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服饰文化 隋朝服饰制度
南北朝时按周制将冕服十二章纹饰中的日、月、星辰三章放到旗帜上，改成九章。隋炀帝又将它们放回到冕服上，也改成九章。将日、月分列两肩，星辰列于后背，从此“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就成为历代皇帝冕服的既定款式。 隋文帝在位时平时只戴乌纱帽，隋炀帝则根据不同场合戴通天冠、远游冠、武冠、皮弁等。汉代的通天冠样子和进贤冠相近，隋炀帝戴的通天冠，上有金博山等装饰。他戴的皮弁也用十二颗珠子（琪）装饰（古时用玉琪，隋炀帝时改用珠），并根据珠子的多少表示级位高下，天子皮弁十二琪，太子和一品官九琪，下至五品官每品各减一琪，六品以下无琪。文武官朝服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绛纱蔽膝，白袜乌靴。 所戴进贤冠，以官梁分级位高低，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五品以下一梁。谒者大夫戴高山冠，御史大夫、司隶等戴獬豸冠。祭服玄衣纁裳，冕用青珠，皇帝十二旒十二章、亲王九旒九章、侯八旒八章、伯七旒七章、三品七旒三章、四品六旒三章、五品五旒三章、六品以下无章。 男子官服，在单衣内襟领上衬半圆形的硬衬“雍领”。戎服五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下绯与绿色、小吏青色、士卒黄色、商贩皂色。隋文帝赐大臣束九环金带，官员称“以腰保领”，表示对皇帝的拥戴。隋炀帝所定皇后服制有袆衣、朝衣、青服、朱服。大业间（公元605年至617年）宫人流行穿半臂（即短袖衣套在长袖衣的外面），下着十二破裙，又名“仙裙”（为一种大下摆的长裙）。 民间妇女穿青裙。妇女外出戴幂罗，把面部罩住。这类打扮，都吸收融合了南北朝时期胡服的艺术特色在内，对唐代女服有很大影响。隋代官员穿南北朝裤褶服可以从驾，唐初也可穿朱衣、大口裤入朝，但到贞元十五年（公元674年）因裤褶非古礼而被禁止。 隋朝居住在北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穿小袖袍、小口裤。 隋俑多小袖高腰长裙，裙系到胸部以上。发式上平而较阔，如戴帽子，或作三饼平云重叠、额部鬓发剃齐，承北周以来“开额”旧制，洛阳出土隋俑和敦煌壁画所见大体如此。如敦煌莫高窟390窟隋妇女进香图，贵妇著大袖衣，外披帔风或小袖衣，这种衣式早见于敦煌北魏以来佛传故事画中男子衣著，但那是内衣小袖而外衣大袖。衣袖大小正与隋代贵妇服装相反。隋贵妇所披小袖外衣多翻领式。侍从婢女及乐伎则穿小袖衫、高腰长裙，腰带下垂，肩披帔帛。头梳双髻。
隋朝官僚制度：：三省六部制与寺监制
隋文帝建立的朝政机构，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其长官分别为尚书仆射、纳言和内史令，但隋代的三省职权并不平衡，尚书省是其运转的核心，所谓“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尚书省事无不总”。隋文帝时期的尚书省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开皇三年改刑部）、度支（开皇三年改民部）、工部六曹，其长官六曹尚书，与左右仆射共称为八座，其下分辖三十六个侍郎，负责朝廷日常行政事务，是为隋皇朝的最高政务机构。 1、隋代朝廷官制的结构 隋文帝时期的朝廷官制还建有秘书省和内侍省。秘书省以秘书监、丞为长官，下设秘书部、校书郎等职，负责皇室图书文籍。内侍省，以内侍为长官，下设内给事、内谒者监等职，负责皇帝的饮食起居。这两个机构虽也称省，但其地位与权力都远不能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相比，实际上是皇室宫廷机构。隋代同样按照三国两晋以来的惯例，设置御史台作为朝廷监察机构，以御史大夫为长官，下设治书侍御史、待御史、殿内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二人至十二人。但御史大夫在隋代权势很大，往往参与朝廷决策。如裴蕴在炀帝时任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 除了朝廷政务及监察机构的设置外，隋文帝时，仍然沿袭汉魏以来传统，设置诸寺作为朝廷事务机构，以具体执行诏令决策。它们包括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每寺设置卿和少卿各一人作为正副长官，以下分设丞、主簿、录事等官职。国子寺长官则为祭酒，将作寺长官为大匠。 2、朝廷行政机构的运行与调整 从隋代朝廷官制的职权结构来划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属于朝廷政务机构，负责决策与颁布政令。太常等十一寺，则属于朝廷事务机构，承接尚书省政令而具体执行。这一朝廷官制系统的出现，表明从秦汉以来的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为皇朝决策机构、九卿为事务执行机构的传统权力格局向三省六部及寺监制的演变过程，终于在隋代最后确立和固定下来。正如《唐六典》所指出的：“三公，周汉以来代存其任，自隋文帝罢三公府僚，皇朝因之，但存其名位耳。” 不过，在隋代朝廷决策的过程中，由于隋文帝与隋炀帝的专权独断，三省的分工与运行并不正常。如隋文帝“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乃至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实际上夺取了宰相的职权。 隋炀帝即位后，在大业三年（607）对朝官制度曾作调整。主要包括：在尚书省六部，改诸司侍郎为郎，并在六部各设侍郎一人，作为各部尚书的副手。在门下省，增设给事郎官职，负责“省读奏案”，位于黄门侍郎之下，同时废除散骑常侍以下官职。增设殿内省，负责皇帝和皇族的生活起居。同时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将作寺为将作监，分太府寺为少府监，加上原有的都水监，共为五监。增设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共为三台，负责京城和地方的监察事务。隋炀帝对朝官制的调整，虽然涉及面广泛，但并未改变三省六部寺监制的行政权力分配和运行方式。 3、武官和东宫官 除了三省六部及诸寺监、御史台这一皇朝决策、执行、监察系统外，隋代朝官制还有武官和东宫官两个重要部分。 隋代的朝廷武官名称前后变化较大，隋炀帝时分为左右翊卫、左右骑尉、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十二卫，每卫设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作为全国府兵的统帅，将军之下设置郎将、长史、参军等官职。十二卫之外，另设置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每府置郎将一人，统领宫廷卫士和守卫宫城、京城诸门。 隋代后期的东宫官职，主要包括门下坊、典书坊、家令寺、率更寺、仆寺二坊三寺。门下坊和典书坊分别设置左庶子、右庶子、舍人等官职，家令寺等三寺则设置丞、录事等官职，负责太子的生活起居及东宫文书等事务。此外，还设置左右侍率、左右武侍率、左右虞候率、左右内率、左右宫门将八率二将，负责太子的警卫。
