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中兴的影响 明朝建朝以来最繁荣的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历经上千年，出现了许多朝代更迭，其中有许多的明君治世。历史学家把古代出现社会繁荣发展政治和平稳定的时期用皇帝所在的年号统称为某某兴。万历中兴就是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社会繁荣发展时期。这里简要介绍下万历中兴背景。明朝皇帝明穆宗去世于1572年，他死后太子继位因此年号改为万历。父皇去世前往往都会让朝中老臣辅佐下一任继位者。继位的明神宗也同样有他父亲遗嘱的三个辅臣。张居正是深得明穆宗信赖的一位大臣。当时太子年幼继位后的明神宗对朝中政事基本上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管理。在1573年张居正和另一位宦官一起合谋把三大辅臣之中的高拱拉下马，由此张居正在这一年当上了首辅。张居正手握朝中大权，开始进行改革。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实施了新的政策，张居正的改革让明朝的经济蓬勃发展，吏制选拔开明，边境防范得以巩固。这些成为了万历中兴背景。在万历五年，被张居正重新启用的老臣王国光成了促进中兴局面形成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王国光提出的八条国家改革计划得到张居正的支持，并且在明朝得以实施。万历中兴背景自然和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有关。万历是明神宗的年号，但是真正实现了中兴繁荣的却是当时的辅佐大臣张居正。他是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1、万历中兴措施万历是明朝时期的年号，在历史上有万历中兴这一说法。当时是在首辅大臣张居正的改革下明朝出现的繁荣发展局面。万历中兴措施主要体现明朝政治体制，经济举措，军事现在的改革上。这个中兴局面的出现说明了张居正改革效果显著。万历中兴措施首先表现在对朝中吏治的改变上。明朝已经隐约透出了封建时代末期腐朽没落的信息。朝臣贿赂成风，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官员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百姓被剥削欺压。为了肃清朝中这股黑暗腐败恶风，他推行了考成法。考成法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内阁对其他政治机关的监督功能，督促各大行政部门提高了行政效率和官员的素质。这一举措是在万历初年就开始实施的，效果显著，为接下来的经济改革作了铺垫。经济上他实行鼓励百姓生产减轻百姓税赋徭役。在官员霸占土地的问题上实现严厉的改革措施，开始清查土地，很大程度上让土地得到了更好的支配和利用。军事上积极备战，发展边境军队实力，开垦土地囤积粮食，加强边防提高了明朝的军事防备实力。他的军事举措得到了边境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时期边境多得以安宁，在北方一带还出现了蒙汉两族友好相处的和平局面。万历中兴措施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成功实施，并且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效果。张居正励精图治，积极实行改革造就了繁荣的中兴局面。2、万历中兴影响万历中兴就是明朝中期出现的繁华盛世，虽然短暂但是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出现这个治世的前期明朝的发展正萎靡不振，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军事上也出现国力空虚军备缺乏的情况。万历中兴影响了明朝的发展，是当时明朝建朝以来最繁荣的时期。在政治上张居正实施的考成法让国家的吏制变得开明廉洁，出现了官员素质提高，行政勤勉的效果。通过实行内阁对六科的督察政策让政治体制有效运行，从而使得明朝的各项改革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和落实。经济上的清察土地让大量被官员富豪霸占的土地得以收回并且重新分配到农民手中。在赋税上也有了更多的提高。一条鞭法是经济改革中的重要举措，主要针对国家征收赋税统一了起来。这个举措是万历中兴影响的重要方面。它促进了后代赋役制度的发展。在经济上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粮食的明确掌握，对农民征收的赋税统一规划减少官员贪污和农民不必要的交税。这些改革具有很大的效果，让明朝的国库变得充盈起来，粮食充足为军事上的增强提高了物质基础。在军事上张居正强调战时守备原则。在边境开垦囤地，发展生产保证军备充足。与周边实现和平友好相处。仅从国家改革的成功上就能看出万历中兴影响。正确的改革方法能够让一个朝代的生产发展重新恢复，政治机构变得有效率，为明朝发展提高了保障。3、万历中兴评价接近近现代社会的封建时代末朝，明朝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的西方世界正经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明朝改革后中国的强大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强大。万历中兴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经济上的改革举措得到盛赞。经济上的民本思想对封建皇权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清查土地让土地的数量增加了大面积，采用度地而税的税费改革给国家增加了巨额的税收，同时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此万历中兴评价为开创了新的赋税制度为近现代国家制度的发展提高了参考样本。第二政治上的大刀阔斧改革，当时通过考成法裁撤了上万的无用官员，极大的提高了明朝政治体制的行政效率。万历中兴的政体改革首次出现了市民和党派共存的局面，也是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年代。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中国封建制度中的影响。第三军事实力的强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当时的西方文明初次进入明朝，出现了传播西方文明的现象。在当时的明朝，东西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从整个封建时代的发展以及末期明清两个朝代的对比来看，历史学者对万历中兴评价很高。虽然是短暂的中兴时期，但是它各方面的改革实施让明朝万历年间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是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超越了西方世界。万历中兴是在封建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封建王朝的一次复兴。
万历皇帝朱翊钧：近三十年不上朝 加速明朝走向衰亡 他伤心了一生 中国伤心三百多年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神宗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由于明神宗后期的怠政，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朱翊钧，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被立为皇太子。六年，穆宗驾崩，9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开始了从1572年到1620年长达48年的统治，这个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天子，死后被谥“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他有着不平凡的人生，有着常人不能体会的隐痛。他曾以四溢的才学和果毅的武略惊艳明史，最终却只能留给世界无限的苍凉。1、初登帝位：励精图治的帝国新主1572年7月5日，隆庆皇帝龙驭上宾，刚刚9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父皇刚刚驾崩，年幼的太子即将坐拥大明的江山，这对不满十岁的小屁孩儿来说，不难想象是一个多大的挑战。所幸，这时小皇帝的身边，有着一些精明慈爱，又忠心耿耿的长者。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万历以后的执政路途。慈圣皇太后有着宽仁的母爱，同时也有着处理内政的果断与强势。万历皇帝也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司礼监太监冯保同样是万历的得力助手，而且是小皇帝从小的伴侣。作为司礼监太监，在皇帝通过票拟决策的时候，冯保一定会在他身边进行协助，同时也会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然而，对小皇帝要求最严，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无疑是万历心中永远的“张先生”张居正。张居正是万历的第一严师。1572年秋天之后，万历每天的功课就是经书、书法和历史。上午处理奏章，学习功课，下午依然还要复习功课，背诵经义。第二天，小皇帝就要战战兢兢地面对张先生，背诵前一天讲授的经书和历史。背诵流利会得到张先生的夸奖;倘若背得结结巴巴甚至念出别字，万历也会受到张先生的严苛的斥责。张先生还亲手编制小皇帝的课本，有权调整授课的内容，在1578年害怕万历玩物丧志还删去了其最喜欢的书法课，这一举动让小皇帝恼怒了好半天却也无可奈何。虽然万历少年老成，据说虚岁五岁之时就能读书，但毕竟年级尚小，对一些国家决策拿不定主意。在登基之初，万历相信也依赖张居正的政治才能，几乎每一件政事的处理都听从张先生的提议。张先生教导皇帝要节俭清廉，关心民生，选贤与能，事必亲为，在万历在位的前十年，这些施政纲领很好地约束了皇帝的行为。万历也充分相信张居正的领导能力，让其在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的倭寇，在水患上任命潘季驯四次治河，皆成效显著。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带来了十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万历中兴”，也让年轻的皇帝在张居正去世之前一直对其充满信任和尊崇，对国家的建设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此时的万历雄心勃勃，仿佛即将创造大明王朝新的辉煌。但自从张居正去世，一切都变了。2、首辅去世：童年信仰的彻底倾覆张居正在朝廷的专断和权势，以及与皇帝的紧密关系，在万历眼中是国家大治的必要。但如此独揽的大权和可怕的私情，对于朝中其他文臣，无疑是巨大的威胁。1582年，张居正突然离世，这让那些受到欺侮压制的官员彻底释放了压力。虚假丈量土地的行为被揭穿成为反张运动的导火索，他们开始大量揭发事实，煽动社会舆论，短短半年时间，张居正就彻底成为了一个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欺君压民，居心叵测的大毒虫。不光是舆论导向，大量真实的情况也不断让尸骨未寒的张先生脸红耳臊。他的私生活被曝光，种种奢侈的表现，与其生前的口口声声节俭持家的嘴脸形成恐怖的对比。而万历的大伴冯保，自然与张居正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在文官的重重压力和不断被揭露的事实面前，万历下诏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本应叛处极刑，姑念尚有微功，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这位大太监从此被软禁于南京孝陵，死后也葬于附近。照理说，张居正的处置应该比冯保要更加严厉。但是“张居正”在万历心中多少年来都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是一个灵魂能够得到呵护的港湾，是今生今世能永远依赖的家园。而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张先生的学生实在无法接受。他不愿意面对现实，大喊张居正“侍朕冲龄，有十年铺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然而，郑贵妃和皇太后的劝告，高拱遗嘱的出现，满朝文官的压迫，无不让万历进退维谷。终于，万历对张先生仅存的敬意随着一件件接连曝光的丑事被消耗殆尽，他对这个曾经那么熟悉的世界感到陌生和绝望。最终，张居正死后两年被抄家，长子和仆人也相继自杀，他的弟弟和其他两个儿子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失去张居正，或许对尚未染指真正权力的万历来说，是一个扩大政治权威的契机。但事实上，没有了张先生的万历，不但没有变得更加自主，反而愈发懒散怠政，人生轨迹陷入了另一个黑暗而绝望的泥淖。而这种令人惋惜的偏离，与当时文官集团的集体胁迫脱不了干系。3、国本之争：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在执政的前十年，万历与文官集团的冲突基本上以张居正为中心。而文官与万历真正的、不可调和的、彻底影响皇帝执政态度的冲突，是围绕着立储问题展开的。张居正去世的那年，18岁的万历皇帝爱上了一个14岁的郑氏宫女，并且在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后，立马封其为皇贵妃。而皇后仅有一女没有儿子，长子朱常洛又是之前一王姓宫女所生。万历有天酒后乱性，不小心与宫女发生了关系，而这个宫女也异常争气，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万历在冷静下来之后一直以这个“私生子”为耻，对待王恭妃十分冷淡甚至厌恶。根据传统，皇帝的嫡长子即为太子，若皇帝没有嫡子，则由长子继承帝位。朱常洛身为皇帝的长子，况且已经到了5岁，理应被立为太子。可是万历实在是不想让大明的江山落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儿子手中。于是面对内阁的上疏，万历以长子尚小身体羸弱为由，拒绝了大臣的请求，说等到常洛身体健壮之时，再立也不迟。于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国本之争”拉开了序幕。先是内阁对万历的此般托词丝毫不买账，认为册封太子与其身体健康没关系。之后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率先上疏发难，指责皇帝师出无名。紧接着，吏部员外郎沈璟上疏，内容大致相同。万历皇帝不胜其烦，分别惩处了这两个讨厌的文官。但一阵又一阵的冲击波不停地袭来，以申时行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以辞职来要挟皇帝。万历害怕他们一旦辞职就没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了，于是妥协说，如果一年之内大臣不谈论立储之事，他就在1592年春立常洛为太子。到了1591年底，工部一位官员开始筹备明年的立储，将预算报告呈给皇帝批准。万历于是借口有大臣违反了一年之内不提册封太子的规定，决定延缓立储。这一决策又迎来了文官们的联名奏请，希望万历信守来年春天立常洛为太子的承诺。