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经之王：老子《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春秋时期老子（即李耳)所作的哲学著作。在汉初汉景帝尊为《道德经》，至唐代唐太宗曾令人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唐高宗尊称《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时更尊称此经为《道德真经》。 古代马王堆版是上篇《德篇》和下篇《道篇》不分章，现代通行版本共81章，前37章是《道篇》，后44章为《德篇》。《道德经》这部神奇宝典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德经》有些语言极为精辟，是至理名言，至今是成语、格言、座右铭。如：“天长地久”(七章)、“上善若水”(八章)、“少私寡欲”(十九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七十八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有的原句，今已演变为警句，广泛流传。如：“功成，名遂，身退”(九章)，现为“功成身退”；“知其白，守其黑”(二十八章)，现为“知白守黑”；“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现演变出“大智若愚”；“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现为“知足常乐”；“宠辱若惊”(十三章)，现为“宠辱不惊”。 《道德经》句式整齐，大致押韵，为诗歌体之经文。读之朗朗上口，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二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五十八章)。这些词句，不仅押韵，而且平仄相扣，有音韵美，也有旋律美。朗诵经文，是一种美的享受，在音韵之美中体味深刻的哲理。 《道德经》的语言非常讲究艺术性，运用了多种修辞方式，使词句准确、鲜明、生动，富有说理性和感染力。 一、对偶。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对偶句子看起来整齐醒目，听起来铿锵悦耳，便于记忆、便于传诵。 二、排比。排比可以增强语言的气势、鼓动力。《道德经》中排比句较多。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心妨”(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 三、比喻。《道德经》中比喻亦多。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以玄牝喻“道”，生养万物。又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通篇以水喻人，把水拟人化，赞颂得道者的高贵品质。再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二十章)、“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皆以婴儿喻道者的纯洁、天真、朴实无华。又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塔，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连用三个比喻，讲明从小做起的道理。这些比喻，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四、设问和反问。如：“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二十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这些设问与反问，增加了语言波澜，扣人心弦，起到了引人注意、思索的效果。 五、联珠。联珠又叫顶真，是把前一句后边的词语作为后一句开头的词语，把语言连续说下去的一种修辞手法。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又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联珠使语气连贯，结构严密，更好地反映事物的有机联系。
百家争鸣有多少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纷争战事不断，与此同时文化方面则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等著名人物。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春秋》、《孟子》、《荀子》。主张：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主张：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主张：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商君书》、《管子》。主张：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5、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主张：兵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大有成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都出自兵家，代表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当今社会也深受影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6、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主张：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7、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主张：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 ，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 《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 《吕氏春秋·应同》、 《淮南子·齐俗训》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8、纵横家代表人物：鬼谷子、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鬼谷经》。