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一共有几个儿子？曹操最喜欢哪个儿子？
曹操一共有二十五个儿子，除了早夭的几个和过继出去的曹均，在曹丕当国之时只有曹茂一人没有封王。 史书中说的很明白，“茂性泬佷，少无宠於太祖。”公侯之家，一个性格倨傲而缺乏教养的人是很难赢得别人好感的，曹茂就是典型。下面一起来看下曹操的儿子分别是谁?曹昂：曹操长子，刘氏所生，但生母早亡是以由正室丁氏抚养大。追封谥号丰悼公、丰悼王、改谥号称愍王。曹铄：早薨。相殇王。刘夫人所生。曹丕：(公元220-226年在位)，庙号高祖。谥为文皇帝，葬于首阳陵。曹彰：223年封任城王，谥号威王。曹植：擅长文学，曾作《洛神赋》。225年立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又称陈思王。曹熊：早薨。追封谥萧怀公，又追封爵为王。曹冲：为著名神童，留有“曹冲称象”的典故。13岁病死，谥号：邓哀王。曹据：环夫人所生，于公元233年封为彭城王。曹宇：环夫人所生，232年封为燕王。魏元帝曹奂之父，魏文帝，魏明帝两代托孤。曹衮：杜夫人所生，232年封为中山王。曹玹：秦夫人所生，211年封为西乡侯。济阳怀王。曹峻：秦夫人所生。公元232年封为陈留王，死后谥曰恭。曹矩：其母尹夫人，是曹操之妾，早薨。封范阳闵王。曹上：曹操之妾孙姬所生，早薨。临邑殇公。曹彪：232年封为楚王。251年与太尉王凌谋反事泄，被赐死。曹勤：曹操第十八子，曹操宠妾孙姬所生，早薨。曹乘：早薨。曹操宠妾孙姬所生，谷城殇公。曹整：曹操第20个儿子，大约公元197年出生，李姬所生，217年封为郿侯。曹京：曹操宠妾李姬所生，曹操的第21个儿子，早薨。灵殇公子。曹均：周姬所生，217年封为樊侯。曹棘：曹操妾室刘姬所生，早薨。广宗殇公子。曹徽：宋姬所生，232年封为东平王。曹干：曹操第二十五子，生母陈妾，养母王昭仪。232年封为赵王。曹茂：曹操最小的儿子，被册封聊城王、乐陵王长子曹丕曹操认为笃厚恭谨，立为后继，成为后来的魏文帝;次子曹彰，三国演义中提到他黄须，勇而无谋;三子曹植为曹操最喜欢的儿子，虽才华横溢但个性怯懦，嗜酒放纵。曹植和曹操很像，就是个性太软弱了，由此看来，曹操也很无奈，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惑。
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帝不只一个武则天！
提到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帝，人们大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位女皇帝，那就是武则天。笔者曾经也只认为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位女皇帝，一位是武则天，另一位是比武则天早几十年的文佳皇帝陈硕真。最近，翻阅有关历史资料，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一共竟有四位女皇帝。而陈硕真也不是第一位女皇帝，在她自称皇帝时的一百多年前还有一位女皇帝。第一位女皇帝是北魏殇帝，即元姑娘，年号武秦。公元528年，北魏的胡太后淫乱后宫，担心一旦事情败露，会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先下手为强，杀死了孝明帝元诩。孝明帝死后，国不可一日无君，胡太后遂将潘嫔所生皇女后宫抱来立为皇帝，改元“武秦”。这位女皇帝登基还不到一年，胡太后便改变了主意，于是杀死武秦女皇，另立元晖只有三岁的儿子元钊为帝，是为北魏幼主。因此，武秦女皇在胡太后的操纵之下，匆匆登位又匆匆死去，故历史上连她的名字都没留下，一般都称“元姑娘”。胡太后杀死武秦女皇之后，还给她加上谥号为“殇帝”，所以北魏的元姑娘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第二位女皇帝是文佳皇帝陈硕真。公元653年，也就是唐高宗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陈硕真率领农民起义，自称文佳皇帝。陈硕真是梓桐源的一名普通农村姑娘。她早年丧夫，家境贫寒，由于不忍见乡亲受朝廷官吏的压榨和迫害，便率众起义，表现了过人的勇气和出众的才智。起义后，她便自称“文佳皇帝”。陈硕真起义军树起义旗后，便以章叔胤为尚书仆射，童文宝为大将军，建立了农民政权。起义军曾攻克桐庐、睦州等地，并逼近歙州、婺州，一时威名大震，使东南各州县的官员闻风丧胆。朝廷闻讯后，即派扬州刺史房仁裕带兵前往镇压，婺州刺史崔义玄也紧急征集兵力围剿。由于陈硕真起义军缺乏大战经验，几经浴血奋战，死伤无数，最后全军覆没。陈硕真作为一介女流，英勇不屈，战到最后，兵败身亡。陈硕真起义确实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硕真破除了皇帝是“真命天子”的迷信，敢于蔑视唐代李氏政权，敢于自号“文佳皇帝”。在那个年代，为了改天换地，为了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她挺身而出，率众起义。表现了一个坚贞女性敢想敢为的高风亮节。可以说，陈硕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陈硕真高举女性解放的旗帜，她主张女人该与男人一样有权利参与治国执政。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多重压迫，陈硕真挺身而出，高举义旗，无疑是女性解放的先行者。漫漫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哪有女性说话与做事的权力啊!是陈硕真开此先河，使她成为中国妇女争取女权的杰出代表。时至今日，在谈到要解放女性，还女性以平等的时候，人们还不能忘了陈硕真。第三位女皇帝是武则天，即大周圣神皇帝。年号：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神龙等，在位十六年。武则天，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之母，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自己做了皇帝，自称武曌。这个“曌”字意为“日月当空”，并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武则天执掌朝政的前期，重用酷吏，严厉打击反对他的元老重臣，勋贵旧族，就此打破大族控制政局，垄断高官的局面。定都洛阳。从公元690年起，至公元705年，在位十六年。武则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太宗称其为“媚娘”。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历史功绩，昭昭于世。第四位女皇帝是耶律普速完，即西辽承天皇帝。年号崇福，在位十四年。耶律普速完，西辽仁宗耶律夷列之女，公元1163年，仁宗病死，由于太子耶律直鲁古年幼，遗命耶律普速完临朝称制。公元1164年，耶律普速完正式称制，改元崇福，称承天皇帝。后来，耶律普速完经常与驸马萧朵鲁不之弟萧朴古只沙里幽会偷情。耶律普速完为了拉拢驸马，封他为东平王。但驸马并不贪图王位而让自己戴上绿帽子，便经常指责耶律普速完。为了情欲，也为了安心，耶律普速完便罗织罪名把驸马处死。驸马的父亲萧斡里刺是西辽的元老，官拜六院司大王，权势熏天。公元1178年，他发动宫廷政变，杀死耶律普速完和萧朴古只沙里，将仁宗次子耶律直鲁古立为皇帝，改元天穆西辽。耶律普速完死后，耶律直鲁古即位。册封耶律普速完谥号为“承天太后”。可以说，耶律普速完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位女皇帝。
战国时期兴盛的墨家学派为何神秘消失？
墨家学派的消失：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理想主义。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等人领导的墨学运动，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从来就是短暂的。墨家主义在当时兴盛了大约100多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可能也会兴盛一百年。这两种理想主义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即被统治阶层深恶痛绝。墨家为什么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主要原因是：墨家是横亘在封建集权专制统治道路上的一座巨大障碍。不除掉墨家这一障碍，秦始皇就不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的大帝国就难以建立。因此，消灭墨家，便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想象得知。最近有一部《墨攻》电影问世，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开始是阻止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便成了主要是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亡海外，东渡日本。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跨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士集团。对于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只有“焚书坑儒”，为什么没有“焚书坑墨”的事情发生呢？主要是当时墨家已经不存在了，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了，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了。这就是墨家神秘消失的主要原因。当然，在焚书的过程中，墨家之书肯定是主要销毁的对象。秦王朝的统一对墨家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墨家集团从此一蹶不振。随着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牢固地建立，墨家再也没有复兴的气候和土壤了。墨学与封建集权专制是个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关系，两者形同水火，势不相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是墨家的最大克星，只要有墨家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存在，只要有秦始皇，就不会有墨家的存在。如果当年墨家力量战胜了秦国的兼并统一，中国历史就会改写，就不会是后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就会发展成另外一付样子。或许象欧洲，诸国并立，倡导民权，主张民主，文化科技繁荣发展。秦王朝和汉王朝是塑造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朝代，自此以后，中国走上一条王权愈发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蓬蓬勃勃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由思想时代从此宣告结束。今天研究墨家的学者在介绍起墨学时，大多将《墨子》一书中的几个章节题目复述一遍，什么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等。从这些题目表面上看，也不一定完全为帝王所不容，譬如说节用和节葬，有些帝王和君主还是比较节省的，并不一定非要主张铺张浪费。至于尚贤、兼爱、非攻，有些观点甚至是深获帝王所赞许的。那么什么主张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行动一致地摈弃了墨家学说？什么思想使帝王统治者感到了最大的威胁？那就是墨家的“选天子”思想。在“尚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及地方长官的思想。墨子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辛亥革命简介：结束了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君主专制
