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大营是清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集结起的最后两支直接听命于咸丰帝的野战军之一,全国各地素质较好的绿营官兵集结太平天国天京孝陵卫驻扎屏蔽苏杭财赋区成为江南大营,分为两期,皆被太平天国围歼。另有两次驻军称江北大营。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咸丰皇帝下令各省在籍官僚、士绅协助地方官员办理团练,一起剿灭太平军。在此背景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得以迅速崛起,并形成势力庞大的“湘系集团”,深刻影响晚清政治格局之变迁。1864年7月,湘军攻克天京,灭亡太平天国,为大清续命近50年。事实上,湘军本没有机会攻克天京,咸丰皇帝只是想让湘系集团充当“炮灰”,让湘军冲杀在第一线与太平军搏斗厮杀,攻克天京之任务由“江南大营”来完成。换句话说,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等湘系集团人马是“使用”而不是“重用”,“江南大营”才是他的希望所在。可惜,“江南大营”不但没能攻克天京,还成为曾国藩湘系集团成功路上的“引路者”与“垫脚石”,算是个笑话。1、江南大营之人员构成,及其任务、作用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接着东征扬州、镇江,并占领之,大清东南半壁江山遇到危险。为此,清朝在南京孝陵卫、紫金山、高桥一带两次组建江南大营。向荣版江南大营:存在时间是1853年3月到1856年6月,总计兵勇10余万,精锐部队3万余。和春版江南大营:存在时间是1858年2月到1860年5月,总计兵马6万多,其中3万是从全国各地调集的八旗、绿营精锐,战斗力不容小觑。咸丰在南京城外组建江南大营,其目的有三。首先,防止太平军东征苏杭,确保东南财税重地之安全,并确保运河漕运畅通。其次,牵制天京附近太平军主力,阻止他们北上中原,威胁帝都安全。最后,寻找恰当时机,一鼓作气杀入天京,活捉洪秀全、杨秀清等“贼首”,扑灭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江南大营就是清朝希望之所在,咸丰重点打造之军团,对其寄予厚望。向荣拼命作战,给曾国藩湘军壮大创造条件咸丰对江南大营寄予厚望,向荣、和春、张国梁等自然舍得拼命作战,以感谢皇帝知遇之恩;他们曾一度攻占通济门、七桥瓮、钟山营垒,并夺取天京北面要塞浦口、江浦、九洑洲,合围城池。此外,江南大营“红单船”纵横天京江面如入无人之境,一度威胁上游安庆、芜湖之安全,天京粮道受阻,洪、杨等不得不打开城门,让市民外出寻找食物。向荣拼命作战,洪、杨等只能连续从西线战场调遣主力回防,给曾国藩湘军发展壮大创造条件。1854年2月,太平军主力调回天京参战,致使西征军在湘潭惨败,湘军得以避免“胎死腹中”。6月,韦俊、石祥贞等悍将再次东调,湘军得以攻取岳州、武昌、田家镇,进而威胁九江之安全。1856年3月,向荣下令江南大营全力攻打天京,“红单船”截断城内粮道运输线;张国梁率5000精锐占领江北,阻止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等南下增援,天京局势异常严峻。此时,杨秀清命令石达开从江西战场返回,曾国藩得以避免被活捉,实乃幸运也。可以说,若是向荣不主动出击,石达开就不会不东调,而是在取得樟树大捷之后直接强攻南昌,曾国藩就必死无疑了。2、和春无知,张国梁殒命,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石达开从樟树前线返回,江西太平军采取守势,本就要自杀殉国的曾国藩逃过了一劫,而向荣版的江南大营却在三路太平军联合夹击下崩溃,向荣在逃亡丹阳时吐血而亡,就此殒命。不过,江南大营主力尚存,尤其是张国梁坐镇中军,连续击败秦日纲、李秀成等东征军团,稳住了金坛、丹阳一线。1858年2月,咸丰从各地调集马队、绿营精锐补充天京战场,钦差大臣和春、张国梁等再次组建江南大营,并顺利拿下镇江、句容、溧水,再次包围天京,截断城内粮道。于此同时,湘军则在西线战场厮杀,与英王陈玉成军团搏斗,继续充当炮灰。此外,曾国藩还在丁忧,后经胡林翼奏请,咸丰才勉强答应他出山,可却想让他去四川防堵石达开,攻克金陵之重任依然轮不到他。1860年4月,李秀成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奔袭杭州、湖州,和春不听张国梁劝告,执意派兵增援杭州、湖州,致使大营兵力分散;江南大营再次被李秀成军团摧毁,和春自缢而死,张国梁落水死亡,八旗、绿营溃散。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摧毁,八旗、绿营溃散,清朝在南方再也无正规军可用,剿灭太平天国之重任交到曾国藩湘系集团手中。如此,咸丰只能授予曾国藩地方实权,让其出任两江总督,并取得节制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四省军政事务,俨然就是一方诸侯。曾几何时,曾国藩苦苦哀求咸丰给湖北巡抚一职,还被无情拒绝;丁忧回家之际,曾国藩请求再次出山,被咸丰以“赣省之事尚可为”说辞,婉拒。3、江南大营战略缺陷明显,曾国藩借鉴使用,最终成摘桃人本应该是“炮灰”、“替补”,如今得以成为绝对之主力,这都是建立在江南大营被摧毁之基础上,曾国藩站在江南大营之“肩膀”,准备摘桃子。江南大营两次被摧毁,除八旗、绿营战斗力低下,更多的是他们都犯了兵家之大忌——直接攻打天京,不顾后方基地安全,只想玩“斩首行动”,太过冒进,以致被太平军抓住漏洞,一击致命。有鉴于此,曾国藩制定“先剪枝叶,后除根本”,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之作战方案;先争夺长江上游,占领苏南,消灭外围太平军,而不是孤军深入,直接扑向天京。例如,雨花台之战,虽说湘军挡住了太平军攻势,可损失也非常惨重,为此,曾国藩便强令九帅曾国荃退兵,撤到芜湖一线休整。《曾国藩全集》载:“弟之骤进,余之调度,皆轻敌而不能精审。此次经一番大惊恐,长一分大阅历。如忠、侍等酋解围而去,弟当趁势退兵,以伤兵废品羸弱者循江滨退至金柱关。”就是为了避免江南大营之覆辙。可惜,曾国荃拒绝,李秀成因缺粮而无法展开持久攻势,否则湘军必将难逃厄运,大清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斗将会更加持久。曾国藩借鉴江南大营之经验,步步为营、层层推进,最终消灭太平天国,摘下胜利果实。从上述可知,清朝前后两次组建江南大营,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八旗、绿营能够攻入天京,摘下胜利之果实。相反,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只是“炮灰”与“替补”,没机会攻克天京,这光荣之任务轮不到他们。然而,江南大营没能珍惜机会,八旗、绿营本就不行,向荣、和春等将帅们还贪功冒进,致使两次被太平军摧毁,客观上给湘军发展壮大创造条件。江南大营二次被毁后,左宗棠高兴说道:“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换句话说,江南大营是曾国藩湘系集团成功道路上的“引路者”与“垫脚石。试想,若是江南大营采取守势,让湘军与太平军厮杀,两败俱伤后再出来摘取桃子,曾国藩湘系集团还有机会崛起吗?

