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后期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黄巢之乱的因素,使得北方战乱不堪,人口流移南方,田园荒芜。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交迭频繁,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北方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持续大减。直至后周后期才逐渐恢复,但经济力始终不如南方。而南方则较为安定,持续吸收来自北方的流民,替南方带来大批的劳动力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到五代十国期间,由于南方十国国家林立,摆脱北方经济负担,而且君王重视生产发展,发展出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蜀地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仓库饱满。江南两淮重农桑、茶叶、水利与商业贸易,其中吴越、闽国与南汉的贸易最为兴盛。湖广要靠卖茶和通商,运茶到黄河一带,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这些区域彼此互通有无,并与华北、外国通商贸易,商业十分兴盛。所以,南方至此已完全代替北方成为全中国地区的经济中心。由于北方内乱、外族入侵与天灾不断,南方十国在人口、经济、文化与科技方面皆胜于北方五代。这也是华南经济再度胜过华北的时刻,此后这一局面再也没有逆转。十国为了扩展经济,重视兴修水利与经济作物,发展贸易业、茶叶、纺织,钱塘江石塘也是在这个时期兴建的。由于关中经济崩溃,五代大多定都于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开封,都城的因素与燕云十六州的沦陷影响了宋朝的军事与经济。1、农业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而残破不堪,河北、河南、山东与关中一带都是战乱区。例如943年后晋出帝时,春夏裏有早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再加上军事上人为的决黄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相对的,自汉魏六朝以来,比较平稳的江南、湖广与巴蜀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而十分兴盛,成为中原人民投奔的地方。在加上华南地区被细划分数国,各国为了提升经济力莫不细心经营,这使得十国的经济力远胜于重武力的五代。虽然五代战乱不堪,但仍有不少君王提振经济。后梁太祖称帝后重视农业,他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河南地区的生产。公元908年又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后唐明宗执政期间,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使百姓得以喘息。到后周时,后周太祖郭威为了减轻农民压力,于952年直接将兵屯的营田赐给佃户,以提升税收;并且废除后梁太祖朱温实行的“牛租”,使农民免除牛死租存的负担。到后周世祖时,建立均田制,按实际占有田亩征税。这不同于隋唐前期的旧制,而是同两税法之后普遍实行税产是一致的。南方十国提倡经济发展,并且重视兴修水利,防水治害。例如吴越、南唐奖励农桑;闽及南汉促进海外贸易;前蜀和后蜀亦能发展农耕丝织,此均能令南方的经济得到发展。巴蜀地区在唐朝就十分富庶,有天府之国之誉称。经历战乱后,在前蜀王建与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的经营下,政治相对稳定。她们又注重兴修水利,广泛耕垦,在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使得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后蜀时期,“百姓富庶”、“斗米三钱”,米便宜到一斗三文钱。而两广地区也让不少人迁居,五十年来,南岭以南无事,使得南汉府库逐渐充实。吴与南唐、吴越所在的两淮、江南与太湖地区在隋唐时期十分繁荣,是唐朝的粮食重镇。历经庞勋之变与黄巢之乱后也逐渐回复,当地朝廷支持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且修筑水道。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顷,多者溉田万顷以上。吴越王钱镠在钱塘江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并且疏浚西湖、太湖和鉴湖等,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杭州一带成为江南富裕之城。而福建地区在唐朝后期经济力不强,王潮、王审知兄弟领有闽国后,他们劝民农桑,在连江县车湖周围筑堤,可溉田四万余顷。南唐和吴越的农民还修建了一种圩田,即围田。旱则开闸引水灌田,涝则关闸拒水,把低洼的涝地变成良好的耕田。而湖广之地,在东晋南朝以来也十分兴盛。马殷据湖南建国楚国后,不断提升湘中、湘西的粮食产量。在周行逢据有湖南时,人民“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这些都使得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余粮区,到宋朝更有“苏常(或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南方除了粮食作物兴盛之外,在茶叶、丝绸与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十分兴盛,且进入专业化的地步。当时茶叶除了种于山区之外,也有建立于平地丘陵制之上。根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江南茶园时分发达。五代时,楚国马殷对于茶叶、植桑养蚕与棉花十分兴盛,带动楚国的商业与贸易发展。闽国发展经济产物茶叶,又奖励海上贸易,大举提升当地的经济。2、手工业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仍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雕版印刷最初是在民间流行,在五代十国时期尤为突出,其中以江南和巴蜀两地比较发达,不仅有民间书肆出售的佛经和日用各书,而且士大夫阶级所读的儒家经典也用雕版印刷发行。雕版印刷较发达的前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到后蜀时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提议官方采行雕版印制《诗经》、《书经》、《礼记》等等九经,出现官方大规模印刷。这个计划由国子监实现,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止,直到953年后周时期才刻印完毕,共二十二年。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此后朝廷刊印经书的数量增加,这个任务也交给国子监负责,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内,被称为“监本”。五代亦为陶艺的重要蜕变期,也是由民间走向官方制窑。民窑与官窑分道扬镳,争奇斗艳,成为一色釉瓷器盛行的时期。官方创设官窑,专门供应皇室和官员所用。在北方有后唐、后周的御窑,在南方有吴越国的秘色窑,西南方有前蜀、后蜀的官窑。而民间也保持优良的传统,例如位于河北的定窑即十分兴盛。而吴越国的越器,其烧制技术优良,十分有名。五代的陶瓷匠师更是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制窑技术也远传国外,918年后梁时期时,高丽便学会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五代南唐后主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3、对外贸易由于诸国林立,兵祸连年,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三佛齐,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契丹。

由于战乱与天灾,五代十国的科技发展不如唐朝,而南方十国的科技发展较北方五代兴盛。然而整体而言,在制瓷雕版、农业水利与火器方面仍有发展的地方。1、天文朝廷的历书因为藩镇割据不能遍及全国,人民为了能有历书使用,纷纷采用民间历书。其中唐朝曹士所编的《符天历》流行于唐朝后期、五代与北宋民间,有好几百年之久。《符天历》是以显庆五年为历元,以雨水为气首,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从而大大减轻了计算工作。由于不是官方颁布的历书,被贬称为小历。2、医学在医学方面,五代出现了官方医官,后唐于清泰年间增设翰林医官之职。北宋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后蜀的韩保升是本草学家,他详察药品,深知药性,施药辄神效。在后蜀帝孟昶的支持下,他以唐朝《新修本草》为蓝本,重新编著成《蜀重广英公本草》,史称《蜀本草》,后散失。3、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唐朝末年,雕版印刷比较发达的西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后唐时,开始刻印“九经”。长兴三年(932年),明宗命国子监以西京的石经为根据,校正“九经”,抄写做注,雇雕字匠人刻版印卖。这项工程用了二十年时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才刻印完毕。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后蜀也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后汉时,又将《周礼》等未刊的“四经”刻版印行。刻印“九经”促成儒学经典的普及,有利于文化的传播。4、农业水利在农业与水利方面,五代也有很高的发展。韩鄂一般被认为是唐末五代人,他参考唐朝以前的农书如《齐民要术》等,撰写出《四时纂要》,是继《齐民要术》之后,又一本重要的农书。书中采用了“月令”的形式,按月编排农民每月应作的事宜,其中以农业为主体。此外也记录许多当代的农业技术,其中还首次记载茶树、棉花、香菇和薯蓣等作物的栽培技术以及人工养蜂。