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学的角度率先打破满族汉族人奴役狭隘的意识形态。其次清王朝统治中国300年的历史,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朝时期进入中原;二为清王朝鼎盛期时期;三为清王朝下行灭亡期。这是比较符合中国一般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直至灭亡的规律。 清人为什么能入主中原?这就必须运用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科学观点来分析:是明王朝主导阶级的主政集团的极端贪秽腐朽,使明王朝的主导阶级遭到严重腐蚀而溃乱分化,已失去主导阶级主导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地位,必须有新兴的社会主导阶级来取代;主政集团的极端贪秽腐朽同时造成农民大起义战争,加上清军的入关后的大规模屠杀和破坏,都严重地摧毁各级地方政权、打击和削弱与摧毁了(烧抢、抄家、杀害)社会主导阶级即封建地主阶级,使汉族的社会主导阶级再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强势统治能力的阶级集团(南明王朝的短命即其表现),历史的发展规律规定此时必须有新兴的社会主导阶级来取代;而满清族人此时的社会形态正是从奴隶社会发展为新兴封建社会,这是清人为什么能入主中原的根本原因。 也正是因为明王朝主政集团的极端贪秽腐朽,造成农民大起义战争加上清军的大规模屠杀和破坏,严重地摧毁各级地放政权、打击削弱了(抄家、杀害等)社会主导阶级即封建地主阶级, 同时也造成社会生产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摧残和大破坏,在此时期的三类战争:农民起义、明军镇压屠杀、清军镇压屠杀战争的反复蹂躏下,汉民族人口被大规模残杀、流失、逃亡,特别如四川等地,经三类战争的拉锯屠杀,至有千里抛荒、渺无人烟的惨状。这是清人能入主中原并实行民族高压统治的重要原因;也是康雍乾嘉数代能维持统治,并采取一些较能调整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 清王朝的覆灭,也经历了其社会阶级矛盾发展,主导阶级内部斗争及其主政集团的逐步贪秽腐朽过程,直至其主导阶级和政权的贪秽腐朽到无以复加,腐烂已到骨髓再也不能统治下去时,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如同摧枯拉朽般迅即垮台。 清朝的覆灭,也经历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主导阶级的内部斗争和政府领导班子的逐步贪秽腐朽,直到它的领导阶级和政权的腐败肮脏的无以复加,以至于不能统治下去,辛亥革命的起义,如同摧枯拉朽般迅即垮台。

纵览中国历史,无论何时,总有天敌与中原王朝并存。此天敌或为接壤部落,或为相邻夷国,尤其两宋以降,天敌此起彼伏,“蛇吞象”之“华夷之变”不断发生。 古代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天敌主要有四个,他们分别是匈奴、突厥、蒙古、女真。前两个与中原汉族王朝对抗大体呈互有胜负的均势,后两者则取得了对中原王朝压倒性的优势,直至取而代之,统治全中国。 蒙古灭宋建立元朝,建州女真(满人)灭明建立清朝,在七个中国大一统王朝中,他们占了两个,前后统治中国四百年。论及彪悍度,女真未必比得上突厥,他们对抗的是同一民族,但却出现了不同结果。堂堂西北突厥帝国,不能进抵中原半步,而区区东北一个游牧民族女真,灭了汉族两朝,先灭北宋后灭明朝。与其说后者比前者彪悍,不如说他们的敌人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重衰。 同样一个民族,为什么在唐太宗时能主导世界、而宋徽宗时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对应海明威这句的,是中国一句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况宋明亡因。 人言:两宋亡于女真、蒙古之手,是因为“农耕文明不抵游牧文明”,然而,闪耀于世的汉唐文明,难道不也是“农耕文明”?为什么没有沦入彪悍的匈奴、突厥之手? 显然,宋代之所以开辟了“华夏文明被征服”的历史,非“农耕”之过,而是精神消亡的结果。大多学者指出那是“尚武精神”的消亡。这个原因世所共知——自武将赵匡胤拥兵自立为帝、成为宋太祖后,恐人效法自己篡位模式,遂实行“崇文抑武”国策,富贵须从书中求,从此汉人便远离了尚武精神,变得文弱。 回顾“划时代”的宋史,当然不能否定赵匡胤是开创“汉儿之弱”始作俑者,“崇文抑武”对汉人“尚武精神”确有杀伤。然而,如果认为这是华夏自宋朝开始衰落的唯一原因,也不客观和全面。 不能说宋朝是个一点军事实力都没有的国家,也不能说宋代的将领个个没有对抗游牧悍将的胆略,那时也有“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战神岳鹏举、“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文武双全辛弃疾。北宋建国初期,宋军对付西夏,军事上是处于上风的,对付契丹,打个平手;严重不敌的,是女真;全面不敌的,是蒙古。如果说宋军不行,那么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个虎狼之师? 可见宋军战斗力,是一个渐衰过程。唱衰宋军的,首先不在兵道不强,而在民族精神的雌化。宋明两朝,以儒立国,儒家接受“理学”改造,导致国民精神全面雌化,汉魂失血;胡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被割断。 而所有这些“失策”,都是赵氏和朱氏家族“防内不防外”的小算盘“得意之作”,宋明军队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吓唬国内百姓。宋明经济成果被世界津津乐道,甚至一度与盛唐等量齐观,但是,单项成就毕竟不能弥补整体文明精神的损失,就民族精神而言,有钱的宋明人活得并不硬气。 都说大明王朝时的中国,是有血性的,没有像宋朝那样用金钱求苟安,也没有如两汉用美女换和平的耻辱记录。但是,这个汉族王朝最终还是亡于外族人之手,这是为什么? 关于中国明王朝倒掉的内因,从极度皇权到宦官乱政,史书已经阐述得够多。但是,对比其他王朝,明朝其实还有一害,与宋朝大同小异,那就是从政治到文化的失血乃至“败血”。具体表现为苍白的“清流之害”。明末“清流大臣”貌似血性,实则贪生怕死,汉奸层出不穷,晚明空谈之气益胜,责人以不死者多,而以死抗争者少。 败血的大明王朝,同样遭到了外敌的报复。建州女真人入关,那些满口“大义”的清流在满清屠刀下少数有些骨气,外敌袭来,青楼女子李香君抱定殉国之念,而才子情郎侯方域却一心卖国求荣,“脱下旧服换新袍”,带头“剃发易服”。“清流”的气节竟不如“清楼”。如此精神对比,令人唏嘘不已。 “血性消失”于宋代以降在汉族群消失是不争的事实。血之不存,魂将安附?北宋被女真颠覆,南宋被蒙古蚕食,虽然朱元璋一度复国,但三百年后,女真的一个建州分支竟能再灭华夏王朝、统治全中国,近一亿人口的民族相继被几十万人口的同一部落吞没两次,实属败血退化后的自招天敌、自取其辱。 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况宋明亡因。 人言:两宋亡于女真、蒙古之手,是因为“农耕文明不抵游牧文明”,然而,闪耀于世的汉唐文明,难道不也是“农耕文明”?为什么没有沦入彪悍的匈奴、突厥之手? 显然,宋代之所以开辟了“华夏文明被征服”的历史,非“农耕”之过,而是精神消亡的结果。大多学者指出那是“尚武精神”的消亡。这个原因世所共知——自武将赵匡胤拥兵自立为帝、成为宋太祖后,恐人效法自己篡位模式,遂实行“崇文抑武”国策,富贵须从书中求,从此汉人便远离了尚武精神,变得文弱。 回顾“划时代”的宋史,当然不能否定赵匡胤是开创“汉儿之弱”始作俑者,“崇文抑武”对汉人“尚武精神”确有杀伤。然而,如果认为这是华夏自宋朝开始衰落的唯一原因,也不客观和全面。 不能说宋朝是个一点军事实力都没有的国家,也不能说宋代的将领个个没有对抗游牧悍将的胆略,那时也有“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战神岳鹏举、“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文武双全辛弃疾。北宋建国初期,宋军对付西夏,军事上是处于上风的,对付契丹,打个平手;严重不敌的,是女真;全面不敌的,是蒙古。如果说宋军不行,那么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个虎狼之师? 可见宋军战斗力,是一个渐衰过程。唱衰宋军的,首先不在兵道不强,而在民族精神的雌化。宋明两朝,以儒立国,儒家接受“理学”改造,导致国民精神全面雌化,汉魂失血;胡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被割断。 而所有这些“失策”,都是赵氏和朱氏家族“防内不防外”的小算盘“得意之作”,宋明军队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吓唬国内百姓。宋明经济成果被世界津津乐道,甚至一度与盛唐等量齐观,但是,单项成就毕竟不能弥补整体文明精神的损失,就民族精神而言,有钱的宋明人活得并不硬气。 都说大明王朝时的中国,是有血性的,没有像宋朝那样用金钱求苟安,也没有如两汉用美女换和平的耻辱记录。但是,这个汉族王朝最终还是亡于外族人之手,这是为什么? 关于中国明王朝倒掉的内因,从极度皇权到宦官乱政,史书已经阐述得够多。但是,对比其他王朝,明朝其实还有一害,与宋朝大同小异,那就是从政治到文化的失血乃至“败血”。具体表现为苍白的“清流之害”。明末“清流大臣”貌似血性,实则贪生怕死,汉奸层出不穷,晚明空谈之气益胜,责人以不死者多,而以死抗争者少。 败血的大明王朝,同样遭到了外敌的报复。建州女真人入关,那些满口“大义”的清流在满清屠刀下少数有些骨气,外敌袭来,青楼女子李香君抱定殉国之念,而才子情郎侯方域却一心卖国求荣,“脱下旧服换新袍”,带头“剃发易服”。“清流”的气节竟不如“清楼”。如此精神对比,令人唏嘘不已。 “血性消失”于宋代以降在汉族群消失是不争的事实。血之不存,魂将安附?北宋被女真颠覆,南宋被蒙古蚕食,虽然朱元璋一度复国,但三百年后,女真的一个建州分支竟能再灭华夏王朝、统治全中国,近一亿人口的民族相继被几十万人口的同一部落吞没两次,实属败血退化后的自招天敌、自取其辱。

