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梅花情结：只有梅花是知己
自古，梅花就代表着清高，不惧严寒，多数文人都喜欢以梅花自喻。鲁迅先生也不例外，我们来看下，鲁迅先生的梅花情结究竟有多深？ 鲁迅读书时有抄写的习惯。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库房里，存放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二树山人写梅歌》。这是鲁迅于清朝光绪丁酉（1897年）即三味书屋读书时期完成的手抄，字迹工整、秀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鲁迅手迹。在鲁迅先生诞辰132周年、绍兴鲁迅纪念馆建馆6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翻开这本珍贵的手抄本，试图解读鲁迅青少年时期在绍兴的读书经历，对于这位伟人性格、文风以及书法造诣方面的影响，显得格外有意义。 许广平捐赠的《绍兴存件及付款簿》提供了线索 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鲁迅寄存在亲戚家的3箱藏书中找到了这本《二树山人写梅歌》 绍兴鲁迅纪念馆陈列资料部副主任徐晓光告诉笔者，这本《二树山人写梅歌》的得来与许广平关系密切。 那是1952年11月，许广平第二次来绍兴的时候。当时，她听说绍兴鲁迅文化馆在征集鲁迅文物，就问当时的工作人员布置得怎么样，东西够不够。1953年1月，她就从北京寄来了一本《绍兴存件及付款簿》。1919年，因周氏新台门的公同出卖，12月，鲁迅从北京回绍兴搬家北上，在家的周建人为这次搬家做了各种准备，将家中的家具和器物的寄存、出售的情况都详细记录在这个簿子上，簿中记录了鲁迅家工友王鹤照、亲属阮和森等购买家具和器物的付款清单，在周心梅家和张梓生家寄存之物的清单等。 于是，工作人员就根据这本簿子的清单，一一找到了鲁迅的3箱藏书、鲁迅曾睡过的铁梨木床、鲁迅父亲生病时休息过的皮躺椅等。这本1897年鲁迅手抄的《二树山人写梅歌》，就是从那3箱藏书中发现的。 鲁迅十分喜爱梅花 曾请人刻过一枚“只有梅花是知己”的石印 青少年时期的鲁迅读书非常刻苦，在三味书屋时，曾因迟到受批评，在书桌上刻上“早”字以自警。同时，从少年时期起，鲁迅就有抄书的习惯。这本《二树山人写梅歌》中，抄写的是清会稽人童钰（别号“二树山人”）所撰写的咏梅诗集。 那么，他为什么会抄写这个人写的这本咏梅诗集呢？“我们猜测，这应该和鲁迅爱梅有着密切关系。”徐晓光告诉笔者，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就写到梅花，文中是这么写的：“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如今，这课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见到的梅花树依然屹立在三味书屋后院的东北角，树龄已经超过一百年。 “鲁迅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传统文人思想对少年时代的鲁迅影响颇深。”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徐东波告诉笔者，在传统文化概念中，梅花代表着清高、不畏严寒，多数读书人都喜欢以梅花自喻。他的老师寿镜吾肯定也是喜欢梅花的，不然不会在自家院子里种上这棵蜡梅。事实上，鲁迅不仅请人刻过一枚“只有梅花是知己”的石印，以抒发自己的高洁情怀。 而这位清代会稽人童钰又是何许人呢？资料显示，他是一名画家，少年时专攻诗、古文，放弃举子业，与同郡刘文蔚、沈翼天、姚大源、刘鸣玉、茅逸、陈芝图结文学社，称“越中七子”。善山水，以草隶法写兰、竹、木石皆工。尤善写梅，宗扬无咎法，“使气入墨，奇风怒云，奔赴毫端（袁枚语）。”兴之所至，常在月光下濡墨作画，纵横欹侧，皆成妙品。生平所作不下万本，故有“万幅梅花万首诗”小印，并有“绝笔梅花绝笔诗”之誉。同是爱梅之人，少年鲁迅手抄其诗集，也不难理解了。 从少年鲁迅的字迹中能追寻到这位书法大家的成长轨迹 翻看这本珍贵的手抄本，除了可以了解到鲁迅少年时期的勤奋，还可以从字迹中追寻到这位书法大家的成长轨迹。“笔致端庄、秀雅工整。虽点画间尚稚气未脱，却是笔笔中锋、中矩中式。初看时，直当是元明间刻写的印本。”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陈勤告诉笔者，2009年，他们曾出版过一本《鲁迅手迹珍品展图录》，这本书就收录了所有能收集到的鲁迅的书法手迹，其中就有这本《二树山人写梅歌》。 陈勤认为，青少年时期的大量规范抄写，使鲁迅掌握了得心应手的运笔技巧，为以后的书法进境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书法是家庭男性成员的必修课。鲁迅祖父周福清为晚清翰林，家教既严，文化功底又厚。其书法飘逸俊雅，承王右军一路，兼掺宋人笔意；父亲周伯宜，会稽秀才，虽然写的是馆阁体，却也工整圆润；从叔祖周玉田，作为鲁迅的启蒙塾师，书法功底极深，且治学严谨，重视书法基本功训练，要求鲁迅从描红入手，讲究用笔的提按顿挫、一丝不苟。曾祖母戴氏粗通书道，也对鲁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慕名入三味书屋后，严师寿镜吾更是越中宿儒，书法方正豁达，气势雄健，不光兼融颜柳两体，且掺入苏、黄、米、蔡等大家笔意，绍兴塔子桥堍跨街戏台至今仍有其书写的匾额存世。 “鲁迅从小对书画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本《金石录》常在手头翻看，连下乡走亲戚也不忘随身携带。对图画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过年才有的压岁钱，他都攒起来买图画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清楚地记载着他对绘画的爱好：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陈勤告诉笔者，鲁迅小小年纪，他的画已可卖钱，可见，鲁迅对绘画的钻研程度。百草园里的种种自然情趣，深印于他的脑海中，成为他幼时的理想天堂。由于对大自然的无限向往，培养了他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观察领悟能力。轻捷的叫天子、泥墙根如人形的何首乌，这些充满童趣的事物都是植根在他脑海里活生生的画图。所谓书画同源，这些印象也不断形诸笔墨，融入他日后书法中，使他的书法造法自然、意趣天成。 而徐晓光则认为，这本手抄本主要体现了鲁迅小楷的造诣，虽然在北京时期，他曾用篆、隶、行、楷交替抄过很多书，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小楷风格，但在他青少年时期抄写的文字，完全没有这种风格，所以郭沫若说他是“无心作书家”。
宋朝怪事：士兵们为何饿死也不吃小米？
有史料记载：“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粟，就是今天的小米。为什么南宋时期士兵们宁愿饿死也不吃小米？ 这则记载显然比较极端，但也并非没有根据。先来说说两个疑问，一是绍兴末年为何宋军只剩下了南方人，北方南迁之人哪里去了？二是明明小米可以吃，南方的士兵们为何宁愿饿死也不吃？我们知道，南宋刚开始时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刘锜等，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兵马，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可以说，这些来自北方的流民，是宋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到绍兴末年才过去三十年左右，军队的兵员咋都成了南方人了呢？这跟“绍兴和议”中的一项条款有关。 绍兴和约签定之后，金朝统治者要求南宋当局履行归还“北人之在南者”的条款。宋廷不敢不从命，马上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又写信给金朝，“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绍兴十四年，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此外，高宗、秦桧对于淮水、大散关以北的人民因不堪忍受金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也拒于国门之外。他们下令给宋金交界的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赵构和秦桧如此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来援，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减。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按道理，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南迁，长江流域一带的农民已经开始种植小米。如”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他们的主食与北方人基本相同。在海南岛，”所产粳不足於食，乃以薯芋杂粟作粥糜以取饱“。南方瑶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上述记载均说明南方人并不单纯食大米，小米也成为不可替代的主食了，”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所谓”民以食为天“，小米也是粮食，为何当兵的宁愿饿死也不吃小米？你千万别以为这些不吃小米的士兵是因为吃不惯或者出于气节，是不为北方小米折腰，那就大错特错了。 王之道说：”吾之将士，比自讲和以来，初无尺寸之劳、毫发之功。二十年间，享其富贵尊荣。……黄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知私室，朝游暮宴，其奉养倍侈，有非言之所能尽者，孰肯披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哉？“在如此奢侈的生活环境中混日子的士兵们，又如何要求他们养成艰苦奋斗的吃小米精神呢？另外，绍兴二十一年，学者何侗论及当时的军政之弊说：”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思绝，市井之习化，而训练之法坏。二十二年间，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原来当兵的一边当兵，还一边做生意，”保家卫国“和赚钱发财两不误，当真是历史奇迹。
