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铁骑是怎样丧失战斗力的？
如果说中原汉族君主是圈中狼，那么以铁骑起家的游牧民族应该不属于这个种群。然而中原王道虽说对外不威武，但在“入内同化”方面却拥有“奇效”，塞外夷狄一旦进了中原，“着了此道”，其退化速度比当初他们战胜的中原部队还快。那八旗铁骑是怎样丧失战斗力的呢？ 譬如所向披靡的建州女真八旗铁骑，入主中原后，就很快成了一群“废物”。建州女真后金前清时代，“八旗子弟”代表“荣耀”，山海关一战，驰骋疆场的李自成农民军，打得过吴三桂，却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对手，八旗兵堪称当时最好的“精锐部队”。 八旗铁骑是怎样丧失战斗力的？ 然而，晚清时“八旗子弟”，却由褒义词变为贬义词。从八旗兵没落不难发现，是中原王道的围栏，将他们送上了退化的“圈中狼”之路。 中原王道圈中有两样东西，令草原狼爱不释手欲罢不能。那就是“特权”和“血缘政治”。得到了这两样东西的“狼种”，还在娘胎里，就已经有了官衔。他们在圈中，享有最上层食物链特权。为所欲为，无所不能。 然而，这两物越多越大，腐败的速度越快，退化程度越重。 女真皇帝在入住中原后，出于退化的担忧，也经常廷组织“移垦”运动，希望永保八旗威风，可惜八旗子弟没有几个愿意去，即便去了，也空手而归。被圈养了太久的宠物，已彻底失去了掠食的野性。留在兵营里的“八旗子弟”也坐享百年战果，顺治初年，旗兵每月尚训练五六次，后来则次数减少，甚至流于形式。到康熙末年，所谓训练，已是一团糟。外省驻防将军及绿营提镇，“出行则皆乘舆”，以骑马为耻，武艺日益荒疏。在这些身无技艺的将官统率下，旗兵的训练，只能追求表面文章。 上行下效。八旗士兵不断腐化、溃烂。酗酒赌博，无所不为。更有甚者狂嫖滥赌，银钱花光了，干脆把盔甲器械送进当铺。晚清时分，无论是留在兵营里的“八旗子弟”，还是走向社会的“八旗子弟”，已经“惟知抽鸦片、提鸟笼”。 堕落到这步田地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清中晚期，退化为“圈中狼”的他们连洪秀全的农民军都打不过，只好以汉治汉，靠曾国藩办团练才灭了“太平天国”之“乱”。待世界真正的列强从远方地平线上出现时，“八旗子弟”无招架之力，更无还手之功。 围栏养人，也能废人。退化的八旗后代，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又如何能守疆卫国？“八旗子弟”终于成为令天下人不齿的贬义称谓。从令人畏惧的勇猛到令人鄙夷的懒惰，这是圈中王道退化的必然结果。圈中生活越稳定，退化越严重。 所以，即便草原狼王并不想让后代退化，但一旦进入中原王道这个圈，就由不得他们。不管播下的是什么，收获的只能是“内残外忍”的奇异物种。
匪夷所思：侵华日军为何参拜孔子？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其理论对中国影响深远。甚至有一些理论还传到了国外，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同。在日本侵华时期，日军就因为尊重孔子而对其进行了参拜。 1937年，日军打到山东曲阜——孔子家乡时，研究孔子儒家学说的日本东京大学高田真治教授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军部于是急令前线部队避开曲阜一带的战斗。日军进驻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将领参拜。而在其他地区，日军侵略掠夺，犯下滔天罪行。在曲阜没有破坏孔子庙宇，这并非日军良心发现，而是在于传统上儒学对日本有很大影响，所以日军面对孔子灵位才心怀敬畏之心。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着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两千余年，也对日本等周边国家影响巨大。 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等儒学书籍传入日本，日本开始有了自觉的文化教育。604年，日本圣德太子依据中国的《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颁布《宪法十七条》，为大化改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建立了以隋唐为模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举儒学为圣教，人们在吟诗品茶的消遣中，习惯尊孔读经，中国文化逐渐普及。从皇室成员、藩主武士，到而今政府官员、企业家乃至平民，都把中国历史、哲学作为必修内容，以寻找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智慧。 17世纪，学者山崎闇斋问学生：“我们天天读孔孟之书，学孔孟之道，如果孔子、孟子领军打到日本，我们该怎么办？”学生不知所措。山崎闇斋说：“万一不幸遇到这种场面，我们要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战，把孔孟抓起来，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当时，日本人认为，“春秋大义”在中国不复存在，“中国”不应是地理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就在日本。针对“华夷之辨”的观念，佐藤一斋提出，谁得到孔子之道，谁就是中心。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前后延续使用了约2500年，共计有孔氏子孙墓十余万座。孔林埋葬孔子长孙已至第七十六代，旁系子孙已至七十八代，从周代至今，全无间断。 1920年，孔子后裔孔德成出生于他们的世居府邸──孔府，出生时亦有军队把守，将军坐镇。在其刚满百日后，即被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颁令袭封为“衍圣公”。孔子家族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第46代起，由嫡长孙世袭“衍圣公”爵位。自此孔氏族人，无论长幼辈分，得以“公爷”称之，并得大礼参拜。 1937年，孔德成先生诗兴大发，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曲阜将要陷入日军敌手之际，蒋介石命人护送孔德成夫妇离开孔府，前往武汉。当然在战时，衢州被日军战领，孔庙内大批祭器及南宋以来所藏文物被动掠一空。孔子夫妇的楷木塑像，因事先已被转移到深山里，得以保存。 17世纪，伊藤仁斋推崇东方的圣经《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明治以后，日本以近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论语》，提出”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和”东洋盟主“等理念。1945～1984年，日本的《论语》译着和研究着作50多种，有的再版10多次，中国有学者为此发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儒家“的慨叹。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他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商业圣经“，忠、孝、仁、义的儒家学说与言商求利的算盘并不矛盾，关键是”见利思义“，他提出”士魂商才“，并打破官尊商卑的陋习，创立了500多家企业。 有”财界总理“美称的东芝总裁石阪泰三，发扬《论语》的亲赴现场、”每事必问“的敬业精神，”与时推移，与事对证，又笃行之“。在笔者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中，充分介绍了儒家学说等中国古代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一现象。 日本因为与中国临近，所以学习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喜爱。所以在侵华期间，才会做出参拜孔子的举动。
刘备为什么被众人称之为枭雄？
曹操被称之为奸雄，而刘备被称之为枭雄。这二人的称谓，在《三国演义》里面众人皆知。奸的意思很容易理解，意思是奸诈、狡猾的意思。而这个枭字又作何解释呢?小编认为，枭字具有盛气凌人的霸气，且兼有雄心壮志，这也是枭雄与奸雄的区别。那么这个枭雄的枭字，在刘备身上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在白帝城托孤一事中可以见到刘备的老谋深算，政治眼光深远，考虑问题入骨三分。“我儿可辅则辅，若不可辅君当自立为王”，刘备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了。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有这句话在，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 揭秘：刘备为什么被后人称之为枭雄？ 再说历史上哪个君王肯将皇位让给异姓人，哪怕他的儿子是个弱智，那也不会拱手相让。所以刘备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早已预谋，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其实刘备称之为枭雄，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证明的，他的一生都在英雄之路上拼搏、滚打着…… 刘备在不肯接受徐州过程中，也是经过跌宕起伏。最终不仅赢得了名声和徐州，而且更加得到了徐州人民的人心。因为当时徐州应该说是政治边缘，陶谦留下的徐州，刚刚经历过曹操的洗劫，很多人民被迫流离失所，隐居徐州本地的名士大多各寻其主，躲避徐州的灾难，接手安抚民心很难。当时周边狼子野心的诸如吕布、袁术等宵小之辈仍然想偷袭徐州外，其他的势力袁绍等人则没有半点举动。 更重要的是，徐州在刘备的治理下，并没有发生本地居民造反、叛乱的事情，其实心里早就稳操胜券。后来在众人劝说下接受徐州，自身自然会赢的美誉。他的心思缜密、思虑周全、技高一筹，不得不为我们佩服。 英雄也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时候，处于人生的低谷状态，此时这个枭字，在刘备身上也是完美体现，真可谓是能屈能伸。