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抗击匈奴的十五场战役
汉匈战争，是汉武帝一生中最辉煌壮烈的史篇，自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始发，至征和三年发起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四十余年之间，武帝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匈奴的十五次远征。其规模之大，气魄之雄伟，在世界军事史上是罕见的，其中尤以元狩四年汉匈漠北大战最为惨烈，此战后迫使大单于向西方远遁，匈奴内部发生分裂，由此开始了古代史上一次重大的自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1、汉军对匈奴反击战争之始，即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元光二年，武帝开始筹划对匈奴之战。元光三年，武帝命朝臣议汉匈关系。朝中有和、战两派，大行五恢是积极的主战派，提出设计诱匈奴入塞，汉军伏击的战略方针，武帝采纳，王恢遂安排马邑(今山西大同)商人聂翁壹走私货物赴匈奴。汉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关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 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山西左云县)，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来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牧者，怪之。乃攻障，捕尉史。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乃引兵还。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自此，匈奴绝和亲，攻盗路塞，往往入盗汉边，不可胜数。 2、元光六年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二击)。遣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此次为汉军改变战略的首次主动出击。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卫青奴隶出身，被拔擢重用为车辕将军。首战小捷。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赎为庶人。 3、元朔元年冬，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郡，击胡，(三击)此役得首虏数千人。 4、元朔二年(前127)，遣将军卫青、李息复出云中以至陇西，西至符离，击胡之楼烦王、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人、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城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河南”地是秦汉与匈奴争夺的第一焦点。 5、元朔五年(前124)春，汉以车骑将军卫青击胡。将六将军、十余万人。(五击)? 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骁骑将军公孙贺，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蔡出朔方，将军李息，将军张次公出右北平，凡十万骑，击匈奴右贤王。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长途奔袭。夜围右贤王部，右贤王大惊，乃将数百骑驰，溃围北遁，仅以身免。汉得右贤王部众男女五千人，畜数千、万，裨小王十余人。还师屯塞上。 6、元朔六年(前123)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击胡。(六击)此役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长奔数百里击胡。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级。而汉亦亡两将军(苏建、赵信)。 7、元狩二年(前121)春，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胡。(七击)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8、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泽，攻祁连山，大破胡，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千余人。(八击) 9、元狩四年(前119)春，汉(武帝)与诸将谋曰：“翕侯赵信为单于计，居漠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以粟喂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计其数焉。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从东西二分军击胡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会于绝漠，夹击匈奴。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漠北。