李自成和崇祯互断龙脉
李自成(1606～1645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逼死了明崇祯皇帝，建立了大顺政权，但不久农民起义军就在吴三桂和满清军队的联合夹击下败亡，李自成也死于非命。有人说李自成和崇祯的两败俱伤是因为互断了对方的龙脉，才使满清的多尔衮捡了一个大便宜，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明皇族朱氏的龙脉之说，据《朱元璋系年要目》介绍，朱元璋祖居江苏省句容县通德乡朱家巷。元朝初期，为了逃避官府的苦役，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就携带全家老小，逃到泗州、盱眙一带，居住在古泗州城北13里的孙家岗。 王文禄《龙兴寺记》记载着这样一个传说：杨家墩家有个洼窝，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经常卧于其处。有一次，一个道士路过此处，见了这个地势说：“葬于此处，后代可出天子。” 道士的徒弟追问原因，道士说：“你若是不信，就拿个枯树枝栽在这儿，十天之内就能起死复生”，朱初一偷偷试验了一下，果真如此，于是把道士的话告诉了朱元璋的父亲朱世珍。十年后，泰定四年(1327年)朱初一病死，如道士所言，葬于此。半年后，朱世珍妻陈氏即怀了朱元璋。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一路登上皇帝之位，1386年，朱元璋命皇太子朱标，带领文武群臣和工匠，到泗州城北杨家墩，开始修建祖陵。以后陆续增修，经过28年，耗费大量资金，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才把他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的陵墓全部修建成功。至此，杨家墩改称明祖陵。李自成攻破此处后，为了破坏明朝的龙脉，将明祖陵破坏的一塌糊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打击李自成起义军，崇祯皇帝竟然也派人挖了李自成的祖坟。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从小苦大仇深，和一些穷苦百姓参加了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后来因为作战勇敢和有智慧，得到高迎祥的赏识，最后，接替高迎祥成为起义军首领，所到之处，百姓云集响应，一时间朱家天下摇摇欲坠，李氏“帝王之相”隐隐可见。当此之时，崇祯帝不知听了何人建议，希冀用伐掘李自成祖坟的办法断其“龙脉”，泄其“王气”，以使“贼势当自破矣”，从而挽大厦于将倒。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八，接到崇祯皇帝密旨的陕西总督汪乔年命延安府米脂县县令边大绶等人进山寻找李自成的祖、父的墓地。 事先，边大绶找到了曾参与埋葬的李自成的同乡李诚。经过拷训，李诚给边大绶提供：“记得李闯祖父下葬掘土时，地下面有三个空穴，其中的一个空穴尚发现有一只黑碗，当时用土填了两个空穴，在其中一穴安葬，并用黑油点灯放在墓内棺前。因此，只要找到那个置有黑碗的坟墓，便是李闯的祖坟。” 根据李诚提供的线索，边大绶立刻下令寻找，但是，一连掘了数座坟，未见黑碗。到天晚，难以下山，他们坐在李自成旧窑中烤火。翌日凌晨，他们又挖了数家坟冢，到了正午时分。果然在一墓中发现黑碗，照李诚所说它必然是李自成祖父的坟墓了。挖出来的骷髅如黑墨，额骨上长出了六七寸长的白毛，状极恐怖。在李自成祖父坟的左侧下方还有一座坟墓，据李诚指认它是李自成父守忠之墓。墓的正顶长有一棵榆树，粗如臂膀，枝叶诡异，边大绶命人砍下榆树，不料树倒墓开。墓中竟蟠着一条白蛇，“长尺有二寸，头角崭然”，役卒上前捕捉，将蛇置于练总郝光正行装袋内。役卒把棺木打开后，只见所有的骨节都变成青铜色的绿色，额骨上也有六七寸长的白毛。其余七八座墓中骷髅上也都有白毛。边大绶为了断李自成的“龙脉”，还派人在旧址上边的大小垴之间挖下宽二十米、深五米的大壕，他命人将骨骸“聚火烧化”，并把周围“大小树木一千三百余棵悉数斫伐”。 挖李自成祖坟的全过程，边大绶详细记录在了向陕西督军汪乔年呈报的《塘报》中，陕西督军汪乔年得知后，嘉奖边大绶：“据来报，知闯王墓已开，可以制贼死命。他日功成，定当首叙以酬。”然而，崇祯皇帝的这一招并不奏效，就在前一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河南攻城破邑，所向披靡，并进逼潼关、直指西安，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两年后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崇祯跑到皇宫北面的万岁山投缳自尽。 李自成与崇祯在挖龙脉上两败俱伤，这也成就了清军将领多尔衮。在他的功业基础上，顺治皇帝成为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开创了大清王朝的历史篇章。
血战报国：揭杨家将英勇无敌的真实历史
每当提到宋朝的历史时，杨家将的历史是不得不说的，在历史上有关杨家将的传说远不如小说和民间传说的那么神奇。当然杨家将三代抗敌的忠勇，保家卫国确实少有人及。 杨业本名叫杨重贵，其父杨信是麟州的土豪，趁五代混乱的时候，占据麟州，自称刺史，由于时局的动荡，先后归附过后汉、后周。大约是在杨信归附后汉的时候，为了结交当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崇，派少年的杨重贵到太原。后杨信投靠了后周，杨重贵留在了太原。杨信死，以其子杨崇勋（杨业的弟弟）继任刺史，又以麟州归附了北汉刘崇。其后杨崇勋又归附了后周。虽然有这样的反复，但是由于处于五代那个混乱特殊的年代，杨重贵在太原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年少英武的杨重贵很受刘崇的看重，他以杨重贵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着称，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着，所向无敌，国人号称无敌。然而刘继业在北汉三十多年的战绩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宋史》和《辽史》均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宋史》中提到几次与刘继业的交锋，全是以刘继业的失败而告终。刘继业与宋将党进战于太原城下，被党进以少击众，大败，刘继业先躲在壕沟里，然后靠城上垂下的绳索，才得以逃生。以这样狼狈的战绩，不知道为何成为无敌？而在《续资治通鉴》中，仅仅提到刘继业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甚至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以后，还在坚持战斗，知道宋太宗派刘继元亲自招降，刘继业才大哭解甲归降。其中描述这段历史的文字不过几十字，非常简略。同时期的《九国志》曾经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但是遗憾的是其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没有流传到今天。《辽史》中有辽将耶律斜轸责问杨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可见刘继业在北汉时期主要的对手是辽国。虽然北汉一直臣事辽国，但是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掠北汉的边境，刘继业为北汉守边，估计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虽然规模不大，但三十余年未处下风，这样的经历让刘继业积累了边防的丰富经验。 北汉灭亡以后，刘继业归降北宋，宋太宗素知刘继业威名，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刘继业归宋以后，复本姓杨，单名业。宋太宗以杨业对防御辽国有丰富经验，派他到代州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为潘美节制。辽国大军从雁门大举进攻，杨业从小路率领数百骑兵绕到辽军背后，与潘美的部队前后夹击辽军，杀死辽国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缴获很多兵甲战马。杨业因功升云州观察使。以后辽国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不战而走。守边的主将忌杨业威名，屡次向宋太宗上书，诽谤杨业。宋太宗封其奏交给杨业，以表示对杨业的信任。而实际上书诽谤杨业的人，很可能就是潘美。潘美对杨业早就心存嫉妒，这样的心理，在某个特别的时刻就会表现出来。雍熙三年，宋太宗派出三路大军征讨辽国，其中潘美为西路军主将，杨业为副将。起初各路进展顺利，杨业一路夺取了辽国的寰、朔、云、应四州，但主力军中路曹彬失利。宋太宗命令各路人马班师，后又命潘美等率领大军将收复四州的民众迁移到内地。当时，辽国十余万大军已经反击，攻破了寰州。辽军兵力占有很大的优势，杨业等人的任务只是迁移民众，不需要与敌人决战。他向潘美进言，上万全之计。杨业与辽国交锋多年，更深知边境地势，他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非常正确。但是护军王冼和刘文裕却不以为然，非要与辽国正面交锋，并且以怯敌嘲笑杨业。而作为主将的潘美，也是经验丰富的将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下应采取什么策略。而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 但是在这时，由于嫉妒心理的作怪，他却没有支持杨业的意见。最后杨业力争不果，只能冒险出击，他和潘美做了约定，让潘美在要道陈家谷部署步兵强弩接应。杨业知道此行很难取胜，潘美在陈家谷设伏接应，还有成功撤退的希望。杨业出击以后，王冼等人很久没有消息，以为辽军已经败退，为了争功，率领部队出击，前进不久，得到了杨业败退的消息，又慌忙撤退了。作为主将的潘美，不遵守与杨业的约定，更不制止部下的擅自行动，听到杨业失败的消息，就一走了着，显然是不顾杨业的死活。杨业力战尽日，转战到陈家谷，没有看到接应的人马，非常悲愤，再率领部下力战。杨业身受几十处伤，左右殆尽，仍手刃敌军数十百人，杨业筋疲力尽，战马又受了重伤，最后为辽军生擒。杨业的长子杨延玉，以及部将王贵、贺怀浦全都力战而死。杨业被擒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辽史》中对杨业的死大书特书，可见他们对杨业的忌惮。