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大的剧作家,是现代话剧的奠基人,曹禺先生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至今这些作品仍然在话剧舞台上常演不衰,可见其艺术生命的强劲有力,曹禺的作品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下面就介绍一下曹禺戏剧特色。曹禺戏剧特色一:首先曹禺的戏剧结构具有明显的化用和诗意的特色。曹禺的成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曹禺在创作之前就大量的阅读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对固有戏剧情节化用、重构和再创造是其剧作构思的一重要来源。曹禺剧作的诸多情节正是来自对中外戏剧情节的化用和重构。戏剧情节的化用是曹禺剧作结构的一大特色。剧作结构的诗化则是曹禺戏剧的另一大特点。曹禺曾说过《北京人》是他当诗来写的,而另一部剧作《雷雨》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依然存在浓厚的诗意,这使得《雷雨》的环境氛围描写显得异常郁闷但是极富深意。曹禺戏剧特色二:曹禺的戏剧语言极具特色,作者曹禺给不同的人物安排了不同的语言风格,这些语言深刻的刻画着人物的内心世界,个性化的语言是曹禺戏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同时曹禺的语言的另外一个特色是曹禺的语言具有非常明显的诗化的特点,这些诗化的语言不仅仅提高了整部作品的美感,而且对于刻画人物也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对表达人物的思想起到了非常好的独到的作用。1、曹禺的婚姻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曹禺漫长的86年的人生之中有过三段婚姻,与三个女人结缘,曹禺的婚姻都是通过自己自由恋爱结合的,除了第一段婚姻是不幸的,之后的两段婚姻都是比较幸福的,正是因为曹禺的婚姻比较幸福,所以曹禺才能够写出那么多作品。下面详细介绍一下曹禺的婚姻。曹禺的第一段婚姻是与自己的清华大学同学郑秀的结合。曹禺在1933年与郑秀相识,郑秀的美丽让曹禺一见钟情,经过了三年的恋爱之后曹禺与郑秀结婚了。但是婚后的生活不是很幸福,两个人由于性格差异,矛盾重重。这是曹禺的初恋,初恋往往是盲目的,成功的概率不是很高,曹禺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婚后不久,曹禺就移情于方瑞,这段婚外情维持了十余年,曹禺与郑秀的婚姻名存实亡,但是郑秀却坚决不肯离婚,这个时候郑秀已经为曹禺生育了两个女儿。最终经过了十余年的分居,郑秀决定离婚了,郑秀对曹禺的同窗好友张骏祥说:“过去我爱曹禺,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我同意离婚,因为我希望他幸福”。郑秀于1989年10月去世,始终未再婚。曹禺与郑秀离婚后正式与方瑞走到了一起。婚后两个人的生活是甜蜜的,双方都非常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婚姻,但是很快文革爆发,曹禺被劳改,方瑞在当时的各种压力下崩溃,每天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够入睡,1974年的一天,方瑞在自家床上离开了人世,临死时床上各处都散落着大量的安眠药。方瑞去世之后曹禺的与郑秀的女儿们希望两个人复合,但是曹禺却在1979年与李玉茹结了婚,在李玉茹的陪伴下曹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2、曹禺为什么要写雷雨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最杰出的剧作家,曹禺漫长的86年的生命旅程之中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但是曹禺最著名的作品是其在23岁的时候写出的第一部话剧剧本《雷雨》,《雷雨》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很多人都在问曹禺为什么要写雷雨,曹禺为什么要写雷雨?这个原因在《雷雨》的自序中曹禺予以了说明。曹禺为什么要写雷雨?曹禺先生自己说,写作雷雨是当时自己的一种感情需要,是自己长期的接触社会现实,长期的压抑、愤懑的情绪之下找到的一个突破口。曹禺在给《雷雨》写的序言中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这“原始”的、“野蛮”的情绪,不仅仅要揭露现实,还有着“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他曾解释过:“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燠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性格的是蘩漪,是鲁大海,甚至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从曹禺先生自己的解释来看,雷雨这部作品是其思想压抑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爆发,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和鞭挞。

