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古今家训之祖
汉族传统社会有过许多经典的教材，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几本家训，其中首推《颜氏家训》，此书影响深远，历代学者对之十分推崇。 作为汉族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师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钦羡不已。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汉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 正由于颜之推“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他对南北社会风俗、政治得失、学风特点有透彻的了解。入隋以后，便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宗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不少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他路可走。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他也深致不满。且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得淋漓尽致。如《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语言朴实而生动，一时士大夫的心态跃然纸上。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颜之推以学问广博著称。《颜氏家训》中《书证》篇考据名物，讨论语词训诂，《音辞》篇辨析声韵，“斟酌古今，掎摭利病”，都颇具精义，反映出颜氏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造诣。《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自成书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作为家教范本，广为流布，经久不衰。究其原由，主要是书中内容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以及培养人才力主“治国有方、营家有道”之实用型新观念等，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以“明人伦”为宗旨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 《颜氏家训》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所以，王三聘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从《颜氏家训》之多次重刻，虽历千余年而不佚，更可见其影响深远。 首先，把读书做人作为家训的核心。颜之推把圣贤之书的主旨归纳为“诚孝、慎言、检迹”六字；认为读书问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认为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读书学习，“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其次，选择正确的人生偶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怎样的偶像，就会有怎样的人生。北齐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弹琵琶，希冀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获取富贵。颜之推对此非常不屑，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即使能到卿相之位，亦不可为之。他要求子女“慕贤”，将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并且“心醉魂迷”地向慕与仿效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 再次，确立家庭教育的各项准则。家长要成为子女的楷模：“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要在践行“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等细小的生活礼仪中树立“士大夫风操”。持家要“去奢”“行俭”“不吝”。在婚姻问题上，做到“勿贪势家”，反对“贪荣求利”。务实求真，不求虚名，摒弃“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的行为，“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杜绝迷信，绝对不谈“巫觋祷请”之事，“勿为妖妄之费”。
北周武帝为何灭佛
历史上有过几次著名的灭法，北周武帝灭佛事件是其中之一。 南北朝时期，佛教过于兴盛，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当时北周的佛教，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寄生虫。寺院的和尚们不但不当兵，不纳税，且面对灾民时，表现出来的非但不是赈灾，反而趁机吞并土地，使农民生活更加困苦。 北周武帝初信佛，后因迷信识语黑衣当王，心忌沙门，信道士张宾，拟灭佛教，集沙门道士名儒於文德殿，量述三教胜劣，以定废立。沙门道安撰二教论，谓“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教，教称为内”帝问群臣，无有排斥非议者，遂作罢。六年后，帝又集佛道二教论辩，法师炫与道士张宾对衡，宾不服屈，帝亲自与炫辩，亦不能使炫屈服。公元574年，北周武帝最终强制僧侣强制灭佛，悉令沙门还俗，实即灭佛教立道教，北地之佛教一时绝迹。 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不杀僧人。共还俗僧人300万人，退寺院4万座，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僧尼还俗给社会增加了劳动力和军队士兵来源，同时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废除寺院，使大量土地回到国家手中，同时从精神上也打破了人们对于佛寺万能的幻觉。