与汉大将军遇，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北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杭爱山)赵信城而还。单于遁去，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不随单于。李广兵失路失期，自杀。 10、元鼎六年(前111)，汉灭南越国。遣公孙贺(太仆)将一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击胡，至浮且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十击)又遗从骠侯赵破奴将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杭爱山南)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11、太初二年(前103)春，浞野侯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居延北，今杭爱山南)而还。(十一击)左大都尉欲发兵袭大单于，单于觉而诛之外，发左方兵击浞野侯。浞野侯击败之，还兵，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重兵八万骑围之。断汉军水源，浞野侯夜出求水，为匈奴捕获，军遂没于匈奴。单于喜，纵兵攻受降城，不能下。 12、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李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十二击)(此乃西域之战之第三役。)?匈奴大围广利部，几不脱，汉兵物故十之六七。 13、秋，汉复使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路博德会涿邪山，毋所得。(十三击)公孙敖屡次出兵不利，筑受降城死伤士兵甚多，下狱，为部属所救，匿民间。后被举报，再下狱。太始元年死。以匈奴降将成娩为将，率楼兰国兵击东师。匈奴右贤王往援，汉兵不利，引去。 14、天汉四年(前97年)春正月，汉使贰师将军将率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将军会师。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武帝乃命因杅将军公孙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十四击)匈奴闻，悉远其辎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自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汉军与单于相持连战十余日，伤亡略相抵。匈奴不胜，皆引还。游击将军韩说无所得。因杅将军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15、三月，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十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二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驰千余里击胡。至浚稽山，多斩首虏。(十五击)单于闻汉兵大出，悉弃其辎重，徙赵信城北抵郅居水(色楞格河，在今杭爱山北麓，流入贝加尔湖)。左贤王驱其人民渡余吾水六、七百里，退居兜衡山。单于自将精兵渡姑且水(杭爱山东南)。御史大夫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
历史上的中山国曾被三次灭国
1、中山溯源两种说法 关于中山国的起源，一种说法认为，中山国的前身，是春秋时期生活在滹沱河流域的北方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落。第二种说法认为，中山国是由陕西北部榆林一带东迁而来。这种观点是从大量典籍和考古资料中推断认定的。我们系列报道的两位顾问栗永、梁勇，都持第二种看法。按照栗永的考证，中山人在春秋早期生活在秦晋两国的北部，今陕西榆林、绥德一带，作为晋国的附庸，中山国亦随之攻邢国、伐卫国，为晋国的称霸做出了贡献。 公元前628年，中山国内发生动乱，与之有世仇的卫国乘机引兵西向，中山被迫与之订立城下之盟，元气大伤。之后，秦国势力不断扩张，而中山与晋的关系，也因晋国政坛的人事变化而由热变冷，中山国势日衰。内忧（公元前628年的内乱）、外患（卫国攻伐难以招架，又面对秦国的扩张，和晋国的“蜜月”也已结束），把中山国推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公元前614年左右，中山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迁移。其路线先北后东，由今陕西、山西至内蒙，而后越过太行山，进入今天的河北地区。 中山人何时到达河北，从《左传》的记述可以推断出，进入时间肯定要早于公元前506年。而到达河北的最初落脚点，则应该在唐县（今属保定）滱水流域。据《水经·滱水注》记载，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东过唐县南，“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清光绪四年的《唐县志》也记载，中山城在县之西北。 2、群雄虎视三度灭国 本来是为了生存而东迁，但落脚之后却发现，到了河北，反而更加置身于大国包围之中，从此再无宁日。