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音乐有什么特点 西夏音乐是如何发展的？
西夏人热爱中原诗词音乐，宋朝的官员在西夏境内见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西夏的石窟壁画、岩画中也都有许多反映西夏音乐文化的画面。今天，当我们踏上西进的旅途，到达古代文化宝地——甘肃敦煌时，就会发现在敦煌莫高窟的77个西夏窟中已知的有乐伎图的洞窟就有11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17幅。安西榆林西夏窟中有伎乐图的洞窟为2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2幅。这些都是一部活生生的西夏音乐文化史、乐器史，是党项羌族人民真实生活中的音乐在艺术中的体现。西夏党项羌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爱好音乐的传统，西夏的音乐受党项羌族的民族性格、传统观念、传统习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音乐本身融汇在党项羌族人们的战争生活、民俗生活、宗教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党项羌族人民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统一斗志的重要手段之一。李元昊身边就常带《野战歌》，西夏宗室子嵬名仁忠、西夏遗民察罕等都是善歌咏的人。在西夏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等作品中都有较多记载西夏音乐和乐器的语言，如“取乐饮酒”“教动乐”“乐人打诨”“吹笛击鼓”“曲破”“龙笛”“凤管”，等等，这都表现了西夏党项羌族在生活中善音乐歌舞。能歌善舞的党项羌族，早期的民族音乐纯朴、粗犷、强劲，他们使用的乐器较为简单，很长时期内，只有琵琶、箫、笛等。到唐宋之际，党项羌族人的音乐开始受到中原音乐的影响，正如党项羌族人民所唱：“一意治国学尧舜，一心治民循汤武。忠诚封侯最为珍，任人唯贤言守信。”李元昊立国后，西夏的音乐有了很大发展。立国后，西夏有了乐舞机构（蕃汉乐人院），以专门管理与音乐有关的事宜，也有宫廷的专业乐人、艺人、舞人，为西夏的贵族服务。此时西夏的音乐已比较完善，有乐舞八佾（古代天子专用的乐舞）、柘枝，有大曲之曲破，有音乐表演散唱，有宫调音乐理论，有70余种乐器，有乐队排列法与编制，有戏剧音乐、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多神教音乐等。李元昊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是西夏的第一次音乐改革。到仁孝时期，西夏再一次发生了音乐变革，这一时期的西夏音乐吸收了吐蕃、回鹘、辽、金等其他国家和民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据史载，“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所奏皆夷乐也。”这说明西夏的音乐不仅在本国内广为流传，也通过官方或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贾、贡使、战争等途径传入中原等地区，影响四周邻国。另外，西夏的音乐对元代音乐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西夏的音乐除了宫庭音乐之外，还有用于祝寿的音乐，如“元昊庆历四年（1044年）初，曩霄奉酒为寿，大合乐”；用于祭祀的音乐，如“德明以乐迎至柩前”，西夏人火葬中“柩行时，鸣一切乐器”，等等。
西夏文字是谁创造的 西夏文字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李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记录党项羌族语言的西夏字，据说野利仁荣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怪人，接到圣令后，他几年一直居住在一座高楼上。野利仁荣在创制西夏字时采用了与汉字相仿的方块字形式，并吸收了当时吐蕃、回鹘拼音文字的合理成份，制成“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的新字。当时，新创制的字被称为“蕃书”“蕃字”，元代人称其为“河西字”，后人称之为“西夏字”。后人以这样几句诗来概括和赞美西夏字：西夏古国创文字，六种合成倍可佳。对称互换会音意，反切长音妙如花。西夏文《孝经》出土于黑水城，蝴蝶装，全书基本保存完好，文中多处用朱砂笔校改过。《孝经》全文草书，字划简约流畅，结构均匀自然，是传世的西夏草书代表作。西夏文字共有6000多个，无论在创字原则、文字结构上，还是在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摆脱汉字的影响。西夏文字由点、横、竖、撇、捺等基本笔画组成，大都在10画以上，常用字中6画以下的仅占总字数的百分之一左右。整个字的笔画显得比较匀称，就字体的局部而言，则撇笔、捺笔使用过多，因而西夏文字的四角往往比较饱满。西夏文字的这些特点，使其比汉字更像方块字，充分显示了方块字的古典美的艺术魅力。西夏字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楷书多用于刻印雕版，行书、草书为日常手书体，篆书多见于印章和碑额。其他书体的使用都远不及楷书体频繁，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西夏文字大多数都是比较工整的楷书体。西夏文字在文字构成上多为会意字。西夏字的构形虽然比较复杂，但却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我们掌握了它的组字规律，就可以成批地认识西夏字，比汉字的识字效率还要高。党项羌族人把文字看作生身父母，对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评价。任何文字由创制到使用，都要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文字的创制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客观地说，文字的创制者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野利荣仁就是这样的人。直到今天，在内蒙古阴山西段山巅岩石上还敲凿有“文字父母”的西夏题铭。由于元昊的积极推行，西夏文字在西夏境内迅速推广开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的记事，都用西夏文字书写。西夏文书写、刻印的文献十分丰富，现存的西夏文献也十分可观。其中，西夏学者就用西夏文撰写了大量的著作，遗憾的是大部分已经散失，只有少许被保留下来。如《音同》亦作《韵统》，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是现存最早的字书，也是研究西夏语音体系，构拟西夏文字音的珍贵资料。《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必备的工具书。此外，《文海》《要集》《五音切韵》等书都是一些关于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西夏党项羌族，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创制西夏文，编撰出如此众多门类纷繁的字典辞书，是令人惊叹的，这也说明了党项羌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是相当高的。西夏文字自创制到停止使用，经历近5个世纪。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继续在我国西北地区使用，并且在元代，西夏文字有着很高的地位，是六种被认可的文字之一。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的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刻有6种文字，其中之一就是西夏文字。根据我国河北保定出土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雕刻的西夏文石幢来看，西夏文字在个别地方一直延用到明孝宗弘治年间。但就是这样一种得到了广泛和长久应用的民族文字随着岁月的变迁，却成了无人能识的“死文字”。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始于清朝，由清朝著名的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偶然发现。张澍，字伯瀹，号介候，武威人，他是一个“博览经史，皆有纂着，游迹半天下”的人，曾先后在贵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兴、湖南泸溪等地作过知县，对关陇文献有着浓厚的兴趣，著有《五凉旧闻》《姓氏五书》等。张澍于嘉庆九年（1804年）回家乡甘肃武威养病。有一天张澍与好友相约同去清应寺游玩，寺内有一块碑亭，前后都用砖砌封了。当地传说这块碑不能开封，若有人开启封砖，则会有风雹之灾。但是张澍求知心切，他请当地的主持拆封，并许诺如果出现不测的后果，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块尘封已久的碑亭才被拆开面世。高碑的一面上撰刻的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像全都认识，但细看却没一个字可识，这就是所谓的西夏字与汉字“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吧，也说明了西夏文字是汉字的孪生兄弟。另一面上刻有汉文字，张澍通过汉文的记载才知道此碑是西夏年间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上那看似熟悉却又不识的文字应该就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张澍的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的文物得以面世，更重要的是也使那久已死亡的西夏文重新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此后，在西夏文字的成功解读和研究方面，法国的毛利瑟，前苏联的伊凤阁、聂斯克、克恰诺夫等，国内的王静如先生、李范文先生、聂鸿音先生等，台湾的龚煌城先生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夏手工业发展水平有多高 西夏手工品有什么特色？