《文心雕龙》：第一部汉族美学和文学理论巨著
《文心雕龙》作为第一部汉族美学和文学理论巨著，立论广泛，影响深远，对于今人学习文学和进行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黄老道家环渊的著作《琴心》。 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文心雕龙》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认为只有不断的创新，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 《文心雕龙》关于批评的论述，颇多见解精道，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献。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刘勰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文心雕龙》的贡献和突破是多方面的，包括： 1、文学史的观念 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不仅如此，作者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 2、内容与形式 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 3、总结经验教训 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 4、建立方法论 在《知音》篇里，作者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
《昭明文选》：现存最早的汉族诗文总集
汉族诗文流传甚广，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历史长河中，许多佳作都面临着不被采集即有可能永远消失的风险，此时就迫切需要有人做总结工作。《昭明文选》应运而生。 《昭明文选》是现存编选最早的汉族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选的，故称《昭明文选》。萧统，是个很渊博的学者。著作多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的《昭明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 《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全书收录作品514题。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 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汉族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汉族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萧统的文学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陶渊明的8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18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汉族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从选录的技术角度来说，《文选》也存在缺陷。书中入选了一些伪作，例如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南朝宋人颜延之已经怀疑，刘知几、苏轼决其为赝品，至近代而成定论；孔安国《尚书序》同样也出于晋人的伪造。同时，书中还有不少误标序文以及误标题目的情况，前者如汉武帝《秋风辞》、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等，题下注明“并序”，实则序文显系史传文字；后者如刘峻《重答刘秣陵诏书》并非答书的原文，陆机、陆云各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李善在注释中就已指出顾彦先应是全彦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为拟妇答夫的语气。此外,还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当等等，也是这个选本的不足之处。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菴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汉族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
西魏建立与东魏交战结局如何？