被立储之事弄得焦头烂额的万历又想出一招，同时封其三个儿子为王而不立太子，且借口说皇后还年轻，今后可能生嫡子也不一定。被惹急了的文官们坚决拒绝皇帝任何形式的借口，终于惊动了太后。在文官和太后的双重压迫下，万历无奈在1601年立常洛为太子，皇三子常洵仅被派往河南封为福王。这场历时10年的国本之争，最后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但从此之后，万历的心逐渐变得冰冷封闭，对待国家的政事彻底丧失了兴趣。加之各种攻击甚至谩骂万历的官员络绎不绝，并且这些文官以勇于提出自身意见为荣。万历刚开始还有所回应，到后面就被骂的没了脾气，产生了习得性无助，干脆不加理睬，躲在宫中，开启了臭名昭著的“万历怠政”。4、蜷居宫后 ：遗世独立的无奈之举对于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30多年不上朝，很多人将原因归咎于其自身的懒惰。但稍稍分析便知，要是万历懒惰，他执政前期的种种励精图治亲力亲为的现象又从何解释?其实，万历皇帝的怠政，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对文官集团的彻底失望。朝廷的文官，都经过了科举考试的层层筛选，孔孟之道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这些以道统仁义为箴言信条的文官们，这些想通过科举做官享受荣华富贵的儒生，自身从政的动机很可能就不干净，这样一来，文官集团就只能是一滩永远无法形成共识，永远都在争权夺利，还时常借助进谏这种冠冕堂皇的手段来为自己服务的臭水。张居正一死，大臣们无处施展自身的“才能”，皇帝便立即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他们批评皇帝贪图享乐，奢侈懒惰，更有甚者对于一些天子本就拥有的特权进行讽刺和抨击，颇有一种吃不到葡萄吃葡萄酸的架势。在万历皇帝看来，当朝的谏官玩命的上疏讽谏甚至破口大骂，并非是考虑社稷江山，而是所谓的“讪君卖直”。他们通过严苛的批判，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将自身的正直当成一种商品，以博得政治上的威信和更大的权势，其本质还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只不过包上了一层正义的外衣。在他们看来，皇帝的主见并不重要，甚至越优柔寡断越好，这样他们就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所欲为。但万历自身并不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能力的人。张居正死了之后，万历渴望能够自己掌权处理国家大事。细细追究，万历蜷居宫后这30多年的时间，要是以“怠政”一词以蔽之还是有欠妥当。我们甚至要怀疑，上朝这种表面上看很有效但实际上形同鸡肋的议政手段是否就是必要的。万历在位期间，上朝基本上成了文官们明争暗斗的场所，正经的国家大事被放在一边，充斥全廷的都是诽谤和责骂。万历不上朝，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在万历执政后期，还有过“万历三大征”这样的丰功伟绩。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大战役上，明朝廷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如果万历皇帝在深宫之中完全贪图享乐不管国事，这些硬仗想要获胜是很难的。所以不能否认，万历其实一直都在批阅奏章安排相关事宜，不上朝不是懒，只是想避开那些婆婆嘴的文官罢了。“选择性放弃”可能是对万历朝后期情形的更好的概括。可悲的是，万历索性对文官的不理不睬，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长时间不过问人事使得万历朝后期的官吏系统彻底瘫痪，文官们的意见被置若罔闻;长期呆在一个职位的官吏越来越多，而他们甚至连尸位素餐榨取利益的机会都没有;官场注入的新鲜血液越来越少，百姓的怨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万历此时已然明白，他这个皇帝的名声已经好不到哪去了，于是干脆破罐子破摔，对朝事更加漠不关心。史料记载，万历无聊之时，宁愿在宫中掷钱游戏乱跑乱跳也不愿上朝接受百官觐见，可见万历并非懒惰之至，而是满腔热血无处施展，充足的活力不能提供有利的创造。这不光是万历皇帝的悲哀，更是明朝历史的悲哀。5、盖棺定论：遗臭万年还是千古一帝万历朝前十年，皇帝与张居正一同进行变革，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万历中兴”创造出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张先生去世后，万历亲政，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大明的江山。但与之同时，文官集团的争斗耗尽了政治的元气，努尔哈赤的女真族趁虚而入，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明朝的命数正不可扭转的走向灭亡。有人说，明神宗是千古一帝，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甚至可以与康熙相提并论。也有人说，明神宗是千古罪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1586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被其命为“无为而治”。可以说，万历之志在于“治”，而后期政治环境的恶化，让丧失生活乐趣的万历只能选择“无为”。万历曾经拥有过雄心与壮志，在张居正时期也尝试到了作为明君的快意。《万历十五年》中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后期令人沮丧的朝廷政治，被过度生产的孔儒之道，使得最终的结局，是如此地令人绝望而喟叹。
皖系军阀的衰亡 徐树铮多次失策引发最终崩溃
树敌过多身败名裂造成皖系迅速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北洋派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都与徐树铮有关。直皖交恶的真正导火线是陆建章命案。陆是直系元老之一，曾任陕西督军，也是现任将军。1918年6月，督军团聚会天津，讨论战和问题。为了扭转不利于主和派的局面，冯国璋暗中指示陆建章前来说服直系曹锟与长江三督领衔者李纯加强合作。陆到天津不久，就被徐树铮骗至奉军驻津司令部擅自枪杀了。这是徐树铮跋扈性格的集中反映，也是皖系激进派向直系挑战的公开信号。徐企图以既成事实镇住主和派，不料适得其反，引起了直系乃至局外人的普遍不满。徐树铮的个性和为人决定了他树敌太多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个方面，在和张作霖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为了压倒直系，皖系对奉系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徐更是联络奉军的先锋，但奉军入关不久，徐张之间就产生了龃龉。天津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查出从段内阁复出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收仅180余万元，其余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选举上。张一怒之下，撤销了徐奉军副司令的职务。在一次宴会上，徐似醉非醉地对张说：“大哥汝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汝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我如实在不行，将来总有一天带日本兵打汝”，一时满座失色。张冷静老练地答道：“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尴尬的局面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徐张的积怨越来越深。徐树铮在西北地区大肆扩大势力，其所作所为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张怎么可能任由西北王骑在他东北王头上作威作福而视若无睹呢？尽管双方为了某种共同利益暂时走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徐树铮一直伺机除掉张作霖，直皖大战前夕，徐想借段祺瑞在团河会见张作霖之机动手，后因张反对会见而未成。徐又打算趁张返回奉天途经廊坊时突施狙击，张得到儿女亲家靳云鹏的密报，火速微服赴津，才免遭毒手。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暗杀团潜入奉天，但阴谋很快就败露了。徐树铮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激怒了张作霖，张终于撕下了“中立”的外衣。直皖战争皖系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奉军加入了直系阵营，致使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张作霖入关，为的是增加战胜直系的砝码，却落得引火烧身的可悲结局。如果说树敌过多表现在对待其他势力，还不至于此，事实上徐树铮的行为也引起了皖系内部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徐树铮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反对皖系势力的联盟，发展到1919年秋冬之际，一个以直、苏、鄂、赣为主加上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形成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皖战争把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输得精光，皖系从此一蹶不振。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作为“十大祸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逃到日本。段祺瑞复出担任“执政”后，徐又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忽略了一点，冯玉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曾将冯的舅父陆建章擅自枪杀。1925年12月29日，徐途经廊坊时被冯部逮捕枪杀。
皖系军阀的发展 皖系军阀是如何盛极一时的？
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丁宝桢：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 怒斩慈禧宠臣安德海 清廉传家 是晚清有名的廉吏
丁宝桢是晚清名臣，为官生涯中，勇于担当、清廉刚正，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任四川总督十年间，改革盐政、整饬吏治、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办洋务抵御外侮，政绩卓著、造福桑梓、深得民心。丁宝桢是贵州平远人，1853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不过，由于母亲去世，丁宝桢不得不辞去官职，回到老家为母亲守制。就在为母亲守制期间，家乡有人起兵造反。丁宝桢立即散尽家产，组建了一支800人的队伍，保卫家乡。后来，苗民教匪发生叛乱，贵州巡抚蒋霨远奏报朝廷，请求调动丁宝桢部参与平叛。朝廷同意了，还授予丁宝桢翰林院编修一职，让他师出有名。经过多次招募，丁宝桢拥有了一支多达4000人的军队。后来，丁宝桢守制期满，朝廷将他调任岳州知府。这支军队怎么办呢?总不可能拖到岳州去吧?丁宝桢只好忍痛决定就地遣散。可是，由于之前一直拖欠饷银，处理不好分分钟闹出兵变。丁宝桢掏出500两银子，推心置腹地对士兵们说：“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诎，徒手归，奈何?”听了丁宝桢的话，大伙儿感动得哭了：“公毁家纾难，我等敢他求乎?”士兵们纷纷离开。一场遣散风波就此化解。丁宝桢是晚清官场上少有的硬骨头。1863年，丁宝桢升任山东按察使。走马上任前，按照规定，一定要前去参见驻扎在山东、河南的僧格林沁亲王。僧格林沁亲王是蒙古贵族出身，历任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等职，颇得道光、咸丰两帝宠信，为人十分倨傲，在朝廷里属于横着走的角色。僧格林沁亲王看不起汉人官员，他在接见巡抚以下级别的官员时，从来不给他们留座位，让他们站着说话。丁宝桢不愿公然受到这种羞辱，但又不能不去见僧格林沁亲王。他便提前给僧格林沁亲王送了一份帖子，事先申明：留座位，就来见;否则就不来。僧格林沁亲王见了，很佩服丁宝桢的刚强，不但给他留了座位，还以礼相待。这还没完，山东巡抚阎敬铭知道此事后，惊讶异常。在丁宝桢上任时，亲自到郊外迎接。以后不论大小事务，都要咨询丁宝桢后才实行。丁宝桢杀了炙手可热的安德海，并没有遭到慈禧太后的“秋后算账”。1876年，丁宝桢还升官了，署理四川总督，兼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授一品顶戴。56岁的丁宝桢，终于位极人臣，走到了人生的巅峰。不过，当时的四川，吏治腐败、财政亏空、盗贼四起，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为了勉励丁宝桢，慈禧太后亲笔写了四个大字“国之宝桢”，送给他。事实证明，丁宝桢对得起朝廷对他的厚望。从1876年到1886年，丁宝桢扎根于四川，潜心治理，办了不少实事，得到了四川民众的拥戴。丁宝桢在四川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四川机器局，填补了四川兵器制造的空白，开启了四川的近代工业。他治理都江堰工程，疏通了淤塞百年的河道，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让都江堰这座千年水利工程重新焕发生机，继续发挥作用。四川老百姓为感谢他，在都江堰便为他塑了一尊雕像。他改革四川盐政百年弊政，打通西南数省数百公里盐运航道，给云南、贵州、四川以及湖北、湖南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堪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886年，丁宝桢病逝于四川总督任上，享年66岁。丁宝桢为官清廉，朝廷所发俸禄大多数救济了贫困百姓，以至于债台高筑，无钱办理丧事。最后，是下属一起凑钱，为丁宝桢办了丧事，扶柩回乡。《清史稿》评论丁宝桢：“宝桢政尚威猛。至今言吏治者，常与沈葆桢并称，尤励清操。”丁宝桢非常注重个人修养，并且言传身教，将自己的修身处世、为官做人之道传之后人。丁氏家风主要体现在丁宝桢与子侄们的大量书信往来中，后人将其整理成《丁文诚公家信》，形成了一套系统规范的家规家训，内容包括励志、修身、治家、爱民、报国等。在书信中，丁宝桢教育在外做官的儿子丁体常如何为官做人，成为其家风家训的鲜明特色。其中很多方面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示，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其一，修身正心，这是为官的基本前提。《礼记•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个人的身心修养，是齐家、治国的基础。