《贾谊不至公卿论》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所作。这篇文章中关于贾谊的论点鲜明,论据确凿而语言严谨顺畅,是欧阳修比较优秀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中,欧阳修肯定了贾谊的才能,认为他的才华绝对可以超越伊尹和管仲,而他的政治主张也是非常敏锐和现实的,可是汉文帝却不懂的招揽人才,重视人才,使得满腹才能的贾谊倍受打击,最终导致了贾谊郁郁而终,对贾谊的境地表示了痛心和惋惜,也根据文中观点,驳斥了汉书中对贾谊“天年早终而非不遇”的观点认知。贾谊十八岁就才名远播,在二十岁时被任命为博士,他的一些意见,常常让大臣们感叹不已,汉文帝也十分的喜欢,贾谊受到重视,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了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个受到了一众大臣们的敌对,于是在贾谊二十三岁汉文帝提出让他任公卿之位的时候,受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和阻拦,邓通作为汉文帝的宠信,更是出言诬陷,促使贾谊被贬到长沙。等到汉文帝想起贾谊的时候,已经到了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而这次回到京师,贾谊并没有受到预想中被重视重用的情况,反而被询问鬼神之事,并且再此之后才感叹贾谊学问高超,但是在这样的认知中,汉文帝还是被邓通怂恿,让贾谊做了梁怀王的太傅。这样的怀才不遇最终导致了贾谊的郁郁而终。欧阳修的《贾谊不至公卿论》阐明的正是这种观点。1、贾谊过秦论《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中最著名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散文著作。全文分为上中下三篇,主要内容是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秦朝的过失和错误的论断,所以名为《过秦论》。贾谊通过对秦朝失败的总结和教训来作为大汉王朝的借鉴和警告,这也是一片感情和艺术色彩都非常浓郁的文章。上篇的内容先讲述了秦朝秦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用排比句的描写手法让文章具有强大的气势。之后又在对比中总结出秦朝的灭亡主要在于“仁义不施”的原因。在中篇和下篇中又分体了秦朝在统一之后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后人更没有改变秦始皇之前所犯的错误,也通过描述秦国的最后的危急时刻,指出子婴没有足够能力。在西汉汉文帝统治时期的所谓的“太平盛世”之中,贾谊凭借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透过表象看到了西汉王朝所潜在的危机。其实当时的各种矛盾已经日益加剧,封建统治者的地位已经有了随时可以动摇的危机。贾谊一心关心国家安危,屡次上书陈情,《过秦论》更是他极为用心的一篇。从总结秦朝过去的失误开始劝导汉文帝居安思危,也旨在为汉文帝的改革和强化政策提供了借鉴。这是一篇史论散文,将秦朝从兴起到鼎盛最后再到灭亡的过程以及原因呈现在汉文帝面前,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汉文帝有所警戒,进而引起对政治上政策的注意。2、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是我国汉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博览群书、思想独特,曾经担任博士、太傅等职位,开始时很受汉文帝的赏识,但是后来却被佞臣诬陷,最终落得郁郁而终的下场。而他还有个著名的小典故,“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发生在他所被重用的期间。汉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创造了文景之治的强盛安定时期,百姓也非常的富有,但是他同时也是个非常迷信的人,素来喜爱谈论鬼神的事情,若是认真起来便是国家社稷也完全不放在心上。而贾谊是个非常有名望的学士,他学识丰富,对天地万物无所不精通。有一次汉武帝将贾谊招进宫中。汉文帝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地方召见了贾谊,可是在这样郑重其事之后却是向贾谊询问鬼神之事,他认为贾谊才思敏捷又博览群书,对鬼神之事肯定也有所了解,而贾谊原本还以为汉文帝的召见是为了国家社稷大事,是为了他才华而对他的重视,可是却完全相反。汉文帝听说鬼神之事的时候,越听越专心,甚至情不自禁的向前挪动了席子,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也是由来于此。这句话出自李商隐的《贾生》,当时贾谊被贬,许多文人志士都为他萌生不平之意,李商隐也是如此。这句话尖锐的指出了汉文帝并没有真正的重视人才。讽刺了当朝政府的腐败,也指出了贾谊空有才学却无法发挥才能的境地。3、对贾谊的评价贾谊年仅三十三岁就病逝了,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并且非常难得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他短暂的一生内,为我国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巨大的文化遗产。同时,贾谊也是著名的作家,他创作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都非常的有文采,表达了浓烈的思想情感。而他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等,言辞谨慎,逻辑紧密,对后代的散文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在西汉初年,贾谊等人在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上,提出了以儒治国的设想,他以清醒敏锐的历史意识和超前的政治眼光看透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隐患,又通过对仁义、法先圣、制礼仪、别尊卑的儒家主张奠定了汉代王朝社会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设想,并且成功的引起了当时汉文帝的注意重视,为大汉王朝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的影响。贾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当时社会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研究上,他所留下来的著作也大多是政论性很强的文章,但他的哲学思想却完好的体现在了《道德说》中,借助当时《老子》的学说影响,表现出他一直以来完好的吸收其他的各路思想来更好的完善当时以儒家思想为体系的思想主张,这种思想上的新动向非常值得人们重视。贾谊短短一生虽然没有登上高位,可是他的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别具一格的意见还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行为和贡献,并不是那些虽然身居高官却庸碌一生的人所能比拟的。

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设立的一处学宫,因建立在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设立最终引发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稷下学宫论战。稷下学宫论战是稷下学宫迎接学者入齐的大典,其中尤以法家、儒家论战最为精彩。两家论战发生在稷下学宫迎接孟子入齐的时候,众学者向孟子发起论战。首先,孟子以“民贵君轻”赢得众人的喝彩。之后,申不害向孟子询问天下大争局面的形成的原因。孟子本就奉行的是儒家之道,推崇的是周礼,所以孟子认为天下大争就是因为没有推行周礼和仁政,没有实行井田制。但是申不害则认为,天下的治理是人在统治,要想和平,只有推行法家的术治。孟子对于权术治国没有一丁点的好感,一听说是术治便大为恼火:“如此法家,乱世之学也!”也正是孟子的这句话,激怒了卫鞅。卫鞅乃是法家的法治派,推崇法治。他对孟子将法家三派一概而论的行为非常不满,于是展开了与孟子的论战。卫鞅认为,法家同天下数派一样,并非一家一派。孟子以术治一派来定法家全派乃一错;法家根本为法治,推行中各派侧重点不同,孟子不顾法治根本而攻法家一派乃错二;法家术治派,着重的是整治官吏,并非权术治国,乃错三。最终卫鞅赢得众人的喝彩。之后两人又展开了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论战。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始建于战国时期,由齐桓公创建,是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园地,对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起了非常重大的促进作用。在这里,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稷下学宫会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园地呢?稷下学宫是齐桓公设立在齐国国都临淄稷门附近的一处学宫,齐威王即位后,进一步扩建稷下学宫以革新政治、广开言路,所以稷下学宫虽然是官方创办的,但是在学宫中,并不由官方主持,而是私家主持,这也就确保了稷下学宫中的一切几乎不受官府的限制,较为自由。黄老之学是稷下学宫奉行的官学,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稷下学宫中之中之推行黄老之学。齐宣王即位之后,推行更加开明的政策,不论是四方游士还是各国学者,都纷纷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不仅有官学黄老道家,还有儒、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在稷下学宫齐聚一堂。各个学派的学者们,一同围绕着天人之际或是古今之变、礼法等等的话题,在稷下学宫展开辩论,在辩论中互相吸取各方观点,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聚集了各派学者,达到鼎盛。人们将齐宣王时期各家各派在稷下学宫聚集发表各自论点的盛况称为“百家争鸣”,并逐渐向外扩散,形成了天下学术争鸣的局面。这就是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之间的关系。

张择端此生平并未在史籍资料中有明确记载,唯一对其身世有注解的就是金人张著为《清明上河图》作题跋,提及张择端为北宋翰林,并对其身份做了简要的介绍。可以这么说张择端花费其毕生心血,成就了《清明上河图》,而《清明上河图》也成为了其身份的标识,跨越了千百年的历史,另当代人得以一见其惊世容颜,赞叹其作者绝美的工笔。《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风俗画作品,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属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我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清明上河图》可谓中国最著名的绘画作品,家喻户晓。而《金明池争标图》是张择端的另一传世佳作。北宋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页,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纵28.5厘米、横28.6厘米,工笔设色绘于绢本之上。《金明池争标图》较高地还原了历史真实样貌,画中所描绘的景物、活动与宋孟元老所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关于金明池的记载基本吻合,《金明池争标图》为其中《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驾幸临水殿观争标赐宴》中文字描写提供最为直观的画面资料,极具历史文献价值。1、张择端老婆叫什么历史上对张择端的详细记载甚少,我们现在了解的张择端大多通过其著名的绘画作品,因而在张择端身上仍然留存着许多的疑问。对于他的妻子是何许人,也很难找到史籍证明。有一种模糊的说法是指张择端的妻子叫安娘,常二虎之女,寥寥数语,并无再多的解释,因而这条线索并不能帮助我了解官与张择端更多的资料。虽然我们不能明确的知道张择端妻子的详细的资料,但有资料提及张择端曾经有一个未婚妻,是北宋官员颜振鹤的女儿,当年张择端从其老家山东诸城跋涉至东京,便是收到其岳父的口信,望其速来京师迎娶其女儿。