党项羌族人民早年以游牧为生，手工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不大，主要有简单的皮毛、木器、酿酒等家庭作坊式手工业，生活所需的手工用品都是从邻近的汉族那里交换获得。随着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李继迁、李德明统治时期，西夏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党项民众、统治阶层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加大，促进了西夏手工业的发展。西夏立国后，民族区域特色非常明显的手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些产品甚至可以与宋朝的手工产品相媲美。冶铁业中的兵器与农具的制造，直接推动了西夏政权的发展和壮大。采盐业成为西夏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皮毛加工业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活字印刷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西夏在冶金铸造、皮毛加工、丝麻纺织、湖盐提炼、陶瓷烧制、木器制作、雕版和活字版印刷等行业有较完备的体系和相当的生产规模，这源于西夏政府的扶植和对宋朝先进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借鉴。西夏的手工业分官、私两种，在西夏的行政机构中设有铁工院、木工院、砖瓦院、造纸院、织绢司、金作司等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冶金、锻造、建筑、印刷、造纸、制陶、纺织等行业的生产管理。西夏的手工业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需要，并不是为了商品交换。在西夏国内的手工业者分为依附匠和自由匠两大类。依附匠主要是来源于罪犯和战俘，自由匠主要是西夏民间的个体手工业工匠。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生产者在西夏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1、纺织品、毛加工业质地优良的纺织品党项羌族是游牧民族，他们“织牦尾及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在西夏国内有专门的纺织业作坊，西夏的纺织业是在原有的皮毛加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毛纺织业是西夏纺织业中的亮点，既是官营手工业生产部门，又是党项羌族人民普遍的家庭副业。西夏皮毛加工业的原料主要为羊毛、牛尾、山羊绒。制成品有：皮帽、皮衣、皮裤、皮袍、皮靴、皮袋、皮褥等。在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皮靴，用生牛皮制成，皮面上还保存有牛毛。毛制品在西夏的应用也很广泛，毛毡、毯、褐是良好的防寒保暖材料，党项人用它做成毡帐篷作为冬暖夏凉、移动方便的居室，毛制服饰既可以防寒又可以防雨雪。西夏灭国之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过西夏故地额里哈牙（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城），他在游记中写道“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百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百骆驼毛制之也”，间接地反映了西夏毛织手工业的水平。除传统的毛织业外，西夏还有丝织业、麻棉纺织业存在。西夏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但是境内也出产桑蚕。据《水经注》记载，“河水以北薄骨律镇城（今宁夏灵武市），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以桑果余林，仍列洲上。”《资治通鉴》在描绘唐朝时期的陇右地区时也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者无如陇右”。如此丰富的桑蚕资源，为西夏的丝麻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夏的丝麻纺织品种多，有素罗、纹罗、纱、绸缎、绮、工字绫、异向绫等，西夏人不仅能织普通的丝织品，而且还能织造高级的文锦，其中在西夏陵108号墓出土的茂花闪色锦在中国属首次发现。在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和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婴戏印花绢、绣花荷包和绢花等，织工细致、图案精美。西夏的丝织品与宋朝的丝织品的织法有所不同，且品种较多，薄厚不一，有粗细之分，有的有皱，有的有孔。棉麻布的生产在西夏也十分广泛，西夏所统辖的沙州地区，自汉唐以来就以生产棉花而出名，棉布也是当时西夏的普通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衣物面料。另外，从已发现的西夏壁画中供养人的衣服、木板画人衣、织物等，清楚地反映西夏的印染业相当发达，印染色彩丰富。闻名遐迩的冶炼业在目前所发现的西夏文物中，金、银、铜、铁类文物占了较大比例。据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记载，西夏“西边宝山，淘水有金，熔石炼银、铜”，说明了在西夏境内产金、银、铜。但实际上，西夏的金产量并不高，主要还依靠从外进金来从事金手工业生产。西夏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高油坊西夏城址中出土的金莲花盘、刻花金碗、金佛像、金剔指等，宁夏境内出土的银碗、银钵、银盒、铜牛等，工艺十分精湛，反映了西夏很高的冶炼、铸造、雕刻、抛光、鎏金工艺水平。2、冶铁业西夏境内的铁矿资源丰富，尤其是横山一带土地广袤，千里沃壤，人物剽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西夏人恃以为生，这成为西夏冶铁业发展的基础。由于西夏是以武立国的国家，很重视军器制造，因此，西夏的冶铁手工业主要用于生产工具和军器制造。西夏锻造的兵器在当时很有名气，在宋朝人的眼里，“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北宋将领曾这样赞叹西夏将士所穿的铠甲：“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党项羌人的冶铁已采用竖式风箱，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工艺设备。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锻铁图，画面上两个人手扶铁锤，密切合作，正在锻打铁具，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西夏冶炼工人的劳动情景。冶铜是西夏冶炼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的铜器制造分打、铸两种。目前出土的铜器有铜牌、铜镜、铜刀、铜门钉泡等。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的西夏文铜方印，印的背面用西夏文标有“奲都五年”（1061年谅祚年号），印文是西夏文“首领”二字，制作精细，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夏文印。昔日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名刹承天寺，现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博物馆，当年的佛殿如今陈列着很多珍贵的西夏文物。人们进入展厅，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西夏陵园101号墓的鎏金大铜牛。这尊卧式铜牛由青铜铸造而成，长120厘米，重188千克，体形硕大模制浇铸成型，中间是空心，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四肢有力，肌肉突出，体态健壮，形象生动。鎏金铜牛是西夏艺术品的珍品，真实地反映出西夏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被列为宁夏一级保护文物，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定为国家级文物。3、陶瓷制品颇具特色的陶瓷制品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到了唐代，我国的制瓷技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享有较高的声誉。进入宋朝以后，制瓷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制瓷技术日益精湛，产生了几大名窑。宋瓷的种类繁多，从生活用品到工艺品，千姿万态，艺术价值颇高。像以前被誉为“丝绸之国”一样，此时，中国又被称为“瓷器之乡”。china一词，就有“瓷器”之意。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宋瓷也传播于西夏境内，瓷器成为西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制瓷业是西夏的重要手工业之一。目前发现的西夏陶艺多数保存完好，其出土地点广泛，反映了西夏具有发达的陶瓷业。从瓷器的形制和质地来看，西夏的瓷器制造业比起中原宋朝的瓷器制造业虽有逊色，但也具有一定的水平，其中以烧制白瓷、褐釉瓷、黑瓷和青瓷为主。器物的种类有碗、碟、瓶、盂、缸、炉、壶、漏斗等生活用品，有砚台、砚滴等文房用品，有象棋子、围棋子、牛首埙等娱乐品，有人物、动物、猴面人身、观音送子等塑像，有纺轮等一些生产用具和兵器，有如意轮、金钢杵、法伞、念珠、莲花座等佛教器物，还有其他各种建筑构件和饰品。我国在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内蒙发现的西夏瓷器有数十种、上千件之多，其中高足器和剔花品种是西夏瓷器的显著特点。在西夏境内有专门烧制瓷器的窑址，1984年～198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宁夏灵武发现了西夏时期的窑址。另外，在宁夏贺兰山插旗口内也有一处窑址，所烧白瓷仅在西夏陵区的陵邑遗址中有所发现，这很可能是一处专为西夏皇宫烧制瓷器的秘窑。在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也存有西夏瓷窑。西夏的大部分民用瓷器都是自己烧制的，这些瓷器生动传神，神态各异，工艺精湛，在模仿中原瓷器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扁壶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西夏陶瓷器生产的另一特色是有大量的釉陶建筑构件。在西夏王陵的遗址、西夏宫殿遗址中残留了许多琉璃瓦片。可惜的是，在蒙古军的毁灭性破坏下，宫殿和陵园的原貌已无法知晓，我们只能从出土的各种建筑构件中想象它们曾经碧瓦重檐、装饰华丽的昔日辉煌。4、建筑业 西夏的宫殿、官府等官式建筑已荡然无存，仅留下几处佛塔庙宇、王陵和一些宫殿遗址，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些残存的建筑构件中来探讨西夏建筑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和特点。在宁夏银川市西北约70公里处的贺兰山水沟口，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绵延约10余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雨的侵蚀，建筑的主体早已不在，但从残留的台基、垣石、踏步等来看，此建筑自下而上依山体筑成阶梯状，匠心独具，格调天成，上下错落有致，高达50余米，十分壮观。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是一座多么高大别致、富丽堂皇的宫殿，它就是西夏景宗李元昊为其爱妃没氏所兴建的离宫。