隋朝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农业的发展 （1）江南地区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水稻产量大面积提高 （2）大运河的开通有利于农田灌溉 （3）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文帝下令整顿户籍，清查人口，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另一方面则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调整赋役，以增加政府收入。 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漕运力量，于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 后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辉县至涿郡，长达两千余里，这就是现在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巩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2、手工业的发展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江南为手工业发达地区。隋朝瓷器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3、商业的发展 （1）城市里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市 （2）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柜坊 由于隋朝以前连年的战乱，各朝没有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这极大的影响了市场商品的交易与流通。因而，隋朝建立以后首先宣布禁用旧钱，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严惩私铸钱币。同时，还规定了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这样以来，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4、城市兴旺 出现了长安、洛阳、成都、扬州等大城市。长安和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国际上的重要城市。长安有都会、利人两市；洛阳有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二十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八里，通十二门，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像这样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
隋朝的艺术发展及成就
1、绘画 隋朝的时候，由于政教的关系，因此绘画受到重视。隋朝绘画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发展成独立的画科。展子虔与董伯仁齐名，与东晋顾恺之、南朝齐陆探微及南朝梁张僧繇并称前唐四大画家。展子虔历经北齐、北周与隋朝，曾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后任帐内都督。画过佛教画《法华经变》，风俗画《长安车马人物图》，但均没有传世。其山水画《游春图》，用勾勒刷法，著大青绿。空间透视安排合理，注意远近关系和山树人物的比例，能够于咫尺之中，具备千里之趣。这证明了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彻底解决“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空间处理问题，成为卷轴山水画兴起的代表作，元代《画鉴》认为《游春图》是山水画正式的始祖。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善画西域人物，时人称“大尉迟”。他擅长阴影晕染，即“凹凸法”。 2、书法 隋朝书法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书法风格。隋末唐初尚有书法家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家”。 3、音乐 隋朝音乐受北方民族音乐与南朝宋、齐的旧乐，宫廷乐歌杂有“胡声”。隋炀帝时，设置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当时乐器有曲项琵琶、竖头箜篌、答腊鼓和羯鼓等，都是从北方民族和西域流传过来的，在当时已经知道音阶有七音而非五音而已。 万宝常与何妥是隋朝有名的音乐家。何妥是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人，他还擅长哲学。公元592年，以国子博士受命制定正乐，当时诸重臣议论纷纷，万宝常也参与讨论，然而一时没有结果。最后何妥用计让隋文帝采用黄钟宫而解决纠纷。何妥又为隋炀帝作御车“何妥车”。著有《乐要》、《周易讲疏》等书籍。 万宝常著有《乐谱》。当时隋文帝受胡音与南朝“亡国之音”困扰，为了制定正乐召集牛弘、辛彦之与何妥等人整顿音乐，产生符合隋朝一统天下的国乐。当时重臣郑译、苏威与何妥等人讨论许久而没有定论。万宝常虽然表达意见，然而身份低下，其建议不被采用。不过他取得隋文帝的同意，以他所提的“水尺律”来调制乐器。万宝常虽有抱负，却因受一些权贵们的嫉恨，郁郁不得志而去世。他的音乐在当时被说成是“西域之乐，乃四夷之乐，非中士所宜行也。”《隋书·音乐志》也把八十四调误认为是郑译的理论，实际上这是万宝常的研究成果。
