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曹叡：一个被后世严重低估的有为之君 却英年早逝 没杀司马懿是他最大的失误
魏明帝曹叡是曹魏第二位皇帝，他是一个文武全才，政治理想远大、政治才能极高的皇帝，他有着秦皇、汉武一般的政治追求，他也想成为像秦始皇、汉武帝一样的集权君主。但却未能获得一个好的结局，甚至让自己家族苦心经营三代的天下，成为了他人的囊中之物。曹叡是魏文帝曹丕与甄氏所生的儿子，是曹操的长孙，自小就聪明过人，深得曹操的喜爱，曹操每次举办宴会，都要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让他多留意法理政治，以便将来接班。但是曹操死后，曹丕于黄初二年赐死了甄氏，曹叡也受到母亲的牵连，从齐国公被降为平原侯，并没有第一时间成为太子。甄氏与曹植的故事，在民间被传得沸沸扬扬。但是这仅仅是民间故事，当不得真，没有证据证明甄氏与曹植之间有过男女私情。不过甄氏原来是袁绍的儿媳妇，想当年曹丕可是在攻破冀州后，从父亲手中抢来了甄氏。最开始的时候，曹丕对甄氏还是非常好的。只不过花无百日红，后来的曹丕宠爱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以及郭美人，甄氏失宠并颇有怨言，大怒之下的曹丕将甄氏赐死，并在下葬时以发覆面，以糠塞口，十分的绝情。母亲死后，曹叡也被父亲疏远，但在一次陪曹丕打猎时，曹叡抓住了机会。当时曹丕猎杀了一只母鹿，命令曹叡将母鹿身边的小鹿射死，而曹叡却没有照做。他的理由是：“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曹丕感觉这个儿子有仁爱之心，于是转变了看法，决定为了魏国的江山，让曹叡来接班。曹叡继承了曹家的江山，也继承了曹家人矛盾的性格。他在位时能力很强，军事才华尤其出众;但又大兴土木，追求享乐;他性格深沉，能纳谏言但做事往往随心所欲，甚至有些敏感多疑。他以法家思想治国，加强中央集权，稳定了曹魏政权，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曹叡的性格和母亲之死有关。父亲和母亲是夫妻，但是掌握权力的父亲可以一句话就让母亲永远的离开了自己，这就是权力的魔力。为了生存，他只得尽量讨好父亲，甚至对郭皇后也处处小心侍奉，唯恐一招不慎，招来大祸。所以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谨言慎行，而这种性格让他赢得了父亲的认可。当上皇帝后，曹叡仍然城府很深。不管是谁，在他面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都放在心里。他执政后，重用陈群等人，自己总揽军政，立志开疆拓土，一统天下。1、军事才能曹叡的军事才能是天生的，是来自祖父的遗传。他刚继位那年，孙权见曹丕新丧，欺负曹叡年幼，便进军江夏，想给曹叡一个下马威。曹魏政权的很多大臣都建议速发救兵，而曹叡却自有主张。他认为东吴只精通水战，这次扬短避长，就是想乘我们不备来搞偷袭的。现在他们的计划已被我们认破，江夏守将文聘又久经战阵，东吴必定讨不了便宜，不必在这时候劳师动众，徒伤国力。后来的事实果然如他所料，孙权一见曹魏已有准备，随便做做样子便退走了。曹叡当政之时，正是诸葛亮数度出祁山北伐的时候。特别是太和二年，诸葛亮取天水、南安和安定三郡后，曹魏朝野震动。而曹叡坚守的认为诸葛亮贪图小利，取三郡后不知退兵，正是破蜀良机，于是让司马懿带兵拒敌，果然在街亭重创蜀军。从此，魏国大臣们打消了对曹叡年轻的顾虑，曹叡成为诸葛亮北伐中最大的一个对手，并且诸葛亮一生也没有战胜过这个对手。2、雅量容谏《明帝纪》上记载：“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曹叡当了皇帝后，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普通老百姓的上书，曹叡都非常重视，必须一一亲自过目，从来没有厌烦过。对于朝中大臣们的进谏，曹叡不管有没有道理，都能容纳不同意见的存在。但是曹叡是个很有主见的皇帝，他认定的事，很难更改，也就是说大臣们的劝诫并不一定能有效果。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自诸葛亮死后，曹叡认为最大的敌人消失了，自此有所放松，整日沉迷酒色，大兴土木，大臣们屡屡劝谏，曹叡一概不理。但是他与一般的昏君不同的是，他并不因此打击报复大臣们，而是我行我素，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这也是他爷爷曹操的作风，自己认定的事不管别人如何看，都很难改变。3、法家治国曹操在世时，以法家之道治世，曹叡耳濡目染之下，对法家学说非常感兴趣。他采用卫凯的建议，“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专门制定了刑狱之律，减少死刑罪名，要求各级官员对待死刑判决一定要慎重，“议狱缓死，务从宽简”。曹叡上台后，让陈群等人制定了《新律》、《州郡令》、《尚书官令》等有关法律法规一百八十多篇，使得曹魏的法律在三国之中是最完善的一个。曹叡上台时，老爹曹丕给他留下了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等四个辅政大臣。曹叡通过加强中书省的职权和给予近臣充分的信任的办法，逐渐将四个顾命大臣出任方面领导，自己便可以不再受他们的掣肘，从而加强了皇权的集权统治。4、四尊儒重学曹叡祖孙三代都通儒家精典，曹操早在建安八年便在郡县设置学校，教授儒学;曹丕也设立过太学，置五经，倡导儒家学说。曹叡将儒家的“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当做国之纲纪，在洛阳修建了魏国宗庙，迎四世祖先入庙，议曹操为太祖，曹丕为高祖，建立了儒家庙祧制度。在选拔人才上，继承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观，用重才尊文的政策笼络读书人，建立了一套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的政治制度，以资治国之需要。对于一些浮华之徒，虽有名声，但对国家无益的，曹叡能够给予坚决打击。曹魏集团内部也存在一些小团体，他们思想新潮，喜欢评议时政，但又拿不出具体治之之策，而是借评议求名利。这些人以夏候玄、何晏、毕轨为代表，相互吹捧标榜，被曹叡定性为“浮华不务道者”，予以罢黜。这些浮华之徒鄙视刑名之术，他们大多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相互之间吹捧，对同党极力赞誉，用舆论来影响和代替政策，热衷清谈聚会，对政府品头论足，必然会遭受到“斥浮华，重实质”的曹叡的铁拳打击。虽然这些人盘根错节，很难清理干净，但是通过对他们的打击，延缓了这些所谓的“正始名士”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让原本强大的曹魏政权更加务实，为后来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5、皇帝文人曹叡喜欢和文人结交，也注意倡导奖掖文人，所以“自太和以迄正始，文人辈出”。就是那些浮华的文人，曹叡也不会伤害他们的性命，连做为文坛领袖的叔叔曹植，他也改变父亲的苛刻做法，而是给了叔叔一定程度的创作自由。曹叡将曹植从雍丘改到东阿，还时常关心曹植的生活，曹植自己也深为感动，说“文武二帝所以愍怜于臣，不复过于明诏”。所以曹植在曹叡时期创作了许多文章和诗歌，死后他的文章也被曹叡命人收录，对建安文学的传播还是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曹叡本人也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他写的《甄皇后哀策文》，感情真挚，情致委婉，是一篇怀念母亲的佳作;他留下来的十八首诗歌以《棹歌行》为代表，描写魏国平吴战争，将魏军出征时的威仪和军士的威猛刻画得栩栩如生，充满了亢奋的斗志。而在一些抒发个人感情的作品中，曹叡也善于将眼中的景物与心理联系起来，他的《长歌行》和《步出夏门行》等诗歌，将秋蝉、弱水、孤禽、落叶等意象入诗，借以表达自己年轻时被父亲不信任和排挤的郁闷，以及对那些在父亲面前进谗者的痛恨，具有一定的忧患意识和情深哀辞的风格。所以很多人将其列入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的过渡人物，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曹叡之行事，优缺点各占一半，其优点是善为军计、明察断狱、比较能客人直谏。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杀谏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见的，这算是他的特色。曹叡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还有在确定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没有认清司马氏一家的狼子野心，及时清除掉这个定时炸弹，从而为后来司马氏篡魏留下了伏笔。
魏晋时期的刘徽在数学方面有何成就？
刘徽是魏晋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对中国的古典数学理论的创立及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中国乃至时间的数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刘辉的简介吧。刘辉的出生日期，大约是在公元225年前后，他卒于295年，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得到数学家。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对后世数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数学界不可动摇的地位，也为数学界留下了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刘辉思维敏捷又刻苦好学，在数学上有着许多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他研究了古代中国的数学理论，从而整理出了一套数学体系，而他这方面的这就从他的数学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他那一套比较完整的数学理论又包括了通分、约分以及各运算法则，同时又从理论方面证明了无理方根的存在;刘辉还给了率一个明确地定义，再通过“率”来定义“方程”;同时他对勾股理论也做出了一定的发展。其二就是面积与体积理论。他提出了刘徽原理，并将多种面积或体积的问题加以解决。另外，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给出了对幽州率的计算方法，使圆周率又成为“徽率”。刘辉一直都在数学的海洋中遨游，不断地专研和学习，并提出新的见解和理论，对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徽是魏晋时期有名的数学家，他在数学上有着极大的成就，在数学界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他在十分简陋的环境中，冥思苦想，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理论。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与刘徽有关的故事吧。刘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乃至世界知名的数学家，他通过自己不断地研究，在十分简陋的环境下，提出了“割圆术”，进而得出了更精确地圆周率。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伟大的发现，也使中国对圆周率的计算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刘徽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割圆术的理论，可以利用它来计算圆周率。