清朝的统治者出自东北的建州女真,早期的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汉化程度较低,虽然他们本人都会说汉话,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小说,但对中原文化的并没有深入了解。因此在他们对子孙的命名,并没有采用统一的规则,这可以从他们对儿子的命名中看出。如皇太极的名字应为“黄台吉”,台吉是蒙古语对部族首领的称呼。 1644年顺治帝定鼎北京,开始确立对全国的统治。顺治帝接受儒家教育,开始了清朝皇帝汉化的进程,后代名字的选取开始发生变化。顺治他一共有八子,分别为牛钮、福全、玄烨、皇四子(董鄂妃所生,未取名即夭折)、常宁、奇绶、隆禧、永干。从名字的意义上来看,大多数已经接近汉化。 1661年康熙帝即位,康熙在位61年,是一位汉化程度很深的帝王,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对子嗣后代的命名确定了以下的原则:首字相同;第二个字偏旁部首相同。康熙共有35子,列入宗谱的有24子,这24子名字的首字均为“胤”,第二个字的偏旁部首为“补衣旁”,如人们较为熟悉的皇长子胤禔、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等等。禔、礽、祉、禛、禩这些字虽然不常用,但在古汉语的释义中均有福禄美好的含义。 1722年胤禛继承皇位,是为雍正帝。即位之初,雍正帝下令所有兄弟的名字不得再用“胤”字,一律改为“允”,以此来避讳皇帝的名字。唯一怡亲王允祥因与雍正第关系非比寻常,在死后得到雍正的允许,采用“胤”字。雍正帝共有10子,其中只有6个写入玉牒。他们名字的首字为“弘”,第二个字含有“日”字,如弘晖、弘昀、弘时、弘历(繁体字为历)、弘昼(近代书法家启功是其后人)、弘曕。 1735年乾隆帝即位,由于他本人并不讲究什么避讳,所以他的兄弟之名都保留了“弘”字。乾隆帝有17个儿子,其中有3个未命名即夭折。乾隆帝为诸子的首字取为“永”,第二个字均为“斜玉旁”(人们通常称它为王字旁,其实是错误的),如皇长子永璜、皇次子永琏、皇三子永璋、皇四子永珹、五阿哥永琪、皇六子永瑢、皇七子永琮、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二子永璂、皇十三子永璟、皇十四子永璐、皇十五子永琰、皇十七子永璘。 一次皇六子永瑢画了一幅《岁朝图》献给乾隆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奶奶崇庆皇太后。乾隆帝十分高兴,在上面题写了“永绵奕载奉慈娱”几个字,意思是儿孙繁衍成长,长侍奉母亲膝下。此后,乾隆帝将“永、绵、奕、载”四个字摘出来,作为后代命名用字。 1796年乾隆帝退位,皇十五子永琰即位,是为嘉庆帝。通常皇帝的名字是天下都要避讳的,“永”字为常用字,为面引起不便,同时避免兄弟们改名,嘉庆帝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颙琰”。嘉庆帝有五个儿子,长子未命名即夭折,其他分别为绵宁(繁体字为宁)、绵恺、绵忻、绵愉。名字的第二个字均有偏旁部首“心”的因素。 1820年绵宁即位,是为道光帝。即位后的道光帝采取了和父亲一样的做法,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旻宁”。此时宗室子孙生息繁衍,乾隆帝所确定的“永、绵、奕、载”四个字已不够用,为此道光帝又增补了“溥、毓、恒、启”四字。道光帝共有九个儿子,第一字采取规定的“奕”字,第二个字原本采用“绞丝旁”,但长子奕纬、次子奕纲、三子奕继先后夭亡,于是道光帝从第四子开始改用“言字旁”,皇四子奕詝、皇五子奕誴、皇六子奕欣、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 1831年奕詝即位,是为咸丰帝,从他开始皇帝们不再改名。咸丰帝有两个个儿子,但只有一个存活,也就是慈禧所生的载淳。皇帝虽然子嗣不兴,但皇室却生息繁衍,咸丰又增续"焘、闿、增、祺"四字。1874年同治帝病死,慈溪一言定天下,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立为皇帝。“载”字辈第二个字的偏旁为“三点水”。如载沣、载涛、载漪等等。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急性中毒身亡,慈禧在死前做出了安排,立光绪帝的侄子、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而“溥”字辈的第二个采用单人旁,如溥仪、溥杰(繁体字为杰)等。1912年清政府发布诏书,宣布退位,从此皇室成为平民。民国时期,溥仪虽然已经退位,但在遗老遗少心中还是具有极高的地位,至少算是个“族长”吧。于是溥仪又增补了十二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补充一下清朝的字辈: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通常来讲,胤字辈以礻为偏旁;弘字辈以日为偏旁;永字辈以斜玉旁为偏旁;绵字辈以竖心旁为偏旁;奕字辈以言为偏旁;载字辈以氵为偏旁;溥字辈以亻为偏旁;毓字辈以山为偏旁,但随着血缘的疏远,字辈的偏旁并非完全如此,如最近比较“火”的庆亲王奕匡,他本人以及子孙后代就没有采用上述原则。 最后总结一下,相比于明朝,清朝皇室的命名比较散乱。早期的统治者汉化程度低,取名比较随意。随着入主中原,皇帝们开始接受汉族中原文化,名字的选取有了一定的规律,但在具体命名,特别是名字中第二个字的偏旁部首没有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的规定。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威胁清王朝统治时,通过组建湘军,掌握地方大权,到1863年湘军攻下南京后,曾国藩已经控制了整个统治集团,就军事实力而言,他比清政府已经超出了很多,若曾国藩振臂一呼,从满朝人的手中夺回统治权,应当说并不困难,但但他没有这么做。曾国藩为何拒不称帝?一般归结为三点原因:忠君报国思想、条件不成熟和为了统一。 其一,曾国藩满脑子的忠君报国思想,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他起兵就是为了保卫地主阶级利益,保卫清朝,保卫明教。他的个人追求就是做个中兴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 其二,曾国藩即使想当皇帝,时势也不允许他这么做。当时清政府虽衰落,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拥有一支强大的以骑兵为主的军队。而且湘军攻陷天京后,人心思归,战斗力锐减。最关键的一条,湘军起兵是以“保卫儒教”和“忠君保国”为号召,一旦曾国藩称帝,很可能湘军要成为众矢之的。再说,也没有所谓“友邦”的帮助,曾国藩称帝未必能得到国际承认。 其三,曾国藩真称帝的话,势必会引起社会动荡,各地又要出现割据的局面,天下统一的局面就要被打破了。因而从客观上说,曾国藩拒不称帝也是一件好事。

汉高祖刘邦八个儿子悲惨命运。汉高祖刘邦原配夫人皇后吕雉,据《史记》记载,刘邦的妻子有:正宫皇后吕雉、最宠爱的戚姬、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此外还有管夫人、赵子儿、故张敖美人、曹氏、万石君的姐姐等八人。刘邦与她们共生育了8个儿子:庶长子刘肥(封齐王)、二子刘盈(即孝惠帝)、三子刘如意(封赵王)、四子刘恒(即文帝)、五子刘恢(封梁王)、六子刘友(封淮阳王)、七子刘长(封淮南王)、八子刘建(封燕王)。他们的命运有时如何的呢? 1、齐王刘肥---险些被杀,但结局完好 刘肥是刘邦最大的儿子,刘邦尚未结婚的时候与曹氏相好,生下刘肥。因是庶出,没有被立为太子。刘肥的父母死的早,刘邦对这个没父母的孩子很同情也很关爱,觉得应该补偿他一些,让这个失去母爱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父爱,所以,没尽过父亲职责的刘邦对这个儿子的封赏异常大度。高祖六年立为齐王,封地七十座城,是刘邦儿子中封王最早占地最广的一个。 孝惠二年,入京朝见皇帝,皇后吕雉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觉得这个野孩子不应该得到那么大的土地,给他倒了杯毒酒,哪知毒酒被惠帝拿起来要喝,吕雉吓坏了,赶紧夺下惠帝的杯子,这一举动预示着什么,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刘肥回到宿舍,急的团团转,心想,这下完了,这吕雉不疼我,太后要我死,那还不容易吗?他的内史是个有主意的人,让他把城阳郡作为礼物献给鲁元公主(吕雉的女儿),结果后妈一高兴,才放他回国。 齐王肥肥在位13年,于孝惠六年去世。他的封国曾经被吕氏瓜分,孝文帝即位,封肥肥的七个儿子为王,齐国被一分为七,再后来全部收归中央。 