刘备在拒战袁术的时候，被吕布偷袭，把他老婆抓走了。刘备无奈之下，投奔曹操，曹操对刘备万分赏识、恩宠有加，并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并有煮酒论英雄一说。意思是要论天下的英雄，当属刘备和曹操，但刘备却另有心计，心里仍具存在着霸业的希望，怎么会尽心效力于曹操呢？ 虽然他做了曹操的左将军，但不久就和汉献帝攀上了世谱，因长献帝一辈从此被称作刘皇叔。随后便和董贵妃之父董承导演了衣带诏事件，欲与董承一起诛杀曹操。后又恐密谋败露，竟抛董贵妃于不顾，借口去下邳击袁绍只身逃跑，害得董贵妃和其父一干人等全被曹操诛杀。他自己却又投到了袁绍门下，从此以汉室的宗亲自居，打着“灭国贼，勤王事”的旗号，公然与曹操为敌，可见刘备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扑灭心中做霸主的希望，这一份执着的信念，一直在坚持着他，他是难以被制服的英雄，是一匹难以顺服的政治野马。 其实从刘备一生的成就来看，他未成气候之前，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最后以江陵为根据地，联合孙权在赤壁击败了曹操，并迅速占领了荆州一带得偿所愿。随后以诈力取得益州，武力攻占汉中，与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其实是让所有人在那演大戏，看着一个个的人物在擂台上倒下去，自己在台下拍手叫好，暗中积蓄力量，图谋霸业。我想他的心态很重要，如果不是这样，他当时也只是逝去的英雄，而不是枭雄。这也是枭雄能够踏着英雄的尸体，走上帝王宝座的原因，而表面上却很祥和，能够微笑着算计别人，其实是心狠手辣，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伪善。 刘备更在乎的是利益，在处理个人情感以及兄弟情谊上，无不以大局为重，这个利益与他的奋斗目标并存。桃园三结义的背后，体现的是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关张与众多夫人只是作为工具，用来拉拢英雄豪杰的。三请诸葛亮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之前没打过几次胜仗。实际上真实原因，是先有了徐庶的推荐和诸葛亮的拜访，让刘备知道了世上有一个不世出的奇才，才有了他几次三番死皮赖脸的茅庐之行。 假若诸葛亮投到曹操麾下，相信三国的历史会改写，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说，刘备凡事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的，他还有意识时不时地给诸葛亮和关、张、赵制造些摩擦，他通过“协调”牢牢的把部卒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还有对马谡的看法，就能看出更多的猫腻，刘备能看准，而诸葛亮却看不准，这也正是刘备的长处，他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之中，感动并操纵着良将英雄，巧施计谋，蹒跚着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枭雄在刘备身上的定义就是：有野心且执着，伪善且能屈能伸，重利益且不择手段。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刘备是不是伪君子已经不重要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秦始皇陵为什么难以发掘？
秦陵也好，乾陵也罢，中国数以百计的帝王陵墓挖与不挖，其实早都套牢了“紧箍咒”。这就是国家制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可谓文物工作的天条。但是考古学家真的不想研究秦陵吗？秦陵为什么难以发掘。 1、能不能建造一个跨度500米以上的大棚？ 秦始皇陵的规模决定了考古设施的规模，考古设施的保障不到位，想要挖秦陵简直难以想象。说到秦陵的规模，那首先得看看秦陵地面的封土有多大规模。 《汉书楚元王列传》上说：“其高五十丈，周回五里有余。”秦时一尺约为23厘米，五十丈即约115米，秦时一里为414米，五里约为2070米，这大概就是秦始皇陵当初的规模。可是经过两千多年的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现存的封土比原来的封土缩小了许多。秦俑考古队为了了解原来封土堆积的实际大小，进行过钻探，发现原来的封土基础部分近似方形，周长与《汉书》说的“周回五里有余”的数据相近，为2000米，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 这样的话，我们在发掘前首先应当建造一个跨度不能小于500米的保护大棚，否则，挖掘秦陵简直就是不可能的。道理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秦陵的结构由两部分建构而成，一个是地表下面的地宫，一个是地表上面的封土。人们最关注的当然是地宫，最想看到里面的遗存和司马迁说的一样不一样，能不能出土连司马迁也没有记载的遗迹和遗物。 可挖出地宫，先得挖掉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的封土。甭说这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帝王陵墓，就是一般的坟墓，按考古发掘的规矩，既不能用炸药炸，也不能用推土机推，更不能用挖掘机掏，一句话，就是不能快挖，只能慢慢挖，也就是一点一点地发掘。而一点一点发掘，就需要漫长的时间，就要历经春夏秋冬，就要面临风霜雨雪，如此，就要像挖兵马俑坑那样，先搭个大棚，既有利发掘，又可以保护出土文物。否则，即便人能够在露天作业，可以战天斗地，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可挖出的地宫怎么办？总不能让它风吹雨淋吧？ 那大棚搭建得小点行不行？可不可以在封土上立几根柱子支架，缩小技术上无法解决的跨径难题呢？回答是否定的。柱子立在封土上，怎么去掉封土？即便退一万步可以立柱，那地宫挖出来后周围都竖着桥墩一样的柱子，成何体统？地宫完整的平面景观如何保证？如果柱子下面有文物怎么办？更何况，地宫周围的土质状况是不是符合立柱子的条件？所以，这就一定要建造一个跨径500米以上的大棚了。 目前世界上能不能建造500米跨径的梁架？问题已经不是太大。例如单跨超过500米的桥梁，都已不在少数，像上海卢浦大桥和重庆朝天门大桥都有550米左右，好像日本明石大桥的桥墩间距还达到了2000米，等等。这都表明，现代技术已经具备建造大跨径梁架的能力。 如果真能建造这样的大棚，封土就要被遮封到大棚里去，这等于是把秦陵“包”起来。秦始皇陵露天的封土已经与周围方圆50平方公里的陵园景观以及山峦融为一体，建成大棚后，如何让大棚的风格与周边景观相协调，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2、挖掉了封土会使秦陵地面景观消失 搭建大棚存在问题，那不搭大棚，干脆挖掉秦陵封土行不行？挖掉秦陵封土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秦陵的地面景观会消失。只有地宫景观，而失去与封土规模相结合的场面，如何能让人感受到秦陵全景的恢宏与壮丽？如何让人领略古人建造如此庞大工程的艰辛与伟大？显然也不能通过。 有人说，既然在封土上搭建大棚有难度，又不能挖掉封土，那就在陵上找到墓门，往下挖一个洞，一直挖到地宫不就得了？问题是，地宫在哪？地宫又有多大呢？ 前两年，我国首次将考古工作纳入国家“863计划”，进行了有史以来对秦陵资金投入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地下考古探测，主要采用遥感和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结果发现，规模宏大的地宫位于封土堆顶台及其周围以下，距离地平面约35米深，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45米；地宫主体和墓室均呈矩形状；地宫中央的墓室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高15米，大小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先不说这个探测是否就是秦陵地宫的实际情况，就算是实际如此，地宫的位置是不是就位于已经探测出来的地方？如果错位了怎么办？史料《汉旧仪》一书中有一段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深度的介绍，大意是说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说他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抛开“旁行三百丈”这段史料的真假或换算尺度的准确率不说，我们是否有心理准备，能够承受万一挖下去的结果与探测情况不一样？因为地宫位置的扑朔迷离程度，丝毫不亚于秦始皇在我们心中的模糊印象。 3、地宫深深，如何上下？ 如果地宫距离现在的地表35米深，那就相当于15层左右的高楼，这样的立壁，如果是石头或哪怕是土石结合的还算牢固，如果像兵马俑坑那样只是板壁和土壁，会不会导致塌方？退一步说如果加固，那不是改变了立壁本身的原生形态，变成了现代人工制品？ 再退一步，如果不是直上直下的立壁，而是阶梯状的立壁--这可能也是实际的情况--兴许能避免塌方或容易避免塌方，可怎么构建下去的通道？兵马俑坑离地表3-5米深，在旁边围上围栏，不用下去也能看个清楚。可地宫比兵马俑坑深了10倍以上，在上面围个围栏不让下去，难道要游客用望远镜看不成？如果构建可以走下去的通道，那岂不是又会破坏地宫的结构？ 4、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挖完秦陵？ 如果我们用几乎可以说是笑话的最机械的算法，既不计算时间成本，也不考虑实际埋藏状况，更不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只算发掘面积的话，我们可以大致算一下：陕西凤翔秦景公一号大墓是我国目前已发掘的最大的先秦墓葬，总面积5334平方米，深24米。秦陵面积25万平方米，比它大约50倍。秦公大墓从1976年被发现，到1986年清理完成，挖了整整10年。照此推理，秦陵岂不是要挖400-500年？ 5、投资多大？ 投资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三个最主要的要素，其他的暂时不计。