《九章算术》中提到“周三径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圆周率的近似值为三。但是，刘徽认为这个数字太笼统，不够准确，所以指出这个数字不能作为圆周率。后来，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刘徽发现圆内接多边形的边数增加得越多，那么多边形的周长就与圆的周长越来越接近，这也就是割圆术的由来了。利用割圆术，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切割，然后就是十二边形等一直计算下去，直到计算到九十六边形为止，能够得出的圆周率的近似值是3.14。然而刘徽对此并不满意，他后来又继续深入计算，得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为3.1416。刘徽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在数学上的成就对后世数学的发展，形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刘徽是实至名归的世界数学界的泰斗，他利用了各种优秀的理念，使传统数学得到了转变，数学研究也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留下的数学著作对数学界来说是珍宝一般的存在，《海岛算经》就是其中的一部。263年，刘徽著作了《九章算术注》，而《海岛算经》就是其中的第十卷。直到唐朝时，《海岛算经》才开始单独作为一部著作出现。这部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测量学著作，测量的都是与高和距离的问题。因此，有人说它是三角法的起源，但这其中并未涉及相关的理论和知识点。这部书一共有九个关于测量计算高远深广的问题，且都是采用表尺从不同的位置测望，然后取得这些测望值的差距，通过这些差距再来计算山高等距离问题。而在这些计算中，所运用的方法是筹算。因为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与海盗有关，所以这部书被取名为《海岛算经》。这部书，在唐初时单独成册，后来又被收录进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中。幸运的是，经历了千年的颠簸，这部书没有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如今被妥善的保管着。遗憾的是，虽然这部书没有失传，但是却没能留存于国内，而是被保存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有人曾指出，《海岛算经》让中国的测量学达到了巅峰，其测量术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四百年左右，可见古代中国测量学的先进。
渭水之盟： 盛世大唐崛起前面临的最大一次危机 最后在李世民的退步下 一场箭在弦上的大战终于偃旗息鼓
渭水之盟又称便桥之盟，指的是唐朝时期玄武门之变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与入侵的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的结盟。渭水之盟避免了唐朝在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为自己稳定局势。为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是唐朝与突厥强弱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今，人们一提起唐朝，便会想起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然而大唐也不是从开始就是如此强大，在唐朝建立初期，实力较弱，突厥实力强大，所以也曾与之交好。在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一年，就发生了渭水之盟。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让唐太宗李世民深以为耻的渭水之盟吧。隋唐之际，天下大乱，割据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突厥实力趁机强大起来，《新唐书》中记载道：“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崛起虎视，悉臣遵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在群雄并立的北方，为了争夺天下，各个割据势力不得不与之建立盟约关系。当然李渊也不例外，“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马刘文静往聘，与连和，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但是随着国内割据势力的逐渐平定，唐朝政权逐渐稳定后，对待东突厥的政策也逐渐开始改变。唐在对待东突厥的礼仪规格有所降低，这正是唐朝对待东突厥政策改变的表现。同时唐朝消灭众多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削弱了突厥的势力。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然后进宫禀其罪，威逼高祖李渊退位，八月九日，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突厥颉利可汗发兵寇边，南下进攻泾州，而后一路挺进到武功，一直到距离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水北岸，而长安城中只有寥寥数万兵力，形势危急，京师戒严。李世民令尉迟敬德前往前线，尉迟敬德抵达前线后，立即组织反攻，与突厥军队在泾阳打了一场恶战，尉迟敬德生擒敌军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并且击毙突厥骑兵一千余人。但是尉迟敬德并不能阻止突厥大军前进的步伐，颉利可汗率领二十万大军陈兵渭水北岸！迫不得已之下，唐太宗李世民使用疑兵之计，亲自带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大臣前往渭水，隔渭水与颉利可汗谈话，责备颉利可汗背负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而且唐太宗李世民又对颉利可汗许以大量金帛财物，“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双方即在渭水之上的便桥上杀白马以盟誓。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人生一大耻辱的“渭水之盟”，也称为“便桥之盟”。在渭水之盟以后的数年之间，唐太宗就打造了大唐的无敌雄狮，将东突厥生生撕碎，活捉颉利可汗，李世民用大唐的强盛根基来为自己洗刷了耻辱，从此之后，大唐仿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东灭高丽，西平西域，北出大漠。但在渭水之盟的当时，大唐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唐朝送给突厥大量金帛财物，双方在二十八日约和，而在三十日正式订立盟约，期间两天的时间双方应是在讨论合约的具体内容，唐朝也是在筹措财物；除了金帛财物之外，在此以后，“贞观初……时颉利可汗自势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其中“敕”为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形式，所以在唐建立以后所要争取的与突厥的平等地位失败了，可以猜测在盟约中存在唐朝恢复称臣于突厥的内容。这其实就是突厥对大唐的不平等条约，所以说这次盟约对于唐太宗来说，是一生之耻。纵观太宗一生从不是面对敌人委曲求全的人，何曾在自身实力可与敌人相当时退缩。武德三年虎牢关一役，太宗率领三千五百人大破窦建德十万大军，由此可见太宗之勇武。而在渭河时，太宗选择委曲求全，实际上是大唐当时实力上的弱小的原因，客观实力不如人，加之李世民刚刚即位，其登上皇位的进程中杀兄逼父实在恶劣，皇位不稳，尚未整合朝中力量，所以要以维稳为主。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在李世民立约罢战之前，尉迟敬德已经有小胜一场，但是李世民依然选择以较为屈辱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结合李世民的个人性格可知唐朝在当时与突厥的实力对比是处于下风的，而且实力差距较大。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借太宗之口说的实在是精辟：“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这充分说明了李世民的雄韬大略，而且在渭水之盟后的数年之内，太宗就灭了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一雪前耻。值得一提的是，在颉利可汗被俘，送至长安后，在太上皇的生日宴会上，命颉利可汗跳胡旋舞，这也算是唐太宗报复性的恶趣味吧。渭水之盟是唐政府对突厥关系史上的一次胜利。避免了唐朝在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从而稳固了唐朝初立的根基。从此唐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是唐与突厥强弱变化的转折。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并且挑拨颉利、突利二可汗和突厥与铁勒诸部的关系。公元627年，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唐朝在公元630年，灭掉了东突厥汗国。
为何说唐朝时很开放的？唐朝的开放表现在哪里
之所以说唐代这么开放，不如先说中国人有一种贞操观。其实，贞操观是阶级社会对女子的压迫的产物，题上方向相反的两个极端。贞操观应该说是阶级社会对女子的压迫，因为女子是男子的私有财产，不能让别人染指;同时为了确保财产能传至出自自己血统的子女手中，所以严格要求妻子的贞洁。而对男子来说，是从来不讲什么贞操的。与这种贞操观相对应的便是性自由。由于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因此，唐代人在我们的印象中显得很开放。唐代为什么比较性自由？原因一：政治原因唐代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处于鼎盛时期，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作为统治者禁锢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礼教，本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总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们的头脑、身体、七情六欲都管起来的必要，于是礼教也就愈加严格、周密而强化。从先秦到唐代，虽然在各代都不断有人出来倡扬女教，但统治阶级对这方面的束缚需要还不那么凄切。尤其是唐代，由于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原因二：经济原因唐代时，太平盛世时期比较长，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加较多，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原因三：民族融合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尔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
为何说宋朝是读书人的天堂？对文人有何福利