而宋朝方面所记载夺取山西四州的功绩，全算在潘美头上。而在《辽史》中却记载杨业夺取了这些城池，辽国与杨业交锋，确实知道他的战绩。可见杨业的善战和功绩。而宋朝的史官却根据奏疏记载记功，埋没了杨业。而杨业最初阵亡的抚恤，反不如比他低的王贵等人，可见有人掩盖了事实真相，可能就是潘美。其中经过正史没有记载，根据方志记载，杨业妻子折氏向宋太宗上书说明真相。宋太宗下诏厚恤杨业家属。潘美被降职，王冼、刘文裕都被削职发配。杨业御下有恩，与士卒同甘共苦，陈家谷血战，杨业曾让幸存的士卒突围，士卒不愿，全部战死。宋太宗有统一天下的雄心，然而用人不当，丧失了杨业这样的勇将，北伐怎么能够成功呢？杨业的死，虽然出于王冼等人阻挠讥讽，但是作为主将的潘美出于嫉妒心理，不发一言，坐视杨业走上死路。实际上是潘美导致了杨业的死，但潘美是国戚宿将，宋太宗也只能大事化小了。但是民间舆论没有放过潘美，在以后民间流传的小说和戏剧中，潘美被描写成一个无能阴险无耻的小人，真是公道自在人心。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功名最盛，牺牲最壮烈。 杨家将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杨延昭本名杨延郎，为了避讳，而改名杨延昭。幼年的杨延昭沉默寡言，但是总是喜欢玩行军作战的游戏，杨业看了以后说：“此儿类我。”以后出征，必然带杨延昭同行。杨延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熏陶，成年以后，也成为一个职业军人。 雍熙三年北伐，杨延昭与父兄一起出征，攻击朔州的时候，杨延昭作为前锋进攻，被流矢射穿了手臂，他却更为勇猛的作战。杨业阵亡以后，杨延昭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后来有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在河北的边防前线任职。北宋咸平二年，辽国南下进犯。杨延昭正在遂城，遂城小，又没有作好防守的准备，遭到了辽军的猛烈围攻，城中人心惶惶，而杨延昭召集城中壮丁，授予武器，配合宋军，全力固守。当时正值隆冬，杨延昭命人担水浇在城墙上，一夜之间就冻成了坚冰，城墙光滑难登，辽军的猛烈攻势也无法继续，只好撤退了，宋军缴获了辽军遗弃的军资器械。杨延昭出奇计保全了遂城，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因此功被授予莫州刺史。辽国南下进犯，身为镇定高阳关都部署的傅潜率领重兵驻扎在中山，屯兵不出，消极避战，不积极打击进犯的辽军。而杨延昭以及杨嗣、石普等将领屡次请求傅潜增派人马，主动出击，傅潜都不听从，龟缩在中山。即使部下的将领出击取胜，傅潜也掩盖他们的功绩。后来宋真宗得到报告，将傅潜削职流放。宋真宗召见杨延昭，向他询问边防策略。宋真宗对杨延昭的表现非常满意，称赞杨延昭行军作战大有父风，给他很优厚的赏赐。咸平四年，辽国又南下进攻，杨延昭在羊山埋伏精兵，自己率领部队与辽军交锋，将辽军引诱在伏击圈，与伏兵一起夹击，辽军大败，阵斩辽国大将。杨延昭因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他和当时另外一位边防骁将杨嗣，并称为二杨。杨延昭等人卓着的战绩，也引起了朝廷中某些人的嫉妒。 宋真宗曾经对宰相说：“嗣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以至于此。”咸平五年，辽国进攻保州，杨延昭和杨嗣率领部队支援，还未列阵，就遭到辽军突袭，部队损失很大。宋真宗以两人素以忠勇闻名，赦免了他们的罪过。杨延昭仍然担任莫州团练使。咸平六年，杨延昭又被任命为缘边都巡检，后又迁为宁边军部署。景德元年，宋真宗将杨延昭的兵马增加到上万人，如辽国进犯，就屯驻静戎军之东，并许他便宜行事，不听都部署王超的指挥。澶州之役，杨延昭反对议和。他上书认为：契丹顿澶渊，去北境数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等数州。可袭而取。杨延昭的主张和当时寇准的主张不谋而合，然而北宋朝廷并未对此作出反应。杨延昭就自己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以后澶渊定盟，杨延昭因为守边的功劳，屡次升迁，景德二年，杨延昭被授予高阳关副都部署。杨延昭在大中祥符七年，卒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为这落泪。北宋朝廷录用杨延昭的三个儿子为官，并且从杨延昭常从门客中选取有才能的人为官。 杨延昭英勇善战，所得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公而忘私。他本人作风简朴，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共苦，继承了杨业的作风。杨延昭每战都身先士卒，获得功劳，与部下一起分享，所以部下也乐于为他效命。杨延昭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国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 杨延昭正好处在北宋对辽国进行防御的时期，他为保卫宋朝的边防而奋战，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延续了杨家将的威名。 杨文广是杨延昭的第三个儿子。杨文广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予殿直。后来与安抚陕西的范仲淹相遇，范仲淹在谈话中发现杨文广很有才能，就把他带在身边。狄青南征广西，杨文广随军从征，但此时的杨文广还是个无名之辈。治平中，选拔宿卫将领，宋英宗以为杨文广是名将之后，而且还有功劳，提拔杨文广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总管。他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韩琦派杨文广率领部队在筚篥筑城，控制要道，防御西夏。杨文广先扬言要到喷珠筑城，然后率军迅速赶往筚篥，黄昏时赶到目的地，连夜抢修城寨，构筑好了防御工事，作好了战斗准备。第二天天明，西夏骑兵大至，看到宋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作好了准备，只能无奈的撤退，杨文广乘机遣将出击，斩获敌人很多。皇帝下诏嘉奖，赏赐丰厚，并任命他知泾州镇戎军、定州路副总管，迁步军都虞候。辽国与宋朝在代州的边界划分上发生争执。杨文广向朝廷献上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策略，还没等到朝廷上的回音，杨文广就死于任上，北宋朝廷追赠他同州观察使。 作为杨家将的第三代，杨文广并没有建立能与他祖辈父辈相提并论的功绩，因为此时北宋已经与辽国议和，而对西夏的政策也在和战间摇摆，只是防御。但是杨文广继承了杨家将世代忠心报国的传统，没有忘记收复幽燕，平定北方的理想，还在为这个奋斗了三代的目标努力。但是此时的宋朝积弊已深，而且修文偃武的风气已成，讳言用兵，杨文广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杨业，杨延昭，杨文广，这三个人是历史中杨家将的主要人物。杨家将三代血战报国的事迹，为后人所传扬。尤其是杨业和杨延昭，在北宋时期，已经天下闻名。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写：“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里的父子就是指杨业和杨延昭，这位供备库副使杨君，叫杨琪，其祖父是杨崇勋，杨业是其伯祖。在南宋遗民所着的《烬余录》中，将杨嗣的功绩安到杨延嗣身上，将杨文广的事迹，创造出了一个杨宗保。还杜撰了杨家将父子救援宋太宗的情节。而在元朝的杂剧中，有关杨家将的剧目更是很多，比如《昊天塔孟良盗骨》等等。到了明朝，又有人编撰出《杨家将演义》，以及以《演义》为底本，写出了《北宋志传》，在戏曲中，杨家将的曲目更为兴盛，因为明朝中后期的形势，也是面临外敌入侵，朝廷积弱的局面，杨家将的故事也得以在这个背景下流传。在杨家将故事整个的流传过程中，作为官方，是希望通过宣传杨家将，强调忠孝的思想。
为何历史上唐宋朝名臣多贬于海南？
中国历史上，凡是犯作乱叛国必杀之罪的官员都会贬于海南。贬于海南的名人也不在少数，如苏东坡。那么，在古代历史上为什么犯罪大臣要贬于海南呢？ 在海口市区与琼山市接壤处，有一座五公祠，被海南人亲切称之为“海南第一楼”，楼里供奉并祭祀着唐宋年间被贬海南的五位贤臣名相、忠义之士，他们是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除了李德裕之外，其余四人均为南宋高宗时期反对奸相秦桧议和，主张抗金的仁人志士，他们共同之点就是被主和派迫害而遭受贬谪。其中客死海南岛而魂归故里的只有李德裕和赵鼎两人。李德裕，唐朝中期的着名政治家、诗人，在文宗和武宗期间两度为相，主政期间，重视边防，裁抑藩镇，巩固中央集权，缓解了唐朝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为大唐王朝中期一度中兴的回光返照立下汗马功劳。李德裕在军事上也有所建树，辅助武宗讨伐起兵兴乱的节度使刘缜，计将安出并连克五州，深受武宗宠信。在任期间，内平河北藩镇，强藩觫手；外破边境回纥，威震土蕃、南诏。 在历史上，李德裕与其父李吉甫为首的李党，与李宗闵及牛僧儒为首的“牛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前后延续40余年，后人称为“牛李党争”。后世史家认为，李党执政务实，功勋卓着，威震天下。而牛党碌碌无为，国势日弱。这就好比现代社会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残酷争斗，一方势起，一方必被削弱。待到宣宗继位，李党功高震主，牛党卷土重来，李德裕政治生涯终于走到了尽头，先是被贬荆南，次贬潮州，再贬崖州，即今海南省琼山区。公元850年，在被贬崖州两年后，在忧愤之中，李德裕终死贬所，享年63岁。李德裕在琼期间，着书立说，奖善嫉恶，深受海南人民敬仰，生前代表作有《会昌一品集》、《左岸书城》、《次柳氏旧闻》等。李德裕还是唐朝中期一位着名诗人，其在贬所所作《登崖州城作》一诗，“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诗文清新自然，情调悲怆沉郁，流露出其眷恋故国的深厚情思。 李纲，北宋末，南宋初期抗金名臣，诗人。熟知岳飞抗金历史的人们一定不会忘了这位一生主张北上抗金，恢复宋室江山的贤臣。早在靖康年间，李纲就在汴京组织军民击退金兵，后被投降派排斥，高宗即位后，曾被任命为宰相，力图改革弊政，可惜只有七十五天即再遭贬斥，一生数次旋起旋贬，最后被流放海南岛，直到建炎三年即1129年才获自由。