隋军远征：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惨败而亡国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人（今陕西华阴），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生于大兴，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隋朝大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对后世颇有影响，然而频繁的发动战争，如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加之滥用民力，致使民变频起。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 公元611年，隋炀帝发动了远征高丽的战争。此前虽然他的老子也曾征讨过高丽，但惨败而归。隋炀帝决心吸取父亲后勤补给不足的教训，亲自动员全国上下做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从全国一百九十个郡征集了大量粮食和武器，五万辆运送物资的车排满了道路。大运河中塞满了几万只船，几乎到了船首接连船尾，连水面都看不见的程度。大批征战人员与物资都集中到远征的根据地——位于大运河北端的话郡。 只可惜如此壮大的场面，却是建立在老百姓的血泪之上的。为了征收到足够多的军粮，强行收刮农民的口粮，此时在黄河沿岸与中国南方，频频发生天灾，官员又贪污腐化，致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而隋炀帝却把大量物质和钱财都规划到对高丽的战争中。在军队内部也没有胜利的把握，厌战情绪十分严重。这注定将是一场大劫难。 隋军度过鸭绿江，没有遇到棒子的大规模抵抗。隋炀帝得意洋洋，认为棒子不堪一击。殊不知这是高丽人的诱敌深入之计。随后朝鲜北部下起了大雨，而高丽军队也开始了反击。人生地不熟的隋军乱作一团，死伤惨重，隋炀帝被迫下令撤军。 此次远征高丽，使隋王朝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损失，有10多万人战死。事后高丽人将隋军阵亡士兵的尸体码在道路两旁，延绵达数公里之长，作为向中国人炫耀的胜利资本。对高丽的战争几乎掏空了隋朝的国库，6年后，隋炀帝被部下杀死，隋朝就像秦朝一样，成为了一个短命的王朝。
隋朝有哪些方面文化发展？
1、学术思想 隋文帝前期主张调和儒佛道思想，并且主张朴实文学，反对南朝艳丽的文学思想。他提倡儒学，把儒家学说提升到治国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励劝学行礼。各地纷纷广建学校，关东地区学者众多，儒学一时兴盛。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到隋朝时没有统一的经典，使得科举制度在明经考试方面仍然困难。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开助佛反儒。 601年，隋文帝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下令废除所有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同时下令营造寺塔五千余所。隋炀帝时虽然恢复各地学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时最著名的儒生有刘焯、刘炫，二刘学识丰富，受当时儒生景仰。然而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举动，使得不少儒生后来抹黑隋朝统治者。 王通是隋末大儒与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谥为“文中子”。他主张执政者应该先德后刑才能让人心服；提倡儒道佛三教应该共同相处，而不是互相抵制。又主张天人之事与天地人三才不相离等思想。他著有《太平十二策》、《续六经》（又名《王氏六经》）与《文中子中说》。他的孙子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学说，对后来宋代的理学影响深远。 佛学思想大多为唯心主义，其中最兴盛的天台宗主张止观说，而禅宗主张顿悟说。止观又称为寂照、明静，主张止息一切外境与妄念，专注于特定对象，并产生对于该对象的正智慧。顿悟为“明心见性”法门，即是主张顿悟。主张凡事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 2、文学 由于隋朝时间较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虽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但是后继中断，古文运动需要到唐朝中叶才成功的发展起来。当时有专门研究音律学的著作，也有不错的散文与诗歌。在南北朝时，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朝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由于南朝艳丽的文学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学大多承袭梁陈学风，没有新的突破。 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居然不过十余人。杜正藏所著的《文章体式》，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号为“文轨”。甚至连高句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这使得南朝文学流行到外国，影响甚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朴实文学。李谔建议不能依文藻华丽而录取人才。然而隋炀帝又提倡华丽的南朝文学，他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宫乐歌》。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3、史学 史学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质量也佳，但由于不容易采用到史官所藏书籍，通常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公元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自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虽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专业史臣撰写，由朝廷提供的资料也比较充足，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专门的事业。 