1、西魏建立 永熙三年（534年）侯莫陈悦在平凉（今属甘肃平凉西南）杀死贺拔岳后，宇文泰继统其军众，击败侯莫陈悦，向东进据长安。其后魏孝武帝与高欢不睦，入关就宇文泰，任命其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宇文泰杀魏出帝，立元宝炬为帝（魏文帝），改元大统，535年正月，文帝于长安城西即位，改元大统，宇文泰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军政大事尽出于泰手。是年十月，高欢另立元善见称帝，徙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从此，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高欢与宇文泰皆居相位，军国大事总属相府，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元氏皇帝不过是傀儡而已。2、与东魏交战 大统元年（535年）春正月，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军再攻潼关，见宇文泰已有准备，遂挥师攻华州（治华山，今陕西华县），赖著刺史王罴的拚力死战，才打退了东魏进攻；大统二年三月，高欢又亲率万骑袭取夏州，徙五千户而归。不久，又袭取灵州，徙五千户而归；大统三年正月，高欢又领军屯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于黄河上架设浮桥，准备渡河攻潼关。高欢恃戎马之强，年年进攻西魏，虽然未曾得手，但宇文泰知道，长此下去，实力处于劣势的西魏必然难以支持，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开拓兵源，扩充军队。 大统九年（543年）二月，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今河南洛阳西北）列阵，宇文泰领军击之，战于邙山，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人，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不可能再大量补充军队，因此，邙山之战后，宇文泰开始从汉族中间吸收兵员，三月，宣布征募关陇地区的豪强地主武装。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中，豪强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乡兵，东西魏分立后，这些地主武装并没有解散，仍然控制在豪强手中。宇文泰通过广募豪强以充军旅这一措施，把这些分散的乡兵武装变成中央军队的一部分，由政府选择关陇地区有名望的人物来统领，从而，既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北魏末年以来的地方势力，又促进了武川军人集团与关陇地主的联合。此后，到大统十六年（550年），又进一步把征兵对象扩大为所有的均田户，这样，西魏军队中汉族士兵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大统十二年（546年）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想拔除西魏安在汾水下游的这个钉子。西魏并州刺史韦孝宽镇守玉壁，顽强抵抗，高欢先后采用断水道、火攻、挖地道等战术，围城五十余日，士卒死亡七万多人，未能攻下玉壁，最后高欢染疾，只得解围而去。玉壁之战，高欢倾力而出，攻一孤城五十余天不下，智力皆困，以至愤恚成疾，转年正月，发病而死。自此，西魏扭转了过去的劣势，和东魏势均力敌了。 高欢死后，子澄即位，高澄与手握重兵的侯景不和，畏景权重，欲夺其兵权，侯景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同时又对机诈权变的侯景十分谨慎，分派大军络绎接收侯景所占土地，并示意景交出军队，入朝长安。其时，高澄在侯景叛变后，也派大军进逼，于是，侯景转而投归萧梁，酿成了一场侯景之乱。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萧氏兄弟争夺帝位，相互残杀，宇文泰乘机略取土地，夺得汉东、益州、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控制了长江上游和汉水。
北朝时期：北朝政权的兴衰
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与中国南朝同时代并存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北魏、东魏、西魏及北周均由鲜卑族建立，北齐则由鲜卑化汉人所建。 北魏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由拓跋鲜卑所建，前身为代国。前秦于淝水之战崩溃后，代王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举兵复国，都盛乐，国号魏，史称北魏。 北魏在道武帝、明元帝及太武帝的经营下逐步壮大，拓跋珪与后燕交恶，发生多次战争，并在参合陂之战击溃燕军。而后他率军攻破后燕首都，迁都至平城。并在次年称帝，即道武帝。道武帝性情残忍，后为其子拓跋绍所杀。同年道武帝长子拓跋嗣平乱继位，即明元帝。他攻下刘宋的河南地，但不久去世。 其子拓跋焘继位，即太武帝，他励精图治，国力大盛，并屡次攻掠刘宋。在解除北方柔然的威胁后展开统一北方战争。在439年攻灭北凉，使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与南朝宋对峙。北方、南方至此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然而，还有后仇池，至443年方亡于北魏。 北魏虽国力鼎盛，但北有强敌柔然，以致不能全力南征。 信仰佛教的卢水胡人盖吴率各族百姓起事，太武帝平定。打击佛教，成为三武灭佛之一 。 太武帝统一华北后又灭西域五大强国之一的鄯善，控制了西域。在450年又反攻刘宋，直逼瓜步，并扬言渡江。之后掠夺五万户北返，至此北朝军力压倒南朝，但军力也大损。 太武帝于后期刑罚残酷，最后被宦官宗爱所杀，宗室之乱至文成帝时方平定。
北魏建国 北魏疆域范围