李纲一生关心国事，一再上疏陈述主战政见，反对屈辱投降，是岳飞事业上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可惜其政治主张与以代表投降派的高宗政见不和，终被弃用，一生郁郁不得志。赵鼎，南宋政治家，词人。他力荐抗战派的岳飞、韩世忠等人，曾事钦宗和高宗两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极力主张抵御金兵，反对议和，遭到秦桧等人的打击迫害，被贬到海南岛的吉阳军中，赵鼎在海南仍不忘主战的政治主张，曾上书宋高宗“白首何归，帐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挚九死而不移。”坚强的意志让投降派的秦桧胆寒，加紧了对赵鼎的迫害，赵鼎以死抗争，绝食而死。死前，自书“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大义凛然，彪炳春秋，为世人所钦仰。 胡铨，南宋贤臣，江西人，在枢密院编修任上，上书弹劾秦桧弄权误国，遭贬谪，一生中多半流放岭海，好在秦桧死于其前，后被诏为工部侍郎，胡铨对经史百家之学均有所得，而且通晓绘画艺术。一生推崇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传道。其文章卓然有正气，曾上书高宗，文中有“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斩此三人之头，以及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慷慨陈辞，气节高义，志士振奋，奸佞失色，千百年读其文仍让人为之动容。胡铨与赵鼎友善，惺惺相惜，有悼念赵鼎时所作的《哭赵鼎》一诗，“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阁下大书三姓在，海南惟见两翁还。一丘孤冢寄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胡铨78岁卒于故里。 李光，南宋越州人，进士出身，官居县令、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等职，因极力反对秦桧而被贬海南，一生事徽、钦、高宗三代，李光也是在秦桧死后复得朝庭起用，李光不只反对秦桧，也是保守派代表，对于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反对尽逐元老。在金兵大举南侵时，曾义释溃兵。有意思的是李光一生反对秦桧，竟然被后来任相的吕颐浩、朱胜指责为桧党遭免，李光被贬琼州，是与秦桧奸党重要人物万俟罗阴怀怨望相关的（此人也是阴谋陷害岳飞的罪魁祸首），在海南八年间，李光论文考史，怡然自得，后又被奸党告发与胡铨诗赋倡和，讥讪朝政。年八十，卒于故里。 说起历史上被贬海南的最大牌人物，当属苏东坡无疑，苏氏一生中被贬无数次，都与其豪放旷达，仗义执言有关，其生平第一大祸事当属“乌台诗案”，北宋年间最有名的文字狱，新党人士借其诗句指责苏东坡讥谤新法，毁誉君父，告密者中有一人竟然是他的好友即历史上最为有名的科学家沈括，人性的恶之花实在让人讶异。但导致其被贬海南的真正原因却在于政治上的不合时宜，新党在位时，其指责所变之法不能惠民便民，而保守势力上台后，其却认为不过是“一丘之貉”，并多次向皇帝谏议，惹得新党和旧党都对其都不能容忍，而一贬再贬，苏东坡为他的放浪形骸付出了代价，终被贬儋州，即今海南。宋朝时，流放海南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次重量级刑罚。 不过，苏东坡这个人比较有意思，不管到什么境地，其苦中作乐的本事纵观古今，当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其无论是被贬何处，都能泽惠地方，所以苏东坡的旧闻逸事层出不穷，据传苏东坡在海南羁留了三年之久，当他得知当地人饮水困难时，开凿了俘粟泉和洗心泉，至今泉水甘甜清冽，泉上有苏东坡读书遗址，被后人改名为“东坡书院”。院内修祠，供东坡画像，又名苏东祠。苏东祠与五公祠相邻甚近，亭台楼阁连成一片，素有“琼台胜景”之称。历史上对于犯事大臣多有唐宋贬谪海南，明清流放宁古塔的说法，唐宋名臣何以多贬海南呢？其实并不奇怪，在唐宋时，海南无论是叫儋州还是崖州，都是边远偏僻，蛮荒险峻之地，相比中原的富庶，这里戴罪立功的艰辛都令人谈之色变，加之琼州海峡在古代时就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天垫，风高浪急，流放者在统治阶层眼里，都是要冒着九死一生危险才能抵达的，从精神上消灭不了你，就从肉体上摧残，可见古代皇权的残酷，至于苏东坡这样的另类，苦亦乐，乐亦乐，那也叫统治阶层无计可施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据传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初期就曾立下国策，不擅杀文人士大夫，尤其是犯颜直谏的言官，所以除非大臣们有犯上作乱叛国的必杀之罪，一般是能保得住脑袋上吃饭的家伙的，宋朝的官员胆子都很大，敢于直疏国政，与此亦不无关系。而观宋之名臣，少有不几起几落的，至于欧阳修、王安石以及苏轼之类性情中人，你方唱罢我方登台，均数次三番沉浮于政治舞台，至于多次被贬谪，那更是家常便饭了。后来到了南宋，版图就只剩下了那一点点了，实为历史上最憋屈的朝代，海南已是南宋小朝廷所能抵达的最偏远地方了，如此一来，反倒成全了海南流放史上璀璨的名臣贤相了。 纵观历朝历代，相对来说宋朝是对文人大夫最为宽厚包容的时代，除非是作乱叛国的必杀之罪，其他罪名宋太祖都不会置于死地。海南的历史还是颇有趣的，海南人把曾经到过海南戍边的名人一网打尽，刻石为碑，生生留下了今人欲说还休的沧桑和历史无以复加的厚重感。
成吉思汗一生中十大经典战役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名句。其中既肯定了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但是又包含着一丝遗憾。成吉思汗一生中打过无数场战役，差点将领土拓展到欧洲。只不过成吉思汗只是遗传了蒙古族好战的习性，对于领土的扩张并无太大兴趣。 1、野狐岭之战---集中优势兵力，单点突破 1211年，成吉思汗进攻金国野狐岭。主持军事的完颜承裕将兵力遍布野狐岭长城各个地方，他则坐镇中央，凭借山势和长城之险要，阻挡蒙古人。山势和长城固然能加强军队的防御能力，但同时也分散了兵力。 成吉思汗大军一抵达野狐岭就发动了进攻。蒙古骑兵全部下马，木华黎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在前。成吉思汗采取的是集中突破战术，所有力量都用到了完颜承裕的中军大营。完颜承裕面对成吉思汗的猛攻，意识到了自己的布阵失策，然而要挽回已来不及，因为兵力过于分散，联络调度已大成问题。 2、兀剌海城之战---心理战，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 建国后的第二年夏末，成吉思汗命人给西夏皇帝李安全写信，却受到了李安全的嘲讽。成吉思汗先是暴跳如雷，但很快就冷静下来，他开始进行周密计划，调动二十个千户和怯薛军，用一个月时间对军队进行攻城训练，同时派出数个侦察小组，离开主力几十里进行情报搜集和武力侦察。秋季的第一个月结束后，他的兵团如同神兵天降，兵临西夏国兀剌海城下。在此之前，他的侦察小组把一个西夏牧羊人放进了兀剌海城，传播这样的消息：成吉思汗兵团对于坚守不降的城池，破城之后必屠尽城中之人。 这是成吉思汗惯用的攻心战，传播恐惧，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3、初战摩诃末---机动、灵活的闪击战，出其不意 摩诃末采用他的传统阵法，自己指挥中军，他儿子札兰丁在右翼，速不台一眼就看出摩诃末的中路军是主力，右翼也不可小觑，只有左翼力量弱小，可以攻击。号角一响，速不台的一支偏师直奔摩诃末中军，吸引摩诃末的注意力，而他本人则率领主力发挥蒙古骑兵的快速能力，直攻摩诃末的左翼。摩诃末的左翼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就被击溃，摩诃末急忙分出一支中军去救援左翼，这正中速不台下怀。他的主力在击溃摩诃末左翼后，穿过乱哄哄的战场，绕到了摩诃末中军背后，发动猛烈穿插式攻击。摩诃末中军大乱，他本人也急忙向他儿子的右翼逃跑，幸好他儿子札兰丁是个英雄人物，迅疾调动机动部队及时阻挡了速不台兵团的强烈攻势。 4、攻占居庸关---诱敌法，以少量的部队做诱饵，干扰对方判断 哲别对居庸关做了一次试探性进攻后，立即断定居庸关绝不能硬攻，只能智取。智取的办法是诱敌人出关，打野战。要完颜福兴出居庸关，难度系数很低。完颜福兴傲慢，浮躁，没有头脑。哲别在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进攻后，就扔下些兵器和马匹，向东“逃跑”。 完颜福兴在城上看到蒙古人逃跑的风姿，豪情万丈地下令：“出关！”正当他洋洋得意、自命不凡时，猛地听到一阵马嘶声，鸡鸣山如同被掀翻的蚂蚁窝，突然从山腰冲下来无数蒙古人，完颜福兴派头顿失，像个强盗头子遇到政府军一样，掉马就逃。哲别兵团轻而易举地在追击途中将他们歼灭大半，剩下的人恨不得生四条腿，闭着眼睛向居庸关逃。 5、合阑真沙陀之战---斩首战术，扑灭对手士气 札木合的情报指出，王汗这次是倾巢而来，主攻分为四个梯队，作战计划则是以攻为主，各个梯队陆续上阵，把敌人压缩到固定地点后，中军分出四路从四个方向包围，打歼灭战。 铁木真想了想，对两个争先恐后的先锋官说，先不要冲锋，全力抵挡他们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攻他的第三梯队。第三梯队的部族擅长横排一字形进攻，比较容易冲破，一旦冲破，就要不遗余力地向前攻击第四梯队，王汗的卫队，只要破了王汗的卫队，克烈人必然士气大减，这样就能一鼓作气，打败他们。 6、布哈拉城之战---“围三缺一”战术，防止困兽犹斗 成吉思汗一抵达布哈拉城下就发动猛烈的攻击，昼夜不停，连续七天。布哈拉城中守将阔克汗决定死战到底。 奇怪的是，蒙古人突然停止了攻击，而且还撤走了一个城门的军队。布哈拉城的将军们纷纷跑路。 当得知计谋成功后，成吉思汗命令拖雷带领主力追击布哈拉逃兵。拖雷急行军追到阿姆河畔时，布哈拉城的逃兵正准备渡河，拖雷发动全面攻击，一万余花剌子模士兵被屠杀在阿姆河畔，鲜血染红了阿姆河。 7、阔亦田之战---大迂回战术，避免正面交锋 成吉思汗决心采用大迂回包围战术，派出主力渡河绕到泰赤乌的后方，他自率少量分队在正面进攻，吸引泰赤乌人的注意。 这种战术的优势是，可以天降奇兵，突然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不过有个弱点，一旦敌人主动攻击，担任正面进攻的少量分队会受到重创。 成吉思汗大致算了下时间，估计博尔术等人已经绕到了敌人后方时，下令开战。 大迂回包围战术成功实施，泰赤乌人被夹攻得鬼哭狼嚎，四散而逃。 8、十三翼之战---情报战，获取情报优势 几天后，准确的情报送来。札木合已集结了十三个部落三万人马，分为十三个战斗单位向兰湖开来。 