1、辛亥革命简介：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2、革命的准备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3、革命的爆发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4、革命的胜利与失败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唐朝为何会制造出许多民间才女？唐朝才女何其多
唐朝为何有很多民间才女？唐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女人们的地位并不象其他历史时期显得那样低下，不仅皇家女子们可以自主择婿，而且百姓家的女儿们也可以有条件的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做出比较独立的选择，那些皇家的公主们一生再嫁，乃至三嫁早就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不会对这样的富二代私生活给予过度的关注，我选择我幸福其实与其他人何干?那时即使是民间的女子们也深深感受到了盛唐文化的熏陶，女性们所表现出的睿智亦令今人叹为观止，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强盛，对于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有多深远。唐朝政治家史学家杜佑之孙杜羔，(其另一孙为著名诗人杜牧)，曾娶妻刘氏，这个刘氏是个大才女，可惜我们无从知道她的名字。刘氏善于做诗，更希望丈夫能够出人头地，只是这个杜羔让人很失望，连续多年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一次眼看报考国家高级公务员又榜上无名，怏怏而回，快到家的时候，刘氏做了一首诗，托人送给杜羔，诗中这样写道“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诗中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老公是个好老公，很有才学，可是为什么你年年却考不中呢?你不好意思回来，我更不好意思见你，你要回家还是等天黑以后再回来吧。杜羔见诗，羞愧难当，扭头就回，回去后发愤努力，居然来年得以高中，刘氏的劝学诗收效显著。就在杜羔这个小王八羔子在京城春风得意，夜夜笙歌，乐不思蜀时，刘氏又做了一首诗托人寄去，这首诗更有意思了，“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刘氏不道自己的相思之苦，也不劝告杜羔提气养精神悠着点来，而是用讽喻的手法暗示杜羔别忘了糟糠之妻，杜羔见诗如见人，回心转意，将夫人接到京城，恩爱一生。唐朝的才女咋样?够麻够辣够味吧。如果说才女刘氏用自己的兰心惠质再造了一个模范丈夫的话，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崔氏就更好玩了，她用冷幽默的手法拿丈夫开涮了一把，让人忍俊不禁。话说唐朝时有个姓卢的子弟，大半辈子仕途无望，好不容易在迟暮之年混上了一个校书郎的职位，也就是负责皇家校勘典籍的秘书匠。晚年娶妻崔氏，这个崔氏是个闷骚型的才女，喜欢做诗，但自与老卢结婚后就气不顺，大概老夫少妻为自己一朵鲜花插牛粪上心有不甘吧。一日老卢自讨无趣，让崔氏以彼时心情述怀，崔氏不做他想，张口就来，“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你不就在我面前吹嘘你年少时多有才吗?可惜那时我生之较晚，恨不相逢年少时，如今只能以嫩草填充你这头老黄牛了。崔氏不仅有才还很诙谐，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惜了卢氏的大好青春只能陪伴这个油尽灯枯的半老头度过风烛残年了，让今人老蔡都深感痛惜。唐朝的女子们不仅有才还很胆大，为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不惜铤而走险，更不怕时人的流长飞短和街谈巷议，实在让人刮目相看。武则天时的著名宰相吉顼在年少未发迹时，他的父亲吉哲在任冀州长史时为他讨了一门好亲事，想要娶的是南宫县县丞崔敬的女儿，但是崔敬却不大乐意，不想高攀这门亲事，吉哲以副省长的权势要胁崔敬这位副县长，官大一级压死人，崔敬无奈只好饮恨答应，当迎亲日到来花车抵达时，崔妻抱着女儿痛不欲生，大哭道：“我们家的门户很低，不想高攀吉郎”，而崔敬的女儿则躺在床上坚决不起来。这时让人非常震憾的一幕出现了，却见崔敬的小女儿一个箭步出来，径直踏上花车，扬长而去，崔家合府上下目瞪口呆。吉顼后来拜官入相，很有经邦治国才干，首倡唐室返政之议，诛杀酷吏来俊臣，规劝武则天的宠男二张，在当时留下了许多值得彪榜的政绩，而崔氏小女也为自己的绝决而果敢的慧眼识英才，而得到了她所应该得到的幸福生活。在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里还记载了一个搞笑的类似情形，虽然此女未能得到她梦想中的才子，但足以说明当时的女子们对于自己的幸福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选择权的。唐朝时那个镇压黄巢起义的宰相郑畋有一个小女儿，自小熟读诗书，是个新派文艺青年，非常喜欢大诗人罗隐的诗，是罗大诗人坚定不移的铁杆粉丝，铁杆到什么程度了?非罗隐不嫁。田畋这个小女儿属于非典执拗性人格，父母为她的婚事操碎了心，虽然登门求亲者络绎不绝，然此女一概不见，有一天，罗隐到田府拜见，田畋让小女儿隔帘相看，此女一视之下，大失所望，罗隐的长相与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相差太远，此女转身而退，终生不再读及罗隐诗歌，当时的读书人都拿此事取笑，讽刺这位宰相女儿以貌取人，此为唐朝版的“爱情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趣闻轶事。关于兰心惠质的唐朝女人们有关事迹在野史中的记载很多，那时的文学女青年比比皆是，上至上官婉儿，徐贤妃，下至鱼玄机、薜涛、李季兰等等，这些才女的事迹人们知之甚多。而当时的官员关图也有一妹，文学造诣很高，能诗善书，关图不无得意又惋惜的对同僚说“我家里有一进士，可惜不能报考高中矣”，这位民间才女籍籍淹没于史海之中。再比如大文学家大诗人政治家张说的女儿，嫁给了卢氏子，其女为给其舅求官而回娘家向张说请托，张说时任宰相，因顾忌裙带关系而给人制造口实，张说并不答话，而暗中以手指指向支撑床头的乌龟(古代以龟支撑床头以求吉利)，并顾左右而言他，其女心中自明，归家而告其舅，“老舅你很快就会就任詹事”，事后果不其然。唐詹事为三四品官，掌内外众务，纠弹非违，总判府事，很有权柄。而张说女竟然能从其父所指物事中预见其舅所任官衔，其洞察力可谓惊人。唐人张固在《幽闲鼓吹》中有一则关于贤妇人的记载，侍郎潘炎在唐德宗时任翰林学士。受到极为深厚的恩宠。他的妻子是刘晏(唐著名经济理财家)的女儿。有一次京城的市长有事要见潘炎，一连几天未能见到，便向守门人赠送了三百匹细绢。夫人知道此事后，对潘炎说道：“哪有身为大臣，连市长(京尹)想要见面都要送给守门人三百匹细绢的道理!官场的可怕与身居高位的危险由此可知。”她急劝丈夫潘炎辞去官位。儿子孟阳刚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时，夫人非常担忧，对他说：“以你的人才而得侍郎职位，我真害怕有灾祸临头啊!”户部衙门再三催促孟阳上任，夫人便道：“不行，不能马上就位。你先把你的同学同辈请来聚会一下，由我观察观察再说。”儿子便将交往深厚的同僚都找了来，客人来到后，夫人垂下帘子在一旁仔细观察了一番。聚会结束后，夫人高兴地对儿子说：“他们都是和你一类的人，用不着担忧了。”夫人问及坐在未位的那位身着惨绿衣服的少年是谁，孟阳答道：“那是补阙杜黄裳。”夫人说：“这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将来一定是位有名的卿相。”杜后来果任宰相，因力主削藩壮大唐朝中央集权而成为名相，刘氏女以自己的聪颖和见多识广而相夫教子成为了唐朝时的一段佳话。唐朝为什么显得特有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开放的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民风?可能在于一是唐朝实现了对外开放，人民生活相对富裕政治稳定。二是生产力较为发达，人民享乐思想盛行。三是民族融合，兼收并蓄，汉文化得到了有机补充，这点至为重要。正是因为唐朝深受中化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影响，而成为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比较开放的朝代，在盛唐文化的潜移默化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影响下，唐朝的女子们才在相对自由的生活层面，拥有了其他朝代女子所不能具备的特殊文化氛围，而使自己耳濡目染，变得知书达理，见解不俗，无论是民间还是庙堂，都出现了一大批兰心惠质的才女，而在长达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表现的如此迥异而大放异彩，唐文化的映射和渗透力对于社会，对于民众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今天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启示作用的。
清朝格格的等级 ，细数清朝格格们的等级如何划分
清朝格格等级划分：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年）始把“格格”分为五等，即：亲王之女，称为“和硕格格”，汉名为“郡主”；世子及郡王之女，称为“多罗格格”，汉名为“县主”；多罗贝勒之女，亦称为“多罗格格”，汉名为“郡君”；贝子之女，称为“固山格格”，汉名“县君”；镇国公、辅国公之女，称“格格”，汉名“乡君”；此外，“公”以下之女，俱称“宗女”。“格格”之称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之际，才渐渐终止。例如清高宗（乾隆帝弘历）一生共生了十个女儿，其中有五人因早殁没有加封，另外五个女儿，加封为公主。即第三女（孝贤纯皇后生），封固伦和敬公主；第四女（纯惠皇贵妃苏氏生）封和硕嘉公主；第七女（孝仪纯皇后生），封固伦和静公主；第九女（孝仪纯皇后生），封和硕和恪公主；第十女（妃汪氏生），封固伦和孝公主。她是个例外，因为她是在乾隆六十五岁时生的，是乾隆帝最钟爱的女儿，后下嫁给和的长子丰绅殷德。她本应封为和硕公主。但乾隆破例把他封为“固伦公主”。此外，乾隆帝还收养了其弟弘昼的一个女儿，后来加封为和硕和婉公主。从以上事例来看，清朝从皇太极开始就已经不把皇帝的女儿称作“格格”了，一般均称为“公主”。但公主的家人也可以在不是很正式的场合叫她“格格”，这是按照她的排行来叫的，如“大格格”、“十格格”等。“公主”这个名词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有的。周朝的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自己是不主持婚礼的，而叫同姓的诸侯来主婚。当时各诸侯国的诸侯一般称“公”，“主”就是“主婚”之意，所以因为是诸侯主婚，天子的女儿就被称为“公主”了（哎，一点浪漫色彩也没有），当时诸侯的女儿也被成为“公主”，也称“君主”，《史记·吴起列传》说：“公叔为相，尚魏公主。”古书尚也常常将公主简称为“主”。从汉朝开始，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称为“公主”，诸侯王的女儿则称为“翁主”。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下》“女子公主”条下解释说：“天子不亲主婚，或谓公主；诸侯王即自主婚，故其主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自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为其主婚也。”这样，翁主就比公主低了一个等级。也是从汉代开始，皇帝的姊姊称为“长公主”，先皇帝的姊妹为大长公主，加上“大”“长”的字样是表示尊崇。东汉时的公主一般是“县公主”，如光武帝的女儿为舞阳公主、涅阳公主等等，舞阳和涅阳都是县名；晋朝的公主则是“郡公主”，因为公主封号之前是郡名，如晋武帝的女儿为平阳公主。这样的“县公主”和“郡公主”也可以简称为“县主”和“郡主”，所以两汉倒晋的县主和郡主都是皇帝的女儿。汉代的王的女儿被称为“任”（这是什么怪名字阿！），如《汉书·王莽传》说：“其女皆为任。”古书的研究者认为“任”其实是当时女子爵位的称呼。到了隋唐时期，太子和诸王的女儿也封郡、县，但不能称为公主，太子的女儿为郡主，诸王之女为县主；明清两代亲王的女儿为郡主，郡王的女儿为县主。唐高宗是专门下诏书规定，皇帝的女儿出嫁教“出降”或“下降”，而诸王之女出嫁只能叫“适”，娶公主称“尚主”，娶诸王之女只能叫“娶”。
