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在史学方面的地位是崇高的,对于后世史书编撰的影响十分深远。《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颜师古释注,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可见其史学地位之重要。《汉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 《汉书》对后世具有广泛影响:首先,开创断代史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再次,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等;另外,确立书志体,开创目录学,同时保存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些都是《汉书》对后世的影响。

历史上有过一些无神论著作,东汉时期的《论衡》就是其中一部。此书毁誉参半,历朝学者名家对其褒贬不一,也因此为此书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些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有所不同。《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该书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论衡》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化”。《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论衡·物势》篇)。 “天人感应”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权神化。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商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论衡》书针对这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得也”(《论衡·奇怪》篇)。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不变的。《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论衡》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上来说是正确的。但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之,《论衡》中的社会历史论述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宿命论的社会历史观。 《论衡》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书。 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汉(在两汉最顶盛的时代,由西汉武帝和后人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帝、东汉明帝打下了惊人的国土。现在朝鲜的几乎全部,越南的北方。大半的新疆,包括中亚相当大的土地都在汉的西域都护府范围中,还有全部的四川和云贵的大片土地,辽宁的全部土地也在汉治下,和吉林的一片土地,内蒙也有相当大的土地在汉的治内,估约国土为1040万平方公里。东汉后期出现严重缩水,失去了云贵和内蒙的土地,新疆北部的土地也丧失殆尽,国土应为890万平方公里。 秦末天下大乱,中原战乱不休,致使河套为匈奴所据,南越、闽越、黔中等地相继独立,至汉初国土仅剩214万平方公里。到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开边拓土,于元朔二年(前127年)派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套置朔方郡、五原郡;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武威郡、酒泉郡,后又分出张掖郡、敦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攻灭南越国并进占海南岛,于该地设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又平西南夷设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元封二年(前109年),吞并滇国置益州郡,将西南边境推至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三年(前108年),灭亡卫满朝鲜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自此奠定汉地基本范围;太初三年(前102年),又修建外长城之光禄塞、居延塞,将北疆推进至戈壁沙漠一带。