消息通知的如此突然,可见此事必有隐情。张择端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京师,不料还是来迟了一步。颜振鹤一向忠正耿直,是北宋朝廷中难得的一注清流,却因弹劾奸相蔡京,得罪小人,被害入狱,不久便暴死狱中。树倒猢狲散,颜振鹤遇害后,家道败落,其女儿也不知去向。而张择端也因此错了其未婚妻,浪迹于东京,以修补画壁,出卖画作为生,在其穷酸之际,却在机缘巧合之下遇见了京城名伎李师师,因二人志趣相投,当得知张择端有意向绘下汴京胜景,李师师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并且特别支持他完成这个心愿。张择端虽然错过了其未婚妻,却偶遇了红颜知己,也算不上是一本亏账。2、张择端的详细资料似乎一提及张择端,人们心中自然而然地便会联想到《清明上河图》,甚至很多人知道《清明上河图》,但在这些人中也有一小部分是不认识张择端的。张择端在绘画《清明上河图》的时候不知是否料想到,这幅旷世巨作今后将代替他在这漫漫历史长河中长存下去,搜索相关张择端的资料,寥寥无几,似乎《清明上河图》这几个字便能概括其作者的一生。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请求不能关在皇宫里面作画,他要求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农舍里创作完成的。3、张择端生活在哪个时代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然而,更多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惟一的记载。据此题跋,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与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中,张择端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3、张择端书画价值多少张择端画作留世极为稀少,至今仅有《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收藏于博物馆中,因而并未有张择端的作品流传于古玩市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历来为文人雅士所喜爱的古玩、字画等藏品,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我国各地古玩文物交易也日趋红火。古玩又称古董,其内容包罗万象,五花八门,陶瓷、奇石、玉器、铜器、书画、票据、老旧家具、今古钱币、竹木根雕、古旧书籍、日用物品等等,总而言之,凡今天以前的东西,只要你觉得有意思收而藏之的,似乎都叫古玩,没有一个特别的定义。茶余饭后,闲暇时节,或独自一人,或邀上三两知己好友,细细把玩品评,便可使人恍然间仿佛穿越了时空,遨游于岁月长河中。如追溯历史,自有文字记载的商周以来,玩古物一直是帝王、宦官、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多年。直到清末民国,几乎在任何一个有学问、有身份、有地位的文人官员府第,墙上多多少少会挂上几幅名人字画,厅堂上多多少少会摆上一圈红木桌椅,案几上多多少少会供上一些陶瓷、玉雕、奇石作为摆设。

顾恺之是东晋非常著名的画家和作家,他被成为中国绘画和书法的鼻祖。顾恺之博学多识,擅长于山水画和人物画,他的绘画作品注重传神,主张以形写神。山水画在他的纸上浑然天成,人物画在他的画笔下栩栩如生。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的人称他为三绝,分别是画绝、文绝和痴绝。《顾恺之三绝》的文言文中,主要写了顾恺之三绝的主要内容,详细介绍了他会被称为三绝的由来。下面来看一下文章大致的内容。顾恺之字长康,是东晋无锡人。顾恺之既有学识又有才气,人们问他关于会稽山的山和水的形状和外貌,顾恺之便说:“千山秀丽,万水争流。草和树木朦朦胧胧,就像是云朵和彩霞。”顾恺之非常吃甘蔗,都要先从根部吃起,人们感到好奇,他说这样才会渐入佳境。顾恺之尤其擅长于绘画,而且画得出神入化。谢安非常其中他,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跟他比。每次所画的人状,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名的。曾经画裴楷的肖像,在脸颊上加上三根毛,看的人觉得非常有神韵。顾恺之又十分相信小法术,认为求它必定就能得到。有人曾经给他一片柳叶来欺骗他:“这是蝉用来遮蔽自己身体的,你用来遮蔽自己,别人就看不见你了。”顾恺之很高兴,拿它来遮蔽自己的身体,以为别人就看不见他了,所以非常珍爱这片柳叶。因此,世上的人称他有三绝:才绝、画绝和痴绝。1、顾恺之作品有哪些《列女仁智图》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之一,此作品为南宋的摹本。孙光禄大夫的《列女传》是《列女仁智图》的取材来源。全书主要是写妇女的道德行为给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分别有好和坏两个相反的道德方面来进行描述。此图就是摘取了其中的“仁德卷”来进行绘画创作。在《列女传》中的仁智卷一共有15个小故事,但是在《列女仁智图》中却只有7个故事是保存完整的,另外3个故事只保存了一半,还有其余的5个故事则全部已经遗失。在完整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主要有描绘到汉代时期男子和女子的穿衣制度,比如男子在头上要戴上进贤冠,身上要穿有曲线的大袖袍,腰上要佩戴绶带并且要挂上长剑;女子头上要梳着垂髾髻,身上要穿深色的衣服,眉毛的颜色要朱色,这是模仿赵飞燕的新妆,这些也可以体现出当时的穿衣风俗和穿衣习惯。又比如所乘坐的马车被称作是“轺车”,这也是汉代特有的规格。这些细节都描绘得非常到位并且没有错误,与出土的石像、壁画中所看到的景象都可以相互对应起来。据《汉书》上的记载,刘向向汉成帝上呈《列女传》的时候,还另外呈送了《列女颂图》,并且把这个画成一个屏风。在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的诗中也曾经提到过自己在宫中看到过《列女传》。并用其中的要求来告诫自己。2、顾恺之山水画介绍顾恺之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在自然风景的熏陶与晋朝文人雅士风格的影响下,使得他对山水画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体会。有人曾经问他会稽山川的美貌,他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等词汇来描绘了会稽山川的壮丽和秀美。在当时对于风景美感的体验不只是顾恺之一个人,但把主观的体验转化成山水画的创造,他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根据《女史箴》来进行创作的,大部分是描写人物的特征和形象,单单在第3段的时候有山水画的影子,里面的山石占据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山间中有雉鸡在跳跃,有树丛的颜色点缀。在作画的画法上面,山的形势不断重叠,笔法中的山的形状有很大的变化,比起以往所画的山形画又有很大的进步。这幅画虽然没有脱离以人物为主题,但是能看出想要挣脱的痕迹。同时,它也表现出了东晋时期山水画的绘画特征,探索的状态虽然还只是初始的阶段,但是却又是山水画形成的很重要的阶段。同样它也表现出了顾恺之对山水画的绘画水平以及在人物画中山水画的发展趋势。他的人物画的山水画的趋势最明显是他所画的诗人谢鲲,用石头和泉水来表现出人物独特的形象和性格。这个特点可能是一种很弱的暗示,但是却有很深的意味,它能从中来表现出如何把人物画与山水画进行融合,从而使得让画家从人物形象向山水观点推移,最终形成独立的山水画。

胡宗宪是抗倭名将,在消灭倭寇战争中担任主帅,亲临前线,指挥战争,最终消灭了倭寇,立下了赫赫战功,起到无人替代的伟大的历史作用。他聪明好学,擅长诗文,流世著作十余种;他二十七岁中进士,步入仕途,造福一方百姓;他善兵法谋略,抗倭立奇功;他品行不端遭非议,最终死于狱中。胡宗宪的一生令人钦佩,更令人叹息!元末明初,岛国日本时局动荡,国内战乱频发,导致许多浪人、武士和无家可归的农民吃不上饭,无奈之下,这群刁民就看上了我大天朝的丰富物资,经常出没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另外张士诚等人的武装力量被朱元璋灭掉之后,残余势力逃到海上,与倭寇一拍即合,大肆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抢掠,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倭患”。当时的东南沿海地区居民深受其害,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到了嘉靖时期,倭患更为严重,出现了汪直、徐海等几伙较大的海盗势力,抗倭已经势在必行。可当时的倭寇大部分是日本的武士和浪人,说白了就是一群精通武术的流氓,战斗力很强;再加上汪直、徐海等头目的指挥,他们的抢掠行径往往都能得手,并全身而退。当时发生了一起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伙倭寇本来是在沿海地区进行抢劫,结果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有威胁的反抗,致使他们更加得寸进尺,一点一点的向内陆推进,几天后这伙海盗竟然打败了当地守军,占领了一座城市!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可这在当时确实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明朝的军队战斗力已经不能和朱元璋时期同日而语了。在此背景下,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使,朝廷对他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的。胡宗宪也身子自己此行责任重大,在临行前立下誓言:“我这次任职,不擒获王直、徐海,安定东南,誓不回京。”到任后,胡宗宪严明军纪,大力整顿,使得当地的军队战斗力有了快速的提升。不久,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受内阁首辅严嵩的推荐,以祭海神的名义,被派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为人奸诈骄横。他排挤、陷害忠良,浙江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都先后因其陷害而被杀。如何和这种人搞好关系而不致于误了正事,胡宗宪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在与赵文华共事的过程中,胡宗宪谨慎小心,有时甚至行事圆滑,最后不仅没有受到赵文华的阻挠,还得到了后者的赞赏。在赵文华的大力推荐下,世宗很快就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此时,胡宗宪可以调遣江南、江北、浙江等省重兵,所掌握的权力要比一般总督大得多.他儿子和他因此也较贪.胡宗宪知道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他一方面招揽、重用各种杰出的人才,如重用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把颇负盛名的文人徐渭招到自己的幕府中来;另一方面,有骁勇善战的将领,还得有训练有素的士兵,胡宗宪支持部下练兵,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后来发展为抗倭主力军。在胡宗宪的抗倭斗争中,最能表现其才干、最有影响的两件事情就是他与两大倭寇首领王直、徐海的斗智斗勇,在此,不能不提。王直,亦称汪直,号五峰,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徽州人有经商的风气,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徽州商帮。明清时期,徽商是中国最大的商帮之一,在商界叱咤风云。他们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依托,吃苦耐劳,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所以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当时能与徽商相抗衡的商帮只有山西的晋商而已。王直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仗义,也就是有江湖义气。人们都称呼他为“五峰船主”。此外,他还很聪明,脑子快,主意多,因此得到周围人的信赖和拥护,在他的身边自然就聚集了一批朋友,如叶宗满、徐惟学等人。后来,王直带领众人乘海禁松弛之际,开始用巨舰运送大量违禁物品到日本或西洋等国贸易,获得巨额利润。