宋朝官员俸禄丰厚，朝廷变着法子地给官员发钱、发东西。禄米、俸钱是基本的收入，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官员们还领取职钱(俸钱类似基本工资，职钱类似于岗位工资)，享受免费住房、食宿和随扈，朝廷给每个官员配备免费仆人，最低的官员配给1名仆人，宰相可配给100人。此外，官员可享受名目繁多的福利补贴，比如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这些福利补贴合起来蔚为壮观，比月薪高多了。即便如此，皇帝似乎还觉得过意不去，动不动就赏赐大臣。“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搏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绩，亦被横赐。”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赵翼《廿二史札记?宋恩赏之厚》)遇到一次这样的赏赐，胜过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更让人羡慕的是，宋朝官员还有许多“默认”的收入，官府用公家钱借贷的利息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在官吏们中间均分;官员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全国各地可以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宋朝官员还有定期免费疗养的待遇，称为“祠禄之制”。所以，在宋朝做官就意味着荣华富贵，宋朝政权开放，多数高官都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比如宰相吕蒙正和范仲淹，尽管为官廉洁，生活却都富足奢华。吕蒙正退休后，在洛阳建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范仲淹捐钱在家乡修建“义庄”，赡养族人。北宋名臣苏轼，很会哭穷，说自己“为穷之冠”，但事实上他收入颇丰，生活优裕。以他在仕途低谷，任黄州团练副使时期为例，当时，苏轼穷得要自己割猪肉做“东坡肉”，自酿蜜酒，一副自己动手解决温饱的模样，可同时却在倒卖房屋牟利。他的一个同乡劝他在许州买房，因为那个地方房价低，苏轼回信说，他有现金“数百千”，他的儿子刚买了一座庄园，他自己在京师还有一些产业，变卖后凑钱“八百余千”，问他的同乡这些钱能在许州买多少房。同时，苏轼对京师一幢在售的豪宅——荆南头湖庄子也表示感兴趣，听说首付只要二百来千，便自己盘算“不知可信否？”所以，苏轼的穷，是与达官显贵的豪奢生活相比的穷，比起平头老百姓来，他已经是大富翁了。
王昭君：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昭君出塞让人们纪念两千多年 一曲琵琶两行泪 一颗丹心为汉庭
王昭君与西施、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在人们的心目中，王昭君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女英雄，一曲《昭君出塞》感动着无数代中国人。其实，更多时候，历史只让我们看到它光鲜的一面，历史背后的无奈与辛酸，却被如大漠黄沙般涌来的时间所覆盖。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家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唐代诗人杜甫的这首《咏怀古迹》将西汉时期昭君出塞时内心的悲怨凄苦刻画的淋漓尽致，大漠黄沙，背井离乡，远赴塞外，怎么看都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历史上公认的大美女王昭君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出塞与匈奴和亲又为汉匈和平立下了什么功劳?1、邻家有女，出水芙蓉王昭君名叫王嫱，西汉时期南郡秭归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以来，桃花嘤嘤、香溪清澈、柳烟黛色的秭归便是盛产美女之地，王昭君便是出生在这钟灵毓秀之地。据说，王昭君的母亲在40岁时梦见一轮皓月投入自己怀中之后才诞下了她。传说归传说，但是王昭君天生丽质、聪明贤惠确是不争的事实。两口子老来得女，自然是爱护有加，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再加上琴棋书画的刻意培养与熏陶，王昭君自然是出落的高贵典雅、娇美脱俗，芳名远播于南郡诸地。2、少女怀春，初入长安建昭元年，汉元帝选妃，全国适龄女子都渴望这飞上枝头变凤凰的荣耀。正值二八年华的王昭君亭亭玉立、落落大方，犹如一朵清丽脱俗的空谷幽兰，被纳选入宫。能以良家子的身份入宫，说明其家室清白，在当地应该也是名门望族。少女怀春，心中自是有些许期待。本以为接下来会顺利见到元帝，获得恩宠礼遇，可谁知，过程却是坎坷艰辛、一波三折。3、画师索贿，无缘面君进宫之后的王昭君傻眼了，全国各地选送的宫女实在是太多了，燕环肥瘦、形形色色。汉元帝又日理万机，政务繁忙，因此，几年来一直都没机会面君，少女心中自然是愁苦煎熬。对于这个事情，野史《西京杂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因为宫女太多，汉元帝命令画师给所有人画肖像，这样元帝在空闲时翻看画像就可以确定要宠幸的宫女。如此一来，画师就掌握了这些佳丽的“生杀大权”。很多宫女为了让画师在画自己时“笔下留情”，画的好看一点，往往会不惜财物，倾囊行贿。对于这个乱象，单纯的王昭君是抵制的。一来自己天生丽质，二来自己性格清高，不愿同流合污。结果就是画师真的把她画的很丑，这也让汉元帝彻底断了召见她的念头。于是，巍巍深宫之中又多了一个凄苦寂寞的女子。4、匈奴来降、欲为汉婿元帝时期，匈奴内讧，最终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归降汉朝并在汉朝协助下消灭郅支单于，统一匈奴诸部。竟宁元年，匈奴呼韩邪入朝觐见，欲尽臣子之礼。汉元帝一看呼韩邪这么上道，对其赏赐也是不吝丰厚，颇有丈母娘看女婿的意味。当呼韩邪提出想做汉朝女婿、永修汉匈万世和平时，兴头上的汉元帝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虽然答应了呼韩邪，但是汉元帝可不舍得真将公主许配给他。怎么办呢?随便找几个宫女冒充一下公主吧，就这样，“其貌不扬”、在宫闱之内打发漫漫长夜的王昭君被选中赏赐给了呼韩邪为妻。5、昭君出塞，悔之晚矣临走之前，汉元帝请呼韩邪吃了顿饭，权当给他送行。饭局上，俩人喝的有点多，都看到了云鬟拥翠，娇如杨柳迎风;粉颊喷红，艳似荷花映日的王昭君。呼韩邪内心狂喜，皇帝老哥够仗义，是个敞亮人;汉元帝内心则万马奔腾，这是王昭君?真人比画像好看太多了吧。本来想自己留下宠幸，又不好意思，毕竟堂堂一国之君，不能出尔反尔。唉，罢了罢了，让她跟着匈奴走吧。按照《西京杂记》的说法，昭君走后，长安宫廷画师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地震”，很多画师横死街头。不用想，肯定是盛怒之中的汉元帝干的，到手的美色飞走了，不斩画师斩谁。6、和亲匈奴，永固和平三月，关内草木已渐吐新芽、一派春暖花开的场景，塞外却是寒风阵阵、黄沙漫天。走在去往匈奴的漫漫长路上，王昭君确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如何不回头”的滋味，她心里百感交集，情不能自已。遥想入宫以来，未曾得到皇帝宠爱，如今转眼就要去到塞外，一想到此生恐怕难再见到自己的父母兄弟，不由悲从中来。此时，雁门关外，呼韩邪单于早已等候多时。塞外与关内景象截然不同，关内的草长莺飞已变成塞外的无边草原。匈奴驻地，张灯结彩、骏马奔驰、举族欢腾，呼韩邪单于站在王廷外与族人一同迎接这位来自中原的绝世美人。到匈奴后，王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寓意和平。在经历短暂的婚姻生活之后，呼韩邪单于去世，那年王昭君二十四岁。她请求回到汉庭，但汉成帝命令其遵守胡人规矩，与前阏氏儿子成亲。断了回去念头的王昭君复嫁给新继位的复株累单于，她积极向匈奴族人传授纺织技巧，同时教化胡人，深得匈奴人的尊敬和拥戴，为汉匈数十年的和平立下了不朽功劳。两千年来，昭君的名声越来越大，她被排进了古代四大美人之列，成了文人墨客笔下赞美的对象，成了朝廷树立的胡汉团结典型，成了老百姓口耳相传的英雄。
王阳明：学术思想对中国、日本、东南亚甚至全世界拥有深刻影响 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堪称一代完人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心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王守仁集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1472年，一个叫王云的孩子，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书香门第。王云很聪明，但有一毛病，到了四岁还不会开口说话。五岁那年，王云与一群孩童在外玩耍时，碰到一位气度不凡的和尚。他摸摸王云的头，叹息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孩童们将此事告诉了王云的父亲王华。王华一琢磨，将“王云”之名改为“守仁”。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所以，大家也叫他“王阳明”。说来真是神奇，名字一改，王阳明不久就会开口说话了。王华遂开始教他读书认字。1481年，王华参加殿试，没想到竟然高中状元，留京为官，担任翰林院修撰。第二年，他让家人赴京同住。王阳明便随祖父王伦一同前往。祖孙二人途径镇江金山寺时，一帮文人听说状元之父来了，遂设宴款待，想见识一下王伦的才学。王伦冥思苦想，吭哧半天，就是琢磨不出一首好诗来，尴尬之际，11岁的王阳明站了起来:“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此诗一出，震撼全场。众人震惊之余，便想：“定是王伦早已作好，然后故意作不上来，让孙子出来震慑我们。”文人们见窗外月色皎洁，便让王阳明以“蔽月山房”为题再赋一首,王阳明略微沉思后，昂首吟诵：“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慑于其诗之气魄，众人齐声叹服。到了京城，王阳明开始接受系统教育。12岁那年，一次课堂上，王阳明一本正经问先生：“人生何谓第一等事？”先生回答：“像你爹一样，读书登第是也。”王阳明道：“恐怕未必是读书登第。”先生反问：“那你觉得何为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说：“做圣贤！”王华闻之此事，拍桌而起：“狂妄之极。”王阳明15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去了一趟关外，让其领略辽阔的草原和大漠。没想到一回来，王阳明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几天后，他拿着奏疏找到父亲：“我已写好平安策，请转交皇上，我愿出关，讨平鞑靼！”王华把奏疏一扔：“无知之极，狂妄之极。”王华担心儿子走火入魔，所以一等王阳明满17岁，就挑选了江西一故交之女，然后告诉王阳明：“马上去江西结婚。”结婚那天，拜堂之际，大家却发现新郎不见了。岳父一家赶紧派人四处搜寻，次日凌晨才在道观里找到王阳明。原来，王阳明昨日出来闲逛时，路过道观，便进去和道士聊天，不料聊得投缘，竟忘了结婚一事。此事迅速传遍洪都，民众惊叹：“真乃一异人也。”1489年，王阳明带着妻子回老家余姚。途径广信时，他去拜访了理学家娄谅。“怎样才能成为圣贤呢？”娄谅答：“朱圣人的书中有答案。”回到老家，王阳明便开始研读朱熹之学。在那个年代，朱熹是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大圣人。他的《四书集注》是科考指定教材，他的思想被公认为“天下之真理”。朱熹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叫做“道”。道，就是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洞悉了道，就可以洞悉世间一切。如何才能悟道？朱熹说：格物致知。格，就是琢磨的意思——只有不停地格物，与事物亲密接触，才能明白其中包含的“理”。