1、北魏立国 拓跋珪与北魏的壮大在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以前为苻坚征服的各族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王国。公元386年，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派兵护送什翼犍的少子窟咄和拓跋珪争国。拓跋氏原有立少子的习俗，窟咄之来，对拓跋珪构成很大威胁。诸部落都有动摇，引起骚动。拓跋珪的左右也阴谋执珪以应窟咄。拓跋珪惧，北逾阴山，依于贺兰部，派人向慕容垂求救。慕容垂派慕容麟领兵救珪，大败窟咄。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也乘机恢复了拓跋族的独立。 386年，拓跋珪（guī）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即位不久，因牛川偏远，便迁都盛乐。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史称“北魏”或者“后魏”“拓跋魏”，孝文帝改汉姓后也称“元魏”。 2、北魏的疆域 北魏疆域广阔，主要控制着中国北方地区，北至沙漠、河套，南至江淮，东至海，西至流沙。 3、行政区划 北魏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其主要的州有： 并州、肆州、建州、恒州、朔州、汾州、司州、豫州、荆州、洛州、东荆州、东豫州、南兖州、相州、冀州、幽州、平州、瀛州、安州、定州、营州雍州、豳州、夏州、华州、泰州、东泰州、泾州、岐州、兖州、青州、齐州、徐州、南青州、济州、河州、凉州、敦煌镇、武川镇、御夷镇、怀荒镇、柔玄镇、抚冥镇。
什么是五石散 为什么吃五石散的人都爱裸奔
魏晋名士皆爱轻裘缓带，宽衣敞怀，坐卧随性不羁。山水林间，随地一瘫，就算人酥软成“北京瘫”也没关系，大家只会觉得你很有风度，潇洒自然。然而魏晋名士以“裸奔”为风度究竟因为什么呢？这要从名医张仲景的一剂药“五石散”说起。 “1、五石散”是什么？ “五石散”，其实是一种中药散剂，名医张仲景发明出来治疗伤寒病的一种药剂。主要成份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吃下去后身体会产生燥热，需要吃寒食来发散，所以又被成为“寒食散”。服药后，皮肤发热，所以不能穿窄衣，防止皮肤被磨破，也不能穿鞋袜，所以穿木屐，因为热，所以袒胸露乳者众，也就像是半裸奔了。“五石散”还是一种容易上瘾的药，类似于清末的鸦片，刚开始吃的时候会让人变得更强，有点像今天某些“肾宝”之类的药品，所以备受名士推崇。但是长期服用五石散的人，身体会变得孱弱，肤色苍白，何晏就是一个例子。何晏是曹操女儿金乡公主的丈夫，长相俊朗，以肤白貌美而出名，人称“傅粉何郎”，五石散就是因为他的大力推广，所以才成为了一种上流社会中的风尚。大家看到何晏吃了五石散皮肤更加白皙，推崇肤白纤弱之美的魏晋名士们也都争相开始服用五石散。 2、“五石散”和刘伶裸奔 “五石散”吃完要“行散”，就是吃冷食，喝温酒，用冷水浇身子，还要出去暴走，以上几个条件加起来，就是导致刘伶裸奔的重要因素了。刘伶好酒，简直到了嗜酒如命的地步，所以他的妻子非常厌恶他喝酒，在家限制他喝酒。但是服用五石散之后正好要喝温酒，这给了刘伶一个很好的应付老婆的借口，要成为名士就要服五石散吧，吃了五石散就不能不喝酒吧，刘伶的老婆也就无可奈何了。一次刘伶服完五石散后大肆饮酒，身体发热所以把衣服脱了个精光，有人看见了就讽刺他裸奔，刘伶反倒不屑一顾的说，我用天地当屋子，用这屋子当衣裤，你干嘛跑到我裤裆下面来？当时的人觉得刘伶真是条好汉呐，脱了衣服更加有利于吸收天地之精华，集万物之灵气，正是老庄思想的体现啊！于是也纷纷学刘伶开始裸奔，以至于裸奔竟然成为一时风尚。 3、魏晋风度和裸奔 魏晋人崇尚老庄，喜爱清谈，兴致来时便爱裸奔，其实说白了就是喝醉酒了乱、脱衣服撒酒疯而已。我们现代人提及魏晋风度都是一脸向往，觉得那种开放，不羁，自然，随性的生活简直是人生赢家才能过的，然而实质上魏晋风度是一种逃避现实，孱弱的代表，五胡乱华和衣冠南渡听起来可能没有南京大屠杀来的那么惨烈，然而在血色弥漫的年代又能潇洒到哪里去呢？魏晋风度只是建立在太平的粉饰上的血色浪漫而已。
美男子卫阶竟然是被活活看死的吗
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子，虽然一直有所争议，但是潘安和卫阶一直都是位列其中的，而这位卫阶的人生也很传奇，他的死因竟然是被人围观活活看死的！那么究竟卫阶到底有多美才能引来人看死他呢？ 1、卫阶有多美 卫玠，字叔宝，他和潘岳都是晋朝有名的美男子。他的爷爷是卫瓘，晋惠帝时位至太保，卫瓘曾说：“此儿有异于众，顾吾年老，不见其成长耳！”卫玠皮肤白皙，晶莹剔透，如白玉雕的塑像。他和潘岳一样，坐着羊车到街市上去，路过的人都觉得他太帅了，以为是玉人，争着挤着观看他。骠骑将军王济是卫玠的舅舅，英俊豪爽有风度姿容，每次见到卫玠，就叹息说珠玉在身旁，就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又曾对别人说，与卫玠一同出游，就像有光亮的珠子在旁边，光彩照人。这就是《世说新语》中说记载的“珠玉在侧”的典故。卫阶不仅容貌宛若仙人，而且腹有诗书气自华，他还是个有名的清谈家。北方名门士族王氏大族的王澄，王衍的弟弟，名望相当高，很少推崇别人。每当听到卫玠的言论，就叹息倾倒，这就是“卫玠谈道，王澄倾倒”。 2、卫阶之死 卫阶虽然貌美，但是从小就体弱多病，因为心中想的事情太多，就像林黛玉一样，是个病美人。《晋书·卫玠传》：“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卫阶刚刚南渡的时候，京城的人都听说卫阶是个大帅哥，就纷纷对卫阶围追堵截，和今天的追星族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因为看的人太多了，卫阶竟然积劳成疾，就被活活看死了。然而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呢？据《世说新语》记载：“卫玠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悦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卫玠刚刚渡江南下。见到了大将军王敦，卫玠因有谢鲲在坐，非常高兴，就不再顾王敦在旁，彻夜长谈。卫玠身体羸弱，一直被母亲禁多说话，今晚突然至极，于是大病，然后离世。
《禹贡地域图》：开创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
