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被大臣指责谋反皇帝
在皇帝——权力——大臣的政治格局中，权力就像是一台天平的指针。指针偏左，可能会出现独裁皇帝；指针偏右，多半要产生傀儡皇帝。因为有命无运、有名无实、有位无权，所以，傀儡皇帝大都被权臣搞得很郁闷，很狼狈。在历代傀儡皇帝中，被人挟持的有之，被人废黜的有之，被人幽禁的有之，被人砍头的有之；但是，被人当众警告，当众臭骂，当众殴打，甚至被人当众指责“谋反”的，恐怕也只有东魏的孝静帝了。 孝静帝（524-551），名叫元善见，祖父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父亲是清河王元亶。北魏末年，高欢操控了生杀予夺大权。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元修与高欢决裂，于是逃离洛阳，投奔了宇文泰。元修走后，高欢任命清河王元亶为大司马，全权处理国家政务。元亶还没即位，就“出入已称警跸”，而且刚愎自用，惟我独尊，不把高欢放在眼里。鉴于此，高欢把元亶赶下台，另立元亶的世子元善见为帝，改元天平。这样以来，北魏同时出现了元善见和元修两位皇帝，从而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东魏初期，时局动荡，烽烟四起。东面兖州、青州的起兵，西面西魏的宼掠，南面萧梁的进攻，这种复杂的局势，是十一岁的孝静帝所无力应付的。再者，父亲的废立遭遇，也让他学会了隐忍，一切惟高欢之命是从。不久，东魏都城从洛阳迁到了邺城。当时，邺城出现了一首童谣:“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青雀，暗指孝静帝；鹦鹉，暗指高欢。这首童谣，形象地道出了北魏皇权的一败涂地和少年天子的艰险处境。孝静帝从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无法摆脱傀儡皇帝的屈辱命运。 高欢的野心很大，但他是靠讨伐叛逆、复辟君位起家的，所以不敢轻易篡位称君。孝静帝自幼聪明，几年的傀儡生涯使他更懂得人情世故。为了拉近与高欢的距离，天平四年（538），孝静帝主动提出立高欢的二女儿为皇后。对此，高欢“前后固辞”，孝静帝死缠硬磨。直到兴和元年（539）五月，孝静帝才如愿以偿地成为高欢的女婿。此后，高欢表面上对孝静帝还算恭谦，孝静帝也成长得有胆有谋，文武双全，《魏书》称他“好文学，力能挟石狮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大有“孝文之风”。 武定五年（547），高欢去世，高澄承袭父职，继续把持着东魏朝政。如果说高欢还算有点良知的话，那么，高澄简直就是蛮夫，就是野兽。在高澄看来，东魏的江山是高家打下来的，皇帝也应该姓高。高澄的目的，就是要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为了控制孝静帝，高澄提拔心腹崔季舒当黄门侍郎，监视孝静帝的一举一动，并随时汇报。有一次，高澄写信问崔季舒:“痴人比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宜用心检校！”意思是说，皇帝比以前如何？痴癫情况好些了没？你可得给我用心盯着！此后，孝静帝处处受高澄掣肘。 武定七年（549）四月，高澄趁“侯景之乱”，攻陷了萧梁不少城池，孝静帝被迫封高澄为“相国，封齐王，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有了功勋，有了高位，高澄的篡逆之心更加膨胀，对孝静帝的欺辱、羞辱和侮辱也变得肆无忌惮。据《资治通鉴》记载:“帝尝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天子勿走马，大将军嗔！’澄尝侍饮酒，举大觞属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 马骑快了，就要受到警告；敬酒不吃，就要挨骂遭打。拓跋珪当年的雄姿，拓跋宏昔日的风采，随着北魏皇权的旁落，如今已是荡然无存。但是，孝静帝绝不是懦夫。尽管他身为傀儡，尽管他无力抗争，但“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的这句话，就足以看出孝静帝秉持着宁肯亡国，也不接受小人摆布的决心和勇气。“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此时此境，孝静帝咏颂谢灵运的这首诗，不仅仅是受辱后的自我解嘲，同时也是反击前的振臂高呼。不在屈辱中沉默，就在屈辱中爆发！ 这首《抒怀》，是当年谢灵运起兵前的战斗檄文。韩亡子房奋，是说张良行雇人锤击秦始皇，立志为国报仇；秦帝鲁连耻，是说鲁连以魏国屈从于秦昭王为耻，主张联合抗秦。侍讲大臣荀济，显然听出了孝静帝的心声，于是与元瑾、刘思逸等人密谋讨伐高澄，以解皇帝之危。由于朝中尽是高澄的耳目，他们便选择了“地道战术”，即在皇宫日夜挖掘通往城外的秘密通道，计划与孝静帝逃出皇宫后，组织天下兵马，与高澄决一死战。可是，当地道挖到城门附近时，守门军官听到地下有响声，便上报了高澄，荀济等人被抓。 “陛下为什么要谋反？”高澄带兵入宫，逼问孝静帝。“我们父子两代为国家忠心耿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呢？这一定是你身边的侍卫和嫔妃怂恿你这么干的！”高澄说罢，便示意左右捕杀胡夫人和李嫔。孝静帝义正词严的说:“自古以来，只听说臣子反叛君王，没听说君王反叛臣子。你自己要谋反，又何必指责我呢！杀了你，社稷就会安定！不杀，国家就会灭亡。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何况是嫔妃！想弑君叛逆，看你的时间！”（《资治通鉴》）高澄被孝静帝驳斥得哑口无言，连忙磕头，大哭有罪，并连夜摆酒谢罪。 孝静帝的话虽然很经典，却无法阻挡高澄的篡位步伐。毕竟，大权在高澄手里。三天后，高澄把孝静帝囚禁在含章堂，“烹（荀）济等于市”。然而，在准备杀死孝静帝时，高澄被厨师兰京刺死。得知高澄被杀，孝静帝高兴的对左右说:“高澄之死真是天意，是朕该掌权的时候了。”然而，他的话音刚落，高澄的弟弟高洋就杀了出来。比起高澄，高洋更加凶残，更难对付。单看这八千士兵和数百刀斧手的阵势，孝静帝就知道自己连傀儡皇帝也做不成了。武定八年（550）五月，在十万精兵的逼迫下，孝静帝禅位于高洋。 高洋即位之初，对孝静帝还算优待，封他为中山王，食邑一万户。在封地，孝静帝可以悬挂天子旌旗，用天子年号，文书可以不称臣，三个儿子也都封官食邑。孝静帝没事可干，整日和妻子饮酒、赋诗，聊以解愁，日子倒也安定。然而，这一切只是暂时的，都是高洋为赢得支持而做的政治文章。一年后，北齐政权的根基已经相当牢固，孝静帝自然也就变成了毫无必要的累赘。天保二年（551）十二月，高洋设宴款待孝静帝时，偷偷在杯中下了毒，孝静帝没有防备，结果中毒而死。随后，他的三个儿子也被高洋杀害。 十一岁即位，二十七岁禅位，二十八岁被杀，孝静帝在悲愤中走完了屈辱的一生。孝静帝的第一个年号是“天平”，但象征权力的指针却始终没有青睐过他。在专制主义社会里，权力只能偏向于一方，要么大臣遭殃，要么权臣跋扈。从建国，到禅让，到灭亡，东魏的政权被高欢父子控制，孝静帝只有任人宰割的份。活着的时候，被人称作“痴人”，骂作“狗脚”，指责“谋反”；死后，这些遭际竟然还要白纸黑字的录入正史。与汉献帝刘协、宣统帝溥仪等人相比，孝静帝元善见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傀儡皇帝。
民国时期的24所教会大学
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基督教会开始在中国创办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教会大学是创办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更名为圣约翰大学）。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教会大学已具相当规模，分布华北、华南、华东、西南各地。 1919年10月，有十四所在华基督教教会大学在上海组建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它们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这十四所大学在当时已分别设有文科课程，多数设有理科或工科。这些大学通常被称为“在华十四所”。 当时未加入教大联合会，但已开设大学课程（包括部分课程）的教会在华高等教育机构有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其中岳阳湖滨学堂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时已开设文科大学的全部课程。它们通常被称为“会外五所”。 协和医学院（北京）于教大联合会建立的当年才开设医学本科，1920年成为联合会成员；但是该校在课程设置和资金来源方面和上述十四所大学有区别。华中大学是1920年代后期由长沙雅礼大学、岳阳湖滨书院大学部、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合并重组的教会大学。 天主教教会大学三所：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这些高校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多被肢解，分散到现有的一些大学里面。看自己的母校是否在其中，如果不在，多半就不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1、上海圣约翰大学 创建于1879年的上海，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成立圣约翰书院，是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1905年，圣约翰书院正式升格为圣约翰大学，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注册。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5个学院16个系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被称为“东方哈佛”。学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 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圣约翰大学被拆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按照并入院系数量排序，依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中文、理学院主要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圣约翰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改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曾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起到过重大影响，其校友多活跃于中国商界、政界、外交界、教育学术界和医务界，知名的校友包括：顾维钧、宋子文、严家淦、林语堂、张爱玲、荣毅仁、邹韬奋、周有光；法学家史久镛；外交家施肇基；政治家俞大维、俞鸿钧、钟士元、鲁平；教育家张伯苓、孟宪承、张建邦；作曲家瞿希贤；实业家刘鸿生、吴舜文、经叔平、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侃；建筑学家沈祖海、陈从周；宗教人士丁光训、邱励、徐诚斌；经济学家蒋中一；科学家钱绍祯、萧孝嵘等人。 2、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1900年在苏州创办的教会大学，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东吴大学董事长。民国时期的东吴大学以其法学院之优秀而闻名于中国，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熊、李浩培、潘汉典；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等。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最终发展成为了现在的苏州大学。其法学院和会计系成为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基础组成部分。1951年东吴大学部分师资在台湾复校，并于1954年正式成为了如今的台湾东吴大学。其他知名校友有：蒋纬国、谢东闵、谈家桢、赵朴初、查良镛（金庸）等。 3、齐鲁大学 该校是1904至1952年在山东办学的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整合旧有教会学校基础上开办。