21岁那年，读完朱圣人之著作后，王阳明邀请朋友一起到家中“格竹”。两人坐在院子一棵翠竹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竹子，希望参透竹子的变化玄机，掌握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格了三天三夜，朋友砰一声晕倒了。格了七天七夜，王阳明也砰一声晕倒了。苏醒之后，王阳明长叹：“圣人之说可疑也！”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王阳明开始全面怀疑朱熹之学。一天，他游览杭州虎跑寺时，看见一位僧人正在打坐，据说其已不视不言三年。王阳明绕着和尚走了几圈，冷不防一声大喝：“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不知是禅机还是什么触动了和尚，他竟然睁眼“啊呀”了一声。王阳明盯着他：“家里还有何人？”和尚答：“还有老母。”王阳明问：“想念她吗？”和尚没有即刻回答，良久之后，才满脸羞愧地说：“怎能不想啊！”这句回答，让王阳明陷入沉思。朱熹把世界分成两块，一块叫“理”，一块叫“欲”。他认为“理”存于万物中，但“理”有一大敌，那就是“欲”。所以“存天理”，就必须“去人欲”。经历此事后，王阳明意识到：人之欲望，永远屹立于天地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泯灭。朱圣人之学说不符合人性。这两事对王阳明打击甚大，其做圣贤的理想就此破灭。从此，他开始沉迷于五件事：“任侠、骑射、词章、神仙、佛事。”1499年，28岁的他考中进士，当上了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从此步入仕途。1505年，正德皇帝继位。其荒淫无道，整天与太监混在一起。太监刘瑾狐假虎威，大坏朝政。1506年，戴铣、薄彦徽等人上书皇帝，要求严惩刘瑾一伙，结果反被打入死牢。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出于义愤，冒死上书，请求释放戴铣等人。结果被刘瑾重打四十大板后，贬去贵州龙场驿当一名没品级的驿丞。尽管这样，刘瑾仍不想放过王阳明，他暗中派人尾随王阳明，准备在其赴任途中将他害死。王阳明发现有人暗中跟随，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把衣物留在钱塘江边，留下遗诗：“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制造了一幕投水自杀的假象，追杀者方才终于放弃了追踪。经此一役，他对功名利禄不再挂怀。惟有生死一念，横亘于心。他凿了一副石椁，日夜端坐其中，自誓：“吾惟俟命而巳!”1508年的一天深夜，一声大笑破空而出，击破龙场山谷的宁静。王阳明从山洞狂奔而出，大呼：“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顿悟的“道”，是吾心之道，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本心”，这一本心实际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本原。我们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如感知外物、分辨善恶、判断推理，就在于我们具有这样一个“本心”。圣人之道原本就存于每个人的心中，故不必向心外去求什么，“吾心即道”。求理于吾心，就是“圣人之道”。王阳明就此开启“心即理”的心学命题，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此诞生。这门学问，后成为无数豪杰的指明灯，也使王阳明之名超越所有帝王，与孔孟朱并列，而永垂不朽。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困扰他20年的苦闷迎刃而解，其之心境也顿时豁然开朗，种菜之余，王阳明便开始授课，因俗化导，为民众讲解其心学。心学境界阔大又很接地气，所以四方民众及学子常来听学，王阳明之声名便不胫而走，很快，朝廷上下就无人不知王阳明了。1510年，王阳明被任命为庐陵知县。一到庐陵，王阳明就抓获了一个大盗。大盗摆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要杀要剐随便，道德廉耻之话少说。”王阳明说：“好热，把外衣脱了，我们再聊。”大盗说：“脱就脱！”过了一会，王阳明说：“实在是热，把内衣也脱了吧!”大盗说：“光膀子是常事，没什么大不了。”又过了一会，王阳明说：“把内裤也脱了吧，一丝不挂更自在。”大盗赶紧摇头：“使不得！使不得！”王阳明说：“你死都不怕，却怕一条内裤，说明有廉耻之心啊，我是可以跟你讲道德廉耻的！”大盗折服，乖乖认罪伏法。王阳明以心学为本实施开导教化，庐陵县政风民风为之焕然一新。“心学教化”加“善政辅佐”，六年间，王阳明官位一路高升，1516年，他竟然当上了三品大员——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命巡抚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地。为何让他巡抚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地？因为这四省交界的山区，盛产一种特产——土匪。山民暴乱，占山为王，拟官僭号，攻城掠地，危及政权，成为一方大患。上任后，王阳明并没仓促出兵，而是推出了三大举措。第一：“八府一州”立刻分析以往剿匪战例，摸清山贼详情。这一分析，他发现一个惊人巧合：每次官兵出击，不是扑空就是遭遇伏击。王阳明由此断定：官民之中，必有内贼。第二：“八府一州”挑选骁勇之人担任民兵，日夜操练。“强化剿匪的武装力量。”第三：推行“十家牌法”。“每十户人家编为一牌，互相监督，知贼情而不报，将被治罪。”三策一推，王阳明就准备出手了。一天，王阳明发布消息：“各军营做好准备，明日将出兵剿匪。”第二天，大家束装而待，可是等到天黑也不见命令下来。原来，这是王阳明设下的计谋，佯装剿匪，让内贼去通风报信。官兵与群众中的内贼纷纷上当，一一被王阳明秘密逮捕。“要么杀头，要么戴罪立功，你们选吧。”这没得选，只有戴罪立功。于是，在内贼为土匪谎报军情之下，王阳明发起了“漳南战役”“横水桶冈战役”“浰头战役”等平乱战争。猖獗数十年的山民暴乱，竟在两年内被王阳明彻底平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确保一方长治久安，必须注重教化，以正人心。于是王阳明一边剿匪，一边兴办学校和书院，讲授心学，所巡抚之地，民风遂焕然一新。在剿匪与讲学中，王阳明意识到：懂得“理”很重要，但实际运用也很重要。于是，他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理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不仅要认识“知”，更应当以“行”实践“知”，只有把“知”“行”统一起来，才称得上“善”。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应该去付诸实践。明白一个道理后不行动不实践，那就不算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实践若符合这个道理，那“知”才算真知。实践若与道理相悖，那“知”就不是真知。“知行合一”理论，后来影响了东亚无数豪杰。振聋发聩的“知行合一”，就是强调要内圣外王，将心性之学转化为卓越的事功，最终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境界：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很快，王阳明理论就有了实践之地。1519年，居住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剿匪之后，王阳明虽持有旗牌，但民兵已散，他手上无兵可用。一听到朱宸濠举兵造反了，王阳明就开始推算他叛乱的三种路径：一、出其不意直取京师，此上策。二、攻下南京，再对决北京，此中策。三、蹲在南昌不动，此下策。王阳明决定发动“心战”，逼迫朱宸濠实施下策。心战一：空城计。他找来几个戏子扮成士兵，把假造的公文缝在衣服里，成心让宁王府的内线看见。宁王府捉到这几个戏子后，在其衣服内层发现了王阳明写给皇帝的密函：“已从两广和福建调兵16万，不日进攻南昌。”朱宸濠吓得浑身一哆嗦。心战二：反间计。王阳明写信给朱宸濠的谋士，让他们劝宁王：“迅速离开南昌、去攻南京，配合我偷袭南昌。”于是，朱宸濠遂怀疑谋士通敌，不敢接受他们进攻南京的建议。十几天后，等朱宸濠醒悟过来时，王阳明已经集结了七八万兵力。心战三：调虎离山计。王阳明派一队人马佯攻南昌，然后遭遇朱宸濠大军，一阵猛攻后，假装败退，朱宸濠遂率大军追击。等叛军倾巢而出后，王阳明立派另一队人马突袭南昌，不用吹灰之力，就拿下朱宸濠老巢。心战四：攻心计。为收复南昌，朱宸濠决定与王阳明在鄱阳湖展开决战。王阳明下令制作了无数竹牌木牌，上书：宸濠叛逆，罪不容诛。协从人等，有手持此板，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然后将这免死牌投入鄱阳湖中。叛军几乎人手一块，军心哗变。朱宸濠仰天长叹：“好个王守仁，以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就这样，只用了短短一个多月，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在王阳明谈笑之间灰飞烟灭。王阳明独自平息叛乱之时，很多大臣都躲起来不吭声。但抓住朱宸濠后，这些人一下蹦了出来，开始大肆诽谤攻击王阳明：“王阳明与朱宸濠之间早有通谋勾结。”“因虑事不成才迫起兵。”这一切，早就在王阳明预料之中。故谣言未起之前、上书捷报之时，他就申明：平定叛乱乃奉旨行事，武宗皇帝乃最大功臣。然后迅速把朱宸濠交给钦差总督张永。所以谣言四起后，皇帝自然不信王阳明会与朱宸濠勾结。随后，王阳明四次请求回家祭祖，回家祭祖，其实就是想辞官回家。武宗皇帝当然明白，所以不许，让王阳明做江西巡抚，继续讨贼。1521年，武宗皇帝病逝，无嗣，立从弟为帝，是为世宗。世宗即位后，追录平叛之功，遂升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王阳明不赴，欲告假省亲。但世宗皇帝不许他推辞。友问王阳明：为何推辞皇上赏赐？王阳明说了这么一段话：“埋没别人善举，偷占部下功劳，忘掉自己耻辱，这是造成灾祸的重大原因。我不接受赏赐，是为了避祸。”其实，王阳明还有另一目的，“传授心学，才是我一生之宏愿。”1522年，王阳明父亲王华逝世，王阳明遂借机回老家服丧，开始在绍兴、余姚两地讲授心学。讲学期间，在“知行合一”基础上，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理论。阳明心学之理论体系就此完成——“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应该“知行合一”地去提高内心的修养和智识，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心即理”是起因，“知行合一”是过程实践，“致良知”是根本目的。三者形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世界虽然纷繁复杂，但我们只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致良知的前提下，去知行合一地实践，那么人人皆可以成为圣贤。六年里，王阳明专注于讲学授徒，其心学理论很快风行整个东亚，四方求学者云集响应，其势如旋风，震动朝野。1527年，朝廷诏书数下，命王阳明为两广总督，前往广西平息思田“叛乱”。王阳明以抚代剿，创新“土司与流官制度并用”制度，三个月就平息了思田之乱。然后，王阳明又运用奇谋，5个月就剿灭了让朝廷头痛多年的断藤峡及八寨之匪乱。1528年，王阳明身体急剧恶化，咳痢之疾日益加剧。自知时日不多，他立即上书辞官返乡。1528年11月29日，王阳明从一个美梦中醒来，问弟子周积：“到哪里了？”周积回答：“青龙铺。”王阳明问：“到南康还有多远？”周积回答：“还有一大段距离。”王阳明说：“恐怕来不及了。”周积赶紧替他更换了衣冠，然后流着泪问：“先生有何遗言？”