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王中兴是指周宣王即位后,消除厉王暴虐政治的影响,缓和国内外不安定书面,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顿朝政,使王道已衰落的周朝王室得到一时的复兴,大大提高了王室的威信,遂使周势复振,诸侯又重新来朝。史称“宣王中兴”。 宣王即位后,吸取父亲厉王的教训,在周公、召公的辅佐下,革除厉王时的弊政,恢复文、武、成、康时期的政策,使得原有些衰败的周朝又恢复了活力。1、在内政方面首先是改革政治,以周公、召公二相为辅,又任用尹吉甫、钟山甫等贤臣,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治遗风。宣王广开言路,积极听取下属的意见。又警告官员不得贪污赋税,鱼肉乡里。同时加强纪律,要求官员各自约束,不得纵酒闹事。宣布“不藉千亩”。宣王之前,每年春耕时节,天子都要举行藉田礼,到宣王时,先前集体耕种公田之法已难以继续,藉田礼名存实亡,于是宣王宣布废除此藉田典礼。这一措施显然具有表示放宽对山林川泽的控制之意义。经过一番励精图治的治理,国内形势开始转好,诸侯们也纷纷前来朝见,周室的威信又恢复起来了。2、对外方面周宣王即位后,针对(犭严)狁不断侵扰,掠夺财物,杀害人民这一严重情况,周宣王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加强防守力量,同时又派尹吉甫领兵北伐,追至太原(泛指陕北,晋北一带的黄土高原),(犭严)狁兵败北逃,其他戎狄部落也复臣服于周。宣王在战胜之后,又派方叔带兵南征荆楚,也取得一些胜利。派尹吉甫用武力压服南淮夷,南淮夷进献贡物,暂时控制了东南地区,恢复了对南方的影响。在宗周以南,以秦仲为大夫,命他西征西戎,结果秦仲为西戎所杀,又召秦仲之子庄公兄弟5人,带兵7000人,再伐西戎,结果取得胜利。3、经济方面取消籍田之礼。因为宣王对土地私有的承认,使得人民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也使得在厉王时期受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开始恢复。也正是如此,才能令宣王有北伐狁、西戎,南征淮夷、荆蛮的实力本钱,从而出现宣王中兴的局面。但宣王顺应形势的举动并不为守旧的贵族所理解。宣王在千亩之役中的大败,便有人归罪于不籍千亩。 由于千亩之役的失败,南国之师尽丧,宣王便决定“料民于太原”。料民,意即统计人口。宣王的料民之举受到贵族的反对,仲山甫就认为,自古以来,不用统计人口就知道人口的多少。因为司民负责登记生死;司商负责赐族受姓;司寇则负责处决罪犯;而各行各业也都清楚的知道自己所管理的人口数量。宣王并没有听取他的劝谏,仍然进行了人口的统计。宣王的这番举措增加了国家对人口的控制,也解决了兵源不足的问题。

周王朝有严格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父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的宗法制为基础,用以调解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刑罚是用来控制、镇压平民,有死刑、墨刑、流刑、鞭刑、赎刑等刑罚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 西周在《禹刑》和《汤刑》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刑》。《九刑》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于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奴隶制度的基本法则和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禁锢)、大辟(斩首)五刑。此外,还有鞭刑和流放。判处五刑的律条,共有三千条。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西周法律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据《周礼·小司寇》,贵族犯罪可受特殊处理,即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使死刑,也要特别交由甸人执行。只要是有官爵的命夫、命妇,狱讼时不必亲自出庭,“不躬坐狱讼”。西周中期的曶记载曶效父间的讼事,曶派遣其下属代表出庭,取得胜诉,是很好的实例。同一鼎铭还记述在一个荒年,匡氏家众与奴隶二十人盗取了曶谷物十秭,曶出诉讼,匡季以七田、五人作为赔偿,五人成为曶奴隶。这一案例表明,当时的法律目的在于维护奴隶制的所有关系。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八世纪,是中国史上的西周时期。从这时起,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出现了封建领主制的国家。历史绵延时间最长的周朝让人好奇,开创这个朝代的周族究竟兴起于什么地方呢? 周是兴起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渭水有很多支流,漆水、沮水之间,上地肥沃,物产丰饶。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周能够勃兴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传周的始祖后稷,名弃,其母姜嫄,有邰氏女,出野,践巨人迹,感而生弃。后来弃就留在他母亲的氏族中,安家立业,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即有邰家室"。 后稷诞生的传说,反映出周人在后稷以前,尚未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从后稷起,古文献上便记载着周人父系祖先的名字,这些名字,显然是周人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标志。《诗经》上说,后稷长于种植,他种植的稷、黍、麦、豆、瓜、麻等农作物部长得很茂盛。古书上又说帝尧曾举弃为农师。