东晋慧远大师俗姓贾氏,是中国东晋时候的高僧。东晋慧远大师出生于书香世家。住在庐山的时候,慧远大师就和刘遗民他们一起开始研修佛法。在慧远大师修行有所收获后,极力倡导“弥陀净土法门”,所以后世人称东晋慧远大师是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大师家门世代书香世家,所以慧远大师从小资质聪颖,比较勤思好学。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和舅父一起到许昌和洛阳等地方去游学。所以说慧远大师起初精通如雪,对老庄学说也略有涉猎。在二十一岁那年,慧远大师和他的母亲弟弟一起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解《般若经》,不想听的慧远大师大彻大悟后,认为佛教的佛学远胜过儒家和到家,于是慧远大师就决定剃度,抛却凡尘俗世出家,跟着道安法师出家修行了。这时的慧远大师已经入住庐山的东林寺,来带领着大家一起修炼。他是道安的上座弟子,比较擅长《般若经》,并且兼修倡阿毗昙、戒律、禅法。东晋慧远大师还曾和刘遗民等人已在在阿弥陀佛的佛像面前立下誓言,这就是在佛教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结社,这次结社的目的最终就是专修“净土”的法门,希望能在死后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后世,慧远大师被尊称为净土宗的始祖。当时的东晋名仕谢灵运因为十分的钦佩慧远大师,就替慧远大师在东林寺的东西两侧挖了两个池塘,还在池中种满了白莲花,所以慧远大师创下的社,还被称作“白莲社”,故此,后来的净土宗又被称作“莲宗”。1、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佛教从印度传入,并得到很大的发展,当然也出了许许多多佛教大师,比如玄奘,慧远大师等等,慧远大师也被人们称为净宗初祖慧远大师。那么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出生于公园334年,是东晋时代的人物,他是庐山白莲社的创始人。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出生于雁门楼烦的书香门第,慧远大师从小就天资聪颖,善于学习。在十三岁那年,慧远大师随着父亲出门游学,很快他便精通了儒家学说,而且也学了很多老庄之学。二十一岁时,慧远大师陪同弟弟慧持前往大行山聆听高僧道安法师讲经,之后他便觉得悟到了人生的真谛,于是毅然决然的出家为僧了,此后慧远大师一直跟随道安法师修行。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二十四岁的时候,开始讲经说法,听众不能理解的地方,他都会借用巧妙的比喻让所有人都清楚领悟。在慧远大师四处讲经的过程中,很多人都皈依到他的座下,据说慧远大师在弟子心目中容貌威严,一见面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东晋时代,虽然佛教已经传入而且不断发展,但是还不是非常完善。慧远大师深知佛法存在不足之处,于是派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西行取经,得到了很多梵文佛经。随后慧远大师又在庐山设立翻译场所专门翻译佛经,成为了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设立私人翻译场所的人。慧远大师是东晋时代非常受人敬仰的一位得道高僧,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翻译家。由于他开创了佛教净土宗,所以也被人们称为净宗初祖慧远大师。2、慧远大师的故事慧远大师的故事有很多,比如说他创建了四字真经,他的茶杯皇帝列为了贡品,相传说民歌《茉莉花》可能是慧远大师所做。还有他虽然不是山水文化的发展着,但是慧远大师那灿烂的一生,便能是的中国传统山水文化中浓烈的人生色彩更加的稳定。慧远大师一生行德无数,他启建莲社,上品往生,慧远大师的故事数不胜数,简单叙述几例。慧远大师佛法高深,学究天人,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慧远大师那么聪明。所以慧远大师为了能让信徒更好的崇信佛法,加深对佛法的认知,他根据《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创作出了能口口相传的“阿弥陀佛”四字真经,这就是可以在死后到达阿弥陀佛主宰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理论和简单容易修行的法门。中国自古以来,“茶禅一味”源远流长,中原佛教对茶的了解是什么深厚的。据说原本庐山的云雾茶在最开始只是一种野生茶,后来就是东林寺的慧远大师将这茶改造成家生茶,他还经常把这种自己种的茶用来款待好友。到了唐代,云雾茶已经非常有名,在宋代庐山名茶已经被列为了进献皇帝的“贡茶”。茉莉花这首民歌是从北方传入江南的,据说还可能是慧远大师所做的。自茉莉花从印度传入了五台山,就很受僧人的喜爱。所以那些写佛乐的僧人就写出了一茉莉花为原型佛乐《八段锦》。据说在慧远大师后来虽然因为年老,但是从不间断讲经。但是他的学生中会有偷懒,不用心的人,那天慧远大师就说:“照射在桑榆树梢上的夕阳,按理说是照不远的;但是我希望一天朝阳的光辉,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明亮”说完这段话,慧远大师就手捧经书上台开始朗诵经书,声音很是洪亮流畅,言辞神色有事十分的殷勤恳切,于是,慧远大师的弟子对他更加的肃然起敬了。

晋武帝司马炎雄才大略,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晋朝。励精图治,力求百姓安居乐业,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的繁荣与发展。历代大一统王朝开国帝王里,气度恢弘有王者风,气量宽仁到空前绝后,非晋武帝司马炎莫属。司马炎是一个好人,在他生前是一个好皇帝;只可惜身后事没处理好,极大影响了自己历史评价。司马炎是学者皇帝,以礼制经义治国,秉性宽容,施政有方,分八公架空三公九卿,以三省六尚书三十五曹代为施政,奠定三省六部制雏形,颁布第一部儒家法典《泰始律》。开创户调式,设立“常平仓”,罢州郡兵令百姓大安,平定东吴三年,便增加户口一百三十万户。司马炎对士族高门宽容但不盲从,如“举寒素”优拔寒士,傅玄、张华皆由寒门而致显位。又选用马隆、王濬等寒门人才,西平鲜卑叛乱,南灭东吴一统,结束三国争乱,书同文,车同轨,大力休养生息。早年提倡节俭,以身作则,后期颇有崇尚奢靡、君臣斗富之举。天下民众在百年分离战乱后,迎来一个“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的太康盛世,度过了富足安宁的二三十年。1、司马炎的宽仁之政司马炎统一后,对魏蜀吴三国亡国之君锦衣玉食厚待,不妨看看灭东吴后,归命侯孙皓同学的快乐表现。