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南朝的诗歌总集名作
《玉台新咏》是继《昭明文选》之后，于公元六世纪编成的一部上继《诗经》、《楚辞》下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南朝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 1卷﹐共为10卷。除第 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於春秋战国之间外﹐其馀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内容中多收录男女感情的记述表达，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刻画出古代女子丰富的感情世界，也展示出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汉族文化内涵。 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从内容的广泛性看，它不如成书略早的《文选》。但它和“以文为本”作为收录标准的《文选》比较，也有独自的特色。如它不如《文选》那样选录歌功颂德的庙堂诗。入选各篇，皆取语言明白，而弃深奥典重者，所录汉时童谣歌，晋惠帝时童谣等，都属这一类。又比较重视民间文学，如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此书。它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这一诗体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它不如《文选》那样不录在世人物之作，选录了梁中叶以後不少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作比“永明体”更讲究声律和对仗，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近体诗”的成熟过程。书中收录了沈约《八咏》一类杂言诗，也可以据此了解南朝末年诗和赋的融合以及隋唐歌行体的形成。《玉台新咏》所选诗篇又有可资考证﹑补阙佚的，如所收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诗》，为他们的集子所阙如，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作家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 《玉台新咏》前一部分的“往世名篇”取材十分丰富。其中既有对古代妇女婚姻变故的描写（如古诗《上山采蘼芜》），也在对远行丈夫的无穷思念（如古诗《冉冉孤生竹》）；既有令人怦然心动的爱慕表白（如古《越人歌》），也有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既有不慕荣华、反抗强暴的颂歌（如辛延年《羽林郎》），也有不惜以死来斥责丈夫负心的烈举（如颜延之《秋胡诗》）；既有六宫嫔妃失宠的哀怨（如班婕妤《怨诗》），也有公主远嫁匈奴的哀苦（如石崇《王昭君辞》）；既有活泼可爱的娇憨幼女（如左思《娇女诗》），也有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如李延年《歌诗》〕；既有男子对恋人才情的思恋（如张华《情诗》，）也有丈夫对亡妻举止的怀念（如潘《悼亡诗》）…… 无论是女子的天生丽质、巧饰靓妆、华美穿戴，还是缠绵的情思、悲欢的婚姻，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都有生动的描述；另外加上所咏女子身份不同、遭遇各异，因而具有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人文内涵，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妇女真实的生存状况、丰富的情感世界。诗主要反映女性的生活，表现女性的情思，描绘女性的柔美，吐露女性的心声，同时也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欣赏、爱慕，刻画了男女之间的爱恋与相思。因此又可以说，《玉台新咏》是一部关于女性的诗集，一部情爱的宝典，一部唯美的乐章，在文学史和审美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不同寻常的意义。 《玉台新咏》虽是情诗，但却有反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积极地思想意义。表现出真挚爱情和妇女痛苦的作品也不少。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羽林郎》等作品﹐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孔雀东南飞》详尽地写出一个封建家庭悲剧的全部过程。这都说明《玉台新咏》所录诗作并非全是艳情诗。 《玉台新咏》所收作家自汉至梁共131人(宋刻111人)，作品凡870篇(其中179篇宋刻本未收)。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共为10卷。明胡应麟说它“但辑闺房一体”，清纪容舒说：“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徐陵在文学史上的标新立异。《玉台新咏》以不同的色调和情感勾勒出纷然不同的画面，其内容虽全涉女性，但并非全是靡靡之音，”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四库全书总目》)。在编纂体例上，《玉台新咏》有三个特色：1、按题材或主题归类；2、对所录作家作品按历史时间的先后编排；3、收录在世人物之作。
北朝时皇后爱出家因寺庙便于淫乐