以一、二号坑为例，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形，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其保护大厅为钢网架式结构，平面尺寸为长134.2，宽106.25米，高14.5米。一号坑更大，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保护大厅几乎都是宽出坑外边沿10米建造，厅顶用的是落地式三铰钢拱架结构，拱架弧长80米，弦长67米，总重量306吨，投资245万元。 让考古学家最感遗憾的是，1975年前后建大厅时，正当“文化大革命”末期，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为了节省每10万元一个的钢拱架，少建了三个拱架，把一号俑坑两端计约45米长的坡道舍在了大厅外面，虽节约了30万元，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使人们无法再看到俑坑完整的结构。 如此大规模的发掘，资金需求巨大，没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发掘工作根本无法启动。现今在国内兴建一个省级博物馆，不包括土地和搬迁费用，按现行的馆舍造价至少也得上亿元。眼前的一个实例是苏州博物馆，由贝聿铭先生设计，建筑面积只相当于秦陵地宫的1/10左右，总投资高达3.39亿元。挖秦陵要多少投资？挖好了后建造秦陵博物馆又要投资多少？造好了博物馆日常的维护和保护又要多少投资？这恐怕不是我们所能预算的了。 由此可见，不挖王陵的理由，不仅仅在于我们有多大的技术保护能力，重要的还在于我们有多少挖掘能力和认知能力，这才是事物的关键或实质。前者是技术，后者则涉及我们的文化成熟度。换句话说，如果技术达到了难道就可以挖了么？如果我们的考古学家没有能力适应人类认识的进程，落后于现在考古学的普遍认知阶段，向古代提不出更多更深入的问题，我们的技术再好，哪怕是世界一流，也还是不挖的好。
历史上太后听政为何要“垂帘”？
封建社会时期，皇帝要亲临金銮殿处理政务大事。但也会由于特殊情况，皇帝不能上朝亲政时，就由皇后或太后临朝听政。那么，太后听政时为何要“垂帘”呢？ 稍知历史的人，对“垂帘听政”四字，恐怕都带有深恶痛绝的情绪。因这四个字，连着一部丧权辱国史——倘若不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滥揽坤纲，中华民族也许不会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血与火的蹂躏。是谁在男权社会极严厉的封建社会里发明创造了这么一种专权方式？是慈禧么？并非。 其实，垂帘听政不是慈禧太后的创造，历史上最早使用它的人，比慈禧尚早800多年，第一个垂帘听政的是宋真宗皇帝的皇后——宋仁宗皇帝的娘。史料载：宋仁宗继位时，年龄幼小，政事不懂，而太后精于朝政，颇有才华，就代替儿子听大臣奏事，听政于朝。史云：“太后听政，殊建言群臣奏事者，太后垂帘听之。” 这位“殊”，乃是做过亳州知州的晏殊，才名满天，诗文行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自小被誉为神童，七岁时，被抚州太守张知白以“神童”之名推荐，擢升为秘书省正字。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得到了宋真宗皇帝的赏识，先后出任应天府太守、亳州太守、礼部尚书等官职，最后，终于入阁拜相。晏殊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也非常注重发现和培养人才。他做应天府太守时，就把当时尚不知名的范仲淹聘请出来教授生徒，终于使范仲淹步入政界。史书上称：“五代以来，兴学自殊始。”当时文坛上一些叱咤风云的文人如富弼、杨察、范仲淹、孔道辅、杨琦等，大都出自晏殊的门下。对文坛、文人、文风的影响，很是不小。 可见，垂帘听政始自宋仁宗的太后娘，发明者是晏殊。以理揣测，晏殊当时的心境，大约认为太后虽处理朝政很娴熟，但礼教盛行，男女毕竟有别，臣子与太后面对面奏答，不太方便，有失礼仪，遮以垂帘，外不见内。 至于太后在皇帝御座后面，用帘子遮挡的方式听政，则是从唐代武则天开始的。《旧唐书·高宗纪下》记载：“时帝（唐高宗）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太后（武则天）……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至于为什么要“垂帘”，是因为临朝听政当然要和群臣相见，可是从前生活习惯是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皇后居中宫，主内治。在临朝听政时，须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所以就只好“垂帘”和群臣相见，宣谕、奏事都在隔帘情况下进行。 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忧愤交集，终于一命呜呼！临终前遗诏立他六岁的儿子载淳（chún）为皇太子（即同治皇帝），肃顺、载垣（yuán）、端华等八人为顾命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 由于载淳尚在年幼，因此，围绕着由谁来掌权的问题，八大臣与太后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西宫慈禧太后首先策动东宫慈安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争权，然后又与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取得联系。9月初，奕以奔丧为名，赶到热河，与两太后密谋，随后立即返回京城布置一切。这时正好有御史董元醇（chún）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八大臣看了奏折，暴跳如雷，立即拟了上谕进行驳斥；慈禧太后却将折旨扣下不发，引起两宫太后和八大臣之间的尖锐冲突。11月1日两太后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将载垣、肃顺、端华三人革职拿问，不久就将他们处死，其余五大臣或革职或充军。 三天后，载淳正式登基，改年号为“同治”。慈禧太后见条件已经具备，就宣布正式“垂帘听政”，自此西太后慈禧掌握清政府最高权力达四十余年 这个内外有别的原则，不仅仅皇家如此，从前社会上也是这样的习惯。例如住宅有内外院之分，妇女在家除和家里人以及至近亲戚（男）在内院相见之外，也不和男的来宾相见，家中男仆人到上房向女主人回事，须请女仆代言，如果女主人有所询问也是在室内说，男仆在室外回答，这都是以前生活中常见的。 由此可见，为何听政要用“垂帘”的形式，其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上都是内外有别、男女有别的风尚。清朝的慈禧太后也是从“垂帘听政”开始到最后执掌国家大权的。
武则天失去皇位为什么还受后代尊祟？
武则天登基成为一代女皇，有人为此喝彩，有人想要把她赶下台。武则天谋得皇位，不得不说是对李氏家族的侮辱。但是武则天晚年将皇位还给李氏，自己却依然备受尊崇，这是为什么呢？ 隋炀帝是亡国之君，隋炀帝有统一中国的功劳，但死后只落得半亩地下葬，这是很悲惨的。但武则天不一样，武周王朝灭亡后，李唐王朝的新任皇帝唐中宗李显称武“则天大圣皇帝”，给她一个充分的历史认可，唐中宗还下令今后每十天要率领所有的文武大臣去看武则天一次。 唐朝太上皇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待遇，唐朝太上皇比较多，因为政变比较多。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也当过太上皇，唐肃宗从来也不去看唐玄宗，唐肃宗喜欢小公主整天抱着小公主上朝，一个大臣劝唐肃宗说当年皇上抱着你就像你抱着小公主一样疼爱，你怎么能不去看看他呢。说得唐肃宗满脸羞愧，羞愧之后照样不去，关系很差。 太上皇没有得到的待遇，武则天得到了，皇帝每十天率领文武大臣去看她。武则天临死之前做了一个聪明的决策，回归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奠定了她在唐朝的地位。武则天对中国历史有贡献有善政，奠定了她在中国整个历史的地位。 武则天死之前最后一个政治遗嘱是袝庙、归陵、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袝庙是把自己的神主放在唐朝的宗庙中，归陵是要回到唐高宗的乾陵，去帝号是不当皇帝当则天大圣皇后，我们第一眼看上去是武则天妥协了，回到皇后的位置上了，看上去是妥协了，但是聪明的妥协。政治家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妥协，任何国家之间谈判要有坚持也要有妥协，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武则天的妥协将自己从离经叛道的皇帝回到了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是唐高宗的合法妻子、儿女们合法的母亲。 百善孝为先，古代最讲究孝道，儿子不可以否定母亲，儿子孙子不可以否定自己的祖先，所以武则天在唐朝地位很高。武则天的灵寝回到唐高宗的乾陵，后代不可能开棺戮尸，动她的灵就等于动唐高宗的灵，即使母亲背叛了父亲，儿子们都不可以再动父亲的灵寝。因为古代父亲是至高无上的，是家里的天，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天，她的归灵使唐朝人都无法动她，且对她的评价很高，这是她的地位被保持在唐朝的理由。 唐朝延续了280多年就结束了，后来明清不再是李姓王朝，但历史上对武则天都有比较中肯的评价，在官方史书中武则天一直保持着皇帝的地位，武则天对历史有贡献有善政，对中国的发展有帮助有好处。武则天最大的善政就是人材政策，使得人材流动起来了，最大的贡献是科举制度。在武则天之前是贵族社会，贵族社会不需要科举，贵族的儿子天生就是当官的料，武则天认为没有经过检验谁都不能当官，科举制是最好的检验标准，科举制度不是武则天创立的，但是武则天充分发展起来的。 武则天认为父子相承的官位制度不行，她亲自在洛阳对全国的考生进行考试，那时全国有几万考生，所有的考生在她眼前过，她亲自主持考试，把好的考卷贴到尚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让人们知道她选用了什么样的人材。 