唐朝的茶叶研究到五代时仍然盛行,其中前蜀毛文锡著有《茶谱》等。由于五代时期的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再加上南方十国极力发展经济,一些沿海堤防或河道工程也积极建设。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924年后唐时修筑酸枣河堤,于隔年由符习成功修复。五代还使用“帚工”来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主要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最后在宋朝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五代时,江南吴国、吴越国与南唐重修江河,引湖水济运,持续发展唐朝的塘浦圩田系统,并且吴越国还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战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导致了大量文献的遗失以及科技与文明的衰败,但随后的宋代却成为我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之一,这其中五代时期的科技文献保护与积累起了重要作用。本时期是词发展的关键时期,禅宗也在本时期进入全兴期。五代推行雕版印刷《九经》,保存了许多儒学经典。绘画方面,不论南方北方都有独到之处。1、史学史学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旧唐书》是这一时期撰成的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唐代原有吴兢、韦述编撰的前朝国史,历朝实录也比较完备。但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战争,历朝实录多有亡佚,特别是武宗以后六十年的实录未能流传下来。这使唐史的修撰遇到困难。五代时,首先重视了搜集唐史料的工作。后梁末帝下诏征集唐代的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后唐明宗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唐人碑碣,这就为《旧唐书》的编撰做了重要而及时的准备。后晋天福六年(941年)至开运二年(945年),刘昫、张昭远等人撰成《唐书》二百二十卷(今本均为二百卷),后世称为《旧唐书》。尽管历来认为《旧唐书》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资料,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此外,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撰《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尉迟偓撰《中朝故事》记载唐末四朝的旧闻,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土人逸事,等等。这些五代十国时期的撰著都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2、诗词诗词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西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西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3、绘画绘画五代十国的著名画家有后梁的荆浩、关仝,南唐的董五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黄筌等人。荆浩擅长画崇山峻岭,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擅长画关河之势,两人并称为“荆、关”,是五代时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大体沿用唐朝制度,但是各朝变化很多,官职时常废置不常,其制度比较混乱。朝廷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由于五代十国战乱不断,枢密院的权力往往比三省来得大,所以时常以宰相兼领枢密使。五代十国以“使”名官者很多,据《五代会要》记载有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等三十种之多。十国诸国中虽然有臣服于五代各朝,在制度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家,政治架构等同五代。由于五代十国大多是从节度使起家,对支持他们的幕僚往往担任新朝廷的职位,而前朝遗老则给予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等虚职。而将士有功时,为了笼络他们,也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状况成为后来宋朝冗官繁多的源头。五代十国时期以“使”名官者很多。其中五代的变化很多,官职废置不常,主要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这个制度后由宋朝继承。十国虽然臣服于五代,但是其政治架构大致上与五代等同。1、枢密使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神策军两护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号称“四贵”,往往侵夺相权,威逼皇帝。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2、三司使唐初,财务主要由户部下辖的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分管。中唐以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分管租税、财务收支和盐铁专卖、物资转运事务,常由非户部的官员分别以判、知或使的名义分管。唐昭宗在位时,以宰相崔胤兼领三司使,才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北宋前期三司理财的体制也是沿袭五代的。3、法律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显德四年(957年),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解散了宦官所领的神策军。以后,朱温以宣武军节度使称帝,即以宣武镇兵为禁军,设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改为侍卫亲军,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是为侍卫司。后周又增置殿前司,也有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又置殿前都点检,位在都指挥使之上,而侍卫司分置马军和步军两指挥使,不置都指挥使。五代各朝时常扩充禁军,军事官制也繁多易变。后梁太祖最亲近的军队是“厅子都”,此军装备精良,凶悍异常,太原晋军十分畏惧。立国后扩编宣武军为禁军,取禁军的精锐以成立侍卫亲军。在首都设左右龙虎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左右龙骧军,均以亲王为军使,后来名称时有变动。后唐禁军的前身是河东军,李克用以众多养子为骨干建立“义儿军”,是其最精锐的军队。征战的主力部队是公元915年收编的魏博银枪效节军,在灭梁时发挥重大作用。建国后在首都设立严卫左右军、捧圣左右军等。在后唐明宗时成立侍卫亲军为禁军,以其邺都起事的兵士为骨干,又称随驾军。其中石敬瑭还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都卫副使。后晋又在首都设护圣左右军,其本部军源自石敬瑭在河东起事的军队,其部属刘知远还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汉军制沿袭后晋,没有很大的改变。后周在首都设龙捷左右军、虎捷左右军。后周世宗时改革军事制度,实施练选制度,精简中央禁军,补充强健之士,设有殿前都指挥使、水陆都部署、殿前都点检等高级军官,形成“殿前诸班”的禁军。其中殿前都点检掌握军事实权,后来担任此职的赵匡胤在后周世宗去世后发动陈桥兵变,篡位建国宋朝。其次是严明军纪,命兵部尚书张昭远制定新的军法。最后是限制藩镇权力,例如禁止造军器、干预民政等等。由于战争频繁,兵役负担沉重。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后梁太祖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吴越钱俶“尽括国中丁民”为兵。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除了兵役,还有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后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余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由于地方节度使不受管制,时常背叛中央,所以朝廷纷纷加强禁军军力以压制地方实力派。为了抵制五代以来的武人干政现象,宋朝采取强干弱枝政策。

五代十国(907年-960年),包括五代(907年-960年)与十国(891年-979年)等众多割据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自唐朝灭亡开始,至宋朝建立为止;也可以定义为到宋朝统一十国剩余政权为止。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40到50个藩镇绝大部分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 ,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起义后,藩镇割据才普遍出现,部分实力雄厚的藩镇先后被封为王,所建立的封国实际上已是高度自主的王国。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华北地区、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中原形成五代,其中有些是沙陀族所建立的。这五个依次更替的中原政权虽然实力强大,但无力控制整个国家,只是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有些自立为帝,有些奉五代为正朔(后梁时期的晋、岐、吴除外)而称王称藩,其中十个历时较长且称王或称帝的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本时期时常发生地方实力派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乱不止,统治者多重武轻文。中国的内乱,也带给契丹南侵的机会,辽朝得以建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其间定难军(后来的西夏)逐渐独立,而静海军(交趾,后来的越南)自此永久脱离中国。