清朝格格和公主的区别是什么？格格是什么意思
电视剧《还珠格格》小燕子、紫薇分别称为还珠格格、紫薇格格，乾隆的其他女儿也被称为格格。而电视剧《大太监》中，道光帝的女儿，称为和硕公主。为什么皇帝的女儿有的称为格格有的称为公主呢?格格、公主各是什么意思？格格和公主的区别又是什么？格格：格格是满族和清朝对女性的一种称谓。作为正式称号使用时，在后金时期，国君和贝勒的女儿称为格格。作为非正式称号时，被用于尊称其他地位高贵的女性。另外，清朝亲王的低阶妾有时也被叫做格格。公主：公主是中国古代对皇女、王女、宗女封号。通常是皇女位号，只有在部分特殊情况下，宗女才能破格晋封为公主。此外，一些邻近中国的国家，因受中国影响也有公主封号。此外，一些非君主直系亲属而被封为Princess的女性有时也会翻译为公主。格格和公主的区别：“格格”用于后金时期和清朝时期，而“公主”则从周代时期开始一直被运用，而且不止是中国，中国临近的一些国家用“公主”这个称号。在后金时期，国君和贝勒的女儿称为“格格”，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始仿明制，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格格”遂专指王公贵胄之女的专称。
解读真实的赵氏孤儿：赵氏孤儿的历史故事简介
赵氏孤儿无疑是一个煽情催泪的故事：赵家遭遇奸臣灭门，孤儿侥幸死里逃生，八位义士前仆后继，血海深仇终得昭雪。正是洋溢其中的感天动地的情义，价值千金的忠诚，让这个故事受到了古今中外观众的追捧，在其中，大家找到了久违的“坚持”和“温暖”，心灵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抚慰。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转述和接受的过程中，历史的本来面貌渐渐被大家遗忘了、忽略了，故事重复千变就成了历史，然后就变成了信史。然而，历史真的会有如此多情，如此煽情，如此矫情吗？历史上的“赵氏孤儿”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成为孤儿的？历史上真实的“赵氏孤儿”关乎正义和忠诚吗？既然是说“赵氏孤儿”的故事，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赵氏”指的是谁？这一切要从晋文公开始。晋文公名曰重耳，乃春秋时期晋国献公的儿子。重耳大名鼎鼎，经历坎坷而传奇。他的坎坷遭遇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骊姬。在一次战争中，作为胜利者，晋献公得到了两个女孩——骊氏姐妹。晋献公将她们纳入后宫，宠爱无比。等到骊姬生下一个男孩之后，晋献公为了表达自己对于骊姬的喜爱，就决定废掉原来的太子，改立骊姬的孩子。另立太子当然是件大事，晋献公也深知其中的利害。为了清除障碍，他决计就将包括原来的太子和重耳在内的诸王子打发到外地去。即使这样，骊姬依然不放过他们，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太子和重耳他们只好流亡别国。这是一次漫长的流亡。等重耳再次踏上晋国的土地之时，已经是19年之后。令人欣慰的是，流亡归来，重耳就被拥立为晋国国君。在这漫长的流亡生涯中，重耳身边始终有一帮忠实的拥趸跟随。其中最重要而且功劳最大的一个人就是赵衰。赵衰有多重要呢？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问题。在重耳流亡到齐国的时候，齐桓公以礼相待，很给重耳面子，不仅把公室的女儿嫁给他，还送给了他80匹骏马。重耳没有受到过如此的待遇，因而，在温柔富贵乡里，他丧失了所有的斗志，感觉就这样在齐国终其一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他这样想可以，但跟随他的人不干了。是啊，大家跟随你，就是觉得你有前途有奔头是潜力股啊，一旦你重耳在齐国止步不前，每天醇酒妇人享受起来，不再想着杀回晋国，大家辛辛苦苦跟随你这么多年，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关键时候，赵衰果断出手，用高度酒将重耳灌醉，在其半梦半醒之际，直接装进车里拉出了齐国国境。待重耳酒醒之后，早已被赵衰他们拉到了另外的国家。很显然，若没有赵衰他们的坚定支持，没有赵衰他们的苦口婆心，就不可能有重耳后来的发迹。用《史记》的话来评价赵衰就是：“文公所以返国及霸，多赵衰计策。”所以，重耳做了国君，功劳最大的赵衰就被封为原邑大夫，并且在朝堂之上代理晋国国政，他的身份一下子变成了晋国的公卿。赵衰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赵盾，在晋文公重耳去世之后，赵盾继续代理晋国国政，辅佐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赵盾主持国政两年之后，晋襄公就去世了。晋襄公的去世，给赵盾出了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给赵盾以后的日子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个问题和晋襄公的太子有直接关系。晋襄公的太子叫夷皋，本来父死子继，理所应当，但是，因为当时夷皋年纪太小，赵盾觉得这孩子生活尚且不能自理，怎么作国君？因此，赵盾打定主意，不让太子接任，要改立晋襄公的弟弟、太子的叔叔、当时正作为人质滞留在秦国的公子雍为国君。主意既定，赵盾马上就付诸行动，在第一时间派使臣前去秦国迎接公子雍。从这一行动可以看出在晋国政坛上，赵盾已经到了只手遮天、随心所欲的程度。但是，赵盾也有赵盾的缺点和软肋。他是靠了他的父亲追随重耳才换来了今天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赵盾只能算是“权二代”，“权”而不“贵”。虽然赵盾位高权重，但和晋国统治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在宗法社会，赵盾实在称不上贵族。他们赵家在晋国政坛也没有足够的人脉关系，没有人脉关系就等于没有足够的实力。太子夷皋的母亲就是拿捏准了这一点，开始找赵盾讨说法，表面上她用的武器是眼泪，但实际上她真正的武器是她背后的宗族。太子既然能被立为太子，他背后一定有一批既得利益者。而赵盾也许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才以太子年龄太小为借口，要另立国君。一旦成就此事，赵盾就有了立国定主之功，不但有效地改变了晋国的政治生态，而且将更加突显其位高权重的形象。太子背后的力量不肯善罢甘休，太子的母亲更是不依不饶。她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拦着赵盾，啼哭不止，她甚至不顾身份，见到赵盾就下跪，弄得赵盾手足无措。她只问赵盾一个问题：“请你告诉我，刚去世的襄公有什么过错，你为什么要抛弃他的太子而另立国君？”问得赵盾是哑口无言。赵盾为此事忧虑，越想心越虚，太子背后的势力、太子母亲背后的势力，不知比赵盾强多少倍，如果另立别人顶替太子，也许会有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赵盾骑虎难下，只好改弦更张，答应按既定方针办，国君的位子还让太子来坐。接任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晋灵公。这件事情又说明虽然赵盾只手遮天，但他还有所顾忌，不能为所欲为。太子即位，可被赵盾正式派到秦国去迎接雍的人已经在归途上。无奈之下，赵盾只好再派一支小分队，去拦截并干掉早前派到秦国应请公子雍的那批人。赵盾必须把这个屁股擦干净。既想只手遮天，又不能无所顾忌，同时思维又不缜密，这样的人想平平安安占据高位，似乎不会有那么容易。在他志得意满之时，危机已悄悄向他走来——在太子母亲的心目中，在太子拥护者的心目中，在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灵公本人的心目中，赵盾是一个心怀不测的奸邪小人，是自己的敌人。这样的情形之下，慢慢长大的晋灵公该怎样处理和赵盾的关系呢？历史的记载很耐人寻味。长大后的晋灵公自暴自弃，骄纵无常，其行为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譬如，他平时喜欢爬到王宫最高的建筑上，用弹弓往下射过往的行人。行人为了不被射中，就会四处躲闪。每当晋灵公看到下面的行人惊慌失措、像无头苍蝇逃窜的样子就会特别开心。晋灵公爱美食，但胃口很刁，有一次吃熊掌，他觉得厨师做得火候不到，就传令杀掉厨师，大卸八块，放在筐子里让宫女们顶在头上运到外面去。晋灵公这样的荒淫无道，表明了一种态度：你赵盾不是执掌国政吗？我偏不和你配合，偏不和你合作。当年你连废掉我的心思都有，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和你一唱一和呢面对这种情况，主持国政的赵盾只有时时进谏，灵公呢，则是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台，对于赵盾的意见一概不予理睬。一来二去，两人的关系就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这就出现了《赵氏孤儿》中所讲述的情节：晋灵公派刺客去杀赵盾，结果被派去的刺客中途撂挑子，自寻短见去了，赵盾侥幸得以存活。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晋灵公以宴请为名，想趁机埋伏好士兵除掉赵盾，可是中间有人给赵盾通风报信，赵盾再次逃脱。这些后来都成了晋灵公的罪名，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一般来说，用刺客去杀人的人，往往都是弱势群体，譬如燕太子丹让荆轲去杀秦始皇等等。而身为国君的晋灵公居然用如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可见在晋灵公那里，赵盾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晋灵公连续两次下手都没能得逞，赵盾又该如何应对呢？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赵盾仓皇出逃。赵盾这一逃却逃出来了意外。赵盾前脚刚走，晋国后脚就出了大问题：赵盾的同父异母兄弟名叫赵穿，他就在朝廷之上公然杀死了晋灵公，此时，赵盾连晋国国境还没有出呢。赵盾闻听消息，马上兴冲冲调头返回。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晋国都城，料理乱局。他果断地让赵穿从周朝的京城迎来晋文公重耳的儿子，晋襄公的弟弟，晋灵公的叔叔黑臀，让他即位，这就是晋成公。史书没有记载在晋灵公被杀这一事件中，赵盾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晋灵公的被杀，赵盾难逃干系。果然，不久之后，晋国朝野就对此有了风言风语。国人这么议论赵盾：“你身为正卿，说是逃亡，却连国境都没有走出。等到你回来继续主持朝政之时，你也不追查国君被杀的事件，更不去诛讨逆贼，真有你的啊！”所以，晋国的史官就在史书上这样记载：“赵盾弑其君！”意思就是赵盾有杀君之罪。这个史官名叫董狐，董狐因在此事上坚持原则而名垂青史。孔夫子曾对此大加赞赏。