开始时,王直只是违反明朝的海禁政策,从事海上贸易。后来随着东南沿海局势的日趋紧张,王直为增强自身实力,大规模招集各种亡命之徒,甚至还和日本倭寇相勾结。由此,王直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海盗集团,并逐渐成为东南沿海地区倭寇的首领和中坚人物。胡宗宪对海上倭患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他曾说过:“海上的贼匪只有王直机警难治,其余的都是鼠辈,不足为虑。”胡宗宪认为,实力强大的王直是东南倭患的根源所在。多年来,朝廷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抗倭,但见效甚微,倭寇之祸反而愈演愈烈。胡宗宪的前任们只以武力剿杀倭寇,最后不但没有完成朝廷交给的使命,还都招来了杀身之祸。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胡宗宪制定了剿抚并举的抗倭策略。使用计谋招抚、擒拿王直,这是胡宗宪抗倭斗争的关键一着.胡宗宪先以王直的家人为诱饵。胡宗宪为了表示招抚王直的诚意,与王直自认同乡,特地将王直的母亲、妻子从金华府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妥善安置她们,给她们干净的房子居住,保证她们丰衣足食。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胡宗宪就秘密派遣两个知海情、有谋略的生员蒋洲和陈可愿前往日本。胡宗宪派他们此去的任务,表面上是宣谕日本诸岛停止侵犯中国,实际上是侦探王直等人的详情,并试探性地进行招抚。蒋洲、陈可愿的这次行动很成功。他们意外地见到了王直的义子王滶,并得以见到王直本人。蒋、陈二人对王直恩威并施,一方面以明朝抗倭的决心和沿海布置的数万军队进行威慑,另一方面,以王直的家人为筹码,说服王直立功赎罪,保全家人。王直听后,默不作声。原先他误听传言,以为妻母早已被明朝诛戮,今天听到家人安然无恙,心有所动。为了表明立功赎罪的诚意,王直向蒋、陈二人报告了另一倭寇首领徐海要率领倭寇进犯明朝的情报。陈可愿遂同王直部属叶宗满等人回国报告消息。诡计多端的王直却将蒋洲扣留下来。过了将近两年,王直以亲自送蒋洲回国的名义,乘巨舰,带领精兵数千,满载火炮等器械,有备而来,停靠在舟山岑港。胡宗宪知道来者不善,他紧急部署沿海各卫所高度警戒。同时为了稳住王直,还派通事夏正与王直进行谈判,去摸清王直的底细。在招抚王直的过程中,胡宗宪的谋略和才干得到充分的体现。自王直的船停靠在岑港之后,胡宗宪就派了王姓千户装扮成卖菜人,接近王直。王千户是个有勇有谋的人,很快得到王直的赏识和信任。一天晚上,王直到王千户的船上饮酒,乐而忘归。王千户将船的缆绳悄悄解开,使船顺水漂至岸边。胡宗宪终于有机会见到王直,并将王直奉为贵客,对他礼待有加。会面结束后,胡宗宪也任由王直大摇大摆地离去。至此,王直对胡宗宪的防范稍有松懈。但是,王直一日不降,胡宗宪一日不安。为了能让王直释疑,尽快归降,胡宗宪又使一计,他特意邀王直义子王滶同居一室,并将早已写好的请求朝廷赦免王直的奏疏和十多篇诸将的请战书都放在书桌上。后来,胡宗宪假意出门赴宴,让王滶有机会看到这些文稿。深夜,胡宗宪大醉而归。大家入睡后,胡宗宪就装作醉酒,吐得被子和床上到处都是,却依然酣睡。王滶躲在被中,观察胡宗宪,确定他是真的醉酒睡着了,就偷偷下床,将书桌上的奏疏抄录下来。然后,潜回被子继续装睡。次日,王滶立即告辞,去给王直送信。胡宗宪知其中计,让他离去。王直听了义子的汇报,疑惧减去了许多,便带着两名部下拜见胡宗宪。胡宗宪对之安慰备至,让他们去杭州见巡按御史王本固。谁知王本固将王直等人逮捕入狱。胡宗宪使用连环计,成功诱降王直。按其下一步的计划,是利用王直将在舟山岑港的王直余孽一举清除。本来,胡宗宪是要上疏请求朝廷宽宥王直,让他在海上立功,以贼制贼,利用他的声望招抚其他海寇,但是,王本固坚决要求处死王直,而群臣也传言胡宗宪受了王直的重贿。胡宗宪没有办法,只得改词上奏,同意了王本固的意见。接着,胡宗宪便调结兵力,围剿王直在舟山岑港的余部。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都参加了这次战斗。可是残敌依然非常有战斗力,直至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岑港残寇终于被肃清。一年后,王直于杭州被斩。嘉靖年间横行海上的倭寇海盗集团首领除了王直以外,位居其次的就是徐海。徐海也是个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物。徐海,徽州歙县人,少时曾经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法名“普净”,又称“名山和尚”或“明山和尚”。后来随其叔徐惟学以及王直等人从事海上贸易。有一次,徐惟学将徐海抵作人质,向倭寇贷了大批银两,后无力偿还被杀,徐海走投无路,被迫与倭寇勾结,开始了烧杀抢掠的海盗生涯,并逐渐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海盗集团。早在此前,徐海已与王直分裂。徐海的身边是陈东、麻叶等力量稍弱的海盗头目。在胡宗宪刚任浙直总督不久,曾率领明军与徐海等倭寇进行过激战。这次激战让胡宗宪认识到以武力剿灭徐海等倭寇难度不小,于是另图他谋。胡宗宪的幕僚徐渭很了解他的心思,及时向他推荐了太学生罗龙文去招抚徐海。龙文和徐海是歙县同乡,在接近徐海之后,按照胡宗宪的事先安排,离间徐海与陈东、麻叶之间的关系,迫使三人力量分散。随后,胡宗宪再予以各个击破。胡宗宪曾派人给徐海送去招降的书信,徐海的回信言辞得体,胡宗宪感到很意外,说:“想不到海寇中还有这样才华出众的人。”就把送信的人叫过来询问。原来,徐海的身边有一个很有才情的人——王翠翘,她是徐海的爱姬,原是金陵名妓。这回信就是王翠翘代写的。她本是官宦人家的女子,因父亲获罪,卖身救父,后来流落青楼。王翠翘的容貌和才情都称冠一时。当时到过金陵的士大夫都争相一睹芳容。徐海慕名而去,两人一见如故。徐海便派人将王翠翘迎娶回来。王翠翘才思敏捷,徐海军中的大小文书,她写起来真是又好又快。徐海对王翠翘非常宠爱,不仅生活上锦衣玉食,而且还非常敬重她,军中的事务多听从她的意见。胡宗宪正无计可施,了解了这些情况,如获至宝。他认为招抚徐海,王翠翘是关键人物。胡宗宪为表示招抚的诚意,送给徐海大量的礼物。此外,还准备了许多精致的珠宝玉器、发钗耳环、胭脂红粉等礼物,特意送给王翠翘。同时,又派一个老妇人私下对王翠翘说:“徐将军如果早上投诚归顺,晚上就是大官了,你受到朝廷赏赐的诰命,衣锦还乡,难道还不如在海上为寇吗?”王翠翘毕竟是个女人,渴望安居乐业,她心动了,力劝徐海归顺,并让徐海设计将陈东和麻叶等倭寇头目捆绑起来献给胡宗宪。徐海听从了她的话。其实,他这么做等于自翦羽翼,已无路可退。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徐海入平湖城向胡宗宪请降。城中的官员和百姓听说徐海进城都吓得惊慌失措,惟胡宗宪镇定自若。徐海向胡宗宪谢罪,胡宗宪走下大堂,用手摸着徐海的头顶说:“你为害东南很久了,现在既然归顺,朝廷暂且赦免你,不要再做坏事了。”其后,徐海率众屯于平湖城外的沈庄。徐海虽然名义上归顺了,但数千倭寇屯于城外,胡宗宪知道这还是很大的隐患。胡宗宪一边稳住徐海,一边加紧部署兵力。这时,已经投降的陈东秉承胡宗宪的命令,率领其党攻击徐海部。徐海仓惶出逃,途中负伤。第二天,官军又将徐海团团围住,徐海暗呼:“翠翘误我!”经过一场激战,徐海投水而亡,王翠翘被俘。传说,王翠翘被俘后曾向胡宗宪请求埋葬徐海,胡宗宪不许;请求去做尼姑,还是不许,而是要将她许配给一个小兵。王翠翘对胡宗宪说道:“你诛杀归顺的人,你把天道放在什么地方了?”她面对大海痛哭,喊道:“明山,我辜负了你呀!”遂写诗一首,投水而死。她的诗写道:建旗海上独称尊,为妾投诚拜戟门。十里英魂如不昧,与君烟月伴黄昏。关于王翠翘临死前的这段传说不知是真是假,但后世曾有人认为,胡宗宪最终也没得好结局,大概就是对他言而无信的报应。值得注意的是,王翠翘与徐海的悲剧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被写进了许多戏曲、小说中。到康熙年间,有人据此铺写成一部长达二十四回的长篇通俗白话小说《金云翘传》,流传广泛。这个故事甚至流传到了日本和越南。越南有一部著名的古典长诗《金云翘传》就是讲述王翠翘的传奇故事,风靡一时。这部长诗对越南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宗宪擒王直、杀徐海,两浙倭患暂告平息。至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主持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渐次平息浙江的倭患,并开始剿灭福建的倭寇。在经历多年的血雨腥风之后,大明王朝的海疆终于有望恢复往日的平静了。可这也应了那句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胡宗宪作为可以节制数省军务的封疆大吏,如果倭患平息了,他手中的重权反倒使他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与胡宗宪多年抗倭斗争相伴的是他多次遭到弹劾,但因其抗倭有功,世宗又想保全他,所以,每次他都是有惊无险。可是,如果他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前景就不是那么美好了。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内阁首辅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逮。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屡升迁的,在朝中很多大臣的眼里,他属于严党。赵文华已死,严嵩失宠,胡宗宪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这年年底,在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的授意下,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就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时人王世贞曾说:“我知道绩溪的功劳,可他被华亭所压制,不能表白他的冤屈。”看来,这一切都是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直接操纵的,胡宗宪自然无力与其抗衡。很快,世宗就下令将胡宗宪的一切职务悉数罢免,并将其逮捕押解进京。此时,胡宗宪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缘。陆凤仪弹劾他时所列举的罪名,任何一条都能定他个死罪。胡宗宪到京之后,世宗念其抗倭的功劳,改变了主意,降旨道:“宗宪不是严嵩一党,自任职御史后都是朕升用他,已经八九年了。而且当初因捕获王直而封赏他,现在如果加罪,今后谁为我做事呢?让他回籍闲住就好了。”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为胡宗宪网开一面,再次给了他一条生路。但是,胡宗宪的仕途终于到此为止了。嘉靖四十二年春天,胡宗宪带着无尽的委屈和不甘心回到了绩溪县的龙川故里。胡宗宪本打算从此不问政事,在故里安享晚年。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宗宪想全身而退,他的政敌们却不想就此罢手,他们在等待机会。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就在胡宗宪回乡快两年的时候,灭顶之灾从天而降。事情的起因还是离不开严氏父子。曾经协助胡宗宪抗倭的罗龙文犯罪被抄家,在对罗龙文抄家时,御史意外发现了胡宗宪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贿求严世蕃作为内援的信件,信中附有自拟圣旨一道。假拟圣旨,这次就是老天爷也救不了胡宗宪了。果然,世宗闻听此事后大怒,对胡宗宪降旨问罪。这年十月,胡宗宪再次被押赴至京。在狱中,胡宗宪写下洋洋万言的《辩诬疏》,为自己进行辩解。可是《辩诬疏》递交上去后,却如同石沉大海,迟迟没有结果。胡宗宪彻底绝望了,十一月初三日,胡宗宪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后,自杀身亡,时年五十四岁。胡宗宪主持的抗倭斗争,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亮点。他所表现出的胆略和智谋的确可圈可点,称得上是一位能臣,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他交结权贵、趋炎附势、挥霍无度,也使他的人品备受争议。一个有才无德的人能不能得到重用呢?世宗的为人行事一向不能以常理来推断,他给了这个问题一个简单干脆的答案,就是:能重用,但对曾经做错的事也要付出代价,尤其是触犯皇权的行为,更要严惩。世宗对胡宗宪屡次保全,让他尽展其才。胡宗宪大功告成之日,也就是他的厄运降临之时。总体来说对胡宗宪的评价还是功大于过的,他在三百多年前就为我们做出了抗日的表率,展现出了我大中华的民族气节与智慧,维护了大明海疆的稳定。胡宗宪“征敛贪污”问题虽不属子虚乌有,亦大半为不实之词。区区三万两同赵文华在浙江“搜括库藏百万计”根本不能相比,更何况胡宗宪的钱还是取之民用之民。因此,我们称之为民族英雄不为过!