科举制在人们的心目中神圣起来了，突破了父子相承的当官制度，通过考试考上去的会被认为有本事，白衣卿相是武则天大力提倡的结果，使得所有人不论出身是什么都要接受统一考试，出现“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局面。所有人都看到上升的希望，本来比较保守的官僚选拔制度就调动起来了，对中国古代的意义特别大，影响了中国以后一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的科举考试到清末才结束，从武则天以后一千多年都是靠这个制度在选拔人才。今天的高考仍是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机制，大多数领导也是通过高考走上领导岗位的，英雄不问出处，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精神，能够做到这样的社会是接近现代的社会，不考虑财产不考虑身份，有民主化的倾向。人才选拔机制使官僚阶层有了流动性。 武则天的第二个贡献是经济政策，使得老百姓也流动起来了。武则天之前唐朝有一个土地分配制度是均田制，均田制的中心原则是把老百姓束缚到土地上，你名下有多少土地，到年终要按土地的指标向你收税，你要无偿给我提供劳役，对农民有束缚作用也有帮助作用。后来束缚作用越来越强，人都被束缚在土地上，要老实地待在土地上，对经济有很大束缚。 武则天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登记制度慢慢不再进行，不再清查户口清查土地，老百姓可以进城打工，可以到其他政府没有控制的地方开荒，很多老百姓进入洛阳、扬州这样的大城市做小买卖，城乡经济流动起来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土地利用率都加强了，她的经济政策也使当时的经济活跃起来，创造了50年人口翻一番的成就。当时唐朝面临的问题是人少地多，控制不了那么多土地，经济国防受影响，是努力增加人口的时代。 明清提倡寡妇守节，唐朝不是，为了刺激人口增长，规定法定婚龄是男15女13,在民间比这还要低，太平公主的女儿11岁就结婚了，就是为了刺激人口。武则天通过这样自由的经济政策让老百姓受到的束缚减少了，人口增加了。大唐王朝显得非常活跃，整个社会的流动非常活跃。这个活跃给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长安成为当时一个国际都会，开元盛世用的宰相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出来的，都是科举制度选出来的。因为武则天有这样的历史贡献，因为她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所以虽然是中国历来讨厌女性干政，但到时候历史对武则天还是有比较中肯的评价，说她是“求材贵广、考课贵精，累朝赖多事之用”，她培养的人才汇集好几个时代，在她统治的时代老百姓都生活很安定。 武则天虽然夺权，但是在她执政期间，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制度一直沿用了很久。这些贡献使得后代对她特别尊崇，哪怕明知她手中无权，依然尊敬她。
文物大逃亡：故宫国宝南迁的艰辛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入侵，就在山海关沦陷时，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以保安全。历时十余年的长征南迁，故宫国宝最终完好无损的回归北平。纵然是离乱时代，时间久远，但在历史的文献被陆续解密曝光后，我们依然逐渐还原出早年晦暗不明的实况。 1、国宝存亡，匹夫有责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入侵热河，窥伺华北，就在山海关陷落的第六天，故宫博物院召开的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以策安全。自此，从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宫博物院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历时十余年的长征，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艰辛之巨，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称之最。 2、南迁背景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宝便已牵动众人心。那段日子，笼罩故宫的是不息的争吵。国难当头，国宝将如何保全，“南迁”被当做一个方案提出，旋即引起轩然大波。 国宝迁移牵扯各方人士的切身利益，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则希望国宝迁至上海。北平各阶层及至普通市民，大多反对“南迁”，他们召开集会，上街游行，“誓与国宝共存亡”。 最终，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国宝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表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然而，国宝的起运时间仍是一拖再拖。 3、踏上征程 1933年2月4日深夜，吴瀛和很多故宫人一样留在紫禁城中，守候着数千箱国宝，等候离京的命令。5日凌晨，故宫午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2000余箱故宫国宝在这一天秘密离京…… 离家的时候，妻子问，“去哪儿呀？”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不仅仅是身为院长秘书的他不知道，在当时没有一个故宫人能说清自己和国宝的最终去向和命运。 2月4日夜的情景在故宫人那志良的《故宫四十年》中，多有记载，故宫的许多鬼故事在那一夜被重温。对吴瀛、那志良来说，身处阴森的大殿讨论宫中流传已久的鬼故事的真真假假成为毕生的记忆。他们及许多故宫同仁在那夜之后再没有回到宫中，身后已经装箱的国宝有许多也再没有回来。 凌晨，国民政府的命令终于到了，故宫午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事实上，“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伴随着凌晨令人窒息的寂静，伴随这样“奇怪的感觉”。历时16年，历经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被称为世界文物史上“传奇之行”的“故宫文物大迁移”拉开序幕…… 西上南下到上海 展转等候让人焦前门火车站内，押运官吴瀛逐一巡视装载文物的18节车厢，那里全部是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还有档案珍本，每件东西都价值连城，何况还有贵为无价之宝的全套《四库全书》。所以，车窗外有张学良的马队在等候，列车开启，马队将随车驰聚，警戒护卫。身负第一批文物的押运重任的押运官吴瀛以及相关押运人员、监视员、宪兵100名和故宫警卫，另乘三节客车随行。文物的行进完全是秘密的，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车内人员和衣而卧。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为避开天津，以防遭遇日军袭击，转移路线为：平汉线转陇海路再转津浦线，绕道南下。列车到达浦口站的时候，大家才发现2000余箱国宝根本没有符合条件的合适存放地点，国宝只能留在火车上！所有押运人员都知道火车上的条件不可以长时间存放文物，何况是加倍娇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吴瀛的情绪简直低落到了冰点，他深知有太多的人在争夺文物迁移、存储的权利，为的是从中渔利。真正关心国宝的人无力去争夺，他们只能呆在火车上，等、等、等！等一切的协商、争夺尘埃落定。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天，常有当地人对这列久久停靠的火车小声谈论，后来就成了放肆的讥笑，有一句话是“抬着棺材找坟地”，吴瀛听了很多次了，每次只能无奈地摇头。 初到上海才容身 纷争又起到南京当国宝终于被获准存放于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时，吴瀛已经说不清他的感觉是喜是忧了，国宝终于有了存放地按理是该高兴的，可是那里隶属法租界，实在有辱国宝尊严。国宝有了安身之所，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此后3月21日、4月5日、4月27日、5月22日共4批文物，先后运抵上海，总共5批合计19557箱。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国宝重新编号、入册：古物馆文物编号“沪”，图书馆文物编号“上”，文献馆文物编号“寓”，秘书处文物编号“公”。“沪上寓公”的统称实在不好听，但不管怎样，国宝有了暂时的安宁。 转运途中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却开始了。数月前，国民党元老张继与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为国宝去向而引发的分歧，如今已演化为激烈的矛盾，矛盾并非仅仅是二人之间的。张继的后台是汪精卫，易培基的后台是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正宗。两边都搬出后台来压阵，二人之争几乎成为两派之争。1934年，张继夫妇串通最高法院指控易培基私占故宫宝物，同时以妨害秘密罪控告吴瀛，院长易培基被迫引咎辞职。同年1月24日，新院长马衡正式开始主持上海方面工作。不久，吴瀛被迫离开了工作10年的故宫博物院，携全家黯然南下武昌。3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沪上寓公”迁往南京，有了暂时的“家”。然而，有了安身之所的国宝，舒适并未享受太久。不足一年时间，因“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告急，南迁国宝此后再分南、中、北三路向大后方迁移，开始了它们更加颠沛流离的生活。 重庆渡口颠沛流离 劫后余生欲还北平各路迁徙中，当时的陪都重庆一站最具传奇性。