离宫是西夏皇家建筑中的一种，除了宫殿建筑之外，西夏的皇家陵墓——西夏王陵和境内众多的佛塔建筑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夏建筑业的水平相当高。一般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官工建筑，包括宫殿、坛庙、衙署、兵营、陵墓、苑囿、王府、权贵宅第等；另一类是民间建筑，包括民舍、作坊等。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典章制度时，都要用法律形式将官民建筑的形式和规模确定下来。宋代成书的《营造法式》，详细地记述了官式建筑的设计、施工、用料等，对宫殿建筑的形体、构件和细部装饰处理都作了严密的规定。从西夏的宫殿遗址、现存塔庙和西夏王陵出土的大批建筑材料及装饰构件，如鸱吻、石础、石柱、方砖、套兽、垂兽、瓦当、滴水等来看，这些构件大都属于《营造法式》中所明确规定的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体系中官式高等殿堂建筑的构件，这说明了西夏王朝在建筑上基本承袭了中原王朝官式建筑的传统，例如瓦当构件：唐代因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瓦当多用莲花图案，西夏的瓦当滴水的花卉饰纹大多也是莲花，显而易见，这是继承了五代到唐朝的建筑艺术风格。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了佛殿、寺庙、皇宫的建筑材料、色泽、规格等，若违律则要受到惩罚，这说明西夏统治者完全接受了中原传统建筑伦理的建筑技术规范。西夏党项羌族原来的居所习俗是“其尾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谈不上建筑。李德明在兴州曾“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李元昊正式立国之后，西夏的建筑业也随着统治阶级奢侈享乐的需要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西夏在建筑风格上多受中原唐宋王朝建筑文化的影响，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其中的。从唐到宋的几个世纪中，党项羌族人民从青藏高原一带迁居到西北地区，他们长期与汉族杂居，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而多有变化。另外，党项拓跋李氏在唐、五代至宋初受到中原王朝的加封，世代为官，他们的汉化程度更甚于其他党项羌人。为了建国立邦，党项拓跋李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地向中原王朝学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建筑业。因此，西夏建筑的特点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西夏的建筑也有自己的标志性特色。屋身构件中的人像支座，质地为红砂岩，底部平整，双目圆睁，高颧塌鼻，阔嘴厚唇，袒胸露乳，双手扶膝，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是西夏标志性建筑构件之一。还有西夏王陵出土的琉璃和灰陶的鸱吻，形状为龙头鱼尾的神兽，龙头上腭翘起，背饰鱼鳞，腮饰蕉叶纹。蕉叶纹图案是随佛教东传进入中国的，西夏是较早将这种图案应用于建筑装饰中的。西夏王陵将陵台建成塔形，在中国传统陵园建筑中尚属于首例，这是党项羌民族在建筑中突出民族特征的标志之一。另外，西夏的建筑也体现了浓厚的宗教情结，建筑中较多使用莲花图案，迦陵频伽是佛国天堂中能发出美妙声音的妙音鸟，西夏王陵就出土了琉璃和灰陶两种类型的迦陵频伽，造型独特，形象逼真，被认为是西夏建筑中具有高超水平的标志性建筑艺术品。出土的还有许多佛教题材的脊饰构件，这些具有宗教特色的建筑构件既表明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继承发扬佛教文化，又体现了西夏王陵的神圣，构成了西夏建筑的突出特点。5、兴盛的采盐业 盐是大自然赐予黄河上游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厚礼，也是黄河上游地区丰富矿产资源中开发最早的宝藏。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凭借着自己的双手，把地处高寒荒漠的盐湖变成了养活人们的富源。黄河上游地区的数百个盐湖像颗颗明珠镶嵌在黄河以北的柴达木盆地、阿拉善沙漠以及宁夏平原东部。这一地区的湖盐储量之富，为世界罕见。西夏政权拥有河套盐池和宁夏平原东部的盐池，采盐业是西夏最为兴盛的手工业之一，“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盐税成为西夏重要的经济收入。西夏的西安州有池产颗盐，自熙、河、兰、鄯以西，仰给于此。西夏的盐州、灵州境内也是盐池众多，这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弧形低洼地带，史称“盐川”。盐川被长城横切成两部分，长城外有北大池、苟池、鄂包池等盐湖，长城内有花马池、滥泥池、波罗池、莲花池等盐湖。这一片“积卤为盐，积盐为雪”的宝地，在唐朝时就开发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温泉池、长尾池、五泉池等。西夏时期，这里的居民“以贩青白盐为命”。直到今天，在宁夏盐池县境内和陕西定边县境内仍可以看到许多雪白的盐湖滩，而且，其中有部分盐湖现在还在用于产盐。我们可以想象，在千年之前的西夏时期，这里的盐产量是多么丰厚。西夏对盐实行官营，在中央设置盐铁使一职，专管盐铁。西夏的盐除境内人民使用外，还用于和周边各国的交换。西夏乌池所产的青盐味道甘美，质量高于北宋解池的盐，因此，西夏通过与宋的青盐交易获利颇丰。宋朝曾采取封禁政策，致使“戎人乏食，相率寇边”，而关陇之人也因无盐以食而人心浮动。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时，西夏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输往宋朝10万石食盐。宋朝对西夏的其他条件都应允了，唯独对10万石青盐之事未准许。可见西夏盐资源的丰厚，也反映了西夏与宋朝在盐贸易领域内的竞争。6、酿酒业当我们到甘肃去旅游，在甘肃安西榆林石窟的壁画中，会看到一幅西夏时期的《酿酒图》，画上绘有两位中年妇女，一位坐在炉门前添柴吹火，目光直视炉灶上的酿酒蒸馏器；另一位站在灶台旁边，手持陶钵，回首面对炉门前的妇女，若有所问。炉灶旁边放着一把酒壶，一个高足碗和一只木桶。这幅画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西夏采用“蒸馏法”酿酒的情景。党项羌族是游牧民族，他们日常以肉食为主，经常活动于旷野之中，酒能帮助温胃御寒，因此，酒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酿酒业在党项羌族中历史悠久，是西夏古老的传统手工业之一。早在党项羌族迁居内地之前，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畜牛、羊、马、驴以为生为食的时候，就已懂得“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迁居内地后，党项羌族虽然逐渐转向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状态，但善于酿酒、饮酒的古老习俗却一直没有改变，而且传统的酿酒业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无论河西走廊还是沿边的山界，到处都有酿酒的作坊。党项羌族不仅在婚丧嫁娶、聚众议事、论功行赏、举兵征伐、出行狩猎、庆贺诞辰、欢度佳节、外出放牧、接待使臣等重大活动时要开怀痛饮，而且在寻敌复仇、闲来无事时也以饮酒为乐。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酒在西夏国内的品种很多，销量也很大，党项羌人饮用酒的品种主要有大麦酒、小曲酒、马奶酒、黄酒、粟酒、普康酒（葡萄酒）等。西夏对酒实行严格的榷课制度，所有的酒曲都由官府酿造。西夏的酿酒分为官1酿和民酿两种，官酿是指各级官府开设的酒务或酒坊。民间的酿酒必须在官府的同意和监督下进行。首先，必须经过官府的批准才能开酒坊，不经官府批准私自酿酒至百斤的要受到惩罚。其次，还必须使用官府的酒曲，专曲专用，不得转卖他人。7、商业与贸易 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西夏商品交换频繁发生。另外，西夏所控制的河西一带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当时分立的各个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兵戈相见虽使昔日的陆上丝路渐趋冷落，但却并未阻断丝路中西交通要道作用的发挥，依旧有中西各国的政治使团、贸易商队、文化使节穿梭于这条丝路古道上。“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场景还能依稀再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夏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司马光对西夏对外贸易状况是这样描述的：“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氐戎，鬻之不售。唯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说明了西夏在对外贸易中对中原王朝的依赖性，对外贸易对西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治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西夏与周边各国及民族的贸易一般都具有经济和政治需要的双重意义，既满足了双方的经济需求，又使双方保持了和平友好的政治关系。西夏商品交换的物品较多，有土地、房产、牲畜、布匹、粮食等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在西夏的商业领域内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本万利”的高利贷非常盛行，这可能与当时西夏与周边政权频繁的战争、天灾人祸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夏的高利贷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典当和借贷。20世纪初，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遗址中出土了15份西夏天庆年间的典当文契。1989年，在甘肃武威新华乡遗址发现一批西夏文献，其中有一件为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二十五日没水何狗狗向瓦国师借贷糜子的契约，而且在西夏的法律中有专门关于高利贷的法律条文。这些都说明了高利贷行业已经渗透到西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较为频繁。西夏的对外贸易形式主要有贡赐、贡使贸易，边境的榷场、合市贸易，私市贸易。贡赐、贡使贸易是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保持羁糜关系的传统形式，同时也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西夏通过与辽、北宋、金各国的贡赐贸易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榷场与合市是边境贸易的主要形式。