主张：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9、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作品：《吕氏春秋》。主张：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 ，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10、农家代表人物：许行。主张：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11、小说家代表人物：虞初。作品：《虞初周说》。主张：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黄帝内经素问》：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
《黄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相传为黄帝创作，实际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原来9卷，古书早已亡佚，后经唐王冰订补，改编为24卷，计81篇，定名为《黄帝内经素问》，所论内容十分丰富。以人与自然统一观、阴阳学说、五行说、脏腑经络学为主线，论述摄生、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治则、药物以及养生防病等各方面的关系，集医理、医论、医方于一体，保存了《五色》《脉变》《上经》《下经》《太始天元册》等20多种古代医籍，突出阐发了古代的哲学思想，强调了人体内外统一的整体观念，从而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源。 现今流传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两大部分。其在春秋之时，就已有所论著，经后人不断增加、删改，内容逐渐丰富，同时，逐渐演变为两部，分别冠名为《素问》与《灵枢》。 我们所看到的《素问》，是经王冰整理以后的面貌。《黄帝内经》成书以后至唐代中叶，历经千年兵乱之祸，已经散乱不全，其间辗转传抄，不免讹误缺漏，其原貌无法窥及。其中《素问》部分更是面目全非，并缺失了其中的第七卷，共九篇。王冰在这种情况下，于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年开始着手搜集、整理、编次、补缀并注释《黄帝内经》的《素问》部分。历经十二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告竣。在这次整理过程中，王氏称："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以一参详，群疑冰释。"以王冰的说法，自己已在“先生郭子斋堂",觅得了较完善的《素问》版本，并以此补充了前已遗失的第七卷中的七篇即”天元纪大论”第七篇“运气说”的内容。至宋嘉祐年间，高保衡，林亿等人受朝廷之委任，重新交底王冰本《素问》。此次纠正王冰注本错字六千余字，增加注文两千余条，保留了全元起《素问训解》的全部篇目，并收录了全元起的全部注文，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其中林亿等人的校语为《新校正》。重新交震后，以政府名义刊行。伺候，《素问》这部千古名著猜一字不漏地流传至今。
《山海经》：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奇书
《山海经》是中国古籍，大概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此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涉及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方面。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山海经》版本复杂，现可见最早版本为晋郭璞《山海经传》。但《山海经》的书名《史记》便有提及，最早收录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至于其真正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夷坚，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现多认为，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确证。《山海经》影响很大，也颇受汉学界重视，对于它的内容性质，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如鲁迅认为“巫觋、方士之书”。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 全书18篇，《山经》五篇是为一组，以四方山川为纲，记述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海经》中的《海外经》五篇是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5篇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五篇为一组，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海经》以上每组的组织结构，皆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俗。第18篇《海内经》是《山海经》地理状况的总结，总结中国境内地理形势分野、山系、水系、开拓区域分布；农作物生产；井的发明；乐器制作；民族迁徙；江域开发以及中国洲土安定发展形成的基本格局。