说起那段历史，从事文物研究30多年的市博物馆文管处主任胡昌健仍然感慨不已。胡昌健介绍，1938年5月22日，历时5个多月迁徙的文物由汉口秘密进入重庆，运抵重庆文物9000余箱，多为字画。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最终文物存放点有三处。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即今天的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建筑。第二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当时共租用了4个仓库，存放了近4000箱文物。安达森是瑞典人，他的仓库高大结实。第三处是吉时洋行仓库，位于南岸王家沱。 当第一批700多箱文物运抵临江门码头时，码头搬运工人将文物箱子先搬到临时租用的江边一栋简易的木结构“合记”仓库二楼，因箱子多、重量大，只听“轰”的一声，楼板被压垮了，有两个箱子被砸坏。当时，押运员吓得汗都出来了，急忙开箱检查，里面装的是两件明代白瓷爵，其中一只白瓷爵被折断一只腿，另一件完好。1939年4月，日机开始断断续续轰炸重庆。必须尽快将国宝撤离重庆。 1947年，漂泊多年命运坎坷的故宫国宝汇集于重庆向家坡，最后等待装车回南京。车离开黔江后，为避让另一辆车而再次翻倒，车摔坏了，“石鼓”却仍完好。国宝离京时，故宫人曾为如何包扎装箱而大伤脑筋，最终还是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了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文物包、捆、填的包装方法。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方钉箱盖，贴封条。故宫人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整个南迁历时10余年，数十万件国宝历经波折，但受损者极少。从重庆回南京，全程3000多公里，这批文物经公路、水路共走了56天，终于安全抵达南京。抗战胜利后，经国民政府统计，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文物损失惨重，惟故宫文物损失甚微，这场堪称旷世传奇的文物南迁中，故宫人及文物所经各地的人们都为保全国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当为史册铭记。颠沛流离，分散于安顺、峨眉、乐山的故宫国宝于1946年先后被集中到重庆，后全数运回南京，准备回归北平。 当然，国宝南迁并不止上述的这些，其中的艰辛和风险也不是我们后人可以想象的。抗战胜利后，经国民政府统计，中国文物损失惨重，唯独故宫文物损失较少，以至于这些国宝历经十余年的时间，历经波折，最终完好无损的回归北平。
史上中原王朝为何屡屡受困于游牧民族？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或许总有一处绕不过去的疑问，就如：先进而且又富裕的中原王朝，为何屡屡受困于北方草原上落后的游牧民族？ 中国东南临海，受海洋季风影响较多，而遥远的北方草原则是大陆性气候。相对于中原地区湿润、温暖的气候，北方游牧民族所居住的环境更加寒冷、干燥。而气候的不同决定了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无法像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农业耕作，只能转而发展狩猎、畜牧，从而人种的机动性更强，也更“嗜血凶猛”。 北方的大草原虽然干燥贫瘠，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养马场，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拥有众多马匹，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草原人民强壮的身体和坚毅的性格，每个人都能随时跨上战马，摇身一变成为冷兵器时代战场上的主宰——骑兵。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给中原王朝强大压力的游牧民族，无论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还是契丹、女真、蒙古，他们的人口数量总是不到中原王朝的十分之一，却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常常掌握主动权。 一方面是北方绵长的国境线，中原王朝要处处防备，以防止游牧民族的侵袭，军事力量无法重点集中。而游牧民族通常是集中力量攻打一处，所以虽然在人口和军队总量上无法跟中原王朝相提并论，但是在具体细化的战斗中，往往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取得战场上的优势。 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凶悍的骑兵部队，其战术机动性，要远远优于中原王朝步骑混编甚至步兵为主的军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汉同匈奴的对抗。自汉高祖“白登之围”至汉武帝发动全面反击的“马邑之谋”为止，汉朝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位统治者共计60余年，一直对匈奴采取守势。面对匈奴的数次入侵，汉朝的军队均无法在第一时间予以有效的应对，而当大军合集，要对匈奴军队实施打击的时候，对方却早已带着掳掠的人畜财产打道回府了。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军大举入侵，其侯骑甚至一度逼近西汉王朝的国度长安，整个国家惶恐不安，而最后的结果是“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这一战充分的体现出游牧民族骑兵部队作战的机动和灵活性，使其拥有巨大的优势。其后汉武帝改变被动防守的策略，转而采取积极的攻势，卫青、霍去病统帅大军深入匈奴，封狼居胥，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场军事史上的革命，汉朝从此以骑兵部队作为主力，利用其机动性，采取大规模迂回、闪电战突袭匈奴，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再无力量与汉朝抗衡。同样，唐初李靖灭突厥之战，也是利用骑兵轻兵掩袭，而建立了不世功勋。 时至两宋，辽、金、西夏、蒙古无不利用重骑兵的强大冲击力，在战场上肆意纵横。而宋朝立国之时，就有先天不足。其一是燕云十六州由石敬瑭割让给辽人，失去了中原王朝赖以依托的天然防线，胡人的骑兵可以任意纵横于华北平原，而北宋军队却无险可守；其二是北方马场的丢失，使得宋朝无法像汉唐那样组建大规模高素质的骑兵部队，以步兵为主的军队面对胡人的骑兵部队，常常是不堪一击。当然宋朝外战外行的原因不仅于此，但是这都足以证明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巨大威力。拥有天然牧马场出产的良马以及坚韧、凶悍的高素质兵源，无疑是游牧民族的一大优势。 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原王朝属于农耕文明，从南至北，由东到西，各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情风俗不同，要管理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自然需要一套精密的国家机器来掌控，所以从秦汉大一统开始，除极个别时间外，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就是不断的强化中央集权，中央政府要做到对于各地的有效控制，就必然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其后果就是中央政府增强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而整个政府机构的设置也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庞大、复杂。这种庞大而复杂的机器，想要运转起来，总是要费一番力气的，而且容易出故障。 与之相对，北方游牧民族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决定了其社会形态的简单化，各级政府的组织架构也较为简单，重要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使他们的组织架构更加的军事化，不仅仅是牧民可以很轻易地转变为士兵，政府也可以很简单的转化为战时政府，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以此来构建的，所以几十万牧民可以一瞬间就变成一只强大恐怖的军队，而简单的组织架构，则可以很高效的的运转军队。 同样，游牧民族的君主，既是一个政权的领袖，又是整个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和实际指挥者。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追逐野兽、东征西讨是家常便饭，他们拥有作为军事统帅的各种素质、以及各种长期处于战斗状态而积累的战斗经验，同时也拥有足够的威望掌控一切。但是中原王朝的君主，除去开国皇帝之外，大都是生在深宫中，长于妇人之手，既没经历过战火的熏陶，也不清楚用兵打仗的种种方法，他们对于国家军队的掌控，更多的是来自于父死子继、受命于天的王朝延续的合法性，以及一整套复杂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不熟悉自己的军队，也不能十分有效的建立起威望，所以对于自己的将领和军队，往往难以充分信任，甚至很直接的表现出敌视。如两宋的重文抑武，明朝的太监监军等等，都是这一心态下产生的怪物。 以文人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高度发展，也催生了另一个怪胎——党争。只要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然加以反对，无论是于国有利，还是于国有害。因此许多着名的将领，都因为踩到了政治的地雷，而不得不黯然离去，翻开明史，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所以，当一名将领无法得到充分的信任与支持，对上畏惧君主的猜疑，对下害怕同僚的诬陷，满脑子想着如何讨好上司、保全禄位，还会有心思去打仗吗？