西夏在边境先后开通了多个榷场、合市。但是随着夏与邻国关系的变化，榷场、合市时开时闭，地点也在变化。宋朝在当时就经常以关闭榷场来对西夏进行经济上的制裁。在榷场、合市贸易中，西夏的货物以畜产品、青盐和药材为主，尤其是羊、马每年都以数千只、数万匹计数。西夏的青白盐，每年卖给宋朝边民的有10万多斛（折合成当时宋朝计重单位约500万斤），由于这种盐味美价廉，宋朝边民十分喜爱，曾一度对宋朝的解盐造成严重的冲击。宋朝与西夏交易的货物主要有茶、丝织品、日用品等，尤其以茶和丝织品为重，这是由于西夏境内的党项、回鹘、吐蕃等民族的经济生活多以游牧为主，饮食多以肉、奶为主，需要饮茶来帮助消化、调节生理机制以减少疾病。但西夏境内又不产茶，所以所需的茶都要从中原宋朝输入。输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马或其他畜产品与宋朝交换，“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茶里来”，就是对中原王朝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这种以茶马为主的互市贸易的咏赞；二是靠宋朝的赏赐。这种茶马贸易在西夏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格外重要，茶在西夏境内的价格也十分昂贵，以茶数斤就可以买羊一只。西夏每年所得的茶，除了供统治阶级享用外，主要用作军功等的赏赐物品。私市贸易是适应西夏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时间早于榷场、合市。虽然是私市，但其交易的产品却种类繁多，包括了西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宋夏关系紧张，榷场、合市关闭的情况下，私市就成为解决生活用品不便和损失的主要方式。“传闻近岁法禁疏阔，官吏弛慢，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描述的就是私市在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
西夏军队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西夏军队的构成有哪些？
党项羌人在内迁之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阶段。这时，党项社会中设有专门的常备武装力量。部落成员出则为骑，入则为民，个个都是战斗者，因此，党项内部“贵壮贱老”成为社会风尚。随着战争的频繁，党项部首领的权力逐渐加强，这时也出现了部落兵。这是游牧民族所共有的特点，各级酋长就是各级军事组织的指挥员，此时的军令、军制只是口头约定的，还处于萌芽状态。党项部落在不断地内迁、掠夺战争和受封于中原王朝的进程中，逐渐加快了党项军事组织的发展。部落兵逐渐强大，并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军事体制中。党项人有了较为稳固的常备兵，这是西夏兵制的发展阶段。夏景宗嵬名元昊在继位后，怀着“英雄之生，当王霸业”的雄心，特别注重军事的建设和改革。元昊自幼熟读兵书，能征善战，他首先对党项原有的部落兵实行规范的强化，“以兵法勒诸部”，使松散的部落兵听从统一号令，更具战斗力。他在改善以前党项部落兵制时，结合宋朝的军制，改革统军体制，设置了三级统兵体制，枢密院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军机构，总理全国的军事事务。经略司、正统院、统军司、殿前司为二级统军机构。为了便于中央对地方部落兵的管理和调遣，西夏仿照宋朝的“厢”“军”建制，将全国分为左、右两厢，以黄河为界，河东为左厢，河西为右厢。在全国建立起地方监军司制度，设12个监军司，各立军名，并规定驻地。这种监军司是集军事与行政性质于一体的制度。但是，监军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有增、减、更名、迁移驻地等情况，所以也有18监军司一说。兴灵镇守军、护卫军和各地的监军司一同构成了西夏的第三级统军机构。西夏还实行普遍兵役制，即全民皆兵，这一时期是西夏兵制逐渐成熟的阶段。西夏的军队按性质和任务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皇帝侍卫军、中央军和地方驻军。皇帝侍卫军是从部族兵中选出的精锐组成的，由皇帝亲自掌控。中央军应为镇守都城兴庆府和重镇西平府的卫戍部队，还有“擒生军”，这两部分军队由皇帝和枢密院直接掌握调动，装备精良，以备战争时随时调遣。地方驻军是西夏各地的监军司军队，他们是西夏军队的主要部分。西夏的军队按其装备、技能和作战方式可分为骑兵、步兵、炮兵、水兵和强弩兵等兵种。骑兵是西夏军队中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兵种。史书称西夏骑兵为“铁骑”、“铁林”“铁鹞子”，在战斗中一般都是冲锋在前，是中央军与地方军中不可缺少的兵种。步兵是西夏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数最多。步兵主要是配合骑兵作战，各军中的“擒生军”以及战争中被俘获的汉人（撞令郎）都是步兵。由党项部落子弟组成的步兵，能征善战，所向披靡，其中以横山羌最为著名。炮兵是西夏军队中发射火炮，用抛石机掷石块的士兵。水兵由西夏境内黄河沿岸的一些地区组建，由善水性的人组成，配备舟船和轻便渡河的“浑脱”（即今宁夏黄河上传统的渡河工具——羊皮筏子）为作战工具。由于党项羌族本民族是游牧民族，善骑射，西夏又出产良弓，所以强弩兵有很大的威力。
夏仁宗：通过一些列改革使西夏进入了全盛时期
夏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崇宗李乾顺卒，终年56岁，在位54年，谥号“圣文皇帝”，庙号“崇宗”，陵名“显陵”。他的儿子李仁孝继位，当时16岁，就是西夏仁宗。仁宗与前三代君主有所不同，西夏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都是幼年继位，朝政都曾被后党把持，而仁宗从继位之初就执掌政权，开始彰显自己的政治才能。李仁孝在为他父亲办完国丧之后，在政治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大德五年（1139年）十一月，尊其母任氏与曹氏为两宫太后。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使两宫太后势均力敌，不能干预朝政。其次，他立罔氏为皇后。他选择罔氏为后，也是颇有用意的。罔氏家族在党项族中是一个势力强大的部族，罔氏本人又是一个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的人，尤其是她在汉文化方面颇有造诣，这一点深为仁宗赞赏。仁宗立罔氏为后，有两个作用：一是依靠罔氏部族加强皇族的势力；二是为仁宗政治革新中的大兴汉学奠定了基础。在较短的时间内，仁宗李仁孝就完全控制了朝政，仁宗以其过人的政治头脑赢得了“制义去邪”皇帝的美名。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世代相沿的优良传统，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更是懂得“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的道理，崇儒重教是基本的文化国策。夏仁宗李仁孝也深知“人才乃国家兴衰之所系”，所以，仁宗在取得政权的初步稳定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核心仍是加紧推广汉化。内容涉及制度、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成就是在教育领域内的革新。由于封建国家发展的需要，仁宗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西夏国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李仁孝在封建政权机构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了官职名称，使西夏的官职由以前的蕃汉两种称呼变成一种称呼，完全按照宋朝的官制和职官名称确立；二是进行封王制，以巩固西夏封建所有制和皇姓家族的统治。在精神文化领域内，李仁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弘扬佛教。在全国范围内仿宋朝办学校、兴科举，这是仁宗的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改革。西夏到李仁孝时，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都出现了稳定繁荣的景象。这与西夏仁宗的兴汉学、重视人才培养不无关系。夏人庆元年（1144年），夏仁宗仁孝为了进一步扩大人才培养的范围和规模，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置学校。“国中增弟子员三千人”，人才培养的数量提升了10倍，对象也由原来的蕃汉官僚子弟中的俊秀者扩展到了低级官僚和庶人子弟之中，开始了全国范围普遍意义上的人才培养。另外，为了加强对党项贵族宗室子弟的培养，仁孝又特意在宫廷中设小学，培养的对象是皇族宗室子弟，年龄在7～15岁。选专门的人予以训导，仁孝和皇后罔氏也常去讲授。1145年，仁孝又模仿中原制度，创立大汉太学。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篇《新修太学歌》，赞美了夏仁宗重修太学的事情。根据史料《新修太学歌》（西夏曾于1192年重建太学）记载的内容看，西夏太学的形制完全继承了中原汉唐的传统，西夏所设太学应属西夏国学之大学，也是西夏的最高学府。西夏太学的生员学习的主要是蕃汉语诗文，还有医学知识和佛学。太学的设立使西夏的教育机构设置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状态，也使西夏的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二年（1146年），西夏又尊孔子为“文宣帝”，让各州县建立庙宇、立孔子像，使西夏百姓顶礼膜拜。李仁孝为孔子加帝号以示尊崇，此举在中国古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148年，仁孝仿宋制建“内学”。宋在理宗时设内小学，专门收贵胄子弟中的超异者和宗室10岁以下儿童资质优秀者入学教育，设有教授、直讲、伴读等教官。西夏既是仿宋建内学，那么西夏的内学也与之相类似，也选名儒主持。当时的西夏，在汉文化的濡染之下，不少的党项羌人精懂儒学，造诣精湛，与内地的汉族文学人士相比并不逊色，如斡道冲、濮王仁忠、骨勒茂才等人都是善用汉文化来浇灌西夏社会的代表人物。其中斡道冲就曾被任命为蕃汉教授。元人虞集在《道园学古录·西夏相乌公画像赞》中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远，人鲜知。坏宫改作，不闻金丝，不忘其亲。在贤孙子，载图丹青，取征良史。”这一方面表明了斡道冲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之高。同时，也反映了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学和儒学人才的极度重视。在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辽、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夏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另外，李仁孝在官吏的选用制度上也进行了革新，以适应西夏封建化发展的需要。