五代依次为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这是五代十国的开始。公元923年,盘踞太原的晋王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后梁,后唐建国。后唐之后的五代君王均出自李克用的子孙与部属。后唐历经后唐明宗的扩张与整顿,国力强盛,但发生内乱后,被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后晋建立。不久契晋关系恶化,契丹军南下灭后晋,建立辽朝。同时刘知远在太原建立后汉,收复中原。郭威篡后汉建后周,后周世宗柴荣苦心经营,使后周隐隐有一统天下的希望,但柴荣在北伐燕云十六州时不幸病亡。后周随后被赵匡胤所篡,建立北宋,五代结束。十国方面,江南地区初期以吴国最强,而后被李昪篡位,建国南唐,其次有吴越国与闽国等。湖广则被荆南、南楚与南汉等占据。南唐国力最强,先后攻灭闽国、楚国,但多次用兵使得国力衰退,最后败于后周。蜀地有前蜀、后蜀,国家富强,是仅次于南唐的强国,然而耽于安乐,最后亡于中原。北汉是十国中惟一在北方的一国,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刘祟所建。赵匡胤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后,与其弟宋太宗相继扫荡群雄,最后于979年攻灭北汉,基本统一全国,十国结束。1、唐朝灭亡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在各地的藩镇乘机做大后梁太祖朱全忠做强。而黄巢之乱以后的唐朝更是出现了“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局面。乱事波及两淮江南地区,当地群雄纷起抗敌,十国中的吴国与楚国得以建立。秦宗权之乱直到唐昭宗时才在朱全忠的努力下平定。朱全忠、李克用与李茂贞这三派藩镇影响了唐朝后期、五代前期的政治,而李克用的子孙与部属,更成为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的君主。朱全忠(朱温)与李克用因故不合,双方上至朝廷,下至藩镇,都斗争不断。朱全忠(朱温)利用朝中的势力打压李克用,并且趁李克用与李茂贞等人抗衡之际威服河北各藩镇,并吞河中军、淄青军等节度使领地。地盘的扩充使得朱全忠的势力远大于李克用。而关中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虽然威胁唐廷,但因李克用与朱全忠(朱温)的干涉而失败。888年唐昭宗继位后,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争权。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崔胤紧急召唤朱全忠(朱温)入援。而韩全诲强迫唐昭宗投靠李茂贞,朱全忠(朱温)于是率军围困凤翔。隔年,凤翔军粮草耗尽,李茂贞只好杀宦官韩全诲等人,与朱全忠(朱温)和解。朱全忠(朱温)趁机掌控朝中大权,还屠杀宦官数百人,派兵控制长安。崔胤后悔不已,有意摆脱朱全忠(朱温)的威胁,暗中招募六军十二卫,被朱全忠(朱温)在长安的眼线所察觉。904年朱全忠杀崔胤,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同年8月弑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为帝,即唐哀帝。朱全忠(朱温)本想等统一后再夺取帝位,但因征淮南失利,于907年逼迫唐哀帝禅让,不久又杀之,唐朝亡,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他改名朱晃(朱温),国号梁,史称后梁,他即后梁太祖,最后定都汴州。2、梁晋对峙掌控中原与关中地区(除后梁未控制关中),但是没有像唐朝一样成为所有藩镇认可的共主,主要势力范围也不出华北地区,只能说是一个藩镇型的朝廷。各地藩镇在唐朝灭亡后,初期有些政权依旧使用唐朝年号割据一方,有的奉五代为正朔,其他则是保境固守或称帝争天下。不管他们的外交策略是什么,这些藩镇都已经独立自主,其中十个同时或相继存在的具代表性的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家称为十国。中原地区归附后梁的半独立政权有义武节度使、北平王王处直、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卢龙节度使刘仁恭(911年其子刘守光称帝独立)等,独立的是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建立的岐国,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建立的晋国。蜀地方面,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建立前蜀;湖广一带,占据江陵周围的荆南军高季兴在后唐时独立,湖南武安军马殷建楚国,两广(岭南)清海军刘隐建南汉;江南地区,占据两淮吴地的淮南军杨行密建吴国,浙江钱镠建吴越国,福建王审知建闽国。另外,交趾静海军曲承裕自立,在越南历史上被称为曲家,是越南地区脱离中国的开端。党项族组成的定难军也在陕北夏州一带割据自立。位于河西瓜州的归义军一度建立金山国。此时晋、岐与吴依旧奉唐室年号,而前蜀称帝,均不承认后梁,其余政权都臣服后梁。后梁太祖针对唐朝后期的弊端做出不少强烈改革。他极度厌恶宦官,曾拒绝在南方避难的宦官返回京城;讨厌唐廷高级官员,启用失意士人如李振、敬翔等人,并且听从李振建议,屠杀宰相裴枢、崔远等三十名高官,史称白马之祸。这些失意士人重实际而轻名义,是五代政治人物的代表。经济方面重视农业发展,致力减轻赋税;对军队十分严厉,如大将战死,所部士卒一律斩首,称“跋队斩”。然而后梁太祖晚年荒淫无度,甚至不顾伦理,经常召诸子之妻入宫陪侍。外交方面,后梁立国之初,几乎所有国家与藩镇都表示臣服,只有晋、岐、前蜀与吴敌视后梁,依旧奉唐室年号。其中晋国的李克用更是后梁太祖的死敌,自开国起后梁太祖就北伐晋国,在潞州(山西长治)与李克用僵持不下,史称潞州之战。李克用因忧劳去世后,其子李存勖在李克宁、张承业的辅佐下而获得胜利。910年后梁太祖怀疑成德军与晋密结而率军进伐,迫使成德军王镕与义武军王处直倒向李存勖。李存勖率军于柏乡(河北柏乡)击溃后梁军,成功救援成德军,而梁军元气大伤,史称柏乡之战。北方之雄刘守光为人残暴,且是晋的强敌。他于909年被后梁封为燕王,建立燕国,911年称帝,史称桀燕。隔年,李存勖派周德威讨伐刘守光,朱全忠(朱温)亲自率军救援,但被晋军击溃。刘守光最后于隔年被李存勖攻灭。朱全忠(朱温)败退洛阳后病危,次子朱友圭不满朱温有意立养子朱友文为太子,趁机刺杀朱全忠(朱温)而继位。然而朱友圭荒淫无度,不得人心,913年其弟朱友贞联合天雄军(即魏博军)杨师厚进伐夺位,史称后梁末帝。杨师厚去世后,天雄军等河北诸镇都陆续归附晋国,再加上916年魏州之战中梁军惨败于晋军,后梁北疆只能勉强维持在黄河以南。918年李存勖率军南征,与梁军相持于濮州一带。梁军惨败,但晋将周德威战死,梁晋战争沉寂了一段时期。921年张文礼杀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控制成德军,联合契丹国与后梁,对抗晋国。然而李存勖率军于镇州击溃梁赵联军,又夺得河北三镇后。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即后唐庄宗),以光复唐朝为号召建国号唐,史称后唐,不久又二度南征。梁将王彦章采取牵制郓州(山东东平)的方式,成功围堵唐军于杨刘(今山东东阿)附近。双方对峙良久,唐军军粮不足,有即将撤退的迹象。然而梁廷赵岩、张汉杰等人进谗言,使王彦章被撤换,后唐庄宗又率军经郓州迂回攻入空虚无兵的汴州。城破之日,后梁末帝无奈命皇甫麟杀死他,后梁亡。3、后唐盛衰后唐庄宗灭后梁后,定都洛阳。此时河北三镇已定,后唐国力强盛。岐国李茂贞对后唐称臣,后唐庄宗封他为秦王。公元924年李茂贞去世,后唐庄宗的长子李继岌担任凤翔节度使,正式吞并了岐国。前蜀王建在建国后注重农桑、兴修水利,使得前蜀在经济与军事都十分强盛。但918年王建去世后,其子王衍奢侈无度,残暴昏庸。925年后唐庄宗派郭崇韬、魏王李继岌率军攻入成都,王衍投降,前蜀灭亡。后唐对外强盛,但是内忧积重。后唐庄宗定都洛阳后,招回宦官以任枢要李存勖之职,任用李袭吉等保守派,一切与唐朝后期政治相同,朝政日益败坏。后唐庄宗自认基业已固,不务政事,肆情纵欲,自取艺名“李天下”,宠信伶人敬新磨、伶官景进等人。当时军队庞大,国库吃紧,然而其妻刘皇后干预朝政、贪婪爱财,将税收一半归后宫,使得朝廷还要暂扣军粮以补其他支出,形成极大的隐忧,不久征蜀唐军即因故兵变。郭崇韬虽然完成灭蜀任务,但李继岌对于不能深入参与军务而感到不满。他密报朝廷,意图陷害郭崇韬。后唐庄宗有意先调查再决定,但刘皇后自行命李继岌处决之。公元926年郭崇韬被杀,唐军军心涣散,兵变四起。刘皇后又不愿将自己的财物用于劳军,使局面更加恶化。不久,魏博军在赵在礼率领下于魏州(河北大名)叛乱,唐将李昭荣平定失败,后唐庄宗只好派李嗣源前往平定。李嗣源于魏州受部众与叛军拥护,反而率军南征后唐庄宗。各地唐军不愿为后唐庄宗作战,汴州与洛阳陆续被陷,后唐庄宗于内乱中流箭而死。李嗣源攻入洛阳后杀尽叛臣而称帝,即后唐明宗,后唐庄宗的长子李继岌自杀于长安。后唐明宗执政期间革除后唐庄宗时的弊政,朝政逐渐安定。他诛除宦官,任用士人;撤销不少冗余机关,建立三司等财政机关;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加强中央军力,建立侍卫亲军以压制藩镇。这是五代少见的稳定时期之一,史家称后唐明宗是五代时期仅次于后周世宗的明君,他制定的一些制度也被宋朝所继承。然而到晚年后唐再度走入内乱。933年后唐明宗重病,其子李从荣夺位被杀,幼子李从厚继位,即后唐闵帝。此时后唐明宗的两位大将养子李从珂任凤翔节度使、女婿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均拥重兵。宰相朱弘昭、冯赟本想以调动节度使的方式来分离军权,反而激起叛变。公元934年李从珂以清君侧为由攻入洛阳,后唐闵帝在逃往魏州途中被石敬瑭俘虏,最后被李从珂所杀。李从珂称帝,即后唐末帝。内乱期间发生后蜀独立之事。原来在前蜀灭亡后,后唐庄宗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不久后唐明宗叛变夺位,孟知祥练兵意图独立。