4、音韵和目录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纳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于公元601年写成《切韵》五卷。这部书统一书面的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是中国最早的音韵书。这一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来的《广韵》，甚而《集韵》等书中。 目录学方面，隋代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众经目录》，道家的《道经目录》，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与释彦琮所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隋廷收集南、北两朝所有书籍，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编写出《隋书·经籍志》，成为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相同。 5、宗教 自南北朝以来，佛道儒统称三教，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隋文帝主张调和宗教与儒学，采用三教并重的策略，并容儒教、佛教与道教以相辅治国。由于国家开放，流行于西亚的祆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隋朝期佛教进入极盛阶段，这是因为皇帝与佛教的渊源密切。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所以积极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佛教成为隋朝国教。公元581年，隋文帝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并且听任人民出家。隋炀帝时，朝廷对佛教也是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还向天台宗智者大师受戒，成为佛家弟子。然而皇帝也对佛教严加控制，例如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起来，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当时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天台宗讲究将“教”、“观”两者发挥到极致并圆融一体，认为法界无相，万物一体。止观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论宗因研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而著称。主张世间、出世间的万有诸法，是从众多因缘和合而生，是众多因素和条件结合而成的产物。 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余所，塑造佛像数万，并且翻译数万佛经，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百十倍。隋文帝狂热重崇佛，仅头两次在各州兴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兴善寺最有名。又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替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成立翻经馆及翻经学士，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
隋朝的建设发展：开设运河、建造新城、迁都洛阳
为了巩固隋朝发展，隋文帝与隋炀帝兴建举世闻名的隋唐大运河以及驰道，建立京师大兴城和东都洛阳城，并且兴建长城保护归附外族。这些都提升了位于关中的隋廷对北方地区、关东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掌控力，使隋朝各地的经济、文化与人民能顺利交流，还诞生出经济重镇江都（今扬州）。 1、开建运河 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关中地区，在平定南朝陈期间，为了运兵南下，开始修建运河。平定南朝陈后，隋廷为了将江南的粮食和纺织品运送到中原地区，又陆续开凿了数条运河，并且在两岸筑御道，种植柳树护岸。所开的运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濬前代业已干枯的旧沟，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开凿的。最终形成以东都洛阳为中心，首尾相连的几条运河。 584年隋文帝为了将关东资源便利的运至关中，引渭水自长安开通到潼关的广通渠，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587年，为了兴兵伐南朝陈，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邗沟兴建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县）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长江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时大规模发展运河，605年开通通济渠（又称汴渠）。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谷水、洛水入黄河。东段自荥阳汜水镇东北开始，循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黄河经汴水、泗水达淮河，经过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今安徽宿州）、泗州（今安徽泗县）等城市。同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人再度修筑山阳渎，整治取直，中间不再绕道射阳湖以直达长江。 为了连结富肴的江南，610年，开筑江南运河，自京口（江苏镇江市）引长江经吴州（江苏苏州市）至余杭（浙江杭州市）的钱塘江。