仁孝时期，模仿宋制实行了科举制。夏人庆四年（1147年）八月，李仁孝建立“立唱名法”，在宫中亲自策试举人，并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这无疑扩大了西夏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使大量的有识之士脱颖而出。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就是科举出身，“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天庆十年（1203年）三月，“策士，赐宗室遵顼进士及第”。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西夏神宗时的权鼎雄，是天庆中举的进士，夏献宗乾定三年（1225年）的名臣高智耀也是进士科，翰林学士王佥、焦景颜、刑部尚书李国安等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在西夏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时西夏的科举制虽然在取士科目上还有局限性，但是西夏的人才选用制度已达到了形式上的完备。自仁孝实行了设科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西夏灭亡。李仁孝对西夏人才的培养和汉文化在西夏的传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此，儒学的统治地位在西夏完全确立。西夏蕃汉文化的斗争在经历了李元昊、李谅祚、李秉常、李乾顺到李仁孝时期，最终以汉文化的胜利而告终。仁宗时期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使西夏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西夏进入了全盛时期。
夏崇宗通过哪些措施来推行汉学 佛教为何在西夏能广泛传播？
惠宗李秉常卒，他的儿子乾顺继位，年仅3岁，为崇宗。崇宗年幼，大权又操纵于其母梁氏（昭简文穆太后，是梁乙埋的女儿）和梁乞逋手中。因此在西夏历史上梁氏一族接连出了两位皇后，而且是连续性地把持西夏政权，西夏母党专权的局面又维持了十多年。在这期间，梁氏仗着“一门二后”的威势，迫害李秉常的亲信和老臣。但是，这时西夏皇族的嵬名阿吴、仁多保忠也有相当的实权，所以皇族与后党之间又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为了转移矛盾，梁氏对外继续穷兵黩武，屡次发动对宋朝边境的战争，使西夏遭受严重的损失，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梁乞逋说：“宋朝如此害怕西夏国，都是我梁乞逋的功劳，嵬名家人有这样的功劳吗？”梁乞逋目空一切，独揽朝纲，就连梁太后他也不放在眼里，导致了梁氏一党内部的权力之争，梁太后开始逐渐削弱梁乞逋的权力。梁太后的举措又引起了梁乞逋的强烈不满。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梁乞逋阴谋叛乱，被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贝中撒辰等察觉，他们率军将梁乞逋杀死。这三人为西夏皇族铲除后党专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梁乞逋被杀后，梁太后亲自掌握了军政大权，她继续对宋朝用兵。梁氏的种种行为使辽对她厌恶之极，梁氏多次向辽救助，都遭到了辽的拒绝。夏永安二年（1099年），崇宗李乾顺满16岁，但梁氏仍不许他主持朝政。梁氏又向辽上表，言辞极为不逊，辽道宗大怒，遣使到西夏用毒酒将梁氏毒死。李乾顺在辽的支持下，开始亲政，西夏长达30余年的梁氏后党专权终于结束了。在这几十年中，西夏的帝党力量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因此，恢复帝党的统治力量、安定民心、改善与周边政权及民族的关系的任务就落到了西夏崇宗李乾顺的肩上。夏崇宗是一个十分热衷汉文化的人，他是在辽的辅佐下坐上皇帝宝座的。他对外施行“附辽和宋”的外交政策，保持西夏边境不再生战火，使西夏国内社会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对内采取整顿内政的措施，以消除多年来后党专权和对外战争带给西夏的负面影响。李乾顺首先清除了梁氏一党的残余势力，使多年来在梁氏“一门二后”专政的过程中严重受损的皇权力量重新得到恢复和巩固。同时，他又采用汉制中的封王固权的措施，分封了西夏皇室和宗室诸王。封自己的皇弟察哥为晋王，掌兵权，封宗室仁忠为“濮王”，封仁礼为“舒王”。察哥性格雄毅、通晓军事、足智多谋；濮王和舒王是帝党的忠实追随者，他们通晓汉蕃字、才华横溢。这些被分封的诸王都成了崇宗的得力助手。其次，崇宗开始在西夏大兴汉学。这要从西夏景宗李元昊说起，当年李元昊为了立国称帝，特命才子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字，并且在全国大力推广，还在各地设蕃学来培养专门的西夏人才。后来在野利氏、梁氏的后党专权过程中，她们在文化导向上也都大力提倡存蕃去汉。西夏国内“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甘罹文纲”，使得几十年后的西夏国内出现了百姓安于贪顽的不良民风和士人不愿刻苦读书的懈怠风气，这是西夏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面对这样的境况，西夏的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给李乾顺上疏：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等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上疏强调了在西夏国内大兴儒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102年，李乾顺采纳了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的建议尊行儒教，崇尚诗书，在蕃学之外又建国学，聘请教授，选拔皇亲贵族的子弟300人入学，专设“养贤务”负责国学的廪食。国学的建立，使儒学在西夏得以全面普及和推广，从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这与谅祚推行汉礼，向宋朝求赐儒学书籍相比，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为西夏的崇宗和仁宗两朝百年盛世奠定了人才储备的基础。西夏对汉文化的吸收，实际上在立国前就已开始了。李元昊时期，重用汉人，对接受汉文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李谅祚即位后，改蕃礼为汉礼，大力推广汉学，使汉文化在西夏国内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没藏氏和梁氏的后党专权，虽然使西夏的汉文化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由于西夏已存在一定的汉文化基础，所以蕃汉两种文化的融合已是不可抗拒和避免的历史潮流。到崇宗时期，西夏内部仍存在着蕃汉之争，此时一些西夏守旧臣僚对崇宗设立国学、崇尚儒学的举措也持反对态度。御史大夫谋宁克任就曾上疏：“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反对因养贤重学而导致西夏军备废弛的政策。但崇宗本人酷爱汉文化，他对这些反对意见一概不予理睬。由于李乾顺时在西夏国内广设学校、奖励文人学士，一时间，西夏朝堂上下大兴汉唐之礼，官员文人相见不仅鞠躬作揖，而且还吟诗作赋。1975年，宁夏博物馆在清理西夏陵区仁宗李仁孝陵墓的碑亭遗址时，发现了西夏的《灵芝颂》的汉文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等内容，遗憾的是文字已不全。李乾顺亲政后改西夏国都兴庆府为“中兴府”，在境内大力弘扬佛法。长期饱尝战乱之苦的西夏人民对佛教在精神上的慰藉有着强烈的需要，西夏的统治阶级也需要用佛教来安抚百姓，维护统治。因此，这一时期佛教在西夏境内得到了更广泛地传播和发展。
西夏是如何灭亡的 蒙古为何首要攻击目标是西夏？
12世纪，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部逐渐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正当蒙古人兴起之际，驻在蒙古高原上从事游牧和狩猎的其他各部落的势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部落，有的与蒙古部落的人有相近的语言、相近的习俗，有的则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有的已产生了国家政权机构，有的则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总之，这一时期的蒙古高原上民族成分复杂，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由于各部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彼此之间经常群雄逐鹿，割据混战，逐渐形成了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四大部落集团。蒙古部的兴起，不仅打破了四大集团各自称雄的政治局面，还使各部出现了分裂和重组，最后，逐渐形成了以蒙古部为核心的统一集团。蒙古部兀鲁思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泰赤乌氏和乞颜氏两家贵族手中，自忽图剌汗死后，乞颜部的也速该把阿秃儿执掌蒙古部的大权。也速该死后，蒙古部内部便开始了争权夺力的斗争。也速该的儿子铁木真在克烈部首领和札只剌氏贵族札木合的帮助下，打败了蔑儿乞部首领脱脱里的部众，力量逐渐壮大，建立起了以铁木真为可汗的乞颜氏兀鲁思。铁木真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逐渐积蓄了力量，自1196年起，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统一蒙古高原上的其他各部的战争。到了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了分裂的漠北各部。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蒙古部大本营即大汗位，尊号“成吉思汗”。蒙古地区的统一，既使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也使其军事实力得到了增强。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加强，成吉思汗的雄心也在不断增强。他曾对自己的儿子们说，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去占领。蒙古崛起之后的对外扩张，除了自身社会的因素外，还与当时毗邻地区，如金、西夏、西辽、南宋、花剌子模等政权的衰微有很大的关系。蒙古对邻境所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除对金的战争具有解除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外，其余大多数是蒙古贵族为了满足其“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贪欲，倚恃其强大的骑兵和武力，以种种借口，所采取的掠夺战争。