这些传说反映了在遥远的古代,周人在耕作技术方面是颇为擅长的。自后稷十几传至公刘,迁居于豳(今陕西栒邑)。《诗经》上说,当时周的整个部落成员到豳以后,在那里建立庐舍、豕牢,然后在靠近河流的原野,开拓田畴,划分疆场,分配土地,继续他们的农业村社生活。 周人迁豳后,就渡过渭水,"取厉取锻",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并开始"彻田为粮"。所谓"彻田为粮"就是强制村社的人民用劳役的形式提供地租。 自公刘九传至公亶父,这时被称为戎狄的西北诸游牧部落,也向渭水流域移动,周人受到他们的压迫,公直父率周人去豳,而迁居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和周人同时迁徙的还有其他邻近的部落。迁居岐山后,周人的社会起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开始营城郭,建室屋,设官司,并把各部落的人民分别组织在很多被称为"邑"的地域性组织之中,即所谓"以邑别居之"。看来周至公直父时,已粗具国家雏形,所以后来的周人称公亶父为太王,尊奉他为周王朝的奠基人。 周和商很早就发生了关系。武丁时的卜辞中有"令周侯"和"璞(伐)周"的记载。《易经》中载武丁伐鬼方,周人也参加,并因战功得到商的赏赐。这些史料说明了周至晚在武丁时已接受了商王朝边侯的封号。 公亶父死,子季历立。这时周人渐渐强盛,先后打败了西落鬼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基本上击退了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的威胁,巩固了周人在渭水中游的统治。周人的强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故商王文丁杀掉了季历。季历死,子昌立,是为周文王。从季历起,商周关系日益亲近。商为了结好于周人,把挚君之女大任嫁给季历,后来又把莘君之女大姒嫁给文王。由于商周关系愈来愈密切,周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受商文化。

合卺(读hé jǐn)葫芦瓢 古人洞房花烛夜要喝交杯酒,成为合卺,但是在周朝,这个喝酒的器具大有讲究,用的是一对破开的葫芦瓢,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吗?1、周公是葫芦瓢的发明者 西周初,婚俗混乱。周公为整饬民风,亲自制礼教民。周公重视婚礼,从男女说亲到嫁娶成婚,共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婚义七礼”、“士婚义七礼”,为让“士”人理解如何执行“七礼”,周公遂与妻子一起演礼。可演试到“敦伦”一节时,周公妻满脸通红的拒绝演示。妻子不同意演试“敦伦”怎么办呢?不能不演示呀。就在此时,周公看见伯禽摆弄葫芦瓢,将两爿重新合为一个葫芦。周公看到这葫芦瓢,突发奇想,想到了怎样演示“敦伦”。第二天,周公把“士”人子弟召又召集起来,讲解“婚义七礼”,说到“敦伦”时,他拿出一对葫芦瓢来,以葫芦瓢喻男女,说到:葫芦瓢未分之前如混沌一体,剖开之后如男女有别,敦夫妇之伦,就如同把葫芦瓢重新合为一体,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的万物推原之理,于是阴阳合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2、合卺的意义 到了春秋时期,周公制定的婚仪渐渐被废弛。孔老夫子重修礼典,修到“士婚义”中“敦伦”一节时,他认为不雅,没必要写这个,可以省掉,于是“七礼”就成了“六礼”。可民间还是在使用葫芦瓢,于是孔子也把葫芦瓢写入礼书。但时的“葫芦瓢”已经不再是婚仪中的礼器,而是夫妇共吃祭祀肉食后以酒漱口的器具。时间一久,不少人认为这是喝“同心酒”的器具。“卺”是什么?为何用“卺”?最初当然是周公偶然看到的那个“葫芦瓢”。但后来意思变了,因为“卺”,是一种瓠瓜,味苦不可食,俗称“苦葫芦”。所以,这“合卺酒”在原本的意义之外,又有了夫妻二人要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葫芦瓢,最早只是一种单纯的礼器,用来象征“夫妇合二为一,一仰一合地摆在新房内,象征男俯女仰及子孙繁衍”;后来还有了象征“夫妇二人合二为一,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还成了一种酒具。 葫芦瓢最开始只是周公的灵光一闪,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就成了约定俗成的礼仪,而为了纪念周公,人们后来也将房事称为周公之礼。

成康之治指西周初姬诵、姬钊的统治。史家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中国西周时周成王、周康王相继在位年间继承文王、武王的业绩,对内推行周公“以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对外不断攻伐淮夷,用武力控制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很大胜利。成康时期,是周最为强盛的阶段,史称天下安宁,刑具40余年不曾动用,故有成康之治的赞誉。康王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称为“成康之治”。 成王姬诵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姬诵病倒,担心儿子姬钊不能胜任国事,于是下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不久,姬诵病死,康王姬钊继位。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姬钊在位时,不断攻伐东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 周康王死后,子周昭王继位。昭王十六年,他亲率大军南征楚荆,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经3年,昭王还师渡过汉水时溺死,军队也遭覆没。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周穆王,在位长达55年。