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怪畏兽，该书总体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大荒经》由东开始，故有学者认为是南、西、北、东的方位顺序与远古上南下北同，故《大荒经》由东开始，则可能是后人的改动调整），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对古代历史、地理、植物、动物、文化、交通、民俗、神话等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山海经》全书涉及的地域范围及相关物事虚实，历来众说纷纭。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次国家地理大普查之后的文献记载，有一些确实能确定下来，比如黄河、渭河、华山等等，地理位置与现实的大体一致。事实上，即使是《五藏山经》，也与整体格局和现实的山川不合，至今为止，尚未有谁能令人信服地将这些山川一一坐实。然而，《五藏山经》所描述的山川有些是存在的，特别是《中山经》里的山，《五藏山经》（即“山经”）本是以一些真实的山川为基础来叙事的，但说到荒远无稽的极地，已是无能为力，只能凭借想象向壁虚构了。到清人编《四库全书》 , 则说其“侈谈神怪 , 百无一真 , 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 , 未为允也” ; 遂改列子部小说家类。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有着怎么样的历史影响
1、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之间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在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战争不断，但却是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繁荣时代，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纵横家等等的始祖和经典典籍都出现在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多的文化和思想一直影响至今。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 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出自这里。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但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文化两千余年。2、百家争鸣景象的形成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2、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4、在什么情况下百家争鸣上演了？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汉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百家流派代表有这些：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方技家、农家等。5、百家争鸣的历史影响 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各家之间互相辩驳，又互相影响，互相取长补短，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郑国：春秋时期第一个小霸郑国的兴起
郑国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强势起来的诸侯国。郑国的第三任君主郑庄公，雄才大略，一代枭雄，使郑国称霸中原，“天下诸侯，莫非郑党”。郑国名相子产治国有方，使得郑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郑国以商业发达、法制健全、民主政治和诗乐文化闻名于世。郑国是中国法制和法家思想的重要起源地。郑国是千乘之国，军力总体较强，楚国和晋国一直想灭掉郑国，但一直未能如愿。 在东周的诸侯国里，郑国不是成立最久的相反是刚成立的，第一任国君郑桓公是周幽王的叔叔，除了是郑国国君外同时还兼任周朝的司徒，也是位高权重。郑国开始的封地在陕西，距离镐京不远，后来发现周幽王在位之后，国家内忧外患困难重重，担心哪天周朝完了，自己也跟着陪葬了，所以想给自己找个后路，打算带领自己人移民。去哪呢，总要找个人商量下，找到了当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五百年的太史伯，这都是他份内的工作，问问太史伯迁移到哪里好一些，太史伯说你迁到郑州去吧，那边你有两个邻居国君比较贪财，又趋炎附势，你现在是周朝的司徒，然后在给他们送些钱财，就可以把国家迁移到那里去了。郑桓公就听了他的建议把国家迁过去了，结果没多久果然周朝发生大事了，申国带领犬戎进攻周幽王，结果攻破镐京，周幽王和郑桓公在逃跑的路上被杀了。就这样郑国的第一任国君就这样结束了，他给自己的后代找了个好地方，好歹后人有几年安稳日子过了。 第二任是郑武公，听名字就知道属于开疆扩土的一代王侯，由于老爹因公殉职所以理所应当的由儿子郑武公继承了的位置，加上郑武公联合其他秦，晋，卫，申击退犬戎，保护周平王东迁立下大功，所以又赏赐了很多土地，在朝廷也升了职授封卿士相当于总理级别的职位了。在任期间还灭了周围三个小的诸侯国。这样在郑武公的手里郑国不仅在新地方站稳了脚跟，还扩大了领土，这样郑国的先天条件已经搞好了。郑武公在位二十七年，除了开疆扩土之外，还生了个好儿子，给郑国留下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郑庄公。郑国就是在郑庄公手里达到了极盛。毛主席有句话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的好事。其实比这更难的事，自己一辈子牛不是真的牛，真正的牛人是不光自己牛继承人也牛。对一个国家来说连续性很重要，从零到一百很难，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从一百到零很简单，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打江山难，守江上更难。