论阶下囚之胆量,纵观全史亦不是针对谁,而竟得天年,足见司马炎之过人度量。司马炎与开国功臣各个儿女亲家,高官厚禄;大臣可以当面批评他是“桓灵之君”、可以指着御座说“此位可惜了”而不受惩罚;可以大骂“高贵乡公何在”、可以砸了他御赐的珊瑚树而无所顾忌; 连后宫宫斗也处理和谐,羊车游幸,竹叶插庐,盐汁洒地,远胜血雨腥风。司马炎推行政治宽容,兴灭继绝,约法省刑,解除了曹魏宗室和汉朝宗亲的禁锢令,优选他们出任实职,如曹植之子曹友历任多郡太守。后来曹友参与储争,有司欲治其罪,司马炎亦宽免之。如顶着士族压力,平反邓艾冤案,赦免其后人;如嵇康和许允被其父司马昭杀害,司马炎用此二人之子当自己的近身侍卫;如诸葛诞起兵被杀,其子诸葛靓逃亡东吴。灭吴后,司马炎为亲近这个儿时故友,一路追到厕中。其叔祖司马孚公开以“大魏纯臣”自居,反对魏晋鼎革,司马炎待之尊亲之礼,尊宠优容,甚至并封其七子为王。“如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成为后世典范。对曾经与他争储的齐王司马攸,司马炎早年并不介怀,一直委以重任。岂知人心不足,司马攸自以为司马师嗣子,江山本为其有,长年结连大臣造势,一心想兄终弟及。而司马炎当然更希望传位自己儿子,也是人之常情。因此让司马攸和其他亲王一样离京就藩,为此增益封地,加封济南郡,又特封其一子为北海王,之前所加的种种荣宠待遇如故。对历朝历代争皇位不成的皇子亲王来说,已经是可想象中的最好结局了。司马攸非要想不开郁郁而终,如之奈何?2、司马炎开启的皇族典兵制司马炎分封皇族典兵,常常被批判为因此导致皇族内战,缺乏远见,殊不知他分封诸王并非西周或楚汉的实封制。诸王并没有真正裂土封疆,本身食邑不过5000-2万户不等,类同异姓臣子封列侯。而是在虚封制基础上,和曹魏的军区制结合,以宗王典兵为军区都督。换言之,诸王只是代替类似曹魏时曹真、曹休、诸葛诞等人的角色,是国家大员,并非管辖地区为其私有的一方诸侯。而这一制度,其后整整三百年,皆为两晋南北朝至隋各朝继承,充分说明其适应时代需求的可行性和必然性,虽经无数次皇族内战、朝代更迭依旧不改。士族天下、门阀当道为时代发展大势,皇族典兵亦是中枢加强统治的必然。舍司马炎开创的这条路之外,五胡南北朝一直到杨坚李渊,三百年无数枭雄人杰,并没有人能走出一条新路,只能在司马炎设计的军政体制下,依据自家境况去打各种补丁,谁也并无其他良策可选。一直到李世民在位,鉴于玄武门之变,才算是取消了诸王典兵权,改为封各州刺史,而其所管辖州郡也绝不是其私人领地,依旧是让诸王同时兼有地方政府官员的身份,来管理国家州郡。而那亦是建立在科举制逐渐完善、士族门阀势力大幅削弱的前提下。司马炎“卖官鬻爵””是对史料的误读大臣刘毅讥讽司马炎“不如桓灵”的轶事,常被认为是对“司马炎卖官鬻爵”的批判。其实这是对史料的误读。东汉桓灵时代,以察举制选拔官吏,高门世家和士人风评便实际决定了一个官员的升迁进退,所谓“皇帝卖官”,无非是高门士族把持人事下,皇帝卡住高级官职任命权这个口子,逼他们任职时多交一笔钱上供罢了。汉灵帝被批评的地方,正是传统史家认为这笔钱他都用来给自己修西园享乐了。可是参考西园军的建立,则他这笔钱很大部分其实是用来建立一支直于属皇帝、不受被高门士人影响的大将军何进管辖的新禁军,也即是加强皇权的一部分举措。且不说秦始皇开了鬻爵的先河,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祖孙三代皆制度化卖官鬻爵。汉武大帝马踏匈奴,收取河西,威服西域,东并朝鲜、南诛百越,灭西南诸夷的武功,恰恰是建立比其父祖更变本加厉卖官鬻爵、搜刮聚敛民间财富的基础上。而到了魏晋推行九品中正制后,世家门阀对官职任免的操控权更比东汉察举制更进一步。刘毅的一贯政见,是坚决反对、并主张废除九品中正制的,称“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惩劝不明,则风俗污浊”。他此言正是讽刺九品中正制下,官职任命皆被世家门阀把持,则“卖官钱入私门”是入了门阀们的私门,而不是和汉灵帝时一样入了皇帝的府库,所以司马炎在这点还不如刘宏——亏大了。司马炎是以大笑,正因皆说中了他的心坎。只是门阀世族时代,皇权被抑制,必须学会和世家共存之道本是必然。幻想开历史倒车是不可能的。司马炎对门阀既倚重,亦斗争,一边在缝隙中努力“举寒素”优拔寒士,提拔傅玄、张华这样的寒门人才为重臣,已是合格的政治家所为。3、司马炎处理继承问题的缘由司马炎传位痴儿司马衷,亦多被人抨击,岂不知两晋南北朝三百年多少年少英果帝王,同样被废被杀,还要被史书丑化,背负各种匪夷所思污名。司马攸在史书上被同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来的贾后乱政与八王之乱,于是让后人产生如果是这个”素有贤名”的亲王继位,或许乱世就不会产生的设想。可是司马攸这种心胸不甚宽阔,夺储不成而一病归天的性格,当真就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合格君主么?对太平治世而言,父子相继才是天理伦常,兄终弟及本就是取乱之道。如赵匡胤传位其弟,二子早死,更连累赵光义在野史中平白背上篡逆,弑兄杀侄污名。否则为何赵光义要传子,而不是传侄、传弟?司马炎明选司马衷,实为选中贾南风,以她来制衡杨氏外戚和士族高门,来为自己看中的孙儿司马遹做过渡。从司马炎的角度,这个丑儿媳精明能干,自身无子,没有兄弟,唯一依靠只能是司马衷司马遹父子,才能维持住统治合法性。而贾后虽灭三杨,在执政前十年亦不负所望,任用名相张华总摄朝政,有效维持了帝国平衡。岂料后期贾后私欲膨胀,竟废杀司马遹,立刻给野心家找到光明正大的起兵理由,敲响了自家丧钟。司马炎的错失,便在他的身后事安排,皆是以对方是聪明人为前提,却偏不曾想竟有人非要去做害人害己、自取灭亡之事。三杨如是,贾氏亦如是。换言之,这是一出聪明人苦心孤诣设置的精巧安排,偏被蠢人败坏的杯具。4、被后世低估的两晋王朝司马炎开创的西晋王朝延续五十年,都城被攻破时尚有大半疆土,只是被胡人成功打出了斩首战术。之后东晋亦延续百年,五复洛阳,武功之盛冠绝历代南朝,多则尽占黄河以南九州之地,少也据有东吴故地三州不失。在那个黑暗年代里,照样是北方众多胡虏政权一有不妙,便争相逢迎的天下正朔之所在,一次次北伐中原、兵陈黄河、所向披靡令胡人破胆。历代史家对司马炎的批评和低估,皆因为他的对比对象从来都是嬴政、刘邦、杨坚、李渊、赵匡胤、朱元璋们。作为大一统的开国帝王,他的能力和施政确实比不了上述诸人的伟略雄才。然而倘若不用如此的高标准苛责,在历史长河中,已算得中上水准的好皇帝了。毕竟历史长河雄猜英主数不胜数,可仁厚到司马炎这个地步的开国之君,又有几人呢?