2、惠帝刘盈---仁弱的天子 惠帝是刘邦的嫡长子,吕雉的亲生子,汉高祖十二年,刘邦驾崩。17岁的刘盈即位,吕雉为太后。 刘邦在位的时候总觉得刘盈不像自己,欲废长立幼。为保刘盈地位,吕后曾请教张良,张良出谋,请来了“商山四皓”辅弼,也不知这“商山四皓”有何能耐,史书未作介绍,老刘一看,这小子还挺有能耐,我一直请不动的世外高人,他能请来,刘邦才打消废立的念头。 惠帝即位后,虽没有多大建树,但政治也还较清明,社会也还算稳定。惠帝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在位期间处处受母亲牵制。在太后剪除异己的时候,成功的保护了大哥,但保护三弟(赵王如意)却失败。吕太后毒杀赵王如意,将如意的母亲戚姬变为“人彘”(zhi)。还故意招来儿子刘盈观看,刘盈看到血淋淋一个怪物,像是一个人,但没有手足,头发被拔光了,嘴巴一张一合的,说不出声音,眼睛就是俩血窟窿,细问才知是戚夫人,当即对母亲表示了不满,这顿惊吓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以后也无法工作了,终日饮酒,最后抑郁而终,享年仅24岁,在位7年。惠帝死后,吕后看谁都不顺眼,让谁做皇帝都不放心,结果扶持了野孙子做傀儡,自己做了8年的名副其实的女皇。 3、赵王如意---下场最悲 刘邦被封汉王的那年,在定陶与戚姬相识,戚姬也挺有手段,很快被选为贵妃,赵王如意就是戚姬的儿子。 刘邦看见刘盈软弱无能,心想,这孩子他爹娘都是人中精英,怎么这孩子谁都不像呢?如意到是有他爹的风范,他娘戚姬又一个劲地要求立如意为太子,我也有此想法,但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能我自己说了算。结果召开常委会的时候遭到周昌等大臣的反对,张良又为吕后献计聘来世外高人辅佐刘盈,看来废长立幼行不通,只好封如意为赵王与其母离京去赵。刘邦临死时怕日后吕雉为难这对母子,故意派与吕雉有恩的周昌往赵国任国相,以此来保护如意母子。 刘邦死后,吕雉将戚姬视为情仇,刘如意视为政敌,借机征召赵王入朝,想斩草除根,周昌早知吕雉的意思,三次征召都被他硬顶了回去。吕雉也没办法,只好先召周昌,再召赵王。刘如意对这个泼妇大妈的旨意不敢抗命,只好来到长安。好在吕大妈虽狠毒,刘盈哥哥却天性善良,想方设法保全三弟的性命。吕雉想在城外下手,结果刘盈亲自出城迎接,然后与弟弟同食同寝,使吕雉无从下手。但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刘盈因有早起习射的习惯,看到十四岁的弟弟还在酣睡,不忍心叫醒,就将弟弟留在皇帝寝宫,等到刘盈回来准备换服装上班的时候,躺在龙床上的刘如意已经七窍流血而死。如意的妈妈也被吕雉残害成了“人彘”,在茅坑里爬了三天,受尽折磨屈辱死去。 4、刘恒---使西汉得以维系的皇帝 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姓薄。大臣们诛灭吕氏集团的时候,他没有参与,却一直在观望。周勃、陈平等临时中央开会讨论,觉得最合适做皇帝的还是代王刘恒,便派人前来迎接。刘恒身边的人都是些谨小慎微的人,认为这些大臣都身经百战诡计多端,不能轻信。只有中尉宋昌竭力支持代王进京。代王与母亲薄太后商量,最后求助于占卜,又派人前往京城打探虚实,证实确凿以后才动身。路上,那个支持代王进京的中尉跟刘恒同座一辆车子,宋昌从此开始荣耀。 刘恒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内,实行农业改革,两次减免田租税,减轻农民负担,还很重视宣传媒体抄作,亲自耕种,以示表率,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法制改革上,废除了肉刑和诽谤妖言罪等一些严刑苛法;在组织人事改革上,他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提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在生活作风改革上,他节俭敦朴,严于律己,自己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命令皇后和嫔妃的裙子不能拖地;在财政和城市建设改革上,他紧缩银根,不乱花一分钱,不搞形象工程;他在殡葬制度改革上,反对厚葬,规定自己的陪葬品全用陶器,不准用金银等贵重金属。汉文帝先后粉碎了刘兴居和刘长的叛乱,接受了贾谊提出的分割大的诸侯的建议,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西汉统一。对外,他妥善处理汉朝同南越和匈奴的关系,同时,加强边防力量。汉文帝在位23年病死于未央宫。其子刘启继位,即景帝。 5、梁王刘恢---悬梁自尽 刘恢,初封梁王,前180年刘友死后,改封赵王。 封王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现在长大了突然改封赵王很不乐意。主要的原因是赵地不吉利,前面两任赵王都死于非命,他觉着前景凶多吉少。太后又令他娶吕产的女儿为王后,这位吕氏王后仗恃太后的淫威,根本不把刘恢放在眼里,非但不让刘恢亲近其他王妃,甚至不让刘恢探望女儿。到处派“眼线”监视刘恢的举动。刘恢一忍再忍,可总归是个男人,血性上来了就顶撞了太后的这位侄女。这个女人的歹毒绝不亚于她的姑姑吕雉,她用暗杀的手段杀死了刘恢的宠妾和女儿,面对明目张胆的政治暗杀行为,刘恢悲恸异常,心想,自己大小还是个王吧,怎么现在倒像个王八,他除了愤怒,就是绝望。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他解下了自己的裤带,套上自己的脖子,呜呼哀哉了。 太后听到消息,心中高兴,她想,这正是她要的结果,死掉一个刘氏王,不仅腾出一个王位,还少了一个对手,于是,顺理成章地把侄儿吕禄封为赵王。可赵地的霉运并没有因为王换了姓氏而改变,吕禄的下场照样步前面几任的后尘。 6、淮阳王刘友---被活活饿死 刘友初封淮阳王。刘如意被毒死后,吕雉将他迁到赵国为赵王,并将吕族的女儿塞了给他做王后。你说这吕雉是不是有病,自己嫁了刘家,就让家族里的女人都嫁刘家,她自己嫁了刘邦又怎样呢?刘邦整天在外吃喝嫖赌的,根本不管家里人的死活,吕雉年轻时吃的苦受的罪还少吗?老六刘友对这位吕王后没有点感觉,不喜欢还不能不要,只有敬而远之。将吕王后束之高阁去和自己喜欢的妃子卿卿我我,结果惹得小吕雉盛怒之下回了娘家,向老吕雉诽谤自己的丈夫意图谋反。 谋反是最大的罪行,吕雉岂能放过,将刘友召至长安,予以囚禁,不给饮食。刘友被活活饿死。临终时作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讬天报仇。” 7、淮南王刘长---来路不正死的蹊跷 刘长是刘邦搞“一 夜情”的产物,怎么这么说呢?以前的赵王是张敖,刘邦路过赵国的时候,张敖为巴结皇帝,将妃子进献给刘邦,其实就是攻关或暂时租借。那曾想,老刘皇帝是个神枪手,一夜的耕作就有了收成,赵妃怀孕了。就在这节骨眼上,赵相贯高谋反,张敖自然受连累,全家被羁押。赵妃想通过吕后的相好审食其让吕后知道她有了皇帝的骨肉,这吕后是什么人,自然给瞒了下来,赵妃感觉无望,生下刘长后就悬梁自尽了。刘邦觉得这个孩子可怜,就交给吕后抚养,吕后对他也算可以,两岁的时候就被封为淮南王。 在吕雉剪除刘氏子孙的时候,刘长是唯一的幸存者,大概因为其母没有与吕后争风吃醋,加上从小在吕后身边长大,吕雉再毒,抚养了他十几年也有感情,另外,刘长年龄又小,对吕氏构不成威胁。吕雉一死,刘长也长大了,他对以前的事开始报复,借故打死了审食其,还细数了审食其该杀的三条理由,文帝刚刚登基,并没有治他的罪。这令他更加桀骜不逊,也怪他年轻,到底不知道江湖的险恶。常常与文帝坐在一个车里去打猎。回到封国后,又不愿意遵循汉朝的法令和制度,处处模拟天子的威仪,后来干脆与匈奴、闽越首领联合,图谋叛乱。文帝不忍心杀他,废了他的王位,发配到边远的蜀地,结果死在半道。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病恶死;一说是朝廷派人杀死。反正24岁的小命就此了结。 8、燕王刘建---绝后 刘建天资聪颖身材长相是儿子中最像老刘的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老刘对他很疼爱,封为燕王。可是,他没有他爹的运气好,在一次围猎中,竟被一只疯狂的狐狸给抓伤,那知这狐狸带有狂犬病毒,传染了刘建,后来,他在疯狂可悲的哀鸣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燕王虽然年轻,尚没有正式迎娶王后,但和他爹一样是个情种,已经有了儿子。刘建死后,吕雉为了让吕氏分得刘家天下,秘密派人杀了刘建尚在襁褓的儿子,刘建绝了后代,爵位自然废除,封国却成了吕家的天下。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三所军校:黄埔军校,保定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其中黄埔军校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军事学校。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日后成了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就有很多拥有黄埔背景的杰出军事人才。 1、共和国元帅:徐向前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一生说山西话,爱吃山西饭,平生没有官气,平常话不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给人的印象比较“土气”,人称“布衣元帅”。