太多的国家兴衰是一个人的兴衰，人亡霸灭的事情太多了，秦始皇如果早点让扶苏回来继位可能就没有以后的大汉江上了，隋朝的隋文帝换个继承人哪怕差一点也不至于二世而亡。但是有个好的继承人，国家就能一步步的越来越强大，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首都地址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前256年）被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其分水岭是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标志。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以下介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首都所在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秦』：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平阳（今陕西宝鸡东南）、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东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晋』：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新田（今山西侯马）、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端氏（今山西沁水东北） 『楚』：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陈丘（今河南淮阳）、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 『齐』：临淄（今山东淄博） 『燕』：临易（今河北雄县）、蓟（今北京城西南） 『宋』：商丘（今河南商丘南）、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 『鲁』：曲阜（今山东曲阜） 『郑』：新郑（今河南新郑） 『赵』：晋阳（今山西太原）、中牟（今河南鹤壁西）、邯郸（今河北邯郸） 『魏』：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大梁（今河南开封） 『韩』：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宜阳（今河南洛阳宜阳西）、阳翟（今河南禹州）、新郑（今河南新郑） 『卫』：沫（今河南淇县）、曹（今河南安阳滑县东）、楚丘（今河南安阳滑县东北）、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 『陈』：陈（今河南淮阳） 『蔡』：上蔡（今河南上蔡） 『曹』：陶（今山东定陶） 『吴』：梅里(今江苏无锡)、吴（今江苏苏州） 『越』：会稽（今浙江绍兴） 『杞』：杞（今河南开封杞县）
春秋战国时期介绍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前256年）被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其分水岭是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标志。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时期简称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后期至秦统一中原前，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1、春秋 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共二百四十二年。后史学家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四十四年（前476年）为止（也有学者认为应到《左传》记载之终（前468年）、三家灭智（前453年）或三家分晋（前403年）），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政治上，各种改革，变法连接不断，而成功进行变法的国家则强大起来，通过这种政治变革，奴隶制度最终消亡，新兴的封建制度逐渐确立起来2、战国 战国（前476年，一说前453年或前403年～前221年）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东周在战国后期（前256年）即已被秦国灭亡，所以战国时代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后各大诸侯纷纷僭越称王（吴、越、楚三国春秋时代已称王），周王权威进一步受损。 战国时代及之前的春秋时代，都是后世史家对东周这段历史时期的再次划分，“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观点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补充。在前403年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和前403年三家分晋。目前，《史记》的观点因包括了如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得到多数采纳。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前221年）。
国人暴动背景 国人暴动爆发的原因