后来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也曾这样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通过这些，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世人和历史并没有站到赵盾这边。同时这也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真实的赵盾，和《赵氏孤儿》中赵盾的形象相去甚远。晋成公在位七年之后去世，在赵盾的帮助下，晋成公黑臀的儿子据即位，他就是晋景公。在晋景公的时候，赵盾去世，他的儿子赵朔承袭了他的爵位，其夫人则是晋成公的姐姐。此时，赵家已经成为晋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势力了。然而物极必反。晋景公即位之后，要对赵氏家族下手了。此事事关重大，晋景公在下定决心之前，显然做过周密的部署。首先，他把行动的前锋选定为屠岸贾，之后将屠岸贾提拔为司寇。司寇地位较高，略相当于卿，主要职责就是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务。为什么选定屠岸贾呢？首先，因为屠岸贾这个人是当年晋灵公的近臣，深得晋灵公的信任。而晋灵公是被赵盾的兄弟赵穿杀害的，因此，屠岸贾对赵氏家族心怀不满，由来已久。其次，他要让让屠岸贾制造政治舆论。因为屠岸贾负责刑狱、纠察等事务，因此，他就有资格重提晋国历史事件，譬如重新审查晋灵公被杀事件。屠岸贾果然以晋灵公被杀事件为突破口，抓着这件事不放手，扬言要惩治当年杀害晋灵公的元凶。这样一来，赵穿就在劫难逃，赵穿是赵盾的兄弟，此事最终也必然会牵连到已经去世的赵盾。一旦牵连到赵盾，那么赵盾的儿子赵朔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屠岸贾公开宣称：“赵盾虽然不知情，但仍然是逆贼之首。做臣子的杀害了国君，他的子孙却还在朝为官，显然这不符合道德和法律，必须予以纠正。”这是赵盾家族长期控制国政、朝政的自然反弹，也是晋景公意欲结束大权旁落局面所做的一次努力。很明显，这次重提历史的举动，矛头针对的是赵朔，根本目的在于改变眼下晋国政治格局的对比。但是，经过了赵衰、赵盾、赵朔三代的努力，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上已经发展出来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力量，为了降低行动的风险，屠岸贾采取的是突然袭击的战术。他带领将士在下宫突袭赵氏，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并且灭绝了他们的家族。在这次大清洗中，晋景公还没有丧心病狂到六亲不认的程度。在赵氏被灭门之时，晋景公为自己的姑妈留了一条生路，让怀孕的姑妈躲到自己的宫殿里，这个可怜的女人因此保全了性命。赵朔的妻子后来生下来一个男婴，这个男婴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赵氏孤儿。他的名字叫赵武。这段史实，就是赵氏孤儿之所以成为孤儿的原因，可以看做赵氏孤儿前传。这个命苦赵氏孤儿，将要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呢？经过四代的积蓄和发展，至赵襄子时代，赵家再次成为晋国政坛重要的政治势力，赵氏和知氏、范氏、中行氏、韩氏、魏氏号称晋国六卿。六卿之间勾心斗角，相互火并，最终的结果是，韩赵魏三家灭掉了晋国，三分其地，并建立起来了韩国、赵国、魏国。赵氏家族终于跑赢了晋国，和别人一起瓜分了晋国！在这里，我们依然看不到戏剧《赵氏孤儿》中所宣扬的“忠君”。“三家分晋”是个标志性事件，一般也被看作是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的分界线。晋国被一分为三，从此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国家。建立了国家的赵氏，对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美容，因此，我们在他们自己所记录的历史中，看到的满是冤枉和委屈，看到的是他们代表了正义和道德，赵氏孤儿的故事也被重新改写，将晋国政坛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加入了忠奸对立的元素，并且自己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但是，历史哪有那么矫情？历史只能更血腥，更残忍，更加你死我活。感动了东方和西方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说到底只是文学故事，只是舞台上的故事，历史上曾有相关的影子，但却是另外的方向。
清朝的灭亡， 导致满清王朝灭亡的十大原因揭秘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是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那么大清朝是如何走向衰亡的呢？1、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标导致王朝倾覆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其一向以“小政府大社会”的低成本模式维系，但在十九世纪后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倒逼下，这种模式乃至整个国家都受到了欧美列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甲午战败及庚子之役后，清廷为挽救王朝覆亡的命运而不得不艰难转型，其新政与立宪的过程实则暗含了由“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轨迹。“小政府”模式以“不扰民、少作为”为准则，管理成本虽低，但与之伴随的则为低效率，由于其不足以抵御外来的侵略，由此也带来了国内民众的极大不满并进而导致其合法性的丧失。为实现“富国强兵、器物转换”的目标，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更弦改辙，其在编练新军、教育改革、警政改革、司法改革、官制改革、实业促进、地方自治乃至宪政改革等问题上分头并进，其规模之大，其速度之快，在令人感到惊佩的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忧。事实上，清末十年中的各项举措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更是致命的。毋庸讳言，各项新政的铺开均以财政为支撑，没有钱就不能办事，要办事就得花钱。由此，“永不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无减，羊毛出在羊身上，其落脚点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末新政的困境就在于，要想在列强的虎视下“存国存种”乃至尽洗前辱，就必须改革变政，但多一项新政举措，就多一项庞大的经费支出，而财政的增收远远跟不上支出的急剧膨胀，就算没有武昌起义，“赤字财政”的维系也是难以为继。以新政第一要务的新军编练为例，仅北洋六镇每年的维持费用就高达900万两，如建成36镇常备军的话，其每年的维持费用至少在5000万两上下。在1911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陆军部提出的总预算超过1亿两，在资政院的大力削减下，其预算额7800万两也已经接近全国总预算(26000万两)的三分之一。更值得警觉的是，清廷为完成全国36镇的新军编练计划，其在耗费巨资的同时也在用人上不择流品，以至于大量倾向于革命的年轻军官进入新军并担任各项军职，这也为清朝的覆亡平添了极其微妙的不确定因素。再以司法改革为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各地行政长官(如州县官)兼理司法，如果要推行司法独立、政审分开，势必要在各级官衙外另设审判机构，全国各州县也将因此新增三四千万两的支出，经费何出势必成为一个头痛的问题(这项工作到民国后也未能完成)。在“小政府”的模式，朝廷对地方官的考核无外乎“钱粮与刑名”，只要地方上按时解送国家税收、地方上安靖无事，官员即算合格。1901年推行新政以后，各级地方官升迁优劣的主要考核指标不再限于“钱粮、刑名”，各项新政事业如警政、学堂、地方自治等更加为朝廷(或上司)所看重，而且大都设有时间表。在经费与人才匮乏的双重煎熬下，各级地方官大多疲于应付，其中形象工程在所难免，贪污腐败也多有发生。更可叹的是，这些来之不易的民脂民膏未必取得了真正的实际效果。清史总撰缪荃孙曾说：“国家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清末新政与立宪是一场迟到的变革，历史经验表明，在近代化进程中，起步越晚困难越大，情况也就越复杂，任何超出了自身基础的操切之举，都将会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2、利益分配机制错位，一方利益受损且缺乏对话机制清末新政的进程中有一对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是朝廷官员及部分开明的士绅警告民众“不变则亡”，其试图通过各项新政举措来挽救国运，另一方面则是下层民众因自身利益受损而极力反对新政。不可否认，任何一项改革(且不论其是好是坏)，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并带来各种矛盾冲突，如果改革者设计精当，操作合理，这对各方都将提供一个利大于弊的发展机会；反之，利益受损的一方将阻扰并反抗新的变革举措，不满的情绪在一定时间的累积后，其势必对整个改革造成严重的危机。改革初始阶段，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不能满足每一方的需求，这原本在情理当中，但由此带来的利益分配机制过度扭曲的话，即便改革者所描绘的前景再美好，也无法赢得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任何时候，只要民众意识到改革的成本主要由自己来承担，如朝廷财税收入的过快增长、滥印铜元带来的通货膨胀伤害、与民争利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或可称之为清末的“国进民退”)，都将令新政本身成为民怨的主要来源。平心而论，清末新政的各项举措不能说不重要，朝廷用心也不能说不良苦，但推行新政的实际负担在转移给下层民众的同时，好处却大都为上层所得，那底层的百姓们就不免要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所谓“新政”的学堂、警署、自治公所之上了。譬如清末各地屡屡发生的“毁学”事件，其原因无非是乡民们看到新学堂并不能让自己的子弟获得教育的机会，而自己却要承受因此带来的捐税，其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的学堂。同时期，为反对举办新政而引发的新增捐税，各地又屡屡发生捣毁官署及罢市之事，这些大大小小的“民变”事件，在清末十年中竟然达到两千余次，这无疑是值得警醒的。再如引发“保路运动”的川汉铁路公司，其主要资本大多来源于全川农民的“租股”，而这些所谓“租股”名为自愿，实为强行摊派，那些真正出钱的农民们根本无从享受到所谓的“利息与红利”。抛开固有的偏见，下层民众对新政的抵触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反对变革，其中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历史所造成的官民隔膜与对立，朝野双方既缺乏对话机制，也没有基本的救济手段，双方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整个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使得本就有限的改革成果化为泡影，改革不成反激生了新的反对力量。任何一项新政策、新举措，即便它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如果决策者自说自话，毫不顾及民众的接受和理解能力就单方面制定推行的话，其非但不能充分调动社会上的各种积极因素，反而会激起民众的极大反感与阻扰。