932年孟知祥在并吞东川军后被后唐明宗封为蜀王,并于后唐末帝发动内乱时称帝建国,史称后蜀。同年孟知祥去世,其子孟昶继位。孟昶,嬖幸宠妃,信任庸才,已有速亡之咎,乃反欲勾通北汉,自启战衅,虽欲不亡,其可得乎让后蜀侥存了三十年的和平局面。后唐末帝与石敬瑭早在后唐明宗时就彼此不合。唐末帝继位后十分猜忌石敬瑭,而石敬瑭也因畏惧而怀有叛变之心。936年后唐末帝把石敬瑭调任天平军,并命张敬达、杨光远率军催促。石敬瑭听从桑维翰与刘知远的建议向契丹借兵叛变,并且对辽太宗耶律德光称儿,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还要输帛三十万匹。张敬达闻知叛变之事后,率军围攻太原,石敬瑭坚守不下。当时卢龙军的赵德钧和契丹可汗耶律德光有意合作共谋中原,石敬瑭大为惊惧,急令桑维翰见耶律德光。桑维翰跪于契丹帐前,苦苦哀求,才使耶律德光放弃与赵德钧合作的打算。耶律德光率军解围,帮助石敬瑭于太原建国后晋,即后晋高祖。937年晋军与契丹军大举南下,杨光远、赵德钧等诸镇陆续投降。晋军独自攻入洛阳,后唐末帝自焚而死,后唐灭亡。后晋高祖定都汴州,依约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此后契丹国对五代的影响力达到最大。4、江南的扩张五代进入后晋时期,国力大不如前,时常被契丹威胁。江淮地区的吴与后继的南唐国势强盛,他们采取联合北方契丹国制约中原的策略,屡次征讨周边国家壮大势力,成为中原王朝的一大威胁。吴国是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早在秦宗权之乱时,秦的部属毕师铎率军攻打扬州,杨行密在抗敌过程中发展割据势力,最后建立吴国。902年杨行密被朝廷封为吴王,建都广陵,称江都府。执政期间鼓励农桑,稳定经济,使江淮地区逐渐复苏。对外则拥护唐室,与宣武军朱全忠(后梁建立者)敌对。905年杨行密去世,其子杨渥继位。隔年江西钟传去世,诸子内乱,杨渥趁机派秦裴攻占江西,统一江淮。然而杨渥喜好玩乐,又猜忌功臣,大臣张灏、徐温发动兵变,杀死杨渥。908年徐温拥立杨渥之弟杨隆演为帝,除掉想自立为帝的张颢,彻底掌握吴国大权。徐温掌握大权后屡次攻伐吴越国未果,至后梁末期才和谈。唐朝楚国开国皇帝马殷灭亡后,吴国不承认后梁正统地位,仍然沿用唐哀帝“天佑”年号,直到919年吴国改元,才正式与唐朝切断关系。对内则逐步剪除杨氏旧将以稳固其势力,然而专政的长子徐知训骄横恣肆,曾因欺负吴王杨隆演而引来兵变,最后被部下朱瑾杀死。徐温养子徐知诰平定乱事,而徐知诰事徐温甚孝谨,最后成为徐温政权的继承者。杨隆演郁郁而终,其子杨溥继位,并于927年称帝,即吴睿帝。927年徐温去世,追封齐王,养子徐知诰继位,成为吴国实际统治者。徐知诰生活俭朴,尊重吴帝和将领而颇得民心。937年徐知诰夺吴睿帝之位,吴亡,建国齐,都金陵,称江宁府(江苏南京)。同年,后唐灭亡。两年后徐知诰自称唐室后裔,改姓名李昪,改国号唐,史称南唐,他即南唐烈祖。李昪建国后采取与民休息、与邻国友好的政策,使国力持续强盛。943年李昪去世后,其子李璟继位,即南唐元宗。李璟在位初期,南唐国力仍然强盛,对外联和辽朝压制后周,对四周国家也采取见机入侵的方式,陆续灭闽国与楚国。在南唐东南方有吴越国与闽国。吴越国的建立者为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都杭州,其疆域约同浙江省。907年钱镠被后梁封为吴越王,即吴越太祖。在位期间促进经济发展,保境安民;对外奉五代为宗主国,与吴和南唐为死对头,这个策略一直维持到亡国为止。另外曾经派使册封新罗、渤海国等国王,海中诸国皆奉他为君长。闽国是由福建观察使王潮所建立,其与其弟王审知控制福州一带,后为武威军节度使,其疆域约同今福建省。王审知执政后于909年被后梁封为闽王,即闽太祖。在位期间也是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并向五代称臣,使闽国迅速发展。925年闽太祖去世后,其继位者与宗室、大臣互相猜忌、斗争而使闽国逐渐衰弱。943年闽景宗王延曦之弟王延政于建州(福建建瓯)称帝,国号殷。隔年闽景宗被大臣所杀,国内大乱。公元945年王延政改国号为闽。同年南唐元宗趁机伐闽国,攻下建州,闽亡。然而吴越趁机介入,闽将李仁达以福州附吴越,泉州、漳州又为清源军留从效所据,南唐最后只获得建州与汀州(今福建西北部)等,与吴越国的关系持续恶化。不久南唐元宗趁楚内乱之际于951年派边镐攻灭,但隔年因楚将刘言起兵反抗,使得南唐又失去湖南一地。南唐连年用兵使国力受到很大消耗,所得之地也大半丧失。再加上南唐元宗为人柔和、好谀恶直,以是群小竞进,政事日非。后周趁机于957年发兵南征南唐。南唐元宗战败,割让江北十四州给后周,并且去掉自己的帝号,只称江南国主,南唐元气大伤。而比较有军事才能的太子李弘冀,他在毒死意图夺位的叔父李景遂后也去世。南唐元宗只好改立六子李煜为太子,但是李煜的书生气质较重。南唐元宗为了避周军与吴越军联合入侵金陵而迁都洪州,即南昌府。961年唐元宗去世后,由李煜即位,即南唐后主,还都金陵府。至此南唐无力威胁五代,只能自保。5、湖广的内乱而湖广一带有荆南、南楚、南汉和静海。荆南又称南平国、北楚,其疆域约为今湖北省西部。建立者高季兴为后梁太祖的将领,907年被封为荆南节度使,治所为江陵。荆南地小势弱,因而向四周各国称臣。其君主高季兴贪图各国贡品而拦截抢夺,遭各国发兵威胁才愿归还,被称为“高赖子”。后梁灭亡后,高季兴改向后唐称臣,在公元924年被后唐唐庄宗封为南平王,正式立国,建都江陵,他即武信王。后唐灭前蜀时,高季兴表示愿意协助伐蜀,但并未实际行动,而后又向后唐索要前蜀土地。这些使后唐唐明宗大怒而发兵南征,所幸江南雨季使唐军粮草不济而退。南平国与后唐的关系直到其子文献王高从诲继位后才和好。楚国则由武安军节度使马殷所建立,又称南楚、马楚。秦宗权之乱时,秦的部署孙儒攻打两淮杨南汉疆域行密,孙儒部将马殷带部分人马经江西至湖南割据。907年后梁建立后,马殷向后梁称臣而被封为楚王,即武穆王。其势力涵盖今湖南与广西北部,对外臣服五代各朝,对内平定乱军、强藩,并且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使楚国国势强盛。927年后唐封马殷为楚国王,定都潭州,即长沙府。楚文昭王马希范时期扩地至今广西东北部,国势颇盛。然而马希范在947年去世后国势大乱,楚将拥护次子马希广继立,使长子马希萼不满而叛变。950年马希萼成功攻下长沙,即楚恭孝王。然而他纵酒荒淫,使得楚将王逵、周行逢举兵叛变。他们拥护宗室马光惠为武平节度使,以刘言为武平军留后,率军占据朗州(湖南常德)。不久徐威也拥护马希崇为武安军留后,放逐马希萼。而马希萼则于衡山再度被拥立。楚国分裂成马光惠、马希崇与马希萼三派后,南唐元宗趁机于951年派边镐攻占长沙,马希崇与马希萼先后投降,楚国亡。同时间南汉北取桂州(广西桂林)一带,占据整个岭南地区。隔年武平军留后刘言不愿降唐,派王逵、周行逢攻下潭州,至此南唐全面退出湖南地区。刘言被后周封为武平节度使,由于与王逵对立而被王逵与周行逢所废而死。而王逵贪得无厌,也被部下潘叔嗣所杀,武平军之位最后由周行逢继承。周行逢革除楚国劣政,爱护百姓,提倡廉洁。对将领用法严厉,果断诛杀。湖南地区又恢复平稳,直至962年周行逢去世为止。南汉是由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所建立,907年被后梁封为彭郡王,后又先后封为南平王、南海王。刘隐稳固岭南后重用当地士人,为日后建国打下基础。911年刘隐去世后,由其弟刘龑继位。刘龑再统一岭南后于917年称帝,即南汉高祖。国号大越,都番禺,号兴王府(今广东广州)。隔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南汉高祖与邻国和好,推广科举制度。然而本身残酷奢侈,每视杀人则喜,宠幸宦官,以至政事不宁。942年南汉高祖去世,其子刘玢继位,即南汉殇帝。南汉殇帝贪图享乐,当时有张遇贤叛乱,隔年被其兄刘晟所杀。刘晟自立为帝,即南汉中宗。在位期间,虽然夺取楚国容州(广西北流)、邕州(今广西南宁),但是提倡严刑立威,为人残暴,大肆屠杀皇族和大臣将领,南汉只剩宦官、宫女执政。公元958年去世后,由其子刘鋹继位,即南汉后主。其间静海(今越南北部)开始脱离中国统治。6、后晋与后汉当十国陆续衰弱或自保时,北方的后晋也因为契丹国的威胁而屡屡不安。当时后晋新立,财政匮乏,契丹贪求无厌,藩镇多不愿服从。为解决财政危机,后晋高祖采纳桑维翰的建议,采取安抚藩镇、恭谨契丹的方式,并且重视农业、商业以提升经济。虽然契丹国得以安抚,但原燕云十六州官员如吴峦、郭崇威耻臣于契丹,不愿投降。各地藩镇几乎不服晋廷,有些甚至有意拉拢契丹国以夺位,此时有赖杜重威、李守贞等人平定。937年天雄军(即魏博军)范廷光反于魏州,前去平乱的张从宾也向他投降,并且杀后晋高祖之子石重信和石重乂。最后在范张联军逼近开封时,有赖侯益与杜重威率军击溃而平定。杨光远自恃重兵而干预朝政,后晋高祖常屈从之,后来勾结契丹国叛变而被李守贞打败而死。公元942年成德军安重荣指斥后晋高祖父事契丹,要求出并讨伐契丹。但实际上却是暗通契丹,意图夺位。后晋高祖派杜重威率军击斩安重荣,史称宗城之战,并将其头送与契丹。同年位于代北的吐谷浑部,因为不愿意投降契丹国,首领白承福率部投奔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契丹派使问罪。后晋高祖最后在这些忧愤之中去世,其大臣冯道、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就以侄子石重贵继位于邺都(河南安阳),即后晋出帝。由于后晋的将领与百姓对屈尊异族而感到强烈不满,后晋出帝听从景延广建议,放弃对契丹国称臣而改称孙以洗刷屈辱。景延广对契丹人的敌意十分强烈,他杀害契丹商人,逮捕契丹使者出气,屡次对契丹挑衅。此举引来契丹可汗耶律德光的愤怒,他于公元944年率军南征。当时河北大旱,蝗虫侵袭,契丹军攻掠贝州(河北清河)等地而还。隔年后晋出帝派杜重威率军北伐,耶律德光闻之率大军南下,最后杜重威成功的在白沟(河北定兴、新城间)击溃契丹军。然而,后晋出帝于白沟之战后日益骄奢,又以冯玉执政,贿赂公行,朝政败坏。946年后晋出帝再以杜重威率军北伐,与耶律德光在滹沱河会战。此时杜重威有意夺位,反而向耶律德光投降。耶律德光趁机率联军直逼开封,后晋大将李守贞、张彦泽陆续投降,最后后晋出帝开城投降,后晋亡,史称辽灭晋之战。隔年耶律德光将国号改为“大辽”,即辽太宗,正式建立辽朝。辽太宗本来对经营中原地区很有信心,然而“打草谷”与掠人为奴的掠夺政策使中原百姓群聚反抗。其中河东军刘知远听从张彦威的建议,以中原无主为由于太原称帝,建国后汉,即后汉高祖。辽太宗压制不了此局面,以天气炎热为由率军北返。他命萧翰留守开封,杜重威留守邺都。最后于杀胡林(河北栾城)去世,其兄子耶律兀欲继位,即辽世宗。后汉高祖在辽军北返后开始收复中原。萧翰得知消息后,劫持后唐宗室李从益称帝于开封,而后北返。后汉高祖闻之派使杀李从益以定都开封,并派高行周与慕容彦超在魏州之战战役降服杜重威,诸镇相继归附。948年后汉高祖去世,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后汉隐帝,并以杨邠、郭威、史弘肇与王章为辅国大臣。当时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叛乱,有赖郭威平定。后汉隐帝年长后猜忌辅国大臣,与郭允明协议后于950年以辽军寇河北为由派郭威镇守邺都,随后大杀杨、史与王等大臣,又杀郭威一家,并召泰宁军慕容彦超等急速入京。