有了世界地图后，即便足不出户也能一眼望尽世界的模样，而古代，在条件受到众多约制的情况下古人又是如何制作地图，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 1、裴秀简介 裴秀（224年—271年4月3日），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 东汉尚书令裴茂之孙，曹魏光禄大夫裴潜之子。魏晋时期名臣，著名地图学家。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2、主要成就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总结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即：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条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绘图原则；后三条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这六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把制图学中的主要问题都接触到了。裴秀的制图六体对后世制图工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直到后来西方的地图投影方法在明末传入中国，中国的制图学才再一次革新。 裴秀在任司空时，因为自己的职位是地官，又认为《禹贡》中的山川地名，沿用久远，后世多有改变，解说者或牵强附会，渐渐混淆不清。于是采集甄别旧文，有疑的地方缺而不论，古代有其名而当今不用的地方，也都作出注解，作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奏武帝，被收藏于秘府。 图上古今地名相互对照，它不仅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科学的绘制方法。裴秀在图的前面写了序言，详细谈到了他绘制地图所运用的方法。这是一篇很有科学价值的珍贵文献，它体现了裴秀在制图理论上的卓越见解。这篇序言后来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及《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文献里。 《禹贡地域图》流传的时间不长，《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记载。然而在隋代也许还有某些残篇留存，但即使这样，后来还是失传了。对于《禹贡地域图》的内容，今人研究意见尚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以历代区域沿革图为主的历史地图集，共18幅图；一种认为不是历代的，而仅是西晋当代的地图集，18幅为晋初16个州的行政区图，加上吴国、蜀汉地图各一幅。 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裴秀不仅已经认识到地在地图上表现实际地形的时候有哪些相互影响的因素，而且知道用比例尺和方位去加以校正的方法，这在地图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成就。因此，可以把他称为中国科学地图学的创始人。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他完全可以与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相提并论。
《洛神赋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洛神赋图》画出了洛神的美丽身姿，画作情节完整，手法多变和形式隽永，为之前作品所不及。同时画作还具有强烈的神话气氛和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它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洛神赋图》根据曹植著名的《洛神赋》而作，为顾恺之传世精品。这卷宋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艺术的若干特点，千载之下，亦可遥窥其笔墨神情。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 展开画卷，只见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初见之后，整个画卷中画家安排洛神一再与曹植碰面，日久情深，最终不奈缠绵悱恻的洛神，驾着六龙云车，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这其中泣笑不能，欲前还止的深情，最是动人。 画中甄妃的目光都蕴含着不同的情感，有的几丝无奈几丝哀怨，有的几分妩媚几分娴雅，有的几许惆怅几许依恋，有的则眉目含情，仪态万千。全画用笔细劲古朴，恰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画法幼稚古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此图卷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故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的一部断代史
熟读三国的人都知道，《三国演义》只能作为小说来看，要想研究三国史，还得先从《三国志》入手。作为“前四史”中的一部，此书有何特点呢？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陈寿曾任职于蜀汉，蜀汉覆亡之后，被征入洛阳，在西晋也担任了著作郎的职务。《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今天。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黄皓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1、取材精审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2、行文简明干净 《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3、品题人物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孙策、孙权是英杰，周瑜、诸葛亮、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