在军校的学生中,徐向前学习努力,但寡言少语,喜欢静静地看书、思考,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青年。校长蒋介石每月要找十几个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从学生中网罗人才。一天,轮到徐向前了,他被叫进去,对话是这样的:问叫什么名字,答曰徐象谦(徐向前的别名);问是什么地方人,答曰山西五台县人;问在家干过什么,答曰当过教员……一问一搭,机械刻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校长没看中眼前这个腼腆语讷的山西青年,更不会料到若干年之后这个学员会成为威震中国的著名革命军事将领。他挥挥手,徐向前转身走了出来。 1924年10月,广州爆发了商团叛乱,徐向前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这是徐向前第一次荷枪实弹上战场,他沉着勇敢地迎接了战斗的洗礼。毕业后,徐向前在入伍生第三期任排长,并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东征中,徐向前第一次率兵作战,看到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献身精神以及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支援东征军的革命盛况,他深受鼓舞。1925年夏,徐向前离开了黄埔军校,被调到河南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先后任教官、参谋和团副。1926年11月,徐向前到达北伐军占领的武汉,不久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在这里,徐向前选定了他终身奋斗的目标: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1927年3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实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2、叶剑英元帅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炮科。毕业后怀着革命的愿望,投奔孙中山领导下的“援闽”粤军,开始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黄埔军校建立后,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叶剑英讲课深入浅出,善于把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明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当年听过他讲课的黄埔第一期学生苏文钦多年以后回忆往事,说:“记得我在军校先后听叶剑英教官讲三次课,都是讲的兵器学,兵器性能,如何使用,等等。他讲课吸引人,一点也不枯燥,很有风趣,大家都很愿意听。” 军校日常生活和作风严格紧张。叶剑英常常黎明即起,亲自检查教官、学生的军训和生活情况。从军容风纪、整理内务、擦拭武器到出操、晚休等起居作息的各个环节,他都认真检查,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学生们的爱戴。当年同在军校执教的聂荣臻称叶剑英是“军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7月,盘踞在粤北地区的林虎率部威胁广州,叶剑英奉命调回二师,协助师长张民达指挥作战,又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生活。 叶剑英在黄埔军校虽然执教时间不长,但他把昔日学到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学员们,教学相长,他自己也从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了军事思想水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了新的收获。教授部主任、国民党右派王柏龄说:“叶剑英是我在云南讲武堂掌教时所器识的一人,……他的思想确在学校里受到极大的变动。”当时在军校第一期学生中间,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叶剑英也经常参加这些进步活动。期间,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虽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音,但他并没有灰心,正如后来他自己的诗所说:“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右派势力极其猖獗。在这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深得蒋介石赏识的叶剑英,如果追随蒋介石,可以升大官;如果反蒋,则有可能掉头。然而,在革命与反动的选择中,叶剑英不计个人私利,毅然选择了反蒋的道路,他公开通电反蒋。究其根由,他是“一生只为百姓谋,不爱乌纱不要钱”的人。就在全国笼罩于白色恐怖,到处充满血腥气的时刻,叶剑英再次提出了入党要求。1927年7月上旬,党组织正式批准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3、聂荣臻元帅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读中学期间,他因带头大闹学潮,受到当局和校方的迫害,遂离川去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离开法国去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1月,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并兼做党团工作。为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1925年7月,聂荣臻奉命从苏联回国。9月中旬,到达广州,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兼任政治教官。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 其时,黄埔军校左派和右派斗争激烈。戴季陶等人积极反共,廖仲恺刚被暗杀,左派有识之士都主张反击,而陈独秀却一味退让妥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叮嘱聂荣臻: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扩大影响。还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聂荣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 1926年3月20日,突然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那天是星期天,聂荣臻从黄埔乘船去广州。快到广州时,忽听中山舰上有人喊道:“把船靠过来。”等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他到舰上一看,全是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便知道出事了。经过暂时的软禁,没有审讯,当天下午就放了。他急忙到区党委了解情况,区党委的人所剩无几,已经疏散了。他得知周恩来也一度被软禁。事后才弄清楚,蒋介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要把他赶走,于是借机逮捕了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还提出共产党员一律退出他领导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政治阴谋。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妥协了。 4、“红军之鹰”---林彪 林彪十八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 5、“黄埔三杰”之陈赓 陈赓被称为“黄埔三杰”(另两人为蒋先云和贺衷寒)之一。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救过蒋介石的命,曾被委以副官重任。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6、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左权 左权当年是被陈赓带进黄埔的,后来军职却又在陈赓之上,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在山西十字岭牺牲,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被誉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7、“黄埔三杰”之蒋先云 蒋先云考进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黄埔三杰中,以他为首。