晋献公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君主,是个有为而且非常有雄心的国君。然而,他的缺点是太过权谋,以致自视太高,结果晚年被身边小人玩弄于鼓掌之中,酿成了杀子的悲剧。一部晋国史就是半部春秋史,由此可知晋国在春秋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晋国史中声名最显赫、带领晋国走向辉煌和巅峰的,自然是春秋五霸之首的晋文公姬重耳了。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国,自此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同时也开创了晋国的百年霸业。晋国的称霸固然离不开英明神武的晋文公,然而,他在位的时间仅仅九年,何以积攒称霸之资?究其原因,则必须从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说起。后世大多人对晋献公的印象并不太好,晋献公晚年昏聩,宠信骊姬,逼死太子申生,驱逐另外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致使晋国发生了长达数十年的内乱。不过这只是晋献公的一面,平心而论,晋献公对晋国霸业的贡献,丝毫不输其子晋文公。他在位二十六年,使晋国由一个“其土又小,大国在侧”的“偏侯”,一跃成为为雄踞中原的强国,为其子晋文公的霸业铺平了道路。晋献公即位之初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公元前677年,晋武公驾崩,其子姬诡诸继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即位之初,晋国刚刚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乱“曲沃代晋”,彼时晋献公所面临的状况之恶劣,用烂摊子来形容丝毫不夸张。首先从内部形势看,“曲沃代晋”虽然消灭了旧势力,但百废待兴,君权很不稳固。从国际形势看,用《国语•晋语》的话说:“今晋国艺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何为“大国在侧”?指的是晋国周围强国环伺,东边的齐国正逢齐桓公称霸,雄踞于诸侯;南边的楚国已是疆土千里,带甲数十万;西边的秦国日渐强盛,意欲东出,虎视中原。相比之下,当时的晋国不过是国贫的小的“偏侯”,在在诸侯会盟等国际事务中还未有一席之地。面对如此严峻之形势,胸怀大志的晋献公即位之后决心振兴晋国,争霸中原,完成晋武公未尽之遗志。消灭公族势力,稳定内部要想争霸中原,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内部,晋献公清楚地认识到,国内的宗室公族势力过于庞大,“曲沃代晋”的旁支夺嫡事件很容易再度重演。“桓、庄之族,献公患之,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在心腹士蒍的配合下,晋献公大举诛杀桓、庄之族,“尽诛群公子,自此,晋无公族”。消灭了公族势力之后,晋国成了当时诸侯列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公族的诸侯国。晋献公还颁布规定,此后晋国国君之位由嫡长子继承,剩余的儿子要全部赶往其他诸侯国,或寄住,或为人质。此举极大地巩固了国君的权利,由此直至三家分晋,其时许多诸侯国君死后,兄弟之间因争位而发生的“公子之乱”,在晋国历史上从未上演过。在消灭公族、巩固了君权、稳定了内部之后,晋献公开始着手扩充军备,积极对外扩张。晋献公对外扩张自公元前1033年叔虞受封建立晋国之后,一直到“曲沃代晋”之前,疆域基本上没有扩大。直到晋武公时期,才开始对外扩张兼并他国,“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晋献公秉承父志,积极对外扩张,他首先将扩充后的晋军分为上下二军,“献公亲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自公元前672年,晋献公伐骊戎、灭骊子、获骊姬,晋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扩张期。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并杨、耿、魏、霍四国。公元前660年,晋献公伐山东皋落氏。公元前658年,晋献公并冀国,取虢国之下阳。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并虞国、焦国和虢国。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取邯郸、百泉、河内三邑,并攻入卫国旧都朝歌……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献公在位期间,使晋国的版图扩大了近一倍,晋国自此成为中原霸主。假道伐虢在晋国的一系列对外扩张中,有一个典故值得提一下,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假道伐虢”。史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周”。晋献公欲吞并两个邻国虞和虢,但又不能同时向两国开战,以免两国联手,同时会给南方的楚国以可乘之机。晋献公便向虞公提出,将屈地产出的宝马和美玉送给他,以求虞公能够借道给他伐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谏虞公:“虢乃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其虞、虢之谓也”。然而昏庸的虞公认为“晋乃吾宗,岂害吾哉”,遂同意借道给晋献公伐虢。果不其然,晋军在灭掉虢国回师途中,“馆于虞,遂袭之”,将虞国一并兼灭。假道伐虢之事,能够看出晋献公出众的能力,不愧为晋国的一代雄主。晋献公:春秋五霸中有一个是我儿子,有两个是我亲戚,我骄傲了吗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相互征伐,还经常有诸侯联姻,晋献公就是诸侯之间联姻的典型。晋献公即位之初,恰逢如日中天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称霸诸侯,遂决定同齐桓公联姻。公元前676年,齐桓公接受了晋献公的提亲,将女儿齐姜嫁给了他,齐桓公就成了晋献公的老丈人。齐姜嫁给晋献公做夫人之后,生下太子申生,女儿伯姬。彼时西边的秦国在秦穆公的率领下逐渐崛起,未来可期。公元前656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嫁给了秦穆公,成了秦穆公的岳父。伯姬嫁到秦国之后改成穆姬,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晋之好”。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成了晋献公的老丈人,另一位霸主秦穆公又成了晋献公的女婿,在加上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如此一来,春秋五霸中有三位霸主跟晋献公有亲戚关系。如果晋献公有幸活到现在,那他肯定会骄傲地说一声:我也想低调,可实力不允许啊。因为晋献公早期靠权谋杀光公族才得以稳固君位,从而得以大展宏图,因此他对于任何威胁到他地位之人都异常防备——即便这人是他的近亲、甚至是他的儿子都不会放过。晋献公的这一心理弱点,却被骊姬和优施充分利用了。骊姬是晋献公夫人,优施是晋献公宠爱的戏子。两人合谋,先是离间晋献公父子,将申生、重耳、夷吾三人分别调离晋都翼城,分别去驻守曲沃、蒲城、南北二屈,然后再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内外勾结,造谣陷害太子申生,迫使晋献公杀死了申生、再把自己的大儿子都赶出了晋国!从此,晋国陷入内乱,直到重耳回国后,才得以恢复实力,走上了称霸的道路。晋献公是晋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一位国君,对内消灭国内公族,斩断了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使晋国具有尚贤、尚功、尚法等特点。对外积极扩张,兼并了周边众多的诸侯国,极大的扩展晋国的疆域,为儿子晋文公的霸业奠定了基础。虽然晋文公后期昏聩,导致了“骊姬之乱”,晚节不保,但他为晋国所做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