在如狼似虎的群雄吞并中，中山国作为一个小小的外来户，竟然抵御住了赵、魏、燕、齐四个大国的反复攻伐，最后还混到了和赵、魏、韩、燕四个大国一起“相王”（称王），栗永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起初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以中山国第三代国君桓公迁都灵寿为界，中山国在河北的奋斗史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很惨烈，后半部很辉煌。前半部，周围那几个大国，谁都可以灭它一下。梳理这一时期的史料，它至少有三次被灭国的经历： (1)被楚国灭 《战国策·中山策》记载：“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楚王即楚昭王，司马子期即公子结，楚昭王兄。由此可知，中山曾亡于楚国。仅仅因为一杯羊肉羹，中山遭灭国。 (2)被晋国灭 从晋悼公（公元前572年）开始，晋国氏族坐大，逐渐形成赵、魏、韩、知等六大家族，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六卿专政。晋出公十五年（公元前460年），晋国贵族知瑶进攻中山国西缘的仇由（今山西盂县外城）。知瑶唯恐仇由路险难行，就新铸了大钟一口，诡称送给仇由国君，使仇由国辟山填谷以迎钟。尽管仇由臣相赤章蔓看出了知氏诡计，多次劝说国君，但仇由国君得钟心切，不听劝阻。七天后仇由被灭。知瑶开通了经仇由攻中山的道路后，第二年，举兵伐中山，中山国受到致命打击。 (3)被魏国灭 在晋国内部几大贵族争权的动荡时期，晋国赵氏曾扶立中山人后裔为国君，史称中山文公。这是一个傀儡政权。赵氏又封魏文侯之女为中山君正妻，食其邑。公元前425年，随着赵襄子的去世，赵氏陷于内乱。中山文公的继任者中山武公，乘赵氏内乱之机，于赵献侯十年（公元前414年）重建独立政权，建都于顾（今晋州东，一说今定州）。《史记》称此为“中山武公初立”。中山独立，不仅从经济上断了魏文侯之女所享的中山食邑之俸，而且在军事上与齐国联手，对魏国东部边境构成潜在威胁。魏文侯岂肯容忍？过了几年就全力策划灭中山的战争。公元前409年，魏以吴起为大将率师假道赵国伐中山，遭顽强抵抗，未能取胜。第二年再次出兵，经过三年苦战，于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中山武公逃亡于齐国。此次复国，仅持续了7年时间。魏文侯封14岁的太子击为中山君。
大明水师---三百年历史未尝败绩
大明水师又称明朝水师，是曾经世界第一的中国海军。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水师就是大明水师，明朝三百年基业，大明水师未尝败绩。明朝水师实力综合作战能力可以列前七位，嘉靖到万历年间，仅仅在江浙一带，战船的型号就达到了二十一种，如果加上福建和两广，型号更是繁多。 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海军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抗倭名将俞大猷适时提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99%。 明朝水师主要以福船为主，诞生于福建沿海的一种船型的统称，其底尖上阔，首尖尾宽两头翘。建材主要为福建的松、杉、樟、楠木。共有六号，海战用的福船，是指一号和二号。按曾在1560年取得数次大胜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在斗人力”据《武备志》云“用火器与浪漕间，起伏荡漾，未必能中贼。即使中矣，亦无几何，但可假次以吓敌人之心胆耳。所恃者有二：发射佛朗机。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一也。以火球之类于船头，相遇之时，从高掷下，火发而贼船焚，二也”。由此可见中国海军船型大，干舷高，在冲撞等近战场合有明显优势。 1、一号称大福船 柁楼三重，底尖上阔，首尾高昂，能容百人“吃水太深，起止迟重”，机动性能不好。 2、二号福船 二号称福船较一号稍小，“合常用之”。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上阔，船首昂起张开，尾部高耸，吃水约3.5米，舰首备红夷炮1门、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噜密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64人，水手9人，战士55人。 3、草撇船 福船型中的第三号称为草撇船，又名哨船，比福船小。 4、海沧船 福船型中的第四号称为海沧船，和哨船差不多，比福船稍小，吃水约七八尺，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武器装备有千斤佛郎机4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6，喷筒50，烟罐80，火炮10，火砖50，火箭200，药弩6张，弩箭100。乘员53人，水手9人，战士44人。 5、苍山船 海沧船中最小的叫苍山船，船体较小，高出水面，吃水5尺，设有橹，风顺则扬帆，风息则荡橹。此船轻便灵巧，主要用于追敌和捞取首级。装备千斤佛郎机2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4把，喷筒40个，烟筒60个，火砖30块，火箭100支，药弩4张，弩箭100支。全船37人，水手4人，战士33人，编三甲。第一甲佛郎机与鸟枪，第三甲火器，第二甲冷兵器。 这样强大的水师阵容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水师。
历史上著名的“民国四公子”