丁宝桢深知个人修为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他在给儿子丁体常的信中说：“至作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其补署一切，应听之天命，万不可有心其间。一涉有心，即易入于钻营，将顺卑鄙一路，切毋以此为念!”丁宝桢告诫儿子，为官之道，心念很重要，为官的初心就是为民做事，不应该涉及其他目的，若有心钻营，则只会走入卑鄙的邪路。他不断叮嘱身居高位的儿子“居官之要”就在于“和以待人，忠厚居心”“反己内省，益存好心”。丁宝桢自己也常常“深自刻责，时时省过”。显然，不断加强身心修养是丁宝桢能存好心做善事的根本保障。丁宝桢的言行指引后人，为官者要端正初心，要一以贯之秉持为民做事的思想。其二，爱民养民，这是为官的第一要务。丁宝桢为官，一切以老百姓利益为思考的出发点和行动的归宿。他告诫在山西做官的儿子：“至作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丁宝桢认为“民为国本”，爱民养民，就是为官者报效国家的第一要务。他经常叮嘱儿子：“须刻刻以爱民为心。遇有词讼各事，民事即己事，切不可忽略延玩”“发钱须求滴滴到百姓身上，使民霑实惠，钱不虚糜，方为尽职。”丁宝桢的为官之道就在于以民为本，诚心诚意为民做事。政措实施与否、效果好坏与否，权衡的依据皆是百姓利益。他治理黄河水患、筹措西南边防、改革四川盐政、建书院修水利、整顿辖区吏治等，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百姓利益上。丁宝桢认为，官员是否尽到职责的判断标准在于老百姓是否得到实惠。他还特别给年轻的从政者以忠告：“年轻人作官，须求吃苦耐烦，时时以百姓为心，斯得之矣。”有损百姓利益的心念一点不能存，有损百姓利益的事情一件不要做。诚心实意，勤勤恳恳为民办事才是为官的正道。爱民养民不但是晚清重臣丁宝桢的做官要务，也是古今从政者所应牢记的为官本质。其三，廉洁奉公，这是为官的基本操守。个人品德高尚，为官动机纯正，这些只是为官的基本前提。但一个官员仅有这些基本前提，不等于能做一个好官，因为做官要落实在365天的具体行动之中。因此，如何在官场中始终如一地保持良好操守尤为重要。丁宝桢在给儿子体常的家书中写道：“其职则尤重表率。尔既作知府，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作事要勤速，问案更细心。”丁宝桢认为，官员要为身边人做好表率，廉洁奉公是做官的基本操守，要时时铭记于心。作为官员，不但自己要严以用权，同时更要严格约束家人和亲属。丁宝桢反复叮嘱为官的儿子，“尔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坚决反对官员做“伤天害理虐民之事”，坚决反对收受贿赂。丁宝桢告诫在山西作官的儿子，即使家中再缺钱粮，也决不可挪用官家一丝银钱。“不可妄取民间一钱”“作官讲操守，必须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斯为真操守”。廉洁奉公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是丁宝桢始终坚持的为官操守。丁宝桢如是说，也是如此做，而且丁家为官的子孙后代也无不以此为训，丁氏一门为官者两袖清风，为世人所景仰。口头上说为百姓做好事容易，但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就不那么容易;为百姓做一件好事容易，但一生坚持为百姓做好事就不那么容易。不忘初心，始终如一坚持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是丁宝桢一生为官的价值追求，也是今天的人们特别是为政者值得学习借鉴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左宗棠： 晚晴第一硬汉收复新疆名垂青史 左宗棠对清朝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左宗棠是晚清军事家，湘军著名将领。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他给后人收复了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场。千秋功业，罕有匹敌。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晨，74岁的湘人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不断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也好，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盛和伟大。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拍案而起，挺身而出，肯定会要触犯一些人谋取的私利。你要保家卫国，他要侵城掠地，而有的同僚甘愿当亡国奴，堂堂中华民族只剩下这强者的呐喊，他们怎么不会惧怕他呢?中国历史上，有谁像左宗棠一样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没笔从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仅仅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唏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给后人收复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域，于是有人定论，左宗棠乃千古一人。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大清没有了指点江山的豪情，没有了秋风扫落叶般的霸气，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靠药物在维持生命的延续。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矗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左宗棠最初的心态是复杂的、迷离的。他后来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之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左宗棠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左宗棠开始初试锋芒。以至几年后的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37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林则徐一见他，混沌的眼睛顿时一亮，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以托付终身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年逾年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此刻，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立下誓言，决不负重托!临别，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传世名言，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左宗棠是一个孤独的人，真有些“世人皆醉我独醒”。面对山河破碎，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人?康乾盛世，那威武雄壮的号角，那扣人心弦的马蹄，那冠盖如云的排场，那翠华摇曳的仪仗，已是明日黄花。一个王朝的开始，总是群英会，大气磅礴。到后来，没有了征战，没有了拼杀，没有了锐气，皇宫就渐渐滋生享乐和荒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后宫女人怀里长大的爱新觉罗子孙，志短才薄，一副弱骨，哪里谈得上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们在重复前朝衰败的历史。左宗棠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看得太远，在大众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走得太快，常常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无一人;他想得太深，冥思苦想之至旁人难以企及。比如，左宗棠希望能够阻止国破家亡的悲剧发生，他要抗争。别人可不是这种心态。虽然这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巍峨的皇宫摇摇欲坠，四面寒凉。皇上没有强健心态，尽管他试图振作，朝中的大臣七嘴八舌，争权夺利。左宗棠想，这国家也不是满族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是我中华民族的。无论民族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国家的处境是如何困窘，他的心应当也只能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热血。现在既然是满人统治，保卫朝廷，就是保卫国家。怀着这种传统心态，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决定出山辅政，入巡抚衙门主幕戎机。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潘祖荫是吴县才子，后来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此时，左宗棠正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潘将一个无官无职的幕僚的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这么高，身系国家安危。可见几年功夫，左宗棠成了大人心目中的英雄了!有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还用言语嘲讽他。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这个满州权贵，早就想杀鸡给猴看，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此时，国家民族面临前所未有之奇变，西方烈强的洋枪洋炮在瞄准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而无能妒贤的小人，却还在搞内耗，躲在密室进行阴谋暗算。总有些正义的力量。保荐左宗棠的人很多。早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陶澍、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等就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潘祖荫说，个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湘勇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湖北、江西、广西、贵州，所向无不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如果左宗棠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一点儿都不新，这是一片自汉代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同治六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了。十年后的一日早朝，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左宗棠铮铮铁骨：“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了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扞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滚滚硝烟笼盖天山南北，一个是要紧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李鸿章有一批支持者，自从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而左宗棠是湖南人。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左宗棠不介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向皇帝写奏章，准备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可能去参加当官晋级的入门考试呢?两宫皇太后聪明，马上下道谕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属于后一种人。他说的话，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他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生命一旦失去民族感，就会在瞬间变得卑贱起来，而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高贵和显赫。虽然李鸿章后来热心洋务，以图自强，后人有过一些赞誉，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于是他成了卑?的代名词?快快擂响收新疆的战鼓吧!中华民族已是忍无可忍了。在民族利益上的一味退缩，怎么可能换来和平与安宁?比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国藩失和，他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首肯。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心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的忠君爱国的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没有风，没有月，没有人送行，左宗棠是在一天夜里出京的，慈禧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为新疆军务，他要去兰州作出征的准备。这个刚毅、坚韧、雄心未老的湖南汉子，面对内忧外患，且“兵疲、饷绌、粮乏、运艰”，但信心百倍。“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他带着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背负着千万中国人的重托，心胸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将要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撤换了一批骄横荒淫的满洲军官，整训了队伍，左宗棠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了，这是光绪二年春天。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的队伍一路西行，浩浩荡荡。