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至此完成运河南段，隋炀帝还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由于北伐高句丽需要运输庞大物资，608年，发河北诸郡民夫百余万人开通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南至黄河，北接卫河直达涿州（今北京市），完成运河北段。涿州便成为东征高句丽的人员与物资的集中地。 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组成的隋唐大运河长达2700余公里。611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今扬州）直达涿州。普通民船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州不过一个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陆路确是便利得多。洛阳位居运河中心，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江都形成江南货物集散地，成为隋唐经济重心；运河沿岸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隋唐大运河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建成后六百余年时间之内成为沟通南北双方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纽带。2、大兴城 原汉长安城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隋文帝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汉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建新长安城。582年一月隋文帝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因为隋文帝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取名大兴城，隔年三月竣工。 长安城面积高达84.5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也是中国古代面积最大的都城，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城，为以后唐长安城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兴城参考北魏洛阳城和北齐邺都南城，城池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里坊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里坊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城址落于龙首原上，北临渭河，南依灞水与浐水，地形南高北低，城南岗原起伏。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干之六爻，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根据《易经》，初九高坡代表“潜龙勿用”。九二高坡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大人”代表德位兼备的人，所以建设宫城作为帝王之居。九三高坡代表“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随时警惕居高位而不骄，处下位而不忧，所以兴建皇城让文武百官健强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九五高坡代表“九五至尊”，属“飞龙”之位，不欲常人居之。 所以在这条高岗的中轴东西向，对称地建筑东面的大兴善寺（佛教）与西面的玄都观（道教），希望能借用神明镇压九五高坡的帝王之气。由于代表皇宫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所以皇宫只能布置在较低处的北边，然而北边有渭河相倚，也比较适合防御。“六坡”成为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朝廷和寺庙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城市的水道。这样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大隋开国 隋朝简介
1、国号 隋文帝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杨坚袭此封爵，即位后立国号为“随”，但其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遂改为“隋”。 2、大隋开国 北周虽然灭北齐后国力兴盛，但是北周宣帝奢侈浮华，沉湎酒色，政治腐败，还同时拥有五位皇后[13]。外戚杨坚乘机将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渐由他掌握。 大象二年（580年）6月8日北周宣帝病死，刘昉、郑译矫诏以杨坚为总知中外兵马事，扶持年幼的北周静帝宇文阐，以大丞相身份辅政。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与益州总管王谦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联合叛变反抗杨坚。但被杨坚所派的韦孝宽、王谊与高颎等人平定。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登基为帝，即隋文帝，建国隋，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北周覆亡。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令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并于次年（606年）迁都洛阳。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令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并于次年（606年）迁都洛阳。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炀帝过度消耗国力，最后引发了隋末民变和贵族叛变。