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西域乌垒城置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版图。 东汉相对西汉国土有所收缩,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将真番郡、临屯郡并入乐浪郡、玄菟郡,至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弃岭东地;因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珠崖郡、儋耳郡而失去对海南的控制;交州的日南郡象林县于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被林邑割据独立;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内附并被安置于河套,又于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降部;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率众内属,内迁于北部诸郡之北,又置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并兼领鲜卑;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内附,以其地置永昌郡,西南得以扩充至缅甸北部;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彻底平定西域,西境抵海滨;后“及孝和晏驾,西域背畔”,直至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并于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平定西域诸国,然而乌孙及葱岭以西诸国已脱离汉廷的控制,自此“三绝三通”而终。东汉末年,因海内虚耗、人口锐减,曹操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不过将盘踞河套的南匈奴分为五部,各设汉官司马兼领之。 汉朝初期,刘邦封异姓王七人。但因各地叛乱不断遂而消清大部分异姓王,仅留长沙王吴芮。同时大封同姓诸侯,这些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谮于天子”。地方王国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区域萎缩。吕后时期,增加外戚诸侯王。到文帝时期又纷纷铲除,增加刘氏诸侯王。但是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1、经济 两汉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归纳为限田、重农、抑商三个方面。秦统一中国后,“令黔首自实田”,正式废止了国家授田制,从法律上承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西汉王朝继起,又进一步加以确认和发展,于是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迅速盛行起来,成为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两极分化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 为使重农政策落到实处,两汉对勤于耕作的农民减免赋税,在经济上给以优惠,并采取假民公田等具体措施,吸引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回归田亩。还在基层乡官中设有力田一职,专门负责农业生产之事。和其他王朝一样,刘汉统治者一方面力倡重农,一方面强调抑商。这些抑商措施,并未怎么奏效。西汉末年,民间的商业活动已相当活跃,涌现出象樊宏、刘秀那样一批既是(地)(主)又是商人的豪强地主,并成为后来东汉王朝的政治基础。2、农业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让然略显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亦间接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 3、冶铁 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 4、纺织业 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 5、商业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随著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