其前身之一为1864年9月由传教士狄考文和夫人狄朱莉亚创办的登州学堂，1882年升格为登州学院，是和圣约翰大学同一时期的中现代高等教育机构。齐鲁大学校长、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刘世传自豪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齐鲁大学被解体，理学院中的生物、物理、化学三系并入今山东师范大学，药学系并入今中国药科大学；文学院中的天算系并入南京大学，天文台也搬到紫金山；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组建山东财经学院；文学院其他专业并入山东大学；农业专科为今山东农业大学；医学院归今山东大学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泰山医学院。 4、华西协合大学 1905年基督教各差会决定联合在四川成都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这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化意义的大学，是中国牙科医学发源地，享有“东亚第一”美誉，其文理哲各科在当时的西南地区也处于顶端位置。 1952年院系调整中，该校被肢解，学校医学院接收了重庆大学医学院后建立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文理哲学院被并给四川大学；社会学系及民族学(即人类学)组构成今西南民族大学；工学院被合并给今四川联合大学；农学院被合并成今四川农业大学。 5、沪江大学 由美南浸信会和美北浸礼会的成员创办于1906年，原名上海浸会大学。上海浸会大学最初的校长为美国人柏高德博士。1914年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1917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州颁发学位。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系分别并入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相关院校，校址移归上海机械学院，为今上海理工大学。 6、雅礼大学 1906年，美国耶鲁大学雅礼会在长沙开办雅礼学校(Yali Union Middle School)，1914年开始，雅礼学校正式改称雅礼大学，开始招本科生。1920年以后，雅礼大学接办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为雅礼大学的医预科(两年制)。1926年，雅礼大学被迫停办，1929年合并于武昌华中大学。雅礼的校园改办“湘雅医学院”(Hsiang-Ya Medical College)，不久又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医学院校，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盛誉。 7、震旦大学 1903年2月，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马相伯为创始校长。1932年改称震旦大学。1952年10月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撤销，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于原址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余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等校。 著名校友：何振梁（国际奥委会委员）、蒋丙然（知名气象学家）、王振义（内科血液学专家）、潘承诰（巴黎大学物理博士，指导老师为居里夫人）。 8、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其前身为经美国美北长老会海外差会同意下，创办于1888年的格致书院。1912年9月，中文名称改为“岭南学校”。1916年开设文理科大学，1918年首届学士生毕业。1927年7月1日正名为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锺荣光为首任华人校长和校董会主席，由中国人自主办校。在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岭大各学科经过合并调整，分别组成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 9、湖滨大学 是美国基督教复初会驻华差会在华教育机构。1902年9月差会在岳阳设立正式小学，称“求新学堂”，1904年差会办理中学。1907年定名为“盘湖书院”。1910年设大学部，更名为“湖滨书院”。1912年更名为“湖滨大学堂”。民国时期，学堂改称学校。 10、华中大学 1926年，两湖地区受到排外运动的严重冲击，雅礼大学、文华书院、博文书院、湖滨大学一度被迫关闭。1929年1月，五个教会的代表在武昌开会，达成共识重组华中大学。长沙雅礼大学、岳阳湖滨书院大学部、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合并重组华中大学，地点在文华书院校园内。1952年，华中大学在高校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与其他高校合并组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改称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 11、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的校名，为前清贵族后裔英敛之确定，源自《论语·颜渊》书中曾子的格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925年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英敛之、马相伯创建辅仁社，1927 年辅仁社升格为辅仁大学。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辅仁大学，1952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60年，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辅大创校迄今将近90周年，在台复校逾50年，海内外校友共计近20万人。校友遍及全球社会各界，在各大专业领域皆有名人。 12、燕京大学 燕大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创办于1916年。燕大曾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燕大有诸多学校整合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整理校务，面貌焕然一新。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近20个系。 著名校友有黄昆（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创始人）、孙道临、周汝昌（著名红学家）、王钟翰（著名清史专家）、王世襄（著名学者和收藏家）、黄宗江、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江平、郑念（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周南（新华社前社长）、赵兰坤（连战母亲）、、杜联喆房兆楹夫妇（著名学者）、沈昌焕（中国外交教父）、谭其骧（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李慎之（社科院前副院长、周恩来秘书）、俞启威（1949年后天津第一任市长）等。 1952年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今中国政法大学（燕大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大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大历史系）；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到的有：清华大学工学院；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13、太谷铭贤学院 1907年，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委托孔祥熙先生，在山西太谷县创办私立学校，取名「铭贤学校」，追念各位殉道人士（铭记先贤）。欧柏林大学以经费、教学、教师进修等支持。铭贤学校开始时是小学，继而是中学，最后是成立学院。以「学以事人」为校训，按基督的精神，为社会造就人才。由于师资优良，质量并重，冠于全国。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撤销了该校，原址改建山西农学院，现为山西农业大学。 美国欧柏林大学一直为铭贤学堂提供资助，1949年后失去联系，欧柏林大学把资助的钱都存着。待到中美关系缓和后，欧柏林大学派人回来找铭贤学堂，指定要见老铭贤学堂的人。几经战争搬迁，院校合并，人事变迁，铭贤学堂早已物不是、人也非。最后在山西农大找到一个被打成右派的老教授，之后重新建立联系，把中断几十年的资助款和利息一起继续提供。直到今天，两校还保持很好的联系。 14、之江大学 由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联合创办，1914年正式定名为之江大学。其前身是宁波崇信义塾，184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1952年因高校院系调整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校长李培恩（任期1928年--1949年） 著名校友： 潘希珍（1917-2006），笔名琦君，散文家，擅写怀旧抒情散文。 束星北（1907-1983），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毕生致力于我国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 张理京（1919-1999），著名数学家，翻译家。《美国与中国》译者。 朱生豪（1912年－1944年），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一人，译文质量和风格卓具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 15、金陵大学 1920年代在鼓楼新落成的金陵大学校园，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金陵大学成立于1910年，为合并美国教会美以美会、美国教会基督会和长老会创办的汇文书院、宏育书院而成立的教会私立大学。1934年，金大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了与其他国际间大学同等学术地位，并能颁发获国际认可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全部文、理、农三个学院中文、理学院并入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校园由南京大学使用，金陵大学所有校印公章、所有档案以及所有院系历届毕业生学籍档案和校名使用权归南京大学所有。金陵大学教育系、农学院、农学院林学系、理学院电机系、化工系等系科和南京大学等大学相关院系组建了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学院（电机系在今东南大学，化工系在今南京工业大学）等校。电影与广播专修科迁至北京组建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另有部分院系调至其他有关大学。 16、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由美国教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联合创办，1915年在南京开学。第一任校长是德本康夫人，1928年金陵女大首届毕业生、留美博士吴贻芳接任校长。1951年，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私立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主体与南京大学合并。