就效率而言，再合理的政策也应最大程度上吸收民众的愿望，只有在得到民众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利益分配问题才能得到公开公正的解决，各项新政举措才能不断的稳步推进。3、废科举仓促而无补救，丧失授官权无疑自废武功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这无疑是清末新政中的一件大事。古老的科举制度走到二十世纪初，从其考学的内容上看当然陈旧腐朽，对推进社会的进步一无用处，但需要指出的是，科举不仅仅是一种选官制度，它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制度，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等均与之息息相关。科举的仓促之废固然有“强邻环伺、国势日危”等外在因素，但其废除之后对社会、对清廷政权的深刻影响却显然未经认真的思考，而科举本身具备的优点与力量也在有意无意中被决策者所淡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废科举实则是体制上的自我摧毁，其不但丧失了数量庞大的支持者，而且连机制本身也一并丧失。隋唐以来，各朝政权的背后均有大量的读书人在支撑，而将朝廷与读书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科举制度。通过科举，朝廷授予读书人功名、地位及其官职，读书人则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实现自己的抱负、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旦这个纽带断裂，朝廷便失去依托，成为无本之源，正所谓“雷霆雨露皆天恩”，无赏罚则失名器，无名器则天下离心，朝廷也不再被读书人尊崇，政权基础半被掏空。对于朝廷而言，科举最重要的是合法、公正、公平的授官权，这也是最吸引读书人的所在。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读书人只要投身于科举与功名，即自觉不自觉的成为朝廷的支持者。作为传统的精英分子，这批人出则为官，入则为士，对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的安定至关重要，其人心向背决定了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王朝是否能够维持下去。鉴于科举考试内容的种种不利，从长远来说，废除科举清除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障碍，但从短期来说，废科举意味着丧失了一个向上流动的合理机制，同时也割断了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的联系，使清廷陡然失去原有的中坚支持力量，这无疑是一种自废武功的自残行为。在这些社会精英分子从原有机制中疏离出来后，现存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毫无吸引力，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更是走到朝廷的对立面。尽管清廷后来也作出了奖予进士、举人等不同等级科名的补救，但在这种科名并无仕途的相应保证而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短期政策，其远远不能替代之前科举的制度性中介作用。在无格可依的科举后时代，反倒是给亲贵擅权、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提供了方便之门。科举可废，教育与考试内容可换，但选官制度不能废，清廷在轻废科举后，如果尽快出台相应的文官考试制度(如袁世凯时期的县知事考试)，或可重掌“名器”，但可惜的是，清廷并没有意识到失去授官权的严重性，这也是士人们在辛亥年对清廷的覆亡报之以冷漠的根本原因。4、年轻人没有出路，因年轻人不满而推翻的王朝科举的废除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据统计，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千余所迅速增长到5万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飞速增至156万，其用时不过5年。新政所取得的教育成果固然可喜，但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他们的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古代科举为求官，中国人也一向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但事实上怎么可能让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官做，即便在科举年代，通过科考获得官职的幸运儿毕竟也是少数。与昔日的读书人相比，新学堂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更加的庞大，在社会机会有限的前提下，他们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各种挫折。在传统的上升方式已无路可走的而新的选官方式又无标准可言的现实面前下，“太子党”、“官位世袭”、派系权争等不公平现象更容易引发年轻人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这不免令这些人对前途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愤，由此产生“求变、速变”的念头。以新军中下层军官为例，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后毕业的学生近一千五六百人，但得到提升的不及一百人。1911年1月，江苏第九镇第三十六标有近百名士兵开小差出逃，原因是部分士兵想升入不入流官佐而升迁途径被阻，由此产生的失望怨愤情绪引发了这次事件。在新军的军官队伍中间，也普遍存在“士官系”与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的对立，原因是留日士官生们手眼通天，他们占据了军中的高级职位，而数量众多的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只能屈就中下层军官。恶念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不得志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在遇到挫折之后，往往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确实存在的事实，久而久之，由此带来的消极情绪往往会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这种清末式的“愤青”思维，也是底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在1911年“皇族内阁”的表演中，权贵阶层赤裸裸的攘夺公权引发了士绅阶层的极大不满，这也是清廷极不明智的自取灭亡之举。在整个社会缺乏公正公平的情况下，一部分被体制所排斥的年轻人会去追问其制度的根源，在其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与表达时，其走向清廷的反面也是必然。清末大兴教育的一个教训是，教育必须与更广阔的实业相联系，而不能只是培养未来的求官人，否则，受教育者一旦丧失前途，稍有风吹草动，其不满即会引发社会风潮并进而发展成革命。当然，清末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算缓慢，但与教育相比，其发展仍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机会。5、激进思潮不可取，非理性的情绪未能得到合理的疏导在清末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革命思潮异军突起，在漫天漫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仇恨性宣扬中，就连饱学的章炳麟也高擎革命大旗，“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似乎成为一剂治国济民的仙丹灵药，但凡有不平处，即以“革命”革之。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通常表现为此扬彼抑、互为消长的关系，如果改良能获得成效，革命就会消沉；而改良的道路行不通，革命就会迅速蔓延。改良与革命在同时赛跑，任何一方的不谨慎都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就事实而言，实行新政后的清廷已经没有了保守派，而只有激进派和缓进派。清朝的覆灭，问题不是走得太慢，反而是因为走得太快。以清末立宪为例，在外国评论家的眼中，九年的预备立宪期未免“出奇的乐观”，但这样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急进方案，还有人认为不够激进，甚至连最温和的士绅都已经等不及了。多才博识者如梁启超当时就指出，预备立宪清单上所规定的任务是绝对办不到的，但言犹在耳，他在1910年第三次请愿之前又激愤的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革命不宜提倡，激进更足以误国。在风起云涌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尽管领导者为文质彬彬、讲求“有风度对抗”的立宪派士绅，但其中也不乏白刃割股、断指血书的激烈之举，类似的举动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民众的情绪更加激化而走向非理性的漩涡。温婉的士绅运动尚且如此操切，更不要说急躁而任性的革命党人气质，由此，清末思潮偏出理性的轨道也属正常。改良是一种渐进主义，其主张“积小胜为大胜”；革命是一种激进主义，其主张“毕其功于一役”。晚清的历史，大体上是一个由“器物变化”到“制度变革”的过程，但制度的变革非但不能替代器物的进步，反而是器物层面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有的产物。甲午的失败，不是器物方向的错误而是速度、规模与效率的失败，这不是用制度变革即可取代完成的任务。学者张鸣曾说过，“近代化是一项没有英雄也不要英雄的平凡而琐碎的工程”，任何急功近利和操切冒进都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与投机，非但不会带来任何好的效果，反而引发更多的问题。试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种拔苗助长之举既无成功的可能，后果也是相当严重。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追求短期效应的冒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偷懒行为。传统依靠的是经验，革命则构思于理论；保守主义用“过去”说事，激进主义则以“未来”许诺。清末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报刊杂志大多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掌握，而清廷各级政府对这个新兴的舆论环境显然未尽了解。