汉朝(前202—220年)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共历二十九帝,享国四百零五年。汉朝因尚火德故称为炎汉,又因皇室姓刘而被称为刘汉。1、汉朝简介 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在推翻秦朝后被封为汉王,楚汉之争获胜后称帝建立西汉,汉初在消灭异姓王和诸吕之乱后政局趋于稳定。汉文帝、汉景帝采取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后攘夷拓土,被今人称为汉武盛世,至汉宣帝时期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孝宣中兴。8年,王莽篡汉,西汉灭亡,不久爆发绿林赤眉起义。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统一天下后息兵养民,史称光武中兴。汉明帝、汉章帝沿袭轻徭薄赋开创明章之治,汉和帝继位后开创永元之隆,东汉国力达到极盛。中期发生戚宦之争和党锢之祸,于184年爆发黄巾起义,虽剿灭民乱却导致地方拥兵自重,董卓之乱后东汉名存实亡。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后,刘备建立蜀汉延续汉室,中国进入三国时期。 汉朝和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两汉时期奠定汉地范围,极盛时东并朝鲜、南包越南、西逾葱岭、北达阴山。2年,西汉全国人口达六千余万,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 汉朝文化统一,科技发达,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圈正式成立,华夏族自汉朝以后逐渐被称为汉族,两汉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科技领域亦颇有成就,如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张衡发明了地动仪、浑天仪等。 汉朝分为西汉(前202年十二月-公元8年十一月)、东汉(25年六月-220年十一月)。汉高帝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又称前汉;后世史学家不承认新朝和玄汉合法性,所以一般将其合并到汉朝历史里。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自称中汉,又称后汉;汉昭烈帝刘备建立蜀汉,定都成都,自称季汉,又称西蜀;西汉与东汉合称两汉。 汉朝是中国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汉族在这一时期得名,汉族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在中国各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历代的朝代名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 2、汉朝历史对中国的影响: 两汉时期是当时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一段历史,分为西汉(前202年-9年)与东汉(25年-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汉。汉高祖刘邦至汉景帝刘启时期的汉朝,经济实力缓慢上升,成为东方第一大帝国,与西罗马并称两大帝国。而到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匈奴帝国战败而向西狼狈逃遁。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中国从此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唐朝应该说是在汉对世界影响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更加的发扬光大、更加的威名远播,令四海来朝。

征服与统治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征服是前奏,统治是后续。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统治。再强大的武力在“蕴藏在群众中的伟力”面前都不值一提。秦始皇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未曾在第一时间完成角色转换,而他那个篡权上位的儿子胡亥更没有完成。 1、无司法独立逼得高官反 再回头看李斯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王便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因此,秦国历代丞相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失去了秦王的宠信,丞相就要大难临头了!即使你想回归平头百姓之生活也不可能,必得将你肉体消灭、族门诛灭。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你的后代门生故吏还在,你的影响力就还在,你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就在,君王怎么可能会放心? 商鞅变法如此成功,最后却被五马分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畸形的专制制度。法家开创的这种绝对的专制,将丞相活生生地变成了君主身边的猎物。从秦开始,“伴君”真的开始有了“伴虎”的味道。