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1952年改为南京师范学院校址，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在南师最初的150名教职工中，原金女大教职工占了三分之一。 17、宁波三一书院 1868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在宁波设立贯桥义塾。1876年改义塾为三一书院，附设三一神道院。1916年-1952年书院转变为私立三一中学。 18、福建协和大学 1915年9月，美以美会联合公理会、归正会以及圣公会等3个差会，宣布成立“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2月正式开学。1931年2月，向中华民国教育部立案，改称“私立福建协和学院”。1942年4月，得到教育部批准，改称“私立福建协和大学”。 1951年，中国政府决定接办福建协大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两所教会大学，并将之合并成立为“福州大学”。1953年9月，学校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1969年停办，1972年5月复校，更名为福建师范大学，并沿用至今。 19、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又名华南女子大学，是美以美会（1939年以后称卫理公会）在福州创办的一所教会女子大学。1908年1月，华英女子学堂（华南女子大学预科）成立。1917年，华南女子大学开始创办四年制本科专业。1934年６月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获教育部批准永久立案。1951年4月，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福州大学。 20、武昌博文书院 1885年，英国循道会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Bowen College）。20世纪初，开设了大学课程。”迄今已有119年历史。1954年，改名为武汉市第十五中学。 21、北京协和医学院 1906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为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名为Union，即联合之意，被雅致地译成中文“协和”。1917年9月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办医预科。1919年10月开办医学本科，学制为八年制，是中国最早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医学院校，被誉为中国医学殿堂。1929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改名为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1951年改名中国协和医学院。1985年后，一度改名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名“北京协和医学院”。 22、湖北文华书院 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1871年10月20日武昌，初为男童寄宿学校，名叫文惠廉纪念学堂，中文校名为文华书院，英文名Boone Memorial School。1890年增设高中，成为六年制完全中学。1901年翟雅各任院长之后，发展迅速，1903年又增设大学部， 逐步发展成文华大学。1924年改名为华中大学。1951年组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华大学的化学、国文两系与私立华中大学等高校合并成立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即华中师范大学）。 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一直至今。校址在武昌昙华林街111号，现址湖北省中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于50年代迁至武昌桂子山。 23、沈阳文会书院 是清末时基督新教教会在华设的教育机构，又名文会大学。1910年定名为“文会书院”，该院分为本科和预科。1919年（民国8 年）增设中学部，并于奉天省教育厅备案。1924年（民国13年）因改革学制，大学部停办。 24、天津工商学院 初名天津工商大学，又名津沽大学，为20世纪上半叶法国天主教会在中国天津市创办的一所大学，始建于1920年。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合并调整为天津师范学院，后成为今天河北大学的前身。1970年，原址被天津外国语学院使用，现为天津外国语大学。
孙中山一生中的四个老婆
在孙中山先生公开的传记中，承认的夫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卢慕贞、一位是宋庆龄。其实孙中山还有一位未过门的妻子陈粹芬，此外还有一位日本籍的秘密夫人。在孙中山家的族谱《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关于孙中山的妻子有这样的文字描述：元配卢慕贞（1885年结婚，1915年离婚）享寿八十六岁，侧室陈粹芬（1891年开始与孙中山同居，1912年秋离开孙中山）享寿八十九岁，妣宋庆龄（1915年22岁的宋与49岁的孙中山结婚）享寿八十九岁。日本籍夫人在孙家家谱中没有作记载。 1、元配卢慕贞夫人 卢慕贞的父亲卢耀显承先祖业读书，后漂洋过海到檀香山谋生，与孙眉（孙文哥哥）同为檀香山华侨，卢耀显虽经商而致家境渐富，却很早因病而逝，家境又渐转衰，卢慕贞是卢耀显的长女，虽然她的家距离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只有几里，但在这以前卢、孙两家素无往来。那时，年轻人结合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卢慕贞与孙中山根本无缘相见。对于孙中山来说，他有志于从事反清革命，生活势必飘忽不定，所以起先并不愿结婚。再加上他少年时就到檀香山，深受西方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教一向深恶痛绝，他的想法与父母的传统习俗大相径庭。而且卢慕贞身材矮小，自幼缠足，没受过什么教育，是一个相貌平平、性格内向的旧式女子。然而，由于孙中山一向敬重父母，同时他也根本没有把婚姻视为像反清革命那么重大，所以，他当时在婚姻问题上随波逐流，没有违抗父母和大哥之命。 1885年5月26日，卢慕贞在与年方20岁的孙中山定亲后，不久就结婚了。结婚三个月后，孙中山便于同年8月，离开家乡再赴香港中央书院复学。他埋首书海，只有在假期才回故乡团聚，对过门后才认识的夫人，开始时夫妻的感情并不深厚。但因其知书达礼，与言语不多的卢慕贞依旧能做到相敬如宾。 随着时光的流逝，孙渐为她孝顺、勤劳和贤惠的行为所感动。在婚后的数年中，尽管回乡并不多，但每次回家，卢慕贞总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婆婆杨太夫人身上的穿戴也多出自卢慕贞之手。卢慕贞（1867-1952）与孙中山并非自由恋爱结婚，但也婚姻美满，生育下了子女孙科、孙延和孙琬三人。由于卢氏自幼缠足，个性内向，所以孙中山到各处筹募搞革命时，往往不能一同相随。在辛亥革命前后几个月，卢氏与二女都在槟城暂居。革命成功后，他们乘船回国，但卢氏无心当第一夫人。1915年，孙中山为娶宋庆龄，与卢慕贞协议离婚。卢氏晚年定居于澳门，1949年后，卢慕贞的名字就很少被人提及，她的照片长期未能悬挂于广东翠亨村故居，以致若干年后，许多人不知还有一位原配夫人，也搞不清独子孙科的生母是何许人。 2、孙中山的妾陈粹芬 陈粹芬（1873-1960），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她是孙中山的革命战友，原籍福建厦门同安，父亲是位郎中，五口通商时父亲随厦门商人来到香港，所以她出生在香港新界屯门。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由于家贫，父母早亡，未曾读过书，因而有人说她不识字。由于早年在南洋活动的时间相当长，因而一般被误为南洋人。1891年的一天，19岁的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美国纪慎会），由陈少白介绍她与孙中山相识。初次相见，孙中山即向她表示要效法洪秀全、石达开推翻清朝。出身贫困的陈粹芬深为孙中山的豪言壮语所感动，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立志参加革命。 不久，志同道合便使孙中山和陈粹芬结成革命伴侣，在红楼租屋住下，相偕奔走革命，共同筹划反对腐朽的清政府。这一年孙中山已26岁，在西医书院尚有一年才毕业，孙科就在此年出世的，以此推算，当为1891年。他们自1891年起相随十余年，陈粹芬多年来追随孙中山，足迹遍及日本、新马一带，陈粹芬是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初期的亲密伴侣。孙中山在日本和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时，陈粹芬一直追随左右。她常常替革命同志洗衣做饭，传递革命密函，甚至从事运送军火等危险的地下工作。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她做孙中山的联络员，掩护革命同志，在孙中山周围待了十几年。后来因患了肺结核，怕传染给孙中山而离开了孙中山。 在孙家的祖谱里，陈粹芬是妾，陈粹芬与卢慕贞相处融洽，情同姐妹。晚年在中山县定居，由养女苏仲英（后改名孙仲英）和女婿孙乾（孙眉次孙）侍养。虽没与孙中山正式结为夫妇，但被长房孙眉及卢夫人承认为妾，1960年秋，年迈体弱的陈粹芬在香港溘然长逝，享年87岁。 3、日本籍的秘密夫人 根据一位名叫久保田的日本女子大学的教授的研究，他指出这位日本籍女人是住在东京南方的横滨市名叫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大月薰。孙中山于1898年在横滨的中国城，首次遇到宫川富美子的母亲，美丽的女子打动了孙中山的心，1901年孙中山要求宫川富美子的祖父答应把她的母亲嫁给他，她的母亲当时才14岁。其祖父生气的拒绝了，因为这个女孩太年轻，而当时孙中山已经36岁了。后来孙中山直接向该女求婚，于是两人就在横滨以简单的仪式举行了婚礼，不久孙中山独自前往东南亚及美国，于1905年回到日本看妻子，1906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但孙中山在女儿出生之前就因事离开日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后来改嫁两次，但仍保持与孙中山书信往来，于1970年去世，享年82岁。宫川富美子于出生后不久，由另一个家庭收养抚育。 孙中山在美国的亲友们也曾说，孙中山在日本有一个女儿，但不知其姓名，是一个日本籍太太所生的。这位东洋夫人的名字叫大月薰， 在她死以前，曾留下录音带和口述纪录。大月薰的父亲原是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孙文因藏匿在大月薰家里而与大月薰相识相爱;四年后孙文向大月薰求婚，并举行婚礼，当时大月薰还只是横滨高中女中的学生，年仅15岁。宫川富美子生于明治39年5月，富美子的名字中“富美”的另一个汉字写法是“文”字，这是仿效孙文的“文”所取同音字。宫川富美子生下后，立刻被送去做养女，她自己则是在昭和30年从当时住枥木县的生母大月薰那儿知道真正的身世。 这段秘密之所以被久保田教授证实，是因为他在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地做研究时发现了录音带，录音带出现的一个人名字“温炳臣”，温炳臣这个名字，只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才知道，温炳臣也就是孙文同志，而且是少数清楚孙文在横滨所有行止的人才知道，从录音带里足见大月薰与孙文有关系。《读卖新闻》报道，现年78岁满头银发的宫川富美子，目前和儿子媳妇一同住在横滨市西区南浅间町32之10号，闲居在家。她在17日晚间，接受《读卖新闻》记者访问说：“我从母亲那儿知道自己是孙文先生的女儿，但因为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因此没有公开。” 4、孙总理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又名庆琳，教名露瑟萝，英文学名罗沙蒙德（Rosamond），出生于上海市。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双亲既是教师又是基督教徒。1908年与妹妹美龄乘船到美国求学。