王守仁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1908年，一位留学日本的浙江青年，目睹阳明心学在日本的盛行后，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道：“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在阅读王阳明《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这位浙江青年，就是蒋介石。蒋介石震撼不已，他万万想不到：阳明心学在影响明清两代无数豪雄后，竟然传到了日本。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日本之崛起竟与阳明心学息息相关。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与欧美列强分庭抗礼，一切都得归功于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推手，就是王阳明的阳明心学。章太炎曾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深入了解后，蒋介石慨然长叹：“中日两国的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而更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阳明心学后来还成为战后日本崛起之重器。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日本国立银行创始人、实业巨擘涩泽荣一，早稻田大学创始人、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数之不尽的日本政治家、企业家，都将王阳明及阳明心学奉若神明。日本超过150年的企业现有2万多家，而中国不足100家。日本为何这么牛？答案就是：无所不在的匠人精神。而匠人精神之核心，就是阳明心学。被中国人遗忘的王阳明，被日本拾起，成为其崛起之引擎。幸好，还有人记得王阳明。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说：“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忘了王阳明。有一年，王阳明和朋友到山间游玩。朋友指着岩石间一朵花对王阳明说：“你经常说，天下一切物都在人心中。这花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体制，没有人能替你看顾你的内心。唯有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来。
王莽改制的背景与结果 王莽改制的评价
王莽，公元前45年至公元23年，字巨君，汉朝夏郡新市人，今湖北京山人，西汉后期外戚，为新都县袁侯王曼之次子，是汉元帝时，皇后兄弟大司马王凤的侄子。他的命运有些曲折，在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兄弟相继去世，由他的叔父抚养长大。王莽改制是历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王莽改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1、王莽改制的背景王莽改制的背景还要从西汉末年开始说起，那时候年仅两岁的刘婴担任着皇帝的职务，但是由于他的年龄过小，根本无法管理，再加上统治阶层的肆意挥霍，致使国库日益空虚，为了填充国库，赋税的数量日益增加，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之间的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激化，百姓流离失所，怨声四起，地方起义不断涌现。另外王莽改制的背景还包括当时的王莽正直青年，为人谦逊，礼贤下士，被视为能够挽救社会危机就民与水火的不二人选，在众人的拥戴下，他于初始元年(公元8年)接受了刘婴的禅让称帝，国号为“新”。历史上又称之为新朝。王莽继位后，一方面为了改朝换代，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他于称帝后的第二年便实施了改制。王莽改制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为了安抚民心，保障新政能够顺利进行，他打出了《周礼》的旗号。并扬言到：《周礼》是圣人提出的制度，反对新政者即为反对《周礼》，反对纲常礼教。2、王莽改制的结果王莽是西汉时期的新朝的皇帝，他通过符命禅让的方式坐上了皇帝，并且在掌握政权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是王莽改制的结果却不如人意。王莽原打算借古周王朝之势改革以巩固自身的地位，解决社会问题，缓和阶级矛盾，但是结果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具体的王莽改制的结果是怎样的呢？王莽改制的结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他为改制而做出的一系列举措非但没有起到一定的成效，反而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甚至进而导致汉王朝积蓄已久的弊病一下子爆发，引发了一些农民起义活动，最后也造成了王莽身死朝灭的悲惨下场。另外王莽改制的结果还在于导致农民起义的规模渐渐扩大，军队长驱直入进入长安，王莽见形势不好，对自己有了威胁连忙携公卿大夫等数千人逃往渐台，不过短短几天常安就失守了，王邑领伤兵退守渐台，将士死伤无数。最后王莽却是被一个商人杜吴于无意中斩杀，也没有得到善终，甚至连他的尸体都被肢解，还将他的头颅挂了出来。就王莽改制的初衷来说，并没有太大的过错，也是想着改革社会问题，巩固西汉的统治，只是王莽本人的性格问题和当时的土地兼并的社会问题太过严重，阶级矛盾深化，内忧外患不绝，所以导致了王莽改制的结果就如他本人最后的下场一样不得善终了。3、王莽改制的评价王莽是西汉时期的新朝的皇帝，他通过符命禅让的方式坐上了皇帝，并且在掌握政权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是王莽改制的结果并不如人意。那么世人对于王莽改制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吗？在评价王莽改制的时候，有的学者说到王莽的改制最终导致了整个王朝的没落。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评价王莽改制呢？首先因为这场改制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明确，一旦各阶级利益得不到保证，改制必然失败。其次就是王莽轻率的改名和武力的频繁动用。不过关于王莽改制的评价也是有积极的一面的？王莽改制里面的王田制为均田制做了贡献，蕴含了儒家均衡平分的思想，还有币制的大胆改革也为后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意义。所以这次改革虽然没有符合实情发展，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另外有人在谈起对王莽改制的评价的时候曾提出王莽是个穿越者的趣论，王莽对奴隶制度深恶痛绝，又让那些无业游民必须劳动，对科技大胆创新提出构想颇似80年代的人。还有人在评价王莽改制的时候说王莽是个值得上千人人陪他赴死的人。因为王莽理解普通民众的苦难，经常为一些灾民募集灾款，甚至还为一些流民在长安定居，也和太后一起动用国库试图救助每一个需要救助的人。通过对王莽改制的评价，世人明白了做事情需要有实际的利益，根据实际情况做事。不过王莽的行为虽然没有给每个人都带来实际利益，但是总能起到一些安抚作用，这也是这场改制值得赞赏的一面。
王翦：战国四大名将之一 消灭燕赵并以秦国60万兵力消灭楚国 是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之一
王翦是战国时期秦国名将、杰出的军事家。少时喜欢军事，随侍秦王嬴政。率军攻破赵国都城邯郸，扫平三晋地区。统兵60万大败项燕，消灭楚国。联同儿子王贲，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开疆扩土的最大功臣。1、精于谋略 计杀魏齐报相仇王翦是战国时期秦国关中人，他年少时期就喜欢军事，为人处世富有谋略。在秦昭王时期王翦就受举荐入朝为官，只是当时秦国人才辈出，文有相国范雎，武有司马错、白起，所以他并没有过多的表现机会。秦相范雎是当时著名的谋士，以“远交近攻”的谋略加速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为秦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范雎早期并不得志，起初在魏国丞相魏齐手下当门客时，险些命丧魏齐之手，后辗转投奔秦国得到重用，终位极人臣成为秦相。只是，范雎始终对仇人魏齐念念不忘，仗着秦国强势，范雎曾扬言威胁，要魏国交出魏齐，否则将举兵伐魏。魏齐因为害怕，便弃相印逃到了当时可以和秦国抗衡的赵国，投在平原君赵胜门下，寻求避难，致使范雎一时无法复仇。长平之战后，赵国元气大伤，王翦看到了机会，及时向秦昭王献计，由昭王修书一封，约平原君赵胜到函谷关赴宴。昭王依计而行，秦强赵弱，迫于压力平原君如约而来，秦王则借机将其扣留，押解至咸阳。之后传讯给赵王，称不交出魏齐，就不释放平原君。长平之战刚过，赵孝成王正惊魂未定，平原君对其极为重要，秦国更是得罪不起。于是，赵王便派兵围住平原君府，意图擒拿魏齐。但魏齐提前得到消息，早已逃走，投奔到魏国信陵君那里。此时魏国也是自身难保，自然不会引火烧身，信陵君不敢收留，魏齐走投无路之下，拔剑自刎。之后，赵孝成王得魏齐之首，星夜派人送往咸阳，秦王才释放了平原君归赵。王翦此计未费秦国一兵一卒而得魏齐之首，解了相国范雎多年的心头之恨。此后，王翦更加受到秦王和秦相范雎的赏识，逐步担负要职，为以后的建功成名打下了基础。王翦，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秦国关中人，历仕秦国四朝君王。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名将。王翦多谋善战，秦王政期间，多次带兵破赵，攻陷邯郸，灭赵，亡燕。后大破楚军，攻灭楚国，南征百越，因功封武成侯，是秦朝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之一。2、心腹近臣 横扫诸侯灭顽赵话说王翦入朝为官后，在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三朝，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因为颇有谋略，也慢慢受到重用，开始逐步带兵，到秦王政继位时，他已经开始负责都城的防卫工作，也是君王的心腹近臣。秦王政即位之初，由于年少，国政长期由相邦吕不韦把持。吕不韦权倾朝野，经常与太后有不齿之事，见秦始皇日渐年长，怕东窗事发想离开太后，又怕太后怨恨，所以献假宦官嫪毐给太后。嫪毐与太后在秦故都雍城生下了两个私生子，在太后的帮助下，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因为担心事情迟早会暴露，嫪毐也不愿坐以待毙，便自收党羽，在雍城长年经营，建立了庞大的势力，企图伺机叛乱。公元前238年，嬴政按礼制欲前往太后所在的雍城行郊礼，出发前，命王翦领兵镇守咸阳，另派三万精锐保护秦王出行。秦王离开后，吕不韦在国都咸阳负责国政，王翦不动声色，调遣兵力，严阵以待，以防吕不韦伺机生变。之后，嫪毐终因淫乱宫闱的罪行败露，便发动兵变，试图进攻秦王嬴政所在的蕲年宫，史称“蕲年宫之变”。秦王及时察觉了这一阴谋，抢先发兵平定叛乱，追斩嫪毐，清洗了嫪毐集团。因此事涉及吕不韦，秦王便借机免去了其相邦之职，不久后，吕不韦畏罪自杀。铲除吕不韦和嫪毐后，秦王嬴政正式亲政，开始着手一统天下，这场统一战争以前236年秦军伐赵拉开序幕，前后持续了十五年，而王翦无疑是统一战争中最耀眼的人物之一。期间，除了最先灭亡的韩国王翦没有参与外，其他五国，要么是王翦带兵所灭，要么是其子王贲攻克而亡。公元前236年，王翦奉命领兵攻打赵国的阏与，王翦到职领军只十八天，就下令军中不满百石的校尉卸甲回家，只从原军队的十名将官中选出两人留在军中，结果留下来的都是军中精锐。王翦就带着这支士气很高的部队攻下了阏与，之后一并攻取了赵国的九座城邑。公元前229年，王翦奉命伐赵，率军从郡上发兵，下井陉。准备一举攻灭赵国。