国人暴动发生于公元前841年（一说公元前842年）的西周镐京，是一场以平民为主体的暴动，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反抗周厉王的暴政。这次国人暴动让周厉王出逃于彘，召公与周公代行王政，史称“周召共和”。 一、国人暴动背景1、政治 周懿王死后，他的叔叔，也就是共王的弟弟辟即王位，是为孝王。孝王死后，懿王的太子燮在诸侯们的帮助下，又重新夺回了王位，是为夷王。这两次不正常的王位继承，反映统治阶级对最高权力争夺的公开化，周王与诸侯之间的礼制规范也遭到破坏，周王对臣下的滥用权力的事件不断发生，密康公因为没有将三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献给共王，一年后即遭灭国之灾，由于夷王是依靠诸侯的力量才夺回王位，他的权威受到伤害，地位动摇。此时的周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已经非常尖锐。2、经济 西周的土地基本制度是“井田制”，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中央一块田地由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田；其余八块收获物归各家所有，为私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交纳贡赋，战时有服兵役的义务。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有权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3、社会 西周自周成王、周康王之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周昭王、周穆王时期，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二、国人暴动爆发的原因 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国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怨声载道。大臣召穆公进谏说：“民不堪命矣！” 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周厉王得知后十分满意。 召穆公劝谏周厉王道：“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这样堵住人们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周厉王对此却置若罔闻。
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 为什么如此坚持嫡长子继承
中国自古以来，实行一夫多妻制，子女众多，为了解决死后爵位财产继承问题，建立行之有效的继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到了西周时期，定下了一项制度，叫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由此几乎奠定了此后中原王朝3000年的继承制度。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句话前后两句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优先级降低的顺序关系，意思是：如果有嫡子(就是妻子生的儿子)，那么就在嫡子中选年纪最大的，也就是嫡长子继承，如果没有嫡子，就在剩余的儿子中选一个母亲地位最高的继承。 这一制度的核心就在于：子以母贵。 古代社会婚姻关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讲究门当户对，婚姻是建立在两个家庭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之上，妻子意味着庞大的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家庭兴衰意义重大，所以地位最高，同理：妻子所生的儿子，由于血缘关系，继承了两家的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社会资源最为丰富，而长子由于出生最早，接触这些社会关系时间最久，影响也最大，由他来继承是各方都乐于接受的结果。而小妾，由于社会关系相对低下，影响力低，所以儿子的地位也相应降低，只有在正妻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继承权。 嫡长子继承制还能解释一些其他问题，例如正妻有多个儿子，嫡长子先于父亲死了，那么继承权也应该由嫡长子的后人来继承。这种方式虽然有些迂腐，但是可以有效避免争斗，更好的维护秩序。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本打算传位给太子朱标，但是朱标早死，朱元璋就把位子传给了朱标的长子朱允炆。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成功并成熟的继承制度。这个继承制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使人心稳定，政权稳固。它是符合封建社会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继承制。不仅中国如此，在日本以及其他地方的封建时代，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欧洲封建社会的长子继承制，包括了长子继承财产，封建贵族的爵位和土地传给长子，其余的儿子因缺乏财产为谋生而沦为骑士。 但是这一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如果大儿子是个傻瓜，或者能力弱，而其他儿子有能力，有功劳，有人脉该怎么办? 如前文所说：李渊想把位子传给嫡长子李建成，但是次子李世民在建立大唐过程中立有大功，人气极高，兄弟二人互不相让，最后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死太子李建成以及拥护李建成的三弟李元吉，逼迫李渊退位，自己做了皇帝，纵然如此，后世史家还是狠狠的给了李世民一笔。同样的道理，朱元璋死后，朱棣以“靖难”为名，发动叛乱，得了天下，但朱棣吸取李世民的教训，挖空心思修改历史，不惜把生身母亲历史抹去，伪造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儿子的身份，还大张旗鼓的在南京建大报恩寺(不知道报什么恩)以彰显自己篡位的合法性。 最搞笑的是西晋，晋惠帝生来就是个傻瓜，但是就因为是嫡子(司马炎与皇后杨艳次子，长子司马轨两岁夭折)，做了皇帝，当大臣告诉他百姓没有饭吃的时候，他却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这些奇葩案例不胜枚举，不能不说是对这一制度的讽刺。 