1913年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的魏斯里安女子大学哲学系。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横滨，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这是宋庆龄长成后首次会晤她所仰慕的革命家。 19年前，庆龄还在襁褓中时“见过”孙中山，她当然完全记不起来孙的模样。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极为兴奋，她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 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并与孙中山产生感情，主动表示爱慕之意。宋庆龄父母得悉后，坚决反对他们的婚姻。孙是革命家，年岁的差距显然无法阻止两个人急速成长的爱苗，即使孙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 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求学的妹妹宋美龄，信中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愉快与期待。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宋家上下像遭遇了大地震。宋嘉树夫妇更是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宋母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你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意志坚定的庆龄始终不为所动，父亲决定将庆龄禁足在家。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孙却道：“不，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1915年6月，孙中山将元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 月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来到日本。10月24日中午，孙到东京车站迎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 49岁，宋22岁。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人。 虽然彼此年龄相差悬殊，然而两人心灵契合，终身相许，这是一段美满的婚姻。1922年，陈炯明反叛，在逃亡时，宋庆龄不幸流产，从此不育。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死于肝癌，终年59岁。宋庆龄则继续夫业，并被国民党肯定为“国母”。
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状元傅善祥
傅善祥，太平天国女状元，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状元，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喜读史经。傅善祥幼时父母双亡，嫁给指腹为婚的李家，后夫亡，傅善祥离开李家。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开女科，傅善祥中状元，得洪秀全青眼，处理政务。后东王杨秀清霸占傅善祥。天京事变时，傅善祥被杀，尸体抛入长江。 1、傅善祥早年经历 傅善祥（1833—1856），清末金陵（今南京）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聪慧过人，喜读经史。在她八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家道迅速衰落。13岁那年，她的哥哥遵照父命把她嫁给了指腹为婚的李氏人家。丈夫比她小六岁，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在她18岁那年，丈夫得麻疹去世了，年轻的善祥尚未圆房，就一夜之间变成了寡妇。婆婆在埋葬完儿子之后，便打算把她卖掉换取银两。此时，傅善祥在李家已是没法再住下去了。 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举行武装起义。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占南京并将之更名为天京，作为天国的首都。傅善祥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毅然投奔了太平军。 1853年春末，洪秀全颁布诏书，开甲取士，同时打破常规，增加“女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男科的主考官是东王杨秀清，女科主考官是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傅善祥勇敢地报名参加女科考试。当时参加科考的男女士子有600多人，男科女科试题一样，均为“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天王为真皇帝制策”。考场上的傅善祥显示出其超人的才华，她提起笔来，文思泉涌，才华横溢，顷刻间挥笔而就。她的文章处处精华，字字珠玑，洋洋洒洒一万有余，初评时，就获得了阅卷官员的一致好评。 经过层层选拔，傅善祥的文章最后被送到了东王杨秀清的案头。东王看后，立即为这篇才华横溢的文章所折服，尤其是文中的观点，更是让他欣喜不已：“三皇不足为皇，五帝不足为帝，惟我皇帝，乃真皇帝。”于是“虎颜大悦”，提起朱笔毫不犹豫地将傅善祥点为女科状元。傅善祥考中鼎甲第一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状元，也是唯一的女状元。 科举考试结束后，杨秀清亲自点将把傅善祥招进东王府，加以重用。不久，东王下诏，任命傅善祥为“女侍史”。负责东王诏命的起草以及文献的整理。因为精明能干，傅善祥后来又升任“簿书”，帮助东王批阅所有来往的文件、书札。 2、傅善祥在太平天国 傅善祥的才能也逐渐引起了一墙之隔天王府的兴趣，天王洪秀全几次向杨秀清打招呼借傅善祥来处理政务，每次傅善祥都能出色地完成天王交给的任务。1854年3月，天王洪秀全下达诏书破格任命傅善祥为“恩赏丞相”，位列州司座次，隶属天王府六部，主要职责仍旧是辅佐东王处理政务。 洪秀全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杨秀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傅善祥以冷静的头脑，深邃的目光，除了帮助东王制定新的政策之外，还极力劝说东王保护文化，废除一些不合理的措施。 1854年6月，在傅善祥的影响下，杨秀清先后以“代天父言”的名义，对天国只许刊行《新旧约》而贬所有古籍为“妖书”的文化政策加以修正，并废除了使妇女别夫离子的“女馆”，恢复了家庭制及允许青年女子婚配。傅善祥劝说东王杨秀清严禁部属破坏文物，并在所居东王府中建立一所规模颇大的博物馆。这一系列措施为保护和发展天京的文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傅善祥还帮助杨秀清制定了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政策，提倡“男女平等”，“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同心放胆同杀妖”等。 在解放妇女政策的感召下，太平军所到之处，大批受苦受难的妇女踊跃参军参战。此外，傅善祥还力劝杨秀清废除不准女子改嫁的条令。傅善祥以其特殊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因为执政者短视而造成的不利局面，为太平天国的前期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傅善祥受到了天国军民的一致赞扬。当时曾有“武有洪宣娇，文有傅善祥”之说。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定都天京，只经过短短的四年，这些农民领袖们便迷失了方向。 前方，当太平军将士们在各地浴血奋战之时，这些农民领袖们却在加速地腐化堕落。自天王洪秀全至东、北、翼三王，都在天京建造了华丽的王府。除此之外，农民领袖还大讲排场，出行时前呼后拥，侍从成百上千。据说东王有妻妾66人。尽管如此，东王还不满足，不断地物色更漂亮的女人。在此形式下，面容姣好的傅善祥也概莫能外。通过权势，杨秀清把漂亮的傅善祥变成了他盘中的猎物，长期将她霸占。此后，傅善祥的工作与国事政事无甚大的关系，从此，才女变成了“宝贝”，玉人变成了尤物。 与此同时，杨秀清个人的野心也在迅速地滋长，不臣之心开始萌发。而在对待以前的战友和部下方面，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四面出击，处处树敌，部下和战友对他的怨恨也越积越多。对此，聪明的傅善祥不断地劝说杨秀清改弦易辙，注意善待部下与同僚。但鬼迷心窍的杨秀清不但当场斥责傅善祥“干政”，而且还命人把傅善祥狠狠鞭笞了一顿。 3、结局 终于，在1856年的8月，“天京事变”爆发了。在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连夜率3000亲兵赶回天京，在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把东王府杀了个鸡犬不留，二万多太平军将士身首异处，尸体丢在秦淮河中，河水被染成了红色。接着洪秀全反戈一击，又把韦昌辉杀死。整个天京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乱军中傅善祥也被杀死，尸体被抛入大江之中，随水东流而去。 4、女状元傅善祥结局之谜 傅善祥的去向，有三种版本： 其一、最为流行的说法的是，身为东王府地位最高的女官傅善祥在乱军中也被杀死，尸体被抛入大江之中，东流而去。一代才女从此香消玉陨，从此人世间空留下一段说不尽的凄惨佳话。 其二、美貌多情的傅善祥有幸逃脱了这场劫难，但没有忘记东王的恩爱，于是组织东王府的残余人马与翼王石达开联合攻打北王府，为杨秀清复仇。据说，还有一块古碑为证。 其三、天京事变中被北王韦昌辉下狱，被洪宣娇派人营救，后嫁于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谭在苏州被手下加害的消息传到天京后，傅善祥因此忧郁而死。
宋亡之后中华文明的十二大逆转
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远因，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不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1、“家产制”的回潮 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2、“家臣制”的兴起 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3、“诸色户计”的诞生 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4、“驱口制”的出现 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 5、“匠籍制”的推行 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6、“路引制”的恢复 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 7、“籍没制”的泛滥 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已经很少适用，并严格控制适用，如宋孝宗的一项立法规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没财产人，并须具情犯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籍没。仍令本司常切觉察，如有违庆，按勃以闻，许人户越诉。” 入元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 8、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 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旧，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宫一直不敢恢复。元朝则将肉刑入律，如“盗牛马者劓”。