结果遇上了赵国名将李牧，两军相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一时无法取胜。王翦便上报秦王，采用了反间计，成功除掉了李牧。李牧被杀后，王翦率秦军势如破竹，大败赵军，杀了赵军主将赵葱，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将赵国原来的土地并入为秦地，自此，对秦国统一造成了巨大阻碍，长期顽强抗争的赵国落下了帷幕。两年后，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秦王政盛怒之下，派王翦领军攻打燕国。燕军自然无法和秦军抗衡，在易水河边兵败。王翦乘势攻取了燕都蓟城，燕王喜逃到了辽东，燕国也名存实亡了。3、复出灭楚 急流勇退成善终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后，秦军势如破竹，数年间多国相继灭亡，最后只剩下了楚国和齐国，其中楚国更为强大。公元前224年，秦王政召集群臣，商议灭楚大计，王翦认为“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则认为“不过二十万人”便可打败楚国，秦王政大喜，认为王翦老不堪用，便派李信和蒙武率兵二十万，南下伐楚。王翦则借机称病辞朝，回归故里。秦军伐楚，楚国名将项燕率军迎战，起初，楚军故意示弱，隐藏精锐主力，且战且退，待秦军撤军之时，尾随三天三夜，乘其不备，从后突袭李信，大破秦军两营兵力，斩杀秦军七个都尉，此役是为秦灭六国期间少有的败仗之一。秦王政听到这个消息，震怒之后，认识到楚国虽已衰弱，但毕竟地广人众，仍具有一定实力，非轻易可灭。他亲赴频阳王翦家，向王翦致歉，敦请其统兵出征，并按其要求调军六十万归其指挥。于是，王翦统领大军启程，出征时还不忘向秦王请求赏赐，要了很多田宅园池，说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直到率军出关前，又连续五次求赐良田，连他的部下也开始觉得老将军做的有点太过份了。王翦这时才说出了自己的用意，秦王生性多疑，如今秦国精锐士兵全交到了自己手中，此时只有向秦王多要财物，才可以表明自己除了金钱以外别无他求，借此消除秦王担心他拥兵自立的疑惧。然而，王翦领兵伐楚，大军抵达楚国之后，整整一年却坚壁不出，六十万士兵都固守营垒休养生息，楚军多次挑战，终不肯出。王翦与士兵共同生活，并关心其饮食起居，甚至每天组织比赛投石作为娱乐。楚军求战不得，对秦军又无可奈何，日久便斗志松懈。一年后，楚军因补给困难，粮草难以为继，无奈之下，项燕只好率军东撤。就在楚军调动之际，王翦突然率兵出击，大破楚军，斩杀楚军主帅项燕。之后攻破楚都，虏楚王负刍，平定了楚国。随后，王翦又顺势南征百越，取得了胜利，因功晋封武成侯。王翦身为四朝元老，不仅军事才能突出，而且极富政治智慧。在攻下燕都之后，就上表告老还乡。当再度出山拥有重兵之时，能够及时设法消除君王的顾虑，在灭楚后，坚持彻底隐退，功高而主不疑，从而得以善终。
王曾：北宋中期的一代名相 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并走上相位的状元 用奸计比奸臣还奸 用小人手段整小人
王曾是北宋名相，少年孤苦，善作文辞，为人刚正不阿，端正持重。咸平年间，王曾连中三元，两拜参知政事。曾以计智逐权臣丁谓，朝廷倚以为重。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但又绵里藏针很会用计谋，所以他在宦海沉浮几十年，最终还能善终。王曾是北宋名相，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状元宰相。这位爷，是乡试第一、会试第一、廷试第一，连中三元的牛人。王曾为“开闽三王”王审邽的子弟，算是名门之后。他八岁的时候失去双亲，被叔父王宗元收养，此后迁居山东省青州县益都。王曾小小年纪就有凌云之志，言“平生志不在温饱。”于是他少时勤奋，努力向学，最终学有所成。长大之后眉目如画，一表人才，为人端厚，进止有礼，得以科举入仕。咸平五年，王曾被皇帝钦点为廷试第一状元，此后开始进入仕途，授将作监丞，通判济州。金榜题名之后，他将这个好消息写信告知叔父，信中言：“曾今日殿前，唱名忝第一，此乃先世泉州王审邽积德，大人不必过喜。”获得金榜第一，得圣上钦点，还能不骄不躁，让人佩服。任期满后回京，诏试学士院，授职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澶渊之盟”签订后，王曾升右正言、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当时各地都有祥瑞出现，纷纷上奏，并且大肆称赞宋真宗功绩。王曾却十分冷静，上表劝诫宋真宗不要居功自傲。后来宋真宗开始大修玉清昭应宫时，也是王曾顶着压力上表劝谏，言明动工五大害。王曾一次次的上奏劝谏，宋真宗虽然一时不舒服，但是对王曾的信任却加深了。所以后来宋真宗想要沿用郎中之职判大理寺的官制之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曾，特定让王曾担任此职。甚至对于王曾就任此职，宋真宗还特地召见王曾，嘱咐他：“刑狱，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如今将以此职委屈你了。”王曾后来主管审刑院，秉公办事，严明法律。同时对于一些不当的处罚措施，进行改正。为了能够更加公正，以过失论错败，他还专门上奏宋真宗，请求“只对接受皇帝亲自下诏者才予以判刑。”宋真宗接受王曾的建议，改正了此项规定。因为在大理寺的功绩，王曾顺利的升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司、勾当三班院，以右谏议大夫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相当于副相，担任此项职位，已经可以将自己的才能施展开来，报效国家了。不过可惜的是，王曾没有多久，因为受到宰相王钦若排挤陷害，罢为尚书礼部侍郎、判都省，离京出任应天知府。不久复任参知政事，升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宋真宗病重之后，太子赵祯虽然代为听政，但是真正执掌朝政的却是刘皇后。他十分反对刘后把持朝政，而将真正皇位继承人排挤在一边的做法。后来宋真宗离世，太子继位，是为宋仁宗。也是王曾拒绝丁谓让宋仁宗只每月初一十五接见大臣，由刘后处置政事的决断。改为沿袭西汉古礼，刘后坐在仁宗右边，垂帘听政，保证皇帝的权利。宰相王钦若去世王曾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他尽心尽责，为百姓谋福利，为国事尽忠。等到刘太后去世之后，宋仁宗亲政。因为王曾在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一直在保证皇权在后权之上的地位，所以受到仁宗重用，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佑元年，王曾又为枢密使，次年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后来因为吕夷简任参知政事，两人政见不合，请求罢免吕夷简。王曾和吕夷简两人在宋仁宗面前争辩不休，最终王曾说自己也有过错，请求和吕夷简一起被罢官。于是王曾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宝元元年，王曾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一岁，朝廷赠侍中，赐谥“文正”，仁宗还亲篆王曾碑首为“旌贤之碑”。王曾出生和离世的时候都是有征兆的，他出生的时候，母亲梦见了孔子的高徒曾参，因此给他取名王曾，至于他后来考试连中三元，也被人们认为理所应当，毕竟他是孔子高徒投胎转世，有这样的成绩也在预料之中。而王曾死前一个月的时候，有一颗大星星在他家附近陨落，他的随从吓坏了，把这事情告诉了王曾，王曾知道自己寿限已至，于是就对随从说，不用惊慌，一个月之后你就知道这颗星星坠落的原因了。果然一个月之后王曾病逝，朝廷还给他赏了谥号“文正”，在那个年代这是文官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宋仁宗刚刚继位时年龄很小，那个时候王曾在朝廷做副宰相，国事都交给了刘娥刘太后处理。王曾起草了这样一份诏书：“以明肃皇后辅助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这诏书中的权字是代理的意思，非常巧妙地限制了刘太后的权利，当时的宰相丁谓建议把这个权字去掉，王曾直言道：“现在皇帝年幼，太后执政本来就是国家走霉运的时候，如果再去掉这个权字，可能国运会更不旺，”这话传到了刘太后耳朵里，刘太后对王曾非常反感。后来刘太后掌权之后，行事越来越自我，有些时候根本不听取皇帝和大臣的意见，独断专权，很多大臣都担心刘太后会跟武则天学，有朝一日更换国号，但是却没有人敢跟人刘太后直言。于是王曾就跟大臣钱惟演说：“皇帝年幼，刘太后操劳国事费心费力，当然刘太后这么做，其实是帮助自己的皇帝儿子，也是在帮助自己，同样是帮助他们老刘家。”王曾知道钱惟演跟刘太后是亲戚，他一定会把这话传到太后耳朵里，果然太后听了王曾的这些话，收敛了很多，王曾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不硬碰硬。有些忠臣喜欢以死进谏，实际上很愚蠢，不光丢了性命，也会引起当政者的反感，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刘太后辅佐宋仁宗治理朝政的时候，大权其实是在宰相丁谓的手里，宰相丁谓出了个主意，每月初一十五两天，皇上跟大臣见面议事，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让太后跟大臣一起商量，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太后身边的小太监雷允恭汇报给太后，然后由太后做主。丁谓这样的操作，就是将太后跟大臣们完全分开，所有国事都是通过太监雷允恭传进去，而太后的意见也是通过雷允恭传出来，这样一来丁谓和雷允恭里应外合，就把朝廷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王曾把这一切看得很明白，但是他没有急于拆穿丁谓，清官寇准遭贬的时候，王曾也想替寇准说话，但丁谓抓住了王曾的弱点，因为王曾曾经把房子借给寇准住过。于是王曾在丁谓面前变得非常顺从，当时的内阁大臣，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曹利用和冯拯。冯拯为人老实，曹利用又是丁谓的人，所以内阁大臣中还是丁谓说了算。王曾沉寂了一段时间，丁谓看到他很老实，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有一天王曾很恭顺的请示丁谓，说自己想过继个儿子，希望得到太后的允准，他还让丁谓跟他一起去面见太后。丁谓觉得这是小事，于是就让王曾自己进宫见太后，王曾进宫后就把丁谓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了刘太后。正好碰上雷允恭在修宋真宗皇帝陵墓时出现了纰漏，导致陵墓进水，王曾借机借题发挥，将雷允恭关押起来，说丁谓跟雷允恭合谋，打算通过毁了宋真宗的陵墓风水篡权。这下子触动了刘太后的底线，丁谓因此被除掉。王曾对付这奸臣的办法真的很高明。先是卧薪尝胆，趁丁谓放松警惕，然后一击即中，对付奸臣懂得对症下药使用奸计，否则还不等对付别人，就被别人算计了。王曾虽然扳倒了丁谓，但是他却没有强加罪行给丁谓的同伙曹利用，之前曹利用仗着丁谓的权势作威作福，还经常说王曾的坏话，王曾之前也揭发过他的恶行，可是扳倒丁谓后，王曾并没有趁机除掉曹利用。刘太后就问他为什么不把曹利用一起除掉？王曾说，曹利用仗势欺人当然要揭发他，但是他没有的罪，我也不会强加给他。由此看得出来王曾的为人非常正直，同时王曾也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他曾经在天府担任市长的时候，市面上谣言说有妖怪，晚上飞来飞去还吃人，当时搞得人心惶惶，王曾就让自己官府的大门开着，说看见妖怪就捉起来，结果日后妖怪就不见了。王曾为人非常严谨，不苟言笑，有次宋真宗召见他商量国事，由于比较着急就没有穿官服，宋真宗特地给王曾解释是因为一时没来得及，在他面前连皇帝也会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当然他平时的一本正经，也让很多人觉得跟他相处起来有些不自在，他曾经训斥洛阳的那帮文人欧阳修、尹洙、梅尧臣等，说他们不关心国家政事，只会吟诗作赋。欧阳修心直口快的说，有的人胡子白了还不知道退休，当时王曾就已经是白胡子了，所以他的不苟言笑也让别人觉得他不合群。他对待自己的妹夫也使用奸计，他妹夫是孔子的后人，但是跟妹妹关系不好，于是他就去了一趟妹妹家，随后对外散布谣言，妹夫想要用毒酒毒死他。这事让他的妹夫名声扫地，皇上本来要严查这件事，王曾害怕查出真相，于是劝皇上这是封禅的关键时刻，而且妹夫又是孔家的后人，彻查恐怕影响封禅大事，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而妹夫则一辈子背着这个恶名声，看来王曾在任何事上都会用计谋。王曾一辈子对朝廷忠心耿耿，不圆滑，肯定会损害不少人的利益，得罪很多人，但他最终却还得到朝廷的封赏，主要原因就是他善用计谋，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性格最相近的人却做了一辈子敌人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之争