蒙古贵族为了扫除灭金的障碍，把西夏纳入了他们战争的范围，先后对西夏6次征战。西夏自李安全废主自立为帝开始，到末主李睍继位的短短20年内频繁地易主，先后更换了4位皇帝。夏皇建二年（1211年），齐王李遵顼废襄宗李安全，自立为帝，这是西夏的夏神宗。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十二月，夏神宗李遵顼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禅位于他的儿子李德旺，自号“太上皇”。李德旺继位后改元乾定，为夏献宗。夏乾定四年（1226年）七月，夏献宗发病而死，众臣立他的弟弟清平郡王的儿子南平王李睍为帝，史称“末主”。频繁地易主使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严重。外交方面，面对迅速崛起的蒙古汗国，西夏本应采取安内，“合众弱以攻一强”的策略联金、南宋共同抗击蒙古，使西夏继续生存和发展，但是自李安全开始，西夏的君主执行了附蒙侵金的政策。西夏从李安全开始，夏金关系开始恶化，兵戎相见。到李遵顼统治时期，公开执行附蒙侵金的外交政策，夏金之间关系的破裂和频繁的战事给西夏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从李安全皇建元年（1210年）到李遵顼退位（1223年），13年间，夏金之间历经大小战事40多次，这在西夏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战争“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为蒙古灭西夏、金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战争使人民因战事而流离失所。金关闭了榷场，停止了西夏使臣在金都城进行的贸易，甚至停止了同西夏的全部商业贸易，西夏在经济上陷于困境。西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乘机入侵西夏，西夏社会危机重重。附蒙侵金政策不仅没能挽救西夏，反而使西夏遭受蒙古的沉重压榨和威胁，也引起了西夏人民和部分大臣的强烈不满。李德旺继位后，虽然改变了李安全、李遵顼时的外交政策，由附蒙侵金转变为联金抗蒙，但为时已晚，当时的西夏已是“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1226年，蒙古军攻破应里县（今宁夏中卫市）后，发现西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这足以说明西夏在灭亡之前已经是外强中干了。说到西夏的灭亡，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战马嘶鸣、杀声连天的古战场。蒙古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成吉思汗就制定了一套长远计划，开始对周边邻国进行军事进攻，以军事手段攻灭蒙古周围的金、西夏和西辽。要攻金，必先灭西夏以安后方。因而攻打西夏揭开了蒙古军队旷日持久的扩张战争的序幕。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军事进攻先后有6次，其中4次都是由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的，包括西夏最后灭亡，时间跨度20余年。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成吉思汗在灭乃蛮及蔑儿乞部后率军第一次入侵西夏，破堡力吉里寨，又攻乞邻古撒城，经落思城，破城后大肆洗劫，甚至南下深入河西走廊地区，纵兵抢掠瓜、沙等州。这是蒙古对西夏的一次掳掠性的战争，也带有一定的军事试探性，为蒙古以后的南霸天下奠定了基础。夏应天二年（1207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称臣和李安全废主自立为由，率大军第二次入侵西夏。这次进军以迫使夏、金解除盟约，使西夏臣服蒙古为主要目的。进攻目标为西夏北部的斡罗孩城。由于西夏集重兵抵抗，蒙古军队难以更进一步地深入西夏，所以这次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后，蒙古军队携带大量的战利品而归。夏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军第三次攻入西夏，攻克斡罗孩城，经过数月的艰苦战争，最后占领西夏都城北大门——克夷门，进而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由于中兴府防守坚固，在攻城不克的情况下，成吉思汗采用了引黄河水灌城的残酷战略方针，使中兴府城中居民被溺死者无以计数，城墙也有坍塌的危险。西夏被迫屈服，向蒙古称臣纳贡。这次战争完成了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战略目的：一方面，通过战争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取得了经济上的补给；另一方面，战争使夏、金解除了盟约，从而使蒙古完成了对金的战略包围，彻底解除了蒙古灭金的后顾之忧，成为成吉思汗扩张战争的转折点，也成为西夏衰败的转折点。夏光定七年（1217年），成吉思汗在攻金的同时，派遣木华黎先后4次率军队攻打西夏。在西夏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包围中兴府。神宗李遵顼惧怕战争，命太子留城领兵防守，自己逃往西凉府避战，西夏无力抵抗，只得再遣使求降于蒙古。夏乾定二年（1224年）九月，蒙古大将孛鲁统兵攻破西夏的银州（今陕西榆林鱼河镇），杀西夏军，掳掠西夏牲畜，夺据西夏边地要隘，对西夏进行第5次进攻。西夏献宗德旺遣使向蒙古请降。夏乾定四年（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叛离蒙古，密与金朝议和，不服从征调，不遣质子等为由，亲统大军10万，第6次征伐西夏，此年十一月，蒙古军进攻灵州，围西夏首都中兴府。传说西夏皇帝乾顺豢养一条黑鼻梁黄犬，能预兆军事和战争：相安无战事时，它的声音平缓亲近；将要有军情或有军事进攻，则声音嚎啕。成吉思汗最后攻灭亡西夏的那次战争，这条黑鼻梁黄犬放声狂嚎，这次狂叫达3年之久。西夏皇帝以为是黄犬老而狂叫，已经没有了先前能预兆军事的本能，便没有理会。而成吉思汗也知道西夏皇帝身边的这条黄犬数年狂叫，并没加强军事防御，成吉思汗的军队南下，大军席卷而吞灭了西夏。其实，成吉思汗攻灭西夏也不是轻易就得手的。当时，蒙古军队沿黄河直接攻取西平府灵州（今宁夏吴忠市）。灵州西平府是西夏的南大门，因此，当蒙古军队围攻灵州城之际，末主李睍派10万大军前往救援，关乎西夏国命运的一场恶战在黄河平原上展开。西夏军伤亡惨重，西夏国民纷纷逃进山里“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西夏军队的主力消耗殆尽，从此再已无力抗击蒙古军队的进攻。宝义二年（1227年）正月，蒙古大军围困中兴府。中兴府被围后，成为一座孤城，外援断绝。四月，成吉思汗率大军南渡黄河，挥师进入今宁夏南部固原。闰五月，天已大热，成吉思汗驻军于六盘山。成吉思汗驻军六盘山之后，派察罕为特使去中兴府劝降，末主李睍拒绝。蒙古军队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已达半年，中兴府城中军民协力防守，使蒙古军久久不能攻克。但天不假年，1227年6月，强烈的地震使中兴府房屋倒塌、粮尽援绝、疾病流行，偌大的中兴府城已经抗御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打击。西夏末主李睍在无奈中遣使向成吉思汗乞降。此时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已病入膏肓，不久死在六盘山清水县，成吉思汗留下遗诏：“死后秘不发丧。夏主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七月，西夏末主李睍无奈率大臣，带着贡物、男女、驼马赴蒙古军大营献城投降，这时的蒙古军谎称成吉思汗重病在身，令李睍在账外行礼。西夏末主的乞降并未换得自己的性命与城中百姓的安居，蒙古将帅遵成吉思汗遗命，将西夏的都城——中兴府付之一炬，以摧毁中兴府中的“王气”，就连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山上的避暑行宫都未能幸免。昔日宏丽的建筑，成为瓦砾一片，一派亡国的景象，城内的百姓被杀者十之八九。末主李睍跟随蒙古军队行至萨里川（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时，被拖雷杀死，成了蒙古汗国对外扩张的殉葬品。至此，立国190年的西夏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曾经拥有今宁夏大部、甘肃大部、青海及内蒙古部分地区，“方圆二万里”的西夏从此灭亡。风雨西夏，党项悲歌，这个曾经繁荣的国度及其璀璨的文明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神秘地消失了。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中兴府为宁夏府，改中兴路为宁夏路，从此，“宁夏”一名一直沿用至今。“宁夏”一名也使我们联想到蒙古人建立元朝后，要使原来的“中兴府”成为“安宁的夏国故地”的良好愿望。西夏之所以灭亡，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众所周知，自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方镇割据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政治上的大动荡、大分化，总的趋势是分裂割据局面日益缩小，统一局面日益扩大。这种统一的趋势发展至辽、宋、西夏、金时期，随着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加强，以及民族政权力量的消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其次，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为蒙古灭西夏打开了突破的缺口。西夏内部皇位更替频繁，政见不一，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最后，西夏统治者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西夏灭亡的重要原因。所谓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指西夏统治者采取“附蒙侵金”的错误政策。附蒙侵金只能加速西夏的灭亡，正如学者丁谦所指出：“余读西夏亡国之史，不能不深憾于遵顼之愚昧也。当贞祐初，蒙古聚强，业已统一漠北，南向以窥中国之境，金兵当之辄败，为西夏计，苟能稍知大局，自当联结金宋，合力设防，或可相毗以安，乃乘金人受侵，竟为狗偷鼠窃之谋，希图小利，卒之十年连战，胜少败多。金人残挫之余，尚足与敌，其兵力之不兢，可以概见。遵顼既死，不及一载，国即先金而亡。”另外，蒙古成吉思汗灭夏战略战术的成功运用，是西夏灭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成吉思汗根据西夏首都在东部、兵力部署内重外轻、东强西弱的状况，在军事上采取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先弱后强，先扫清外围，切断其退路，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其腹地首都兴庆府的战略方针。在夺城时，又采取攻坚和诱降并用的方针，使蒙古军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了西夏的心脏。