在民国，你可以不知道民国四大美人是谁，但是你不能不知道民国四大公子，因为现在热播的电视剧《少帅》中，据说，这位少帅张学良正是民国四大公子中的一位，民国四大公子，又称民国时期的京城四大公子，正所谓，能成为少的那一定是身世一流，为人做派也要有拿得出的作品，可以说真名士、竞风流！用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即要有钱品，还有有人品。 据同为四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曾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这样说：“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以上就是关于民国时期的京城四大公子，虽然小编据以上说法中也不只是哪一个是比较正确的，但，据但是的官方的说法来说最后一个版本最为准确。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人士把当时四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名宦子弟，统称为四大王孙公子。 1、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张伯驹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张伯驹生于1898年，字丛碧。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2、袁克文 袁克文(1889—1931)，昆曲名票，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次子，由其三姨太金氏(朝鲜人)生于朝鲜汉城(首尔)，江湖有称“南有杜月笙、黄金荣，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袁克文自小就多才多艺，一字千金。 袁世凯共有三十多个儿女，袁克文在儿子里排行老二。他是个混血儿，出生在朝鲜，其母金氏是朝鲜王室的外戚。他继承了他母亲容貌出众的基因，长大后有玉树临风之貌，且又多才多艺，深得父母的宠爱。他自称“六岁识字，七岁读经史，十岁习文章，十有五学诗赋，十有八荫生授法部员外郎”。因为任性使气，不拘细行琐德，最后终于弄得狂名远播。 而且，袁世凯对他一向是很偏爱的，甚至一度想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但袁克文在本质上是一个地道的文人，一点不像他的父亲和兄长那样，沉迷权术，成日做皇上太子的痴梦。他并不擅长。也不热衷于宦海生涯。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出任大总统后，袁克文在政治上显得漠不关心，他整日寄情于戏曲、诗词、翰墨之中，与北京的一帮文坛名流和遗老遗少厮混，常设豪宴于北海，与易顺鼎、梁鸿志、罗瘿公等人结成诗社，常聚会于他居所之南的“海流水音”，赋诗弄弦，你唱我和。 3、张学良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张学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大军阀，以武勇于乱世之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大军阀。少帅数度挥兵入关，两次直奉大战成名。 在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少帅统领东北，同苏军打了一大仗，又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改旗易帜”。为保存实力、避免被日军挑起事端而被当时称为“不抵抗将军”率东北军撤离东北，“九·一八”之后同杨虎城将军“兵谏”，被蒋关了大半生，2001年以101高寿去世于夏威夷檀香山。张学良为当时花花公子之魁首，鸦片、可卡因、女明星无所不好。 4、溥侗 爱新觉罗溥侗(1871-1952)是宣统皇帝溥仪的堂兄，因为排行老五，内外行尊称其为“侗五爷”。溥侗从小酷爱昆曲与京剧，因是清室宗亲家中富有，又兼常接触一些当时的京昆著名艺人，再加本人悉心钻研，刻苦练功，遍访名师，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红豆馆主精于昆曲、京剧，对于京剧则生、旦、净、丑全能。《群英会》一剧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他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有关，能书善画，通晓词章音律，精通古典文学，对所演剧目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及规定情境有深刻领悟，又兼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因此对不同人物都有惟妙惟肖的表现。红豆馆主还精于文物赏鉴，实乃才艺俱佳，冠盖绝伦，系中国戏曲史上一大奇才。这民国四大公子，可谓各有成就，甚至改变历史.
雍正让后世仰望的六大历史功绩
雍正，清朝继康熙帝之后的皇帝，他是康熙帝的第四子，名叫爱新觉罗胤禛，提到雍正，人们所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抄家皇帝，最后累死在御桌上，就好像除此之外，雍正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人们对他的评价那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成为一个争议颇大的一代帝王。 可是，事实好像并不仅是如此，就小编所知，雍正大概是历史上最为勤勉的皇帝，雍正继位后康熙留给雍正的国库就是一个空壳子，乾隆能数次效仿康熙下江南的钱都是雍正赚来的，下面小编就为大家盘点雍正皇帝的六大历史功绩，以下见分晓。 1、整顿吏治 康熙往年吏治松散，贪污丛生，官员腐化堕落，国库空虚;在这样一个虚假繁荣的背后，雍正早已看在眼里。雍正一即位，便着手整治，要求文官不贪墨，武官不克扣军饷，为此还专门成立会考府，对财政进行审计。