北朝指的是三国之后中国历史上一连串统治北中国的政权，主要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中除北齐外，都是由鲜卑族建立。北朝与南朝分立的局面，被合称为南北朝。在北朝的中后期，大概100多年之中，竟然有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文皇后乙弗氏、宣武灵皇后胡氏等魏、齐、周等国的皇太后、皇后17人出家为尼，实在是世所罕见。这成为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高高在上、享受荣华富贵的帝后成为孤独寂寞、陪伴青灯古卷的尼姑呢？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统治者佞佛、媚佛而造成，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广兴祠庐，人苦之。”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先始于洛阳。汉末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传播，西晋十六朝时期得以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在北魏时达到鼎盛。北魏共历17帝，171年，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如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后来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于是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而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下诏说：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魏书·释老志》)。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孝文帝于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分刻六龛，其佛最高达130尺，全山造像142289尊。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品，题名为200品，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工802366个。 北齐是代东魏而立的又一个北方政权，历6帝28年。北齐佛教的鼎盛期是文宣帝高洋时代，高洋本人也佞佛，他曾把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受禅僧僧稠的影响，高洋还喜好坐禅，坐禅时整日不出。他又行素食，禁止捕杀鱼虾虫鸟。 北周是代西魏而立的政权，历5帝25年，北周对于佛教，经历了奉佛、毁佛、兴佛的过程。明帝宇文毓在位三年，大造佛像，曾为先皇帝造卢舍那织成像一躯和菩萨像二躯，他也下诏建寺，此诏存于《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继位的武帝宇文邕毁佛，到宣、静二帝，又重新兴佛。 从这样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位皇后出家，皆因佞佛使然。 然而，另外一些人从北朝17位皇后出家的背景出发，仔细加以比较，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认为佞佛并不是皇后出家的真正原因，以为这些皇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一是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清静幽雅，有利于染病在身的皇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皇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皇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入寺寻求政治避难的。也有的皇后是逃避深宫禁锢追求个性解放，寺庵可以躲开皇宫的森严制度，可以成为相对自由的乐园，甚至于可以变为淫乐之地。魏太武帝就是因为发现佛寺有兵器、有藏匿妇女淫乐之处而毁佛的。 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皇后出宫为尼的根本原因。北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寺院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僧尼的人数骤增。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劳动力，他们不经营生产，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的劳动人民，聚敛了大量的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范缜在《神灭论》中说：人倾尽家财去拜佛求僧，然而那些粮食却被无所事事的众僧吃掉了。大量钱财都流进了寺院，社会上到处都是坏人，但却没有人去制止，人们还都在称颂“阿弥陀佛”。 在这些佛寺中，有的还是由统治者出资修建的。这些皇帝修建的寺庵，大都富丽堂皇，以收容皇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为例，此寺还有大量的宫女供皇后妃役使。因此可以看出，这里名为寺院，实是皇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宫，被废黜的皇后只是失去了内主之尊，而在物质生活上与宫内差异不大。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朝皇后为尼与被贬入冷宫相比，是一种优待，这无疑会刺激和吸引失败者的皇后入寺为尼。因此，这些人认为，在当时，寺院的特殊地位才是皇后出家为尼的根本原因。