西夏灭国后，党项人后裔去了哪里
1、西夏后裔的历史记载公元1038年，党项族在中国西部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西夏立国190年，传10代帝王，先后与宋、辽、金鼎足而立。1227年西夏国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所灭，其典籍、文书付之一炬，文物、古迹毁坏殆尽。在中国二十四史里，辽有《辽史》，宋有《宋史》，唯独没有西夏史，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难解之谜。西夏灭亡后，其后裔也神秘失踪，至今，中外学者已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探寻。2、西夏后裔去了哪里中国西夏学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先后到四川、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以及南宋都城杭州等地调查考证，并结合文物考古实证，证实西夏后裔党项族人主要有五个去向：一是逐渐汉化、二是逐渐藏化、三是蒙化、四是回化、五是迁入中亚，部分西夏党项族人进入尼泊尔。西夏亡国后，部分西夏后裔流亡到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川、西藏等地区，变成了汉民，其中河北、河南、安徽等地较多。3、汉化融入中华民族在北京的居庸关、河北的保定地区也发现有西夏文碑，说明部分西夏后裔进入汉族地区并逐渐汉化，在河西一带、江浙地区均有记载证明有西夏后裔存在。此外，在陕北米脂、横山等地居住着许多拓姓居民，他们有可能是西夏党项拓跋氏的后裔。专家分析，西夏灭亡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党项人留在故地。元代过后，原来属于西夏的部分地区开始大量迁入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他们与西夏遗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随着岁月的流逝，西夏后裔与汉地居民经过姓氏、语言、通婚、风俗、崇儒等多方面融合，这些党项人连同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一起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4、蒙回藏化迁入内地据西夏文献记载，西夏的先人党项人被称作弥药人，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灭西夏后，蒙古统治者除多次把西夏遗民迁往内地外，还有部分西夏人投降或被俘虏，成为蒙古人的一部分。经调查考证，西夏国曾在鄂尔多斯高原驻军民，西夏灭亡后，这一地区被蒙古军占领，居住于此的原西夏国民仍被称作“木讷”即“弥药”，证明他们是西夏人的后裔。另外，部分西夏人跟随蒙古军队信奉了伊斯兰教，逐步回化。元朝至正年间，世祖忽必烈将成吉思汗西征时俘获的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士兵和工匠安置在河西，留在河西的党项人，有一部分则融合于回民族中。5、木雅人祖先源西夏西夏灭亡后，部分党项人在经过数千里跋涉，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至今在当地的藏族居民中还有不少传说，他们把这个小政权的首领叫“西吴王”，实际上也就是“西夏王”的称号。如今，四川省木雅人依然保留了自己特有的语言和习俗，他们的语言被称作“木雅语”或“道孚语”，与古代的党项族语即西夏语，在发音和基本词汇上比较接近，而更有意思的是，“道孚”就是古音“大夏”，说明部分党项族人在西夏亡国后返回原籍，与藏民相居，并逐渐藏化了。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讷”、“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中国很多省份都有西夏后裔居住，可以说西夏后裔已融入华夏各族之中。特别是古城西安发现的西夏王朝末帝后人李培业和他珍藏的9部皇族家谱及安徽发现的两部互相印证的西夏后裔家谱，证明西夏后裔传承至今，并已成为汉族的成员，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典型例证。
铁鹞子：西夏李元昊所创立的重装骑兵
1、铁鹞子的介绍铁鹞子，西夏景宗李元昊所创立的重装骑兵部队。除了用它作为西夏最高统治者的护卫、仪仗外，后来发展成为西夏的主力军，作为冲锋陷阵、突击敌阵的“前军”。西夏以武立国，军队以骑兵和山地重步兵最为著名，骑兵中尤以重装铁骑平夏铁鹞子战斗力最强。铁鹞子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2、铁鹞子的兵员选拔“铁鹞子”——西夏最著名的骑兵，这支有着三千人的重骑兵军团，分为十队，每队300人，队有队长，担任队长的“皆一时之悍将”。宋人田况《儒林公议》所记十队的队长：“一妹勒、二浪讹遇移、三细赏者埋、四理奴、五杂熟屈则鸠、六隈才浪罗、七细母屈勿、八李讹移岩名，九细母嵬名、十没罗埋布。”是李元昊手中王牌中的王牌，除了用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护卫外，还用它来作为冲锋陷阵的“前军”。这支骑兵装备精良，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这支骑兵在纵横天下的蒙古铁骑出现之前，是世界上最凶悍的骑兵，也是所有党项敌人的梦魇。铁鹞子的选拔方式基本是世袭，父亲的盔甲传给儿子，儿子的盔甲传给孙子，祖祖辈辈的流传，造就了流淌在血液里的武勇。3、作战方式在战斗中“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兵志》四记载：西夏“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铁鹞子作战多用鱼鳞阵，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阵形，其实说的好听，他们的阵法叫鱼鳞阵，说的不好听，基本就是狼群战术了。简儿化之，也就是一个个小队聚拢，然后朝对方防御阵形全部冲过去的队形。4、铁鹞子赏罚规定赏罚规定十分详尽，军中以十五个官阶为区分等级。赏功的主要内容有：在战斗中杀敌一人以上者都可得赏。杀的人多，赏赐也多。但如果杀了敌人，后又战败的，就不能奖赏；俘获敌军人、马、甲胄、旗、鼓、金，总数在百件以上者，可得赏，俘获越多，赏赐也越多，包括俘获敌方的妇女、儿童。攻城战斗中，先登上敌人城头，破城者；我军打败仗时，能够殿后抗敌，使全军安全撤退者；对于虚报俘获和杀敌数量者能够揭发报告的人；“虞人”带路有功者；将领打败仗，但其护卫、队人能挫敌军锋者；挫敌军锋、大败敌人者。奖赏办法是按在战争中得及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在功罪相抵之后，功超过罪，分等级奖赏，有的加官，有的赏给不同数量的金、银碗，金、银腰带，衣服，鞍鞯，茶绢等物，以及赏赐荣誉称号。罚罪的主要内容有：遇战，不敢战而逃者；在战斗中打败仗者；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进军、战斗、会合者；战争中不互相援助者；有战争中弃失本部人、马、甲胄、旗、鼓、金，数量超过一定限度者；虚报俘获量、杀敌量和买卖首级者；察军、司吏徇私舞弊或检查不严，以致出现虚报者；战斗中，察军擅自离开主将，又对战事不了解者。在战斗中，主将阵亡，或亡失旗、鼓、金时，该部的护卫、首领、押队、亲随等都要受到严惩。处罚的手段有：处死，终身监禁，罚作苦役，杖刑和刺字，夺兵权，减、免官职，罚马等。
河曲之战：西夏的立国之战 小国西夏居然击败大国辽帝国
1、河曲之战的起因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由于连年征战，西夏国国力已臻衰竭，元昊就乘机派出使臣上书宋国商谈和议。宋仁宗密诏庞籍与元昊谈判，“元昊闻之大喜”。关键问题仍然是元昊称帝的问题，宋国坚持要元昊自削“僭号”。元昊恼怒，大言：“（我）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经过拉锯谈判，元昊派使臣至延州上书，“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虽不称臣，元昊以儿子自居，总算给了宋国一个台阶。正当宋国准备答应与西夏国的和议，辽国派来使臣，要宋国不要与元昊讲和。两难境地下，宋国的礼部郎中吴育发表意见，顿解愁结：“契丹受恩，为日已久（指宋辽两国自澶渊以来一直关系友好）。不可纳一叛羌（西夏国元昊），而失继世兄弟之欢。今二番自斗（夏辽关系吃紧），斗久不懈，可观形势，乘机立功。万一吾朝速纳元昊，为臣恐契丹窥兵赵魏（河北），致使辽宋战事又起。”接着，吴育又出主意，宋国可派使臣到西夏国，告诉西夏国要一如既往与辽国和好，宋国方许约和；同时，又派使臣去辽国，告诉契丹人，宋国已经命令元昊向辽国道歉，在此前提下，才接受西夏国的求和，否则，当再兴兵征讨。宋廷依计施行。果然，此举中规中矩，西夏国、辽国皆无借口向宋国发威，宋国总算在外交上取得一次成功。辽国方面，早在1031年辽兴宗即位之初就把辽国的兴平公主（辽兴宗姐姐）许配给元昊，但夫妻二人关系一直不睦，完全是政治婚姻，政治婚姻带来的冷淡与疏隔。后来，兴平公主病重，元昊仍旧搂着别的美女狂欢，对公主不闻不问。直到公主病死，元昊才向辽国“汇报”此事。辽兴宗闻讯大怒，当时就派人持诏“切责”元昊。元昊由于正忙乎攻宋，也低头装孙子，献贡献宝讨好辽兴宗。后来，辽国从宋国又讹诈每年多二十万“岁币”后，很是站在宋国方面说话，劝阻元昊不要伐宋。元昊恼怒至极。再往后，夏辽两国因边境地区的党项部落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最后发展到元昊劝诱辽国的党项人叛逃，辽国派使臣令元昊归还，元昊不从，双方翻脸。既然与辽国闹僵，自然要加快与宋国的和议。公元1043年夏天，宋仁宗派使臣到夏州，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虽然说是“赐”，文字游戏而已，实则是花钱买平安。大臣蔡襄上言，“元昊自称兀卒，有时又自译为‘吾祖’，以此侮朝廷，万万不可许和。”宋仁宗厌战，不听。并下诏召韩琦、范仲淹还朝为官。大臣富弼上言劝宋仁宗应留韩、范之中的一人守边，但当时执政晏殊等人“厌兵”，答应了元昊的一切要求。转年，公元1044年五月，辽国内党项族叛乱，辽国派军前去镇压，元昊派兵救援，竟把辽国的招讨使也杀掉。大怒之下，辽兴宗在国内征调人马，准备亲征讨战西夏国。在此情况下，西夏国更急于与宋国讲和。最后，在元昊的加码要求下，宋国把“岁赐”提至“银、绮、绡、茶二十五万五千”，西夏国答应奉宋国为正朔，并在高平寨与保安军设立榷场。其实，宋国使臣前往，西夏国只是在宥州“接待”他们，从来未到过兴州（银川），未到过兴州（银川），“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当年其父李德明还会在宋使来时把“皇宫”内的匾额暂时撤下来一会儿，元昊索性连这道手续也免了，根本不让宋使入“首都”。宋夏议成。当年十月，辽夏二国开始大打出手。2、河曲之战的过程辽兴宗本人怒气冲冲，连出三路大军，共十万精兵，渡过黄河，直朝西夏国境内杀来。大军一直前进四百里，未遇任何抵抗。最终，辽军在贺兰山北麓发现元昊部队，辽军纵兵进击昊部队，把夏军杀得大败。元昊与宋军打惯了胜仗，初遇和自己实力差不多的辽军，自然压力倍增，尤其是当他看到辽国源源不断的增援士兵，心中大惧。于是，元昊又使缓兵计，派使臣向辽兴宗谢罪请降。辽兴宗想见好就收，其臣下韩国王萧惠等人不答应，劝辽圣宗，一鼓作气，扫平元昊，以免日后他再生祸患。思来想去，辽兴宗点头。于是，辽国的韩国王萧惠为前锋，又朝元昊西夏国军杀去。