郭威听从魏仁浦建议起兵南下,并派养子柴荣镇守邺都。隔年击溃慕容彦超,攻入开封,后汉隐帝最后为郭允明等所杀。郭威本有意立刘崇子徐州军刘赟为帝,先以李太后临朝。当时恰巧辽军入侵,郭威出师御敌,但大军至澶州(今河北濮阳)时,军士拥护郭威称帝,大军返回开封。951年郭威称帝,建国后周,即后周太祖,后汉亡。7、后周与北宋后周太祖登基后剪除若干苛政,厉行节俭,使南后周太祖郭威流的人口再度有流回中原的倾向。然而刘赟被杀,使后汉旧将不服周廷。河东军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得知郭威称帝后,自立为帝,建国北汉。他依辽人为援,自称侄皇帝,并且伺机伐周。后汉旧将徐州巩廷美与泰宁军慕容彦超意图叛变,有赖后周太祖陆续平定。954年后周太祖去世,由养子柴荣继位,即后周世宗。后周世宗是五代十国中的第一名君,于继位之初遭遇北汉帝刘崇与辽将杨衮联合南下。当时周廷惊恐,大多主张稳重行事,然而后周世宗亲自击溃汉辽联军,并斩临阵后退的无能将领,史称高平之战。此后改革军事制度,精简中央禁军,补充强健之士,形成“殿前诸班”的禁军。内政方面,他招抚流亡,减少赋税,稳定国内经济。整顿吏治,延聘文人,打压武人政治,使后周政治清明。955年又废天下佛寺,获取大量铜器以整顿经济。军事与经济的提升都为日后统一中国本土而建立重要的基础。后周世宗在稳定国内后即意图统一天下,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目标。955年率军击溃后蜀,占秦州汉中一带。956年率兵击溃南唐,获得江北之地,迫南唐称臣。959年后周世宗率军北伐辽朝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周军陆续攻陷瀛洲、莫州等地。当他准备收复幽州时,却突然生病,被迫班师。不久去世,其幼子柴宗训即位,即后周恭帝。960年禁军领袖赵匡胤以镇定二州遭北汉、辽朝入侵为由率军北御,而后在开封的陈桥驿发生陈桥兵变,受禁军拥护为帝。赵匡胤回师开封,废黜后周恭帝,后周灭亡,五代结束。他建立宋朝,即宋太祖。宋太祖继位之时,十国仍有后蜀、北汉、南唐、吴越、南汉、荆南与后周世宗柴荣湖南武平军周行逢、闽南清源军留从效等,这些国家或藩镇大多奉宋朝为宗主或臣服之。宋太祖面对辽朝的威胁,采赵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统一中国地区。962年荆南主高保勖去世,同年湖南周行逢去世,两国新主年幼无能。宋太祖趁机于隔年以平湖南之乱为由派兵南下并湖南,途中假道伐虢,并吞荆南。后蜀后主孟昶闻知荆南与湖南被并吞后,联合北汉以拒宋师。然而其晚年奢侈逸乐,朝政不修,军队皆无战斗力。965年宋太祖派王全斌、崔彦进出凤州(陕西凤县)、刘光义、曹彬出归州(湖北秭归),北东两路同时入蜀。结果不出六十多日,后蜀帝孟昶投降,后蜀亡。其宠妃花蕊夫人在亡国后写下:“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南汉后主刘鋹将政事交给宦官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人。由于只信宦官,官员都需阉割才能进用。970年宋廷派潘美伐南汉,由于南汉将领大臣宗室皆死光,只有宦官领军,隔年南汉帝刘鋹投降,南汉亡。南唐后主李煜是词坛高手,虽然终日以外患为忧,但不擅政事。当时有南唐和吴越疆域赖其弟李从善、大臣潘佑与将领林仁肇等人,尚且与后周得以对峙。宋朝建立后,李煜亲近小人,滥杀大臣,终日与臣酣宴、愁思悲歌,南唐国势混乱。975年宋太祖以南唐帝李煜称病不入朝为由,派曹彬南征,并以吴越军为辅夹攻。最后李煜投降,南唐亡。吴越国方面,虽然忠献王钱弘佐时趁闽国内乱获得福州,但是本身课税繁重,民不堪苦。到忠懿王钱俶时,因为对宋朝十分恭顺,宋太祖没有夺取地。而闽南清源军留从效割据一方,去世后多人争位,最后由陈洪进夺得。978年钱俶与陈洪进纳土归顺宋朝,吴越国与闽南清源军亡。而十国最后一个国家北汉的末主是英武帝刘继元。979年北宋宋太宗派潘美围攻北汉都城太原,击退辽国援兵,刘继元投降,北汉灭亡。至此十国时期结束,中国基本统一,正式进入宋朝时期。然而,尚有燕云十六州还未收复。宋太宗灭亡北汉后不久,他不顾大臣反对,从太原北伐辽朝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起初宋军攻下易州和涿州,但在燕京的高梁河之战惨败而退,至此进入宋辽对峙的时代。

公元629年十一月,在唐与突厥的战争中,唐王朝为消除北方威胁而攻灭东突厥颉利可汗部,这是华夏民族历史上又一次热血澎湃的征战,不仅仅是战胜一个欠下累累血债的强敌,更要吹响一个民族历经苦难战乱后,再次崛起于世界的号角!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著名的战争,产生过很多位名将,然而,这其中最大快人心的一场战役,一定是李靖率三千骁骑,奔袭颉利可汗,大破东突厥。为什么?因为这位对手把中原王朝压得太久了,甚至差点灭亡了大唐,险些让太宗和满朝文武成了俘虏。在隋朝时,由于干不过西突厥,东突厥实在混不下去了,一度归附隋朝,成为了中原王朝的小弟。但天下形势瞬息万变,隋末天下大乱,叛军四起,东突厥趁机脱离老东家,并在公元615年,将隋炀帝围困雁门一个多月。也就是在这次勤王救驾的过程中,十六岁的李世民献计退敌,开始闪闪发光。但君王受辱,臣子亦辱,东突厥从此被李家父子拉入了黑名单。两年后,李家父子没有为君报仇,而是……向东突厥称臣。为什么?因为他们也造反了。李家的大本营是山西,北面就是东突厥,想要放心去打天下,得先稳住这位邻居。不然前脚刚走,后院就被一锅端了。怎么办呢?大丈夫能屈能伸,李渊决定先跟东突厥服个软,给当时的始毕可汗写信,用了下对上的“启”字,语气非常恭敬的表示:“大哥,只要你不来打我,我这次出征,所获得的金银财宝,全都归您。”东突厥于是与李唐暂时达成了友好关系,还送来骑兵和战马为唐军助攻。虽然这是权宜之计,但事后想起来,李家父子都觉得这是不光彩的历史,相当难堪。李世民后来跟大臣说起这件事:“往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 诡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耻于天下。”唐朝建立后,突厥自恃其功,每次使者到长安来,都异常骄横。这种表面的和平没维持多久,趁唐朝立足未稳,东突厥干脆打过来了。接下来的几年间,大唐最常见的新闻是:突厥寇代州,突厥寇原州,突厥寇并州,突厥寇幽州……总之一年不被突厥寇几次,就不算完。草原枭雄颉利可汗,意气风发,非常嚣张。朝廷表示压力很大,武德七年,高祖甚至考虑迁都:长安太富庶,才总被惦记着,要不把都城迁到其他地方,以躲避突厥锋芒?这种馊主意,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宰相裴寂竟然都同意……还是秦王李世民威武,表示强烈反对:夷狄之患,自古有之。周朝、汉朝都没有迁都,我大唐精兵百万,所向无敌,如果因为突厥侵扰,就迁都避让,岂不让百姓羞耻,后世嘲笑?想当年,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将军,还志在消灭匈奴,我身为镇守边防的皇子,更应如此。请给我几年时间,我一定把劼利擒来献给陛下。每次看到这,都忍不住要为为秦王点赞,真英主也。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时候的东突厥,实在太强大了。《新唐书.突厥篇》记载:“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隋末唐初的很多割据势力,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等等,都认突厥为大哥,成为突厥藩属。秦王刚立下flag不久,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侵大唐。李世民引兵抵抗,硬打是打不赢的,于是用离间计,拉拢突利,才好不容易让劼利退了兵。但和平只是短暂的,公元626年,李世民刚通过残酷的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屁股还没坐热,突厥又来了。颉利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取道泾州,入侵关中。泾州的守将是罗艺,太子李建成的铁杆,这时见主子遭了难,很可能只是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突厥兵。于是劼利率军快速进入关中,屯兵于渭水之北,兵锋直指长安。当时京城兵力空虚,长安为之戒严,人心惶惶。太宗心里肯定在感叹:我太难了……这一次,是大唐最危险的时候,几乎到了灭亡的边缘。都城一破,百姓遭殃,皇室与大臣被俘,刚建立不久的唐帝国,将比他的前任隋朝还惨。根据传统的记载,英明神武的太宗,玩了一出空城计:先派猛将尉迟恭率一支军队,攻击突厥军侧翼,打了一个小胜仗。然后与长孙无忌、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玄武门,来到渭水南岸。面对北岸的十万突厥大军,太宗凛然不惧,泰然自若,在马上痛斥颉利不守盟约。突厥见了大惊,纷纷下马跪拜……而太宗的背后不远处,旌旗招展,颉利怀疑有伏兵,于是退兵请和。这么容易就退兵了?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见到太宗就惊得纷纷下马跪拜?突厥要是这么菜,就不会称霸东亚了;千里迢迢来,疑有伏兵就撤了?那颉利可汗就不会成为一代草原枭雄了。就算担心有伏兵,难道不会先派一小股军队打一下试试看?真相或许是,太宗听从李靖“空府库”的计策,被迫送了大量财宝给突厥。咱们知道,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打仗就是为了抢点财物,现在全部财宝都白送你了,还费劲打座空城干什么?就算颉利想打,各部落首领恐怕也不想打。于是颉利可汗与太宗在渭水便桥上,斩白马结盟,史称“便桥之盟”。看着突厥铁骑撤走的背影,太宗李世民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又捏紧了拳头:颉利,早晚有一天,我会擒住你,一雪今日之耻。目睹了这一切的大唐将士们,也在心中憋了一口气:今日我大唐所受的屈辱,将来一定双倍奉还。便桥之盟后的唐太宗,心态跟他的前辈——汉武帝极其相似。汉朝从立国开始,一直被匈奴压着打,只能靠和亲换取和平。到了汉武帝,国富兵强,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终于消灭北匈奴,一雪前耻。唐太宗也一样,他太渴望一场胜利了,一场彻底的胜利。在反击之前,要先磨刀。赢得喘息之机的大唐君臣,一方面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一方面,训练军队,培养能与突厥争锋的骑兵团,积极备战。东突厥方面,情势却刚好相反。627年,臣属于突厥的薛延陀、拔野古等部落起兵反抗颉利统治;628年,由于突利未能镇压反叛部落,颉利将其囚禁并鞭笞。被释放后,突利计划谋反,被颉利攻打,请求唐军援助。太宗坐山观虎斗,突厥因内讧而实力大减。