这样的人领导下的军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呢？ 尽管中原王朝有着先进的文明和科技，但是谁也无法阻止这两样东西的传播。蒙古人在南宋的火器下吃了亏，但是没多久，他们就利用学来的火器知识横扫欧洲，挥师灭宋；满酋努尔哈赤死于宁远城下的红夷大炮，皇太极随之也组建了后金的炮兵部队。 科技是中原王朝的一大利器，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游牧民族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掌握并使用这一利器，来对付中原王朝。这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游戏，领先者固然占得先机，可是这种领先地位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 当然，两相对比，中原王朝也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先进的文化、国土的广袤、人口的众多、物产的丰富，使得中原王朝在各项指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笔者认为，除了上文提到的有利于游牧民族而不利于中原王朝的种种因素外，还有以下几点，制约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讨，简述如下： 其一，是农耕民族天然具有的保守性，而中国的地大物博、资产丰厚更加重了这一点，只要守住眼前的就足够了，缺乏游牧民族那种对于物质和财富的渴望。 其二，自古以来的优越心态，中国人历来以“中央上国”自居，视周边国家为夷狄，以禽兽蓄养之。不老实就教训一下，如果不是逼急了，是不会倾其全力与四夷争衡的。汉诛匈奴、唐灭突厥，都是为洗刷奇耻大辱而为之。 其三，攻守之势不同，依托北方诸多山脉而建筑的长城等防御工事，在绝大多数时候，可以有效地防御北方蛮族的侵袭，对中原王朝而言，这种骚扰不过是肌肤之痒，不会有太多损失。而一旦下定决心对游牧民族进行征讨，则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汉武帝外事四夷以至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是每个统治者都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事情。国家的防御性政策，也会影响到军队的将兵，往往士气不振，消极避战者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最关键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统治者的素质。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统治者素质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所以当明君统治中国时，国家机器可以高效运转，凭借各方面的优势，中原王朝总是能够开疆拓土，扬威国外。而当统治者能力不济的时候，整个国家也会显得异常笨重而缓慢，疲于应付周围的一切。 综上所述，有关于王朝的更替，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个王朝的覆灭都会有着各自不同的缘由，其中总是离不开两点：天时、人事。
周恩来用哪些话震惊全世界？
作为中国的外交官，周恩来无疑是成功的。在外交期间面对外国记者犀利的问题，周总理总是可以给出精彩的回复，这些语句不仅展示了周总理的机智，也让全世界人们为之震惊。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些语录有哪些内容。 1、“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 周恩来总理的捷才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这些答问都不是提前准备好的，也是事先难以预料到的。周总理不仅回答得巧妙，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是对方刚说完，马上就回答。没有过硬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 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2、日内瓦会议机智应对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 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 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 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3、妙语回答赫鲁晓夫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4、智答苏联大使挑衅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 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5、“解释”马克思主义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6、柔中带刚扬国威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7、风趣回击美国记者挖苦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8、解除外宾误会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 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9、18元8角8分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10、“对，牛弹琴” 1945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对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协议难以接受。一官员恼羞成怒地对我方代表咆哮道：“对牛谈琴！”周恩来神态自若，不缓不慢地应了一句：“对，牛弹琴。” 这位国民党官员说“对牛弹琴”意思是贬低共产党谈判代表的水平，而周恩来原话奉还，还是这四个字，只是在“对”字后停顿了一下，变成两个断句，把国民党官员的言论比作“牛弹琴”，你说绝不绝？ 周总理一直备受人们爱戴，而这些外交场合下的经典语录被人们所传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在改革初期那样复杂的社会环境，周总理凭借着妙语连珠的语句，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打击了其它国家的士气。
隋炀帝为什么三下扬州？
有关隋炀帝三下扬州，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隋炀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扬州做什么？众说纷纭，最多的说法是：隋炀帝去看琼花。不错，在扬州，隋炀帝与琼花总是被紧紧联系在一起。 关于隋炀帝和琼花的故事，都出自明清以后的小说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有《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说唐》等。小说关于隋炀帝看琼花的虚构，其影响远远超过正史，成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实，直到隋炀帝死在扬州之前，琼花还没有出现。琼花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宋代。宋代诗人王禹偁一直被公认为描写扬州琼花的第一人，他是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来扬州当知府的。这时候离隋炀帝死亡的大业十四年（618）已有378年了，所以我们说，就像关公不可能战秦琼一样，隋炀帝来扬州是不可能看到琼花的。 隋炀帝不是来看琼花，那来干什么的呢？看美女。这种说法虽然能让很多人都相信都感兴趣，但稍一推敲，就会发现很幼稚。身为帝王，还需要专门兴师动众到扬州来看美女呢？如果真要，早送了。究竟干什么？他三次来扬州，每一次来的情况是不同的。 隋炀帝杨广早年在扬州当过10年总管，因而他有浓烈的“扬州情结”，这确实成为他一再来扬州的重要原因。但光是这一点，也不足以让他去三次。 杨广早在灭陈战役中立过大功。开皇七年（587）四月，隋文帝下令于扬州开挖连接淮河与长江的运河山阳渎，用于运输战略物资。开皇八年十月，于寿春设置淮南行台省，任命20岁的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为伐陈隋军统帅。隋出动了90个总管府，合计51万军队，“皆受晋王节度”。其实杨广只是名义统帅，实际统帅是文帝派来的宰相高熲。 六朝在江南割据近400年，这使得大江南北各方面的差异很大。隋朝必须在消弥政治与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统一。隋文帝灭陈后推行的是“关中本位政策”，对江南人士采取了排斥鄙视态度。隋文帝先是将江南旧陈之地交由三儿子秦王杨俊经营治理，任命他为扬州总管。同时，又在江南置吴州、洪州、广州、桂州等8个州，任命关陇人士为总管。这又使江南经过多方钻营而获得官位的庶族地主感到十分失落，犹如丧家之犬。因此，南方一直很不稳定。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也就是陈亡后不足两年时间，一场规模巨大的反隋叛乱在旧陈境内全面爆发，反叛者表现了对隋歧视性高压政策的极端仇恨。 隋文帝在组织镇压叛乱的同时，调二儿子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移镇江都，原扬州总管秦王杨俊则调换为并州总管。