还有一些皇帝，本身就是这一制度的破坏者，例如汉高祖刘邦，晚年宠幸戚姬，耐不住枕边风，打算废掉太子刘盈，立戚姬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为此吕后不惜拉拢群臣为儿子保驾护航，刘盈刚即位，吕后就反攻倒算，毒死如意，然后又把戚姬砍成人彘，而汉武帝在废除太子刘据以后，为传位给年幼的儿子刘弗陵，不惜杀掉宠爱的钩弋夫人。 最有意思的是清朝，由于起源于关外满人，虽然入关后接受了中原文化，但是在继承人问题上依然保留了自身特色，采取了秘密立储的方式，但是这一方式依然没有跳出“子以母贵”的传统。 皇族如此，贵族自然有样学样，虽然没有皇位继承，但是有爵位和财产，为了保证家族万世永昌，爵位有人继承，财产不被无限分摊，由嫡长子来继承是最合适的方法。而到了民间，虽然有条件纳妾的少之又少，但是古代社会没有计划生育，一家多个儿子的情况并不稀罕，为了防止出现继承权争端，也都采用了长子继承制。 整体来看：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种成熟的继承制度，它对稳定社会有着重要作用。但在今天看来，他是一种非智能的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必将被人抛弃，由进步的制度所代替。 古人重视嫡长子，这一制度源远流长。西周时中国确立了宗法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所谓嫡长子继承制，指的是贵族，不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大夫、士，主要的家业都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吃肉，其余的儿子只能喝汤。 比如，天子的嫡长子可以继续做天子，其余儿子或做诸侯，或任大夫;诸侯的嫡长子是诸侯，其余儿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大夫之位，其余的儿子降为士;士的嫡长子还是士，其余的儿子可能就是庶民了。 西周为什么要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为何如此重要，以至于延续了几千年?甚至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时，盟约中还专门写了一条：“无易树子”，也就是说不要更换太子。 所以诸侯在嫁出女儿时，往往会让自己的侄女作为陪嫁，称为“媵”。这是一道保险，万一自己的女儿没生出儿子，还可以让自己侄女的儿子继承君位，保证下一代国君依然是自己的亲戚。 诸侯嫁女儿时，总怀着这样的期待。因此要用嫡长子继承制来保证诸侯正妻娘家的权利，否则会引起娘家的不满。比如周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结果把正妻申后以及原来的太子宜臼废了，这一举动引起了申后父亲申侯的不满。太子宜臼跑到申国找自己的外公申侯撑腰，申侯勾结犬戎，杀死了周幽王，攻入镐京。这才有了平王东迁，西周灭亡，春秋时代开始了。
周朝的货币是什么？
周朝分为西周与东周，东周又是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组成，故而周朝货币有所不同。那么，西周与东周的货币都是什么样的？ 西周时期的货币天然海贝仍是重要货币金属货币广泛使用已经出现青铜贝币。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走向崩溃，封建社会逐步确立的大变革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遂形成了这一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性，除西周已有布币外，尚有刀币、环钱、蚁鼻钱和爰金等。1、 西周贝币 在郑州洼刘遗址古墓群内，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出土了11枚距今3000多年的贝币。现场的考古工作者介绍，这些出土物再次证明郑州地区当时有着较为活跃的远程贸易。 经过紧张的挖掘、清理，考古工作者在三号、四号墓室内共发现11枚贝币。三号墓室内发现的8枚贝币币形较大，形如成年人的大拇指；四号墓室的3枚贝币明显偏小，外形酷似枣核，形如成年人的小拇指。贝币背部均有钻磨的圆孔，人为痕迹明显。现场的考古人员初步判定，11枚西周时期的贝币，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考古人员补充说，贝类生活在海洋，而郑州地处中原，贝币出土证明远程贸易在当时早已存在。11枚贝币的出土，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东周货币 东周铸币有布币、刀币、圆钱和金银铸币等。东周各国流通的钱币也各有特点。东周货币金属铸币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经济的重要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最初出现于春秋晚期的货币，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战国时期进入发达的阶段。在春秋时代以前，交换中主要用货贝、麻布、工具或铜块之类的实物作为等价物。春秋晚期，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实物货币逐渐被具有固定形状、重量的金属铸币所代替。 东周时代各大国诸如东周、三晋、燕、齐、楚、秦等均曾大量铸币，有铜币，也有金银币。铜币东周货币中以铜币最为普及，是当时中原各国流通的主要货币。按铜币的形制又可分为布币、刀币、圆钱、铜贝4种。
周代诸侯国的爵位如何划分
周代诸侯国源自分封制，最迟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土地和连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贵族，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领地，拱卫王室。封国的面积大小不一，封国国君的爵位也有高低。诸侯必须服从周王室，按期纳贡，并随同作战，保卫王室。 五等爵 周代的所谓“爵”，就是周代统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在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周代诸侯国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诸侯的五个等级。