制度上防止了腐化等现象出项的空间 2、建立军机处 原来清朝军事上的工作主要有议政处来决议，平时国家行政事务则由内阁处理，雍正则在议政处和内阁以外建立了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5—7人，共商军国大事，进步在朝决议计划功率。可是军机处权利过大，位置在内阁之上，使得内阁原有的拟旨及其批驳皇帝错误决议等权利形同虚设，雍正大权独揽。 3、完善密折准则 添加能够上奏折人的数量，高峰时曾达1200人，扩大了信息的来历，奏折只需通过奏事处直接抵达雍正手中，并能够直接下发到奏事人手中，一起也强化了皇权。 4、改土归流 改动少数民族地区世袭的土司、头人准则，对此中心没有任免权。改土归流准则在全国的推行，改动了这种状况。流即为流官，由朝廷派遣，有任期，故而加强中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 5、滩丁入地 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都是土地和人丁分头交税，雍正将人头税摊到土地税中，这么就免除了困苦老百姓没有土地还仍然缴纳人头税的不公平局面，减轻了封建税负及人身依服，一起客观上刺激了人员的添加。 6、废弃贱籍 所谓贱民即在民籍以外，不属于士农工商之列，不能读书，不能参与科举考试，生生世世为奴。雍正废弃贱籍是一件功劳。 雍正四十五岁即位，在位一十三年，终身努力变革弊政，在王公大臣、地主富豪、文人墨客的谴责与责难下，锐意进取，勤政为民，煞费苦心，雍正功劳不可没。 而后世所述的“康乾盛世”精确点应当是“康雍乾盛世”，其在康雍乾三朝起承上启下的效果。抛开雍正为执行其决策而采取的一些手段不谈，就其政策及其效果和历史意义而言，小编觉得雍正的功绩要不乾隆大多了，是雍正这些政策，让乾隆皇帝更好的治国，或许现在是为雍正平反的时分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大改革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纷纷寻求变法实行改革，而后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在这一时期出现是“四大改革”家，他们的变法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大改革家都加都很熟悉的，他们的名字通过历史长河的演变愈发的响亮，让人如雷贯耳，那么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妓院的发明者管仲、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善法典《法经》的编著者李悝、被车裂的商鞅以及以“术”着称的申不害。 1、管仲 管仲(前725-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早年经商，初事齐国公子纠，助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为齐桓公，管仲被囚。齐桓公不计前嫌，经鲍叔牙保举，任其为卿。辅佐齐桓公(小白)，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针策略，被齐恒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 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分设各级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征赋税，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他秉政三年，齐国大治，成为“五霸之首”.后人将其着作收编成书，名为《管子》共24卷，85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中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2、李悝 李悝(kuī)(前455年-前395年)，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是战国前期着名的法家人物，在魏文侯时期任相国，在列国中率先进行变法，颁布《法经》，在社会上宣传《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提倡法制。 李悝的变法取得了成功，使魏国很快富起来，成为战国初年的头号强国。据说，商鞅入秦时，随身携带的就有这本书。商鞅受李悝变法的影响很深。他在秦国的变法，有很多都是借鉴了李悝。 3、商鞅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公孙鞅((卫鞅之“卫”即以国为姓，商鞅之“商”即以封地为姓或以官职为姓)。公元前361年，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四种君主之策。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强国之道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 商鞅徙木立信坚决推行变法，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1)废井田，开阡陌。(2)奖励军功，军功爵制。(3)推行县制，实行连坐。(4)迁都咸阳，制定秦律。(5)统一度量衡。(6)焚诗书，禁游学。孝公死后，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死后被车裂。