在报刊舆论缺乏多元制衡机制的现实下，激进甚至煽动性的思潮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一些保守而不乏中肯的观点则被新派的报纸编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而拒绝登载，由此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所完全边缘化，就算是政府一方的观点，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也完全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6、不可忽视的历史偶然性与亟待提高的危机管理能力在近代国门被强行打开之后，清朝的每一次进步都来源于一场危机的推动，但蹊跷的是，每次危机过去之后，改革总是陷入停滞，直到庚子年内部矛盾与外部危机总爆发，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改弦更张，因为她清楚的意识到，如果一场实质性的改革不由朝廷来主导的话，外部力量将可能会强加给中国，而且极可能以牺牲清廷作为代价。“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运作，其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应付突发的大型事件。当然，危机事件的发生并不可怕，可怕是是应对与处理的不当所诱发的更大风潮。以辛亥革命为例，清廷实则是被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两个重大危机事件的叠加效应所颠覆，正因为其处置不当，才会有亡国之命运。四川保路运动在“成都血案”后已无可收拾，一味的指望武力打压带来的只能是众叛亲离，而清廷的强硬政策显然要为此负主要责任。至于武昌起义，湖广总督瑞澂与统制张彪的畏葸仓皇给革命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清廷的所用非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事实上，如果处置得当的话，未必是每一场兵变都会带来严重后果，武昌起义的胜利似不能视之为必然。以之前发生的两次兵变为例。1908年11月，时值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国丧期间，已打入安庆新军的同盟会员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密谋举事，19日晚，在熊成基的指挥下，马、炮、步各营出动，会攻当时的省城安庆，不料安徽巡抚朱家宝早有防备，革命军攻击整晚而未能拿下，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也是如此，当时革命党人赵声、倪映典等已在新军中策划已久，其加盟革命的士兵已近三千人。但事出意外的是，新军第二标与广州警察在革命前夕突起冲突，革命党人遂决定提前发难，在与水师提督李准所率的两千清兵激战后，起义因弹尽援绝而失败。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就武昌起义的炮声而言，其原本不在同盟会的谋划之列，但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偏偏发生在革命党人的起义到处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说它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亦不为过。天下太平亦当居安思危，突发性事件考验的是当政者的智慧与应变能力，平时功夫不做足，遇变势必惊慌失措。同样值得重视的，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偶然性来决定的，任何对偶然性事件的忽视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如清末时节，看似革命党屡屡失败，不足为意，实则火山的喷发只需一次足矣。7、军队的失控及其职能的倒转《孙子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圣贤又说：“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这两种几乎对立的说法说明，军事力量的强大乃是难以操控的双刃剑，治国者不可不慎。清军在甲午与庚子的惨败是清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打造一支近代化军事力量的主要原因，因为其清醒的认识到，外敌的入侵不仅会引发亡国的危机，也会在国内令其合法性丧失殆尽。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军国主义固然不足取，但维系一支强大的军队却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地区间和平与稳定的主要保障。清廷编练新军的本意在于抵御外侮，但这支新兴力量并没有来得及发挥其作用即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美国军事史专家拉尔夫。鲍威尔认为，1911年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陆军的叛变，主要是军事力量造成了皇帝的退位。假如现代化的军队忠于朝廷，武昌起义是可以扑灭的。皇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建立陆军而自掘坟墓，华南与华中的各镇新军成了共和方面的兵力骨干。军队的天职在于保家卫国，任何超出此范围的举动都将给国内政治带来不可意料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军的起义实则是开启了潘多拉之盒，军队的职能由对外改而向内，辛亥革命后带来的是一个以武人至上的社会，地方军阀之间的内耗削弱了原本就弱小的国家力量，由此也更容易引发外敌的入侵。在辛亥年中崛起的那些新军将领，大多是年轻的留日士官生(如山西都督阎锡山28岁，江西都督李烈钧30岁、云南都督蔡锷30岁，贵州都督唐继尧29岁)，这些人既缺乏阅历，也无行政特别是民事经济司法之经验。就制度价值而言，武夫当国较传统的文官政治就更不可取了。令人遗憾的是，新军在倾覆清王朝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那些年轻的将领们对清廷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爱，当他们尝到权势的滋味后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权势，由此各据一方，军阀间的混战几无宁日。民国元年，全国军队不过50万(前清更少)，到1917年已增至100万，再经过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及南方的内战后，全国军队已经达到150万。谁来供养这些军阀及军队？在军阀割据混战中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农民，而普遍的赤贫化为后来的革命创造了条件。近代社会以后，以单纯的武力作为后盾支撑的军阀政治不能持久，而它的重归统一，仍旧需要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完成。从革命党人的“兵运”到革命士兵的“兵变”，军权攘夺政权，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作为国家之福，第一要绝对控制军队，第二军队的职能为对外而不是对内，军人干政绝不会有好结果。从民国后的蔓延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来看，这个教训应该说是极其沉重的。8、对民间秘密社会的威力掉以轻心作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江湖会党的存在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与隐患，因而一向是朝廷坚决打击清除的对象。但是，即便在历朝历代高压政策打击下，江湖帮会仍能秘密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中，每至天灾人祸、王朝衰亡之际，这些民间秘密组织便会乘时而起并成为起义的重要力量。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秘密社会的存在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譬如其一贯以“忠义豪侠、急人之急”等传统理念相号召，又以“仁义礼智、五伦八德”等信条作为基础价值观，因而在弱势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会党的巨大力量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如萍浏醴起义时的“洪江会”即设有“内外八堂”(“内八堂”为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外八堂”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外八堂”下还设有“红旗”、“跑风”各职，分别掌管组织、侦候、通讯等职；二是定有严格的纪律约章，譬如四川哥老会(“袍哥”)即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不敬长上、殴打亲属、调戏妇女等，一旦触犯，就要受到“剽刀”、“碰钉”、“三刀六个眼”，“挂黑牌”等严厉惩处。较之以往的帮会组织，清末会党又有三个新特点，一是重要成员大多出身行伍，曾接受过军事训练并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如四川、湖南等地的哥老会成员多有湘军或其他军队的从军背景；二是革命党渗透到江湖会党组织中，使其在“秘密社会”的性质之外平添了一份理想与革命的色彩；三是革命党组织将各地会党串联起来，形成了更大的反抗联盟，如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即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各大会党联合了起来，在革命党人的组织引领下，会党就不再是一群骚动不安的乌合之众，而成为一支而极其凶险的组织力量。尽管各级地方官员对会党情况有所警觉，但总体而言，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譬如庚子年前后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曾将称会党分子“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但这种情况在革命党人加入之后就大不一样了。革命党的举义大多是通过会党间接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势必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革命党人对于这段历史却颇有隐晦，譬如蔡元培在修革命党史的时候，孙中山就特地关照他不要多写会党)。9、领导人的经验、意志及心理素质均不过关论史者常批评慈禧太后选择载沣为接班人是巨大的错误，实则在讲求“名正言顺”宗法制度下，慈禧太后并无其他人选。载沣的为人固然宽厚，但其性格内向，讷于言词，加之政治经验缺乏，以其个性与才能，根本无法驾驭重大的危机事件，何逞辛亥革命的变乱局面。颜惠庆曾这样评价辛亥革命时期的清廷主政者：摄政王载沣虽意图良美，但生性软弱；庆亲王奕劻富有丰富的经验，可惜年事已高；协理大臣那桐富有才华，能言善辩，却缺乏实际本领和决断才能；唯有镇国公载泽，在满族大臣中堪称果决勇毅之人；协理大臣徐世昌与另两位大臣梁敦彦和盛宣怀，他们虽然满腹经纶，老于世故，但面对只有打过仗的人才能应付的局面，就显得体魄不够强健，气势不能夺人了。以保守著称的御史胡思敬称“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其认为摄政王载沣如能力行专制，“虽以无道行之，未遂亡也”。这显然又是另外一种荒唐。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为父亲未能果断斩杀袁世凯而感到遗憾，这种政治见识更是等而下之。载沣不杀袁世凯，实际上是在无意间给皇族留了条后路，如果1909年杀了袁世凯，革命后皇族恐无噍类耳。 