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周代诸侯划分为五等，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列位等级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逸周书·职方氏》说：“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左传》的这段话，据杜注是“言自王以下诸侯、大夫各任其职”，意义正与《逸周书·职方氏》一致。王是周代的最高统治者，“公、侯、伯、子、男”就是周代的五等诸侯，故《逸周书》云“凡邦国大小相维”。“甸、采、卫”，杜注释为侯、甸、男、采、卫五服之名的略举，是对的。具体地说，采、卫主要指二服中的附庸小国。《国语·郑语》说：“妘姓邬、郐、路、逼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是邬、郐等附庸小国称采、卫之证。这样，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大略。 《左传》哀公十三年载鲁大夫子服景伯说：“王命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子服景伯所说的“伯”，是诸侯之长，又称“侯伯”，也就是霸主。《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据《礼记·王制》：“八命为伯。”侯牧即诸侯，古代诸侯是牧民的，所以也称侯牧。“侯帅子男以见于伯”一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释为：“其曰侯者，盖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盖兼伯而言。谓公侯帅伯子男以见于伯也。”按竹添说是正确的。《春秋》以“公侯”为一类，以“伯子男”为一类，所以“举侯可以兼公，举子男可以兼伯”。又，《国语·楚语》说：“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为师旅。”韦昭注：“正，长也。”说明公侯相当于天子的“官正”，亦即百官之长；而伯子男则相当于天子的师旅，位在公侯之下。 《左传》昭公四年载楚灵王在申地大会诸侯，楚大夫椒举向宋国左师向戌与郑国执政子产问礼仪形式。向戌说：“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会诸侯之礼六。”子产说：“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杜预注：“其礼六仪也。宋爵公，故献公礼。郑伯爵，故献伯子男会公之礼。”这也说明公爵位在伯子男之上。上述材料充分证明：在周代，“公侯”的爵位明显高于“伯子男”。五等诸侯的排列次序确是爵秩的高低等差。 专就“公侯”而论，公又高于侯。《左传》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王飨礼，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四匹。”当时人评论说：“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所谓“名位不同”，是说虢公时任王朝卿士，位为“公”，而晋为侯爵，虢爵位高于晋侯。依周制，天子接见诸侯，应“正班爵之义”，虢公高于晋侯，赏赐时就该“礼亦异数”。而今王不辨虢公与晋侯的爵秩高低，赏赐同样的礼物，就是“以礼假人”，这是违背周礼的。 周代诸侯国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周代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曾概括世界各民族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共同特点说：“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诸侯中“多级的阶梯”的表现形式。在周代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多级的阶梯”是普遍存在的，不仅诸侯中有，卿大夫中也有。 列国卿大夫的上下等级是十分严格的。《左传》成公三年说晋国的中行伯(荀庚)“其位在三”，列于中军帅郤克和中军佐荀首之后。成公十六年，晋大夫郤至在鄢陵之战后，到成周向天子献楚捷时自夸其功，王朝卿士单子说：“温季(即郤至)其亡乎！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当时，郤至为晋新军佐，位次在上、中、下三军将佐及新军将之下，列第八位。襄公二十六年，郑国战胜陈国，郑伯赏赐有功的子展、子产二将，“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谢六邑说：“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子展时为郑国上卿，子西次之，良霄第三，子产居四。以周礼，卿大夫每下一级，赏格当减去二，曰“隆杀以两”。所以子产不敢接受六邑的奖赏。以上数例足以说明周代卿大夫等级制的森严性。《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大宗伯在“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之外，还有“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的职责。小宗伯则有“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的职责。列国的宗伯应当也有这种职能。春秋时郑国大夫公孙挥就以善于辨别列国大夫的“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知名。 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甚至渗透到了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天子、诸侯和卿大夫的妻妾也以嫡庶为原则划分成若干等级。嫡妻即正妻，只有一人。天子嫡妻称后，诸侯嫡妻称夫人，卿大夫嫡妻称内子。庶妻位在嫡妻之下，排成高低贵贱的等列。《左传》文公六年载，晋襄公逝世，其子幼弱。晋大夫因为国家多难，商议扶立年长的君主。贾季主张立晋文公庶妻辰嬴的儿子公子乐。