他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穆王好游行,致使朝政松弛。东方的徐国率九夷侵周。穆王南征,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平定。 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戎狄逐渐兴盛。周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 “成康之治”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西周成康时期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四方少数族纷纷来贺等升平景象,指出这是由于西周初年以礼治国、崇尚道德教育、实施惠民政策和严格执行法制的结果。不过“成康之治”到康王后期已经出现种种衰乱迹象,如沉湎女色、征伐不断、刑罚不慎等;而非史家历来所说,是自后来昭王开始衰落的。研究成康时期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共和行政又称周召共和,国人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逃跑,政权由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称为共和。共和元年,即前841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行政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意义重大,开创了中国历史准确纪年,此后中国的历史脉络清晰,一直到今天,没有间断记载。正是这件事能够上溯几千年而不迷惘。在此之前,中国的历史只能是传说和半信史,时间脉络十分模糊,只能够通过文物考古追溯,准确性是不够的。所以说,共和行政是对中国的历史起了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厉王逃亡在彘后,这时,周朝东边的诸侯卫武公带兵赶到了镐京。于是召公虎便出面代表周厉王的旧臣请卫武公暂时代行执政,自己和另一个大臣周公(周公旦的后代)等组成奴隶主贵族会议辅政。因为卫武公名和,他的封地在共(河南辉县),因此又称共伯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周厉王死于彘,次年,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共和时代结束。中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便从共和行政的第一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纪年。这也使中国的历史从此有了确切纪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自共和时期开始,中国的中原历史有了连续不断的纪年体系。 国人暴动后,周王朝中央政权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下,王位虚悬十四年,其间周召行政与诸侯干王位是并存于中原大地的。这种纷乱状态一直持续到宣王即位,周王才又一次获得天下共主的地位。而宣王并非厉王长子,他之所以能登上王位,是共和时期局势混乱的结果。

1、周天子墓 在东周时期已经出现了陵园。初期的陵园,大多在陵墓的四周挖掘隍壕或夯筑围墙,也 有利用天然沟崖作屏障。陵园一侧有门,园内除陵墓外,没有其他附属建筑。 据文献记载,春秋晚期才开始在墓上构筑坟丘,如《礼记?檀弓》中记载了孔子为父母的坟建造坟丘,并认为此前没有坟丘,即"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齐平"。但考古发 现表明自战国中期起,赵、秦、楚、燕、齐、韩等国的君主死后都营建高大的坟丘,并 尊称为"陵",即指其高大如山林,也象征着王权的尊严和地位的崇高。坟丘都经过夯筑 非常坚固,形状大体分为圆锥形和覆斗形两种。 历代帝王都为自己营造大型墓室。两周时期的墓室保持了商代以来的形制。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 西周已经存在夫妻合葬。陕西宝鸡西周中期的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 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 ,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 由于中国古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 墓。两周时期诸侯王墓的随葬品仍然延续商代,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乐器、 饮食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配备成套种类齐全。其中鼎和簋最为重要,其数量、 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的比重显著增加。 人牲和人殉在西周仍然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 族的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中残酷的杀殉遭到了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来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周文王、武王墓 传说中的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墓在现在陕西省咸阳市的原坂上。 周文王姬昌,曾被纣王封为西伯侯,在位期间,图志改革,国势强盛。周武王姬发是文 王之子,继承父王灭商的事业,建立了西周王朝。 相传为周文王周武王的二陵相毗邻,形状类似山丘。