大国争霸是春秋时期的主旋律,而晋楚争霸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初略计算,春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有一百多年是以晋楚争霸为主旋律,由此可见一部春秋,半部晋楚争霸的说法没有问题。那么晋楚争霸到底有哪些恩怨?两国为何展开长达百年的争霸或战争呢?具体的过程和结果又如何呢?所谓晋楚争霸不是因为两国有什么世仇,也并非两国的国君有什么私人恩怨。两国百年争霸的宏观历史原因就是政治利益冲突,也就是双方的国家利益冲突。晋楚两国的国家利益都是扩张争霸。晋国在我国现在的山西一带,楚国的核心在我国湖北一带。分别是春秋时期北方和南方的主要诸侯国,也是最强的诸侯国之一。它们的国家利益核心诉求都是向中原扩张,因为当时这两国的地理位置分别是东周时期我国的北方和南方的边疆区域,晋国向北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域,也是不适应农耕文化的区域;楚国向南则是当时尚未开发蛮荒沼泽之地。因此两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向人口稠密,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扩张争霸,由此也使两国必然发生冲突并引发争霸战争。晋楚争霸也蕴含两种文化的冲突。晋国与周王室是近亲,也是华夏文化圈的核心成员,而楚国虽然也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但楚国应该更接近于东夷文化,而且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不太认同周天子的统治,如今湖北人常说的“不服周”就是当时楚人与周人对抗的标志体现。因而晋楚两国争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两种文化的交锋,特别是晋国霸业的开创者晋文公重耳是以齐桓公的霸业为榜样的,而齐桓公称霸口号里就有“尊王攘夷”这一条。两国统治阶层的利益需要。西周以来大力完善和推行上古的方国管理制度,也就是著名的“分封制”,在诸侯国内国君也是需要推行“分封制”的,国君需要扩张领土以扩大和保持自己的实力,而且也能有更多的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们。同样的卿大夫们也需要这种争霸扩张来建立功勋获得更多的封地。比如晋国的霸业很大程度上是卿大夫轮流执政团体所掌控的,他们也需要不断的争霸扩张来扩充和发展自己家族的领土和实力,因而也不断的支持和发动争霸扩张。晋楚争霸的恩怨起于晋文公和楚成王两人,公元前637年,因晋国内乱流亡国外多年的重耳来到了当时的春秋第一强国楚国。一路上受尽冷遇的重耳意外的受到了楚国国君楚成王的优待,楚成王以诸侯之礼接待重耳,并且当秦国派人来找重耳时,建议重耳去秦国,并由秦国送重耳回国争夺国君之位。这段历史非常耐人寻味,楚成王为什么要优待重耳并帮助他呢?当时的形势是楚国已经称雄中原,老霸主齐国因为齐桓公死后的内乱,目前正焦头烂额无心争霸;心态膨胀的宋国被楚成王打回原形;秦、晋两国也打的不可开交,为什么楚成王要帮助重耳为自己树立一个劲敌呢?是因为重耳的贤德感染了楚成王?显然不可能,作为一个敢和齐桓公掰手腕,又把宋襄公耍的团团转的人,他显然不是蠢货。是为了给秦国树立一个劲敌,阻止秦国东进中原,同时继续消耗晋秦两国的实力?但是那时秦国扶持的两任晋国国君都背叛秦国打的正欢呢?没必要再多此一举啊。是为了给自己争霸中原扶持一个得力的帮手?那楚成王这就玩的太险了,难道楚成王就喜欢挑战高难度?不管如何,重耳在楚成王的帮助下到了秦国,再有秦国国君秦穆公护送入晋,成功夺取了国君之位,开启了晋国的百年霸业。不知道五年后,楚成王在城濮之战败给晋文公,亲手断送了自己的霸业并把晋文公送上了霸主宝座时,楚成王心中作何感想?1、晋楚争霸第一阶段晋文公回到国内后,迅速整顿国政,国力迅速强大,晋文公开始了争霸之路。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帮助当时的天子周襄王平定了“王子带内乱”。顺利走出了“尊王”的第一步,接过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称霸大旗。同时还巧妙的转移矛盾,支持秦国吞并了楚国的一个附庸国,使得秦楚两国关系紧张,而晋文公开始准备称霸中原。公元前632年,经过对楚国的盟友曹国和卫国的讨伐后,晋文公终于正面对上了自己曾经的恩人楚成王率领的楚国大军。双方在城濮进行了主力决战,结果晋国大胜,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成王经营多年的北上中原的计划受阻,晋文公在第二年会盟诸侯,正式登上霸主之位。这一阶段,总体是晋秦结盟对抗楚国,虽然实际上晋国和楚国的争霸战争中秦国没有提供实质上的帮助,但是没有袭扰晋国后方,也算帮了晋国的大忙了。2、晋楚争霸的第二阶段在晋文公称霸之后,与秦国的关系开始恶化,虽然晋文公在世的时候极力避免与秦国开战,但是晋文公死后,秦晋两国又开始兵戎相见。共同的利益使得楚国和秦国开始走到了一起,两国开始结盟对抗晋国。楚国也在楚庄王的带领下,重新恢复国力,准备再次北上与晋国争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也打起了“勤王”的旗号,率领大军抵达周王室的都城洛邑,名为勤王实为示威。楚庄王在与晋国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争霸战争后,终于在公元前597年,与晋国展开关乎争霸权的主力决战,史称“邲之战”。这一战楚国大胜,一雪城濮之战的耻辱,同时使得中原各国纷纷倒戈,叛晋盟楚。楚国取代晋国成为中原霸主。此后,楚庄王联合齐国共同压制晋国,使得晋国长期忙碌于在北方与齐国周旋,基本无暇南顾。晋楚争霸的第三阶段但是楚庄王死后,楚国爆发内乱,楚国的实力直线下降,晋国又开始恢复实力,逐步摆脱楚庄王时期的困境。晋楚两国开始不断展开政治外交和小规模的战争,拉拢利诱威逼中原小国与本国结盟。公元前579年,被晋楚两国弄的焦头烂额的中原诸国,由宋国牵头组织会盟,相约尊晋、楚两国均为霸主,平分霸权,停止战争,史称“第一次弭兵会盟”。由此可见晋楚两国的争霸导致中原各国的兵祸之惨烈。但是晋楚两国已经打了几十年的争霸战争,双发的仇恨已经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了。几年后双方就撕毁协议,再次开战。当时晋国已经击败了秦国,制服了齐国,实力重新强大起来,而楚国却没能及时援助秦国等盟国,导致这些盟国被晋国击败,只剩下自己孤立面对强大的晋国。