情报指出，札木合的主力是其本部札答阑部和铁木真的死对头泰赤乌部，两支特种攻击部队则由蒙古部落兀鲁兀部和忙兀部担任，这两支部落和铁木真阵营中的主儿勤部号称蒙古三打手，都是骁勇善战的部落。 有了情报，他开始和他的同事们制订作战计划。他的计划是模仿，既然札木合分成十三个战斗单位，他也把部队分为十三个战斗单位，也称为十三翼。 9、讹答剌城之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摩诃末和他的将军们又犯了不明敌情的毛病。就在开战之前，成吉思汗让人写出了两封信，一封是给身处报达的哈里发的，一封是给摩诃末母亲秃儿罕的。给哈里发的信让成吉思汗避开了伊斯兰世界大联合的风险。 给秃儿罕的信中，成吉思汗说：“您与您的儿子常有政见和人事上的冲突。我们无意进攻您的居住地玉龙杰赤，待我完成花剌子模各地征服后，当以富裕强大的呼罗珊奉献给您。” 秃儿罕没有回信，可成吉思汗确信这位老女人不会对摩诃末伸出援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封信让成吉思汗避开了进攻布哈拉城时可能受到的来自玉龙杰赤的背后袭击。 10、大战蔑儿乞---远交近攻，扩大己方阵营 横祸来时，天方欲明。蔑儿乞部的首领带着部下席卷而来，扫平了铁木真的地盘，并抢走了铁木真的老婆孛儿帖。 第二天，铁木真和兄弟别里古台、合撒儿去了黑森林，请求义父脱斡邻勒帮他抢回老婆。脱斡邻勒抚摸着穿到身上的黑貂皮袄说：“你放心，你我曾有契约，蔑儿乞人居然敢抢我儿的媳妇，我必尽灭蔑儿乞人，义不容辞。” 铁木真感激地拜谢，脱斡邻勒又说：“蔑儿乞有三大部落，其实他们的祖先也是你们蒙古人，这些人和你们一样，骁勇善战，不可小觑。所以保险起见，你应该再找个人。” 铁木真面露难色，因为整个蒙古草原上，他的帮手只有脱斡邻勒。脱斡邻勒看出了他的心思，笑道：“放心，这个人肯定帮你。因为他曾被蔑儿乞人俘获当过奴隶，吃尽苦头，这样好的机会，他肯定不会错过。” “谁？” “现在的札答阑部落酋长---札木合。” 战争不是靠蛮力就能取胜，所以成吉思汗除了英勇善战，还有很高的军事才能。战术与实力相结合，才取得了这么多辉煌的战绩。这些英勇的战绩使成吉思汗的形象更加高大，并受到了中外人士的敬仰。
真实的郭靖与蒙古大军西征之谜
金庸武侠小说，大家都耳熟能详。金庸小说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虚拟情节与历史的真实相结合。我们不妨走出小说，探索小说背后的历史真相。《射雕英雄传》中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的故事，郭靖随蒙古军队西征，这是真实的历史还是金庸大师虚构呢，本文将会为大家一一揭开谜底。 金庸的武侠名着《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了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郭靖随蒙古军队出征，黄蓉暗中协助他用《武穆遗书》屡次化险为夷，最终帮蒙古大军攻破花剌子模都城撒麻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郭靖用所得赏赐做交换，救了城中百姓性命。小说刻画出了一个光辉的大侠形象，也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蒙古大军西征图。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西征的真实情况又如何呢？其实，金庸在小说中所铺陈的大背景在历史中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在这个大背景中又加入武侠这一鲜活的元素，使得整个故事情节跌岩起伏，人物惟妙惟肖、有血有肉。 1、杀害蒙古商队，处死蒙古使节，花剌子模激怒成吉思汗 13世纪初，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蒙古部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先后攻灭了草原上的多个部落。1218年，成吉思汗灭掉西辽，蒙古帝国开始与中亚国家花剌子模接壤。花剌子模人以经商着称于世。蒙古帝国兴起后，大批花剌子模商人来到蒙古，通过与蒙古人的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由于花剌子模商人贩卖来的珍稀商品引起了蒙古贵族们的强烈兴趣，成吉思汗曾专门降旨，命令在商路沿途设立驿站，保护花剌子模商人的活动，双方逐渐建立起了密切的贸易关系。此后，成吉思汗又命令蒙古诸王、贵族、高级将领、后妃们各自挑选两三名亲信，组成一支庞大的蒙古商队，前往花剌子模进行贸易。这支蒙古商队的规模很大，有四百多人和500头骆驼，携带有黄金、白银、丝绸、驼毛织品、海狸毛皮和黑豹皮等贵重商品。 当蒙古商队行至花剌子模边境的讹答剌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时，该城守将对蒙古商队的金银财物起了贪心，他先是诬蔑蒙古商队是间谍，随后又杀害了商队的全部成员，洗劫了他们携带的财物。商队遇害的消息传来后，成吉思汗立即派专使前往花剌子模交涉，要求交出凶手。花剌子模王摩诃末不但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要求，还下令杀害了成吉思汗派来交涉的使者。成吉思汗闻讯后十分愤怒，决心用战争来惩罚花剌子模，为商队报仇。 2、成吉思汗率军亲征，杀人元凶终被惩处 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20万蒙古大军出征花剌子模。花剌子模虽然拥有40万军队，又有精良的武器、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坚固的城池，但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蒙古军队首先围攻讹答剌城，不断向城里发射石块、火箭、毒箭。但讹答剌城墙高大坚固，守军据险坚守，蒙古军队一时难以攻破。于是，成吉思汗留下儿子察合台、窝阔台继续攻城，自己则亲率主力进攻花剌子模军事重镇不花剌。 1220年2月，成吉思汗到达不花剌，蒙古大军从三面包围了城市。随着成吉思汗一声令下，蒙古大军阵中炮石纷飞，成排的火箭射入城中。围攻三天之后，守城的将领看到蒙古军队骁勇善战，攻城很是凶猛，担心城被攻破，趁着夜色率2万士兵突围。成吉思汗立刻派骑兵追击敌军，彻底歼灭了这支溃逃的军队。次日，不花剌城宣告投降。为了报复抵抗过蒙古大军的不花剌军民和为战死的将士复仇，蒙古军队在掠取了不花剌的所有财物后，将这座美丽的城市付之一炬。不久，察合台、窝阔台也攻下讹答剌，他们抓到了下令杀害蒙古商队的花剌子模将领，用酷刑处死了他，又在城里大肆杀戮，替被杀的商队报了仇。 3、追击花剌子模国王，蒙古大军横扫俄罗斯、乌克兰 随后，成吉思汗开始进攻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麻尔干。为了抵抗成吉思汗，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增修了工程浩大的壁垒，调集了十几万波斯和突厥士兵协助守城，还找来20只战象助威。面对围城的蒙古军队，花剌子模军曾发动过几次反击，并出动了战象，但是战象却被蒙古军队的火器所惊，掉头冲入花剌子模军中，结果花剌子模在首战中惨败。初战失利后，花剌子模的士气开始瓦解，城中士兵纷纷携眷属及辎重出降，贵族和僧侣也潜入成吉思汗军营中商洽投降条件，并在得到蒙古人的承诺后开城投降。蒙古大军进入撤麻尔干后才发现，摩诃末早已逃走，成吉思汗于是派大将哲别和速不台率军队前去追击。摩诃末不停地逃跑，最后逃到里海的一个小岛上躲了起来，侥幸逃过了蒙古人的追捕，但受到极度惊吓的摩诃末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不久后就病死在这座孤岛上。具有戏剧意味的是，追击摩诃末的蒙古军队并没有得知他的死讯，为了捉拿摩诃末，这支蒙古军队从里海南边攻入波斯和南高加索地区，此后又越过高加索山，横扫钦察草原、俄罗斯平原南部及乌克兰地区。 摩诃末死后，他的儿子扎兰丁纠集了一些残兵败将，企图继续抗击蒙古大军。1221年，蒙古军队在印度河畔与扎兰丁的部队展开了决战。灵活机动的蒙古铁骑再次显示出强大的威力，花剌子模的军队被彻底击溃，扎兰丁逃入印度。1223年，成吉思汗率主力部队东返。由哲别、速不台统领的部队也在击败了斡罗思（俄罗斯）诸国王公与钦察人的联军后退兵，大军渡过伏尔加河，经由里海、咸海以北与成吉思汗会师，一同回到蒙古，第一次西征取得胜利。 4、历史上的郭靖与成吉思汗无关，因不肯降金投江自尽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所描写的成吉思汗西征的宏大场面，有相当部分符合史实。但小说中关于郭靖和黄蓉的内容，则大部分出于虚构。据考察，历史上的确有郭靖这个人。据《宋史·忠义传四·郭靖》记载：郭靖是四川嘉陵江地区一个地方土豪的护卫队首领。1207年，当地宋朝官员吴曦投降了金国，郭靖和当地百姓却不愿降金，于是舍弃田地房屋，带着老人和孩子，顺着嘉陵江迁徙。吴曦派出军队阻拦，想把这些百姓赶回家。郭靖对此悲愤异常，他对弟弟郭端说：“我们家世代都是大宋的子民。自从金人入侵我边界，我兄弟二人不能以死报国，反而避难入关。现在又被吴曦驱赶回去，我不想舍弃汉人的衣冠。我宁愿死在这里，做赵氏王朝的鬼。”于是投江自杀。 郭大侠郭靖的大义凌然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倒是如出一辙，可惜倒是郭大侠这一人物死的太早，在他死后的十几年，成吉思汗才率蒙古大军西征的。因此，真正的郭靖并非像金庸笔下的那样风光八面，在西征中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子虚乌有。当然，黄蓉这个角色完全是虚构的，是金庸为了演绎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所塑造的人物而已。
清宫秘史：清朝皇帝为何一半子女养不活