保路运动中的处置失当与辛亥革命的惊慌失措，实证了载沣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政者，其领导能力的缺乏，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权势，其中更多的是是流失了大多数黎民百姓对安定、秩序、发展的期盼及由此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生存利益。轻率的让权，未尝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作为临危受命的袁世凯，其对清廷固然不无怨气，但要说他存心报复清廷也未必说得不过去。袁世凯与当时众多的官僚士绅一样，大体上也只是跟着形势走而已。如果袁世凯意志坚定，其在《十九信条》下全力扶持清廷，成为东方的“俾斯麦”也并非没有可能，因清廷一方在军力、经济、组织、外交等诸多方面实则是远胜于革命军，武汉、西安指日可破，南京亦恐难保，形势比人强，但其以“各地蜂起、无钱打仗”作为借口抛弃了清廷，那他就只能选择去做洪宪皇帝了。就这点而言，袁世凯的见识、胆识与魄力远逊于曾国藩，正如辜鸿铭所嘲讽的，袁世凯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和叛徒，借口为了节省这面旗帜的布料而不得不将它扔到了一边。袁世凯如此，其他有代表性的士人如末代状元张謇、汤寿潜等也迅速转向革命党，其节操固不足论，正如史学家陈三立对国变之源的追论，国家的兴废存亡非一朝夕之故，而“节钺重臣号为负时望预国闻者”昧于天下之势，更致人纪防堕、人心狂逞，一群无责任感的亲贵重臣把持权柄，清廷又岂能不亡。10、激进、草率、未经大多数人认可的政治构架遗患无穷十年的清末新政与立宪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来说无疑是快马加鞭，但突然爆发的革命更是如电光石火，中国人尚不知道君宪为何物的时候，历史已经转进了更为茫然的共和年代。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民族矛盾的伪构性掩盖了传统政治及社会制度的顽固性，并进而使原本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目标的浩大运动完全偏离了方向。民国后实行的共和体制实为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一个翻版，然司法权始终坐冷板凳，所谓“三权”，其实只有“两权”，而“两权”的设计又因西方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水土不服，加之私心作祟(初为内阁制，孙来后改为总统制，孙去袁来后又改成内阁制，袁世凯掌权后重归总统制，袁死后又改回内阁制)，最终导致国会、总统、国务院三者关系揪扯不清，“府院之争”多次上演，“倒阁”频率较之法国更为盛行(北洋时期的总理平均任职时间不足半年)。如此假共和、假民主倒不如真帝制、真独裁，因为假货尚需要附加的美化伪装成本，其效益反要大打折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事实上，当年制定《临时约法》的那些革命党过于年青，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及其具体国情的了解乃至学识都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制度设想和构架既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没有对大众进行充分的启蒙并取得广泛的共识。由此，由革命党人操控的各省代表会议及临时参议院又岂能真正代表民意，就其民主程度而言，尚不如袁世凯提议的国体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来得更开明。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严重缺乏民众的实际参与和民意的表达，它究竟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仅仅是代表了极少部分革命党的理想信念，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旧法统或者说传统的专制结构(所谓“千年犹行秦政”)，其最基本原则在于“下级服从上级”，在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还没有转型，民众的观念结构也没有转变，在大多数民众不主动参与的情况下，极少部分人试图把老祖宗的皇权专制一下转到西方的民主议会政治结构上去，这如何办得到呢？由此，革命党人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文明的尝试，最终导致水土不服、秩序大乱，其效果反不如老祖宗的东西，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清末民初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是无法支付起民主共和之成本的。在经济、观念、制度的结构都不曾改变的情况下，搞一部宪法，设几个新机构，这种所谓的转变，其实还是在旧有框架里继续游走。西方的议会政治，说白了是“分权制衡、各有职守，依法行事”，这和中国传统的“下级服从上级”完全格格不入。这套新规则，不要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学不会，就算是孙中山和那些革命党人恐怕也是搞不来的，“二次革命”便是例证。所谓“结构不变，结果不变”，结构的转型，一转百转，千头万绪，理想的方式本该是和平渐进的改良，逐步发展经济、启蒙民众并让民众主动的参与进来，最终达成广泛的共识和规则，这个过程非百年不能成功，激进的暴力革命只能让这个过程更加复杂甚至重走老路。辛亥的胜利，主要在于赶走了皇帝或者说剥夺了一个家族的世袭权力，其打倒的只是专制的顶端，但对于专制的基础却几无触动，无论是当政者的思维或是民众的素质，乃至各种制度及其经济社会的条件，专制的土壤仍旧肥沃，继续专制的惯性和要求也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党人的想象与美好愿望。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虽然倒了，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学者马良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指出，“就中国传统而言，皇权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很多时候则是一种象征。皇权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威慑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反，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科举都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可惜的是，尽管《十九信条》下的虚君共和制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制度设计，但它的到来却选择了一个极不恰当的时机。民国以后，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军阀也罢，甚至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其相信的通通都是武力，无论打什么旗号，最终均可以归为一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也使得中国一直在“治—乱”、“分权—集权”的怪圈中来回打转。正如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说的，民国进入了一个“群氓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人的特权，却带来了更多人的特权，一个真皇帝被赶下了台，更多的军头、土皇帝们却迅速崛起，对老百姓的鱼肉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革命党人的理想超越了当时的国情与国民的接受力，由此导致了民国后长时间的混乱，并开启了上世纪政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先河。由于共和民主不是辛亥革命的主因，因而其不能成为革命之后经久实在的功绩，而宪政的制度化在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国目录。推翻满人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开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之路，也无助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但事与愿违的是，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剧变和失败，使得国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机和混乱。正如鲁迅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蒋梦麟曾说，辛亥的革命使中国“获得新生，前途光辉灿烂”，但是，有幸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国民们，在军阀混战、强敌入侵、内战频频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生活较之前清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历史的吊诡与讽刺，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清朝为何改国号金为清？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之谜
清朝入关前称金，后来为什么会改国号为清了呢?皇太极把国号改金为清是为什么?有记载称,努尔哈赤当时逃难骑匹大青马，他跑得很急，把马累死了，努尔哈赤对马很有感情，对马就说，大青啊，大青啊，你是为我累死的，将来我得了天下，我这个国号就叫大青，“清”跟“青”是谐音。除了这个故事外，至少还有五种诠释。第一，有人从音韵学上来解释，清和金在满语里音相近，所以用清。第二，有人从历史上来解释，说中国这么多朝代没有一个用清的，怕重复，所以用清。第三，也有人从阴阳五行上来解释，明朝的明，左面是个日字，日是火，清左面是三点水，水克火，所以清要灭明，他用清。第四，有人从萨满文化去解释，清就是青，不带三点水那个“青”和带三点水的“青”是一个音啊，青天是通天啊，吉祥。第五，有人从民族方面解释。说他原来用后金，他要进兵中原，中原一提出这个“金”就想起南宋了。一提起金人，就想起岳飞了。皇太极进兵中原要减少阻力，就不用这个“金”字，改用清字。这五种解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说服不了谁。 皇太极原来的年号是叫天聪，改为崇德。这时明朝的年号叫崇祯，都带崇字，崇祯的祯字左边是示部，右边一个贞，示就是神，神字左边就是示部，所以崇祯皇帝是重天、重神。皇太极改成崇德，德字左边是双立人，就是重人。崇祯的祯右边是贞，占卜用的贞也同神相联系，崇德的德字，右边是直心，说的是心要直，心要正。皇太极改天聪为崇德，崇的是人事、是民事。
唐朝历史上著名的九位公主：太平公主权倾天下
