但曲于有将领反对,代宗迟疑未决。元载死后,此事遂寝。直到德宗朝杨炎为相,又重新提出筑原州城的意见,但痛惜吐蕃已尽有河西。8、白衣山人: 李泌 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西安)人,唐朝大臣。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言。为杨国忠所忌,归隐名山。安禄山叛乱,肃宗即位灵武,召他参谋军事,又为幸臣李辅国等诬陷,复隐衡岳。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又屡为权相元载、常衮排斥,出为外官。千百年来,李泌一直是南岳衡山的一位传奇人物,为儒家、佛家、道家所共同赞颂。 李泌恐怕是唐朝宰相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之所以说他很传奇,主要表现在以下。 首先,他是和神仙走得最近的宰相。他自幼研习佛道,对易经、老子很有研究。成年之后,游历道教名山,学习神仙不死之术。后来身为高官,亦不避讳大谈神异之事。其子所著《邺侯家书》更是对其事迹说得神乎其乎。 其二,他虽然精通黄老之术,但是在处事之中亦懂得儒家出世之道。以往的黄老专家或是玄学家针对政治大多无为而治,但是李泌不同,一旦为官,决不虚妄浮华,而是做了很多实事。肃宗时期他被李亨的倚为肱股;代宗即位后又成了天子之师;到了德宗朝,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安史之乱,李泌是首席谋臣。后来德宗以安西北庭贿赂于吐蕃,以期吐蕃出兵协助镇压朱泚,幸得李泌极力反对,安西北庭乃得全。张延赏改革吏治,正员多有裁撤,但是冗官并没有解决,反而使得怨声载道。李泌上台后马上停止了这一政策,避免了人事局面的进一步恶化。由此可见,李泌绝非空谈者而是实干家。玄宗重道,他培养的一批黄老专家中,成为闻名的宰相者有三。其唯诺者如陈希烈;善聚敛者如元载;而可谓贤相者仅有李泌一人。 其三,李泌直至贞元三年才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至贞元五年卒,居相位仅仅两年时间,但是他执掌实际的中枢事务在肃宗时期就开始了。肃宗想拜他为相,他不受;代宗专门请他出山做宰相,他也不接受,直到德宗时候才答应了。范文澜称“李泌也大概感到非任职不可,这时候确实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 其四,李泌历经四朝,受到的嫉妒诽谤无数,但最后还是得到善终。玄宗时候,他由于得罪杨国忠而被贬;肃宗时候,又不为崔圆、李辅国所容;代宗即位后,由于没有接受首相元载的拉拢而被元载赶出了京城;元载死后,代宗以为可以重用李泌,没想到有过不了权相常兖那一关。这种尴尬局面一直持续到后来的权臣杨炎、卢杞、张延赏死后或是失势后。象刘晏、杨炎、卢杞都还只是一个人咬一个人,但是这足以致命。而李泌树敌如此之多,但是还可以安然无恙,这绝对是一个奇迹。能有这个奇迹并不是说李泌很幸运,而是因为他这方面的“智慧”要高一些,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闪,要怎样闪。 李泌是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他几乎和郭子仪相终始,身经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对外策划战略,配合郭子仪等各个将领的步调,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说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只是因他一生爱好神仙佛道,被历来以儒家出身、执笔写历史的大儒们主观我见所摒弃,在一部中唐变乱史上,轻轻带过,实在不太公平。 其实,古今历史,谁又敢说它是绝对公平的呢?说到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之道的作为,实在是望之犹如神仙中人。李泌的处世态度十分机智,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宗教家的高超智慧,四次归隐,五次离京,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在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李适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即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总之,李泌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在多次危机中挽救了唐朝,也总能自保善终,当时人柳砒就说:“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新唐书·李泌传》)9、元和中兴名相: 裴度 裴度(765~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唐代文学家、政治家。曾率兵讨平淮西割据者吴元济势力,使唐朝一度出现中兴局面。后又以拥立文宗有功,进位至中书令(宰相),封晋国公。裴度贞元五年(789年)进士及第,登宏词科,又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授河阴县尉。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累官至御史中丞。时宪宗在宰相李吉甫、武元衡的支持下,决心削平不受朝命的藩镇。 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自李希烈以来,节度使均由军中拥立,专制一方。这一年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图谋继立,发兵侵扰邻境,威胁朝廷。宪宗发兵征讨。成德(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承宗、淄青(今山东益都)节度使李师道与元济勾结,派遣刺客刺死主张讨伐的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宪宗即命裴度代元衡为相,主持讨叛军事。 元和十二年(817年),讨叛军打了一次大败仗,宰相李逢吉等以淮西屯兵四年,劳师弊赋,力主罢兵。裴度认为淮西是腹心之疾,必须扫除,且河北藩镇正据此估计朝廷强弱,故不宜中止讨伐,并自请督师。同年八月,裴度以宰相领淮西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赴前线,出发时,裴度慷慨誓道:“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为之流泪。这时诸道兵都有宦官监军,诸军将事权不专,裴度奏准罢去监军,加强了统一指挥。十月,名将李晟之子李诉雪夜破蔡州,行军深入七十里,生擒元济。李愬打下蔡州后,迎接裴度进城,拜谒道旁。李诉诚恳说:“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尊,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淮西既平,河北震慑,诸藩相继归顺。贞元十四年,又平定淄青李师道。