赵孟不同意，说：“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主张立晋文公庶妻杜祁的儿子公子雍，理由是：“杜祁以君故，让逼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晋文公嫡妻是文赢，次妃为襄公生母逼姞，三妃为季隗，四妃为杜祁，九妃为辰赢。清人俞正燮推断，文公在齐娶的“齐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欤?”可见，晋文公的夫人与八位庶妻的位次是井然有序的。 《左传》昭公八年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陈哀公的夫人与二妃、下妃的排列也是井然有序的。 在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嫡妻所生的儿子曰嫡子，庶妻所生的儿子曰庶子。嫡子高于庶子。嫡子依长幼论尊卑，庶子依其母亲的贵贱地位论尊卑。《公羊传》称这种现象叫“子以母贵”。如果庶子有继承父业为公、卿、大夫的，则其母也随之提高到夫人、内子的地位。《公羊传》称这一现象为“母以子贵”。 综上可见，周代社会是等级制的社会。这是它最本质的特点。它的卿大夫阶层是有等的，它的贵族阶级家庭也是有等级的。因而，它的列国诸侯不会也不可能没有等级。这个等级就是“公、侯、伯、子、男”。1、公爵 《公羊传》隐公五年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在周代，王室确曾设立过“三公”的高爵。《逸周书·祭公解》是当前史学界公认的西周作品。《祭公解》说：“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又说：“天子三公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无遗后，难至于万亿年，守序终之。”同书《酆保解》、《史记解》、《武寤解》等也载有“天子三公”。《周礼·春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司服》曰：“王为三公六卿锡衰。”《秋官·小司寇》曰：“王南乡，三公北面。”在周初，周公为太宰，召公为太保，太公为太师，他们就是“天子三公”。周代青铜器《琱生簋》铭文业已证明，周公、召公两人的身份，确为“公”爵，《公羊传》所言不虚。 “天子三公称公”，可能是周初之制，实际上在成康以后，凡是王室的执政卿士都可以称“公”，享受公爵待遇。王世民先生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一文中列举的毕公、明公、溓公、益公、穆公、武公、井公、毛公、应公、芮公、虢公等王朝卿士，就都是公爵。在东周时期，仅从《左传》上看，不论是诸侯入为王朝卿士的，如郑武公、郑庄公、虢公，还是畿内诸侯、大夫担任卿士的，如召昭公、召戴公、单襄公、单穆公、尹武公、尹文公、王叔文公、刘康公等也都一律称公。畿内的公爵大多都有封邑。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解放前陕西扶风出土的《琱生鬲》、1961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琱我父簋》的“琱(周)”字，据李学勤先生说：“用为氏名，指周公的周氏；用为地名，则指周公的采地周城。”其它如毕公的采地在毕，苏公的采地在温，芮公的采地在芮，东周时刘康公的采地在刘，尹氏的采地在尹等，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诸侯在国内所称的“公”，显然已不是爵位，而只是一种尊称。我们说诸侯可以通称“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诸侯生称爵，死称公。这是诸侯称公的又一种形式，也是一种臣下尊君的称号。2、侯爵 侯，是五等爵的第二级。《白虎通·号篇》说：“侯是百里正爵。”《封公侯篇》说：“诸侯封不过百里。”这种说法，得到了《左传》的证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说：“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杜注：圻，“方千里”；同，“方百里”，衰，“差降”。圻，又作畿，《诗·商颂·玄鸟》云：“邦畿千里。”《逸周书·职方氏》云：“千里曰王圻”，卢文弨解：“圻与畿同。”说皆与《左传》合。《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几四等。”七十里、五十里的“差降”，就是“衰”。 公、侯的封地虽然都是方百里，但公爵位尊，是王室的客，可以组建“三师”军队，有较大的独立性。侯，《逸周书·职方氏》孔晁注云：“为王者斥侯也”（《周礼·职方氏》孔疏同）。春秋时王室大夫富辰追述分封诸侯的作用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证明诸侯是王室的藩屏，承担着捍卫王室的任务。诸侯之长曰“元侯”，又曰“侯伯”、“方伯”。即《礼记·王制》所说“千里之外设方伯”。其地位与公爵相埒。 在周初，齐、鲁、卫、晋、燕诸国都是方伯，守卫着王室的东、北、东北、东南边疆，如《尚书·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于封。”《汉书·地理志》说：“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颜师古注：“孟，长也。言为诸侯之长。”可见，康叔封卫，为周初诸侯之长。3、伯爵 伯爵遍布于王畿内外。《礼记·曲礼》云：“五官之长曰伯”，孔疏：“伯，长也。”《风俗通·皇霸篇》云：伯，长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长，功实明白。”通白，在商代方国首领就已称白，如殷墟卜辞中已有井白、易白、丹白、羌方白、孟方白等。《逸周书·武顺解》云：“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卫曰伯。”说明伯原为由百人组成的战斗编队，进而引申为百夫长之称，最后演变为一级爵称。4、子爵、男爵 子、男。《白虎通·爵篇》：“子者，兹也，兹兹无已也。”可见，子本是从王、公家族中分化出来的后代子孙。子演化成为爵位．当起于商代。《尚书》载商末有微子、箕子。周承商制，沿用了子的爵号。在周原第十一号窖穴第八十三号甲骨上就有“今秋，楚子来”宇样。但是，在西周大分封时，华夏族受封的子爵很少，且多为畿内小国。如《左传》文公三年有“沈子”，系周公后；垣公二年有“郜子”，系文王后。在东周畿内有王季子，本爵为子。受采于刘，为王室卿士，谥刘康公，其后世子孙称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