公元前575年,解决了后顾之忧的晋国撕毁协议,向楚国开战,双方发生鄢陵之战。这一战楚国大败,楚共王都被射瞎了一只眼睛,此战后,楚国无力再北上中原争霸,与晋国的交锋开始全面处于下风。晋楚争霸的第四阶段鄢陵之战后,楚国已经无力组织像前三个阶段那样和晋国的主力决战,因此在与晋国的争霸中全面处于下风。晋国也开始不再仅仅着眼于拉拢中原诸侯国结盟的目的了,而是开始针对楚国本土实施争霸行动。公元前572年,晋国开始实施“三驾疲楚”战略。即实行分军轮番疲楚的战略,以达到调动楚军疲于奔命的目地。公元563年,晋国、吴国开始接触,晋国开始全方位扶持吴国发展,在楚国的东面扶持起一个楚国的劲敌。公元前557年,晋楚之间发生湛阪之战,晋军第三次攻掠到楚国国内。公元前546年,晋楚争霸已经持续了百年之久,不仅夹在两大超级强国之间的小诸侯国被连年的兵戈弄得受不了,连晋楚两国本身也开始有点吃不消了,特别是楚国已经无力继续挑战晋国霸权,因此“第二次弭兵会盟”适时到来。“第二次弭兵会盟”之后,晋楚两国和中原其他诸侯国终于度过了一段长达四十年的相对和平的生活,但是国际间的战争虽然平息了,各国卿大夫家族之间的战争却热闹了起来,这些卿大夫开始兼并扩张,逐步出现取代诸侯国国君的迹象。公元前506年,晋国当时的执政范献子代表晋国国君召开春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诸侯会盟,宣布废弃“第二次弭兵会盟”的协议,晋国独自称霸中原。但是此时被卿大夫轮流执政而架空的晋国也没有继续讨伐楚国,因为执政的范式家族也怕战争会影响自己在晋国的执政地位。而楚国也没有对晋国撕毁协议有什么表示,因为他们已经让吴国弄得焦头烂额了,同样在公元前506年,吴国对楚国发动攻击,仅仅十天就攻占了楚国的首都。幸好秦国出手相助,楚国才得以复国,但是楚国的虚弱由此可知。晋国也好不到哪去,此时的晋国已经彻底被自己的卿大夫架空了,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北上与齐、晋两国会盟,因为内部分化导致实力下降的晋国面对越国的称霸只得默认接受。公元前453年,晋国卿大夫赵、魏、韩三家击败执政的卿大夫智氏,晋国已经名存实亡。公元前433年,晋国基本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完毕,只留下绛、曲沃两邑作为奉祀的地方。公元403年,周天子承认赵、魏、韩三家为正式诸侯,公元前349年最后一位晋国国君被杀死,晋国灭亡。晋楚百年争霸是春秋时期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诸侯争霸。两国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展开了全方面的竞争。但是长期的争霸也使两国国力消耗巨大,楚国进入战国后一直到战国中期才恢复强盛。而晋国更是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就灭亡了,两国的恩怨也随着晋国的灭亡而消散了。

由于兵事将休,在晋武帝时期就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西晋统一全国后人口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急剧锐减。五胡乱华期间发生多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于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后隐瞒户籍 。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华北的汉人则依靠40余个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后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5]最后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于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后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于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后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发生。

1、军事世兵制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西晋军镇及八王封国分布图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实际未能执行,详见晋朝诸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颙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2、北府兵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晋朝的科技水平:晋朝是中国科技发展时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晋朝都有发展,其中指南针雏形司南是周朝战国期间发明,航海指南技术就是在晋朝发明的,当时晋朝发明了指南舟,晋朝对磁力技术的应用还体现在军事上,马隆指挥作战时能用磁石布置防御阵地,让自己的士兵穿皮甲,而用磁石把穿铁甲的敌军吸住不能活动,敌军都以为遇到神军,这是磁力技术最早的军事应用。印刷术的雏形就是晋朝书法盛行时流传的刻章、拓印技术,主要用于书法流传,到唐朝时正式形成普遍应用的雕版印刷技术,到宋朝发展成活字印刷术。造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但是普及应用广泛的书写用纸是晋朝发明和推广的,从晋朝书法水平之高,也能体现出晋朝造纸技术的水平很高。火药的发明起源于很早的炼丹术,到晋朝葛洪的著作中已经有火药的两种主要原料,也是火药最重要的硫磺和硝石,到唐朝在孙思邈的著作中最早有了硫磺、硝石、木炭的搭配,形成火药组成,提炼出硫磺和硝石是制造火药的基础,也是最难的程序,在晋朝已经发明了。晋朝在制造科学上的水平也不低,号称杜武库的杜预,能制造横渡黄河的孟津浮桥,是跨度最长的黄河浮桥,使用长达八百年。晋朝还能制造先进的船只,甚至能制造两千人的巨型战船,王濬、何攀等制造的益州战船就是古代著名的水师装备。张华的《博物志》记载用冰做凸镜聚焦太阳光取火;裴秀最早发明了制图学的六个要点;陈卓的天文学记载精确的星图,记载了主要的一千多个星辰;虞喜最早发现了岁差,为后来编制更精确历法打下基础,祖冲之编的历法首次把岁差应用实践;马钧发明霹雳发石车和纺织机,刘徽的数学也是很有名,两人都是晋初的科学家、数学家;晋朝的机碓和水碾是最早应用凸轮原理的机械,民间最早发明用水利推动石磨;晋朝的能工巧匠区纯也能制造指南车和机械人。葛洪记载晋朝的飞车是现代螺旋桨和直升机出现前最早用空气反作用力行动的机械。葛洪还是医学家,最早记载了结核病、天花等疾病和治疗方法,晋朝的医学家还有皇甫谧,发现了很多针灸穴位的名医。晋朝在生产工艺上的发明还有最早发现了冶炼工业的灌钢技术,和油淬工艺,使铸铁可以锻化。在民用瓷器方面,越窑的晋朝青瓷也很有名。民用的造船技术也非常发达,大船可以载重万斛以上,商船能载二百人远洋贸易到印度洋的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地。杜预推广的平坡政策也是较早记载的土地整理、防洪技术,对农业发展有重要作用。