这是一条官道，车辚辚，马萧萧，汉唐以来，多少人在这里长途跋涉，远赴绝域，开辟了今天的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左宗棠是真正的军事家，一是因为自身的天赋才能;二是在战场上与之对阵的大体上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三是收复新疆的石破天惊的功业。当年在长沙，翼王石达开最大的遗憾是放走了偶遇的左宗棠，惊呼放虎归山，他日与太平军对阵的必定会是此人。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指挥部队与太平军、回军、捻军作战，双方的强悍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姑且不去评价这些大战胜负的意义，单从进行战争的地域看，从两湖到两广，从淮南到淮北，数万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那战斗何等惨烈，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染成漫天彩虹。多少次化险为夷，左宗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投入战斗。他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他从司令部的参谋做起，在万锋箭矢间逐步成为叱咤风云的统帅。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猎猎长风卷起了大纛。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胜负，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征战的将士情绪高昂，出奇制胜。这是为祖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于是冷血变得沸腾，怯懦者变成了红眼的怒狮。左宗棠引以为自豪，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在追求和扞卫战争精神，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左宗棠借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的序列。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最辉煌的是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福。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睿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所到之处，杨柳成荫，鸟鸣枝头，人来车往，百业兴旺，当即吟出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与唐代诗人王之涣慷慨悲凉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相映照，玉门关外，何止是杨柳撩起的春意呢?我上小学时就读过这首诗，小小心田，对英雄无限景仰。后来我去新疆，在照忠祠见到左宗棠题写的集唐句门联：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我知道，我的这位老乡自从请缨西征，白发临边，就没有打算过还乡的。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抱负：“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他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宁愿马革裹尸。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亡，名利皆亡，他的人格就伟大了，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左宗棠本来是一个文人，然而却是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戎马倥偬间，留下了不少的对联和诗意，忧国忧民之情，读来荡气回肠。左宗棠是一个官吏，然而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官吏。他的官做得够大的了，从一个布衣到一品大员，威风八面。假如他拿着俸禄，鱼肉百姓，或者换一种活法，那么，中国历史就会少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会站在历史的彼岸叹息祖国的河山残缺。一个民族成员的人格不仅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品格与精神风貌，而且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与其说是破碎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不如说是左宗棠创造了这一段历史。第一次赴京会试，二十二岁的左宗棠就打量西北，关注新疆的置省和屯垦。他写诗说：石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收复新疆了，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他没有忘记完成这一使命是林公当年的嘱咐和期待，他甚至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在陶林二公祠写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正是这位注重于经世致用而不是娴熟八股的人，担当起了匡复社稷主权的重任。左宗棠的历史存在，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左宗堂精神、左宗棠人格，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左宗棠以他全部的生命之火塑造了传统文人的精神典范。我们深情地呼唤左宗棠，呼唤忠烈品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都需要英雄品格的净化。
田氏代齐：中国史上一场完美的鸠占鹊巢 权力下沉是权力被窃取的前兆 田氏是如何取代姜姓入主齐国的？
战国初年，陈国田氏后代取代齐国姜姓吕氏成为齐侯，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自此田氏在形式上取得了齐侯的合法地位。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去世，奉邑入于田氏，姜姓吕氏从此退出统治齐国的历史舞台。史称田陈代齐。战国时代是何时开启的?在史学界上通常的看法是以“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为关键节点。因为这两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令周天子的权威彻底的丧失。如在春秋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霸主可以肆意羞辱周天子，至少会给周天子留几块遮羞布。而在战国时期，诸侯们甚至连那块遮羞布也给扯下。而且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权臣取代原有国君的事例，更不可能发生瓜分国君土地的事。这种从周初流传下来的尊卑礼数在春秋之后就荡然无存。同时这两件大事的发生，也代表着自西周春秋以来的宗法制观念的瓦解，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田氏是如何通过八代人的努力成功上位的?在这286年的篡位接力赛中，既有和平演变，也有武装火并，时而隐匿，时而公开。剧情跌宕起伏，异常精彩。齐国田氏的始祖最早可以追溯到田完，田完本名陈完是陈国的公族。陈国是舜帝之后，开国国君为妫满，娶周武王长女太姬后被封为侯爵，封地在株野一带，后迁都宛丘。陈氏以国为氏，而古代的姓氏观念与如今的姓氏观念不同。如今的姓与氏不分家，而古代的姓与氏各自代表的含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如妫姓陈氏等。一般来说男子才能称氏，女子则称姓，姓表传承，氏表尊卑，男随父氏，女随母姓。在某乎上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逼格而把嬴政称为赵政，这种叫法在原则上没有错。但主观弱化了姓与氏之间的差异，也就简化了人们的认知。不然按照上述的叫法，赢政本叫赵政，而他的儿子们也会被称为赵扶苏，赵胡亥等，秦始皇的女儿才可以被称为赢某某。同时，姓在古代是一个用来判断是否可以结婚的依据。姓同氏不同，那么说明同一个祖宗，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不可同婚。姓不同氏同，那么也就说明不同祖宗，没有血缘关系，那么可以通婚。如今咱们弱化了姓氏之间的区别，一般孩子都是冠以父姓，而这个姓其实也就是古代的氏。这类都属于历史的冷知识，知道的人很少，能说出个缘由来的也就是少之更少。但是能在一定的场合伶俐的说出来，一定会让别人刮目相看，认为你博学多识，遗世独立，所以别小瞧这些冷知识，这也是打造个人名片的一个方式。公元前672年，陈宣公杀太子御寇，立宠妃之子为太子，向来与御寇亲近的公子完，为了避免祸及己身，而逃亡齐国。陈完之所以选择齐国作为政治避难的归处，主要是看重了齐恒公能够不拘一格重用管仲等一批人，不拘一格通常也就意味着陈完在齐国是有参政的可能性。当他逃亡到齐国时，一个恐怖的流言传遍了齐国大地：陈完的后代将来会建立一个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将在陈国之外，是那?卦象指示是齐国。1、代齐咱得分步走第一阶段：初入齐地，低调做人初入齐地的陈完也是夹起尾巴做人，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搞出什么大动作，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待人接物有礼有节。这也让有些顾虑的齐恒公也开始大胆启用这个新人，最开始想封陈完为卿，但是陈完明白“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道理，于是谢绝了齐恒公的好意。齐恒公一看就乐了，这世界上还有不贪念权势的人，于是从心底更加器重陈完，把他任命为管理百工的公正。由于得到了国君的支持，陈氏开始在齐国扎稳脚跟，过了段时间后，为了规避流传的谣言，陈氏改氏为田氏。尽管被国君如此器重，田完在齐国仍然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如果不是他与齐国宗族联姻的话而与皇室攀上亲戚的话，那么他也就如齐国那么多公务员一样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可以说这一次命运轨迹的改变，完全都是因为封建迷信——算命。当田完避难到齐国不久后，齐国宗族的懿仲，总觉得这个貌似低调的家伙不平凡，将来必成大器，就想想把女儿嫁给他。但嫁女儿这种事其实也是一种风险投资，所以懿仲就去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给田完算了一卦。卦象显示：凤凰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简单翻译过来就是，有妫姓的后代，将在姜姓的地方生长发育，历经五代人就会位至正卿，八代人之后他们的地位无人能及。当算命先生用略微颤抖的声音给他解释了眼前的卦后，懿仲心头大震，立即决定，嫁!不能让这个金龟婿跑了!就这样，命运让改名的田氏家族与齐国王室成了亲戚，而懿仲的这次选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第二阶段：施德于民，拉拢民心田氏家族虽说和王室扯上了关系，但毕竟是外来户，所以在齐国田完之后的四代人都是十分低调的积攒力量。时间在流逝，当初的传闻，早已成为了齐国人民的茶余闲谈，没有人会对温顺得如一只绵羊一样的田氏家族提起戒心。可是这个可怕的谶言还是应验了，陈完的五世孙，田无须被齐庄公册封为正卿。于是这个外来户终于在国内取得了和高、鲍氏两个世家大族同等的政治地位。田无须死了之后，田恒子继承了爵位，而这一个人又是田氏代齐的又一个关键性人物。田恒子继承爵位的时候，正是齐国大乱之时，自从齐恒公之后去世之后，齐国国力迅速跌落。堂堂的春秋霸主已经沦落为晋国小弟。齐国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权臣当道，国君大权旁落。此时发生了一件在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事件“崔杼弑君”，崔杼在弑君之后，大权独揽，俨然一位没有加冕的齐王。但是他也没有嚣张几年，就被另一个权臣封庆给作掉，之后田恒子又联合宴婴等人推翻了封庆的专权，从而稳定了齐景公的王位。齐景公是一个有着宏大抱负和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上位后致力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与豪族的打压。当然打压豪族这种事，贵为一国之君的齐景公，是不可能亲自干的。理所当然，根基较浅的田恒子就成了齐景公的代理人，脏活累活全包。公元532年，齐景公借田恒之手，迅速清除了国内常年把持朝政的栾、高两大氏，齐景公庆幸权力得以集中，田恒子也名正言顺的扫清了两大政敌。那么究竟是谁在利用了谁?在清扫完了国内栾、高的残余势力之后，田氏一跃成为了齐国第一氏族，而如同黑马一样窜出来的田恒子成了齐国炙手可热的新贵。政治上的得意没有使田恒子开始自满，他还是如同自己的祖先一样，对自己封地内的人民施以恩惠。并自己开发了一套新型封建社会发展理论：一、减轻赋税，吸引农民前来投奔。二、在收租时采取“小斗进，大斗出”也即是大斗借米，小斗还米的方式来收取民心。这样一来显得自己很厚道，二来也显得国内的那些其他贵族王八，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之下，齐国人民纷纷投奔到田氏的封地，一时间民众归之如流水。有了这么多归附的民众，田氏宗族的实力与日俱增，并且逃亡而归于田氏的民众，在齐国成为了“隐民”。这些民众的隐匿极大的削弱了齐国的财政收入，政府没钱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灾情时不能及时赈灾，没钱发军饷。而这些钱都到了田氏宗族的那里，枝大于本，于是这些靠着不断施惠而凝聚的民心成了田氏颠覆姜氏齐国的资本。在田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忠臣看出田氏的狼子野心，宴婴就向齐景公或明或暗的说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田氏在齐国已经生存几代人，而且之前也有过两次为国除害而又还政于君的先例，所以齐景公也就没有对田氏起过怀疑，而且认为他们是忠实的拥君派。并且齐景公此时有着更重要的事去办----恢复齐国的霸主地位。于是齐国外交由齐景公全权掌握，而把内政下放给了田氏。最高统治者的权柄开始下沉，这也给了田氏窃取权力的机会。权力下沉是被窃取的前兆田氏家族的权力来源于齐君，本应直接对领导负责，贯彻领导意志，跟着大流走，以国家利益为重。而田氏却反其道而行，在国内贵族普遍欺压民众搜刮赋税的大势下，他们对民众减少税收，普遍施恩，收买人心，形成了自己在封地内的超强威望。利用国君权力下放的机会把国君的权力转变为自己的权力。所谓权，无非恩威二字，恩绵远，威严急。凭借着田氏家族的不断经营，田氏封地早已形成了一个以田氏家族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人民需要轻徭薄赋，田氏需要民众基础。在乱世之中，这一块封地完全可以形成一股强大军事集团，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战争是他们捍卫自己权益的最后方式。