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可见其人分量。蒋介石对他赏识无比,以极大的耐心等他回头。国共分裂时蒋介石曾许诺只要蒋先云过来就能当师长,当时黄埔学生中能当团长的都没几个。然而蒋先云铁了心跟共产党,终于不辞而别。1927年5月28日,蒋先云在河南临颍与奉军张学良部作战时牺牲,时年25岁。 8、叶挺部第25师师长---周士第 周士第在黄埔时有“猛将”之誉,当过铁甲车队队长。南昌起义时又是叶挺部第25师师长,当时便是高级将领。后任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八路军120师参谋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9、李之龙 因“中山舰事件”名扬中外。在考进黄埔之前,李之龙就已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政治秘书,资历是很老的。李之龙和蒋先云并列为黄埔中的左派学生领袖,也因此被右派学生痛恨。中山舰事件前,李之龙官升为海军局局长,军衔中将,与校长蒋介石平级,这不可避免地被视黄埔为蒋家军的蒋介石所不满。选定李之龙作为打击目标,可说是各方合力所至。李之龙从此一蹶不振,党内同志也冷淡对他,最后流亡日本。刘继兴考证,国共分裂后,李之龙又回国反蒋,在广州被捕。据说蒋介石闻讯后,曾电告李济深将李之龙解送南京。电报到达时,李之龙已被押赴刑场,牺牲在了红花岗下。 10、红军第四号人物---王尔琢 王尔琢考黄埔时已是最后一批报名,幸好,他和同乡黄鳌、郑洞国一起被录取。王尔琢在南昌起义时不过是团参谋长,因为部队的主要军官都逃散了,便成了仅次于朱德、陈毅的第三号人物。后来上了井冈山,又成了红军的第四号人物。王尔琢打仗以勇猛著称,曾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胡子,当他牺牲在叛徒枪下时,一捧长髯,飘洒胸前。黄埔军校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军事学校,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水浒传中那些梁山好汉的经历让人记忆深刻,其中最具特色的要属他们每个人的称号了。我们发现这些绰号精准的概括了这些人的性格特征。可是这些绰号究竟是怎样来的?是有人故意给他们起的吗? 梁山好汉的绰号十分驳杂,各有特色,天文气象、飞禽走兽、古人神怪等应有尽有。倒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网名。但网名多是自己所起,绰号往往是由别人起的,由大家公认的。这里来说说几个有特色的绰号。 梁山上的十只老虎:青眼虎李云、笑面虎朱富、跳涧虎陈达、矮脚虎王英、插翅虎雷横、锦毛虎燕顺、中箭虎虎丁得孙、花项虎龚旺,再加上两只大虫(大虫也是虎)--母大虫顾大嫂和病大虫薛永(薛永这病大虫的病字就是赛的意思。读者可不要认为是得病的大虫,像病猫一样)。这十只“老虎”,虽然绰号叫得响亮,但这些“虎”的本事却不高,都是菜鸟级的地煞之列。 又如打虎将李忠,人家武松景阳冈赤手打虎名震千古,也没有在绰号上加上“打虎”的字样。我觉得李忠的这打虎将的外号多少也和他叫卖的狗皮膏药一般,华而不实。正所谓大言希声,大象希形,民间俗话说是:“叫唤的狗不咬人”,呵呵,外号也是这样。再看像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这外号够威风吧,但这两人也像庙里的泥胎一般,无甚灵验,全无多少本事。 梁山好汉中的好多绰号,很容易让人误解。比如像花和尚鲁智深,猛一看,倒好像是花心和尚,认为这花和尚的“花”字和花花太岁高衙内的“花”字是一个意思。其实只是指鲁智深身上的剌的花绣而言。 又如一枝花蔡庆,一枝花,猛一听好像形容美眉呐,不是张宇有首歌叫“单恋一枝花”吗?不知道的读者恐怕认为蔡庆就算不是美眉,恐怕也会是长得和蔡国庆一样。哪知道其实蔡福蔡庆这哥俩都生得脸似猪头,满脸横肉。蔡庆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来历却是因为他常喜欢戴一枝花。河北人口顺,就叫做一枝花蔡庆。狂晕吧? 又如一丈青扈三娘,一看绰号,不少人认为扈三娘身高一丈(如果是那样,梁山上恐怕除了险道神郁保四,很少有比扈美眉高的了,那王英兄弟的个头恐怕只能到他娘子腰间),其实也不然。有人考证说一丈青是指一种毒蛇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意思。但从书中描写看,扈美眉绝不是身高一丈,遍体穿青的形象。 活闪婆王定六,活闪是闪电的方言,说王定六身法敏捷,犹如电母。 梁山上的绰号大多还是很帖切的。有的绰号还走出梁山,成了一类人的代名词。像母夜叉,后来绝不仅指孙二娘一人,后世当此殊荣者不少,成为凶悍妇人的代名词;拚命三郎也成为鼓动人们“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比如有人叫你是“活阎罗”,恐怕少有人认为这是夸自己是阮小七,其他像丧门神、母大虫、短命二郎、操刀鬼之类的恐怕都不大中听。说起来水浒书中流传后世最风光还要算人家周通的绰号--“小霸王”。这个绰号一度成为一家企业的知名品牌,风靡神州,风光无限,恐怕施大爷也始料未及。 这作者也真是煞费苦心,这些绰号虽然乍一听不足为奇,可是通篇读完后你就会发现,简直与人物的性格极其贴切,为这本著作增添了灵动的气息。让人十分佩服作者的才华。也正是这样《水浒传》才成为四大名著之一。

1、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 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 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 共中央领导人、中 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 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2、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 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 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 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 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 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3、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 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 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 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 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 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 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4、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 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 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 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 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5、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 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6、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 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 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 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 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 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的问题也得到昭雪。