北宋曾经有两个宰相，一个叫司马光，一个叫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 他们因为一场变法，从好友变成了政敌。他们分处不同的阵营，他们有着各自的坚持和原则，他们有着各自要守护的利益。他们不再是朋友，亲人，爱人，而是竞争对手。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北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是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一个是极力反对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可是两人的争斗是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和宏伟抱负，而非为了一己之私，所以他们的争斗是君子之争，体现出来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而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人身诋毁，二人在品德、学识、性格上却又有许多共同之处。王安石生于1021年，21岁中进士。司马光生于1019年， 19岁中进士。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道：“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诰，在为司马光升职所拟的诏书中，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 “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等赞美之语。司马光比王安石早两年中进士，但他钦佩王安石的学识，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其中在1059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之后，别具一格地创作了《明妃曲》，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均有和作。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为群牧使的群牧司当判官，应为“同僚”。包拯请客，司马光本来不大喝酒，觉得包拯劝酒、盛情难却，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不管包拯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倔强之人。而两人还共同担任皇帝文学侍从。《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司马光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仁宗嘉祐间同在从班，特相友善，闲暇的时候，多于僧舍或坊间聚会，往往谈论宴饮终日，他人少得参与，时人称作“嘉祐四友”。那个时代，司马光与王安石犹如灿烂的明星，交相映辉。他们都是才高一世、名重文坛的巨子，不仅才高过人，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为学则勤奋，为官则清廉，是德才兼备的时代精英。王安石则“早以辞学知名”， “博通经史”，司马光“博涉经史，善属文”。由于长辈和嘉佑诸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变得“名重天下”。熙宁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司马光弹冠相庆。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 “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声色，不喜奢靡。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翻开《宋史》，王安石拒贿之事也不罕见。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投其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并当面夸耀宝砚的好处：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载，王安石私宅中有一张藤床是公家的财物，是王安石当宰相时夫人吴氏借用的。罢相之后，一群小吏多次来索要，吴氏一直置之不理，家中的仆人只好悄悄地告诉了王安石。平素就邋遢惯了的王安石脱了鞋，光着脚丫子脏兮兮地在这张藤床上地躺了很长时间。素有洁癖的夫人吴氏见了，赶紧用手捂着嘴巴，让人马上把这张藤床送还给官府。从这则王安石巧还藤床的故事，可见王安石公私分明，不贪图公家之物。他身为宰相，但并无私第，罢相后隐居金陵郊外，只有茅舍一处，仅能遮蔽风雨，四周连院墙都没有。王安石一生不讲饮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官，如此行事，难能可贵。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萧公子暗想王安石当朝宰相，一定会盛宴款待，于是他盛装前往。可是当入席时，一看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又上了一份菜汤。萧公子很娇惯，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全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他的政敌司马光在这点上与其相似，也是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在那里读书写作。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华，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长辈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一次“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进土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红花，以示荣耀。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宋仁宗每年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折合百余万钱之巨。作为谏官的司马光三次上书规谏：“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皇帝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坚决不留在自己家里。司马光的朋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有一次，陕州知府刘仲得知司马光要途经此地，便派人带着几坛好酒追至渡口。司马光苦口婆心地说：“我不是要谢绝刘仲通的一片好心，但沿途很多苍生连饭也吃不饱，很多人用野菜果腹，我无意享受这琼浆好菜。”之后，再无官衙为司马光设席送礼了。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和王安石私生活都非常检点，不逊声色，是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为他买了一个小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那女子说：“我的丈夫是军中官员，运米时船沉，家中资产都赔上还不够，还要卖了我来补偿。”王安石问：“夫人买你花了多少钱?”女子说：“九十万钱。”王安石叫来她的丈夫，对他说：“把你媳妇领走，九十万钱也不用退了。”那对夫妇破镜重圆，和好如初。司马光婚后三十余年，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张夫人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取出一本书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板着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1067年年初，宋英宗驾崩，不满20岁的宋神宗赵顼继位。年轻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做唐太宗李世民，欲清除积弊，走富国强兵之路。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学士司马光在内，都劝他遵循祖宗旧制。司马光指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现积贫积弱的现象，是因为“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宋神宗看着死气沉沉的满朝文武，决定起用敢作敢为、锐意改革的王安石。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司马光再次成为同僚。但是，二人在变法一事上，从来没有过一致的意见，一直是争执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枪舌剑，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例如在增加税收上，王安石认为应开源理财，使国库充盈。而司马光则认为所谓的开源理财就是盘剥百姓，应当节流。皇帝还是倾向于王安石变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事宜。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力，所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相同的，正因为此，这对好朋友因执政理念的分歧，虽无友谊，但相知甚深。他们的分歧，是为国为民所忧的责任，他们有同僚，但无私党。王安石曾提携支持变法的章惇、吕惠卿，但是最终没有与他们结成朋党，并非因为政事意见不统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异。王安石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作为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变法决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京城担任宰相。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也选择了避让，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线。