陵迟等惨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极少应用，在元朝则正式编入法典，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陵迟开始泛滥化，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9、“人殉制”的死灰复燃 人殉作为一种远古的野蛮蒙昧风俗，在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已经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愿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还存在着人殉之俗，这应该是社会未完全开化的体现。元朝贵族是否保留人殉，史无记载，但元廷鼓励民间殉葬行为则是毫无疑义的，《元史》载：“大同李文实妻齐氏、河南阎遂妻杨氏、大都潘居敬妻陈氏、王成妻高氏以志节，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在这一恶俗中成长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即恢复人殉之制。 10、“海禁”的设立 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 11、“宵禁”的重现 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12、治理体系的粗鄙化 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体系的特点是税率超低，政府只能维持最简陋的形态，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貉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那种简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历史转型期组织社会与经济的革新。 可以看出来，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它们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赵公明---华夏历史上的第一财神
赵公明于秦代出生在终南山下周至赵大村。传说出生时在三月十五日黄昏后天将黑时。赵公明，姓赵名朗，亦称玄朗，字公明。赵公明家境贫寒，年青时为木材商打工，力大技精，，为人诚实守信，仗义勇为，深得工友信任，木材商十分赞赏，多次奖励。赵公明攒下钱财以后，又借贷工友的钱款，凭着勇气、胆识和诚信，自任木商，进行经营。 赵公明目光远大，胸怀宽广，客户自然信赖他，争着和赵公明做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有人借赵公明的百金做生意，不料想遭遇天灾亏了本，一时无力偿还债务。赵公明仅仅让其还了一双筷子，抵消所欠的债账，为富行仁，义利双收。 赵公明不但周济贫困，出手大方，而且资助国家的军事行动，亲自参军打仗，十分勇敢。赵公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到终南山楼观拜访道家学者，精研道理修得正道，他驯养了一只曾经骚扰平原百姓的黑色老虎，人们视为奇迹，称为赵公明的黑虎坐骑。赵公明是一位经商奇才，经商理念以信用为本，以聪颖勤劳而聚财有方; 以经营得当，管理严密而理财有道;以慈善爱民、仗义济困和疏财爱国而用财有义。古人在有感于其优秀品德，加之其极其聪慧的经商头脑，世世代代将赵公明逐步神化，到明代中期，赵公明“华夏第一正财神”的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然而翻阅史料，赵公明的事迹并未写入官修史书，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封建制度下只注重皇家和将相的历史，忽略或漠视赵公明这样处于汉族民间的杰出人物。二是封建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想，由秦代延续到清代，使伐木工人出身的经商奇才赵公明不为主流社会认可。三是封建社会流行无商不奸的俗念，上层社会认为经商者的地位低贱。四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超稳态的社会惯性，经商的空间十分狭小，从商者十分有限，使赵公明的经商理念仅仅流传在汉族民间。 以华夏正财神赵公明故里和财神历史传承为核心的赵公明财神文化区，位于田峪河东岸，占地约531亩，开发以财神故里、众神传说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旅游圣地，打造祈福娱乐一体化的华夏文化寻根朝拜旅游项目，规划布局以四水归堂、五路财神为概念，以三进财神殿为核心建筑院落，形成民俗吉祥福神的综合展示园区。 整个赵公明财神文化区供奉了近百位各路财神，除了供奉华夏正财神赵公明外，还有民间广为流传的文财神范蠡比干，武财神关公，东南西北四路财神，妈祖、黄大仙等，将海内外受人们尊敬爱戴的财神集中于此，形成了由众神传说组成的财富文化集群。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并没有封赵公明为财神，只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简称「玄坛真君」，统帅「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四位神仙，专司迎祥纳福、商贾买卖。 后来，民间认为赵公明手下所掌管四名与财富有关的小神，其分别是招宝、纳珍、招财和利市，因而成为财神。武财神的由来和职能：日春神青帝和月财神赵公明合称为“春福”，日月二神过年时常贴在门上! 当今道教宫观中的财神神像，多为黑面浓须，骑黑虎，一手执银鞭，一手持元宝，全副戎装。该财神像当为武财神，即赵公元帅像。赵公元帅，即赵公明、赵玄坛。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搜神记》和《真诰》等，都有赵公明的神迹，但只是司土下冢中事，或是瘟神。 元明之间，赵公明的神迹才有完整的记载称，赵公元帅姓赵名朗、玄朗，字公明，终南山下周至赵代村人。原是日精之一。古时天有十日，九日被后羿射下以后，变化为九鸟，墬落于青城山，变成九鬼王。八鬼行病害人，但是赵玄朗却独化为人，避隐蜀中，精修至道。张陵在青城山炼丹时，收赵玄朗护卫丹室。天师丹成，分丹饵之，遂能变化无方。赵玄朗食丹以後，其形酷似天师。天师遂命其永镇玄坛，故号玄坛元帅。 《三教搜神大全》称其能“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剪疟，保病禳灾”，“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获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有姜子牙封神一节，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乙龙虎玄坛真君，率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和利市仙官等，统管人世间一切金银财宝! 在《封神演义》中，赵公明[1] 修道有成，还有三个妹妹，她们分别是云霄、琼霄与碧霄。主要法宝二十四颗定海神珠。武王克殷时，赵公明原是居于峨嵋山罗浮洞的截道人，受殷商太师闻仲礼请，辅佐殷纣王，艺高术强，周朝阐教的仙人及将领们都不是对手，接连败阵，姜子牙只好请陆压以法术将之暗杀! 殷商灭亡后，姜子牙并未封赵公明为财神，是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简称“玄坛真君”，又称“玄坛元帅”。统领“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四位神仙，四仙专司迎祥纳福、商贾买卖。 因赵公明部下为四名与负责财富的神，其分别是“招宝”、“纳珍”、“招财”和“利市”，因而成为财神。不少人会将赵公明与其四位部下，合称五路财神，希望他们可以为信徒带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与中央五个方位的财运! 元朝、明朝间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赵公明终南山人氏，秦朝时避世在山中，虔诚修道。汉朝张道陵天师在鹤鸣山精修时，收他为徒。且让他骑黑虎，守护丹室。张天师炼丹功成后，分丹与赵公明食之。赵公明神异多能，变化无穷，能够驱雷役电，呼风唤雨，更能为信徒保命解灾，成为道教的重要护法神!
唐明皇重演先秦历史---节度使其实是各路诸侯
马克思所谓的“封建社会”之所以以“封建”为名，是因为在西欧历史上，以农奴为主要生产力经济形态长期伴随着封土建国的政治制度。然而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政体只是先秦三代的时代潮流。随着中央集权“大一统”思想的蒸蒸日上，汉以后的分封多半只是经济上的封赏，诸侯王对自己封地既无管辖权，又无保护能力，甚至“虚封”而无地。不过这里也有个例外，唐代的藩镇制度就是中国不那么封建的“封建社会”背景下，封土建国格局的又一次上演。 提到藩镇，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安史之乱。诚然，安禄山以一介少数民族将领的身份，能顷刻间几乎推翻繁盛到极点的李唐王朝，肯定不纯是他个人奋斗的结果。或者其与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恩怨纠葛，而更在于历史原因——藩镇制度是唐帝国巩固边防、向外拓张的有力措施，同时也是对中央集权的挑战。 我们说唐朝“设立”了藩镇制度，那么“藩镇”这玩艺在当时就是个新事物咯?非也，它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首先，“藩”字的本义是住宅周围的篱笆，其设置的目的在于保护主人的土地财产安全;“镇”的本义是压东西的重物，其存在的意义是保障所压之物的坚固稳定。从王国的层面上说，“藩”就是天子领地的边疆，“镇”就是军事力量的统治，这正是周王朝封土建国的实质。 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周朝里真正的周国，即天子的领地“王畿”，只是陕西中部“邦畿千里”的一片土地，还不如今天的一个省。周朝之所以疆域广大，号称“普天之下”，是因为把各路诸侯的领地都算成了“王土”，因为他们占有这些土地的合法性来自于王室的册封。 但这些大小王爷对封地几乎享有绝对的统治权：一则世袭罔替，并可以自行向下再分封;二则完全掌握了领地的军政大权，自行管理和使用赋税与徭役。可以说，封国算不算周朝的实际领土，完全取决于当地诸侯是否信守对天子的承诺——要么作为附庸拱卫王畿，要么藩而不镇叛周自立。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管、蔡两位王子本来从周武王那里受领封地，作为“三监”之二防卫殷商后裔，保护王室的安全、保障王朝的统治。然而幼小的周成王继位后，这两位王叔趁着政局不稳联合殷人发动叛变，最后被另一位王叔周公旦镇压。 为了巩固侄子的天下，周公吸取先前的教训，不再轻信其异姓贵族(周王朝自身也是以“藩镇”诸侯的身份推翻商朝的)，先后建置七十一块领地，分封给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让他们作为篱笆给周王室看家护院。 说回唐朝，藩镇制度的设置在形式上并非封土建国，但随着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的权力逐渐膨胀，藩镇也接近周朝分封诸侯的实际情况了。玄宗治下，唐帝国积极地开疆拓土，相邻的几大民族势力又欲侵吞汉地，所以边疆的军事压力极大，需要当地将领掌握更高的自主权， 以便随时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和动乱，不必请示中央政府。对于皇帝而言，巩固边疆更多的是为了王朝腹地的安全，但也不能给内地制造太大的经济负担，所以干脆把军政大权都交给地方官员，让其尽量自给自足。所谓“节度使”，即“持双节(军、政两种授权)调度”之义。 最开始，节度使作为一任地方官员，权力再大也不过是皇帝的家奴，算不得分封诸侯。但是很快，随着安史之乱一爆发，皇帝就管不住这些封疆大吏了。 为了平叛，唐廷设置了更多藩镇，他们在战后成为军阀，各自组建幕府割据一方，跟朝廷讨价还价，甚至出现节度使私自世袭的现象。藩镇名义上附庸天子，实质上作为外姓甚至少数民族领主的势力，其独立性可比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的诸侯封国。
开封犹太人的由来源于宋朝