晋朝绝不是误解的只会无所作为醉生梦死的腐朽年代,晋朝的进步士大夫也作出很多对中华文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贡献,值得后世尊敬和学习,是中国科技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学术思想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这是因为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 、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后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 、顾恺之的绘画。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晋朝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晋朝的三省制,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司马氏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大权;司马炎建立晋朝后统一中国,施行的政策虽然造就了太康盛世的短暂和平繁荣,但没有彻底解决浮华奢侈的社会问题及贪污腐败的政治风气。由于施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及诸王、外戚相互争权,造成八王之乱而西晋于元气大伤后 。中央制度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 。世族的形成源自汉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220年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战乱而崩溃的察举制度。魏晋时担任审查的中正一般为二品,但二品官几乎都为世族,使得世族获得拔选人才的权力。由于拔选往往重视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不仅维护门阀统治的主要工具,也构成其一部份。东晋时,世族政治达到巅峰,以侨姓世族为主。随晋室南迁的北方世族为“侨姓”,南方世族则为“吴姓”。东晋朝廷对吴姓世族采取排斥态度,吴姓世族也不愿与其积极合作,久之双方隔阂加深。但随者江南的开发,寒族及吴姓世族也逐渐抬头 。行政架构行政架构方面,朝廷的决策机关与行政机关也逐渐分立。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依序独立出来,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晋承袭曹魏,中书监职权甚重,名实方面俱称为宰相 。由于地处枢近,虽然官位在尚书令之下,但权力在其之上。同时门下也自中书分到部分权力 ,共同掌管决策,尚书则掌管行政。尚书的内部架构发展较为充分,在西晋即有省、曹、郎曹三级机构,“八座”之官 。中书及门下直到东晋方扩张机构,中书省分局曹以协理奏章,门下至晋哀帝时建立门下省。后来皇帝为了提防权力渐盛的中书省,以门下省参与政治以牵制之 。两晋的三公虽然无实权为荣誉职,但可为皇帝顾问,该职也用来安置权臣。当时一些权臣,大多以三公录尚书事、加领中书及门下,或加领大将军、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至于监察制度,御史台成为完全独立的部门 ,直接由皇帝控制。然而其主要功能为维护皇帝威严,并非扫荡贪污 。御史台架构完整,属官分为监察司法的治书侍御史、维持朝殿威权的殿中侍御史和监督官吏是否渎职的侍御史 。法律制度律令方面,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 。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行全中国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着)及《律本》(杜着)。经晋武帝批准后,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后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就在鲁迅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民国的文坛出来一位女作家,对鲁迅口诛笔伐,无所不用其极。这一骂开始之后,连续就是几十年,对鲁迅之斥骂,尚无可出其右者。她就是民国著名的美女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名梅,字雪林,笔名绿漪。安徽太平人,1899年生于浙江瑞安。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在幼年时候,就极其的好动,男孩的性格很明显,凡事男孩喜欢的东西,她几乎都非常的上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丫头”。她打小由祖母看管长大,由于祖母一直奉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去读书。直到她七岁时,才开始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开设的私塾里跟读,囫囵吞枣地背诵了《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等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之后,她就不得不辍学了。辍学之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浅白小说,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也是因此,此女整日便埋头书海,自得其乐。后来,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她也都读得着迷。就是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创作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最初对先生崇拜有加苏雪林后来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曾是李大钊、周作人、胡适等名教授的学生。其后,她曾留学法国。回国之后,曾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了,但是当年她非常有名,与凌淑华、袁昌英一起并称为珞珈三剑客。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凌淑华、袁昌英为上世纪30年代5大女作家。苏雪林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绿天》的时候,对鲁迅是非常崇拜的。《绿天》一出版,她就拿着书赶紧送给鲁迅。而且在扉页上用黑色钢笔写上:“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版权页的留印处还加盖了“绿漪”朱红印章,现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中收藏有这本书。