629年,颉利可汗已经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只等了三年,大唐就等来了反击的时机,开始从战略防守转向战略进攻。那么,谁是唐太宗的“卫青霍去病”呢?答案是——大唐军神,李靖。贞观三年八月,太宗诏命:大唐将士,兵分六路,北上剿灭东突厥。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鄂国公尉迟敬德、折冲都尉苏定方为副将,率领中军向云中和马邑挺进;并州都督、英国公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邹国公张公瑾、岷州都督高甑生为副将,由东路率主力直接进攻东突厥腹地;霍国公、驸马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胡国公秦叔宝为副将,在西路顺黄河前进,与李靖、徐世勣遥相呼应,负责掩护左翼;礼部尚书、任城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甘州刺史张宝相为副将,从灵州往西北挺进,以截断突厥的西逃路线;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卢国公程知节为副总管,率军进驻燕云地区,防止突厥军队东逃;灵州大都督、驸马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大将军樊国公段志玄为副总管,借道东北出击突厥后方,并监视和牵制突利可汗。十余员大将,十多万大军,皆受李靖节度。除陈国公侯君集任兵部尚书留守长安外,唐军主力,以及贞观朝的名将,倾巢而出。东突厥,劼利,我们来了!大家发现,我上面列出的六路大军的将领,都是唐初独当一面的名将,为何李靖能成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很简单,因为李靖是名将中的名将。他出身名门,舅舅是韩擒虎,没错,就是隋文帝时灭亡了南陈的那位猛人。多年以后,李靖复制了舅舅的辉煌,作为实际统帅,率领唐军攻取江陵,灭亡了南梁萧铣政权。接着又运筹帷幄,平定了反叛大唐的辅公祏。可以说,李靖在消灭东突厥之前,已经为大唐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以至于高祖李渊忍不住赞他:“李靖乃萧铣、辅公祏的膏肓之病,古代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李靖!”这时候说这话,未免有点早。但开国之功,再加上接下来的灭亡东突厥之战,李靖就足以当得起李渊的这句评价。贞观三年十一月,北方草原千里冰雪,朔风如刀。李靖率三千骁骑从从马邑出发,进占恶阳岭,夜袭占襄城。史书没有详细描述他们的进军过程,但可以想见,远征的唐军一定吃尽了苦头。在电视剧《贞观长歌》中,最让我动容的一幕,就是李靖率领士兵们翻越雪山时,大雪封住山口,无法前进,士兵们饥寒交迫,李靖在帐内焦躁不安。这时候,大帐外突然响起来士兵们嘹亮的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这三千大唐勇士,这三千袍泽儿郎,用雄壮、不甘失败的歌声,引发了山体一侧的雪崩,然后道路出现,李靖趁机率众翻越了大山。当这三千骑兵突然出现在颉利可汗的驻地时,突厥人惊慌失措。颉利判断,“李靖敢孤军深入,一定有主力在后。”于是惊惧之下,慌乱逃走。这一战中,李靖还意外救出了委身突厥的隋炀帝孙子和皇后 —— 杨正道,萧后,并将二人送返长安。接到捷报,太宗激动不已,继高祖之后,再次盛赞李靖:"李陵五千士兵入大漠,最后投降匈奴,还能青史留名。李靖以三千起兵,踏破突厥,攻取定襄,自古未有,足以一雪我渭水之耻。”颉利不敢停留,率部向阴山撤退。结果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浑河边,遭遇柴绍和秦叔宝,被一顿打。逃到白道,又被兵出云中的李勣大军截住,再被一顿好打,大败而逃。突厥军一路退到保铁山,这个地方大概是现在的白云鄂博一带,颉利收拢残军,自知怎么也扛不住唐军的连番攻击了,只好遣使到长安,向太宗谢罪,愿意举国投降。当然,投降是不可能真的投降的,他心里的小九九是:待草青马肥时,我再卷土重来。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去突厥抚慰,劼利见到唐使,放下心来,天真地以为自己安全了。李靖以自己高超的军事才华,敏锐地猜到了劼利的这种心理,然后牢牢抓住。二月,李靖令李勣统率大军随后,自己亲率一万精骑,各备二十天干粮,星夜奔袭颉利。距离颉利不远时,李靖派副将苏定方率200骑兵为前锋,在浓雾掩护下急速挺近,距颉利牙帐只有七里时才被发现。正所谓机不可失,兵贵神速。突厥军果然毫无防备,颉利惊慌之下,先行骑马逃走,导致部众大乱。苏定方长驱直入,李靖率大军随后掩杀,歼灭万余突厥军,俘虏十万军民,包括颉利的儿子叠罗施。更意外的是,此仗本以为在突厥帐中的唐朝使臣会被杀害,结果唐军一到,突厥军慌乱之下忘了这一茬,唐俭等人趁乱脱险。颉利从一代雄主,到现在成了逃兵,乘千里马西逃,准备投奔吐谷浑。这里先插一句,贞观九年,还是李靖挂帅,西征吐谷浑,只用时两个多月,吐谷浑可汗被杀,举国降唐。所以咯,说到李靖的功绩,单是攻灭东突厥之功,就足以媲美汉武帝的卫青、霍去病。可是除此大功外,他还有大唐开国统一之功,攻占吐谷浑之功,鉴于这是主题之外的战争,这里就不详述了。跟汉武帝灭匈奴一样,大唐灭东突厥,真正的战略总指挥,其实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出击的六路唐军中,有两路是专门防止突厥逃跑的,分别是截断西逃路线的李道宗和张宝相,截断东逃路线的卫孝节为和程咬金。话说颉利可汗带着少数人马西行,一路上部众纷纷逃散,到最后只剩下十余骑时,迎头撞上了李道宗的大军。结果毫无疑问,他也成了唐军俘虏。活捉颉利的人,是大将张宝相。随后,他被押往长安,献给太宗。过去有多屈辱,胜利时就有多振奋人心。最高兴的人,无疑是太宗,这时候太上皇李渊还在世,李世民终于向他证明:父皇,你看我没吹牛,我真的擒住了颉利。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颉利可汗面前,他也终于得偿所愿,一洗渭水之辱。太宗历数颉利五宗罪,但并没有杀他,而是将其软禁,在长安度过余生。一代枭雄劼利可汗,从此过上了囚徒的生活。老大都被抓了,小弟们自然望风而降。突利可汗随后归顺,被封为北平郡王。突厥首领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以及契苾何力等悉数归降,都受到朝廷重用,契苾何力更是成为了贞观朝的一代名将。多说一句,从这件事,也能看出大唐之包容。此役之后,东突厥领地被划入了唐朝版图,太宗设置了顺州、裕州、化州、长州、定襄、云中等都督府来管辖,大唐疆域于是扩大至阴山以北600里,势力范围达到了贝加尔湖。这一年春天,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太宗,尊太宗为“天可汗”,大唐皇帝成为了天下共主,中国和突厥的命运彻底逆转过来。一个辉煌灿烂、万国来朝的唐帝国,从此缓缓拉开了序幕。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有许多特殊的部门,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唐朝的大理寺,有什么作用,它是个什么机构?权力究竟有多大?唐朝大理寺是唐朝最高司法机关,依法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主要职责有两点:一是审理中央百官以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二是复核或者重新审判刑部移送过来的死刑和疑难案件。《大唐六典•大理寺》上记载:“大理卿之职,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以五听察其情,一曰气听,二曰色听,三曰视听,四曰声听,五曰词听。以三虑尽其理,一曰明慎,以谳疑狱,二曰哀矜,以雪冤狱,三曰公平,以鞠庶狱。凡诸百司所送案犯,罪至流、死,皆上刑部,覆于中书、门下。”除了以上职能外,大理寺还会参与立法,大理寺官员在对案件进行审判的同时,也参与制定和修改律令的工作。同时,大理寺也负责管理监狱。唐朝大理寺的最高长官叫大理寺卿,总管大理寺的一切事务,从三品。简单一点来说,大理寺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大理寺卿相当于现代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大理寺卿下面设少卿2个人,也就是副长官,从四品上。大理丞6个人,主要职责就是审判,从六品上,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轻重。大理正2个人,从五品下,主要职责就是复核大理丞的审判,根据刑法科条参议用刑之轻重,若大理丞断罪不当,则以法正之。除此之外,还有些具体执行人员,比如主簿,负责掌大理寺之印章,凡官吏抵罪及雪免,皆立簿籍。狱丞,负责掌率狱史,管理囚徒。大理司直,从六品上,主要负责出使按狱和监刑,以及参与大理寺的一些疑难案件。当然,还有其它职位。总之,整个大理寺上上下下加起来大概有三百多个人,官吏的职责清晰,分工明确,有条不紊的运行着。那么,大理寺从何而来?大理寺,在我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被称之为廷尉。审核各地刑狱重案。汉景帝、汉哀帝、东汉末汉献帝、南朝梁武帝四次改为大理,均仍复旧。时光荏苒,北齐的时候,廷尉正式改名为大理寺。而隋朝唐朝也都沿用这一称呼,都把廷尉称之为大理寺。大理寺中上班的人按级别被称之为:大理寺卿,大理寺少卿,大理寺丞,寺正。大理寺所断之案,须报刑部审批。凡遇重大案件,唐制由大理寺卿与刑部尚书、侍郎会同御史中丞会审,称三司使。明、清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会审,称三法司。决狱之权三在刑部,但大理寺不同意时,可上奏圣裁。大理寺卿官秩,隋初为正三品,炀帝改从三品,唐同。在唐时有所规定,大理寺寺丞分管中央各部门有地方各州的司法案件的复审。每位寺丞复审完毕的案件,要会同其他五位寺丞一同署名(画押)才具有法律效力。其他寺丞若有不同意见,也要在画押才具有法律效应。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古代,我国的刑法法律已经很健全了。大理寺已经具备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对案子都可以进行复审合议。已经相当成熟,相当完善了。明、清均正三品。可参与朝廷大政会议。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度并入刑部,旋复旧。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大理院。