没有司法独立,以严刑峻法来让高官们人人自危,在皇权之下恐惧颤抖——这种由上而下散发的威权与恐惧,最终从“沙丘之变”开始,将秦王朝一步步地推进了覆灭的深渊。2、沉重的赋税与徭役,成了压在百姓头上的“两座大山” 大秦之所以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根本原因在于,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活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大秦帝国过于沉重的赋税与徭役。 国家想要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收税。在商周时期,税率为十分之一,但秦帝国的赋税是三分之二。这就意味着,你产出的粮食每年都必须要刨除三分之二给国家。在那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生产效率不高的时代,三分之二的赋税,意味着一家人即便每天勒紧裤腰带都吃不饱。到了秦二世时期,国家大工程有增无减,徭役也越来越重,原来的减负政策被束之高阁。据统计,在二世时期,秦国一年要征700万徭役,而当时,整个秦国才不过2000万人,男性有1000万左右,多达700万的男人都在给国家干活,再加上赋税丝毫不减,百姓吃饱、活好便成了一种奢望。 3、贵族、遗臣与游士的联手 另一个导致秦末大乱的重要原因——政治利益分配不均。在灭六国以后,秦王并没有给予原来六国的贵族与遗臣恰当的待遇,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将其政治、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完全剥夺。但是,这些贵族遗臣又并非全都是窝囊废,其中还有很多具有号召力与真才实学的人,比如项梁、项羽两叔侄,田儋、田荣、田横三兄弟等。要知道,这些人虽然输光了台面上的所有筹码,却依然有本钱,自然不会甘于做平民。 再者,战国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游士”——秦灭六国以前,这些游士可以来往于各国之间,游说诸侯谋得一官半职。做得出色的人甚至可以官居卿相、裂土封侯。但是,在大秦帝国建立以后,游士发达的这条路便被封堵了。不管是苏秦、张仪那种给奶便是娘的“反复小人”,还是“义不帝秦”的鲁仲连那样的正人君子,都没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只能向秦臣服,以谋出路。

巴寡妇清是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传说家财之多约合白银八亿万两、又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等;也是秦始皇眼中的“大姐”,曾出巨资修长城,为秦始皇陵提供大量水银。 1、巴寡妇清何许人 “巴”是地名,“清”是人名,早年丧夫,终身未再嫁。巴寡妇清,名清,姓氏不详,生卒年已无可确考,是战国末期至秦朝时期巴郡枳邑枳里乡人(今重庆市长寿区南千佛乡人),因早年丧夫,终身未再嫁,故称寡妇清。称谓前冠以地名,称巴寡妇清,近人习称巴清。 据史籍记载,巴寡妇清一家,因世代开采经营丹砂(水银),积聚了数不清的资财。到她掌管经营家业后,更至“僮仆千人”。她曾凭借财力保一方平安,并对国家修筑万里长城给予过资助,连秦始皇也十分看重她,尊其为“贞妇”。在其死后,秦始皇又下令在其葬地筑“女怀清台”,以资表彰。 由于巴寡妇清掌握并提高了炼丹技术,合理安排生产布局规模,从而被近代史学家、经济学家称作“中国最早的女实业家”或“中国最早的工商业主”。 或许,是因为纪录片《巴寡妇清》的开机,巴清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女性,再一次成为媒体报道、世人议论的焦点。为此,记者来到长寿,试图一探究竟。2、巴寡妇清因何出名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并由衷地礼赞,“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也?” 全文不足百字,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未解之谜,最引人瞩目的是,为什么叱咤风云、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会对一个身处偏远之地、从事丹砂开采经营的寡妇如此优渥有加?这个谜题,是千百年来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除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记述外,在《一统志》、《括地志》、《地舆志》、《舆地纪胜》、《州府志》等历史辑录中也对巴清的事迹有所记载,再加上元明以来的《长寿县志》也记载巴清在咸阳病死后,秦始皇遵照其生前遗愿,命人将她的遗体护送回家乡,葬于巴郡枳邑青台山(即长寿江南龙寨山),并下令为她修筑怀清台。从此,青台山便更名为“贞女山”,山上修筑的山寨,因秦始皇称其为“祖龙”而名“龙山寨”,巴寡妇清所葬的墓穴,称“寡妇坟”。 3、巴清墓是真是假 “专家推测,巴清墓从秦朝建成之后,遭盗掘数不胜数,久而久之,最早的东西已杳无踪影,甚至连骸骨也丢失了。”在郑忠民的叙述中,记者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在经历无数盗挖后,元末明初时,有人出巨资,为巴清建造了一座全由巨石砌就的坟墓,并按当时的风俗在巨石上雕刻了花纹、动物和人物,并用部分瓷器陪葬。