田家并没有碰见乱世，所以运营的方式与上述的不一样。这世界最缺的是什么?当然是人才!于是田氏家族就开始玩命造人，从广泛的后辈子孙中，选择绩优股，重点培养。上天也挺眷顾田氏家族，接二连三的出现英才，到了田常时期，他一方面不断加强田氏宗族内部的团结，从族内不断选择杰出人物细心栽培，行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班底。一方面对国内大小势力拉拢或打压，在通过不断地运作，田氏家族的人不断渗透到了国家的各个层面。田氏家族的人长期把持朝政，通过裙带关系，他们培养出来的门生故吏、亲朋好友不计其数。这些都为田氏代齐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有时候篡位是迫不得已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从田完开始的那几代人，最开始不过是想在齐国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让日子过得体面一点，并没有想过要窃取神器。但事情发展的态势远远超过田氏家族的预想，田氏家族的权力逐渐扩大，与君权的冲突越演愈烈。到了田常这一代与君权的冲突不可避免的演化成了武装斗争。公元前481年的仲夏夜，田常悍然发动政变。此时的朝廷内外忠于姜氏齐国的人还很多，只要齐简公，振臂一呼，仍然能组织一股庞大的军事力量对田氏进行反扑。对于叛乱这种事，逆贼永远在法理上吃亏，田常在看到城外黑压压的政府军时瞬间没了底气，都想着如何投降才能降低自己的损失。但是他的族人田行拉住了他，告诉他现在的退路只有死路一条。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田常所幸带头冲锋，一举击溃了政府军。前方传来战败的消息，这令齐简公慌了神，这是他犯了一个彻底葬送祖宗基业的错误，丢下随从逃亡腾县，这也使姜氏齐国丧失了唯一翻盘的机会。政府军的初次战败，相对于整个战局来说，只是暂时的失利，作为政府军他们占据着法理上的天然优势。此时的齐简公如果整兵厉马，不说完全平叛，至少与叛军成僵持的态势还是可以的。大好的优势还是被齐简公给浪输，田常绝地翻盘就在这样的偶然与必然中完成。于是田氏代齐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宗法制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所以田常也只是弑杀了齐简公，扶持了一个傀儡齐平公，也没有废除齐国国君。田氏继续在齐国经营着自己的势力，田氏家族的各类人物陆续接替了旧贵族的地位，以新贵族的身份参与国家大政。2、田氏代齐已经是时间问题。公元前392年，历史终于来到了转折的那一刻，田常的孙子，田和将傀儡齐康公，迁到了海边，并留了一块封地给齐康公祭祀宗庙。随后他让魏文侯给周天子上奏，请求封自己为齐国国君。公元386年，实际上为齐王的田和终于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因而从此有了法理依据，历经近三百年，八代人的努力，田氏终于正式成为了王族。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的异同“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代表着战国新生政治势力，取代传统宗法势力两种模式，前者虽然开天辟地，但是属于三个家族势力均横的产物。其次晋国珠状盆地众多，拥有一方盆地即可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统治据险而守，不像其他地方一样有着大块平原。从地形的角度来看，晋国有很大的分裂潜质。而互为表里、相互参次的采邑飞地也限制了任何一家独大而吞并其他卿族的物质基础。所以，地形的碎化，采邑的犬牙交错，权力分配制度的畸形再加上晋无公族而士大夫权力过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晋国只可能一分多而不是像齐国一样姓氏更替。后者获取最高权力的方式，是在国君权力下沉的时期，攫取权力。然后普遍施恩，通过几代人地努力，最后不断地形成了在国内地超级威望，于是取而代之也成为了大势所趋。这两者所走地路径不同，但是实质是一样的，这两者的发生标着一个以西周时期建立的宗法秩序的彻底崩溃，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开始崭露头角。而我们精彩的战国时代，也就以这两件大事作为序幕而开启，一个精彩的时代正在到来!
郭守敬：元代著名天文学家 天文巨著《授时历》
郭守敬字若思，汉族，他是元朝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出生于1231年生于顺德府邢台县(今河北省邢台县)。而且郭守敬的祖父也是一位在金元之际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名字是郭荣。郭守敬自幼就继承了郭家的传统，对五经方面是熟悉的，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郭守敬曾师从刘秉忠。他的老师非常精通经学和天文学，郭守敬从他的老师那里得到了非常大的教导，也在天文学方面是非常精通的。后来他的师父刘秉忠被忽必烈召回去了之后他被推荐给了张文谦，后来郭守敬慢慢的升职，之后就变成了大名路宣抚司的长官。其实郭守敬在水利方面也有着很大的造诣，因为在他面见忽必烈的时候，他就曾经对忽必烈提出了水利方面的建议，后来就被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他后来升上了工部侍郎，因为他对元朝的水利治理方面有着很大的贡献。在郭守敬治理水利时就跟王恂一起提出了“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这段主张。“四海测验”也是在郭守敬和王恂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最后在王恂任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事的基础上，最后还是在郭守敬的代理下最终完成了《授时历》。王恂趋势了之后，郭守敬最后全面接管了太史院，也推出了《立成》《推步》等著作。在大德7年时朝廷下了诏书，但凡年满70周岁的官员都可以退休了，但是王恂肩负重任朝廷就不让他退休。最后郭守敬还是去世了，因为朝廷越到后面越不好，导致郭守敬晚年生活的很沉寂。1、郭守敬的成就郭守敬是中国元朝著名的水力专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仪器制造专家，他在世时写了非常多的著作，这些书对后世的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祖父郭荣是金元之际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他的老师也是个非常有名望的人，他的老师是刘秉忠，老师精通经学和天文学，教导了郭守敬很多。郭守敬被左丞张文谦推荐，郭守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召见，然后郭守敬在忽必烈面前提出了改善水利工程方面的建议6条，然后被忽必烈采用，后来就被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后来他担任了工部侍郎，忽必烈参照刘秉忠生前的建议，让张文谦修订新历，得出了“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后来建立了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是王恂的同事。后来两人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而且郭守敬去了境内的唐来、汉延等古渠，立了闸堰，让当地的农田得到灌溉。在太史院的时候太史院众人在郭守敬的领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称之为“四海测验”。太史令王恂去世了之后，郭守敬带领太史令众人，同时陆续整理成《推步》、《立成》等多种著作。在塞北江南因为战乱，郭守敬来西夏后沿黄河两岸勘察地势水情，绘制地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修复了长达二百五十余里的汉延渠以及正渠十余条。后来在天文仪器的改善中也做出了贡献。因为元朝的仪器是金朝留下了的，影响到了使用，所以郭守敬就开始改善，后来有了很大的改进。2、郭守敬的故事郭守敬是中国元朝著名的水力专家和天文学家，他在世时编纂了非常多的著作，这些书对后世的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祖父郭荣是金元之际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因为他的教导所以郭守敬熟读五经和清楚天文学等知识，他的老师也是个非常有名望的人，他的老师是刘秉忠，刘秉忠精通经学和天文学，也给了郭守敬很多教导。在郭守敬的研究生活中发生了哪些有趣的小故事呢？郭守敬十五岁那年，家里突然就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武安天宁寺的和尚，法名子聪。这位和尚非常通晓天文、地理、算数和音律等多种学问，他上门来拜访是因为他与郭守敬的父亲郭荣交情极深。父亲和子聪和尚在一起切磋起学问来了。和尚就出一幅莲花漏的拓片，问郭守敬的父亲：“这是天圣莲花漏，主要器皿都采用莲花、莲蓬和莲叶的形状，名叫‘莲花漏’。莲花漏设计精巧，可惜由于战乱失传已久，我在一节被人打折的石碑上拓得此图，左思右想但不解其中奥秘。”这时候年纪甚小的郭守敬一字不落的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心想还从未见过设计如此精巧的计时工具，就心生一计，向子聪和尚讨来了莲花落，说自己有办法破解。半个月后，子聪来郭家取莲花漏拓片，郭守敬向子聪讲起莲花漏各部分的结构和用途，说的头头是道，子聪听了觉得非常妙，一个劲的夸赞郭守敬是神童。郭守敬的父亲听了后直说不知道郭守敬天天在房内画图、算术，不觉得是什么神童。后来子聪觉得郭守敬非常有天赋，就带郭守敬去武安紫金山学经深造。3、郭守敬纪念馆郭守敬是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水利方面专家，他这辈子为了元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他在该退休的时候还在接管太史院，一直都没有很好的颐养天年。他因为跟祖父学习了天文方面的知识，所以从小就熟知天文、水利等方面的内容。而且不仅是祖父的教导，最多的学习还是在他的师父就是非常出名的刘秉忠那里。现在郭守敬的家乡是在河北邢台，但是在建造郭守敬纪念馆时就建造了两处纪念馆。一处是在河北、还有一处就是在北京。在河北的纪念馆坐落在邢台市达活泉公园内，在这里的纪念馆也是非常大的，里面的内容也很丰富，有着郭守敬铜像、四个展厅、天文观测台、观星台、还有着活动室等地方供大家来观赏游玩。在纪念馆内，最大的陈列就是《郭守敬生平业绩展览》，这个陈列是分为了四个大部分的，巨星耀神州、伟业照千秋、治水树丰碑、天文建奇功。虽然说这个展览馆多是被当做展览使用，但其实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全国郭守敬研究中心，还是很多的研究基地。纪念馆占地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700，郭守敬纪念馆前后被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同时还被被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协、科技部等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郭守敬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郭守敬纪念馆在汇通祠内，在北京的纪念馆一共分三个展厅，在这几个展厅里向游人展示了郭守敬的生平功绩。
西域：天山南北 大好河山 历时千年 终归华夏 神秘的西域是如何纳入华夏王朝疆土的？
自汉代以来，西域狭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大汉王朝时，有博望侯张骞孤行千里开异域，有定远侯班超绝地轻骑催战云，西域三十六部族就此纳入华夏王朝疆土。1、汉代西域西汉时期，出了玉门关、阳关往西都称作西域，那怕“西”到地老天荒。狭义的西域主要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自古，玉门关在中原人的心目中就是“苦寒”之地的代名字，尽管它有一个温润优美的名字，但它能让春风望而却步。所以有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然而，春风不愿意去的玉门关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也许有人想不明白，连春风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为什么还阻止不了人类的脚步?因为，人类从来都是为征服而生，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由寻找生存之地而征服世界的过程。经玉门关去往西域，主要有两条道：一条是西出阳关，通过浩瀚的戈壁沙漠，途经鄯善地区，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北麓西行到莎车，这是通往西域的南路;另一条道出玉门关，通过白龙堆，经过车师前王庭及尉黎，沿天山南麓顺着河西行到疏勒为北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古老民族如塞种人、月氏人、乌孙人等开始不断的迁徙，陆续汇聚到西域这片令中原人感到无比神秘的地方。塞种人是原居住在敦煌一带的允戎族人，他们向西迁至伊犁河地区;月氏人是原生活在伏尔加河及顿河流域的古印欧人种，他们大约于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来到河西走廊西部一带;乌孙人就是今哈萨克族的先祖，他们是由众多迁徙民族汇集成的共同体。有人曾把我国古时的东北大地比作是一个民族的孵化器，因为她用广阔的胸怀先后孕育出了诸如靺鞨、室韦、鲜卑等等数不胜数的民族。但是，西域同样不甘示弱，只不过西域的民族大部分都是从不同地域、由不同的人种，不远万里聚集于此。仿佛西域这片土地最适合当作他们疲惫心灵的港湾。因此安顿下来的人们开始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并形成了星罗棋布又似珍珠一样镶嵌在这片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国家。西汉初年，西域已经诞生了三十六个国，因此被中原史籍中称为“西域三十六国”。这些国家大都定居在葱岭南北道附近，以从事农业、畜牧业为生，安逸富足。当地农作物的种类繁多，粮食作物以谷物为主，还盛产葡萄、胡瓜等果蔬。畜牧业则以放养驴、马、骆驼等为主。当时一些国家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冶炼技术，并应用到了武器制造领域，因此矿产业也小有规模，如此极大的提高了当地人的生存质量，也丰富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水草丰美，宜于放牧，居民大都以游牧为生，风俗习惯类同匈奴。姑师地区则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宜于农耕，所以当地百姓以农业为主，生活习惯基本接近中原地区。西域各国的社会形态比较简单，尚处在从原始公社到阶级社会过度的阶段。因此，每个国家的人口都比较少，有的国家只有几百人组成，多数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也只有8万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小王国设置有简单的军政机构，国王为尊，官员从之，军队护之。