《水经注》：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在后世散失了，所以保存了许多资料。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书中的缺点也有：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当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当时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不少错误。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价值。 《水经注》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500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 《水经》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原书列举大小河道137条，内容非常简略。郦道元就力之所及，搜集了有关水道的记载和他自己游历各地、跋涉山川的见闻为《水经》所注。注中除记载水道变迁沿革外，还记叙了两岸的山陵城邑、风土人情、珍物异事。凡北魏以上的掌故、旧闻都可以得到考证。单以兵要地理资料一项而言，全注记载的从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例都生动地说明了熟谙地理，利用地形，争夺桥梁、险道、仓储的重要性。《水经注》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查看了不少精确详细的地图。据统计，郦道元写《水经注》一共参阅了437种书籍。全书30多万字，是当时一部空前的地理学巨著。 该书的编写特点有：1、例义谨严。凡经文均以“过”字叙述水的流行所经之地，凡注文则以“迳”字作为叙述水的流经之地的标志。2、确定“迳见”（目验）的鉴定标准，强调实践第一的精神。这是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依亲历所见，订正材料，以定取舍。3、提出一个“经之误正”的论点，大胆指出经文水道的讹误，同时也对前人注经的旧解进行了驳斥。发展了疑古惑经之风，影响很大。4、郦道元作注，于所见石刻，有的存录，有的考证。他所开创的碑刻文物之学，成为宋人金石之学的先导，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世说新语》：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集
中国小说大家族中成员庞杂，其中有一种特殊的体例叫做笔记小说，也就是一些笔记式的短篇故事。这类小说篇幅短小、内容繁杂，读起来颇有意思。其中以《世说新语》最为著名。 《世说新语》又名《世语》，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 《世说新语》是由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安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原八卷，刘峻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上、中、下三卷，在《世说新语》的三卷三十六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这十三门都是正面的褒扬。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轶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为风尚，而玄学正是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的，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明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可谓确评。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卿卿我我，等等。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的小说发展影响尤其大。 《世说新语》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计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
《古画品录》第一部系统的绘画品评专著
古代绘画类别繁多，为了让后人更好地欣赏绘画之美，品评画家之工，就需要有人来编撰画论专著，很幸运的，我们拥有《古画品录》在内的诸多著作。 南朝齐谢赫撰的《古画品录》，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篇系统的绘画品评专著、中国画论著作。全书1卷，收录了从三国吴至南朝齐代的27位画家，分为6个品级，评其优劣。书中提出的绘画“六法”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历代画家、鉴赏家们所遵循，有较大的理论价值。 《画品》品评三国至齐梁画家二十七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引为二十九人），共分六品，并以品第为次序。 第一品陆探微、曹不兴等五人；第二品列顾骏等三人；第三品列姚昙度、顾恺之等九；第四品列，蘧道愍等五人；第五品列刘等四人；第六品为宗炳、丁光。顾恺之是杰出的画家，在东晋声名卓著，谢安曾推崇为“自生人以来未有也”。谢赫却仅列之为第三品，评曰：“格（一‘除’，或作‘骨’）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迨意，声过其实。”这一品评曾遭致《画品》续作者的强烈不满。谢赫之所以将顾之列为第三品，反映了《画品》所倡的创倾向，折射出与时而变的理论意义。他张“迹有巧拙，艺无古今”，强调变古、创新，这与萧纲一派反摹古、倡新变的思想一致。萧纲在中大通三年(531)被立为皇太子，在此前后大力提倡“宫体”，《画品》写于532年之后，可见谢赫人梁后的绘画及理论，都受到了“宫体”的影响。