商鞅在秦执政约二十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4、申不害 申不害(前385~前337)，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韩国着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人物，以“术”着称，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写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不害的学说尽管被韩非指出有许多不足，但他主持的韩国变法，确实是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所以，在韩国历史上，申不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政治改革家。 春秋战国，是一个分外辉煌的时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在这个纷争不断的时代，涌出了一大批改革家，这四个人物就是这些改革家中的杰出代表。
毛主席真的从来不长胡子吗？
我们看过很多毛主席的照片，照片中，毛主席都是没有胡子的，而毛主席长不长胡子？这在民间一直是个“迷”。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毛主席真的从来不长胡子吗？这是不是真的呢？ 关于毛泽东没有胡子照片的问题，民间曾有传言：当年毛蒋二人打赌，一个说“不剿了你不留发”，一个说“不灭了你我不蓄须”，因此二人毛无须蒋无发。呵呵，这当然是笑谈。应该说，现实中我们也发现不少不长胡子的男人，并非个个雄图伟业，却以娘娘腔居多。可见，长不长胡子与面相、富贵无关。 毛泽东自幼家规很严，可以说是一介儒生，根据当时的风俗和观点来看，儒生就要斯文秀气，而不能象莽夫一般留满脸大胡子。其实也是全凭个人爱好，不是非要找个原因的。那么，毛泽东到底有没有胡须？很多人喜欢牵强附会，进行“神化”毛泽东。这种“神化”，对宣传、弘扬毛泽东，并无裨益。 其实，真实的毛泽东，比“神化”的毛泽东，更具感染力和号召力——毛泽东比神更“神”！毛泽东在百姓的眼中，就是神。毛泽东最后一位专职理发师周福明解开了这个谜：毛主席他老人家胡的子不仅货真价实，还很多！毛主席的胡子特别难刮，“他老人家既高大，胡子又多，特别是主席痣上的胡子难刮，而且刮胡子都得抬着胳膊刮，也不好让他躺下来刮，所以难点在这，一般人也不理解。” 另据文献记载，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后，毛泽东更加注重朝鲜问题，不断地听取各方面对朝鲜战况的汇报，他开始专心朝鲜战争问题，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程度。根据胡耀邦曾回忆说：“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指毛泽东）不做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由此来看，毛泽东虽然在人格、事业上是伟人，但在生理上与常人大同小异，胡子是有的，只是多少浓稀的问题，也许作为主席形象很重要，不能以不修边幅的形象示人，所以必须多修勤打理罢了。还有就是二十世纪前毛泽东等领袖形象不好的照片极少发表，与这也有一定关系。 原来，毛主席是长胡子的，而我们看到的不长胡子照片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胡子已经处理掉的。不过，不管毛主席长不长胡子，在我们心里他都是一个神话。
中国历史上北伐战争为何均以失败而告终？
史上以失败而告终的八次北伐，“北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北伐所指的往往是历代南方政权未恢复中原，长江黄河、统一全国的举动，但是，实际上却差强人意。历史上中国的北方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实力都高于南方，南方统一北方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就是为何每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 1、东晋时期祖逖北伐 当时东晋政权刚刚建立，北方流亡到江南的人们为了恢复家园进行北伐。人物首推祖逖，当时司马睿一直没有北伐的志向，他听了祖逖的话以后，就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仅仅拨给他千人的口粮，三千匹布，不供给兵器，让祖逖自己想办法募集。祖逖带领自己私家的军队共一百多户人家渡过长江，在江中敲打着船桨说：“祖逖如果不能使中原清明而光复成功，就像大江一样有去无回！”于是到淮阴驻扎，建造熔炉冶炼浇铸兵器，又招募了二千多人然后继续前进。 经过4年多的苦战，祖逖率领的北伐军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使石勒不敢挥兵南向。太兴四年（321），正当祖逖抓紧积谷练兵，准备进军河北时，东晋朝廷派戴渊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指挥逖军，并扼制逖军后路。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斗争非常激烈。这些情形，使满腔热忱的祖逖忧愤成疾，病死军中。北伐功亏一篑，北方领土为后赵石勒所得。 2、东晋时期桓温北伐 祖逖北伐失败后，东晋权臣桓温为了建功立业、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也进行了北伐。永和三年（347年），他率军入蜀，灭了氐人李氏的汉国，声威大振。后来他曾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永和十年（354年），他亲率步骑四万余人，连破氐族苻健军，直抵霸上（今陕西长安东）。