护卫国家的军士大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百姓。世界上没有永远安逸的生活，如果安逸过的太久，其实危险正悄然来临。战国末期，中原地区秦并六国，大漠草原匈奴称霸，大鱼吃小鱼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西域各国很快被卷了进来。不过，“吃掉”它们的是强大起来的匈奴。匈奴的天性就是四处扩张，很快将势力范围渗透到西域，并把此地搅得鸡犬不宁。它向西赶走了月氏人，控制了河西走廊。向南占领了河南地;向北征服的丁零、鬲昆。随后，匈奴在西域设僮仆校尉，视三十六国为孩童，将西域当成自己的财富工场，大大小小的国家沦为其“童工”。匈奴单于只需一封信，或一句话，西域各国就会上缴纳税赋，源源不断的财物运抵匈奴。汉文帝时期，匈奴如同横在河西走廊上的一块巨石，将中原与西域隔离。2、张骞出使西域面对咄咄逼人的匈奴，西汉王朝隐忍、退让了半个世纪之多，全面反击匈奴的战争终于在汉武帝时期爆发。汉武帝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帝王，有着高超的军事指挥水平，他先是在马邑地区布下口袋阵，准备全歼30万匈奴骑兵，计划失败后，汉武帝又想到了联合被匈奴人赶跑的月氏人一起夹攻匈奴。那么，谁去联络月氏人?陕西固城人张骞挺身而出。月氏王国本来是立国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大国，首都设在张掖。西汉时期，月氏被匈奴击溃，国王的头骨被老上单于做成尿壶。月氏人举国西逃到中亚咸海以南、阿富汗以北地的蓝市城定居。其位置正好处于匈奴势力范围的左前方，如果月氏向匈奴复仇，与西汉合作将事半功倍。所以，汉武帝认为双方既然能各取所需，合作之事水到渠成，遂交重任于主动请缨的张骞。此时的月氏王国距西汉首都长安，直线三千余公里，而过金城便进入匈奴的版图。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者一百余人的使节团从首都长安出发，深入一个未知的蛮荒世界。张骞出师不利，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奴捉住，得知他们的目的后，军臣单于怒火冲天。不过张骞一行人并没有受到匈奴虐待，相反每人还被赐予了一个匈奴姑娘做妻子。封妻荫子、天伦之乐随心所欲，但离境是异想天开。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十年，而张骞与其他伙伴牢记使命，不改初衷。公元前129，张骞一行，抛弃妻子，向西逃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逃到大宛王国，大宛出于礼节，将所有人护送到康居王国，然后经康居辗转到月氏王国。然而，时间能改变许多东西，也能淡忘许多仇恨，何况现任国王是被杀国王的孙儿，对祖父的感情又隔了一层，所以，没有人愿意自寻烦恼，去翻报仇复国的陈年旧账事。张骞在月氏王国住了一年余，希望用诚心说动月氏王，但最终失望而归，或许保守内敛才是月氏国的生存之道。在归途中，第二次被匈奴捕获，又禁止离境，“被迫”与胡人妻子团聚。公元前126年，归心似箭的张骞又一次抛妻弃子，从匈奴逃走。他的妻儿听到消息，狂奔来随，可是追兵已至，张骞只抢到一个儿子，与妻子及另一个儿子永远决别。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仿佛还能听到胡人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声。阔别祖国十二年，张骞回到长安，出使时的一百余人，只剩下两个人。 张骞这次出使，虽没有达成预期的政治目的，但他为中国人发现了一片广大、全新的世界。他的贡献，足可媲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岸边多少事，依旧大河流，少了任何人的地球照常转动。公元前121年，汉朝大败匈奴，浑邪王投降，河西走廊成为汉朝国土，汉王朝接触西域畅通无阻。为了尽快、彻底消灭匈奴，张骞提出结盟乌孙王国的建议。乌孙王国原来的地方就是月氏人后来的地方，因为匈奴赶走了月氏人，而月氏人又去将乌孙人赶走。最终，乌孙国西迁到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成为横跨伊犁河的大国。张骞认为，乌孙比月氏更能伤害匈奴，有乌孙王国的帮助，就等于砍断了匈奴的一条右臂。公元前116年，张赛“故地重游”，顺利到达乌孙王国，邀请乌孙东归复国。乌孙国王反应冷淡。原因之一，他不了解汉朝实力，不愿草率从事。第二，恐惧匈奴报复。结果又是张骞失望而归。不过，张骞不虚此行，连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分派部属赴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宣扬大汉的声威。另外，他回国时，邀请乌孙王国派遣使节同行到汉朝访问。公元前114年，张骞逝世，但他派赴各国的使节带领着西域各国的使节团、商团，陆续来到长安。从此，开启了汉王朝与西域交往的新时代，与诸国关系日益密切，一条被称作“丝绸之路”的贸易大道横空出世。尤其当乌孙使节见识了大汉王朝的强大富庶后，决定臣服。得知乌孙倒向汉朝，匈奴兴师问罪，乌孙王昆莫大为紧张，遂向汉王朝求婚，希望用汉王朝的婚姻关系阻吓匈奴的侵略。或许乌孙王醉翁之意不在酒，但这是最实惠的方式。乌孙王的愿望很快得到满足。公元前105年，汉朝将风华绝代的公主刘细君嫁予乌孙国王昆莫。匈奴不甘示弱，马上也选一位美丽的匈奴公主给乌孙王，以抵消汉朝公主的影响力。匈奴之所良苦用心，因为它们在西域的影响力开始受到挑战，并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继张骞之后，汉朝不断派出使节联络与西域各国关系。出使大宛王国的使节向汉武帝报告说，大宛王国贰师城有一种世界上最好的马，名“汗血马”，流出来的汗像血一样，能日行千里。汉武帝酷爱宝马，当即派使节携带充足的黄金，又用黄金铸成一个金马，作为礼物，向大宛王国购买宝马。然而大宛王毋寡不屑一顾，非但不肯出售宝马而且还命东境郁成城的镇守大将郁成王将“傲慢无礼”的汉朝使节团全部杀掉。汉武帝大怒，他的人哲学就是，有些人既然不吃敬酒，就应该给他罚酒吃。从公元前103年开始，汉武帝派大将李广利率领军队两次远征大宛，战争的结果是汉军损失10万多人，大宛国王毋寡被杀，郁成王被军前处决，三千多匹宝马任汉朝挑选。事实上，至张骞通西域之后，各国便如长在墙头上的小草，风往那边吹，它们就倒向那边。匈奴先入为主，西汉想后来者居上，各国迫于匈奴的压力下，经常截杀汉朝使节。汉朝立威迫在眉睫，于是发动一连串惩罚性的战争。第一个征服的目标就是楼兰。3、征服楼兰楼兰人与月氏人同属古印欧人种，同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分别建立自己的领地。楼兰国的首都位于今新疆若羌，而最初的楼兰古城则紧靠着罗布泊西岸。楼兰王国是西域最东的国家，毗邻汉朝敦煌郡。西域的南部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及白龙堆沙漠分割成南北两部，楼兰城正是分道的港口，汉朝往来各国的使节，都会合于此。当丝绸之路开通后，楼兰又成为各国商队的聚集、补给站，所以很快就富的流油。其实，早在汉朝攻打大宛之前，楼兰冲突已经解决。当时，楼兰与车师都与匈奴暗通款曲，情愿被匈奴当作枪使，许多汉朝使节被截杀，汉朝与西域的交通线几度中断。事实证明，与汉朝对抗如同螳臂当车。公元前108年，西汉大将赵破奴率三千人马出征楼兰，结果只使用了七百骑兵就将楼兰打残。不过，正是因为轻易征服楼兰，才使得汉朝轻视后来大宛，结果损兵折将，代价惨痛。武帝末期，汉帝国经略西域，颇具成绩，轮台一带的肥沃土地上，就有屯垦区。几十年后，楼兰新国王安归，跟匈奴结亲，再度截杀汉帝国使节。龟兹王国进攻汉帝国屯垦区轮台，击斩屯田司令赖丹。西域各地，烽烟再起。公元前77年，权臣霍光派使节傅介子进入西域，先到楼兰斩杀国王安归，并将国名改为“鄯善”。新王则由在汉朝充当人质的楼兰王子继承，并由一位汉朝宫女做新王的王后。到此，鄯善彻底依附汉朝，领土也纳入汉朝版图，“楼兰”化为历史记忆。4、合击匈奴公元前71年，汉朝终于与乌孙达成联合出兵、夹攻匈奴的共识，张骞的夙愿变为现实。汉朝分别由西河、云中、五原、张掖、酒泉，五路出兵，声势浩大。乌孙参战方面，由汉朝使节常惠担任指挥，向东进军。匈奴探得到消息后，惶惶北逃。致使五路大军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仍捕捉不到匈奴主力，最终无功而返。但乌孙兵团却大获全胜，俘虏匈奴亲王以下四万余人，给予匈奴致命一击。5、问罪龟兹吓退匈奴后，常惠便征调西域各国兵力，组成五万联军进攻龟兹王国，同时为遭杀害的赖丹讨要说法。但原国王已经去世，只能交出当年主张侵犯汉朝轮台屯田的大臣姑翼谢罪。姑翼被处决，汉朝国威大振，屯垦区恢复，许多汉人士兵与当地女子通婚，西域各国开始有了汉族血统的国民。6、击溃车师车师王国位于天山以北，是汉朝前往乌孙王国的要道之一。车师国王乌贵以和亲方式与匈奴结盟，充当匈奴的走卒，继续遮杀汉使。公元前67年，汉朝在渠犁王国的屯垦长史郑吉，率领屯垦兵团一千五百人，再调发各国军队，集结一万余人，攻击车师。乌贵无力抵抗，又担心匈奴问责，两难之下，放弃王位，投奔西面的乌孙。随后，汉朝把“群龙无首”的车师国民东迁到交河城，将车师故地变为屯垦区。见此，匈奴不会无动于衷，对侵入到天山以北的屯基区大为惊恐，于是不断派兵骚扰。公元前64年，汉朝将屯垦区撤销，退回天山以南，与渠犁王国的屯垦区合并。交河城仍然存在，称车师前王国，故地则称车师后王国。公元前60年，汉帝国政府任命郑吉担任首位西域总都护，他把都护府设在乌垒王国，汉帝国在西域势力，更为增强。从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后，西域步入一片安详，庇佑在大汉王朝怀抱里的西域各国进入安居乐业、繁衍生息的黄金时代。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西域各国，婴儿一般香甜入睡。但是，不久的将来，侵扰他们的梦魇再次来临。7、西汉末年脱离中原西汉末年，王莽篡汉，中原战火纷飞，无暇西顾。西域遂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远离中原而去，于是部分西域国家开始蠢蠢欲动，称霸称雄。莎车王国首当其冲，想乘此机会，用武力统一西域，于是不断攻击其他国家。公元前45年，车师后国、鄯善、焉耆等十八个王国，联合派遣王子到洛阳作为人质，请求东汉政府派兵保护。可是大混战之后的东汉人口锐减，国力不足，捉襟见肘，而北方的匈奴仍然虎视眈眈，东汉政府不得不拒绝他们的请求，送诸王子回国。西域各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冷眼旁观的莎车变得有恃无恐，侵略更加激烈。莎车先是大败鄯善兵团，后攻陷龟兹，国王被斩。迫于无奈诸如鄯善等一些国家只能再次依附匈奴，以求得保护。8、班超收复西域二十八年之后，汉朝重振雄风。公元73年，汉军对北匈奴展开攻击，大将窦固深入天山，在伊吾卢重设屯垦区，并派部将班超，再次出使西域。然而此时，趁机盘踞于西域的北匈奴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因此，班超接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一切还需重头再来，不过困难吓不住英雄。班超一行36人，首先抵达鄯善王国，鄯善最初喜出望外，可不久便冷淡起来，原来就在班超到达不久匈奴使节也到了鄯善。狭路相逢勇者胜，班超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将匈奴使节斩杀。鄯善王大为震骇，愿送王子作为人质，重新臣服东汉。时不我待，收服鄯善后，班超马上向于阗开拔。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阗王国已代替莎车王国称霸，北匈奴使节常驻于此。班超到达后，于阗王冷饭冷脸，大为怠慢。班超摸清情况后，略施小计将勾结匈奴的于阗国师杀掉。于阗王大为惧恐，马上杀掉北匈奴使节，归降东汉。下一个目标是龟兹。龟兹王国与北匈奴最为亲密，依仗匈奴力量，攻杀疏勒王国的国王，另立龟滋籍大将兜题当国王。班超派他的部将田虑出使疏勒，兜题拒绝调解。田虑颇具班超风格，出奇制胜，将兜题劫持因禁。随后，班超赶到疏勒，另立故王的侄儿榆勒当王。到此，西域南道诸国，全部回归汉朝怀抱。公元74年，东汉大将窦固进攻车师，前、后车师王国全部投降。这时东汉王朝正式派遣陈睦担任西域都护，驻扎乌垒王国故总督府。东汉斩获不断，北匈奴如芒刺背，于是两次进击位于车师的汉人屯垦区，但都功亏一篑。但北匈奴的同盟焉耆王国、尉犁王国和龟兹王国，却表现抢眼，它们突袭总督府，把陈睦杀掉，东汉驻扎在车师的屯垦兵团全部溃退。此时，汉章帝刘炟经受不了西域的惨重挫败而感到沮丧，遂下令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公元76年 ，所有汉使和协防军队撤回。当时班超也在召还之列，他临走时，疏勒全国恐慌，大将黎弇为避免再沦为龟兹的奴隶竟然自杀。班超勉强走到于阗王国，国王痛哭失声，苦苦挽留。班超被感动，决定抗命留下，再次返回疏勒王国。可是仅只数天工夫，疏勒边境已有两坐城市投降龟兹。班超以迅雷不及掩耳斩杀六百余人，两城失而复得。这时，东汉朝廷又允许班超留下，不久将班超晋升为西域都护。在班超的经营下，西域各国陆续归服。公元94年，班超征调各国军队，向北道发动总攻。不过，当年的龟兹王早已病死，班超只生擒了焉耆王和尉犁王，并将二王带到原陈睦死难故地斩首，以祭奠英雄亡魂。此时，距陈睦之死己过去整整二十年，可见君子报仇二十年照样不晚。公元102年，班超退休，返回洛阳。东汉政府派遣一位年富力强的将领任尚接替。任尚临行前很“谦虚”地向班超请教纵横西域的心得体会。班超说水至清则无鱼，做到宽以待人，不拘小节，豁达怀柔即可。任尚感觉班超很平淡，徒有虚名，到达西域我行我素、刚愎自用，结果仅上任四年就激起各国叛变。公元106年，各国联军进攻疏勒，任尚不能阻挡，求救于内，东汉另行派遣一位将领段禧替换任尚。任尚有惊无险，庆幸有生之年没有殒命西域。但由任尚引发的混乱局势已不可收拾，段禧转只推进到龟兹王国，便寸步难行。因为，虽然龟兹王支持段禧，但龟兹人民与之离心离德。后来，龟兹国民与温宿王国、姑墨王国，组织联军，攻击段禧和龟兹王。段禧虽历经千辛万苦将联军击溃，但前方已经看不到光明。公元107年，无奈之下的东汉只得再次撤销西域都护，残留的屯垦区也一并撤销。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部将索班，再进入伊吾卢屯垦，鄯善王国和车师前王国重又归附东汉王朝。不久，北匈奴残余部落，跟车师后王国联合，攻陷伊吾卢，杀死索班。鄯善王国向东汉王朝求救，东汉政府正困于羌部落的战争不能自拔。于是只派遣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长史，进驻敦煌，遥作声援。北匆奴的残余部落和车师后王国，乘机进攻已成为中国本土的河西走廊。班勇忍无可忍，举领六千人反击，生擒车师后王国国王，带到索班死难处斩首，把头传送到一千九百里外的首都洛阳，悬挂示众。然后征调各国军队，进攻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北匈奴大败，向北逃走，从此再没有出现。班勇之后，社会矛盾加剧的东汉再也找不到经营西域的适当人选。特别是最后一任都护王敬，为人志大才疏，但羡慕前辈们的威风，公元152年，击斩于阗国王。不久，于阗人民反攻，王敬引火烧身被杀。这时，东汉王朝正陷于宦官、士大夫及外戚之间无休止的内争，没有人将目光放在几千里之外的西域，西域如一个找不到家门的孩子，再一次与母亲脱离。但是，已经建立数百年的经济交往，及文化基础没有中止，而我们又时刻没有忘记对西域的牵挂。西域再次回到中原王朝，已经是数百年后的唐朝。岁月轮回，弹指千年，等待并不漫长，让我们拭目以待。