姚最《续画品》评谢赫“笔路纤弱，不副壮雅之怀”，这是由于所画“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可见谢赫所画实为画中“宫体”。这与魏晋玄风笼罩下尚静、传神、重眼睛、轻形体的顾氏画风异趣，《画品》对顾氏的品评并非妄下。 在《画品》序言中，谢赫沿曹植“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画赞序》）之说，亦云：“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首次提出关于“六法”的理论：“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六法”远承先秦以来儒家所讲“六气”、“六律”、“六诗”，贾谊《六术》所云“六理”、“六法”、“六行”、“六美”等概念，近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以“六观”论诗文优劣，使绘画理论从创作技巧到批评准则上升到自成体系的阶段。 “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汉人重气，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王充《论衡，·气寿》），曹丕以“气”人于文学批评，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晋人多以“韵”品藻人物；“气”“韵”相合为一词，当指人的生命力与智慧、才情的统一。而“生动”之说，可远溯《易传》“生生之谓易”，又承汉人“气生万物”之论。生命哲学用于艺术，“气韵生动”当是指人的生命、精神、学识、风度等，应表现在生生不已、变动不居之中。这种既重精神风韵，重姿态动作的观点，继承了顾恺之传神写照“论，但又与顾氏忘“形”得“神”异，是对传神论的发展。 “六法”之二是“骨法用笔”。“骨法”源古代面相术，指人的骨体相貌，魏晋品藻人物，常有带“骨”字的评语，认为“骨”人的形体、精神、人品都相关。顾恺之将“骨法”引入绘画，使之成为“以形写神”的基础。谢赫所说“骨法”，继承了顾恺之所论，但在评张墨、荀勗时又有“但取精灵，遗其骨法”之说，使“骨法”失去神圣意义而趋于世俗。《画品》将“骨法”与“用笔”相联系，既明确了中国绘画与书法密切相关，又指出了线条是造型的基础。传为卫夫人作的《笔阵图》说：“善笔力者多骨。”“骨法用笔”之说当对此有汲取。综观谢赫对各画家的评论，是要求用笔有骨力，要创新，且“气韵生动”当凭借“骨法用笔”。 “六法”当以“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最为重要。其余四法属具体技巧：“应物象形”指按物象面貌来表现，不能臆造，“随类赋彩”指据不同对象表现各自的色彩，“经营位置”指精心构图、巧妙设计，“传移模写”指临摹技巧。“六法”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宋郭若虚推尊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图画见闻志》）。可以认为，《画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绘画理论批评著作。 对“六法”首作逐条转述的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自此而至清代，皆作四字一句连读，近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始作二、二断开，钱钟书亦认为四字相连失读（参见《管锥编》第189则），对此，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辨析甚详。
《三十六计》：南北朝一部影响深远的军事著作
现代战争虽然靠的是科技和枪炮，但兵法依旧给人以很大的借鉴。中国的兵法有很多，《三十六计》是其中最出名的一部。 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它是根据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汉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三十六计》的作者据考证基本确定为南北朝时的名将檀道济。 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 三十六计是古代汉族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 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齐民要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
《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公元533年-544年），是北朝北魏时期，南朝宋至梁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 书名中的“齐民”，指平民百姓。“要术”指谋生方法。《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强调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提倡精耕细作，防旱保墒，主张轮作，多施绿肥，创果树栽培可通过培育实生苗、扦插、嫁接等方法，培育优良品种等，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有重大影响。 书中正文分成10卷，92篇，收录1500年前中国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以及治荒的方法，书中援引古籍近200种，所引《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现已失传的汉晋重要农书，后人只能从此书了解当时的农业运作。该书自出版后，长期受中国历朝政府重视，传遍海外后亦被常成为研究古物种变化的经典，达尔文研究进化论时曾参考一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有说此书正是《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可解作平民谋生方法，亦可解为治理民生的方法。