不曾想到,在随后的历史中,巴清墓又数次被盗,最后只留下搬不动的巨大条石和零星的瓷器碎片。 “很显然,以上所述的情形,都只是推测,最终的答案还有待专家考证,但巴清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地位极其特殊的女性,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刘德奉介绍,长寿区已经决定复建巴清墓,复建地址确定在离“寡妇坟”原址约两公里处的长寿长江大桥桥头狮子山,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占地约为150亩的文化公园,公园名字暂定为“怀清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在龙首原西侧开始建造的天下朝宫,意在建成后,成为秦朝的政治中心。建宫的目的和选址的根据,是由秦始皇确定原则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上林苑中。”可见秦始皇在建立了秦帝国之后,并没有立即迁移政治中心,依然在全力经营先王的宫殿。“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但随时间的推移,首都咸阳人口急剧增加,渭北地区因受两河(泾水和渭水)的限制有了人满为患的感觉,出自建立“帝在之都”的考虑,在九年之后这才有了重新建设朝宫的举动。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死,九月葬于骊山。秦始皇去世时,阿房宫尚未修成,工程被迫停了下来,秦二世胡亥将所有刑徒都调往骊山陵填土。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四月,秦始皇陵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而此时的阿房宫工程已停工了7个月。为实现先帝的意愿,秦二世从陵墓工程中调出部分人力继续修筑阿房宫。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冬,陈胜进军至戏水(今临潼县新丰镇附近),距离秦始皇陵不过数里,咸阳不过百余里,秦帝国危在旦夕时。二世胡亥将骊山刑徒全部武装起来前去抵抗,骊山陵墓的封土工程也被迫停工。 在当时天下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和战事危急的状态下,阿房宫工程即使不停工,也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施工下去了。于是,秦朝统治集团内部在阿房宫是否继续修建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劝阻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触怒二世,三人被送交司法官署问罪处死。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八月,赵高作乱,将二世劫持在望夷宫,逼迫二世自杀。二世既死,阿房宫最终完全停工,直到秦帝国灭亡。 阿房宫虽然没有完全建成,但其部分附属建筑“阿城”等仍然存留了很长时间。隋末,唐太宗李世民入关,自泾阳趋司竹,也曾经屯兵阿城。颜师古说:“以其墙壁崇厚,故俗为阿城”。大约到了宋代,阿城被夷毁。

秦始皇下令北击匈奴一事,在今人看来,依旧热血沸腾。中原混乱,秦国忙于统一六国,各国都没有精力对付北边的匈奴人,匈奴人乘机南下,重新占领了北部边郡的许多地方,并以河南地(今内蒙、河套地区)为据点,直接威胁着秦朝的政治中心咸阳。对匈奴用兵,消除匈奴人的军事威胁,成为了秦朝统一六国后的当务之急。 自此始皇帝开始对匈奴用兵作手准备,一方面他任命蒙恬为主帅,率兵驻守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长期经营北部边防,保守秦都咸阳的安全,蒙恬从此开始十余年守边,对北部的山川地形作好深入了解,为日后反击匈奴作好了准备,另一方面,始皇帝下令修缮长城,秦朝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的边界长达万里,处处派兵防驻是不现实的,而匈奴人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移动速度快,为了更好防御匈奴人南下,秦朝下定了以墙防骑的防御方针,下令全面修复原秦、赵、燕修筑的长城,并将其相连,形成了一道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夏秋之季,按原定的作战计划,蒙恬自上郡出发,经榆林进入河套北部,一部军由义渠萧关之道进入河套南部,两军所至,攻击散落的匈奴部落,未遭遇重大抵抗。到本年初冬,已经将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全部扫荡肃清,匈奴残部向西北方向渡河而逃。蒙恬乃将两军推至黄河南岸,度过冬季,以待来年春季的战斗。 秦始皇三十三年初春,蒙恬主力军由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渡过黄河,攻击高阙与陶山(今狼山山脉),一部军西渡黄河进入贺兰山脉。匈奴震于秦之兵威,向北远遁。于是秦赵原被匈奴侵占之地全部恢复。此后,蒙恬的三十万大军一直驻扎北边,威慑匈奴,秦始皇随后在河南地设置了九原郡,置三十四县,并在公元前211年北迁三万户,开发河南地,使这里成为了富庶的新秦,成为了抗击匈奴的后方基地。