元昊见势不妙，边撤退，边坚壁清野，烧掉一路上凡有的粮草和居所，连撤一百里之遥。这种焦土政策管用，辽国十万大军本来要以战养战，这样一来，后勤顿失保障，人粮马料皆成大问题。特别是辽国战马，因缺草料，病亡大半。元昊又恰如其分地派人“请降”。辽国君臣正在大营计议，元昊忽然发起猛攻，直袭萧惠大营。萧惠不孬，忙整军出战，把元昊又打得败退。辽军正待追击，忽然天起大风，吹扑向辽军。古人迷信，契丹人更是信神信鬼，大风一吹，兵将皆心惊肉跳，一时军中大乱。元昊已经习惯了自己地盘上这种风沙乍起的天气，立刻命夏兵反攻，把辽军打得大败，俘获数十辽国贵族大臣，辽兴宗本人只与数十骑勉强逃脱，差点成为这位妹夫的阶下囚。3、河曲之战的结果此次大战，发生于河曲（今内蒙伊克昭盟），故称“河曲之战”。据《辽史?伶官传》所记，辽兴宗败后，苍惶逃命，其身边有个戏子名叫罗衣轻，生死关头还挺幽默，趁着辽兴宗驻马喘息时，刻意搞笑：“陛下您看看鼻子还在吗？”夏辽之间发生战争，夏人总爱把被俘的辽人鼻子割掉再放归，罗衣轻以此为笑乐想逗辽兴宗开心。辽兴宗此时刚捡得一命，听罗衣轻如此说，怒上心头，叱命旁人（卫士无多）把罗衣轻宰了。时为太子的辽道宗赶紧解劝：“插科打诨的不是黄幡绰（有名的搞笑戏子）”罗衣轻顺口接声：“行兵领队的也不是唐太宗”，仍旧不肯服软，继续拿辽兴宗找乐。辽兴宗闻言也笑，知道此次大败全是自己该断不断。1044年的河曲之战以李元昊的西夏完胜而告终。在辽国北军溃败之前，无所作为的南路军就已经坚持不住而先行后撤。至于漫无目的的中路军，也在得到战败消息后迅速东撤。辽国也因此遭遇了建国以来的重大失败之一。然而，西夏并未获得决定性的胜利。除去因战败和后勤困难而死的数千士卒，辽军的主力依然健在。而且因为战争完全发生在西夏境内，对于辽国本身的生产没有任何影响。西夏人却因为大面积军队调动和焦土战术，损失了很多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对于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小国而言，这样的胜利是非常具有危害性的。辽军虽然被暂时击败，却在战斗中体现出超过西夏军队的战斗力。就连李元昊精心培养的铁鹞子具装骑兵，都无法抗衡辽国骑兵的打击，其他地方部队就更不可能在正面交战中获胜了。人口有限的西夏根本拿不出打长期消耗战的军队。
没藏讹庞：借刀杀人谋害李元昊的西夏权臣
1、没藏讹庞的介绍没藏讹庞（？—1061），夏景宗李元昊宠妃没藏氏之兄。西夏权臣之一。夏国自李元昊死，三大将各拥强兵，讹庞犹知顾忌。此时独揽朝政，手握兵权，也不把年幼的谅祚放在心上。李谅祚即位时，年纪实在太小，西夏的大权掌握在他的生母没藏太后和舅舅没藏讹庞的手里。没藏讹庞掌权后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宋将王韶后收复此地以及吐蕃，羌人占领的河湟五洲。福圣承道四年（1056年），没藏太后被杀，没藏讹庞执政。奲都三年（1059年），没藏讹庞之女被立为皇后。12岁的皇帝李谅祚开始参预朝政。没藏讹庞后来密谋设伏刺杀李谅祚，被李谅祚诛杀全家。没藏家族包括没藏皇后在内，全族被灭。2、元昊时期没藏氏本是景宗大臣野利遇乞之妻。元昊中宋反间计，错杀大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其妹野利氏为元昊后，因诉于元昊，乃下令寻访野利家属遗口，得遇乞之妻没藏氏，迎入宫中。元昊与没藏氏私通，被野利后发觉，令没藏氏入戒坛寺出家为尼，称没藏大师。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二月，没藏氏生子谅祚，令寄养于兄没藏讹庞家中。讹庞以野利遇乞帐下亲信汉人毛惟昌、高怀正之妻为乳母，抚养谅祚。三月，元昊升任没藏讹庞为国相。其时，元昊已立野利后子宁令哥为太子，没藏讹庞与没藏氏兄妹策划谋害宁令哥，另立谅祚为太子的阴谋。同年五月，元昊夺太子宁令哥妻，号为“新皇后”，又废黜野利后。没藏讹庞知宁令哥正为失妻黜母，怨愤交加，日夜焦虑不安。欲行借刀杀人之计，暗中指使宁令哥刺杀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初一夜晚，宁令哥纠集野利族人浪烈等数人，待元昊酒醉，入宫行刺，元昊受重伤，于次日死去。宁令哥畏罪逃避没藏讹庞黄芦居所，讹庞以弑逆罪，立刻执而杀之，并杀其母野利氏。3、自任国相没藏讹庞以阴谋手段谋害元昊，杀死太子宁令哥，又策划立谅祚为帝。元昊临终时本有遗命立其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大臣诺移赏都等都主张遵从元昊遗命。没藏讹庞反对，他说：“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诺移赏都反问道：“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守夏土，则亦众所愿也。”讹庞回答说：“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众大臣唯唯称是，遂奉谅祚为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谅祚年幼，太后摄政。没藏讹庞以诺移赏都等三大将久掌兵权，令分掌国事，自任国相，总揽朝政。没藏讹庞因在没藏大族中为长，朝中贵为国相，权倾朝野，出入仪卫侔拟于王者。4、权倾朝野没藏讹庞遣杨守素赴宋朝告哀。其时，辽遣来慰奠使，讹庞以元昊遗物献给辽主。讹庞又令于次年改元称延嗣宁国元年。次年（1049）正月初一，“日有食”，群臣以“幼主改元，元旦日食，天象可畏，请慎政刑”。讹庞不听。没藏讹庞对内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对外则扩地拓土，谋取私利。福圣承道元年（1053）二月，没藏讹庞想得到宋境内的古渭州地，乃移文向宋朝索取，宋仁宗遣使前往按视，正其封界，不予所索。讹庞索古渭地不得，于四月间纵兵入宋德顺军，围静边砦；五月又攻环庆，都不逞而还。三年三月，没藏讹庞侵耕麟州西北屈野河边境禁耕闲地，耕获所得攫为己有，且岁岁东进，宴然以为己有。宋河东巡使和宋朝遣使请讹庞归还所占耕地，并更定疆界。讹庞不听，且屯兵河西，以诱击宋军。宋朝为此张榜，禁绝宋夏银星和市。此后，没藏讹庞侵耕屈野河事，不但不收敛，且愈演愈烈。讹庞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宋朝也难以制止。宋朝大臣张安世与庞籍移牒宥州诘责夏失信。没藏太后得知此事后，遣幸臣李守贵至屈野河巡视，证实没藏讹庞侵耕事实，责令讹庞归还所侵耕地。福圣承道四年（1056）十月，夏国发生了没藏太后的幸臣李守贵劫杀没藏太后与侍臣姘夫宝保吃多已的事件，归还侵耕地之事也没了下文。没藏太后既死，没藏讹庞又诛杀李守贵，族灭全家。十一月，没藏讹庞以其女儿纳为谅祚后，成为国丈，自是臣民畏惧不敢言。5、独掌大权没藏太后之死，使没藏讹庞在侵耕屈野河地更失去了约束。奲都元年（1057）五月，讹庞以兵数万屯驻屈野河，尽量搜括麟州以北耕牛农具，打算尽耕河西禁耕之地。宋朝遣管勾军事郭恩以巡边为名前往按视，讹庞与宋军战于忽里堆，大败宋军。九月，宋河东经略使再遣使欲与讹庞再议疆界事，讹庞桀骜不听。宋朝又下令禁绝河东和市。其时，没藏讹庞以忽里堆之胜，恐宋朝报复，乃日事点集，又遣兵进攻鄜延。二年四月，西蕃捺罗部阿作率部属投奔讹庞，讹庞纳之，授以官职，使居边要以控制西蕃。六月，令阿作为向导，攻掠西蕃，围青唐城，与唃厮啰作战，不胜而还。三年五月，没藏讹庞以兵据屈野河，派出部民侵种耕地，以至“妄指屈野河中央为界，遣兵沿河屯驻，白昼迫逐汉人，夜则过河剽窃”。发现宋朝巡逻者来即逃走。这时，由于宋朝禁绝河东私市，夏国官民怨声四起，迫于民愤，讹庞于四年七月，遣使至河东麟府议界，向宋朝提出：愿退河西田二十里归还宋朝，宋朝仍通和市。宋经略使梁适不从。没藏讹庞仍遣人于鄜延沿边德靖等十堡寨开垦生地，剽掠人畜。6、没藏讹庞的结局奲都三年（1059）八月，没藏讹庞之女被立为皇后。讹庞又借故杀害谅祚乳母之夫高怀正和毛惟昌，并诛其全家，谅祚劝阻不听。其时谅祚已十余岁，对没藏讹庞一贯行为已恼怒于心。大臣漫咩，本位居讹庞之上，但讹庞专权，则每事屈己下之，心怀愤怨。讹庞眼见朝中侧目，预感将有变故发生，谋先下手，正在寻找时机。这时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与谅祚私通，讹庞得知后与其子密谋于梁氏寝室中设伏刺杀谅祚。此事又被梁氏探得告知谅祚。谅祚立刻召没藏讹庞入宫议事，命漫咩领兵执杀讹庞及其子，诛杀全家。又废没藏皇后，打入冷宫。此事发生在公元1061年4月。1061年9月，李谅祚赐死没藏皇后，召梁氏入宫，将表嫂兼情妇的汉人梁氏立为皇后（既是后来掌握西夏政权18年之久的梁皇后）。
金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金哀宗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来保住汴京城，他愿意答应蒙古大汗提出的所有条件。那么金哀宗的这番诚意，真的就能让蒙古大军退兵吗？蒙古人照样进攻，速不台说没接到大汗退兵的命令。蒙古兵传令可能都是口信，你写字俺也不认得，所以速不台继续猛烈进攻，就是不退兵。金国人知道上当了，蒙古兵不但不退，而且进攻甚急。蒙古人不但骑兵凶猛，器械也很精巧。蒙古人破城之后，工匠可以苟活，不杀手艺人。蒙古军中有很多工匠，制造抛石机。在火炮出现以前，抛石机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蒙古人在汴京城外到处搜罗石材，老百姓家里的石磨、坟地里的墓碑，都被用作抛石机的石弹，轰砸汴京城。汴京城自后周世宗开始营建，北宋和金又不断添修，坚固异常。大石块“轰”的一下，砸到城墙上，城墙就凹进去一块，它是土制的，不是砖的，砖一砸就碎了，夯土非常受力，石头嵌在城墙上，就当城砖了。扔进城的石头，确实砸毁民房，给百姓造成伤亡，但是靠近城墙的地方，老百姓都撤走了，也不住人了。蒙古军扔进来的石头堆得跟山似的，给城里的守军增添了防守用具，石头摔两半的照样能用。金军很高兴，谢谢啊。昔有草船借箭，我今土城借石！金军也有抛石机，只不过小点而已。金国人还有两件绝密武器，在汴京保卫战当中得到了应用。一个是震天雷，另外一个是突火枪。今天的火药武器无外乎是三种形态：爆炸类、射击类和燃烧类。火器起源于中国，宋金时代，三种火器形态全部具备了。震天雷是一种爆炸性武器，一个大铁罐子，装上炸药，点着了用抛石机扔出去。史籍记载：“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一声巨响，百里地以外都能听见，能烧半亩地，铁甲都能点着。蒙古人身穿轻便的皮甲，更容易点着。突火枪类似于今天的火焰喷射器，史籍记载：“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兵一看，这咋整啊？咱拿抛石机砸他，他把石头攒起来回砸咱们。咱攻城，他拿大铁罐子烧咱们，拿火枪喷咱们。有一个蒙古将领建议速不台挖地道，从地面上打不过去，咱就穴地而进。速不台觉得挖地道倒是很可行，问题是我军没有工兵啊！挖地道要经过精确的计算，从军营开始挖，要正好挖到城墙下，这事怕咱干不了。于是，蒙古人用牛皮卷成桶，士兵躲在牛皮桶里，爬到城墙根底下开挖。汴京城墙下面，全是一条一条牛皮桶，蒙古兵跟地老鼠似的，逼进汴京城墙。守军一看，这太好对付了，拿铁丝系上震天雷，往城下扔。蒙古兵冲到城墙底下，上面的大铁罐子点着了，一下扔下来，连人带牛皮都炸成碎末。这时候速不台真束手无策了，所有招都想尽了，攻了整整十六个昼夜，汴京城就是攻不进去。蒙古军现在所能做的，只有挖开金哀宗母亲的坟墓，毁尸泄愤。但坟能刨开，城墙刨不开啊。这个时候速不台跟金国说了，前些天是误会，我接到我们大汗的诏书了，可以不打了。但是我不能白来一趟，你得犒赏我。金国只要蒙古军能退，给点钱也认了，准备下牛羊美酒，金银财宝去犒赏蒙古军，蒙古军稍退。蒙古军一退，百官上表庆贺，皇帝改元，大赦天下，撤御膳，裁冗员，圣旨改叫制旨，下罪己诏谴责自己一番，布衣听政，想大有作为。但实际上蒙古军只是稍退，围城之势并没有解除，这一幕跟一百多年前的靖康之变惊人地相似。一场保卫战下来，汴京城里面打死饿死的将近一百万人，尸体也来不及掩埋，瘟疫流行。金国就忙着处理这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