但文帝并不是要杨广总统军队，指挥平叛，而是让他以皇子身分坐镇一方，并规定“每岁一朝”。平叛的统帅是宰相杨素。 与杨素血腥镇压不同，杨广更注重招抚。与前年灭陈之役所采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相同，剿抚并重，攻心为上。他坐镇江都，招抚叛者。如吴郡世族名士陆知命，在三吴地方很有名望。杨广延请他，在他游说下，有17城叛者纳城迎降，不战而屈人之兵。杨广的功劳实不在杨素之下。 杨广从开皇十年（590）出任杨州总管，镇守江都，到十九年（599）离开江都入朝，整整10年。 22岁的杨广，广泛收纳江南人士，大大缓和了南人的敌对情绪。他对自视正统的江南文人优礼有加，尊崇宽大。为更好地拉拢，他竟效法东晋着名宰相王导，“言习吴语”，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方言。他令潘徽领衔，集江南诸儒编撰《江都集礼》一部。 杨广还是江南宗教的保护者。他自幼生长于佛教之家，到扬州立即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居。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顗成了他拉拢的首要目标。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隋炀帝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智顗，其礼遇之隆，不亚于陈朝君臣。就在这次隆重典礼上，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则十分恭敬地拜智顗为师。智顗为杨广取法名为“总持”菩萨，杨广奉智顗为“智者大师”。此时杨广23岁，智顗54岁，师徒关系就此确立。杨广在江都设立了四道场，都在扬州城内总管府新官邸附近。扬州城内的寂照寺（即今旌忠寺），杨广当初曾亲临此处听智顗大师讲经说法。6年后智顗圆寂时，杨广“五体投地，悲泪顶受”，十分悲痛。他依大师遗愿，于天台山南麓建立大寺院。后来他登基当皇帝后，御赐这座寺庙名为“国清寺”。 虽然智顗至死也没有依附隋朝，但他的门人弟子在他死后积极主动地向王权靠拢，天台宗在杨广的政治扶植下终于最先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杨广与智顗的交往，反映了他政治上的成熟，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素养与政治手腕。 正因为如此，杨广在兄弟中间声誉与日俱增，皇帝和皇后对他特别钟爱。据说，隋文帝曾密令术士来和为五个儿子相面，来和诡秘地对文帝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其实，关键还是杨广建出了高于兄弟之上的功业。后来杨广冒天下之大不韪，弑父屠兄囚弟，人间最丑恶最毒辣的事情他都毫不犹豫地做了，并最后取得了成功，夺得了帝位。 关于隋炀帝的功过争论太多了，不再多说。 关于运河，造福良多，他却得到了千古骂名。虽然 唐宋时代也有人作出了公正评价，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可见，并不是全是糊涂人。 当然，修了河后大肆玩乐也是有的，但是炀帝下江都是不是仅仅只是为了玩乐。 《隋书》记载，早在大业元年（605）三月下令杨素营建东都的第二天，隋炀帝即发布了“巡历淮海”的诏书：“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谠言（正直的话）。”八月十五日即开始了第一次巡游，因而开凿通济渠、疏通邗沟的直接主观目的，确实是为了大规模巡游。但事实上，他是将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巡游江都三件事一起通盘考虑的，三件事都有其重要目的。 隋炀帝还特意带上陈后主的遗孀沈婺华。其用意显然是用以联络南人感情，如果只是为了游玩，带着这个老妇又有何用。 杨广来到江都，带给江东父老的第一件礼物，是于大业元年十月初二，在江都宣布大赦江淮以南，“扬州给复5年，旧总管内给复3年”。给复，即免除租赋。 第二件事，是次年初纳陈后主第六女陈婤（zhou）为贵人，并特诏将灭陈时流放至边远的陈皇室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 炀帝每次出行，羽仪仪仗队总把街巷塞满，连绵二十余里，更让人指责为玩得荒唐。其实，此举非但不是为了玩乐，反倒与成就“大业”相关。大型精美羽仪，令一向以文物自傲、看不起北方人的江南士人不能不心服口服。炀帝盛陈文物，既是友善的表示，客观上又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使他首游江都具有大型官方文化巡礼的性质，大大加强了南北人士的融合和团结，有利于国家统一。 第二次巡行江都是在5年之后的大业六年（610），此前，炀帝为巡行作了充分准备。大业五年就大兴土木兴建了江都宫，这时的王朝经济力量已空前强盛。江都宫规模宏伟，装饰华丽，内有各种名号的宫室十多处。此外又在运河之畔的的城东湾头、城南扬子津建有行宫。湾头行宫建好后，因嫌风水不好，后改为寺庙。扬子津行宫名叫临江宫，登临可眺望浩瀚长江。至于盛传于后世的“迷楼”，则真像个迷一样，是不是真有此楼，实在不能肯定。 在江都宫，炀帝适时地把注意力用在了对南方蛮俚等少数民族的抚慰上。 为了加强对江南的统治，隋炀帝又将江都的行政地位提高一级。大业六年（610）六月，“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这使江都具有陪都的地位，成为隋在南方统治的政治中心。隋炀帝本人这次在江都一住就是一年，在江南现场视事听政。 炀帝在江都竭力拉拢南方籍将领。他将名将江都人来护儿带在身边，赐牛酒让他回家宴请乡里父老，谒先人墓，并令三品以上官“并集其宅，酣饮尽日，朝野荣之”。他让南方籍将官衣锦还乡，炫耀功名，营造出一种南北一体的气氛。在出征高句丽前大事拉拢南人，意在巩固后方，这些做法是深谋远虑的。 总之，隋炀帝在江都，围绕着巩固后方，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准备东征高句丽这一中心工作，足足忙了一年。包括派人出使日本，也是为了对付高句丽。大业七年（611）二月，他踏上了征讨高句丽的征程。炀帝由江都御龙舟北返，没有回到东都洛阳，而是直入刚刚开挖好的通济渠，跨过黄河直接北上，前往地处前线的涿郡（今北京）。 此前的短短几年间，隋炀帝使大隋皇威远播四海，这是自汉武帝以来七八百年间无人可以比拟的。但他没让人民休养生息，接二连三举办大役，致使天下骚动。三征高丽，海内耗尽，均归失败。国内反叛，政治失控，边疆不稳，朝野离心。这成为隋朝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隋炀帝一生荣辱的转折点。 第三次下扬州，他在毗陵（常州）、会稽（绍兴）建造宫殿，为逃奔江南作准备。运河上的龙舟水殿已被叛将杨玄感烧毁，早在大业十一年（615）就下令江都重新制造，计数千艘，制度规模大于从前，全部送往东都备用。从此，隋炀帝成了真正的昏君。 他大业元年（605）八月第一次来呆了半年多，主要是为了安抚江南搞“统战”的，顺便也炫耀一下大隋功业。大业六年（610）三月第二次来呆了一年多，主要是为了让外国使臣看看锦绣江南，抚慰南方少数民族，同时准备讨伐不老实的高句丽。大业十二年（616）七月第三次来则是为了逃命的，一直没有能走，两年后死在这里。 自古至今，隋炀帝就一直被说成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帝王，这在古代帝王中堪称典型。然而这也确实是无奈，谁让隋炀帝的身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朝代呢？
盘点中国历史上最坑爹的谋士
1、郭开---为赵国送终的 赵国末年的相国郭开可谓“两朝老臣”，历仕赵悼襄王、赵幽穆王两代君主，按理说他该是赵国的死忠吧？ 偏偏很早秦国就发现郭开的价值，认为这家伙贪财好利，如果经费足够，绝对能成为“金牌卧底”。除了大笔金钱贿赂外，秦国还开了“接收证明”，你好好干吧，灭了赵国，到咱秦国吃香的喝辣的，待遇照旧！ 所以郭开有恃无恐，下手堪称稳准狠。赵国的最后岁月，还是有良将的，毕竟和秦国对抗多年，最能打的两位，前面是老将廉颇，后面是赵牧。廉颇咱们大家都熟悉，《将相和》的那位，虽然年龄不小了，但姜是老的辣啊！ 可郭开真聪明，知道这个“老”字是突破口，就让人告诉赵幽穆王：“老将军虽然雄心不老，身体也不错，一顿饭饭量惊人，但是问题是肠胃不好，坐不了一会儿就跑了三次厕所。”言下之意，这怎么有精力去打仗呢？于是，廉颇完美出局！ 下一位赵牧年富力强，是抗击匈奴的名将，剽悍的匈奴人都不在话下，何况秦军呢？郭开觉得自己必须出来干一票了，声称他的门人从咸阳（今属陕西）盗得李牧谋反的书信，赵幽穆王当即大怒，夺了兵权，免了李牧。没多久，李牧就死于非命。 剩下的历史走向我们都知道了，秦军很快夺取邯郸（今属河北），赵国灭亡，赵幽穆王也成了俘虏。 郭开这么干，就这么理直气壮吗？秦国的间谍王敖问他：“你就真不怕赵国灭亡吗？”毕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宁为鸡头不为牛后，也是起码的为人常识吧？ 可郭开却认为：“赵国的存亡是整个国家的事儿，可那些跟我对着干的人，却是我个人的私仇！”言下之意，国家存亡干我鸟事，自己先痛快痛快再说。 秦国也待他不薄，这点上，秦始皇要比越王勾践诚信得多，赵国完蛋之后，郭开虽然不是相国了，但秦国封他为上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享受总理级待遇。 不过，这么坏有这么有钱，秦国人放过他，赵国人可未必能容他继续这么潇洒余生。后来郭开在从邯郸搬运金银财宝回咸阳途中，被盗贼杀掉，据说有人喊了一句：“为李将军报仇！” 2、穆提婆---把自己玩进去的官二代 穆提婆的母亲陆令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宰相，这位官二代也由此成为北齐后主高纬的帮闲和铁哥们。当然前者的主要任务是帮同为官二代的铁哥们，加速败坏江山，用今天时髦的网络术语来说，就是“no zuo no die”。 当时的北中国被分割为东西两国，东边的北齐和西边的北周死磕中，北齐唯一的依靠就是一代名将斛律光。咱们上学都学过《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就是斛律光写的，此人文武全才，秉性耿直，堪称北齐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可偏偏有人认为这柱子和房梁都太碍事了，玩闹的空间太受制约，必须拆掉搬开才好，至于房子的安危，那不是个事儿！这个人就是穆提婆，在他看来，什么都不如玩儿更重要。