秦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六国,在当时,秦军的实力也该算是世界首屈一指了。强大的军队的确能够维护秦王朝以法治国的专制制度,这其中有四个著名的军团:关中军团、长城军团、骊山军团、岭南军团。1、岭南军团的去向:岭南军团的统帅从屠雎到赵佗战绩都并不算太出彩,这只军队平定岭南地区后,即在当地驻扎。后来在秦末战乱时,封锁了五岭边界,没有参与和影响中原战事。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只军队的数量不可能达到50万,史记没有明确记载这只军队的数量,50万的来源是《淮南子》,钱穆认为此书一向酷爱信口开河,严谨性可疑。就岭南的战略地位而言,皇帝陛下砸下五十万的军队实在有点天方夜谭(想想看当年伐楚出六十万军队皇帝陛下就心疼的要死),如今历史学界大多采信十万左右的数字。估计将军队,移民,徭役,运输的人数加在一起可能有五十万。第二,这只军队的素质应当为四大主力最差,因其主要是以步兵(材官)和水兵(楼船士)为主,几乎没有骑兵和车兵,所面对的对手主要是岭南的部落酋长的武装力量,但战绩却乏善可陈。第三,这只军队之所以在秦末战乱时选择独立,并非一开始就是对帝国政府不怀忠心,而欲独立,很可能是因为紧靠岭南的东南地区原为楚国故地,在秦末动乱时为反叛最为严重剧烈的地区,而岭南军团权衡两方实力而不愿受东南地区叛乱波及,危及自身,故在战略上作出了自保的决定。2、长城军团的去向:长城军团是帝国北方边境的勇士长城,秦末战乱前沿长城布防以抗匈奴,平心而论,除开关中军团,长城军团实为帝国最精锐的部队,所部多有骑马控弦之士,相当一部分军队也是以老秦国军队为基础并且久经战阵。数量在最多时据史记记载达三十万,秦末战乱时在二十万上下。长城军团战绩显赫,始皇帝三十二年,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不到一年的时间击退匈奴七百多里,夺取匈奴内蒙古河套地区,屯兵于榆林。此时离秦末战乱还不到四年。 秦末动乱发生后,长城军团第二任统帅王离(即王翦之孙)奉命领军南下平叛,长城军渡过黄河进入雁门关太原地区,后主要在燕赵旧地作战,先是在赵国叛将李良的配合下攻灭了武臣的赵国政权,后赵歇在齐国支持下重建赵国,长城军团的对手变成齐赵联军。公元前208年九月,长城军团一部分人秘密南渡黄河,与濮阳骊山军团联合,于定陶击败楚军,并杀死将军项梁。不过这已经是长城军团最后的辉煌了。 次年,长城军团围困齐赵联军与巨鹿,眼看骊山援军即将赶来,巨鹿破城在即,未料到项羽抢先一步破釜沉舟渡过漳河,切断了长城军团与骊山军团的联系,并在巨鹿城下给予师老兵疲的长城军团致命一击,最终主帅王离被俘虏,两位副帅一位战死,一位自杀,长城军团大部覆没,余部溃散。长城军团没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缺少真正的帅才(比起蒙恬还有自己的爷爷,父亲,王离只能算是庸才)和运气不好(在当时任谁也想不到会杀出项羽这么一个二愣子)。3、骊山军团的去向:骊山军团是秦末战乱中新建的军团,数量大概在二十万上下,主帅是章邯。骊山军团取得了帝国平乱战争的最大胜利,也一手造就了平叛战争的最大失败,真可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骊山军团于秦二世二年初编成,主体是关中地区的农民以及骊山刑徒,武器装备直接取自武库,骊山军团的编成由关中军团直接监督,可能也有一部分为关中军团成员,尽管史记记载骊山军团都是骊山刑徒,但是综合秦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及后来的研究成果,全部为骊山刑徒的可能性不大,骊山军团于二世二年初同关中军团击溃周章军并杀周章,继而出关于十二月攻陷张楚首都陈县,并消灭陈胜军主力,陈胜于城父被车夫所杀。再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骊山军团要一鼓作气,进入旧魏国地区,攻克魏国首都临济,平定魏国地区的叛乱,击败增援魏国的齐楚联军,杀死魏王田儋,二世二年九月,骊山军团会和长城军团于定陶击败楚军,杀死项梁,取得了平叛的最大胜利。二世三年初,骊山军团几乎扑灭了黄河南岸的所有叛军,并渡过黄河,攻占旧赵国首都邯郸并围困赵王于巨鹿。骊山军团本准备配合长城军团围点打援,消灭六国援军。遗憾的是在巨鹿之战的最关键时刻,骊山军团未能顶住项羽军的猛攻而溃退,直接导致长城军团腹背受敌,粮道被断,最终造成了巨鹿之战的惨败。之后章邯统帅骊山军团退守安阳,至七月份,由于畏惧赵高迫害,章邯与骊山军团二十万人投降项羽。在新安,项羽坑杀二十万秦军,骊山军团彻底走入历史。4、关中军团的去向:关中军团是秦军之精锐,也是秦帝国最后的屏障。关中军团留下的资料不多且比较隐晦。但并不影响我们还原他的原貌。根据秦律,关中军团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 (1)郎中令军为皇帝的亲卫军官团,由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统领,最多不会超过数千人,往往由帝国出身良好且政治忠诚的贵族中经过严格选拔而来,也是皇帝的后备武官库,实际上和常备军区别不大,负责皇宫内警卫及皇帝陛下的私人安全,类似于后来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一样的存在。