陵上草木丛生,陵园周围绿野烘托。陵的前面有一通石碑,是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祭殿里保存着历代碑石,大多为祭告之文。 历来人们都把奋发图强、开基立国的周文王周武王的业绩和咸阳原上那高高耸立的陵冢联系在一起,不乏祭奠和瞻仰,并且留下了种种神话般的传说。2、燕侯与燕往墓 燕是周初武王分封的一个诸侯。 燕侯墓在现在的琉璃河东面,它的西北就是燕国的都城。这里发掘过很多大墓。这些大 墓分布在大约五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没有一定的规律。大型墓和一些中型墓有"车马 坑"。有的整车平放,杀死的马放在车辕两侧;有的先把杀死的马排放在坑底,再把拆开 的车部件放置在上面,车轮斜靠着坑壁。八六年的时候发掘出来一座这个时期最大的墓。它的四角开设墓道,这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过。这个墓曾经被偷盗过,出土的随葬品 比较少。重要的有漆盾和带铭文的铜鼎。铭文明确记载了四周初年周王册封燕侯授民授 土,把九个族一起划归燕王管理的史实。墓地还出土了一些带铭文的铜器,铭文记载了 燕王赏赐奴隶、货币的情况。有一件铜鼎记载了堇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宝公贡献食 物并受到赏赐,这就和史料所记载的召公长子封在燕,而本人仍在宗周辅弼王室的史实 相印证。燕王墓在燕下都的西北,分为两个墓区,中间有古道河相隔。这些墓南北排列井然有序 。墓室是长方形,四壁夯筑后再用火烧加以坚固。墓曾经被岛,残存的随葬品有礼器、 编钟,但是没有兵器和车马。礼器都是陶制的,形制完全模仿铜器,有九件列鼎一套, 七件列鼎二套,簋八件一套,鼎簋数和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

1、周朝服饰 周朝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拥有周密的礼仪来规范社会,服装是每个人阶级的标志,因此服装制度是立政的基础之一。那么在周朝不一样的人着装有何不同? 周朝服饰制度 商周时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韍」,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1)上衣下裳:那时的常服还是上衣下裳为主流,款式不变。只不过袖日趋发展变大,形成大袖,祛袂款式。衣裳也逐渐变宽。(2)冠服制度:西周最大的贡献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就是礼服制度(也叫冠服制度)的完善。西周时期的礼服制度也是上衣下裳款式,只不过头要戴冠(那时的各种冠已发展完善,并延续后世),衣裳要有等级,要有章纹,出现敝膝,组玉等相关礼服配件,这样完善的礼服系统一直延续到明。当时礼服的主要等级,有冕服弁服,之所以这样叫,取决于相关配套的冠的款式,比如戴冕就是冕服,戴弁就是弁服,他们仍旧是上衣下裳制,只不过是冠与章纹,配件等级的不同而已。冕服弁服作为礼服的高等级别,一直延续到明。只不过那时天子,诸侯王,公卿,大夫都可以都可以穿冕服,后来中央集权的加强,只天子,诸侯王能穿了。那时的女子礼服,王后已经开始穿翟衣,当时王后有六种翟衣类礼服。(3)发型:当时西周的男子无论各地大部分都已将辫盘到头顶,而无再有商时披头散发的习惯,当然一些偏国除外,不过束发已成为全国统一推行的标准,对于汉民族男子千百年来的发式,起到了奠定作用。(4) 冠帽巾:那时的冠已发展齐全完善,基本后世的冠在当时都可以看到,有鹊尾冠,尚冠,长冠,筒冠,冕,弁等。帽类在当时也有了雏形。2、贵族服饰 商周时期,服饰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衣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裳用间色,即以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服装以小袖为多,衣长通常在膝盖部位,腰间则用条带系束。 商周贵族服饰窄袖织纹衣、蔽膝穿戴展示图。这个时期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篮、绿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经现代科技分析,商周时期的染织方法往往染绘并用,尤其是红、黄等正色,常在织物织好之后,再用画笔添绘。3、男服服饰(1)冕服:礼服中最专贵的一种,给帝王穿着,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2)弁服:其隆重性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3)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4)深衣:古代凡是服礼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惟此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4、女服服饰(1)鞠衣:为王后率领民妇礼祭蚕神、告桑的礼服,也是诸侯之妻帮助君王礼祭宗庙的祭服。(2)展衣:又称襢衣,为王后礼见君王及大宴宾客的礼服,也是卿大夫之妻帮助君王礼祭宗庙的祭服。(3)禄衣:为王后燕居时的常服,也是士之妻帮助丈夫助祭的祭服。(4)唇衣:为贵族之女的嫁衣。