《后汉书》：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描写前朝历史的不一定要相邻朝代，如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就曾编撰过《后汉书》一书。这本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章怀太子李贤注，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刘昭注，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与之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南北朝政治格局：北方重军事南方重经济
南北朝时期，北方军事强大，但经济衰败，南方四分五裂，但经济较繁荣。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公元386年，鲜卑人在中国北方的断壁残垣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北魏。他们没有洗劫汉族贵族阶级，而是和他们签订了某种协议，至少保存了一些原本的食禄官僚和旧时高级国家形式之下的税收制度。这种做法使得北魏相较于当时北方其他混乱不堪、暴行遍布的国家，拥有了极大的竞争优势。事实上，北魏的优势使之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 据说，北魏与残余的汉族旧贵族之间制定的协议始终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对于大多数鲜卑战士来说，他们宁愿去放牧也不愿意与文人们交谈；即使这些骑手真正定居下来，他们一般会建造自己的孤堡，以避免和汉族的农民们接触。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满足于攻打北方其他的游牧国家。但是在公元450年，当鲜卑的骑手们到达建康的城郊时，他们才发现：尽管他们可以打赢战争，掠夺财富，但是他们无法威胁真正的城市。只有一小部分拥有大型船只、攻城战车以及强大军需供应的先进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由于缺少先进的军队体系，他们无法洗劫中国南方地区；由于他们已经统治了整个北方，他们侵吞北方其他国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因此北魏的统治者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来换取支持者的忠实跟随—这是落后形态国家潜在的致命缺陷。在公元5世纪80年代，孝文帝认识到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向先进的国家形态转化。他为此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他将所有土地国有化，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愿意履行纳税义务和国民义务的人们。另外，为了使鲜卑人像先进国家的臣民一样思考和行动，孝文帝向传统发起了一场正面攻击：孝文帝禁止了鲜卑的传统服饰，用汉族的姓氏代替了鲜卑族的姓氏，要求所有30岁以下的臣民说汉语，并且将几十万人口迁移至洛阳一处备受尊崇的圣地，建设起一座新城市。 一些鲜卑人放弃了他们祖辈的生活方式，开始像汉族贵族一样安定下来，但是另一些鲜卑人拒绝这么做。由此，文化改革演化成了一场内战，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现代派）和西魏（传统派）。传统派坚守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吸收来自大草原的骑手。很快，他们的军事力量似乎足以压倒孝文帝施行的变革。绝望是变革的温床。虽然孝文帝试图将鲜卑的勇士转化为汉族的谦谦君子，他的继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给予汉族士兵免税优惠，任命汉族的贵族为将军，并且允许汉族士兵使用鲜卑名字。因此，汉族农民和文人学会了打仗，在公元577年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改革。虽然这次变革历经了一个漫长而混乱的过程，但是孝文帝的远见卓识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极端化的中国。北方是一个先进国家（在公元581年的军事政变之后更名为隋朝），拥有强大的军队以及四分五裂、衰败落后的经济；而南方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组织机构涣散，尽管一直在尝试利用繁荣的经济所积累下来的财富，但是几乎都失败了。 这种现象听起来完全是不正常的，但事实上这对于社会发展的起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机遇。公元589年，隋朝的第一位皇帝—隋文帝—打造了一支舰队，纵横驰骋于长江流域，并且将一大批军队（可能有50万人）派驻到建康。由于南北的军事力量极端不平衡，南方城市在几周之内就被攻破。当他们意识到隋文帝实际上想要向他们征税，南方的汉族贵族大规模地揭竿起义，据史料记载，他们屠杀—甚至生吃—隋朝的官员们，但是这些叛乱最终在一年之内被扫清。隋文帝在没有发动残酷艰苦的战争，且当地的经济也没有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就征服了中国南方地区，自此东方的复兴大业开始起飞。
《雷公炮炙论》：最早的中药炮制学著作