清朝皇帝一般子女都养不活，15岁以前夭逝者，共74人，而清代9个皇帝共有子女146个，殇亡数是出生数的一半，其中皇女60人中竟夭37人，夭亡率高达61 7％。应该说龙子龙女在保育方面不会有大问题，为何会出现这么高的死亡率？ 清代自顺治帝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到宣统帝灭亡，共经历十个君主，宣统帝在童稚之年退位，可以不考虑他的生育问题，其他九帝的生育状况。 我们先看这样一个事实：皇帝的头几胎子女多是短命鬼。顺治帝的长子、长女是这类中人，康熙帝的头六个子女都在4岁以前亡故，雍正帝的大女儿和头三个儿子也是殇逝的，乾隆帝的长、次女及次子分别活了2岁、1岁、9岁，嘉庆帝的长子和长、次女均于4岁以前离开他们的父皇，道光帝的头六个子女和康熙帝的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成年，咸丰帝的长子亦是幼殇的。上面提到的就有25人，占殇逝总数的1／3强。死的这些婴幼儿出生时他们的父亲年龄都很小：顺治帝15岁得其长女；康熙帝14岁做了父亲，所夭亡的头六个孩子全是他在18岁以前生养的；雍正帝所殁的长子、长女是他17岁那年出世的；乾隆帝18岁生的长女没能够养活下来。 这里说的皇帝生育年龄都是虚龄，按实足年龄计算要减去1岁。生育要10月怀胎，这又要减去1岁；如此算来，康熙帝的第一个儿子是他12岁时的精子，12岁还是少年时代，自身发育还不完全；而夭亡者的生母也是和皇帝一般大小的少女，发育也不成熟，他们结合生育的子女当然先天严重不足，缺陷甚多，再精心护养也不能久留于人世。皇帝成年之后，自身身体是发育成熟了，但妃嫔众多，性生活若没有节制，所生育的子女也仍然多有不健全的，故而死亡率高。总之，先天不健全是清代皇子皇女殇逝的主要原因。 清帝前7人有生育，平均每人生养21人，但是到了咸丰帝时锐减，仅得3人，其后同治帝、光绪帝则全没后嗣。皇帝遗胤的多寡，同他们的享年有一定的关系，如顺治帝死时才24岁，如果他能长寿，可能还会添不少子女。但也不一定，咸丰帝26岁有了载淳后还活了五六年，且正处在生育旺盛的年岁，然而却没有再添子女，这只能说明他失去了生育能力。同治帝死年19岁，年纪虽轻，已结婚两年，后妃5人，若有生育能力，早该有几个子女了，然而却没有。光绪帝享年38岁，始终无出，显然与他年龄无关，真正问题在于他的生殖功能不正常。自咸丰帝起，皇帝享年不永，胤息奇缺，说明他们体弱，是不景气的现象，而这种式微，与国势的衰弱又是完全相一致的。 这表明两者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皇帝虚弱，无力励精图治；国力不充，也使皇帝忧虑，心劳力绌，健康恶劣，在此情况下，像咸丰帝、同治帝那样不节制性欲，本身只有早亡，遗下弱嗣，甚至没有血胤。7个皇帝的儿女，由80位后妃所生，平均每人只生1.8胎。康熙帝55个子女的生母是 32人，平均每位后妃生育1.7人，其中有21人只分娩过1次。为康熙帝生育最多的是雍正帝母亲德妃（孝恭仁皇后）、诚亲王允祉母亲荣妃，各生6个子女。敬敏皇贵妃生怡亲王允祥三兄妹，是在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6年内连续诞育的，密妃王氏于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年也给康熙帝生了3个儿子，康熙四十一年到四十五年襄嫔高氏生产了2人。这些事实说明，康熙帝对某些后妃有所喜爱，或在一段时期宠幸某个妃嫔，故而她们生养子女多于他人。可见，帝王多妻妾，是造成多子女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代皇子皇女多夭亡，然而历代王朝中清朝尤其严重。清代后期的同治帝没有遗胤，他的堂弟光绪帝也无后人，是不是觉得奇怪，看了以上揭示，大家或许就觉得不足为怪了。
国歌中的“义勇军”原型是指哪支队伍？
记得我们从上学起，第一首学的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当时的我们对这首歌的背景丝毫不了解，也不知道其中的“义勇军”到底为何物。那历史中“义勇军”究竟是指的哪只队伍。 1933年2月的一天，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来到热河抗战前线慰问驻守在那里的抗日骑兵部队。在采访义勇军官兵时，他听到战士们正激情澎湃地高唱这首《义勇军誓词歌》，顿时热血汹涌，激发了强烈的创作灵感。1935年4月末，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时，聂耳在几年前那首歌的启发下，终于为田汉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定稿。这就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支促使聂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阎宝航先生1932年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中写道：“夫义勇军之起也，激于义愤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当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家乡沦陷，中华危亡，历来不畏强暴的东北人民，揭竿而起，组建起多支抗日义勇军，以血身肉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死相拼。白山黑水间，到处熊熊燃烧起抗日的烽火，誓死扞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夜，虽有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时任东北军陆军独立第7旅620团团长的王铁汉，便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打响个人抗日第一枪；紧接着，辽宁盘山就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主要领导者纪亭榭、蔡宝山、盖中华等人打响了东北民众抗日的第一枪，首倡“站前排，挺脊梁”的铁血抗战精神。盘山义勇军最多时达到两万多人，在辽南一带与日伪军进行了130余次殊死搏杀，令关东军司令部大为震惊。 这只是后来将近100多路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那么，《义勇军进行曲》中那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义勇军”，究竟由什么人组成，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抗争，又书写了一部怎样激荡人心的历史？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初期，东北各阶层民众自发组织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他们没有系统的组织与统一的指挥，旗号繁多，各自为战，成分复杂。据学者研究，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军官兵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其他工人、学生占5%。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番号不一，且变换不定。 着名义勇军史研究者孔令波先生研究考证后认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鼎盛时（1932年夏秋）的总人数为5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辽宁省（含热河和内蒙古东部地区）27万，吉林省15万，黑龙江省13万，整个抗日过程中先后有100多万人参加义勇军。 东北义勇军在领导关系上大体有三个系统：东北军系统，救助国会系统，后援会系统。这里首先不能不提到张学良和东北义勇军复杂微妙的关系。由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后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再加之日寇是张学良的杀父仇人，使他不能不对义勇军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既怕因此招惹日军寻衅进攻，又怕因此导致蒋介石的不满，因此只能秘密地以各种名义掩护，暗中支持义勇军。他一方面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东北将领，不得使用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番号，只能以“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自称，另一方面则通过救国会系统拨出许多枪弹、被服和现款，转交给义勇军。他曾不断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助国会合作。义勇军将领来到北平，张学良都随时接见，大加慰勉。 如果按地域概述东北三省的义勇军特点，辽宁兴起最早，吉林战斗力较强，黑龙江省影响最大。兴起最早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其主要人物黄显声是一位爱国将领，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曾率公安队和警察，在沈阳市区抗击日军，沈阳沦陷后，他率部撤至锦州待命。 为了组建民众抗日武装，黄显声在取得张学良将军的同意后，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制定了民众抗日武装《编委方案》，辽西各阶层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参加义勇军，杀奔抗日战场。东北抗日义勇军便首先在辽西大地勃然兴起，如燎原大火，势不可挡。黄显声主张：不管谁投降日寇当汉奸，都必须坚决消灭！连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叛变投敌，黄显声也亲赴北平面见张学良，在其大力支持下，最终在黑山将张学成这个卖国贼剿灭击毙。 吉林省义勇军与辽宁省不同，主要是以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为骨干，以民众和绿林武装为主体组成。“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锦州为父治丧，将军政大权交给清室后裔、军署参谋长熙洽。谁知熙洽竟然开城纳降，叛国投敌。日军轻取长春，又兵不血刃占领吉林省城。 卖国贼熙洽在组织伪吉林省政府时，极力拉拢各驻军将领投降日寇，有一部分民族败类投敌附逆，而大部分爱国将领拒绝利诱，高举义旗抗日。这其中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虽然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吉林省义勇军与日伪军交战千余次，攻克城镇30余座，占据吉东13县广大地区。 在整个东北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则首推黑龙江省义勇军。1931年11月，在张学良不抵抗而将东北军撤往关内的情况下，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的大部，并直逼黑龙江省。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部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开始。