后燕成武帝慕容垂(326年-396年6月2日),字道明,原名霸,字道业,一说字叔仁,鲜卑名阿六敦,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鲜卑族人。十六国后燕开国君主。前燕文明帝慕容皝的第五子。在前燕时屡有战功,更加曾击退东晋桓温的北伐军。然而因为受到当政的慕容评排挤而被逼出走前秦,但很受前秦君主苻坚的宠信。淝水之战后慕容垂乘时而起,复建燕国,建立后燕,后又灭了同为慕容氏所建的西燕。参合陂之战战败后率军再攻北魏,在期间发病病重,并在退军时去世。前燕时,慕容垂屡立战功却郁郁不得志。369年,枋头之战中领导前燕军大败桓温,反遭受当政的慕容评排挤,无奈携子出奔前秦。在前秦,前秦天王苻坚对其极为赏识,亲授冠军将军。383年,淝水之战中前秦大败,他护驾北返。384年,自称燕王,建立后燕。394年,台壁之战取胜吞并西燕。395年,后燕、北魏参合陂之战,太子慕容宝惨败。随后慕容垂率军再攻北魏,在此期间发病加重,在退军时去世,时年七十一岁。历史如何评价慕容垂崔浩:“垂藉父兄之资,修复旧业,国人归之,若夜虫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房玄龄等《晋书》:“慕容垂天资英杰,威震本朝,以雄略见猜而庇身宽政,永固受之而以礼,道明事之而毕力。然而隼质难羁,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谋已构;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启。斩飞龙而遐举,逾石门而长迈,遂使翟氏景从,邺师宵逸,收罗赵、魏,驱驾英雄。叩囊余奇,摧五万于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于黎阳。返辽阴之旧物,创中山之新社,类帝禋宗,僭拟斯备。夫以重耳归晋,赖五臣之功;句践绐吴,资五千之卒。恶有业殊二霸,众微一旅,掎拔而倾山岳,腾啸而御风云!虽卫人忘亡复传于东国,任好余裕伊愧于西邻,信苻氏之奸回,非晋室之鲸鲵矣。”蔡东藩《两晋演义》:“慕容垂才略过人,卒能恢复燕祚,不可谓非一世雄,其独择子不明,失之于太子宝,反以段后所言为营私。”

红巾军起义中的红巾军在民间又被叫做红军,他们是由当时比较盛行的三大民间宗教合在一起组成的。他们在起义的时候准备出战的时候总是打着红旗,额头上绑着红色的布巾。那么导致红军起义的原因是什么呢?红巾军起义的原因还要从元朝后期社会动荡不安开始说起。在元朝的后期蒙古族贵族对待他们眼中的汉人如同对待家畜。他们用尽了很多手段想把土地据为己有,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代替汉人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对社会秩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大量的汉人沦为他们的奴仆,官府要征收的赋税不断上涨,而且刑罚也更加严酷。有很多用来种粮食的肥田沃土都被迫拿了出来,一时间百姓们生活变得十分艰辛和困苦。可以说蒙古贵族的不当统治是红巾军起义的原因之一。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贵族则不停的搜刮民脂民膏,甚至为了自己的私欲寻找民间美人。造成了当时土地被糟蹋,百姓的人格尊严受到践踏,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悲惨现象。最后身为汉人的百姓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继续忍受内蒙古贵族的折磨和不平等的制度,然后在最后痛苦的死去。要么拿起自己的武器奋力反抗,至少这样还有奋斗和活下去的希望。这样说起来汉人百姓的痛苦也是红巾军起义的一个原因。总之红巾军起义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由于那一时期蒙古族统治造成的,正是因为那时出现了这样不堪入目的惨景,才有了民间的三教组成的红巾军。1、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意义红巾军从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头上包裹着一条头巾的军队,红巾军由元朝末年农民队伍组成,在残暴的统治之下人们奋起反击,可是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著名的第一位皇帝朱元璋也曾加入红巾军的队伍,尽管红巾军起义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可是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意义到底有哪些呢?元朝末年由于蒙古族贵族的愚昧统治,导致当时社会局面混乱民不聊生。内蒙古贵族适应放牧的生活大量肥沃的土地就不再种植粮食作物而是用来放牧,百姓不仅吃不饱而且还要忍受官府越来越多的税款征收,就算骨子里希望平平安安也做不到。在民生方面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意义是改变了百姓的生活,帮助百姓进行抗争,改变百姓受到压迫的局面。后来元朝的腐朽没落和明朝的缓缓升起和红巾军起义也息息相关,红巾军起义打击了内蒙古贵族在元朝的势力,为朱元璋日后登基为帝扫清了一部分障碍。从政治方面来看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意义是打击了内蒙古贵族,促进新势力新王朝的产生。总的来说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意义在于打击了地主豪强,也改变了内蒙古贵族的势力。朱元璋最后登基为帝,据史料准确记载他也曾参加过红巾军起义,最后还确确实实当了皇帝,红巾军起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阶级加入了地主阶级。红巾军起义并没有成功,但是坚持了十二年,这段时间蚕食了内蒙古贵族的基础,促进了新王朝的产生,这就是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意义。2、红巾军起义是元朝灭亡的原因吗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的朝代更替,有朝代建立就有朝代灭亡。而元朝的毁灭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当时在元末时期发生了非常著名的红巾军起义。这次运动对元朝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打击性,甚至有人因此认为红巾军起义是元朝灭亡的原因,那么这样说红巾军是正确的吗?那么到底红巾军起义是元朝灭亡的原因吗?关于红巾军起义是不是元朝灭亡的原因还要从元朝后期开始说起,当时的统治阶级大多以蒙古族为主,因此对于其他种类的人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恶劣的态度,许多政策也非常的不公平,尤其是但汉族的百姓更是残忍。简单来说就是当时汉族的居民连吃的都没有,国家保证不了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最终才会发生反抗起义。本质上来讲元朝注定会走到灭亡,除了后期一些残酷的政治体制带给百姓非常大的难处以外,元朝的政策对于统治汉人来说只有剥削和打击,这样一来最根本的问题就出现了。红巾军的起义是广大的农民百姓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做出的反抗,只能说这是元朝灭亡的爆发点,也可以说这次的活动让元朝毁灭的速度更加快。在一个原本就有问题的体制中,后期由于压迫越加严重,又发生了许多的灾害,这就将原有的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很多,也摆在众人的面前,最终逼得人们必须去解决,也就是这样才会让人们选择了起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红巾军起义就是间接引起元朝灭亡的原因。

红拂女又名张出尘,红拂女并不是她的本名,红拂女真实的姓氏是张,但具体真实的名字没有历史记载。那么红拂女简介中是怎样介绍这个人的呢?红拂女简介中介绍到她生活在隋唐时期,出生时所属的朝代是隋朝,之后隋朝灭亡后,她又在唐朝生活。她出生在江南一带,父亲曾是隋朝的一名将领,可以说她小时候的生活也是十分舒适的。可是不久父亲就被他人杀害了。之后隋朝黄帝杨坚就把她和母亲赐给杨素了,于是红拂女又有了新的生活,因为一直生活在杨素家中,在长大后杨素便让她在府中当歌妓。也正因为这个职业让她有了红拂女这个名字。在杨素府中,红拂女偶然结识了李靖,李靖来到杨素门下,和杨素进行了一番交谈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可是交谈的结果令杨素十分不满意,可是红拂女对他们交谈的内容都有了解,在红拂女看来李靖这位人士很有作风,对李靖很有好感。于是便开始打听李靖的消息,趁夜晚的时候,红拂女便找到了李靖,她向李靖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想和李靖一起离开这个地方,两个人一起去闯天涯。可是李靖有些犹豫,最后经过红拂女的说服,他们便准备一起私奔了,就这样李靖和红拂女离开了长安。在路上又结识了虬髯客,虬髯客的出现对红拂女和李靖的帮助十分大,最后李靖通过对虬髯客家中兵书的一番了解,武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帮助唐朝一统天下,被封了大官,于是红拂女也就成了一品夫人。1、红拂女的故事红拂女指的是在隋朝时期出现的一位著名历史人物,据说她本来的名字是张出尘,从小生长在江南地区,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大将军,不过在隋朝时期被其他将领杀害,而母亲也因为父亲的缘故被皇帝赏给了杨素。而红拂女后来就变成了杨素府上的歌舞妓女,因为时常拿着红色的浮尘,所以才有了红拂女这个名字。关于红拂女的故事有些人并没有听说过,那么红拂女的故事是怎样的呢?红拂女本来是杨素府上的一个歌妓,同时也是府中的侍女,当时有位十分出众的才子名字叫做李靖,想要报效祖国的李靖很快就投靠了杨素,然而杨素并不是一个理想远大的人,在一次交谈之后李靖心里对杨素十分的失望,而一直站在一边侍奉的红拂女却觉得李靖气宇轩昂,将来必定会有好的前程,所以在当晚就投靠了李靖,二人很快就偷偷的从长安城走了出去。红拂女的故事发生到这里就开始改变了,在他们离开杨素府上之后的路途中红认识了一个满脸都是胡须的人,红拂女觉得此人不同寻常于是和他结拜成为了兄妹,之后杨素去世后他们回到长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满脸胡子的人非常富有,而且还将家产送给了他们。在这些财产中有着许多难得的兵书,于是李靖开始刻苦钻研起来,兵法和见识都有了很大提高。在后来李靖就是凭借着这个能力辅助李渊建成了大唐王朝,立了大功的李靖成为了卫国公,而红拂女也从一个卑微的侍女成为了一品夫人,这就是著名的红拂女的故事。2、红拂女是真的吗红拂女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本来是一个无比卑微的歌妓,但是却因为眼光独到而屡次看出了蒙尘的明珠,开始的时候是看出了李靖拥有卓越的才能,于是偷偷离开杨素府投奔了李靖,之后在他们赶路的过程中红拂女又和满脸胡子的陌生人结为兄妹,并且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兵书,从而改变了李靖的命运,也让自己成为尊贵的一品夫人。这个故事太过于传奇,以至于很多人纷纷表示怀疑红拂女是真的吗?毕竟在规矩森严的古代,一个小小的侍女拥有这样毒辣的眼光实在是太过于离奇。那么红拂女是真的吗?关于红拂女是否是真的这个问题确实让很多人都曾经疑惑过,毕竟历史上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而红拂女的人生又太过于传奇和顺利,所以人们有所怀疑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根据历史上的相关记载,红拂女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历史人物。红拂女的全名是张出尘,因为她长大之后总是在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浮尘,所以才会被人们称为红拂女。同时她也是著名的风尘三侠中的一员。在江南这个地区出生也是在这里长大,根据记载还可以得知她的父亲曾经是一员大将,不过后来却被人杀死,所以红拂女和母亲才会出现在杨素府中。另外关于红拂女是否真实存在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红拂女曾经和一个满脸胡子的人结成兄妹,据说这个男人就是建立了扶余国的第一任君主,由此也可以推断出红拂女确实真实存在过。