“鲁迅藏书”中另外两部专著苏雪林的专著分别是:《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唐诗概论》。在鲁迅面前的苏雪林一直是以“学生”自居的,足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她还曾在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但就在鲁迅先生去世后不久,苏雪林开始匪夷所思的向鲁迅先生的开炮,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攻击鲁迅伴其一生。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在上海逝世了。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在鲁迅出殡的日子里,有上万民众送葬,护送灵车的队伍长达一二里长。数十里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的声音也一直伴着他们前行。2、、用大半辈子辱骂先生就在鲁迅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由苏雪林执笔写下的长达四千言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扯起了反鲁大旗,对尸骨未寒的鲁迅破口大骂:“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称鲁迅的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苏雪林还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眦必报”。她还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凡有报纸者,对我必有骂声,甚至还有恐吓信。”先前表示鲁迅的创作“很合我理想的标准”,现在却变成了“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转弯之急,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其内容均是正对鲁迅而作,从形式到内容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后来岁国民党到到台湾后,由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为讨好国民党当局,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更是变本加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先后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等。1966年11月,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大骂鲁迅。鲁迅对贫困青年作家肖军、肖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被其骂为用小恩小惠了来笼络人心。这种过激的言论正好迎合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因此在台湾的各种报刊媒体,大行其道。后来,苏雪林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该书出版的时后,苏雪林称“半生称这是他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她在《我论鲁迅》的《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3、、她为何对鲁迅如此恨之入骨?有人说是鲁迅曾怠慢过她。据说她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8年7月7日。这一天,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悦宾楼设午宴招待在北新的作者,受到邀请的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王映霞等名家。因为《绿天》的成功发行,苏雪林受到大家的热捧,就连林语堂都对她赞美有加。然而主人把她带到鲁迅面前时,她热情地伸出手,没想到鲁迅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象征性地朝她点了点头,这让苏雪林感到非常尴尬。因此产生了忌恨之心,对鲁迅百般讨伐。

武侠大师金庸说:“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影视评论家石川评价夏梦:“是传统士大夫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又是承载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文人家国梦想的梦中情人。”导演李翰祥称赞夏梦:“气质不凡,令人沉醉。”夏梦到底何许人也,为何众名人对她有如此高的评价?夏梦,香港电影演员及制片人,“长城大公主”,是香港众口皆碑、大名鼎鼎的“美人”,有“香港西施”之称。夏梦除了才貌双全之外,最令人尊敬的是一贯冰清玉洁,出淤泥而不染。她生于上海一个文艺之家,毕业于玛利诺书院,写一手好字与好文,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夏梦”这个艺名取自莎翁的《仲夏夜之梦》。夏梦18岁在长城电影出演她的处女作《禁婚记》,该片一举获得当年的国语港片票房冠军,并蜚声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此后,《娘惹》、《白日梦》、《孽海花》等,夏梦主演了近40部影片,红遍香江、南洋。21岁嫁给商人林葆诚,并与之携手同行半个多世纪,一生端庄,平生没有任何“绯闻”。说到夏梦,不得不提大侠金庸对她的爱慕。三毛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夏梦是金庸的“梦中情人”,是当年圈内众人皆知的事。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等,都有夏梦的影子。大侠为接近梦中情人宁愿屈就长城影业当个小编剧,为夏梦度身定制剧本《绝代佳人》等。但金庸知道他对夏梦的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夏梦已经与林葆成先生结婚了。夏梦忠于夫君,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爱慕追求者,都一律拒绝。但金庸此时对夏梦已是极难“慧剑断情丝”了。夏梦机灵敏感,对金庸的隐情曲折,心里自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襄王有心,神女无意”。夏梦也是非常喜欢金庸的人品才学的,但心灵深处不能接受他的爱,态度又不能太过绝决,因为毕竟两人在事业上还要合作,于是她就采取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对他。金庸明白了夏梦的心意,只恨未能相逢未嫁时。从此之后,金庸只把夏梦当作苦心依恋的“梦中情人”,默默地关注着她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