英勇的抗日官兵在马占山、谢坷等将领率领下，奋起抗战。他们凭借简陋武器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仅江桥一役，歼灭日寇185人，打死打伤伪军七百余名，日寇入侵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 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领导、有组织地发起的抗日斗争第一枪。江桥抗战一时间成为最光彩夺目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因而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发展。 当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东北的关键时刻，东北义勇军在优势敌军面前，毫不示弱。1931年12月末，东北军放弃辽西地区撤入关内后，东北的抗日历史重担便全部落到义勇军的肩上。他们表达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 随后，各路义勇军便使用低劣武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收复失地。在漫长的寒冬，由于后援无继，东北苦寒的气候将义勇军战士们折磨得骨瘦如柴。1932年9月19日的《申报》披露了当时义勇军艰苦作战的状况：“因经费困难，一切殊感艰苦，故在前线作战之义军，粮食均由就地之民众供给，因之恒两三日不得一饱，尝以窝米为充饥之妙品。夜则露宿田野，是以患病者极多，失去战斗力不少伤者无以为医。”然而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东北义勇军依然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战斗频繁，四处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这就是历史中的义勇军，不畏辛苦，勇往直前，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放在首位。也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得聂耳创作出了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以纪念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们。
国号由来：武则天为何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作为历史公认的女皇帝，她的很多事迹都被人们关注。武则天在位期间除了实施许多新的法律政策，还将国号改为“周”。为什么要把国号改为周呢，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正统的女皇帝，后来将唐朝改名为周朝。由此，不禁让大家猜想了起来，武则天名为武媚娘，夫家是唐朝李氏，该国号，不改为李朝，也不改为武朝，为何改为周呢？ 据调查，武则天的父亲是武士彟，曾被封为“周国公”，可是只凭这个就让她定国号为周，也太不可能了吧！其实，据史料调查，武士彟确对李唐建国有功而受封，但不是“周国公”而是“应国公”。 武则天登基为帝，而中国人做事都要讲究礼仪，要遵循名正言顺，若要登基就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一个名正言顺的显赫身份。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身份才能让武媚娘成为武则天这个一代女皇呢？ 据研究，在我国的周朝时，周朝的国君为姬姓，周平王迁国都为洛阳，将西周改名为东周。而周平王就有一个小儿子，叫做姬武，而姬武的后人慢慢的都改姓为武了。武则天见此，就说自己就是姬武的后代。 武则天又考虑到西周有上千年的历史，经历了800年，形成了浓郁的中国华夏文化，深得百姓们所景仰，就想仿周朝而效之。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在唐人看来，惟周、汉而已。因此，武则天该明为周朝，也是想要突显自己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抱负，想让唐朝如周朝一样，让国家深得敬仰。 原来所有事情的背后都是有隐情的，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这个看似很难理解的问题，只要你追溯根源，就一定能找到故事背后的原因。不管武则天是不是攀亲戚，是不是真的景仰周朝，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想将国家经营得强大起来！
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八大军团
在这个战争不断的年代，除了出来很多优秀的军事家，也少不了有勇有谋的军团。战争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团队，才使得三国历史更加的震撼人心。 1、陷阵营 陷阵营是一支独特的部队，人数不多，但作战极为勇猛，它的指挥官是吕布手下的大将高顺。人称高顺“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阵营”，说到陷阵营就不得不说说它的主帅高顺，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 以忠诚闻名，吕布被平灭之后，一言不发而引颈受戮，这在反复无常的吕布阵营中颇为罕见，曹操对吕布手下无法劝降而杀的也只有他一人（陈宫是因为深知曹操底细，不能不杀）吕布的确没有帅才，对高顺不能很好使用，但深知陷阵营的战斗力，故此“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吕布的悲剧，也是这支精兵的悲剧。 2、丹阳兵 这是陶谦的老本，他自己就是丹阳人，作为徐州的老军阀，陶手中虽然没有好的战将，但是握有一支精锐的“丹阳兵”，因此也可以对抗曹操这样的大鳄。“丹阳山险，民多果劲，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精兵之地”，刘备增援陶谦的时候，陶谦赠送了数千丹阳兵给刘备。后来随着刘备转战千里的部队，就是这支精兵。其余的丹阳兵则在曹豹指挥下诱发了吕布夺徐州的战争，估计后来吕布的部下中不乏丹阳勇士。但是显然还有少许残留在当地的丹阳兵，他们成为好生食鱼鳖的广陵太守陈元龙部下，就是这点儿丹阳兵，后来竟然击退了小霸王孙策的渡江攻击！从刘，吕与曹操的激烈战斗看，丹阳兵属于东夷孓遗，基本就是一支廓尔喀部队，能征惯战，吃苦耐劳，有项羽子弟兵之风。 3、白耳兵 白耳兵，是刘备的亲军卫队，刘备既然是个老革（老兵痞的意思），他身边的白耳兵自然也是深经战争的惊涛骇浪。值得一提的是白耳兵的指挥官陈到，陈到，字叔至，汝南人，随刘备身经百战蜀国建立后封亭侯，征西将军，协助李严镇守白帝，《三国志》称“征南（赵云）厚重，征西忠克，统时选士，猛将之列”。夷陵蜀军战败，陈到与傅彤断后，傅彤战死，陈到率白耳兵数百，几百杆枪就挡住了吴军的狂追，白耳兵战斗力可见一斑。 这位蜀国猛将在《三国演义》里面居然连名字都没有，实在奇怪，因为他本来是刘备帐下仅次于赵云的悍将，这可能是因为罗贯中给蜀国写出的猛将之多已经大大超过了史实，只好委屈陈到了，另外陈到在历史上“名位常并赵云，俱以忠勇之将称”，有了一个赵云已经够典型，罗贯中可能在构思的时候将二人合并了，于是演义中陈到的威猛只好在赵云的影子里闪现了。 4、白马义从 沮授为监军，白绍：“瓒好白马，屡乘以破虏，虏呼为‘白马将军’。故选精锐三千，尽乘白马，号‘白马义从’，以实禁卫也。”在三国的征战中，“白马义从”只是一颗流星，它是公孙瓒的精锐骑兵部队，可惜，只经过短暂的辉煌，就在界桥战役中被袁绍的大将鞠义歼灭了。公孙瓒是在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作战中以勇猛豪迈而成名的，他善使双头铁矛，《后汉书》曰：“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白马义从后扩充成相当规模的部队，一时威震塞外，乌桓“乃画作瓒形，驰马射之，中者辄呼，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 可惜，界桥之战公孙瓒碰上了他一生的克星鞠义，白马义从就此一蹶不振。“。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盾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雨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瓒所署冀州剌史严纲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这是一个典型的用弓弩击破骑兵的战例。值得一提的是有资料提到赵云原是白马义从之一，也算给这支精兵保留了种子。顺便说一句，《英雄传》记载，袁绍听到白马义从，有这样一段对话--绍笑曰：“彼有‘白马义从’，某有‘大戟士’，安惧哉？”呼合：“隽×，盍为吾破之！”合自张望不言–那么，张颌的大戟士，是不是袁绍军中的又一支精兵呢？ 5、无当飞军 所谓无当飞军，是诸葛亮在征服南中后，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兵源，建立的蜀汉劲旅，和刘备传统的王牌军——白耳兵，以及西凉马氏军团鼎足而三，一时瑜亮。这支军队富有特色，从部队性质上说，给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类似于法国的外籍军团，是一支职业雇佣军。 蜀汉政权原来就曾经使用过三苗后裔的武陵蛮（从河南南迁，和西南夷不是一个雇佣军，在伐吴战争中大显身手，连猛将甘宁都死于这些蛮族手中。七擒孟获——当然只是一个象征的战争中，诸葛亮更充分认识到了南中少数民族的英勇善战。这并不奇怪，历史上，农耕民族普遍缺乏果毅精神，而游牧，渔猎民族则往往好勇斗狠。 随着南中战争结束，恢复和平，这些剽悍的战士便陷于失业，把这样的力量留在南方，无疑是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看看台湾在抗战后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带头闹事的就是从原曰军中复员的台湾籍高砂部队成员。为此，诸葛亮对此实施了一箭双雕的有利政策，就是征召少数民族战士加入蜀国政府军，而经费问题，就由当地地方豪强解决。 为了彻底避免南方割据势力死灰复燃，在诸葛亮主持下，蜀国不惜本钱，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这就是无当飞军的来历。