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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有何特色？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以南方民歌为基础，采用楚国方言创作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为“离骚体”。 1、楚辞有何特色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2、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人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我们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就是“吟”。（所谓的“吟”，就是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形式，是以一种较为简单的调子来吟完整篇文章，当然，楚辞之中应该还有当时楚地的楚音。）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孔门十哲：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他们的成就如何

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其中孔门十贤指的是：子渊、字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这十位孔子的优秀学生。他们的言谈举止曾经出现在《论语》等著作中，为人们熟知。 1、子渊子渊即颜回，姓颜名回，字子渊，亦称颜渊，比孔子小三十岁，鲁国人。颜回出身贫贱，一生没有作官。孔子赞叹说：“颜回真是难得啊！用一个竹筒吃饭，用一个瓜瓢喝水，住在陋巷里。要是一般人，一定忧烦难受，可颜回却安然处之，没有改变向道好学的乐趣！”颜回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注重仁德修养，深得孔子欣赏和喜爱。因此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颜回才29岁，头发就全白了，而且早逝。颜回死时，孔子哭得很伤心，说道：“自从我得了颜回以后，弟子们就更加亲和向学了。”“他发了怒，很快就会消解，从不把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有了错误，马上改正，决不再犯。可惜他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这样好学的人了。”由于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至三国魏正始元年（224年）祭孔时开始以他为配享从祀之例。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被封为“亚圣”。明嘉靖九年（1530年）封为“复圣”。2、子骞子骞即闵损，姓闵名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鲁国人。闵损以德行著称，孔子特别表彰他的孝行，说他顺事父母，友爱兄弟。汉代刘向《说苑》中曾记载：闵损幼年时遭后母虐待，他父亲知道以后，非常愤怒，要把后妻赶走，闵损反而为后母求情。他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因为后母生了两个孩子，如果后母被赶走了，那三个孩子就没人照顾了。他的孝行感动了父母，也深得远近人之赞赏。闵损守身自受，“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曾派人去请他出任费邑宰，他却要来人婉言推辞，并说，如果再来召我的话，那我就渡过汶水出国去了。闵损是孔门弟子中唯一明确主张不作官的人。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3、伯牛伯牛即冉耕，姓冉名耕，字伯牛，比孔子小七岁，鲁国人。以德行著称。后来，冉耕患了麻风病，不愿意见人。孔子去探望他的时候，站在窗外面握着他的手。叹息着说：“如果没有希望的话，这也是天命啊！这样的好人，竟然会染上这种恶病！他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4、仲弓仲弓即冉雍，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鲁国人。冉雍出身贫贱，他的父亲行为不良，有人以此作为攻击冉雍的借口。孔子驳斥说，一头耕牛，也可以生出献祭用的小牛来；父亲不好，儿子不一定也不好。冉雍气量宽宏，沉默后重，深得孔子的器重，认为冉雍具有人君的容度，可以做地方长官。冉雍参加做过季氏再，以德行著称，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战国时期的荀况很推崇他，把冉雍与孔子并列为大儒。 5、子有子有即冉求，姓冉名求，字子有，通称冉有，亦称有子，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鲁国人。冉求生性谦退，是孔门弟子中多才多艺的人，深受孔子称赞。冉求长于政事，尤其善于理财，曾任季氏宰。他很能带兵打仗，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任左师统帅，以步兵执长矛的战术打败了齐国。趁这次得胜的机会，他说服了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后来由于冉求帮季康子聚敛民财，受到孔子严厉批评，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师生间的关系，足见师生相知深厚。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政事科）之一。唐朝开元27年（739年）被追封为“徐侯”。宋大中祥符两年（1009年）追封为“彭城公”（后改为“徐公”）。 6、子贡子贡即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卫国人。他口才很好，雄辩滔滔，又能料事。见于《论语》中的孔门弟子与孔子的问答之言，属他最多，孔子器重他次于颜回。曾担任鲁国或卫国之相，最善于搞外交活动，曾在齐、吴、越、晋诸国间游说，使吴国攻齐，从而保全了鲁国。孔子对子贡的利口巧辞，有时也加以劝戒。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和颜回相比，你自认为如何？”子贡谦逊地答道：“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他听到一分，可以了解出十分；我听到义愤，只能领悟到二分。”子贡与子路一文一武，犹如孔子的左右手，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言语科）之一。子贡很善经商，家境非常富有，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富商。孔子死后，子贡守墓六年，师生之情胜过父子。 7、子路子路即仲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因他曾为季氏的家臣，又被称作季路，比孔子小九岁，鲁国人。仲由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他生性豪爽，为人耿直，有勇力才艺。仲由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也常批评他，仲由闻过则喜，能虚心接受。孔子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有才能，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可以让他掌理军政大事。仲由作过鲁国的季氏宰；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政事科）之一。仲由一生忠于孔子。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行不通，就乘上小木排到海外去，跟随我的，怕只有仲由吧！”仲由保护孔子唯恐不周，不愿使孔子遭人非议。孔子说：“自从我得到仲由，就没有听到过恶语。” 8、子我子我即宰予，姓宰名予，字子我，也称宰我，鲁国人。宰予口齿伶俐，能说善辩，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言语科）之一。孔子常派遣他出使各国，如“使于齐”、“使于楚”等。宰予遇事有自己的主见，常与孔子讨论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缩短丧期，遭到孔子的指责。宰予任齐国临淄大夫，因参与陈恒杀君事件而被杀。唐开元27年（739年）被追封为“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临淄公”。 9、子游子游即言偃，姓言名偃，字子游，比孔子小四十岁，吴国人。言偃长于文学。他曾在鲁国做官，出任武城的邑宰，极力推行礼乐教化。有一天，孔子路过武城，听到琴瑟歌咏的声音，很高兴，就微笑对着他说：“杀鸡何必要用宰牛的刀？”言偃听了回答说：“从前我常听老师说‘在位的学了礼乐之道，就能爱民，普通人学了礼乐之道，就很容易听从教令，好治理’，我现在就是实行这样的教化啊！”孔子听后，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听听，他讲得很对。我刚才说杀鸡岂用牛刀，只不过是跟他开开玩笑罢了。”言偃被列位孔门四科十哲（文学科）之一。其后学者在战国时形成一个较大的学派。 10、子夏子夏即卜商，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卫国人。子夏是孔子门高足，擅长文学。有一次，他问孔子说：“古诗上‘美人轻盈微笑时酒窝多俏丽，黑白分明的眼睛顾盼多动人，在用素粉增加她的美丽啊’。这三句诗是指什么？”孔子说：“这是说，要画画，得先把底子打好，然后再加上色彩。”子夏说：“这不就是说，人先得具有忠信的美德，然后再用礼加以文饰吗？”孔子说：“启发我心志的要算卜商了，像这样，就可以根你谈《诗》了。”子夏被列为孔门四科（文学科）之一。他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论点。对后世儒生产了很大的影响。孔子去世后，他就在西河教学，当时的魏文侯曾奉他为师，向他请教国政之事。子夏的儿子先他而死，他哀恸过度，把眼睛都哭瞎了。著有《诗序》、《易传》。唐开元27年（739年）追封为“魏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增谥为“东阿公”，后又改谥“魏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