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又称雍凉之地,河西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与第一站、丝路西去的咽喉;这里汉时即设四郡,戍兵屯田,是汉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后来又因诸多山脉的天然阻隔,成为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战火的栖息场所。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之西,夹在祁连山脉和阿拉善高原之间,西连大沙漠,东西长约一千公里,南北宽从十到百公里不等,含今天的酒泉、嘉峪关、张掖、金昌、武威市全境以及兰州、白银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在黄河以西地区,因形似走廊而得名。河西走廊既是中原连接新疆以及中亚的交通孔道,又是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合地带,地理位置重要,称之为东亚陆上马六甲海峡一点不为过。历史上众多民族在此交汇共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使河西走廊呈现出一种万花筒似的瑰丽画面。今天我局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河西走廊的前世今生。1、在绿洲和沙漠之间位于武威市的乌鞘岭,海洋季风最远只能吹到此处。这里既是陇中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天然分界线,又是中国大陆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东亚季风到达的最西端。整个河西走廊气候干旱,戈壁和沙漠广泛分布,许多地方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但是幸亏有祁连山的存在,滋润哺育了整个河西走廊。祁连山东西长约1000公里,年径流量约158亿立方米,涵吐近千条大小河流,在山前形成了富饶的绿洲和大片草原。祁连山的融雪在河西走廊境内形成三大河流——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3大内流水系56条脉流。其中石羊河水系位于走廊东段,中部是武威盆地。黑河水系在张掖、临泽、高台之间及酒泉一带形成大面积绿洲,是河西重要农业区,自古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疏勒河水系位于走廊西端,中部走廊为疏勒河中游绿洲和党河下游的敦煌绿洲。一个个绿洲像小岛一样散落在茫茫沙漠戈壁中,成为农耕和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时人有云,“终岁雨泽颇少雷亦稀闻,惟赖南山融雪回合诸泉流入大河分筑渠坝,引灌地亩,农人亦不以无雨为忧”。此外,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祁连山脉曾生长覆盖着广袤的植被,西从敦煌与西域相交的伊吾,东至天祝乌鞘岭,森林和草原延绵1000多公里,放牧条件十分优越。史载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可见自秦汉开始,祁连山腹地及山脚就有大片草场。如今祁连山仍然有水草丰美的山丹马场、皇城草原等草场。因此,河西走廊这种亦农亦牧的条件,决定了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几千年来在此反复争夺厮杀。河西走廊虽然土地面积辽阔,但不适宜利用的戈壁、沙漠、山地和寒漠等占大部分。在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河西走廊北部,分布着中国第二大沙漠——阿拉善大沙漠。河西走廊许多地段深入到阿拉善高原中部,多有沙碛,间有绿洲相连,如额济纳河、居延海等。自明清以后,随着移民不断增加,农业活动的加剧,导致今天内陆河上游地区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减少,冰川面积缩小,雪线上升,草场退化,水土流失;中游的绿洲地区,农田盐渍化、荒漠化,水质污染,古城址废弃;下游地区,终端湖消失,沙生植物枯萎,物种减少,沙尘暴肆虐。这也是河西走廊今天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问题。2、在中原王朝与游牧帝国之间从地理角度上看,中国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使得在北宋以前,河西走廊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窗口。古代中原王朝东、东南、南三面环海,受制于航海、造船技术和气候条件,大海成为当时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西南是长年冰雪的青藏高原,翻越起来极其困难。东北寒凉,受到限制;北方大漠,也不易通行。加上西南、东北和北方长期以来属彪悍的少数民族占领,人口定居点过于分散,不易供给。从文明角度上看,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王朝力量在东亚长期处于压倒性地位,无论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其中朝鲜和越南等国还处于传统宗藩体系内。与之相对,中亚地区乃至更远的中东、欧洲地区与中国属于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倒是更能取长补短。丝绸之路途经河西走廊,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自张骞“凿空”通西域后,汉武帝派霍去病西击匈奴,开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不但连通了西域和中原王朝,而且隔绝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联合起来对付中原。汉、魏、晋、隋、唐、元、明、清等王朝出于政治军事的考虑,把河西走廊的开发提升到保障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从东西向上看,河西走廊是维持中原稳定的重要屏藩。明代名臣杨一清曾言:“兵粮有备,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陕安,而中原安矣”。东汉末年,凉州羌患不断,威胁关中、益州数十年,东汉朝廷花费大量钱财兵力,勉强镇压羌人,却也埋下了王朝覆灭的种子。安史乱后,河西为吐蕃所有,导致攻守易势,长安无所拱卫,吐蕃以此为根据地,甚至一度攻破长安。北宋时期,河西为西夏所有,使得宋朝失去军马的重要产地。因此在对抗拥有优势骑兵的辽、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时,往往处于劣势。与此相对,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在据有汉化程度较高的河西走廊后,文明程度迅速提升,成为与辽、宋三足鼎立的一方强国。清朝顾祖禹认为:“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同样,强盛王朝如汉、唐、清等如果想经略新疆,河西走廊是绕不开,也是必须重点经营的根据地。两汉的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北庭都护府,清朝伊犁将军辖地等管理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无不以河西走廊为依托。其实如果不能控制蒙古与青藏的势力,河西走廊是颇为脆弱的,而规模庞大的西域驻军规模直接受制于经由河西走廊的3、物资与货币供应唐代王维有诗云,“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戴叔伦又有诗云,“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和玉门关,被中原人视为中土王化到达的最西端,也是漂泊在新疆、中亚地区的中原人的精神故乡。从南北向上看,河西走廊是连接蒙古和青藏高原的重要纽带。清初的准格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以及和硕特汗国的罗卜藏丹津等蒙古贵族先后叛乱,使得北到外蒙古,西到新疆,南到西藏的广大地区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之中。加之喇嘛教的传播,蒙、藏等信奉同一宗教,如此广大的地域如果连成一体,对于中原而言是个巨大的包围圈。因此,将在历史上汉化程度较高、农耕相对发达、汉人定居比较多的河西走廊掌握在中原王朝手上至关重要。也许,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拥有河西走廊的甘肃省成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大洋中唯一的省份。4、在华夏文明和西域文明之间处于“华夏文明圈”的核心区域相比较,河西走廊的文化要复杂得多,呈现出多元丛生的文化状态。著名学者季羡林则把敦煌称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处。自汉武帝设置河西四群,迁徙汉族居民,进行农牧业开发后,中原王朝开始在河西走廊开护屯田,兴修水利,豢养军马,供给军粮,发展农牧业经济 ,保障通讯报警和商旅往返,逐渐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中原的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竹器及其他商品和汉民族高度发达的造纸、印刷、火药等文化,经过河西走廊输往西域、西亚及中东、西欧。西方商客也经过河西走廊,将珠玉、珍玩、葡萄、核桃、良马等运抵长安、洛阳。丝路畅通时,这里是西来东往的总枢纽。张籍在《凉州词》中写道,“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带着我们重温了河西走廊当年商业繁盛的历史。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常年战争唯处西北一角的河西较为安定,成为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世家大族逃避政治灾难的首选地,大量的内地移民给河西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明,学者云集,人才辈出,因此,河西的儒学传统没有中断。十六国五凉时期,河西涌现出一批大儒,其中的代表人物中来自敦煌的有东晋时期活跃在洛阳的以大书法家索靖为代表的“敦煌五龙”、郭瑀、宋纤、宋繇、汜腾、刘昞、索敞、张穆等人,来自酒泉的有祁嘉、马岌,来自武威的有段承根、阴仲达,来自金城的有宗钦、赵柔,还有来自周边地区的人。他们在河西著书立学,建立公私学馆,一时间河西讲学之风盛行,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郭瑀,他在张掖临松山讲学,弟子三百,河西文化与学术盛极一时。与此同时,来自中亚和印度的文明种子也传播到了河西走廊。佛教本来源头在印度,加之中亚地区曾被希腊化王国统治过,河西走廊作为中原王朝本土最接近中亚、新疆的地区,自然首先受到佛教文化的沐浴。河西的金塔寺、天梯山石窟保存有非常原始的石窟图像,另在莫高窟、文殊山、马蹄寺都有北凉时期的洞窟,而在炳灵寺石窟则有早于420年的大量彩塑与壁画。这是中国境内除新疆以外最早的石窟,而且多是在北凉时期营建的。北魏灭北凉后,从凉州掠去人口3000余口,其中就有大量的僧人,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的创建者昙耀法师即在其中,也就是说大量的北凉僧人和能工巧匠为北魏皇室在武周山营建皇家石窟寺院,其思想和粉本样式必然来源于北凉本土,因此被称为“凉州模式”。作为“凉州模式”影响下的云冈石窟,对后来的龙门石窟和陇东石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龙门石窟又成为后来北魏、西魏、北周石窟的重要样式来源。