天京事变：太平天国运势的分水岭 东王杨秀清 北王韦昌辉被杀 翼王石达开出走 此后太平天国逐步走向衰落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间嫌隙日生，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结成自己的势力集团，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分裂，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使得太平军元气大伤，太平天国因此由盛转衰。1850年代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短短的2年稍多时间里，就完成了从流民团伙到拥都之国的转变，可谓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然而，由于统治上层的奢靡、内讧风气日重，因而，一场难以避免的内战危机，正在一步步地逼向太平天国的国都——天京。1856年9月，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天京城里终于刮起了腥风、下起了血雨，一场连环的内部倾轧惨案，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以及翼王石达开之间拉开了序幕。那么，这场惨案的始末到底是怎样的呢?那还得从起义运动筹备阶段的1848年说起。天父下凡附东王，天王拥位却为虚1843年，洪秀全在最后一次参加科举府试落榜后身心俱疲，而后在迷途里摸索人生的过程中，逐渐走上了抛弃孔孟之道的道路。受西方宗教学说、教义的感染，洪秀全成为了一名基督教信奉者，并在其后的日子里，根据自己了解、总结的新教义，于广西与后来成为“南王”的冯云山一道，创办了一个名为“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而日后成为太平天国“东王”的杨秀清，早年生活困苦，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他在1840年代的中期加入了拜上帝会。1848年春，冯云山在广州活动的时候遭到清政府的逮捕，洪秀全前往营救，导致会内群龙无首、人心不稳。为了安抚信众，心中小有谋略的杨秀清编造出“天父下凡说”，并大肆宣扬天父已附其体，只要信众们一切听自己的，他们便不会遭遇任何的麻烦。营救冯云山成功后，回到广西的洪秀全见杨秀清在安抚信众一事中立了“功”，因而不多久后，洪秀全便召集信众，公开追认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之权。就这样，杨秀清成为了拜上帝会中的骨干人物之一，这为他日后的权势膨胀埋下了伏笔。金田首义成功后的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永安给包括杨秀清等在内的多名骨干会员封王，完后又出台规定，除天王以外，其余的南、西、北、翼、燕诸王，悉数均归东王节制。1852年，太平军在离桂赴宁的征途中，损失了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这使得起义队伍中的实际领导权更进一步地被集中到了杨秀清的手里。东王跋扈惹众怒1853年3月，太平军经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后，终于抵达江南地区的重镇——南京。在南京的清军由于已听闻过太平军在进军过程中的威名，因而在与之交战前，大多数已落荒而逃。经过不到两个星期的战斗，太平军于当月19日完成了对南京的占领，并将此定为起义政权的中心所在地，易名“天京”。定鼎天京后，天王洪秀全开始丧失其在起义初期的斗志，在贪图享乐之余，他把朝政全盘交给“可代天父传达天令”的杨秀清打理。在各种权势集于一身之后，杨秀清在天京内外的地位变得如日中天，越来越多的人前去对他实行巴结，导致他在天京城里的实际地位甚至比洪秀全还要显赫。自此，位高权重的杨秀清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因而在处理与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其他诸王甚至天王洪秀全的关系时，他总是十分地跋扈。比较典型的事件有：1.一次，韦昌辉的族兄因同杨秀清的妾兄发生财产争执引发杨秀清的不满，杨秀清利用手中的权势，逼迫韦昌辉处死自己的族兄。2.多次以“天父”的名义，对洪秀全进行杖刑威吓，导致洪秀全虽拥有“天王”的名衔，却难以同同为“天父之子”的东王拥有平等的权力。这样的情况持续了3年有多，在此期间，天京城内许多人的心里都积聚起反杨秀清的暗怒。1856年夏，太平军在一破江南大营的战斗中取胜，杨秀清甚至居功自傲，试图将所有的战功揽归于己。而在战争期间，他因拒绝久战已疲的秦日纲部入城休整，引发秦日纲对其心生嫌隙，战后，他又携着自己于战间的统战之功向洪秀全邀封“万岁”，这使得洪秀全逐渐看清了杨秀清的谋权野心。洪秀全虽对杨秀清的要求没有当场拒绝，但在以同意的态度打发走杨秀清后，他旋即拟写计划诛杀杨秀清的密诏，并将密诏致送韦昌辉、石达开等。而曾被杨秀清胁迫处死族兄的韦昌辉其时正在江西督战，但接到洪秀全的密诏时，他意识到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马上统率精兵3千，日夜兼程地向天京方向赶去。9月1日午夜，韦昌辉部抵达天京，不待任何休整，便立即兵围东王府。血雨腥风袭天京9月2日拂晓，在秦日纲部兵力的配合下，韦昌辉部军对东王府发动突袭，睡梦中的杨秀清还来不及知晓发生什么事，便被乱刀砍死在床上。与此同时，韦、秦联军又对东王府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杀了个遍，不消半晌，东王府的庭院、居室、走廊、楼梯，便横七竖八地倒了数千具尸体。杨秀清虽死，但他在天京城内的影响力还十分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韦昌辉又向洪秀全献计，以“苦肉计”来诱杀忠于杨秀清的残部。数天后，当东王府被血洗的消息在天京城内传得沸沸扬扬时，洪秀全公开对外昭告，要对滥杀无辜的韦昌辉、秦日纲施以杖刑，号召东王旧部悉数前往天王府见证。杨秀清旧部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因而在不带武器的情况下，便蜂拥进入天王府，并按府内引领人的指示，陆续进入指定好的大包间就座。当6000余人的东王旧部完成就座后，包间大门突然“呯”地一关，他们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数千名分别忠于天王、北王、燕王的伏兵带着矛、刀、剑等武器蜂拥而至，将包间门再度打开后，他们一拥而入，将包间里手无寸铁的6000余人一个不剩地杀死。继这两场血腥屠杀后，韦昌辉仍不罢休，在随后的十多天里，以清除“东党”为名，韦、秦属部继续在天京城内搜捕“身份不明”的人士。9月26日，石达开在返抵天京后，于天王府内与韦昌辉会晤，期间当石达开得知韦、秦将杀戮扩大到杨秀清本人以外的无辜者身上时，他破口责备韦昌辉说：“你们杀了东王和他们的主要将领还不满足?为何还要杀这么多为我们打仗的弟兄?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你们自己可以了结这件事，我没法管了!”就这样，石、韦间的会晤不欢而散。韦昌辉“无端遭受”石达开的一顿臭骂，心中忒不爽，于是再次心生杀念，想杀掉石达开。石达开知道事态于己不利，当晚便离开了天京。韦昌辉杀石达开不成，转而再施故技，将怒火发泄到了石达开的家属、部众身上。天国政权元气伤，运势由此转下坡逃离了天京的石达开在安徽安庆举兵，欲讨伐韦昌辉，洪秀全生怕事变造成的余波再生枝节，便马上派人传达其对韦昌辉的谴责信。韦昌辉读完信后勃然大怒，觉得洪秀全在过河拆桥，于是情急之下，率部众进攻天王府。不过，由于韦昌辉没有经过筹备，因而攻入天王府的韦昌辉部军遭到天王府守军的全歼。韦昌辉被生擒后，于11月2日被处死。韦昌辉死后，他的首级被送往石达开的营帐，以平息石达开的复仇之火。而后不久，秦日纲也被以同谋兴乱的罪名处死，至此，天京事变告终。不过，天京事变后，原先政权一支奉为精神支柱的“天朝神话”瞬间在人们的心目中幻灭，人们普遍陷入了信仰危机。为了挽回天国政权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颓势，洪秀全于1859年下诏对杨秀清等实施平反，并将他被杀的日子定为“东王升天节”。与此同时，在石达开率部出走不肯归的情况下，重新掌握实权的洪秀全开始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作为新一代的统军者，虽然也取得过二破江南大营、东征等若干战事的胜利，但天国的运势，却再也恢复不到它奠都江宁之初的水平了。
唐中宗李显：有着显赫的身世 父亲母亲儿子都是皇帝 一辈子生活在三个女人的手掌心里
唐中宗李显是唐朝第四位皇帝，唐中宗李显本应该大展宏图，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在他的一生中，本该给他爱和关怀的母亲、妻子、女儿，最终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上。这三个女人，可以说是掌握了他的一生。唐中宗李显一生庸弱无能，被几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第一次即位才两个月，便被母后武则天废黜为庐陵王，软禁在均州、房州十四年，尝尽了人世艰险。武则天死后，李显再次即位，韦皇后却与人私通，并干预朝政，野心勃勃的安乐公主一心想效仿武则天做皇太女，软弱糊涂的李显就被这母女俩密谋毒死了。武则天一生给高宗李治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显，四子李旦。长子李弘在655年被封为代王，次年，原太子李忠被废黜，李弘就成为了皇太子。可是这个李弘二十三岁就英年早逝了，他的弟弟李贤便接过了太子之位。这个李贤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最聪慧的，据《唐书》记载，他小时候读书便能过目不忘，而且举止端庄，很受高宗喜爱。李贤当太子之后，便召集了一帮学者为《后汉书》作注释，史称“章怀注”，因此，李贤也被人称为“章怀太子”。李贤虽然学识渊博，却并不热衷政治，一心只想着书立说，这让武则天有些不满。仪凤四年五月初三，武则天的宠臣明崇俨被盗贼杀害，此人精通巫术，并且风姿英俊，和武则天的关系极为暧昧。在搜捕盗贼的过程中，武则天突然得到密报，太子的一个家奴赵道生主动自首，说自己受太子指使杀死了明崇俨。武则天立刻派人搜查太子府邸，竟然找到了三百余副甲胄。于是，太子李贤便以谋反罪被捕入狱。对于太子造反一事，高宗始终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很看好李贤，所以便下令三司会审，但最终也没能帮太子洗脱罪名。太子李贤最后被废为庶人，流放到了巴州。长子夭折，二子又被贬为庶人，三儿子李显便被立为了太子。弘道元年，病恹恹的李治终于驾崩了，太子李显继承了皇位。他身上遗传了父亲的善良和软弱，所以即位之后，很多事情都要请示母后才能作出决断，朝政实际上依然被武则天把持。后来，他渐渐不满于充当母后手中的操线木偶，便试图利用外戚的势力，组建自己的势力集团来和武则天抗衡。当时，裴炎受高宗遗诏辅政，李显觉得他处处掣肘，便准备提拔韦皇后的父亲，自己的岳丈韦元贞当侍中。裴炎坚决反对，李显大怒，便冲着裴炎吼道：“我是皇帝，我要把天下给韦元贞都行，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侍中了！”裴炎无言以对，便将此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了武则天。武则天看到李显如此愚蠢，还气焰嚣张，便将他贬为庐陵王，赶出了长安。从此，李显便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当了短短两个月的皇帝，李显便被废黜，先后被软禁在均州、房州长达十四年之久。在这十四年软禁生涯中，李显的身边只有妃子韦氏相伴，两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这个韦氏在李显当太子的时候被立为太子妃，中宗即位的次年，加封皇后。在李显被废黜软禁期间，韦氏始终与他患难与共，为他排忧解烦，经常鼓励他想开一点，人生总是祸福相依，否极泰来，要耐心等待命运的转机。对此，李显非常感动，曾经对韦氏许诺：“有朝一日我要能重登皇位，一定帮你实现一切愿望。”没想到，他真的等到了这一天，在经历了无数担惊受怕的夜晚之后，李显又迎来了新的黎明。按照以往的皇位继承制度，一般都是嫡长子继承皇位，以保证皇位始终在一家一姓中传递。但是武则天是特例，如果让儿子即位，虽然是一家，却不是一姓。如果让侄儿即位，虽然是一姓，却不是一家。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素来果断的武则天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在调查了大臣的意向之后，加上契丹、突厥先后打出匡复李唐的旗号反周，武家子弟又不堪大任，武则天还是决心将已经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立为太子，准备还天下给李氏。699年，李显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京城，被重新立为太子。这个时候，武则天已经病重，朝廷中两派势力都蠢蠢欲动，于是，在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突率羽林军五百余人，冲入玄武门，杀死张易之、张昌宗，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迫使武则天传位于中宗，改年号为“神龙”，次月复国号为唐。中宗是个重感情、重承诺的人，他即位之后，立刻兑现了当日对韦氏的诺言，将她册封为皇后，并且不顾大臣的反对，破格追封韦后之父为王。这本来都不算什么，作为对一个与自己共患难十几年的女子的补偿，这种做法似乎并不为过。但是，接下来的举措显然是昏了头，中宗竟然忘了眼前武则天的教训，让韦后参与朝政，并对扶立自己的功臣张柬之等人不加重用。这样一来，不但令朝野上下寒心，而且让韦后心中的权力欲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这个曾经因丈夫被牵连的女人，在与世隔绝地蛰伏了十几年后，终于盼来了报复的一天。可是，她最痛恨的武则天已经病死，她不知道该向谁发泄这么多年来遭受的一切困苦，便开始疯狂地追逐权力，并以此来满足自己被压抑已久的欲望。韦后与中宗生有一女，名叫安乐公主，被武则天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而韦后和武三思的关系非常暧昧，于是便连同女儿，和自己的亲家、女婿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左右着朝政。对于这个背叛自己的女人，中宗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宽容。也许是感念当年的恩德，当他看到韦后和武三思在床上衣衫不整地赌钱时，不但没有勃然大怒，反而乐呵呵地帮他们数筹码。张柬之等人看到韦后的势力一步步膨胀，担心武则天的历史又将重演，便极力劝谏中宗，务必除掉武三思，以防后患。但是，昏庸软弱的中宗对这些忠言充耳不闻。最终，武三思和韦后反而诬告张柬之等图谋不轨，不断怂恿中宗，将张柬之等册封为王，调离京城。然后在路上埋伏杀手，将他们纷纷除掉。眼看着一帮功臣惨死在昏君之手，太子李重俊便和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在707年发动政变，杀死了武三思父子，然后攻入宫中，想除掉惑乱朝政的韦后和安乐公主。结果三千羽林军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太子李重俊和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双双被杀。韦后乘机诬陷宰相魏元忠与太子勾结谋反，将其贬出京城，独揽了大权。除掉了心腹大患之后，韦后的权力已经无人可比，此时的中宗在她眼中已经形同废人。因为太子谋反时杀掉了自己的情夫武三思，韦后便与女儿的情夫武延秀勾搭成奸。这个武延秀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素来在宫中偷香窃玉，很受安乐公主的宠爱。在这次政变中，安乐公主的丈夫也被杀死了，所以安乐公主便乐得与武延秀共叙幽欢，公然如夫妇一般同起同卧。中宗得知之后，不但没有约束女儿的行为，反而将安乐公主许配给了武延秀。即便如此，韦后还是出入女儿家中，逼迫武延秀侍寝，后来竟然发展成为母女共侍一夫，极其淫乱不堪。这个安乐公主是中宗在贬谪房州途中所生，当时没有襁褓，中宗只好脱下自己的衣服包裹幼儿，因此安乐公主小名裹儿。可能是出于对女儿的歉疚，中宗一生对安乐公主极其宠溺。可是安乐公主生活奢靡，作风放荡，而且利欲熏心，还想效仿武则天当女皇。在中宗和韦后的纵容下，安乐公主在朝野之中肆意妄为，丝毫不把众朝臣放在眼里。为了牟取暴利，她竟然开府置官，公然卖官鬻爵。各种官爵都被她自己标上了价格，来人只要出得起钱，不管是屠夫酒肆之徒，还是山野草寇，都可以做官，而且由她降墨敕授官。官员的任免要皇上签字，安乐公主便常常自写诏书，一手掩住诏书上的文字，一手捉住了中宗的手在诏书上署名。中宗对安乐公主娇惯久了，根本不看她拿的是什么东西，就草草地签名了事。一时间，安乐公主所授官职竟然有五六千人之多，宰相以下的官员多出其门，权倾朝野。因为安乐公主从小跟随武则天长大，受到这位女皇的影响，便也想着效仿她，让中宗封她做皇太女。中宗总觉得安乐公主是一个被惯坏的小孩子，只是说说，便逗她说：“等你母后做了女皇，再立你为皇太女也不迟。”结果安乐公主却当了真，整天怂恿韦氏临朝听政。这正中了韦氏的下怀，她便以中宗体弱多病为由，效仿武则天当年的做法，一步步干预朝政，甚至乾纲独断，丝毫不把中宗放在眼里。后来，有一个许州参军燕钦融上书声讨韦后和安乐公主，说“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安乐公主、武延秀及宗楚客等，朋比为奸，谋危社稷，应亟加严惩，以防不测”。唐中宗岂是不知，只不过一直隐忍不发而已，事到如今，他已经无力管束这母女俩了，便默然颓坐，良久不语。正在此时，韦后闻讯赶来，竟命令手下宗楚客将正直的燕钦融摔死在殿庭石上。这样一来，中宗颜面无存，顿时大怒，便对韦后的手下说：“你们眼里还有朕吗？”宗楚客回去之后便向韦后告状，还添油加醋地说皇帝已经觉醒，可能会有废后之举。韦后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心里本来就有隐忧，便信以为真，召来安乐公主，两人密谋良久，准备毒杀中宗。景龙四年，这对心狠手辣的母女根本不感激中宗对她们的宠爱之情，毒杀了毫无防备的中宗。临死之前，中宗可能也不会想到，杀害自己的竟然是他最信任最深爱的妻女。中宗一死之后，韦氏便再也无须顾虑什么了。她任用韦氏子弟统领南北衙军队，开始临朝听政，并准备除掉相王李旦，以断绝李家的后路。可是还没等她动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抢先发动政变，带领羽林军夜入玄武门，肃清宫掖，尽杀韦姓诸人。最终，韦后的女皇梦也没能如愿，而中宗李显一生遭遇坎坷，不得善终。