1、西周宗教思想 周人的宗教观念,与商代有较大的不同。商代那种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经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而言。 人殉现象在西周不像商代那样普遍。由于没有发现相当于殷墟西北冈、武官村规模的大墓,当时人殉数量尚难判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在西周时期亦史无明文记载。 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表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神秘意味的花纹,只在周初延续了一个时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数礼器的纹饰都图案化了,除装饰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话的意义。2、西周的占卜 周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务的官员。当时这种人的地位较高,如太史可称为公。后来他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以至在社会中不再有显赫的身份。 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由于他们的专业需要特殊训练,常在家族中世袭。例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铭文所见史墙一家,从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职,说明其职业的封闭性。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继续流行。已发现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时代的,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见商周卜法间有一定的联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辞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发现,而以陕西周原所出最多。 这一时期使用蓍草的筮法与卜法并用。筮书就是《周易》。当时常先筮后卜,特别在占问国家大事时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为重要,所问的事越重要,越要采用卜法。这叫做“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

周礼 《周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是古代华夏民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汉族文化史之宝库。 周礼是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它的名目繁多,有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它是维护等级制度、防止“僭越”行为的工具。如周礼规定了贵族饮宴列鼎的数量和鼎内的肉食种类:王九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鲜鱼、鲜肉干)、诸侯七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卿大夫五鼎(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士三鼎(乳猪、干鱼、干肉)。乐舞数量也有差异。礼乐制度自周公制定后,任何人都不能修改。周王有权惩罚违礼的贵族。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很深,时过千年,至今国人依旧能够背出其中的部分段落。 《诗经》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没有内容的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和由仪。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1、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2、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3、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4、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周人的祖先是黄帝曾孙帝喾,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即后稷。商朝初年,后稷的后代公刘率族人从邰迁到磁。周人早期居于陕西武功一带,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由游牧部族渐变为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戎侵袭逼迫,不得不远徙。他们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周”字最初写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成,后来演变为周字。 周原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经济发展快速。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迁到周原以后,周与商有了联系,为了保障部族安全,古公亶父与中原共主的商朝建立起稳定的同盟关系,卑事商王武乙,于商的保护下积聚力量,并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系统,特别是有关于天命的观念,周朝建立之后,这套天命观念经过了周公旦(姬旦)的整理,成为立国的政治法理基础,进而形成了影响后代王朝数千年“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概念。 古公亶父之时,周部落已颇具规模。而且有三子,偏爱小儿季历。长子太伯及次子仲雍为顺父意传位与季历,自身逃亡荆蛮,与当地本土氏族结合,后为吴国。而根据《竹书纪年》以及民国之后疑古派顾颉刚等人的看法,此时期的周国已经有了“翦商”的想法,吴国的建立则是打算建立西、南两个战略方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