这支军队的成员到达蜀郡以后，就成为蜀国的军户，世代为蜀国当兵为生，成为职业军人。时成都和南中的繁华不可同曰而语，南中夷族素重勇士，故每有空缺，南人必奔走而告，刺血踊跃，以此为荣。让人想起英国军队在尼泊尔招募廓尔喀营雇佣军的场面。 6、虎豹骑 虎豹骑是曹操最精锐的部队。虎豹骑的统领历来都是曹氏将领，比如曹真、曹休和曹纯。大家都知道曹操最信任曹氏将领，虎豹骑历来由曹氏将领统帅，由此可见其重要。《魏书》说：“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其精锐可见一斑。 虎豹骑的战绩：首先是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南皮之战中，在战场上杀死袁谭；接着又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征乌桓时，在战场上斩下乌桓单于蹋顿的首级；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长坂坡之战中击破刘备；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大破以马超为首的关西军团；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在下辩击破张飞和吴兰。 据《后汉书》曹操的军队最高指挥机关叫“霸府”，军队分三部分：中央军（姑且这么说，不是国民党的）、地方军、屯田军。地方军是州郡的守军，屯田军是边防军。中央军分内外两军，外军实际上是驻守在外但受曹操直接指挥的，中军称武卫营，是京城及皇宫的禁卫军，是曹操的直属部队，通常10万左右。中军的中军就是虎豹骑，是最核心的精锐，一部分保卫曹操及霸府，一部分常年留守皇宫，统领多由曹操亲属统领，称领军将军，曹仁、曹纯都当过虎豹骑的领军将军。例如《魏书九 夏侯曹传第九》说曹纯“初以议郎参司空军事，督虎豹骑从围南皮”。其他资料也很多，这个虎豹骑的确是存在的，而且肯定是曹操最强的军队。 7、西凉骑兵 我们习惯叫马超的骑兵为西凉铁骑，但是实际上西凉的骑兵基本都是轻甲，应该叫西凉轻骑。西凉轻骑有很强的机动力，这个和西凉出产良马有很大关系，还有就是西凉轻骑的轻装。西凉轻骑有远程作战能力，但不是使用弓箭，而是罗马式标枪，这种远程武器虽然命中率不如弓箭，但是因为质量大，可以给装备重甲的士兵（包括虎豹骑）造成伤害。 另外，西凉轻骑的灵活机动，在平原作战中可以给敌人频繁施以骚扰，敌退我进，敌进我退，在敌出现松懈之时又可以突然发动小规模集团冲锋，直接扰乱敌阵，甚至“斩首”。这就是为什么曹操要抢建土墙的原因。西凉轻骑中多有西羌和匈奴的士兵，使得西凉轻骑使用游击战法得心应手，只要不是攻城，在平原作战（也就是潼关以西的雍凉，壶关以北的并幽）中，西凉骑兵很难在正面交锋中输给对手。 8、虎卫军 曹操拥立献帝后组建的军队，由典韦，许楮带领，这些禁卫军也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勇士，十分精锐。这支军队可谓是战功赫赫，多次救曹操于极度为难之中。其战斗力之强悍无需质疑，碰到征战的时候，常常率先冲锋陷阵。典韦宛城护主时，手下十多个校尉“皆殊死战，无不一当十”。而许褚的手下很多都是最初跟随他一起投军的侠士，随军征战，军功赫赫，不少人后来都得到了封赏和提拔，成为将军，甚至获得封侯。虎卫军并不是用于冲锋陷阵的那一类部队，而是曹操的侍卫队，就像是保镖一样。在《三国志·魏书·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中记载：“……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 从征张绣，先登，斩首万计，迁校尉……”在这里可以看出，在正史之中有“虎士”的记载，所谓“虎士”也可以理解为虎狼之士，即武艺高强之人。这些虎士都是由许褚统领的，而许褚后被封为虎卫中郎将，“虎卫”之称便由此传开。由此可见，演义中的虎卫军就是由正史之中的“虎卫”之称演变而来，大抵上应该算是演义作者的创作而赋予了这只由“虎士”所组成的侍卫部队以“虎卫军”的称号。 这些军团可以在众多作战小团队中脱颖而出，自然是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也正是这些军团的努力，才使得他们的将领赢得了多次战争，他们是需要被历史铭记的。
湘帅之殇：旧大臣为何救不了旧中国
湘帅之殇！在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上，真正得到历史好评的大臣其实并不多，而享有前后“湘帅”之称的林则徐左宗棠，无疑属于凤毛麟角。他们无论是人品还是能力，都几乎属于完美之人。 就拿林则徐来说，品行为海内外钦敬。当时跟他打交道的一个外国对手都承认，林则徐与同时代的清朝官吏很不一样，“他似乎完全没有徇私舞弊的积习”。 然而，这样一个完美的士大夫，为何没有挽救国家命运？ 关于林则徐，史学家蒋廷黻有句着名评价：“他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论，林则徐无可挑剔。他一不贪财，二不好色，对国家对君主赤胆忠心。 但是，他归根结底属于“旧大臣”。中英战败失败后重新被朝廷启用的林则徐，充当的是一个灭火队员作用，在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任上，他干的事主要是，扶贫救灾和平息群体事件。终其任期，他既没有公开承认中西差距，也未曾倡导改革。 什么是旧大臣？什么是新士大夫？我们可以展开林则徐的身后事继续诠释。 林则徐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但是，在他之后，自有后来人。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以平息太平之乱起家的人，都可以视为林则徐的衣钵传人。 尤其是左宗棠，早在其籍籍无名时，就得到林则徐的器重。林则徐临终前，还不忘向朝廷写举荐信，大力推荐这位得意后生。所以，左宗棠至少在精神层面，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林则徐接班人。 那么这位接班人，是怎样挽救国家命运的呢？与号称“大清中兴之臣”的曾国藩一样，左宗棠对于奄奄一息的满清政权而言，也实可谓“大救星”。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出现，本来将要缩短满清政权的寿命，而曾国藩左宗棠们的出现，至少又让这个政权苟延了半个世纪。尤其是左宗棠，不仅在平息太平天国方面屡立奇功，而且还在新疆保卫战时，破天荒地取得了对沙俄代理人的完胜，可以说，没有左宗棠，就没有中国新疆。从这点上说，左宗棠没有让先师林则徐失望，没有让俄国将中国的西北疆全部吞噬。 然而，“中兴之臣”还是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毕竟清廷“大势已去”。而左宗棠终究没有彻底做到“挽狂澜于既倒”。鸦片战争之后有甲午战争，洪秀全之后有孙中山，大清的“中兴”，其实质是“勉强支撑”，终究难免一死。 为什么林则徐及其接班人，只能延缓清政府的死亡、而无法真正振兴大清？ 不妨从左宗棠的眼力上寻找答案。 在晚清行将就木时刻，左宗棠与并行的“湘帅”曾国藩给出的“救国之道”同出一辙—— 认为治理天下的办法，在于如何运用孔孟的“王道”（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法家的“霸道”（指法家的刑狱杀罚一套暴力镇压工具）。提出盛世用“王道”，乱世用“霸道”，平时互为参用。可见，所谓“救国之道”还是没有脱离荀子思想——“将儒法二家的统治思想加以结合”范畴。 左宗棠在镇压起义时，与曾国藩一样，喜欢大开杀戒，甚至达到滥杀地步。就是出于信奉“乱世用重典”。在对外关系上，他们主张凡事以“孔孟之道”应对，显然，这也是老调重弹，无外乎儒家“怀柔远人”春秋大梦。 正如林则徐的禁烟不能阻止大清王朝颓废一样，左宗棠曾国藩的“救国之道”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走向灭亡。一切跳不出中国旧文化旧制度的理论，都不可能让中国出现质变。19世纪末叶，中外有识之士早已经看出，中国旧制度旧文化已到穷途末路。 也许是旁观者清，日本在这方面夫看得更准更时刻，日本学者在《世界国尽》一书中，对林则徐左宗棠迷信的“孔孟之道”不能“再造辉煌”的内因进行了犀利剖析。 “清国的历史自陶虞时代开始，到现在已有4000年，过去以重视仁义五常、人情敦厚而盛名远播。可是因不肯引进现代文明，风俗渐衰，德智渐颓，他们还犹如井底之蛙，以为自己样样比他国行。真是可悲。” 就在左宗棠们为中国旧文化旧制度披上新大衣时，日本那边同样面临西方冲击。1840年的中英战争爆发虽与日本无关，但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震动很大，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面对西方侵略东方，当时普遍存在焦虑心态。 武士教师吉田松阴就是其中代表人物。对中英战争的结果，他作出了自己总结：“满清为夷所侵，瓦解土崩，无足论者也，卒之山金请和而后止，然其间不见复有唱义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盖由纲纪废驰，而贤才不用，操习不熟尔”的结论。 他认为，清国之所以败于英国，是因为内部政治腐败、民族一盘散沙，不在洋务而在内务。他认为国家兴亡之道关键是内政不是外交，是治民不是治夷。“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只有内修国政，才是不虑外敌的根本之策。吉田断言，如果日本不吸取中国教训，也必然会被西方肢解。 1853年1月，培理率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海湾，要求与日本通商。与左宗棠不同，在日本临近被西方征服的危机时刻，吉田松阴摒弃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旧瓶装新酒，促使日本文明实质转型。他创办“松下村塾”，招揽了大批武士后生精英。他们不排斥西方文化，主张尊王而不攘夷。以洋为师，推动日本主动学习西洋政治与学术原理。这些人无疑属于东方世界的新士大夫，中国的旧大臣与之相比，恍如隔世。 1859年，为了推动日本改革内政、对外开放，吉田策划刺杀幕府重臣、保守派头子间部诠胜，结果事情泄露，被幕府处极刑，死时年仅29岁。吉田松阴牺牲后，他的学生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继承遗志、继续倒幕运动，直至开启日本历史翻天覆地的一页——明治维新。 历史后来的发展，也验证了吉田松阴的判断，而“湘帅”们的理论却被历史无情的淘汰。吉田松阴能救日本，林则徐左宗棠却救不了中国，皆因“内质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