明清时期各中央司法机构的职能与隋唐时期相反,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明清时期各中央司法机构的职能与隋唐时期相反,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大理寺于清朝改称为大理院,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民国。民国中期,西方文化入侵更名为最高法院,一直到现在,依旧沿用最高法院这个称呼。唐朝大理寺和刑部是什么关系?刑部属于行政机关,大理寺算司法机关。刑部属于六部之一,掌律令、刑法、徒隶并平议国家之禁令,主要负责审定朝廷法律,复核各地和大理寺送到刑部的案件,另外直接负责审理京畿地区待罪级别以上的案件。其属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至于到唐朝,唐朝的刑部有一个最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审核大理寺判处仗刑以上的案件。咋一看,刑部的权力似乎比大理寺的要大。事实上果真如此吗?不尽然。虽然刑部对大理寺的审判有复核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刑部能够完全决定大理寺的审判,因为刑部如果不同意大理寺的审判,并不是一种否决,只是发回去重审,最终权还是在皇帝手中。同时,大理寺还能复核或者重新审判刑部转送给地方的疑难案件和死刑案件,一定程度上对刑部具有牵制。所以说,大理寺和刑部其实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又各司其职的关系。在唐朝,每当遇到审理重大案件的时候,大理寺、御史台、刑部会组成三司,这三个机关的长、贰两官联席审讯,称为大三司,也就是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叫“大三司”,也谓之“三堂会审”。若由大理司直或评事、御史、刑部郎官联席会审,则称为小三司,也就是大理寺司直、御史台御史和刑部郎官联席会审,就叫“小三司”。御史是古代监察机关,从秦汉到明清,中央的监察官员,无论什么级别,都叫御史,从不改名。唐朝沿袭以前的制度,全国最高监察机关也叫御史台。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纲纪,举百家紊失”。唐朝,尤其是唐太宗年间,各种制度很完善,对于司法机关的职能和人选也很重视,据《唐会要•大理寺》的记载,唐太宗曾对臣属说:“大理之职,人命所悬,此官极须妙选”。不过安史之乱后,各种制度均遭到破坏,再加上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朝政府的各个机构已经无法正常运转,而作为司法机关的大理寺也未能豁免。唐朝中后期,大理寺官员无法正常履行职责,地位下降,不被重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大唐中央集权的衰弱。大理寺是一个官署名,职能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庭。其主要职能是审理中央官吏徒刑以上的案件。其次,它还有审理天下疑狱以及奉旨遣使推勘地方案件之职。但它并不审理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而且它不是唯一的中央审判机关,也没有徒刑、流刑和死刑的终审权,不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唐朝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唐朝在很多时候都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也被视为中国古代王朝里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个。而在西方,唐朝则经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帝国。唐朝最强盛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科技发明,四大发明之中有两个即火药和印刷术都诞生于唐朝。其政治为三省六部制,前期中央权力在皇帝与宰相,到后期变成皇帝与宦官。同隋朝推行科举,使得晋朝南朝的世族制度不再兴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三元及第,都诞生于唐朝。1、政治领域唐朝则继承隋朝的制度,实行三省六部制,将中央大权划分到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长官均为宰相,这样平分了相权,又相互牵制,避免了大权的集中。就中央政府的设置来说,唐朝更加趋于合理。2、外交领域唐王朝鼎盛时期那是“四夷臣服”,唐朝皇帝被尊为“天可汗”,各路部落全部臣服,由于“天可汗”体制,所以唐朝在西部和北部的疆域有非常大的扩张,北部北庭都护府扩张到贝加尔湖以北;而东北方向,灭掉了高句丽和百济,唐朝设立安东都督府和熊津都督府,可以说是战功赫赫。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唐朝鼎盛时期领土达到1200多万平方公里,在中古时期这可是个十分恐怖的数字,这里面很多地方都是唐军打下来的,唐王朝武功之盛,可见一斑。3、经济领域衡量古代的经济发展程度通常采用的是两个硬指标。第一是人口,第二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在古代,人口就是生产力。根据现代学者估算,开元年间的唐朝人口应该有9000万之多,而整个欧洲加起来,再生六百年,人口才不过8100万。在中国古代,唐朝的经济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朝代之一,它在农业,手工业,采矿业,对外交通运输与发展以及其他私营的手工业方面都在迅速发展着,并让这个朝代熠熠生辉,铸就了大唐盛世的开阔局面。4、文化领域唐朝时期,文学发展达到高峰,其中以诗最为兴盛。别的不说,光流传至今的有名有姓的唐代诗人就有2536名.群星璀璨,堪称空前绝后。随手拎一个出来,放在唐后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力能扛鼎的一流高手。连纪晓岚都说,明清的一流诗人,放在唐代,只能算二流。当时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人,以及推行古文运动的韩愈,其史书与传奇也十分发达。同时,由于吸收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其壁画、雕刻、书法与音乐都很发达。唐朝声誉远及海外,其历史地位深重,到明清时期境内与境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那么唐朝相对于中国其它几个大一统王朝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与其它王朝相比时,人们常认为它更胜一筹呢?5、无可匹敌的政军实力说到一个古代王朝的综合国力,当然最为核心的还是其政治与军事实力。在这方面唐朝在中国古代绝对是排名前列的。当然,客观地说,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之前隋朝乃至北朝的积累之上的。但经过隋朝对高句丽几次不成功的战争,以及随之而起的隋末民变,可以说在初唐时期,中原王朝相对于周边游牧政权的实力又进入了一个相对的低谷。所以在公元626年,才出现了东突厥借唐朝玄武门之变后政局不稳时突袭唐朝,进军到距离长安仅仅40里的泾阳的危急局面。所以当时唐太宗李世民被迫亲自到渭水与东突厥可汗颉利对话,与其达成了被称为《渭水之盟》的和约。而这个《渭水之盟》其实在当时堪称城下之盟,也就是被人打到了家门口,不得已之下答应对方条件,以换得对方的撤军。但在订立了这个城下之盟之后,唐朝却仅仅用了三年就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在公元629年对东突厥转入反攻。当年11月,唐朝分兵6路进击东突厥。仅仅6个月后,在公元630年的5月2日,唐军就俘虏了颉利可汗,灭亡了东突厥。而此后原本臣服于东突厥的周边各部纷纷转而向唐朝称臣,唐太宗也获得了“天可汗”这个称号。此后,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和唐玄宗,乃至安史之乱后的唐肃宗和唐代宗都曾被尊为天可汗。当时大量周边政权和部族都被纳入了天可汗体系之中,其新首领继位都要由天可汗下诏册立,部族之间的争端也会由天可汗调解仲裁,同时天可汗还负有保护周边部族的职责,而周边部族则有义务在天可汗征调时按要求派兵。这也是唐朝对周边政权政治影响力的最直观体现了。除了东突厥,唐朝还在公元657年灭亡了西突厥。而就在几十年前,西突厥的远征军还曾经远征克里米亚,大败过驻守当地的东罗马军队。而这恐怕也是东罗马会与唐朝建立直接联系,多次遣使来到长安联络唐朝的原因之一:因为唐朝为他们清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手。同时,通过唐太宗和唐高宗两朝对高句丽的持续用兵,最终在公元668年灭亡了高句丽这个已经与汉、北魏、隋等历代中原王朝激战了600多年的东北强敌。在40年内接连攻灭东西突厥和高句丽这样的强敌,也是唐朝政军实力的最好体现了。6、唐朝的世界地位与社会超前性而唐朝之所以显得在历史上地位尤其重要,跟它当时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地位也有一定关系。唐朝建立时,西罗马帝国已经灰飞烟灭了100多年。东罗马帝国在与日耳曼人的争斗中越来越被动,而且与波斯的长期消耗战已经形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在欧洲的新霸主日耳曼人中,虽然法兰克王朝在此时也在崛起,但其经济实力与唐朝有着天壤之别。而阿拉伯帝国不久之后趁虚崛起,很快灭亡了波斯帝国,并将东罗马最为富庶的埃及和叙利亚等地夺走。但阿拉伯帝国在此时还处在其征服的初期,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政实力和唐朝的差距也都还比较明显。在古代世界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区印度,曾经也比较强盛的笈多王朝也在几十年前崩溃,南亚次大陆此时已经陷入了比较彻底的分裂状态之中。但唐朝却在隋末民变的乱局中迅速重建了统一的大帝国,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将东西突厥这两个曾经震撼欧亚的政权灭亡。所以至少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初这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头号强国。唐朝能有这种地位,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军实力之外,还跟初唐到盛唐长期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有关。