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619年王世充废隋哀帝，隋朝灭亡，享国38年。 为了巩固统治，隋廷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并正式推行科举制，选拔优秀人才，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现象；另外还建立政事堂议事制、监察制、考绩制，这些都强化了政府机制，深刻影响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 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完善府兵制度，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并改定赋役，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另一方面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清查户口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成就了隋初的开皇之治。 外交方面，隋朝盛世也使得当时周边国家和境内的少数民族如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与臣服的东突厥等国皆深受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的影响，外交交流以日本的遣隋使最为著名。
隋朝的军事制度发展
军事制度方面，隋朝分置诸卫，统率军府宿卫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时的十二大将军制，设置司卫、司武官，统率府兵宿卫宫禁；又有武侯府统率府兵巡警京城，各置上大夫。隋初沿北周之制，隋文帝设置中央管理机关为十二卫，此即十六卫的前身。十二卫分为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候卫和左右御卫。十二卫负责戍卫与征战，戍卫分为内卫与外卫。有战事时，皇帝诏命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为战时指挥官，组成作战组织。例如隋灭陈之战因为战区较大，行军元帅有杨广、杨俊及杨素，由杨广统一调度。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将十二卫扩充成卫统府的制度，这是为了扩张军事力量、加强中央侍卫力量以及分散诸将权力。卫统府有十二卫四府，合称十六卫或十六府。新成立的四府为：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十二卫负责统领府兵与宿卫京城；四府不统府兵，左右备身府负责侍卫皇帝；左右监门府分掌宫殿门禁。十二卫率领外军，属于左右翊卫的骁骑卫军、左右骁卫的豹骑军、左右武卫的熊渠军、左右屯卫的羽林军、左右御卫的射声军和属左右候卫的佽飞军。左右翊卫兼领内军。内军指左右翊卫的亲、勋、翊三卫统辖的五军府和另属东宫的三卫三府之兵，均由达官子弟担任。 隋文帝又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设总管负责该地区军事，平时备边防患，战时奉命出征。总管设有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另外尚有四大总管：晋王杨广镇并州、秦王杨俊镇扬州、蜀王杨秀镇益州、韦世康镇荆州。隋朝共设有三十至五十多个总管，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军区，驻守天下诸州以抵御外患。并且以北部边疆地区为重点，镇守要害。军区共有：北及西北八府，主要防御突厥汗国；东北七府，防御突厥汗国和契丹；中西部八府，拱卫畿辅，扼守江源；东南九府，守南方形胜险固之地；另有防御吐谷浑的叠州，镇爨族之南宁；之后又增加遂、泸二府以防备当时的西南各部落。后来唐朝也继承这种作法，并且发展成“道”的军区或监察。 隋文帝对府兵制也有所改革。将北周官职品级制度和文臣武将都纳入同一个等级系统内。590年颁布关于将军户编入民户的命令，军人除了自己本身军籍，还可以同家属列入当地户籍，按均田制授田，免除租庸调，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它任务。这个命令减轻中央朝廷经济负担，并且使军人能够和家属同住，也扩大朝廷兵源，堪称兵农合一。
隋朝的政治制度介绍
1、中央制度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首先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北周附会《周礼》六官所建立的官制，代之以新的职官制度：“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监，左右卫、左右武卫等府。”以强化中央集权和恢复汉族王朝官制的传统。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制是隋代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师、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实际上只是荣誉职务。隋代尚书省的地位很高，《隋书·百官志》说“尚书省，事无不总”，反映了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与权力。 2、地方制度 隋代地方上分为州、郡、县三级，后于开皇三年废除郡的行政设置，以州直接统县，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隋代州的长官每年年底都要进京述职，称为朝集使。朝廷则派司隶台官员或别使巡省地方。 3、 科举制度 南北朝时期为了选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举明经”等科举制度，但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继续实施。隋朝时，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606年，隋炀帝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仍有一段距离。秀才科可谓科举的开端，亦为不完善的考试制度，对实际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变了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4、法律制度 北周律法有时松，有时严，不好掌握，导致刑罚混乱。隋文帝即位后，于581年命高颎等人参考北齐北周旧律，制定法律。583年，又让苏威等人加以修订，完成了《开皇律》。《开皇律》以北齐《河清律》为底本、参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简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优点而成。史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规定对十恶者要严惩不贷。《开皇律》分十二卷，500条，刑罚分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种二十等。废除了鞭刑、枭首、裂刑等酷刑，是唐代及其以后各代法典的基础。