唐朝公主列表：盘点唐朝历史上著名的九位公主。1、平阳公主扬威名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之第三女，太宗李世民之妹，太穆皇后所生，李渊父子决策起兵，公主见解非凡，让丈夫柴绍速往太原参与，自己则独立于关中组织武装策应。公主乃归鄠县庄所，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并招降了隋朝将领何潘仁上万名队伍，攻占户县、周至、武功、始平四县，队伍扩大到7万余人。李渊渡黄河推进长安时，公主队伍与父回合围攻京城后，公主与兄李世民一起荡平西北之隋王朝残余势力，为唐王朝建立立下卓著之功勋，其军队女子英豪，纪律严明，被称为“娘子军”。2、高阳公主情迷茫高阳公主乃唐太宗李世民之十七女，帝王深宫之威严华贵，使其养成民间女子绝无仅有之傲慢骄横;大唐盛世之生活熏陶，使其具有无可比拟之雍容才情。皇帝降旨，嫁与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房遗爱乃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公主抗争：宁嫁田舍翁，不嫁宰相府。父皇不许公主无奈，新婚之夜，将驸马阻挡于洞房门外，语之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或许婚姻不如意之郁闷，或许郊外游猎之机缘，或许冥冥命运之安排，公主巧遇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之辩机和尚。辩机15岁出家，怀着高操之志节，专心佛学，以渊博学识，优雅流利之文采而知名。荒野草庵突现丽如牡丹之佳人，大胆热情之公主，使辩机落入情网，巫山云雨爱河鸿蒙。3、太平公主权倾天下太平公主姓李，名令月，有人依《全唐文·代皇太子上食表》一文认为她的本名是李令月，加上太平公主的八哥李旦原名李旭轮，正好与李令月一名日月相对，所以仍有不少人认为李令月才是太平公主的真名，而太平只是封号。唐高宗李治之女，生母武则天，下嫁薛绍，再嫁武攸暨，生前曾受封“镇国太平公主”，后被唐玄宗李隆基赐死。太平公主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不仅仅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的女儿，而且她几乎真的成了“武则天第二”。 作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小女儿，唐中宗和唐睿宗的胞妹，生平极受父母兄长尤其是其母武则天的宠爱，权倾一时，被称为“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其实，太平公主一生很不太平，她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她那极不安分的母亲的血液，从小，她骄横放纵，长大后变得凶狠毒辣，野心勃勃地觊觎着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梦想像她母亲那样登上御座，君临天下。太平公主虽不乏心机和才干，也曾纵横捭阖得意于一时，但终未能承传母志，位列九五，只是在史书上留下许多五颜六色的斑痕而已。4、文成公主进吐蕃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完成吐蕃部族统一大业，仰慕唐朝文化，派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访问，并向唐朝求亲，唐太宗不允。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再派使者，备黄金珍宝厚礼，到长安去求亲，太宗应允，翌年，文成公主动身前往吐蕃，华夏边疆平和宁静，炎黄儿女幸福安康。文成公主，身世不详，唐高祖李渊有女儿19个，太宗李世民有女儿21个，除早夭者，均嫁有名本朝之臣。文献记载，文成公主为“唐宗室女”，当为李姓。按惯例，亲王之女亦会有史籍注明，若以宗室女身份出嫁，或许与宗亲关系较远，其父爵位不会太高，或许“和亲”事关重大，破格封之为公主。尽管如此，文成公主出嫁规格较高，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至吐蕃，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松赞干布不疑有他，“自以其先未有婚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传说公主进藏后，建议用白山羊背土填湖建庙，命名为“惹萨”，即现今之大昭寺。“惹萨”藏语意为“山羊背上”。最来，“惹萨”被译为“逻些”，又演变成为“拉萨”，成为西藏政教活动中心与“神圣之地”。 相传布达拉宫乃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布达拉”是普陀罗之译音，意为菩萨居住之宫殿。如今，西藏大昭寺与布达拉宫，仍供奉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之塑像。5、金城公主多舛难文成公主乃唐朝最后以无名宗室之女和亲，金城公主实为和亲公主之真实“帝女”身份。公主入藏，唐王朝明言，其为雍王李守礼之女，李守礼其父为章怀太子李贤，即高宗李治第六子，中宗与睿宗之兄。公主入藏，本为嫁与吐蕃年轻英俊之王子善擦拉温，岂知王子迎亲途中，奔驰坠马，命丧黄泉。相传，公主行至汉藏两族交界处，闻之噩耗，悲痛无奈孤影自怜，宝镜从手中滑落，摔成两半，变成两座山，此乃青海境内之日月山。王子虽死，其父还在，无奈和亲之使命，只得继续艰难之旅，阴错阳差嫁与本应为其公爹之藏王赤德祖赞，作一偏妃。公主生王子赤松德赞后，引起没有生育之大妃子纳朗嫉恨，趁公主分娩时抢走婴儿，外宣称孩子是她所生。儿子被别人据为己有，公主悲痛欲绝，史料记载，金城公主于不梳不洗中熬过无数不眠之夜。历时一年有余，经过诸多磨难，公主方与儿子团聚，身心受到伤害之金城公主，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命运坎坷，于吐蕃生活未及三十年而逝。6、永泰公主死因谜一说永泰公主被武则天处死，史书记载，均为懿德太子李重润与永泰公主，因议论武则天私生活而被其赐死。 一说永泰公主死于难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掘永泰公主之墓，有人根据永泰公主墓出土十一块骨盆碎片，复原了永泰公主之骨盆，经科学测量与鉴定，认为“永泰公主骨盆各部位较之同龄女性骨盆都显得狭小，并结合墓志铭“珠胎毁月”句，断定“永泰公主死于难产”，而非其祖母武则天所杀害。一说永泰公主被武则天毒死，永泰公主墓志铭有“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句。有人判断，“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说明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丧命于利刃后，永泰公主仍孤单生活。“槐火未移，柏舟空泛”，说明焚烧大槐树之火，即杀武延基之事，虽然未波及公主，但她不久亦死去。墓志铭另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句。 “珠胎”为怀孕， “珠胎毁月”当是志文作者隐喻公主被武则天所毁。因身怀有孕，不立斩或杖杀，而缓期逼令服药自杀。这就是“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所谓永泰公主之“守寡生活”。7、安乐公主不孝女安乐公主，唐中宗李显幼女，684年，生于李显被武则天废掉帝位贬谪房州途中，出生时，李显脱下自己的衣服包住小婴儿，故小名曰裹儿。安乐公主在房州一待就是14年，698年才随父重返京城，李显旋被重新立为皇太子，安乐公主也迎来了新生。705年，李显即位，对安乐公主尤其疼爱，可谓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但安乐公主做事毫无忌惮、胡作非为、穷极奢欲，丝毫不守妇道。又想仿效武则天当女皇，让唐中宗立其为“皇太女”，未果，于是毒死了疼爱自己的父亲唐中宗，后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安乐公主，追废为“悖逆庶人”。安乐公主有“唐朝第一美人”之称，安乐公生前主有很多之最，如：最漂亮的公主;出生时最苦的公主(包括童年);最有野心的公主;最受宠的公主。安乐公主最后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她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8、升平公主打金枝齐国昭懿公主，唐代宗李豫女，母崔贵妃，始封升平公主，下嫁汾阳王郭子仪之子郭暧。公主逝世于元和年间，赠号国公主，赐谥，称为齐国昭懿公主。升平公主，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她的婚姻故事，被好事的后人编成了戏剧，到处传唱。剧名就是《打金枝》。讲的是唐朝驸马爷郭暧与妻子升平公主发生争吵，一气之下，郭暧出手痛打了金枝玉叶的升平公主。在帝王时代，打皇帝的女儿可算是太岁头上动土，犯了杀头抄家之罪，甚至要株连九族，然而，郭暧并没获罪，反而使升平公主成了个温顺贤淑的妻子。9、晋阳公主小才女唐太宗李世民之女，字明达，幼字兕子，母文德皇后(长孙皇后)，性格温婉内敛，聪慧，但身体娇弱，十二岁时病死，唐太宗事务繁忙，又经常远征。所以经常陪公主的只有晋王李治，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是个温和细致的人，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这两个弱小的孩子只有互相保护互相安慰。不过，这样的日子也不能长久，李治渐渐成年，终究是要出外干事情的，哥哥每次出门，妹妹都拉住他的衣服哭泣，舍不得他走，唐太宗看到这一幕，不由得老泪纵横。晋阳公主这种心静如水、与人为善的性格，直接地表现在她的爱好上，唐太宗最擅长写一种叫“飞白”的字体，这是一种枯笔书法，如疾风劲草，风格苍老，字体苍劲，形虽枯而神韵悠远。晋阳公主经常跟在父亲身边，父亲批阅奏章，她也拿起毛笔在一旁习字。她经常临摹父亲的“飞白”，久而久之，她字跟父亲写得一模一样，能写一笔极佳的飞白书法。小小的女孩子写出遒劲的字来，拿去和太宗的御笔放在一起，大臣们根本分不出哪是皇帝的亲笔、哪是小公主的临摹，所以只要她愿意，将来她甚至可以冒充父亲的笔迹批奏章了。可以看出小公主唐太宗极得喜爱，众所周知，唐朝大多数公主都是以地名为封号的，而晋阳正是李家起兵的地方，是李家的根本，所以唐太宗给小公主“晋阳”的封号，也可看出唐太宗对小公主的疼爱异常。
武则天为何改国号为周？揭秘武则天国号的由来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正统的女皇帝，后来将唐朝改名为周朝。由此，不禁让大家猜想了起来，武则天名为武媚娘，夫家是唐朝李氏，该国号，不改为李朝，也不改为武朝，为何改为周呢?据调查，武则天的父亲是武士彟，曾被封为“周国公”，可是只凭这个就让她定国号为周，也太不可能了吧!其实，据史料调查，武士彟确对李唐建国有功而受封，但不是“周国公”而是“应国公”。武则天登基为帝，而中国人做事都要讲究礼仪，要遵循名正言顺，若要登基就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一个名正言顺的显赫身份。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身份才能让武媚娘成为武则天这个一代女皇呢?据研究，在我国的周朝时，周朝的国君为姬姓，周平王迁国都为洛阳，将西周改名为东周。而周平王就有一个小儿子，叫做姬武，而姬武的后人慢慢的都改姓为武了。武则天见此，就说自己就是姬武的后代。武则天又考虑到西周有上千年的历史，经历了800年，形成了浓郁的中国华夏文化，深得百姓们所景仰，就想仿周朝而效之。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在唐人看来，惟周、汉而已。因此，武则天该明为周朝，也是想要突显自己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抱负，想让唐朝如周朝一样，让国家深得敬仰。看了这些，深深的给了我们一个心得：凡是不能追根溯源，只要找找，祖上的名人肯定是会有的，再利用此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很容易的。不管武则天是不是攀亲戚，是不是真的景仰周朝，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想将国家经营得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