有关部门对其的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 7、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 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 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 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1942年,谢和赓被中 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着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在共和国创建的前夕,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建立了功勋。 1、便衣警卫重心移向中南海 大约在1949年的8月,中共中央领袖与中央机关开始向中南海搬迁。毛泽东正式迁移中南海究竟从哪一天开始计算,一直难以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因为从6月15日后,毛泽东工作完毕没有回香山,而是留住中南海的情况多了起来,因而安全警卫工作的重心,从此逐渐就由香山转移到中南海了。 据当时在北平纠察总队的李明回忆:“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纠察总队就先在中南海驻守了半年,后来中央警备团的几个连接替纠察总队守卫中南海,便衣保卫队也派了一个分队在中南海执行任务,纠察总队就陆续撤出来了。” 那时,北平街面上最多见的就是人力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不多,小轿车就更少见了。所以当中共领袖们频繁在城里活动,小汽车队一出现,进进出出中南海,就显得十分抢眼。 一些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了中南海。他们一看到路上的小汽车多了起来,就分析可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了,多次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特别有一段时间,西单长安大戏院前,有时候晚上停靠的小汽车特别多,由此可以推测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看戏,特务们便蹲守在那里,寻找下手的机会。但由于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很严密,使特务分子根本无法靠近行刺。 毛泽东那时也很爱外出看戏。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每当他到戏院的时候,有关方面都要在沿途和戏院周围布置警戒,便衣队队员也参与执勤。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们,都身着便衣,散坐在戏院里的观众席位,每时每刻都提防着意外的发生,而戏院里的其他观众很难辨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由于长期生活战斗在山乡农村,搬进中南海之后,毛泽东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环境,而且毛泽东还有一个难以忍受的情况,就是感觉非常“不自由”。他出入中南海都得向叶子龙报告,身边还得带一大帮警卫随员。 毛泽东在中南海没住几天,就有点憋不住了。有一天,他突然对身边的卫士李家骥说:“小李,咱俩儿去北平郊区走走,怎么样?” 李家骥为难地说:“不能去,会出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我们马上就走。”毛泽东想出其不意地“冲出”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走走看看,和老百姓聊聊天。 这下子让李家骥陷入两难,他既不能违反中南海的警卫规矩,又不好不服从毛泽东的指示,怎么办呢? 迟疑有顷,李家骥无奈地说:“主席,我和您不一样,我必须执行规定的纪律,不然就要挨领导的批评、处分了。” 听李家骥这么一说,毛泽东也沉默了,继而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人民还算什么主席、领袖呢?我们共产党人,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了。” 过了片刻,毛泽东又感慨地对李家骥说:“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2、违规带枪进入会场的某部军长 1949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的先农坛召开庆祝大会,中共中央5位书记都将出席这个纪念大会,毛泽东还将在会上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 7月1日那天,奉命负责保卫出席大会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便衣队队员们,按时来到了先农坛的庆祝会现场,并迅速站到了各自岗位上。庆祝会的主席台就设在体育场坐西向东的位置,在与会代表大都进入会场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也来到了会场。 就在这时,担任会场内警卫的便衣队队员接到大会门卫打来一个电话,报告说:某部一位军长违反规定带枪进入会场,因不听劝阻而被门卫下了枪。但那位军长不服气,和门卫发生了激烈争执。 此事直接关系大会的安全纪律,便衣队队员们立即通过秘书处工作人员向主持大会的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接过电话直接与那位军长通了话,在询问他的单位和姓名后,周恩来严肃地说:“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是中央的规定,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每个参会同志,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为什么要违反?” 那位军长得知与他通话的是周副主席,知道闯了大祸,赶快向周恩来检讨并承认错误。周恩来这才缓和了一下口气说:“若不是看在你是刚从前方回来的,认错态度比较好,今天不但要下你的枪,还要将你扣起来呢。现在,我准许你回单位继续检讨,听候处理!” 周恩来放下电话,还特地走到便衣队队员们面前,夸奖道:“好啊,你们这种认真、负责执行中央规定的精神,值得表扬。” 这时,毛泽东的汽车开来了。他在警卫战士的护卫下走上主席台,和全场的同志们一道欢呼: “庆祝党的28岁生日!” “中国共产党万岁!” 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先农坛体育场都沸腾了。 这是一个热烈的、隆重的、庆贺胜利的、激情洋溢的大会。大会圆满告结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陆续离开了会场。 细心的周恩来却没有忘记刚才受到批评的那位军长,他拉过便衣队员刘满昌,对他说:“请你把刚才那位在门口闹事的军长张振武找来。” 张振武军长一路小跑而来。他40岁上下,身材魁梧,面带威严,在长征时期他就是红军营长了,因作战勇猛,后升任为某部军长。不久前,他才从湖南前线调回北京。 周恩来伸出手来和张军长握了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向他询问了前线的一些情况,继而问他对刚才的事有什么想法? 张军长激动地说:“报告周副主席!是我错了。向您承认错误后,我也向负责门卫的同志做了自我批评。我原来片面地认为军人应该枪不离身,对中央规定开会不许带武器的安全考虑并不理解。所以犯了错误,我再次向您检讨。” 周恩来说:“你能很快认识错误这很好。共产党员,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必要。希望你回到部队也以这个事件来教育广大干部和战士,使我们的部队成为既能打仗,又会建设,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今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需要这样的军队来?I卫。” 周恩来的话,让张军长的紧张情绪逐渐松弛下来。他站起身来向周恩来保证:“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周恩来满意地笑了,同他一起乘车离开了体育场。 3、便衣队区队长以身挡“刺客” 1949年下半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将要召开,其安全警卫工作是建国前夕最重大的政治保卫任务,也是为开国大典进行的一次安全警卫预演。 为了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中央社会部和军委公安部都作出了重要指示,由中央警卫处、便衣保卫队、北平市公安局和北平纠察总队,共同组成了保卫政协联合指挥所,对保卫政协大会实行统一领导。 与此同时,驻守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的个别队员还奉命执行了一项绝对保密的政治任务。 