开封犹太人的发现和在华西方传教士密不可分。1605年，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无意中结识中国犹太人艾田，发现了开封的犹太社团，这一发现随即震惊了西方，成为长期学术研究的热点。早在北宋时期，一批来自波斯的犹太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首都东京，即今天的开封。据史料记载，他们曾向北宋进贡西洋布，深得皇帝欢心. 于是诏其“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也就是说，皇帝允许犹太人在中国自由居住、迁徙、就业、就学、参加科举考试、参与土地买卖，既可以保持原来的宗教信仰，也可以与汉族通婚。不仅如此，皇帝还赐予他们十七个汉人姓氏，其中主要有七个大姓：赵、艾、李、张、石、金、高，另包括源出张姓的章姓，总共八大家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姓氏与他们原来的犹太姓氏也有语音上的相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他们的个体身份.比如，“李”来自“列维（Levy）”，“石”来自“示巴（Sheba）”，“艾”来自“亚当（Adam）”，其中赵姓，则是中国宋代皇帝的赐姓。不要小看这些中文姓氏，它们极大地帮助这些犹太人融入中国社会。 纵观犹太流散两千年历史长河，这般自由友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实属少见，然而，自由宽容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他们在中国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自身团体的宗教凝聚力也形成了挑战。进入明代后，开封犹太社团进入鼎盛时期，已有500余户犹太家庭，约四五千人的规模。他们能在中国使用汉语，与外族通婚，穿戴汉人服饰，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待人接物，参加科举，自由就业，取得商业成功。甚至到清代，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大官，比如开封犹太人赵承基，他曾任大梁道中军守备，率兵驻汴，赵是至今有史可查官位最高的一位开封犹太人。1679年，他还出资修建过犹太会堂。 开封犹太会堂始建于1163年。1512年重修会堂时改名为尊崇道经寺，为避免与穆斯林清真寺混淆。1642年，开封城遭遇黄河决堤，犹太会堂被冲垮，散失许多经书。1663年再次重建会堂，又叫回清真寺，因为不想和道教混淆，此时，开封犹太社团总人口只剩下鼎盛期的一半。 进入17世纪后，开封犹太社团与外部犹太世界失去联系，陷入孤立状态。1679年由上面提到的赵大官人重修会堂。到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开封再遇水灾，会堂遭难。九年后，开封犹太社团的最后一位犹太教神职人员离世，开封犹太社区自此失传希伯莱语，开封社区的犹太宗教生活和犹太身份识别暂时落下帷幕。 据记载，开封犹太人中甚至出了佛教徒，1866年有一位犹太后裔皈依佛门，法名本道。进入20世纪，上海犹太人试图帮助开封犹太后裔恢复犹太传统，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的开封犹太社区连最基本的割礼习俗也不是在男婴出生八日时执行。尽管还有极少数的开封犹太人解放后保存犹太文化习俗，比如七大姓中的石家在饮食上仍遵守犹太传统的挑筋规定，逾越节时用毛笔沾鸡血涂抹门楣，并用白水煮羊肉祭祀祖先，但大多数开封犹太人对于犹太教基本知识已经一无所知。 整个开封犹太社区在过去的一两百年几乎没有举行任何犹太传统节日活动，而是像汉族一样保持送神日、接神日、中元节、清明扫墓、祭祖等风俗。开封犹太社区的最近的一次逾越节还是在2014年，这也是消亡的开封犹太社区近200年来的第一次逾越节，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逾越节盛宴是在外来犹太组织的帮助干预下才得以举行，其中的特色犹太菜也颇有中国风味。 尽管还有极少数的开封犹太人解放后保存犹太文化习俗，比如七大姓中的石家在饮食上仍遵守犹太传统的挑筋规定，逾越节时用毛笔沾鸡血涂抹门楣，并用白水煮羊肉祭祀祖先，但大多数开封犹太人对于犹太教基本知识已经一无所知。整个开封犹太社区在过去的一两百年几乎没有举行任何犹太传统节日活动，而是像汉族一样保持送神日、接神日、中元节、清明扫墓、祭祖等风俗。 开封犹太社区的最近的一次逾越节还是在2014年，这也是消亡的开封犹太社区近200年来的第一次逾越节，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逾越节盛宴是在外来犹太组织的帮助干预下才得以举行，其中的特色犹太菜也颇有中国风味。 并认为犹太教的儒化过程正是开封犹太人的同化过程。以色列学者伊爱莲教授则认为开封犹太社区的消解恰恰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相容不同团体的能力仍然有限。尽管学者们的观点不一，但有一点总保持一致，即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西方传统中的反犹主义。 如何认定犹太人身份？散落全世界的犹太人后裔能否成功移民以色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判定犹太人身份的基本标准，以及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最基本的习俗区别。谁是犹太人？这个概念在学术圈始终争论不休。目前较为统一的说法是，犹太人的身份判定主要由母亲决定，换而言之，如果母亲是犹太人，那么孩子就被认定为犹太人。 根据这一原则，大家熟知的脸书（facebook）创始人犹太人扎克伯格的女儿马克斯便不能被认定为犹太人，因为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华裔女性，不是犹太人。同理，目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女儿切希尔嫁给犹太男子，他们的孩子，也就是希拉里的外孙也不会被认定为犹太人。 现代犹太人由于流散、通婚等原因，他们的体貌特征各异，没有统一标准，他们既可以金发碧眼，也可以黑肤黑发；既有一年四季戴着犹太高礼毡帽、严格遵守613条犹太戒律、虔诚无比的宗教犹太人，也有和国人一样对于红烧肉和小龙虾欲罢不能、逍遥自在的世俗犹太人，他们完全不遵守任何犹太宗教规定 作为一个不传教的宗教，犹太教对于犹太人的民族性认定依赖于母系血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这三个字并不代表宗教和民族性的统一。有趣的是，如果这个民族之外的非犹太人想加入这个民族群体，则需要通过宗教方式。需要学习犹太教相关知识，并通过考试，在拉比的认可下，才能成为犹太民族的一员。通常情况下，通过皈依加入犹太民族的人不被极端宗教犹太社团认可，他们在其他犹太社团也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因为相比女性，成年男性的皈依过程更有挑战。在笔者生活过的柏林，每年大概有一百多位皈依者，其中女性占到绝大多数。难道犹太教对于非犹太男性没有吸引力么？不然，根据犹太教传统，在犹太男婴出生的第8日，男婴就需要进行割礼，也就是包皮环切术，当男婴接受这一手术仪式后，他才能正式成为犹太社区中的一员，而犹太女婴从出生伊始便被认定为犹太人。 包皮环切术对于出生才一周的婴儿而言，风险很小，术后恢复只需两至三日，而对于成年男性，则需要至少几周的恢复。从现实角度出发，普通上班族的年假往往平均只有三四周，为了一个外科手术躺上几周休养的机会成本非常高。 此外，不少国人还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因此，中国成年男性的包皮环切术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当中国男性决定皈依犹太教时，能否在成年阶段接受这一手术是皈依最初的一道坎。而对于女性而言，则不存在这道坎。
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十大汉奸
“汉奸”在《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后来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出现了“蒙奸”、“回奸”、“藏奸”等，总的含义没有改变，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投靠外国侵略者，出卖国家利益的人。 在中国抗战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汉奸最多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无耻行为给我们民族本来就很困难的抗日战争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有他们的臭名。我在此梳理抗战期间的十个主要汉奸人物，希望对今天的某些人物有一定的触动。 1、汪精卫（1883年－1944年） 本名汪兆銘，笔名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现属佛山市）。青年时代加入孫中山的同盟会，成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兆銘因在国民党內地位很高，民国成立后数次出任要职，历任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主席、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日叛国，充当大汉奸。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最后病死于日本，逃脱了国家和人民的审判。他无疑中华民族5000历史上最大的汉奸，卖身投靠日本鬼子，在南京组织伪政权，组织了200万伪军，帮助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压迫人民，其罪恶之大，虽千万年难赎其罪。 2、殷汝耕(1885～1947) 浙江省苍南金乡镇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派殷汝耕等代表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从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而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1933年11月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1935年殷汝耕则由日本侵略者推荐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大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18县以及昌平、宝坻、香河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诚、龙门，均属“委员会”管辖。12月，伪保安队又占领塘沽并强行将塘沽、大沽划入辖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殷汝耕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7月31日，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1947年12月1日，由高等法院检查处对殷汝耕执行枪决。殷汝耕的罪恶前承“德王”卖国政权，后开汪精卫卖国政府，此人危害之大在现代仅次与汪精卫，比之于后晋，危害大于“儿皇帝”石敬塘。 3、周佛海（1897-1948） 湖南沅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12月，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潜入上海。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周佛海之所以被蒋介石特赦在于他的两手做法，脚踩两只船，在汪精卫政权内仍然后重庆的蒋介石互通信息，为蒋介石提供情报。 4、陈公博(1890-1946) 广东南海人。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伪政府历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6月8日被执行死刑。 5、王克敏（1879年-1945年） 浙江杭州人，字叔鲁。 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后，王克敏于同年12月14日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北京)”行政委员长一职；1940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北京)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之后，王克敏改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上王克敏归汪精卫管辖，事实上自成体系。