5、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北宋之后,受到西夏崛起的影响,陆上丝绸之路被割断,海洋丝绸之路兴起。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政治重心不断地东移南迁,西北地区城市日趋衰落,河西走廊的城市也不例外,在中国城市版图中的地位逐年下滑,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千年,至今仍未改观。今天的河西走廊,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贫穷问题。甘肃省2016年GDP为7152亿,仅仅比山东省烟台市6925亿元略高一点点。甘肃省年人均GDP仅为27508元,居民年人均收入为14670元,两项数据都居全国倒数第一。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等所有城市GDP加起来尚不足江苏省宿迁一市的GDP。二是生态问题。自明清以来人口的增加、农牧的过度开垦、对祁连山的破坏、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等严重恶化了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环境。一度水草丰美的民勤地区今天的已有50万亩天然灌木林枯萎、死亡,有30万亩农田弃耕,部分已风蚀为沙漠。全县荒漠和荒漠化土地面积占94.5%。对现实而言,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在于是国家交通网与经济发展中的大动脉,是不可替代的重要通道。因为河西走廊是环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是我国和中亚、俄罗斯交通的大动脉;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大通道是内地连接新疆的首要通道,而新疆则关系着国家的战略安全。这个安全涉及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涉及国家领土安全、资源安全以及国家未来发展。像连接新疆的高速公路、铁路、高铁,石油管道、西气东输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程,都通过这里把新疆和内地紧密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其地位不可替代。展望未来,衷心期望这一片历史上的富饶美丽之地,能够逐步恢复生态,依托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政策,摆脱农业和工矿业路径依赖,弯道超车,重点发展光电和风电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尽快带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民脱贫致富。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还开辟了辽阔的疆域,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他的功业,对中国历史进程和之后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古往今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历史弥补。我们没有圣经而有古典;没有神殿但有宗庙;没有神谕,却有史鉴。我们没有最后的审判,却有历史的裁决;没有地狱却能罄竹难书、遗臭万年;没有天堂但可以青史留名、流芳千古。中国人崇拜着过去的辉煌、祖先的荣耀,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成了被供奉的“众神”。而在“众神”当中,汉武帝刘彻无疑是最闪亮的那颗星。“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破匈奴、伐大宛、灭南越、平朝鲜,赫赫武功使得无数华丽的词藻和热血的情怀与武帝之名相挂钩。历史写就了大漠铁骑、西域雄师、征服岭南、扬波东海的英雄时代。诗歌里亦传唱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的柔情,“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的豪气。但是,历史还留下了“穷兵黩武”“海内虚耗”的字眼,诗歌中仍可见“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哀。只是后来者,太喜欢看人前的荣誉与辉煌,而淡忘了荣耀背后的血与泪。1、迟到16年的罪己诏汉武帝刘彻的统治,前后长达五十四年之久。在武帝统治前期,大约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足可谓太平治世。司马迁写道:“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粮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自元光二年马邑之谋后,武帝开始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在这三十多年间,除对外征伐外,武帝还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改革,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设刺史等政治军事改革,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经济制度改革。后世所推崇的文治武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然而,读史者如果细查一番,不难发现这些大事基本上都是在元狩、元鼎年间完成,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也就是说,如果武帝身负历史使命,那么到元封年间他就已经完成。这之后,应当停止大规模的对外用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可是,直到征和四年,武帝才颁布转变统治政策的轮台诏。武帝的轮台诏,广受后世所赞扬,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难得的成功之举,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引发了后继者的“昭宣中兴”。不过,在今天看来,班固所动情称赞的这份“仁圣之所悔”的罪己诏完全可以早上16年,那样武帝后期的家国民生不至于出现“亡秦之迹”。2、劳民伤财的雄才大略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世后的第六年,主政大臣霍光召开盐铁会议,其授意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攻击盐铁等政策,试图在舆论上搞臭长期主管财政的政敌桑弘羊。但没有想到,贤良、文学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官营政策,而桑弘羊又坚决维护官营政策,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打乱了霍光的原定部署,使得霍光骑虎难下。不过,这场失控了的“辩论赛”却让后人对于武帝一朝的政治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其中,有一段值得关注:“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贤良文学这段话可谓言简意赅,清晰揭示出武帝统治政策的实质。武帝即位后逐渐开始用兵四夷,主要是对匈奴的军事征伐,这是武帝朝政治活动的第一原动力,“奋击之士”因此兴。然而到元狩四年左右,连年征伐匈奴导致“财匮,战士颇不得禄”,汉廷发生严重财政危机。在此严峻形势下,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应运而生,汉廷积极开拓财源,增设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入粟补官、入羊为郎、出货除罪等兴利活动,在数年之间不仅成功化解财政危机,而且为武帝后半期的对外军事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财源。但是兴利活动却搅乱了民生,造成了社会动荡,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于是武帝又在全国上下大兴酷吏之治,以严刑峻法高压统治。可以说,汉武帝因穷兵黩武的关系,才逐渐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又不得不用残酷的刑法来维稳,三者互相因缘。武帝对外征伐、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并大兴酷吏政治的统治政策保证了其文治武功的实现,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3、对外征伐据《汉书•武帝纪》和《史记》、《汉书》中各少数民族传记记载中的情况,汉武帝在位期间,仅对北匈奴用兵就多达44年,几乎平均1年2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战争。这还不算对朝鲜、南越等地区发动的战争。这些战争中,有些确有其必要性,如对匈奴的几次战争。但也有很多纯属得不偿失,如征伐大宛。在司马迁笔下,汉武帝派李广利攻打大宛,是出于他喜好大宛宝马的私欲。武帝以丧师五万、转运万里的巨大代价,仅得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得与失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难免觉得这场战争是多么得不偿失。而事实上这场彻底断匈奴右臂的战事,确实是损失惨重,代价巨大。汉代的贡禹、夏侯胜、贾捐之、扬雄、蔡邕等人,以及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们也一致认为,武帝拓边劳民伤财、虚耗国力,导致灾祸并生、盗贼蜂起、天下大乱。夏侯胜甚至认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矣。”汉代以后,批评武帝穷兵黩武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唐代名臣狄仁杰就说:“ 汉武追高、文之宿限,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明代顾炎武也批评到“汉武穷兵极远,逞一时之私心,以启后世无穷之祸。”4、兴利政策汉武帝统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兴利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些战时经济政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农抑商,或农商并重,而是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制止其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以谋取暴利。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地方郡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其最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迅速聚敛社会财富,用以填补西汉王朝在财政支出上的巨额亏空,支持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耗费。这些政策在短时期内确实起到了迅速聚敛社会财富的功效,支持了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穷奢极欲。但从长远来看,却存在着许多弊端:比如贤良文学指出的官营生产的铁器难以适应农民实际生产,给耕作带来极大不便,又加重劳役;平准制度也往往会走向物价飞涨的反面;官营举措又导致各级官吏尤其是上层官员的腐败,所谓“因权势以求利”。