当然和历史上的近卫军一样,这样显赫的位置和重要的权力一旦运用不当,也使其往往难以避免卷入血腥的宫廷角力之中,尤其当郎中令是赵高的时候。(2)卫尉军为皇宫保卫部队,准确来说负责皇宫宫门守备进出及咸阳都城宫门的防务,可类比后来的各种御林军和禁军。卫尉军由九卿之一的卫尉统领,卫尉的职能相当于后来的九门提督。卫尉军由旧秦帝国核心郡县选拔而来,数量不会少于一万人。(3)中尉军为内史(京师)地区的卫戍部队,由九卿之一的中尉统帅,中尉军于上面两只军队不同,中尉军是货真价实的担负野战任务的部队,同时中尉军还要负责内史地区防务和各个官署的守备监视等职责,中尉军从内史地区征召,人数应该不会少于五万人。之前的回答中,有提到戏之战,其实参战的主力不可能仅仅是骊山军团,否则很难想象若没有一只稳定可靠的武装力量,如何有效组织和武装几十万的刑徒和农民,而不至于引起骚乱。很难想象刑徒大军在面对起义军时不会再次上演周灭商牧野之战的经典一幕,须知秦末之刑徒,实不会比商末之奴隶处境好太多。甚至有学者认为戏之战是由中尉军独立完成,骊山军团只是完成战役后期的追击溃敌的任务。但现在一般认为,对抗车骑千余,步卒十几万的起义军,是由中尉军和骊山军团联合实现的。之后,在二世三年八月,刘邦率军进入关中地区,秦王子婴刺杀赵高并执政,派遣中尉军于峣关阻击刘邦,被刘邦所击败,最后子婴投降刘邦,关中军团几乎没有怎么作战便放下了武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尚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存在,这让秦始皇感觉十分烦恼。为此,秦始皇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和措施。如实行郡县制度、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还有一条就是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铸成12个大铜人,立于咸阳。 唐代诗人李白在《扫六合》诗中对此事也有所提及:“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其中“收兵铸金人”一句是指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又收缴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毁后铸成12个金人一事。实际上这12个“金人”并非用纯金铸成。当时的兵器主要用铜所铸,古人又把青铜称为金,所以这些青铜人就被称为“金人”。金人的形体高大伟岸,秦代一石约折合现今37.5公斤,以此推算,12个大铜人就重达450吨。据《关中记》记载,所铸金人座高三丈,胸前有李斯撰文蒙恬亲自笔书的铭文。金人座下皆空,有—根绳相连,扯其—端。12金人同时可换宫转调,演奏乐曲。 1、为什么要铸造这12个铜人 关于这个问题,民间至今还是众说纷纭,主要流传以下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有一天,秦始皇梦中遇到天象大变、昏暗无光,且鬼神作怪,遂惊恐不已,在万般元奈之际,有一道人前来指点迷津:制12金人,方可稳坐天下,秦始皇梦醒后,即下令将全国的兵器收缴集中于咸阳,铸成12铜人。有的学者指出,秦始皇一生极信方士道人之言,再联系开国不久的担忧心情,此说是可信的。 另一种说法是:一天,秦始皇在群臣陪同下,观看舞水火流星和各种杂耍,正在兴高采烈之时,忽见一队杀气腾腾、手执刀剑干戈的武士上场表演。秦始皇被触动了心病,于是日思夜想,寝食难安。这时候,正逢临洮农民送来一条消息,说是见到了12个巨人,当地还盛传着一首童谣说:“渠去一,显于金,百邪辟,百瑞生。”秦始皇听后,正中下怀,情绪为之一振。于是便假托征兆,借助天意,下令收缴民间所有的兵器,集中于咸阳,铸成了12个铜人。应该说,秦始皇收兵器造铜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安定的考虑。至于假传天意,只是使之合法化的一种策略。 2、秦人如何铸造铜人 2000多年的秦时,能铸造80余吨的铜器实属奇迹。它是怎样铸造出来的呢?王根权研究后认为它是采用地坑法铸造的。地坑法就是在地下挖个大坑,依坑作成范模,铸成后挖开地坑将铸器拖出来。铸器小容易拖出来运走,铸器太大,拖出坑又成了问题。秦时的设计者想出了办法:在地面上筑台,在台中心做范,铸成后破坏筑台,铸器即可容易运走。铸下一个时,补好筑台,重做范模。范的问题解决了,铜水溶化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根据以往考古发现,在殷墟安阳小屯一带,曾在冶炼遗址里发现有钳锅残片,经复原,可盛铜液12.7公斤。按此推算铸造铜人,需要三到五千套这样的设备方可完成。三到五千套设备,需要数万人操作。分散溶铜容易,统一浇铸就难了,其配合协调问题是很难解决的。设计者仿照“将军盔”的原理在范模台上做了个大形固定钳锅,再让铜液溶化后能够自行流出,注入地坑范模中。不断地对钳锅烧火加温使铜块溶化流出,再不断地投以铜料,这样以来就形成了泉注式的铜水,浇铸问题也就解决了。 3、铸造铜人具体地点在哪里 时光进入1986年,王根权所在的部队要在咸阳市淳化县安子洼乡好花圪塔山(古甘泉山)上施工,他负责前期工程,在施工中意外捡到了一块完整的“甘林”瓦当,若干“长生未央”及云葵纹瓦当的残片。根据这一发现,考证证明此处就是秦汉时期的甘泉宫所在。之后,他还对甘泉山下古云阳城里的两个大土堆进行了考查。考查结果发现两个大土堆周围除了大量秦汉砖瓦残片外,还有大块大块的烧土和烧渣。