就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预备会召开的前一天,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正副处长汪东兴、李福坤专门找进驻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分队长刘忠谈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重大任务,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而此时刘忠听着李福坤的交代,心中不禁有点疑惑地问道:“李处长,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就是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吗?” 李福坤看出了刘忠的不解,接着说道:“这次交给你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推测,在这次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他可能利用代表的身份来刺杀或暗害毛主席。” “我们现在怀疑的这个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准备把你安排到这人右前面的座位上,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你不能开枪,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的前面。你切不可有半点疏忽,要绝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要当一回政协会议代表,我们会发给你一张代表证。” 领受了任务的刘忠,内心再难平抑下来。他想,一切都豁出去了,个人生死早已不在话下,一切行动都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坚决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政协召开预备会议那天,毛泽东也到会了。刘忠也以代表的身份,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象的右前方。当会休时间,许多代表步出会场稍事休息。刘忠见毛泽东也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了身,而他座位左后的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刘忠内心一阵紧张,赶快跟着站起来,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刘忠的左阻右挡,把那人惹火了,他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他说:“你为什么挡我的道,我要去看毛主席!”刘忠也强词夺理道:“我在给你闪道,你还老挤我。我几次给你腾道,你又不走,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旁边的许多代表不知实情,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人家的道,一时会场内吵嚷成了一团。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也听到了吵闹声,回过头来。这时刘忠发现,毛泽东身后早已紧跟着好几位保卫工作的领导,有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李福坤等人,他们几乎把毛泽东围在了人墙中间。这下,他心里稍有几分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着,尽力阻挡他的脚步,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二道门,根本看不见了,他才放过了身后的那位“照顾对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一旦刘忠动手,他们就立即上去接应。 据说那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好像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但那人究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不得而知。但一场与假想刺客的暗中搏斗一直进行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束,在此期间,刘忠时刻准备着冲上前去,用自己的生命和赤诚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他也由此有幸成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持有代表证的非代表。 4、日本保镖攻击北京中南海保镖结果悲惨 在他公司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记者送给他的黑白照片,拍的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出访俄罗斯时,其他国家领导人到机场送行。这张照片曾登在国家机关报的头版。照片里,站在这些国家领导人身后戴着墨镜的那个人,就是他——者美杰。 “我的工作经历有些能说,有些现在不能说,有些永远都不能说。”他坦言。 因为在武术比赛上得过冠军,考警校时他成了特长生。从警校毕业后,者美杰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中南海警卫组”。 虽然现在早已离开警卫组,但者美杰“每次路过中南海新华门时,都感慨万千”。当年警卫组负责中南海外围的安全警卫工作。者美杰那时常值夜班,从晚8点到第二天早8点,工作就是步行巡逻。“那会儿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我穿上两件皮大衣,厚厚的毛皮鞋,还冻得发抖。扛不住了,我就在中南海红墙外的便道上跑跑。”者美杰回忆。 1990年亚运会前夕,北京市相关部门在全市警察中挑选高级警卫,保护中央首长和外国元首的安全。经过对身高、形象、能力、特长、家庭成分等严格考核后,20人入选,者美杰就是其中之一。 高级警卫除了每年拉到山里培训射击、排爆、擒拿格斗、礼仪礼节外,平时执行任务,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上任务大脑就要像雷达,眼睛像探照灯,环顾四周搜索不安全信号,大脑迅速判断是否危险,采取相应措施。 者美杰举了个例子:某国元首一下飞机,就得把他随行的人记住。他在贵宾室被接见或采访,还要把中方的人记住。如果突然发现一张新面孔,要立即判断出是什么人、是否具有攻击性,然后再采取不同的措施。站位也要讲究,既不能站在要人前面挡住镜头,也不能直接站在他背后,更不能将他和夫人从中隔开。 “在现场,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者美杰用“如履薄冰”形容当时的心态,“任务完成后,才发现衣服都湿了,哎哟,怎么这么累呀!” 10多年里,他分别给多位国家领导人和阿拉法特、小布什等外国元首当过随身警卫。 乔丹来中国时,随身的日本保镖想跟中方安全官者美杰过过招儿。他先出手,一拳打过来,者美杰闪身避开,用太极拳的“揽雀尾”,脚底下使了个绊儿,借他的劲顺手一拉,就让这人高马大的家伙,重重地贴在墙上。者美杰一提这事就乐:“打那以后,他对我们毕恭毕敬的。” 李敖刚到北京时,对安保工作不太重视。在北京法源寺里,有人想从背后偷袭李敖,被者美杰等人及时发现并化解。 去北大图书馆参观时,李敖等人被数百疯狂的“敖迷”团团围住。 “我们真像是杀开一条‘血路’,有抱的有推的有拉的,连八卦掌都用上了,愣把李敖给‘救’出来了。 说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者美杰仍心有余悸,“李敖毫发无损,可我们的人一个个狼狈不堪,衣服撕了,眼镜腿也折了,身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的。” 后来去上海,他索性和者美杰等人同住一个大套房。 也因此,者美杰和李敖有了交情。彻夜长谈时,李敖教他怎么处事,怎么读书。 听说他准备写本书,李敖笑着和他击掌为证:“好!你写,写完我给你写个序。” 临别,李敖还给他写下赠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现在,俩人时不时还在电话里聊天。