中药炮制是根据中医药理论，依照辩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物自身性质，以及调剂、制剂的不同要求，所采取的一项制药技术。中药炮制学最早的著作是《雷公炮炙论》。 《雷公炮炙论》三卷，南北朝的雷敩约撰于公元五世纪。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此书为我国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原载药物300种，每药先述药材性状及与易混品种区别要点，别其真伪优劣，是中药鉴定学之重要文献。《雷公炮炙论》也是中国最早的制药专著。 《雷公炮炙论》三卷，书中称制药为修事、修治、修合等，记述净选、粉碎、切制、干燥、水制、火制、加辅料制等法，对净选药材的特殊要求亦有详细论述，如当归分头、身、尾；远志、麦冬去心等，其中有些方法至今仍被制药业所采用。此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制剂学专着常以“雷公”二字冠于书名之首，反映出人们对雷氏制药法的重视与尊奉。 《雷公炮炙论》原书早佚，其内容散见于《证类本草》、《雷公炮炙药性赋解》、《本草纲目》等书中。1932年张骥根据上述各书重予补辑，得药180余种，分原叙及上、中、下三卷予以论述，并加入其他古本草书中有关炮炙经验，末有附卷，另记70余种药物的炮炙方法。现存1932年成都益生堂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雷公炮炙论》成书于南北朝时期，全面总结了南北朝刘宋时期以前的中药炮制技术和经验，是中国历史上对中药炮制技术的第一次大总结，是一部制药专着。初部奠定了炮制学基础，使中药炮制成为一门学科。
少林寺兴起于南北朝时期
中国名刹少林寺历史悠久，门徒众多，那么它是从何时开始兴起的呢？答案正是南北朝时期。 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当时，天竺僧人佛陀到达中国，擅长禅法，得到北魏孝文帝礼遇，并且在太和十九年为他敕造寺庙于少室山中，供给衣食。因寺处于室山茂密丛林中，所以名为少林寺。 孝昌三年（527），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中传授佛法，传说他曾于寺内面壁九年，后传法给慧可。此后少林禅法师承不绝，传播海内外。达摩长期打坐修炼，为活动筋骨，创造了后世广为流传的少林拳法。 北周建德三年（574），武帝禁佛，寺宇被毁坏，大象年间重建，改名为陟岵寺。隋代又恢复旧名，日渐发展为北方一大禅寺。唐初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立下战功，为少林寺博得“天下第一名刹”的名号。
《孔子算经》：算经十书之一
古代数学的发展是悠久的，其成就是相当惊人的，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来看，古代数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算经十书是其中的代表，而《孔子算经》是其中之一。 《孙子算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数学著作。约成书于四、五世纪，也就是大约一千五百年前，作者生平和编写年不详。传本的《孙子算经》共三卷。卷上叙述算筹记数的纵横相间制度和筹算乘除法，卷中举例说明筹算分数算法和筹算开平方法。卷下第31题，可谓是后世“鸡兔同笼”题的始祖，后来传到日本，变成“鹤龟算”。书中是这样叙述的：“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这四句话的意思是：有若干只鸡兔同在一个笼子里，从上面数，有35个头；从下面数，有94只脚。求笼中各有几只鸡和兔？ 此题被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数学五年级上册选为补充教材。 上卷详细的讨论了度量衡的单位和筹算的制度和方法。筹算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运用，但在古代汉族数学著作如算数书、九章算术等书中都不曾记载算筹的使用方法；孙子算经第一次详细地记述筹算的布算规则：“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百万相当”，此外又说明用空位表示零。 在进行乘法时，“凡乘之法：重置其位，上下相观，头位有十步，至十有百步，至百有千步，至千以上 命下所得之数列于中。言十即过，不满，自如头位。乘讫者，先去之下位；乘讫者，则俱 退之。六不积，五不只。上下相乘，至尽则已。”。《孙子算经》明确说明“先识其位”的位值概念，和“逢十进一”的十进位制。除法法则：“凡除之法：与乘正异乘得在中央，除得在上方，假令六为法，百为实，以六除百，当进之二等，令在正百下。以六除一，则法多而实少，不可除，故当退就十位，以法除实，言一六而折百为四十，故可除。若实多法少，自当百之，不当复退，故或步法十者，置于十百位（头位有空绝者，法退二位。余法皆如乘时，实有余者，以法命之，以法为母， 实余为子。” 中卷主要是关于分数的应用题，包括面积、体积、等比数列等计算题，大致都在《九章》中论述的范围之内；下卷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如下卷第31题即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后传至日本，被改为“鹤龟算”。 在我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中，长期流传着“隔墙算”、“剪管术”、“秦王暗点兵”等数学游戏。有一首“孙子歌”，甚至远渡重洋，输人日本：“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正半月，除百零五便得知。”这些饶有趣味的数学游戏，以各种不同形式，介绍世界闻名的“孙子问题”的解法，通俗地反映了汉族古代数学一项卓越的成就。“孙子问题”在现代数论中是一个一次同余问题，它最早出现在我国公元四世纪的数学著作《孙子算经》中。在中国古算书中，《孙子算经》一直在我国数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盈不足术”、“荡杯问题”等都有着许多有趣而又不乏技巧算术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