北魏六镇起义
六镇之乱，又称六镇起义。指的是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北方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发起的动乱。起因是因北魏首都南迁洛阳後，六镇鲜卑和鲜卑化贵族与将士的待遇及升迁不如洛阳鲜卑贵族，最後发起的反汉化的大起事。 北魏孝明帝末年，政治腐化，权贵奢侈，守宰暴敛，赋役、兵役繁重，百姓纷纷逃亡或依附豪强。而长期戍守北边的沃野等六镇的将卒（多为拓跋部贵族及其成员或中原强宗子弟）因待遇骤降而不满，遂于正光四年（523）爆发六镇起义，关陇、河北各族纷纷起兵响应，北魏统治濒临崩溃。边镇军事豪强乘机扩充实力，其中尔朱荣实力最盛。 1、历史影响 葛荣义军发展的同时，尔朱荣势力也急剧扩大，高欢、段荣、尉景、蔡俊等怀朔豪强先叛洛周，后背葛荣，投奔秀容。尔朱荣器重高欢，常参军谋。并州刺史元天穆与尔朱荣勾结，劝其袭取洛阳。武泰元年三月，尔朱荣以胡太后鸩杀孝明帝为借口，自晋阳出兵向洛阳，至河阴。四月，立元子攸为帝，沉太后于河，杀朝臣二千余人。契胡酋长尔朱荣为首的北镇豪强、酋帅集团控制了北魏政权。 七月，葛荣围邺，众号百万。九月，尔朱荣率精骑出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与义军展开会战，尔朱荣使侯景为前驱，高欢阵前诱降。葛荣轻敌，尔朱荣出奇兵，表里合击，葛荣兵败被俘。义众星散，为契胡分头押领。十月，葛荣牺牲于洛阳。 十二月，葛荣余部韩楼据蓟城反，尔朱荣以贺拔胜为大都督﹐屯中山以备韩楼。永安二年（529）九月，尔朱荣遣侯渊率兵镇压韩楼，韩楼弃蓟城出走，途中被俘杀，六镇起义至此失败。 2、北魏分裂 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贵族出身的娄昭君之后为妻。他实在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北方爆发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高欢认为时机已到，便带着个人野心，先后参加了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领导的起义队伍。在义军中暗集死党，窥测时机，发展个人势力。后来，他看到契胡酋长尔朱荣势力强大，便与死党尉景、段荣等叛离义军，投奔尔朱荣，并很快赢得尔朱荣的信任，取得亲信都督（尔朱荣卫队长）的职位。永安三年（53O年），魏孝庄帝诱杀尔朱荣于洛阳，高欢乘尔朱氏混乱之机，说动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六镇起义军二十余万众军民归顺自己，并把他们带往河北，，这二十多万之众的六镇兵民，遂成为日后高欢起家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 第二年，即北魏普泰元年，高欢率众进据冀州（今河北冀县），笼络当地世族地主，利用民族隔阂，煽动反尔朱氏情绪，一时人声鼎沸，势力陡增。永熙元年（532年）三月，尔朱兆率二十万大军进攻高欢。高欢以逸待劳，以少胜多，重创尔朱军，乘胜进据魏都洛阳，成为实际控制北魏政权的“太上皇”。这年的七月，高欢攻克晋阳，彻底铲除尔朱势力。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定居晋阳遥控朝政。从此，高欢及后来的北齐历代帝王，刻意经营晋阳，使晋阳成为北魏、东魏、北齐三代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史称“霸府”。 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孝武帝不甘作高欢傀儡，高欢兵进洛阳废其帝位，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另一军阀宇文泰率领自己的部众西入潼关，亦拥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北魏遂告消亡。中国北方也从统一走向分裂，但是这种分裂是暂时的，不久，宇文泰的后继者就会统一北方，再统一中国。
孝文帝改革的具体措施：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改革
1、政治 公元472年(延兴二年)，政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公元475年(延兴五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离职时移交下任。 太和年间，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恼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2、经济 公元485年(太和九年)，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公元486年(太和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3、文化 孝文帝实施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将语言改变，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而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魏书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人的姓氏(通常是复姓)，改为单姓。以下是一些例子： 拓拔(皇族)→元姓 独孤→刘姓 丘穆棱→穆姓 步六孤→陆姓 贺赖→贺姓 贺楼→楼姓 孝文帝迁都洛邑后，立即下令加紧修建孔庙祭孔。又给予孔子后裔土地与银钱，让他们可以继续祭祀这位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