由此,前后历时20余年,他确认咸阳市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北的两个大夯土台基就是秦十二个铜人的铸造地。 王根权取出自己20多年前拍摄的照片说,铁王乡凉武帝村北的两个大夯土台基呈东西排列,均为圆锥形,间距75米。西台基高约15米,底围约200米。东台基高约16米,底围约225米。民间传说东台基叫“望母台”。传说汉昭帝怀念他母亲时,到台上相望,以此得名。王根权说,汉昭帝母赵婕妤墓在今淳化县铁王乡原家村东,名云陵,与两土台基相距10余公里。皇帝思念母亲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走到高处去望坟墓,昭帝思母筑台相望之说是不可信的。“望母台”实为“望模台”。“母”“模”两字地方读音相同。其作用是站在此台上观察铜人范模的制作,监督指挥“铜人”的浇铸,实为指挥台。西边土台,民间传说叫“圣水台”,传说汉武帝要饮用天上的“圣水”(露水)筑高台以取之,这个传说也是附会的。台北紧靠的就是甘泉山,在山上筑台取水不是离天更近更容易吗?“圣”与“升”同音,西土台实为“升水台”。升什么水呢?升浇铸铜人的铜水。即在西土台上建造熔铜炉,以此提高铜水的水位,使其熔化后自行流入范模中。另外,两土台东边有条河,名叫冶峪河,也叫冶谷水。

秦代兵器 秦国能够统一六国,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强大的秦国军队。秦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这些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的已经基本成型。1、 军队建制 维持一个大国的统一,还需要强大的军队。秦军以灭六国的余威,驻守全国,南北边塞,是屯兵的重点地区。秦制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这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秦军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慑力量。发掘的秦始皇陵侧的兵马俑坑,估计其中两坑有武士俑七千件,战车百乘,战骑百匹。武士俑同真人一样高大,所持武器都是实物而非明器。这种车、步、骑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其规模之大,军容之盛,是秦军强大的表征。 秦朝的军队分三个部分,即京师兵、郡县兵、边防兵。京师兵,由于任务不同,分三个系统:郎中令管辖的侍卫官,包括贝(钱财)选、荫任、军功特拜而产生的传中、中郎等,有俸禄,主要负责殿内值勤、从皇帝:卫尉管辖的皇宫警卫兵,由郡尉县尉管辖。平时训练,并兼管地方安全,战时奉调出征、因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又分为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军)三类。大体北方、西北方多骑士,山丘陵地带多材官,江淮及沿海多楼船士。有的郡既有材官,又有骑士。 边防兵,指边郡骑士、材官、边郡屯兵和边塞皮卒。边郡骑士或材官,是本地服兵役的正卒。屯兵是集中驻扎的机动作战部队,由朝廷派遣的将军统率,如蒙恬曾长期领兵屯于上郡。戊卒包括轮番服役的各郡正卒和嫡发的官吏、商人及农民。除分散担任警戒、候望任务外,还构筑维修军事工程。兵种区分,秦军分为步兵(含弩兵)车兵骑兵和水兵种。步兵称材官,有轻装与重装之分,前者无甲,持弓、弩远射兵器;后者上体着甲,持戈、矛、戟之类长兵器。着甲持弓、弩者称驾兵,是步兵的主力。车兵仍然装备单辕双轮四马木质车,每车3人,皆着盔甲,御者居中,甲士2人分立两侧,持戈矛类长兵器。骑兵称骑士,着短甲,执弓箭,所乘之马有鞍,无鞍蹬。水军称楼船士,具有一定规模。秦始皇陵兵马低坑的布阵表明,步兵数量较多,是主要兵种,车兵仍是重要作战力量,骑兵尚处于从属地位,弯兵且智较大辞容。作战中,车、骑、步、驾大休混编列阵,配合而行。2、秦朝武器 铍的首和剑相似,长约30厘米,装有长约3米的柄,是一种锐利的刺杀兵器。弯刀形如弯月,齐头无锋,两面有刃,是一种砍、钩两用的兵器。上述兵器虽然都是铜制的,但在形制上有很大创新,表现了青铜武器的高度发展。例如,殷周以来的矛头多为柳叶形或长三角形,有较长的简形附以环纽,而出土的秦矛则刃体趋向宽而直,变短并附孔以固胶,通体长度稳定在15厘米左右。据《考工记》所载,最长的夷矛不过三寻,约合今5.54米,而出土的步兵秦矛有的长达6.3 米,这是因为步兵用矛远比车兵便利,所以出现了特殊的长矛。 春秋时代的剑,一般长30厘米左右,战国时发展到六七十厘米,而出土的三把秦剑,分别为81、 89、91.3厘米,可见剑己由卫体武器和表示身份的象征物发展为近战格斗的重要武器之一。 秦军的兵器无论品质或是生产力都比前代有长足的提升,几乎囊括了当时盛行兵器的所有种类,既有以往常见的戈、矛、戟、剑、弩、殳、钺和铜镞等,也有首次发现的长铍和金(吴)钩。有些兵器上还有完整的铭文。按其功能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短兵器,有剑、金钩;第二类是长柄兵器,有矛、戈、戟、钺、殳、铍等;第三类是远射程兵器,有弩、弓等。这些兵器都是铸造成型。它们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另外还有微量的镍、镁、铝、锌、铁、硅、锰、钛等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