比如南陈攻取了北齐的淮上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后主高纬有些担忧，但穆提婆劝他丢就丢了，即便黄河以南都丢了，咱们也还是个快乐的小国，人生苦短，必须及时行乐，哪有时间瞎操心呢？！ 这样的货色，自然跟斛律光搞不到一起，而且穆提婆身边的同类也都看斛律光不顺眼，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把斛律光搞掉，可敌人来了咋办？他们才不管呢！ 没多久，北周杀入齐境，两军决战晋阳（今山西太原），穆提婆劝后主，咱别打了，打什么打啊？都这样了！于是率先投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把铁哥们的王朝，彻底断送。 不过北周也不原谅这样的废物点心，没多久，穆提婆就被借口谋反给干掉了，看来他“及时行乐”的座右铭是对的，因为他这辈子就是来添乱的！ 3、景延广---愤青误国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景延广同志，绝对是个爱国志士，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犹豫，对侵略者充满了仇恨。 五代十国的后晋，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儿皇帝时代，开国皇帝石敬瑭为了坐上御座，不惜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臣纳贡，还认小自己十岁的后者为干爹。等石敬瑭死了，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问题就来了，这个卫星国还继续当吗？这个孙子还继续认吗？ 石重贵的亲信大将景延广表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咱们现在国家实力雄厚了，不应该再做这种屈辱的事，契丹人再欺负咱，咱就跟丫干！新旧五代史上留下了景延广的一句豪气冲云霄的名言：“横磨大剑十万口”，你要不服气，就跟我们来干一架，只是别被我们干趴下，让天下人耻笑！ 太豪迈了，这文采、这气魄，我都感动了，只是您要咸鱼翻身，打垮侵略者野心狼，不能空口说白话，打嘴炮向来是不解决问题的，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啊！ 大话说出去了，景延广和后晋并没有做好抗敌的准备工作，真到契丹铁骑南下了，这位“勇士”却吓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最后，契丹攻破开封，灭了后晋，景延广无处可逃，只好向耶律德光投降，还腆着脸推卸责任，把当年说出的大话往回拽。 4、伯噽---坑了夫差连自己都坑死 有个好老爹，未必有个好儿子，这话说的就是伯噽。夫差的谋士伯噽，跟伍子胥一样都是楚国人，父亲那一代都是楚国的忠臣，又都同样被楚国逼得只能投奔吴国，而且伍子胥还是伯噽的引荐人。 伍子胥肯定没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个决定害了自己。吴王夫差灭了勾践的越国，勾践为了复兴越国，就拿钱请伯噽出来给自己当金牌卧底。伯噽果真不辱使命，先是说服本国国君把勾践放出来，接着害死了足智多谋又刚正不阿的伍子胥，帮越国和自己拔掉了眼中钉。没了伍子胥“碍事”，伯噽一次次欺蒙夫差，帮助勾践度过难关，胆子越来越大，勾践的贿赂也越拿越多。 最后，吴王夫差果真在伯噽的努力和自己的争取下，把国家和脑袋都输给了越王勾践。伯噽满以为可以借此成为越国的大功臣，不料勾践最恨这种混蛋玩意儿，不但没收全部财产，还立刻宰了伯噽，这种二五仔，谁留下放心呢？有个好老爹，未必有个好儿子，这话说的就是伯噽。 5、郭图---坑了袁绍 说到郭图，必须说说郭嘉，两人都出身颍川（今河南禹州）郭氏。郭图投奔袁绍在先，郭嘉在后，后者离开袁绍前，还跟郭图商量，表达对袁绍的极端不满，由此可见两郭的关系非同寻常。 不过郭嘉帮了曹操统一中原，郭图却害袁绍丢了全部家当。先是汉献帝和东汉小朝廷成丧家之犬，曹操还没有想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袁绍的谋士沮授就建议把小朝廷迎到河北，袁绍也觉得这主意不错，真要这么办了，也许三国的历史就改写了，没曹操什么事儿了。 偏偏此时，郭图出来劝阻，认为何必找个爷顶在头上，哪如自己关门过家家来的逍遥自在？结果我们都看到了，难得机遇让曹操抢到了，袁绍政治失分。接着袁绍和曹操的官渡之战，郭图进谗言害死田丰，出主意让张合偷营，失败后为推卸罪责，一面让张合别回来，一面又跟袁绍说张合是叛徒，结果把河北最能打仗的名将送给了曹操。 袁绍死后，郭图又攒动袁谭跟弟弟袁尚内斗，最终连自己也被曹操一勺烩，搞得袁绍父子两代倾家荡产，四世三公的金字招牌彻底完蛋。
鲁迅为何不参加辛亥革命？
鲁迅，应该算得上是近代典型小愤青，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浓烈的爱国情怀，满腔热血恨不得可以亲自去杀害敌人，保卫家园。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奋进的青年，当年并没有参加辛亥革命。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直接保卫国家的机会，待小编给你娓娓道来。 当年辛亥革命爆发，众多文人纷纷弃笔从戎，可却偏偏不见大文豪鲁迅的身影，鲁迅为什么不参加辛亥革命，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缘由，是他找不到革命队伍无法加入，还是他根本不想趟这趟水？ 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革命队伍就在他身边，辛亥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日本东京，而鲁迅当时就是中国留日学生一员，加入革命无需翻墙就可实现。甚至鲁迅还受到革命动员，但他最终还是避开了革命党，选择不革命，这是为什么？ 1905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学生、提振革命阵营一致对清，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他在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词震惊了当世。他的死，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大触动，其中就有周树人（鲁迅）。陈天华死时年仅31岁。而鲁迅当时只有25岁，他已在日本留学了三年，在中国的留日生群中，几乎没有鲁迅佩服的人，然而陈天华却令鲁迅汗颜。 陈天华虽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但陈天华不同于一般文人，他不是光说不练，而是大胆践行，实言实行。 在言论上，他锋芒毕露；在行动上，他比日本武士道还武士道——重义轻死，“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唤醒民族精神的目的，不惜以身相殉。 而鲁迅是个只发表言语的“纯文人”，他不主张行动。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满思想，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时，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担心自己的家人。他在东京听了号召革命的反清演说，就表示了不满。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说他参加了光复会，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 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不需要空叹的文人。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才与魂”，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敢作敢为。成为一代风尚。 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从此，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陈天华的出现，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大意）。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而不愿付诸行动。 于是，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出现了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陈天华是文人，也是实际的战士。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他们的不同，不是战斗方式不同，而是对死亡的态度。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无法独立成事。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们敢说敢干，不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陈天华死后仅6年，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终于被“非传统文人”的革命党人推翻，这不能不说，唯有如是文人才能改变国家命运、提振民族精神。 鲁迅不参加辛亥革命，也并未影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辛亥革命前夕，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使之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 其实一个人并不是直接进战场，才可以表现出自己有多爱国。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鲁迅虽然没有参加辛亥革命，但是他的作品影响了千千万万参加革命的人，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