后来王克敏又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务总署督办、中央政治委员等要职。抗战胜利后，王克敏被重庆的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1945年12月26日于狱中自杀身亡。 6、 傅筱庵(1872—1940) 名宗耀，字筱庵，镇海县城人。上海沦陷后，于1938年1月附逆投敌，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10月，镇海万余人集会声讨，次年七七抗战纪念日复集会声讨，捣毁里居大门。1940年10月11日凌晨，国民党军统局策动跟随他数十年的亲仆朱升，趁其宴游回来倦睡之际，用菜刀砍毙。 7、齐燮元（1879年一1946年） 字抚万，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原为直系军阀，曾任北洋军第六镇参谋长，第六师师长兼江宁镇守使，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历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和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等职，配合日军“扫荡”残杀中国人民。1940年被南京汪伪政府任命为华北绥靖军总司令。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捕，1946年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8、梁鸿志(1882-1946) 字众异，福建长乐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华中经济，掠夺中国的资源和物资等。是年秋，在日本操纵下北上大连，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议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委员。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解散伪维新政府，出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在梁鸿志为日本服务的时期，日本人始终从工作、生活等多方面予以监视，并在每次伪行政院会议前与其闭门密谈。1944年底汪死后，改任伪立法院院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匿居苏州。1946年3月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归案，押解上海。1946年5月21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梁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11月9日受最高法院密令在上海被处决。 9、唐绍仪（1862--1937） 字少川，唐家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时期）。日本侵占上海、南京后，策动其出任伪政权首脑，其本人答应出任。未成行，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 10、褚民谊（1884-1946） 字重行。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5月汪精卫赴上海，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立即召见褚民谊，让他谈对“和平”运动的看法。他参加了汪精卫一伙的“和平”运动，积极与日本勾结，进行卖国活动。遂成为汪伪政府核心人物之一。1939年8月底，在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上，褚民谊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当时，人们对汪陈夫妇手下的汉奸，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并称。 1940年3月底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任行政院院长、褚任副院长兼伪外交部长，12月任驻日“大使”，1941年10月回南京复任外交部长。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1946年被关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1946年3月，南京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后被判处死刑。1946年8月23日，褚民谊以汉奸罪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被执行枪决。终年62岁。 也有像段祺瑞、吴佩孚等这样的人在日本鬼子威胁拉拢下没有投敌叛国，他们坚守了自己的情操，尽管自己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理念不同，对国家的发展有迥异的判断，自己有能力时依靠自己的能力改造中国，自己下台后要让别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卖身求荣，不做危害国家的事情。
盘点中国古代十大名妓
1、倾城名花薄命红颜钱塘名妓---苏小小 苏小小，南齐钱塘名妓，能歌善舞，公艺倾绝当时，然而造化弄人，在西泠与阮朗相遇，一见钟情，结为伴侣。不幸被阮郁始乱终弃，后小小又累遭官府中人欺辱，一代薄命红颜，终于含恨夭折风流，用生命唱出了一曲凄美的哀歌。苏小小的生可谓古典唯美主义的绝唱。她年方十八，偶遇风寒，贾姨娘劝她自重，她却已为自己富贵荣华享尽，无可留恋，不再进药，芳年逝世，独留春香芳影于人间。难怪后世文人咏之不绝。清初诗人袁牧更以与苏小小同为乡亲为荣，刻一印“钱塘苏小是乡亲”。 2、蕙心兰质旖旎才情巴蜀女诗人---薛涛 薛涛，字洪度，生于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卒于文宗太和六年（832年）。她人品风流，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又能吟咏书写，当时城里的浮浪子弟争相和她交游，以博得她的欢心为荣。钟灵毓秀的巴山蜀水，孕育了薛涛这位流芳千古的风流才媛。她花容朋貌，才华绝世，名重一时，。历事剑南川西十镇帅幕府，并制造出芳名百世的“薛涛笺”。然而到了后世封建文人那里，她却蒙受了“轻薄桃花逐水流”的不白之辱。“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薛涛之诗恰如其人，质朴如白衣处子婷婷独立毫无俗态，表白其胸襟，荡荡然如一泓清水。 3、才貌双全传奇一生北宋名妓---李师师 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妓李师师幼年不幸，父母双亡，以至沦落风尘。她美艳绝伦，才华出众，善词曲，工歌唱，在京师汴梁高张艳帜，名动京华，连天子之尊的宋徽宗赵佶也忍不住一亲芳泽，著名词人周邦彦躲在床底谱就新词《少年游》，描绘师师与徽宗的一段风流韵事，成为后世词坛佳话；她又一身正气，敢爱敢恨，有“红妆季布”之称，梁山首领宋江潜入她家，为她写下了壮词《念奴娇?天南地北》，至今为人传颂。在经历了不尽的风流韵事之后，李师师这个撩动人心的痴情女，最终的结局却众说纷陈，飘游不定，，，，， 4、天生尤物---绿珠 传说原姓梁，生在白州境内的双角山下，绝艳的姿容世所罕见。古时越地民俗以珠为上宝，生女称为珠娘，生男称作珠儿。绿珠的名字由此而来。石崇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十斛得到了绿珠。绿珠善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就是指汉元帝时的王昭君。绿珠妩媚动人，又善解人意，尤以曲意承欢，因而石崇在众多姬妾之中，惟独对绿珠别有宠爱。石崇，西晋渤海南皮人。永熙元年（290年），出为荆州刺史，以劫掠客商至巨富，与贵戚王恺等争为奢靡。曾与王恺斗富，以蜡代薪，作锦步障五十里，恺虽得武帝支持，仍不能敌。八王之乱时与齐王结党，赵王伦于是派兵杀石崇。石崇对绿珠叹息说：“我现在因为你而获罪。”绿珠流泪说：“愿效死于君前。”绿珠突然坠楼而死，石崇想拉却来不及拉住。石崇被乱兵杀于东市。 5、才情斗八高胆识过须眉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 柳如是，明末清初秦淮河畔如云佳丽中的一朵奇葩。她天生丽质，一适周道登，再爱宋徵舆，三适陈子龙，最终与钱谦益白头偕老，敢爱敢恨，视封建礼法如无物；豪迈不让须眉，忠心为国，明亡时力劝丈夫殉节，自己投水以殉国；胆识过人，伉俪情深，为救夫君愿以身代死。钱谦益作诗赞颂：从行赴难有贤妻！才华横溢，秦淮名妓中堪称第一，诗文雄健浑达，神奇妙旷，脱尽红粉闺气，柳如是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传奇！这位风尘女侠气节铮铮，足以令无数须眉汗颜，如出污泥之白莲，为世间留下不尽清芳。 6、冲冠一怒为红颜争得娥眉匹马还---陈圆圆 明清鼎革，风云变幻。刚愎自用的崇祯、趋炎附势的田弘遇、反复无常的吴三桂、骄傲自大的李自成、粗俗狂妄的刘宗敏、阴险狡诈的牛金星，专权好色的多尔衮。这些权重一时，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男人分为三方，书写了一段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历史。然而，一位乱世佳人突然出现于这一舞台上，顿时成为这个男人世界的焦点，起到了所有男人起不到的作用，使历史法码失去了平衡，让这些男人，不失时机、不惜代价地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于是风云突变，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归宿，更改了中国的历史。陈圆圆，这位秦淮河畔的绝代佳人，竟引江山易色，地覆天倾；帝星殒落，霸王为僧，当世枭雄，为之搏命；生灵涂炭，倾国倾城。 7、空谷幽兰艳冠群芳传奇才女---董小宛 自古江南多才俊，秀水青山育红颜。晚明之际，这里诞生了一位名扬江南、技压群芳的才女??董小宛。她与才子冒襄，珠连壁合的佳话，随着《梅影庵忆语》而流芳百世。更衍移了她进宫为董鄂妃，顺治皇帝三千宠爱集一身的动人传说。董小宛出生烟花，阅尽人间的悲欢冷暖，但却有着超然脱俗的清秀与灵气，她聪慧绝伦，才艺超群，引得无数才子佳人惊奇赞叹。她重情有义，度尽劫波，终得与如意郎君，长相厮守；她气节凛然，助夫胥奔走民族大业。虽然年仅二十八岁即花名凋零，然“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传奇一生。 8、乱世名姬柔肠侠骨---李香君 李香君体态娇小玲珑，肤色莹白如玉，绰号“香扇坠”，在秦淮八艳中，她没有顾横波、陈圆圆那样的艳丽妩媚，也没有柳如是、马湘兰那样超群的诗画才情，但传剧《桃花扇》一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香君忠贞刚烈之名，几乎举世皆知，在秦淮群芳中赢了最高声誉。她忠于爱情，矢志为侯方城守贞；忠肝义胆超越男儿，在魏逆权臣阮大铖面前公然唱出“于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宁不教须眉愧煞。其凛然正气如寒冬傲梅，足以令杜牧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由此改写！ 9、倾倒西东方的清末名妓---赛金花 寒金花名噪大江南北，更倾倒西方，是晚清大名鼎鼎的人物。她一生姻缘分分合合，极富传奇色彩，由妖冶风流的妓女，到状元郎之妾，钦派公差夫人，又沦为青楼名妓，可谓几度沉浮。国家危难之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烧杀淫掠，赛金花凭着自己高超的手腕，用美色服联军主帅瓦德西，以己之力拯救斯民，誉满京华，达到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天妒红颜，在阅尽人间冷暖之后，叹别苦影，孤守余生。 10、不信美人终薄命自古侠女出英雄民国侠妓---小凤仙 小凤仙因与护国运动名将蔡锷的传奇经历而名载史册。她天生丽质，性情孤傲，不公世道使她沦落风尘，在北京八大胡同高张艳帜，成为南帮翘楚。结识革命党人蔡锷是小凤仙一生命动的转折点。深明大义，侠骨柔情的她与蔡锷将军情投意合，互为知音，而小凤仙帮助蔡将军历尽艰险，逃脱虎口，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代侠妓的芳名自此长存。
郑和七下西洋征服过哪些国家?