5、酷吏政治为了支撑帝国庞大的战争消耗和刘彻本人的享乐开支,武帝时期力役极为繁重,民众甚至作歌以泄不满:“ 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憩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秋杜》、《釆薇》之所为作也。 ——《盐铁论•繇役》”武帝甚至将人头税征收年龄从7岁降为3岁,逼得贫民无钱纳税而杀死初生婴儿,“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另外,武帝还经常打破常规,随机征收赋役,“盖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6、国富民穷民不聊生,因此揭竿而起。武帝晚年各地出现了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之间有坚卢、范生等。在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前,武帝不思自己所作所为、改弦易辙,而是派出大批酷吏和绣衣直使前往镇压。这些人奉命之后,即到各地对反抗的百姓大开杀戒,“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血流十余里”。在血腥屠杀未能奏效的后,又实行相互株连的“沉命法”进行镇压,结果愈压愈烈,反者更众;治奸愈迫,奸者愈匿,使得武帝末年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不可遏制。7、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如果说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的穷兵黩武,还有着祸在当世、功在千秋的情有可原,那么耗费国家财物、追求个人奢靡享受所做的大修宫室、求仙访神则是不可饶恕。宋人曾批评汉武帝:“ 穷兵黩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敛,残害百姓,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去始皇亦一间耳。”武帝挥霍无度,赏赐动辄数百万;游猎无限,扩京畿方圆数百里为专供游乐的上林苑;大兴土木,在关中各地建造离宫别苑;喜好女色,“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并且其妃嫔用器奢侈,最宠爱的李夫人“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当享受到极致的时候,就开始追求生命的无穷。秦始皇如此,汉武帝则更甚。武帝将那些胡言乱语的方士奉为上宾,虔诚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指引一条长生之路。从23岁碰到李少君开始,武帝就陷入了神仙方士的包围之中。他先后任用李少君、齐少翁、栾大等人,利用各种手段寻求长生之术。武帝多次巡游东海、访求神仙,动用方士达几千人,又在京城为神仙修筑高台楼阙,凿池造山,“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晚年又登临东海、寻访神仙,为此还差点葬身鱼腹中。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二十余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达十余次,“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总结道:“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取舍般的评论深含其时代影响和个人政见,不能不听亦不能全信。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多灾多难,时常受外敌之辱,恰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往往会借古讽今,寄情于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无疑是寄托富国强兵、扬威异域理想的最好人选。因此人们往往习惯性去多看几眼那个时代的英雄,而暗淡了庶民的血与泪;习惯性的冠以功大于过;习惯性的去说祸在当代、利在千秋。然而,毕竟我们有着历史的高度。如果,你身处英雄时代却不是立功立名的英雄豪杰,而只是普罗大众的一员:或为力役、或为征夫、或需卖妻、或要杀子,不知你是否还能唱出“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豪情万丈、“倾城与倾国”的柔情似水?

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中,行三铢钱是最早的一项内容。半两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钱币,到汉武帝的时候还在使用,但是它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是不一致的。汉武帝行三铢钱就是将它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恢复一致。皮币的推行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内容。汉武帝推行皮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上林苑中有很多鹿,鹿皮可以制作皮币。另一个原因是方便公侯家族上交税款。皮币的推行使得中央的财政得到补充。银锡造币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但是的少府中有很多银锡,汉武帝就下令将这些银锡造成钱币,称为白金。银锡本来不是钱币,而中央政府将积存的银锡造成钱币,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有大幅度增长。造五铢钱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汉武帝在看到三铢钱的一些弊端后,下令中央政府和各郡国都制造五铢钱。五铢钱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各郡国制造的五铢钱参差不齐,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三官五钱与上林三官五钱是汉武帝币制改革中最后定型的钱币。汉武帝在公元前113年颁布法令,收回了郡国的铢币权,改由中央政府铸造统一的货币。中央政府铸造的就是三官五钱和上林三官五钱,这种钱币工艺精良,铸造成本高,民间很少有私铸与盗铸的情况发生。这种钱币也为以后的朝代所借鉴。1、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财政大权从地方上收回,交由中央控制。在币制改革以前,诸侯国有铸造钱币的权利,民间有的人私铢钱币,还有些不法分子盗铸钱币。经过币制改革,钱币由中央统一铸造。恢复财政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文帝和景帝两代皇帝为汉武帝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以后,国库消耗严重,财政上入不敷出。而地方上的诸侯和富豪却积累着大量金钱,汉武帝推行币制改革后,稀释了地方上的财富,使得中央在财政上得到了恢复。统一钱币制度,方便钱币使用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当时的汉朝有多种钱币,人们使用起来非常得不方便。汉武帝推行币制改革,就是将钱币制度统一化,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够方便地进行交易。削弱诸侯国势力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在景帝的时候,虽然朝廷镇压了七国之乱,但是诸侯国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势力。而钱财是诸侯国最为重要的对抗中央的资本。汉武帝推行币制改革后,诸侯国的财政受到了中央的控制。汉武帝时期,在外面,汉朝多次同匈奴进行决战,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国库空虚。在国内,由于地方上富豪势力的存在,中央的财政比不上地方。面对这些问题,汉武帝推行了币制改革,使得这些问题迎刃而解。2、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影响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影响中,对国家的安定产生的正面影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刘邦实行了分封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中央朝廷在控制诸侯国上有些不足。币制改革使得诸侯国的财政大权收归中央政府,诸侯国的造反资本减少了一大块。抑制通货膨胀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影响。汉武帝时期,经过几代皇帝的积累,汉朝有了很多的钱币,但是没有相应的物品,这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面对这种情况,汉武帝及时推出币制改革,钱币与货物对应一致。汉武帝币制改革也影响了中央的财政。汉武帝在征伐匈奴后,财政上有巨大的亏空。而币制改革中,铸造钱币的原材料是朝廷已经囤积下来的,朝廷因此有了很多的金钱,在财政上得到了补充。汉武帝币制改革影响了民间的风气。在币制改革以前,民间有很多私铸钱币与盗铸钱币的,币制改革以后,钱币变得统一起来,私铸与盗铸消失了。而且由于钱币制度的统一,人们在使用起来也方便多了。汉武帝在币制改革中,最后将钱币定型为五铢钱。五铢钱影响了后世的钱币制度。五铢钱一直用到清末,沿用了两千多年。可以说,汉武帝币制改革对后世的钱币铸造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王朝都借鉴汉武帝的钱币制度,以此稳定市场上的交易。3、汉武帝币制改革成功的原因汉武帝币制改革成功的原因中,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的强大。西汉刚建立的时候,百废俱兴,朝廷不敢得罪地方上的富豪,无法推行币制改革。到文帝和景帝的时候,由于分封制又出现了与中央朝廷对抗的诸侯国。在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大,汉武帝对外打击匈奴,在北方接连取胜。在国内,打击诸侯势力,实行推恩令,使得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小。汉武帝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大推行币制改革,地方上诸侯和富豪根本不敢对抗。除了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外,币制制度的合理化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成功的原因。在币制改革以前,中央有中央的钱币,诸侯有诸侯的钱币,民间还有私铢与盗铸的钱币,这些钱币鱼龙混杂,人们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汉武帝最后推行的五铢钱制度却使得钱币变得简单统一起来,人们使用起来也方便多了。大胆使用人才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成功的原因。桑弘羊是大商贾之子,按照汉朝初年制定的政策,对待商人是采取轻视与打压的态度。而汉武帝改变了这种政策,他提拔桑弘羊进入朝廷,委以重任,让他主管币制改革。桑弘羊生在商贾之家,懂得经济中的规律。汉武帝币制改革成功的原因中也有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汉武帝继位后,对外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解决了困扰汉朝多年的边患问题,对内又采取一系列富国的改革措施,币制改革就是内政中的一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