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深为悲憾。他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甚为恰当，王安石的文章在气势上常人所不能及，所发议论多带锋芒，无平庸之气。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封为“荆国公”，谥号“文”。而王安石也绝非奸佞小人。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对反对派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当政敌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入狱面临被砍头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皇帝，直言“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在苏轼的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仍仗义执言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司马光入阁以来，鞠躬尽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体虚弱削瘦，宾友举诸葛亮食少事繁，被司马懿语难以持久一事相劝，但司马光不以为然，说：“死生命也。”病重期间，昏迷中的呓语说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马光去世。有遗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为悲痛，和宋哲宗亲临其丧礼，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汪广洋：中国最后一个右丞相 被人们称为老好人的汪广洋为什么最后不得善终？
汪广洋是明朝初年宰相，元末进士出身，通经能文，性格庄严稳重，为人宽和自守。朱元璋称赞其“处理机要，屡献忠谋”，将他比作张良、诸葛亮。可是就是这样的好好先生也难逃一死，洪武十二年，因受胡惟庸毒死刘基案牵连，被朱元璋赐死。汪广洋是元朝末年的进士，所谓进士，即是指古代科考成绩非常优异的人，古语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能在科考中取得进士之名的，那一般都是一等一的人才，自然，汪广洋肯定也不例外。1355年，朱元璋渡过长江，攻下了采石，进驻太平，恰逢此时汪广洋正“流寓太平”，朱元璋听闻此人很有才能，就召他相见，两人相谈甚欢，此后，汪广洋也在朱元璋的麾下开始平步青云。1368年，也就是大明正式建立的那一年，朱元璋任命汪广洋管理行省，汪广洋也肯定不辱圣命，把管辖之地打理的井井有条，随后又进入了中书省任参政，由地方官一下变成了京官并被任命到陕西做参政，洪武三年，李善长称病归养，朱元璋便把在陕西任职的汪广洋调入了中央，授命左丞相。应该说，从1355年到1370年，汪广洋自打认识朱元璋开始，便一直受到朱元璋的礼遇，官位职权也是越来越大，更为难得的是汪广洋为人十分忠厚，即使身居高位，也没有丝毫作奸犯科之嫌，史书上称其“宽简从和”，可是，尽管他极力避免陷入朝党之争，但是，正如“墨菲定律”所言，越是害怕什么，越是会来什么——时任右丞相的杨宪弹劾了他。弹劾的理由是什么呢?不孝!可能是因为朱元璋童年悲惨的遭遇使然，明朝对于“孝顺”这一伦理概念是相当重视的，朱元璋也十分痛恨不孝之人，果然，朱元璋接到了这份奏报，狠狠地斥责了汪广洋一顿，并将他放逐回乡，这是汪广洋第一次经受仕途上的挫折。私以为，这其实是一种诬告，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杨宪是什么人?为何一定要如此陷害汪广洋?杨宪，本名杨毕，字希武，太原阳曲人。元末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克建康，他投奔居幕府，掌文书。常出使张士诚、方国珍，因办事干练，为朱元璋亲信。洪武元年任中书参知政事，二年迁左丞。他任中书省执政时，专决省事，罢去旧吏，更用亲信，杀侍御史刘炳、弹劾右丞相汪广洋。后李善长劾其“放肆为奸事”，被朱元璋所杀。有这么几个关键词我们需要来注意一下“专决省事，罢去旧吏，更用亲信”，这是杨宪为官的作风，一言以蔽之，即专权谋私，任人唯亲。这样的人身居高位一定会给朝政带来巨大的灾难，在朱元璋没有废除宰相制以前，相权是十分巨大的，再加上朝中分左、右两个丞相，可以说相权制约着其他一切权力，甚至包括皇权。另外，这里有一个小的细节需要和大家阐述一下，古人以右为尊，左为卑，故尔右丞相的地位是比左丞相要高的。举个例子，比如著名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的“左迁”就含有贬谪之意，这也正是杨宪敢与汪广洋为敌的原因之一，毕竟我比你大嘛!杨宪是一个权臣，并且自私自利，品行不端，而汪广洋是一个严于律己的老实人，只会勤勤恳恳做事，意欲“出淤泥而不染”，这两个人在政见上免不了会有分歧，常言道，宁可欺君子，不得惹小人，杨宪的器量是绝对容不下有这么一个与自己政见相黜，时时刻刻保持清高的人和自己地位一般的，所以弹劾汪广洋是他必然会做的事情。至于罪名“奉母无状”，更属无稽之谈，汪广洋可是元朝进士，那是考过《论语》、《大学》、《孟子》等伦理名典的人，怎么可能会做出不孝之事呢?更何况，朱元璋是听闻此人的名声极佳才会征召他的，如果真的品行不端，他的好名声又从何而来呢?所以，杨宪要弹劾汪广洋，很大可能是汪广洋不和自己同流合污，招致了杨宪的嫉恨，才引发了这次弹劾案，我想，凭汪广洋的智慧不可能不知道被弹劾的真正原因，但是，他绝不会想到，他老实本分，不愿意惹事的性格，最终却招来了朱元璋的屠刀。杨宪终于因为诋毁李善长的形象而被朱元璋处死了，远在乡里的汪广洋再次被启用任职，这次的职位是右丞相，同年，朱元璋还给他封了忠勤伯，一时之间又风光无两，朱元璋打心底里还是很器重汪广洋的，希望汪广洋能竭心尽虑地做好自己的左膀右臂。但是，汪广洋是一个老实的好人，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他的性情本质上就是一个唯唯诺诺，只会闷头做事的人，再加上上一次他极力躲避党争却还是被陷害的心理阴影，对于这一次的任命，他打定了主意，还是保持克制，任何事情都不要出头，这恰恰和朱元璋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这对君臣各自怀着对彼此的期待开始共事了，殊不知，对于汪广洋来说，大错已经铸成!汪广洋这一次的任职比上一次任职更加“无为”，上一次因为政见不合，导致被排挤，这一次索性就啥也不干了——不做事，就不会犯错。这是汪广洋的职业理念：“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看见了吧，又被贬了。我们且先不论朱元璋对他到底有怎么样的政治期望，就说朱元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可是工作狂人，一天批四百多份奏折你以为是在跟你闹着玩儿?老板在拼命做事，员工却消极怠工，不开除你，简直天理不容了吧!对于朝廷来说，岗位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汪广洋不做，有的是人来做。胡惟庸，便是这群人当中的佼佼者。他亲眼目睹了汪广洋的不作为，身为左丞相的他自觉自己的政治机遇来了，汪越是不作为，他就越是作为，什么他该干的，不该干的，统统一人包了，果不其然，在贬谪了汪广洋之后，胡惟庸一跃成为了明朝的宰相。关于胡惟庸上位这件事情，我还有一些话想和大家分享：首先，胡惟庸的上位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李善长，说起来胡惟庸和李善长是亲家关系——太仆寺丞李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女婿李佑的父亲。应该说胡惟庸为了上位，把裙带关系是发挥到了极致。其次，朱元璋曾经问询过刘基胡惟庸是否可以担当大任，刘基的回答是胡惟庸具备做宰相的能力，但是性情不淑，早晚会出大事。朱元璋听后却显得有些高兴，随即任命胡惟庸做了右丞，不久之后，就发生了“刘基被投毒案“，刘基不治而亡。关于这件事情，我曾经有两个疑问：刘基真的是被胡惟庸毒死的吗?朱元璋为什么不听刘基的劝告，执意要重用胡惟庸?可是，当我分别查询过两人的生平经历以及朱元璋废除宰相制的经过后，一切就都明白了!胡惟庸毒死刘基，其实《明史》上并没有真的下结论，刘基是什么人?是一个奇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医药，典籍，经论无一不知，胡惟庸并不通医术，即使对于刘基的言论心怀不满找御医开毒药，凭借刘基的医术，也能对药方的有毒成分了如指掌，说胡惟庸投毒，有些班门弄斧的嫌疑。其次，朱元璋很肯定刘基的才能，关于刘基对胡惟庸的评价，他心里也觉得十分到位，但是，他依然重用了胡惟庸，这不得不说是一场阴谋，我们经常说”捧杀“一词，这正是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使用的技俩，而这背后，朱元璋所瞄准的对象，不是胡惟庸，而是宰相制度，只有让胡惟庸犯错，他才有正当的理由向宰相制发起攻击!胡惟庸，不过只是宰相制的陪葬品而已。距汪广洋被贬谪仅仅一年，朱元璋又重新召他入宫，职位还是丞相，这一次的录用，我认为才是朱元璋下手废除宰相制的开端，大家想一想，一个因为渎职而被贬黜的人，过了一年又被重新原岗位录用，这是不是很反常?按照道理，即使你觉得这个人真的不错，重新启用也不可能官复原职，而应该是从中下层开始做起。这一切，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朱元璋没找到胡惟庸的犯错点，他着急了!没错，朱元璋着急了，自己亲手捧上来的小丑，一年的时间一直没犯错，反而还做得很好，这不就是向大家再次宣传了宰相的作用吗?这可不行!“汪广洋，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知道你想明哲保身，但是你得先帮我把宰相废除这件事情做完，事成之后，我不会再为难你。”这大概就是朱元璋第三次启用汪广洋的心理活动了——他希望汪广洋能明白，我要你官复原职，是为了来找机会弹劾胡惟庸，借此消灭宰相制，不是真的来找你做事情的。可是，汪广洋的做法让朱元璋终于失去了耐心：“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还是老样子，不作为!这世界就是这样，越是想明哲保身，就越是容易致自己于死地。你汪广洋不作为，那我就自己来!到了这里，我想汪广洋其实就已经离死不远了。洪武十二年，中丞涂节奏报，刘伯温患病后因为服用了胡惟庸送去的汤药，不治而亡，同时，他还一起弹劾了汪广洋，作为右丞相，对胡惟庸的下毒知情不报，朱元璋二话没说，立刻召来了汪广洋当面对质是否知情，这是汪广洋最后的机会了，朱元璋已经把屠刀都磨好了!汪坦然对曰：“无有”，上大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一切都结束了，不久之后发生了“占城国来使事件”，朱元璋最终赐死了汪广洋，既而又故意扩大事态，处死了胡惟庸，进而废除了宰相制。写到这里，我虽然为汪广洋的死颇有些惋惜，但是，在内心深处，却还有那么一些“咎由自取”的意味。汪广洋真的不知道朱元璋所想吗?我觉得其实不然，从1355年到1379年，24年的时间，汪广洋可以说是对朱元璋了如指掌了，就因为他的老实本分，朱元璋心里一直很信任他，甚至比信任李善长还要信任他，如果说第三次起用汪广洋时，朱元璋没有暗示过他的真正想法，我是不相信的。毕竟朱元璋是天子，没有一个确凿的由头，是不能妄杀臣子的，可是汪广洋辜负了朱元璋的期望，他的不作为，给朱元璋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甚至一度将朱元璋至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比如胡惟庸任右丞相的那一年。事不过三，我想作为朱元璋而言，他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以至于后来实在找不到借口，用“怠慢占城国来使”作为由头，处死了胡惟庸，我想，那一刻，朱元璋内心也是很心虚的，可是他没有退路了，而这一切，都是拜曾经最信任的汪广洋所赐。汪广洋，死的“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