史称“元和中兴”。 “宪宗朝,则有杜邠公(黄裳)之器量,郑少保(余庆)之清俭,郑武阳(絪)之精粹,李安邑(吉甫)之智计,裴中书(垍)之秉持,李仆射(絳)之强贞,韦河南(貫之)之坚正,裴晋公(度)之宏达,亦各行其志也。”这段话是来自于李肇的《唐国史补》。宪宗元和年间是李肇的当代,所以这段话可以大体反映当时舆论对元和诸相的评价。 裴度以功业著称,在文学上也有成就。他认为“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主张“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寄李翱书》)。这对于当时古文写作上追求奇诡的倾向,具有补偏救弊的意义。他对韩愈的才能是赞赏的,但不赞成韩愈“以文为戏”,写那些嘲讽性的杂文。晚年留守东都,筑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名士唱酬甚密。方回说:“裴晋公度累朝元老,于功名之际盛矣,而诗人出其门尤盛。”(《瀛奎律髓》)他对文士多所提掖,时人莫不敬重。 宪宗以后,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在当时有“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盛名和地位,但由于宦官当道,其虽有“将相全才”而不能为天子所用。裴度为将相20余年,荐引过李德裕、李宗闵、韩愈等名土,重用过李光颜、李朔等名将,还保护过刘禹锡等,但从不荐引无才的亲友为官。敬宗、文宗二朝,裴度历任淮南等四道的节度使,其间虽曾短期入相,亦遭到李逢吉等排挤,不能久任。开成三年(838)冬,因病乞还东都,翌年去世。裴度死后,追赠太傅,谥文忠。宣宗大中年间,配享宪宗庙廷。 元和宰相中活到文宗朝的不少,像李绛、王涯、李逢吉、裴度均是。李绛元和以后再也没有做过宰相,一代名臣,可谓无用武之地,最后还冤死于剑南;王涯积怨众多,身死甘露之变,中外称快;李逢吉是一大奸臣,遗臭万年;只有裴度一人善始善终,名动华夷,风度传于古今。关于裴度风度的野史记载很多,他的处变不惊、神观迈爽,操守坚正不仅直接影响了大唐的下一位名相李德裕,而且成为宋代宰臣效仿的榜样。10、中晚唐大政治家:李德裕 李德裕(787~850年1月26日),唐后期宰相,著名政治家。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祖栖筠,唐代宗时御史大夫;父李吉甫,唐宪宗时名相。德裕少好学,精通《汉书》及《左氏春秋》,善为文。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德裕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历穆、敬、文、武四朝(821~846),他外任浙西、郑滑、剑南西川、淮南等镇观察使、节度 使;还朝,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兵部尚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加官至太尉,封卫国公。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他是李党的领袖(关于 “牛李党争”,历代学者见解不一,此暂不提)。政治上李德裕主张强化朝廷威权,维护统一;主张抑制不服从朝命的藩镇,反对姑息;主张整顿吏治,反对虚浮和 朋党结交;重视门第,反对进士浮华。 长庆、宝历年间,在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任上,他废除境内祀典以外的祠庙一千零十所,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谏止敬宗要浙西进奉银器和缭绫。文宗大和 四年(830),他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五年,吐蕃将领悉怛谋以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归附,德裕派兵接管。但宰相牛僧孺却劝文宗下诏把悉怛谋等送还吐蕃, 于是唐兵退出维州。这件事激化了以后的牛李党争。 会昌间,德裕为相,深得唐武宗李炎信任。这时回鹘被黠戛斯所破,部落南移。武宗采纳德裕意见,发粮赈济回鹘,同时又严加备御。会昌三年,回鹘乌介可汗大掠 云朔北边(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境),德裕命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刘沔与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张仲武协力招抚。刘沔部将石雄率骑夜袭乌介牙帐,乌介 遁走,唐军取得重大胜利。同年,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卒,侄刘稹擅称留后,意图继位。德裕力主讨伐,武宗支持他,组织诸镇军队进击;同时让德裕 起草诏书给成德(今河北正定)、魏博(今河北大名北)二镇,说明朝廷对河北的政策不变,允许子孙世袭,两镇遂奉命出兵助攻刘穆。经过一年的战斗,泽潞平 定。在这次战役中,德裕从流配军人中提拔起来的石雄为泽潞西面招讨,首破刘稹军。 武宗尊信道教,鉴于佛教长期盛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严重影响国家的课役征发,会昌五年决定废佛。早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就奏请制止徐州出卖度牒,以 免减损州县户口。这时,他从这一角度支持武宗废佛行动。拥立武宗的仇士良在文宗朝十分专横跋扈,会昌三年德裕掌权时,迫仇士良致仕而卒。宦官权力有所削 弱。 李德裕是个有作为的宰相,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执政六年,成就了大唐帝国爆发最后之生机气象的“会昌中兴”。会昌六年,武宗死,宦官拥立武宗叔光王怡,是为宣 宗。宣宗即位,德裕罢相为东都留守,牛党白敏中、崔铉等为相。不久,德裕又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 李德裕爱才,常提拔那些出身贫寒的人让其入仕。在他被贬到南荒之地后,这些贫苦的书生为之悲痛,并作诗来描述他们的心情:“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 州。”李德裕在崖州任期,著书立说,奖善嫉恶,备受海南人民敬仰,生前代表作有著有《会昌一品集》、《次柳氏旧闻》,今存。又著有《文武两朝献替记》、 《会昌伐叛记》、《大和辩谤略》等,均佚。 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年)十二月十日(850年1月26日)卒于贬所,终年63岁;十年后,牛党新贵们尽数罢相,朝廷追封其为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尚书左 仆射。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他为“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近代梁启超把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