唐末名将高骈：文武双全 半生英明 晚年却昏招频出 欲独占镇压黄巢之功 使黄巢长驱直入进长安 从一代名将沦为千古罪人
高骈是唐朝后期名将，高骈出身名门，他不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家，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黄巢起义时高骈曾力挫黄巢的军队，然而在胜利在望之时驻足不前，导致黄巢得以长驱直入，直捣河洛地区，最终攻陷国都长安。唐朝有许多文武兼修之士。譬如李白、高适，剑法堪称是文人墨客中的高手。但如果要评出一名射箭冠军，晚唐时代的高骈应该可以力拔头筹。当年高骈在军中，某日出行，闻听空中雕鸣声声，一抬头，只见两只大雕展翼并飞，扑翅掠过，箭术娴熟的高骈马上产生了射雕的冲动，说了声：“我后大富贵，当贯之”!随即挽弓搭箭，箭如流星，直指长空，双雕应声而落，众人大惊，欢呼声响遏行云，人称“落雕侍御”。一箭双雕，确要有过硬的本领，这位射雕英雄，也果然在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声名日隆，历数镇节度使，并加授司徒、诸道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等显官要职，“位冠侯藩之右，名兼卿相之崇”，验证了自己当初在射雕时的预言。唐朝晚期，皇权式微，国祚震荡，战乱频仍。年轻的高骈，在家国的感召之下，信奉祖辈留传的传统，满腔热血，南征北战，化做声声长啸，确有势不可挡、英气勃发的射雕雄心，在荒无人烟的边陲，一心平虏保国。在平定党项叛乱之战中，其他将领辗转千里，没有建立尺寸战绩，他却数用计谋，屡建奇功。随即又兵定安南，大获全胜。后又移镇西川，始建成都府砖墙，由于他熟谙兵法，用兵有度，所镇之处，皆有治绩，“天子嘉其才”，不断升迁，加官进爵，唐僖宗继位之后，甚至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职同宰相。由于高骈智勇双全，加之战功赫赫，似乎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打不赢的仗，深得朝廷器重与嘉许。闲暇之余，高骈犹喜吟诗，他的祖父名为高崇文，一点也不喜欢书文，讨厌案牍之事。高骈则不然，甚喜弄骈文章奏之事。在唐朝后期的武将中，高骈的诗文堪称一流高手，是个善于捕捉生活细节、调节自身性情的将军诗人。他会于春光明媚时分，大招宾客，对酒看花，“花枝如火酒如饧，正好狂歌醉复醒”，与诸幕僚友人一起醉春，真正一副儒将风范。抑或在浓阴匝地的夏日，于园中小憩，觅得“水精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样的佳句。又譬若所骑黄马生病，也可吟得“官闲马病客深秋”之类的寄寓之作。我最喜欢的，是高骈的《对雪》中的“坐看青竹变琼枝”一句，雪落飞花，青竹变为琼枝，只言片词，便将雪之猛、雪之烈，描摹得逼真而生动。高骈卸下戎装铠甲，在雪前的这一坐，无意中却觅得千古佳句。这样的文采，在唐朝的武将中，所见无多。高骈的幕府之中，也聚集了一批学识渊博的舞文弄墨之士，最典型的是从事官裴铏，写有三卷《传奇》，多叙神仙怪异之事，为唐代传奇小说乃至后世小说发展贡献甚巨。还有一位幕僚，新罗人氏崔致远，跟随他数年，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后将在唐十六年间求学供职的诗文整理成二十卷《桂苑笔耕集》，被公认为是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很显然，两位幕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高骈的影响。然而文字毕竟不是将军的生活与主业。时值黄巢兵起，直指长安，朝廷对身在扬州统兵，肩负宰相之职的高骈的依赖，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举国上下都希望他能出兵护国、平叛立功，扭转乾坤。高骈也不负重望，打了几个大胜仗，他所向披靡，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力挽狂澜。可是在对黄巢的态度上，朝廷多有争议，有的认为同意授其节度之职以“纾难”，也有的认为宜彻底剿灭以绝后患。朝廷里的宰相大臣们各怀异心，宰相卢携和郑畋甚至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几乎当场打起架来。唐王朝已经没有足够的元气来处置事关存亡的大事，而且态度暧昧，这次极不雅观的朝廷辩论，丧失了最好的战机，并且也导致了事态朝着严重的方面发展。此时的高骈，刚刚掌握兵马都统、节制东南诸道的兵权，正在忙着“缮完城垒，招募军旅”，已有“士客之军七万”，还在传檄征兵，也正是他威望大振的时候。京城的消息传来，高骈觉得，自己一心剿匪的意见未被采纳，说明了朝廷对他的疑虑，同时还说明了朝中有人指手画脚，不存好意。早在高骈平定安南时，就曾因战功显赫而招致监军李维周的嫉妒，而李监军甚至藏匿高骈的捷报不向上呈报，朝廷责怪，李监军竟然报告说高骈不肯卖力，推诿不前，命另外人等代之。高骈的热情一下子跌到冰点，辛辛苦苦的努力，得不到支持，心中很是不平。他要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事才能，重新赢得朝廷的肯定。黄巢兵过扬州北上，高骈“下令将出师”。按说，大将张璘已做好准备，是最佳时机。但这个时候，高骈身边的小人也及时地跳了出来，一位叫吕用之的亲信替他出了一个馊主意，说，将军您现在功勋卓著，贼尚未平，而朝廷中已有口舌是非，一旦贼平，则有功高震主之嫌，何不坐山观虎斗，自求多福呢?这一建议正中高骈下怀，于是托疾不出，严兵保境。在没有遇到强势的防御阻挡之下，黄巢的兵马顺利通过有重兵把守的江淮，遂得以一路向北，北趋河洛，直捣长安。这一次，高骈的负气赌气，以及听信小人，铸成大错，酿成大祸，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毁掉了自己辛苦半世才营建起来的名将风采。而朝廷仍然对其“倚若长城”，奔送诏谕的使者，相望于道。但高骈仍然拥兵不出，使得唐僖宗对他伤透了脑筋。无奈之下，只得将都统的兵权移交王铎，对高骈进行加爵削权的冷处理。岂料这样做，使高骈原先的威望一扫而光，这令他更加无法接受。这时的高骈，因为受吕用之等人的蛊惑，陷于迷茫。他躺在纸张发黄的功劳簿上，沉沉地昏睡了。他已经深深地迷恋上了神仙之术，羽化登仙，幻觉重重了。他不知道，由于他的不抵抗主义，已经使得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个指望他再传捷报的小皇帝，已经被逼得逃离京城，跑到了四川，而且看起来，比当年安史之乱的情况更加严重。游乐成习的唐僖宗，在逃亡途中，过的是穿布衣、吃蔬菜，摒弃笙歌，不敢游猎，日夜啼哭的悲惨生活。朝廷对于高骈，已经彻底失望了。起用儒生王铎担当都统，是高适不能接受的。他甚至与皇帝在来回的信简公文上，耍起嘴皮子，玩起了文字上的游戏。高骈说，王铎乃一介儒生，怎可抵敌?如果起用我的话，必能“纠率诸侯，诛锄群盗”。唐僖宗回道，我早就付兵权给爱卿你了，不错，你的功劳很大，但却放虎离山，难辞其咎啊，况且，免了你的兵马都统职务，不是加封你为太尉了吗?再说，谢玄曾破苻坚于淝水，裴度平元济于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怎知王铎不立大功?高骈又说，今贤才在野，奸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是您不用我了，而不是我辜负了您。唐僖宗在诏书中回敬道，你说到底朝中谁忠谁奸?我虽冲人，但你高骈也不能随便轻侮我为“亡国之君”啊。…………高骈上书“攘袂大垢”，公然指责朝政不是，心怀不满。而唐僖宗在诏书中，则指责他剿贼不力，误己误国，有负圣恩。来来往往之间，是看不见的唇枪舌箭。历代君臣之间，没有见过像他们这样玩文字游戏、捉政治迷藏的。高骈的厌战情绪油然而生，与当初的雄心壮志截然不一，他在《写怀二首》中吐露心思：渔竿消日酒消愁，一醉忘情万事休。却恨韩彭兴汉室，功成不向五湖游。花满西园月满池，笙歌摇曳画船移。如今暗与心相约，不动征旗动酒旗。当年临危不惧、功封侯爵的将军，在国家分裂动荡之机，迷茫不已。一代名将从此沉湎于崇道之术。他所信任的吕用之一帮人，其实都是些心怀鬼胎的不法道士，利用他心灰意冷之际，假意奉迎说他将归上清，羽化登仙，将高骈引入歧途。罗隐在《广陵妖乱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萧胜的人，纳五百金赂于吕用之，希望可以得到盐城监的职位。吕用之为萧胜帮忙，但高骈认为，当任的盐城监工作有治绩，与夺之间，十分为难。吕用之便开始编故事了，说，我昨晚得到上仙的一封密信，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须一灵官去取，因为萧胜是上仙身边人，所以才建议让他去当盐城监的。奇怪的是，高骈听了这番话，竟然同意了。萧胜到了盐城数月，献了一柄铜匕首。吕用之又对高骈说，这是北帝的佩物，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高骈感到很惊异，于是将铜匕首饰以宝玉，经常放在身边。吕用之用这样的办法，将高骈骗了又骗，还赢得了信任。可惜高骈蒙在鼓里，最后权柄尽失。当得知王铎果然击败黄巢、收复京城的消息传来，高骈“悔恨万状”。而这个时候，高骈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部下又多叛逆。他于是更加迷恋于修道之术，日跨青鸟作仙游状，借以自慰。最后，城池失守，竟然被自己的部部毕师铎关押起来。没有吃的，只能煮革带以食，最后全家在内乱中被囚杀。在黄巢起义的时候，高骈曾力挫黄巢的军队，可随后他却保持中立。高骈他家可是世代受到朝廷的重用，为何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从《旧唐书》这些史料对于高骈是有一个代表性的评价，那就是“养寇自重”，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存在着一些争议，高骈在调任淮南之前，是在荆南地区镇守，在当地他安抚流民，把地方治理得非常出色，结果换到淮南，就立马变成一个昏聩迷信方术的无脑军阀，这个反差确实是有些大。其实高骈并非是不想去和黄巢打仗，而是他有着一些顾虑，不能去打，他身边有一个叫做崔致远的人，此人是个新罗人，他就是高骈的幕僚，曾写过一部《桂苑笔耕集》在这部作品里面他对高骈在淮南镇守时候的一些举动也有明确的记载。比如高骈当初为何没有北上救长安，不是他不想去，而是朝廷不允许他去，高骈镇守的淮南是朝廷的赋税重地，从安史之乱开始，这里就成为支撑朝廷的关键地区，黄巢等人起兵主要是从东南地区开始攻击，不过他们是属于流动作战，对于东南地区的损毁不是非常严重。高骈在这里，黄巢的军队就不敢随意来进攻淮南，这样朝廷就不会断绝赋税的重地。对于唐朝来说，他们是不太想把淮南这样的重地交给高骈的，因为这样一来，高骈就等于是左右朝廷的命运，一旦他有什么别的想法，唐朝会立马崩溃。可黄巢大军势头非常猛，当时要让高骈带着军队过来，确实可以阻拦黄巢部队，可黄巢的军队里面还夹杂着百万的流民，打起来朝廷的军队确实没有什么优势，长安周边还有很多唐军的势力，要是因此就放弃淮南，反而是不明智的选择。后来高骈他也没有断绝给朝廷的赋税，他心里是没有背叛的意思，可以说对高骈的评价是明显有正反两个极端的，那么我认为，说高骈拥兵自重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镇守淮南多年，自己手上有着强大的军力，在和黄巢的战斗中，高骈其实没有真正用主力去打，双方也只是试探性的一些接触，他还由于自己轻敌让黄巢的主力顺利北上，从这些角度来看，高骈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过错。他这个人前面都过得太顺，自己没有打过败仗，再加上出身高贵，一路晋升非常顺利，自然就会有些骄傲自负。在镇守淮南的时期，高骈还曾吸纳过不少的黄巢降将，他后来也是死在这些降将的手里。我认为高骈算不上是什么奸臣，但从他后期的表现来看，高骈应该是有些新军阀的作风，保淮南与救朝廷是不矛盾的，崔致远的作品确实是可以做参考，但考虑到他与高骈的关系，这些事情就很难说是真的，他还曾为高骈作过一篇讨贼檄文，结果檄文出来了，高骈却没有出兵。当时的唐朝已经是非常危险，长安都丢了，皇帝一路逃到巴蜀地区，高骈在淮南毫无动作，这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他和当时地方的一些军阀有些相似，自己手里掌握着重兵，但行动起来顾虑就非常多，高骈在淮南有着不少的势力，杨行密这些人都是他忠诚的部下，以他的军力是可以与黄巢一战。养寇自重这样的词就有些过了，但他最大的失误就是自己不应该放走黄巢，黄巢入长安给整个北方带来巨大的影响，唐朝中央的力量损耗殆尽，朝廷失去对于北方的控制，随后朱温这些军阀崛起，国内也陷入到长期的混战中。高骈的领兵不力，确实是导致了这个结果，以高骈他的能力，不应该犯下这样的错误，就算是要保扬州，我认为朝廷也不可能让他就真的不用出兵，朝廷还没有傻到放着这么一支重要的军力不用，这都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肯定是什么力量都要使用的，可高骈起码也应该派一支军队北上去做做样子。所以他前后的矛盾，就是在于自己到淮南之后力量逐渐变强，他与朝廷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高骈手上掌握着这么多的军队，朝廷不可能对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因此他也非常担心，不采取措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无论北边打成什么样，都不会影响到高骈的利益。他之前确实是一个忠臣，可随着权势越来越大，高骈确实开始更多考虑自身，人性的复杂在他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实人们熟悉的曹操，当初也是真的要恢复汉室，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也没有能坚守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