唐朝初年就开始实施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制,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形成了一个整体相对富足的社会。当时唐朝虽然也曾发生多次宫廷政变,但其影响基本局限在少数核心政治人物身上,没有扩散到民间,形成大规模战乱。这一点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唐朝整个统治集团的相对开明,即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恐怕有将宫廷权斗局限在宫廷的共识。同时也说明当时社会整体上安居乐业,宫廷权斗没有结合民间矛盾形成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基础。而唐朝基于自己强盛的国力,也建立起了超越时代的开放体制。不但来自突厥、高句丽、百济和契丹等臣服族群的阿史那家族、哥舒翰、黑齿常之、高仙芝、李光弼等臣子曾为唐朝立下不同的功勋,而且像阿罗憾和阿倍仲麻吕这样来自波斯和日本的“纯外国人”也能因其才能而得到重用。虽然这种体制在当时确实过于超前,可以说安史之乱的部分原因也与其有关。但它在前期确实起到了促进唐朝国力提升,以及在多民族共存的环境中促进社会安定的作用。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在长达137年的时间里,唐朝可以说始终处于“盛世”之中,而这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上都不常见,在中国古代史上更是罕见。7、唐朝留给近代世界的最大遗产在刚才介绍唐朝的辉煌之处时,故意回避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制度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其实是远远超过多数国人想像的。科举制度虽然首创于隋朝,但在当时没有严格的选拔程序,考生多由各郡县推荐,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察举制的修正。但唐朝制定了从最基层开始高度规范的科举制度,并长期坚持实施,使其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科举制度又是如何影响到了现代各国通行的文官制度呢?现代世界各国主流的文官制度源自英国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度则诞生于公元1854年,而学习与模仿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可以说贯穿了这一制度诞生的整个过程。在公元18世纪,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扩张,其官僚体系也随之迅速扩张。但当时英国的官员则仍然延续了中世纪的传统,主要由世袭贵族、贵族任命的亲信和通过明码标价购得官衔的人所构成。而这种体制在当时开始遭到越来越多英国人的厌恶,而且也明显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所以当时有很多英国人开始发表文章,赞颂中国的科举体制,甚至有人开始提议英国应将科举体制移植到本国。公元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名为东印度书院的机构,通过其为自己选拔人才。而倡议设立这个机构的就是东印度公司一些专门往来广州与清朝进行商务往来的官员,东印度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中国传统书院建立起来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虽然英国对中国取得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许多英国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尊崇却没有任何改变。公元1847年,英国驻广州领事托马斯•泰勒•梅多斯出版了《中国政府与民众散记》一书,在其中他公开表示,中华帝国的长命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历史上是由基于才华择优录取的人才所组成,而英国必须对其官僚体系进行类似改革,建立起能够选贤任能的文官体系。公元1853年,英国财政部委托斯坦福•诺斯考特和查尔斯•特雷维利安着手制定英国的文官体制。一年之后,这两人提出了一份报告,即《诺斯考特-特雷维利安报告》,这份报告确定了英国文官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核心的两项是政府官员须参加竞争性考试,择优录取,同时所有候选人都需要接受过完善的教育。而从当时到现代,英国人都普遍认可这两人在制定这些原则时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官体系的深入影响。之后英国政府立即依据这份报告所确定的原则建立了英国文官制度,次年又建立了文官委员会,并很快将其推广至印度等英国殖民地。这一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后,又逐渐推广到了其它世界主要国家,成为了国际通行的近代文官制度。所以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与科举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唐朝在科举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从这个角度,唐朝的影响在今天也仍然渗透在世界各地,而这也是唐朝历史地位的另一个闪亮注脚了。

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据《通典•选举三》,唐代“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唐初大郡一般在3万户以上,以每户平均5口人来说,至少有15万人,换算下来,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到唐高宗时,录取比例开始上升,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录取名额大幅增多,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据《朝野佥载》:“乾封(唐高宗年号)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武则天年号)以后,每岁常至五万。”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经学家赵匡在其《举选议》中称,尚书省考试录取,“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录取率大概是5%。虽然此录取率比唐初增加许多,但因考生越来越多,录取率仍较低,所以出现了《通典•选举五》所说的情况:“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据《文献通考•选举二》:“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在1%至2%左右;明经科录取率较高,比进士科多了10%。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30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宁缺毋滥。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可能正缘于不能“滥竽充数”,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的。据清徐松《登科记考》中的统计:终唐之世,贡举进士凡266次,及第进士为6642人,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25人。

1、文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三元及第,都诞生于唐朝,即公元622年状元孙伏伽(一说651年的颜康成),和781年三元状元。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算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全唐诗》收录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为长安、洛阳、金陵。唐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几乎全部承袭隋朝,唐朝的李家皇亲和隋朝的杨家皇亲更有亲戚关系,唐朝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的伸展,故历代史学家常把它和隋朝合并成“隋唐”。2、美术张萱绘《虢国夫人游春图》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有“吴带当风”之说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他们的著名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苏轼称他“画中有诗”。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3、书法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4、宗教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中国传统两大宗教——道教和佛教都有较大发展。唐朝以道教为国教,王公贵族皆以道士为荣,并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开科取士。唐朝初年玄奘在翻译佛教经典时期为了符合当时唐朝国情,大量吸收道教术语,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得到了稳固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形成或成熟。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祆教也随着国际交流传入中国。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