在中国古代文明构成中，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一样，亦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外来文明的交往中，海上通道与陆上交通都是主渠道。与沙漠和草原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一样，海上丝绸之路因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时兴时衰。在古代中国，明初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明朝特指中国南海以西的南洋群岛、印度洋、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无疑是中国海洋文明发展的巅峰，郑和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约1371—1433年)，明代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人，回族，本姓马，小名三宝 (保)。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开始，傅友德奉命征讨割据云南的残元势力，少年三宝被俘，惨遭阉刑。后随军至北平，入燕王藩邸为宦官。三宝聪慧过人，忠于燕王，在“靖难之役”中屡建战功，深得朱棣信赖。朱棣称帝后，任命其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其“郑”姓，从此，便称郑和，人称“三宝太监”。明成祖死后，第六次下西洋归来的郑和被仁宗任命为南京守备太监。他去世的时间尚无定论，一说是卒于第七次下西洋归途之中，即1433年；一说是回来后卒于南京，即 1435年。 郑和下西洋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永乐时期文治武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乐时期，成祖初设内阁、决定迁都北京、编纂《永乐大典》、屡伐元朝残余、遣使通西域和派遣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举措，都是影响明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明朝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强国，为了彰显其大国地位和稳定周边局势，成祖在继承洪武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础上，遣使四出，“宣德化而柔远人”，以和平方式竭力构建明朝视野中的世界新秩序。正如《明史·郑和传》所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郑)和、(王)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郑和出使时所捧成祖对西洋各国国王和头目的敕书中言：“尔等只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郑和家世资料》)宣德六年(1431年),面对暹罗欺凌满喇加一事,宣宗遵循永乐时期的做法，责令暹罗国王改正，言：“朕主宰天下，一视同仁，尔能恭事朝廷，屡遣使朝贡，朕用尔嘉。比闻满喇加国王欲躬来朝，而阻于王国，朕度之必非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远虑，阻绝道路，与邻邦启衅，斯岂长保富贵之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明宣宗实录》卷76)以上诏令明确反映了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和明朝对自身的国际定位。 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的28年间，郑和从苏州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其中前六次都在永乐时期。由于宝船靠风力行驶，故每次出航都在冬季东北信风期，返航在夏秋东南信风期。前三次主要在南海、南洋群岛和南印度洋一带。在此基础上，郑和在第四、五次下西洋时开辟了新的航线，首次到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东岸、非洲东海岸等地，将下西洋推向高峰。2002年，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发表其研究成果，认为郑和的分遣船队于1421—1423年间到达美洲，引起世界震惊。当然此论还需进一步严密论证。 郑和率领的船队是一支混合船队，最多的一次为208艘。除最大的“帅船”即宝船外,还有用于护航的战座船、装载食物的粮船、载运淡水的水船、运载军需和装备的马船等。每次远航的人数在27000人左右，有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管理。主要领导为宦官，有正使太监、副使监丞、少监、内监，其下有掌管文书和负责外国朝贡的舍人；有掌管远航粮草和各国贡品的户部郎中；有负责外交礼仪的鸿胪寺序班；有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谕和从事翻译的通事；有通晓天文和海洋气候的阴阳官生；有精通医术和营养保健的医官医士；有充当礼仪队和负责防御的旗校、勇士、力士等武官和军士；有负责航行、船舶维修的火长、带管、舵工、水手、班碇手、铁锚、木艌、搭材等。从中可以看出，郑和的远航船队是一个流动的复杂的特殊组织。 当然，远航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东南亚局势不稳，弱肉强食，有些国家与明朝为敌；各种反明的海盗势力横行海上，所以远航必须要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除了自卫以外，还可用以歼灭海寇，制止内乱。在七次远航中，郑和船队一共动用了三次武力。首下西洋时，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旧港(也叫三佛齐国)的海盗头目、广东人陈祖义企图劫掠宝船，郑和得到密报后用计铲除了海盗势力，生擒了陈祖义，带回国处死。第三次返航时，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阴谋用重兵劫夺宝船，郑和发觉后，带兵攻打空虚的王城，以少胜多，生擒了国王，保护了船队。第四次下西洋时，郑和帮助苏门答腊的合法国王平定了与其争夺王位的叛乱者，结束了苏门答腊的多年内战。郑和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化险为夷，不辱使命，秋毫无犯，深得西洋各国的欢迎，确保了远航的顺利进行，把大明王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传播于海外。 尽管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但政治目的主要通过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来实现。由于西洋诸国远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中国，且大多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不密切，有的甚至毫无联系，加之海上交通不畅，他们无力与中国交往。明朝要维持万国来朝的局面，必须承担巨大的外交成本。除了厚往薄来、不计成本的贡赐贸易之外，郑和船队携带大量的中国货物在远航途中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器皿、铜钱、雨伞、烧珠、樟脑、麝香、水银等深受西洋各国的喜爱。西洋的香料、药材、宝石、琥珀及长颈鹿等珍稀动物、海棠等稀奇植物也被引入中国。在尊重各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郑和船队将中国的历法、礼仪、度量衡、建筑、生产技术等传到西洋。西洋各国的绘画、雕刻艺术等也传入中国。中外相互交流扩大了人们的世界视野，极大地丰富了各自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影响是深远的。 七下西洋是郑和毕生献身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是中国古代天文航海技术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体现，也是十五世纪前半叶中国繁荣强盛的缩影。郑和远航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险阻、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和以邻为善、和谐共处的和平精神，开辟了中国海洋文明的新时代。郑和是伟大的航海家、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和军事家、卓越的管理者和文化使者，是“和平之旅第一人”，是“海上巨人”，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郑和为中国的海洋事业、世界和平、国际贸易和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曾经闻名全国的黄埔军校
1、黄埔军校是军事天才的摇篮 1921年（辛酉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建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建立军官学校选址于广州黄埔。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军校成立后，以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随后，任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后为周恩来）、周恩来为 政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此外还有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及各方面负责工作。 2、黄埔军校校旗 1924年5月，从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录学生350名，备取120名。5月5日开始入学。6月16日，举行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孙中山到会场给青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还宣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此训词其后成为国民党党歌及官校校歌，并由陈祖康谱曲，该校歌从黄埔五期开始传唱至今。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2月1日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黄埔军校最初有许多从苏联来的教员，但在北伐战争期间蒋中正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所以这些苏联教员离开了。 1926年，根据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于同年3月正式命名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1926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先决定在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 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3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校歌歌词被明定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革命家宋绮云、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文学家谢冰莹，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的。郭沫若曾任政治部教官等职。 3、中国曾经出现三所黄埔军校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于是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分别出现了三所黄埔军校。在武汉，3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决定将武汉分校扩大改组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展讨蒋斗争。七一五政变后，黄埔五期学员被迫毕业离校，军校整体改编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兼任），后来成为广州起义主力，武汉军校暂时解散。 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黄埔军校该校迁往南京。在广州，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依然开办。1928年5月，由副校长李济深决定将学校改名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校只剩下718人坚持至毕业，其余散往武汉、南京等地，称黄埔六期生。1929年9月10日，在南京，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改学校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并陆续成立潮州、洛阳、湖南、湖北、江西、广州、成都、昆明、南宁、西安、新疆等多所分校。第七期学生毕业后，1930年9月，学校被要求停办，1927年底，在南京由蒋介石决定自行成立（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誓反共。 1931年3月，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明令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主要培养国民党陆军初级军官。建国后的海军少将张学思，历史学家黄仁宇都是中央军校毕业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日军陷南京，其后由南京出发，经九江、武汉、四川、铜梁，至1938年11月到成都。十六个月间学校四易其地，学生长途跋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均能安之若素。迁校期间，因前方作战部队缺乏，十一、十二及十三期先后提前毕业，且于沿途在各地招收十四、十五两期学生。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中成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 各期毕业生都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战。抗战胜利后，实行军校改制，于1946年元旦后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名义上国有化隶属陆军总部，校长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由关麟征升任校长。1947年，孙立人在台湾奉命训练新军，决定在高雄凤山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直属成都本校，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第十分校。 4、大陆解放后，黄埔军校搬到了台湾 1949年12月，蒋介石下令将台湾籍学生和国民党高官政要的子弟200余人空运到台湾。当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学校停办，共办23期。1926～1949年。从第一期到第二十三期，军校共培养32万各级军官。其中1924年到1929年共培养了七期13000余人。这些人中的多数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骨干——“黄埔系”。 1949年12月蒋介石及其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台北市，其后1950年3月1日蒋代表国民党政府宣布：“陆军官校，为革命军基本人才培植的基地，与建军建国的前途有莫大之关系，早就应该恢复。校长一职，不能以任何人兼任，所以在校长人选未定之前，军校的名称不愿恢复。这次任命罗友伦同志为校长，正式恢复军校。”同年10月，黄埔军校以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所在的台湾高雄县凤山市维武路1号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名称被重新建立，并续办第二十四期作为黄埔军校的继续，学校现占地面积173公顷。至2004年已办至七十三期，现任校长是陈良沛将军。另外“中国陆军军官学校”是迁往台湾十二座在台复校的大陆大学之一。 5、黄埔军校培养了哪些军事天才？ (1)共产党军官 左权、陈赓、周逸群、萧克、徐向前、林彪、蒋先云、刘志丹、罗瑞卿、黄公略、周士第、王尔琢、王良、许光达、陈伯钧、宋时轮、杨至成、郭天民、陈奇涵、陈浩、陶铸、程子华、廖运周、冯达飞、蔡申熙、曾中生、许继慎、赵一曼（女）、赵尚志、宣侠父、阮山（原籍越南）、李运昌、段德昌、贺声洋、萧方、周维炯、杨其纲、彭干臣、阎揆要、郭化若、陈毅安、王诤、谭希林、彭明治、曹渊、唐天际、张宗逊、刘畴西、卢德铭、李之龙、张子清、余洒度、徐彦刚、曾士峨、朱云卿、陈东日、曹福昌、邓萍、唐澍、姜镜堂、常乾坤、伍中豪 (2)国民党军官 杜聿明、胡宗南、张灵甫、郑洞国、宋希濂、毛人凤、关麟征、贺衷寒、乔家才、邓文仪、李仙洲、李默庵、陈明仁、康泽、郑介民、李延年、李弥、胡琏、唐生明、俞济时、黄维、戴笠、郝柏村、蒋仲苓、王升、黄珍吾、彭孟缉、桂永清、谢晋元、范汉杰、邱清泉、蔡文治、李桂丹、廖耀湘、郑作民、王竣、黄翔、曾泽生、徐会之、赵子立、阙汉骞、董钊、李铁军、罗奇、贺忠汉、胡靖安、王慧生、宣铁吾、黄梅兴、姚子青、钟彬、陈颐鼎、李以劻、肖赞育、戴安澜、萧作霖、唐生智、林伟俦、吕旃蒙、覃异之、贾伯涛、郑庭笈、陈修和、文强、杨伯涛、侯镜如、王耀武、孙元良、刘戡、黄杰、陈大庆、刘安祺、高魁元、蔡炳炎、廖运泽、曾扩情、酆悌、张耀明、廖昂、吴起舞、彭士量、邱行湘、孙明瑾、李文、王怀义、王敬久、滕杰、唐纵、蒋孝先、郑蕴侠。（注：含1946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起义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