历史上,历朝历代六宫之主、母仪天下的皇后只有一人,然而,在汉国刘聪统治时期,后宫册封的皇后是史上最多的。让人不解的是,皇后自然只有一人可以担当,那么多皇后,后宫岂不是要大乱。 历史上册封皇后最多的皇帝有人说是东吴的孙皓,其实不然,孙皓虽然有众多的美女,并且享受皇后的待遇,但并没有册立皇后的称号。当然,历史不全是由正常人书写的,总有那么多的跳梁小丑,他们也想在历史上留一笔,册封多位皇后这件殊荣,也就有刘聪获得。 刘聪是两晋时期十六国中汉国它的第二任皇帝,他小时候很有魄力,也有一定的本领。在他的领导下,西晋原本就是摇摇欲坠,后来就更是不堪一击,那刘聪做了西晋王朝的掘墓人,想当年西晋的怀帝就曾为刘聪青衣敬酒,后因不堪忍受羞辱而被鸩杀。那刘聪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这一桩大事,他册封皇后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刘聪本是谋杀胞弟篡位。刘渊死后其胞弟(异母兄弟)刘和继位,因刘和听从其外戚生母家人纵容,准备计诛手握重兵的大司马大单于刘聪,结果反被刘聪派人所杀,刘聪自己做皇帝。为了安抚众大臣,先假意让另一个异母(单后)所生的弟弟刘乂接位,刘义当然推辞,于是刘聪封他为皇太弟,住在东宫,许诺长大后让位给他。 刘聪即位不久,就将妻子呼延氏立为皇后,可是他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对自己的妻子没有兴趣,却偏偏对自己父亲的爱妾刘乂的生母单后意乱情迷。已经懂事的刘义婉转规劝其母,单后听了又恨又愧,郁闷成疾,不到一年就去逝了。不久,刘聪将太保刘殷家天姿国色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不分尊卑长幼一并娶进宫,纳为嫔妃,每日与六个美女共度春宵。其中两个女儿封为贵嫔,一个取名刘英,一个娶名刘娥,隐寓是尧的女儿娥皇、女英,他自己就是明君大舜了,还授权两贵嫔裁决奏章。哈哈,真的是威风极了。 刘聪的皇后呼延氏羞愤而死,他想立左贵嫔刘英为皇后,可是母亲张太后认为二刘同姓,不让继立,并将自己弟弟的两个女儿徵光、丽光送入宫中,让刘聪选一个做皇后,刘聪只好服从母命选了徵光做了自己第二个皇后。这刘聪就和自己的两个表妹做起了并蒂鸳鸯。而此时,刘殷不知何故去世,刘英哀痛自己的父亲郁悒而死。荒淫无度的刘聪气死了母亲,皇后徵光没有了靠山,郁郁寡欢,不久也撒手人寰。没有母亲的管束,刘聪便册封刘英的妹妹刘娥为皇后。还好的是刘娥为人善良,时常劝谏好杀人的刘聪,救了不少无辜人的性命。也许是刘聪作恶多端,报应到了刘聪十分宠爱的刘皇后头上,刘皇后却因难产而死。 刘聪到臣下靳准家视察工作,看见其两个女儿靳月光、靳月华美丽动人,竟然忘乎所以,目不转睛。孰不知这正是靳准筹措多时的美人计。刘聪当夜便将二女载入宫中,春宵一刻千金。其中的靳月光床上功夫尤为难得,十多天后就被册封为皇后。而此时,刘聪先前的两个贵嫔(两个刘氏贵人晋升的贵嫔)自然受到冷落,刘聪为了安慰他们,分别册封为左皇后和右皇后,改皇后靳月光为上皇后。三皇后并立。不过刘聪纵然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 一个人哪里满足了后宫众多姬妾的需求,美丽的靳月光还是独守空房多日,免不了找几个美少年来倾诉寂寞时光的无奈,大臣陈元达便去报告刘聪说皇后与人有奸情,第二天靳月光害怕刘聪心狠手辣,就服毒药自尽了。刘聪沉迷酒色,其后宫后来佩皇后玺绶的多到七人,靳月光死后,靳月华被册封为正皇后,侍候靳月华的宫女樊氏,原来是刘聪母亲的侍婢,也得到刘聪的十分宠爱,册封为上皇后。 十二位皇后,史上之少见,后宫的不安宁,直接影响着汉国的发展。刘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尽管今朝有酒今朝醉,只是日子长了,政令难免不畅。刘聪的次子大将军刘敷多次上书父亲要注意影响,与民生息。亲贤臣远小人,保重龙体。那刘聪哪里肯听,后来刘敷忧郁而死。刘聪的住所不久失火,烧死刘聪子孙二十多人,刘聪自己滚到床下,奄奄一息,抢救良久,方才脱险,可是一旦龙体康复,马上又与众多皇后在龙床上上翻云覆雨起来。只是可惜了刘聪选取的各位皇后,刘聪一死,她们都是自己儿子的最爱。其中的靳月华一度让新皇帝痴迷,而最终汉国也被靳月华的父亲所灭,而死去的刘聪与父亲刘渊都受到靳月华父亲暴晒与鞭尸。 据统计,刘聪是中国历史上有的皇帝,他册封后宫的皇后多达十二人之多。由于刘聪的不作为,只会寻欢作乐,最终汉国灭亡。由此可见,这人要是没作为不怕,就怕没作为还不去修正,就算是高官厚禄,也会被人鄙视,一旦落魄,就会像刘聪一样遭人鞭尸,死也不得安宁。

清朝时的总督和巡抚究竟有多厉害呢?总督是掌管军队的,而巡抚的军队则成为扶标,那么,总督和巡抚又有多大的兵权呢? 总督直接掌管的部队称为督标,相应的巡抚的部队称为抚标,这部分部队由总督或巡抚直接调配,但调动部队应通知中央的兵部或军机处,否则可能遭到弹劾。其将领由兵部任命,但总督巡抚也可直接任命,并报兵部备案。 各省的其他部队还包括有将军管理的驻防八旗,这部分军队督抚调动不了。部分专业部队,比如漕运、巡盐、河道等等部队,有各自领导管理,各省督抚通常也动不了。其他绿营兵有本省提督管辖,除直属提标以外,以下还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把总等等各级军官,层层管理。提督受兵部和总督双重领导,在地方军队的指挥系统中属于总督的下属,但其任命通常由军机处直接任命,总督对提督只有参劾权,没有任免权。清政府把提督作为对总督的地方兵权的一种牵制。提督以下各级将领,高级将领如总兵、副将由中央任命,中低级将领由总督提名,中央批准。 到了清末,绿营形同虚设,地方上基本靠湘、淮等私兵系统维持。督标抚标自然是督抚的亲兵,其调动、人事任免等权利基本由督抚掌握,中央基本失去对其控制的能力。提督多与总督巡抚有密切联系,否则就会被督抚欺凌弹劾,难以任职,而中央不敢得罪督抚,因此督抚对提督以下军官的控制权大大增强,各级军官与督抚逐步形成依附关系,其调动任免虽然形式上依然由中央控制,但中央基本上要遵循督抚的意图,双方虽有摩擦,但总的形势是兵权逐步下移。 总的来说,总督的兵权在清中前期较大,但受到的制约也很多。虽然中央给予了总督很大的临时决定权,但同时也设置了将军、巡抚、提督等等对总督的军权加以制约,而且军官的任免权被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手中,因此总督调兵遣将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受控于中央。到了清朝末期,总督对军队的控制权逐步增强,各省部队逐步变为督抚的私兵,督抚也逐步成为各地的军阀前身。 要注意的是,清末时期,总督和巡抚之间的关系有所调整,在清朝中前期,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巡抚并非提督的上司,总督对所辖各省军队均有控制权,而巡抚在此方面则远远不如总督。但清末时期,总督在驻在省的军权迅速增强的同时,逐步失去了其所辖其他省的军队调度权,比如湖广总督,其对湖北军队有直接管辖调度权,但对湖南军队基本不能加以指挥调动,湖南的军队由湖南巡抚控制。也就是说,在没有总督驻在的省份,巡抚对军队的控制与总督一样,巡抚由偏重民政变为军民共重,督抚之间的差异基本消失。 《清史稿·职官三》:“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标下有副将、参将等官。巡抚,从二品。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标下有参将、游击等官。” 《清史稿·职官四》:“副将,从二品。为提、镇分守险汛曰提标,为总督综理军务曰督标中军,将军标、河标、漕标亦如之。参将,正三品。游击,初制正三品。顺治十年改从。掌防汛军政,充各镇中军官。” 总的来说,总督的兵权在清朝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受到的制约相应的也比较多,而巡抚在管辖军队的控制权,就并不如总督了。

三国演义应该是很多人的最爱,虽然那时兵荒马乱,但是却出现了许多英雄豪杰。其中一代枭雄曹操是最受争议的人物。曹操本姓夏侯,当年被迫改名姓曹,但是他在有权有势之后为什么不把姓氏改回来呢?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尝意其富贵之极,何不复姓?后见一书云:当时有以谶纬进者,云古者名官职不言曹,自汉以来始名官尽言曹也,至吏亦言属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复姓。此或实事。 ——《曹操不复姓》 曹操姓什么,这有好几种说法。史书上也很模糊,对曹操的老爸曹嵩,追溯曹操姓氏的关键因素,史书上就简单地说了一句“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估计是被曹操和曹丕等人删改过了,他们也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本来姓氏。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曹操本姓夏侯,因为他老爸曹嵩本来是夏侯睿的儿子,不过夏侯睿是一个很老实的读书人,后来当上了南阳县令,但书生气依旧很重。他不小心卷入了党争之中,受到牵连,把官丢掉了。 他为官清廉,当官的时候就没什么积蓄,而没官做了自然马上变得一贫如洗。妻子颜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夏侯巍,此次便是曹嵩。不过,家里实在穷的揭不开锅,没办法,便把曹嵩送给了在朝中当宦官的好朋友曹腾。于是,曹嵩便改姓为曹。 按道理,曹操发达之后,他要恢复自己的姓氏易如反掌,何况按照礼俗,养子三代之后便可以恢复原来的姓氏,曹操也完全可以让儿子曹丕等人恢复原来的姓氏。然而,他却一直没有复姓,这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 在这儿张燧给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他是同意曹操本姓夏侯这种说法的,至于曹操不愿意恢复原来姓氏的原因,张燧从一本书的记载里找到了答案。其中说,当时有人用谶纬之学进谏曹操,对他说曹氏代表刘氏是天命所归。 为什么呢?在汉代之前,官员的职位不称曹,而汉代以后,则中央政府有六曹,长官为尚书;地方政府有也有曹,譬如户曹、赋曹等。于是,人们习惯把官吏通称属曹,也成为侍曹,这不明摆着是属于曹、侍奉曹的意思吗?所以,曹氏取代刘氏是天命。曹操想想也对,于是,为了不影响这天命的归属,自然依旧姓曹。 我觉得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姓氏是一个人的根本所在,怎能这样草率的就决定改不改呢。我想曹操之所以不改回本姓,其中另有隐情。不管怎样,历史已经过去,曹操这个名字已根深蒂固在我们心中,这就是天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