当地居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传》）桓温因军粮不继，未能攻克长安，退返襄阳。 第二次北伐是在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击败羌族贵族姚襄，收复洛阳。桓温向晋穆帝建议还都洛阳；又建议自西晋末年南迁的土庶人等，一律返回故乡。但上自皇帝下至达官贵人，均安于江南一隅，不愿北还。桓温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和其他已恢复的土地又相继失掉。第三次北伐是在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骑五万人大败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可是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只得退兵。在退兵途中，晋军遭到前燕名将慕容垂骑兵的追击，死伤三万人。最后导致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3、东晋时期刘裕北伐 东晋末年，北府将领刘裕控制朝政。占据山东地区的鲜卑慕容氏南燕政权，此时便乘东晋衰乱之际屡次侵扰东晋边境。义熙五年（409年）二月，慕容超大掠淮北，刘裕兴兵北伐。四月，率水军从建康北上，沿淮河，越大岘（今山东沂水北穆陵关），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收复青、兖两州，追获慕容超，斩首建康。九年（413年），西攻谯纵，收复巴蜀。十二年（416年）后秦主姚兴病卒，子姚泓继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刘裕乘机率大军分兵四路北伐后秦，进攻关洛。途经黄河，击败北魏军。翌年进克洛阳，至潼关，命大将王镇恶直趋长安，姚泓投降，后秦亡。 晋军收复长安，在少数民族统治下达百年的汉族百姓纷纷响应。这时留在朝廷坐镇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故，刘裕怕政权旁落他人之手，便留次子刘义真镇长安，王修、王镇恶等率兵万余辅佐，自己仓促返回建康。长安留守军内讧，夏主赫连勃勃乘机夺取关中。刘义真虽被迫撤出长安，但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直至青州已为南朝版图，江淮流域得到保障，这是祖逖、桓温经营百年所未能达到的。刘裕在朝廷中声望也达到极点，进而实现禅代。 4、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北伐 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攻占沿黄河一线的重镇，然后沿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战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沿河的防御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 因宋文帝的年号为元嘉，故这场大规模北伐被称为元嘉北伐，又因为此战中，拓跋焘兵临长江北岸的瓜步山，所以也叫瓜步之战。后世大词人辛弃疾曾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内有“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之句，说的正是这段千古教训。 5、南朝梁武帝时期陈庆之北伐 南朝梁武帝萧衍欲以魏图魏，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9年）派将军陈庆之率7000白袍骑兵拥北魏北海王元颢北上。陈庆之率军连克荥城（今商丘东）、梁国（商丘）。大梁（开封）、荥阳、虎牢，遂入洛阳。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颢在洛阳登位。时北魏主政者为尔朱荣，尔朱荣坐镇晋阳，遥制洛阳朝廷。尔朱荣闻洛阳有变，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然后拥魏主进兵洛阳。 陈庆之扼守河阳河桥，以拒尔朱荥之军。尔朱荣缚材为筏，渡过了黄河。元颢及陈庆之军溃败，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阳。陈庆之入洛之战为刘宋以后南方对北方较深入的一次用兵，与刘宋时期的北伐一样，其进兵也速，其溃败也速。 6、南宋高宗时期岳飞北伐 岳飞于宋绍兴四年（1134年）击败叛将李成，收复襄阳；又乘胜北进，从伪齐手中收复邓州、唐州及信阳军。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自襄阳大举北进，相继收复颖昌（今河南许昌）、淮宁（今河南淮阳）、郑州，又配合敌后抗金的李兴收复洛阳等地。七月，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元帅宗弼之军，又在颖昌大破金兵的反扑，乘胜进至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金军对垒，准备渡河收复失地；由于岳飞的胜利进军，河东、河北人民纷纷响应，袭击金军，断其归路。 金人大恐，准备退回北方。就在这时，秦桧与襟高宗谋弃淮河以北之地与金人求和，急诏岳飞班师，岳飞被迫退兵，所复诸州再次丧失。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也毁掉了岳飞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辱的代价换得了暂时的和平，这就是“绍兴和议”。 7、南宋孝宗时期的张浚北伐 孝宗在经过和主和派的激烈斗争后，决定派张浚北伐。张浚坐镇扬州，派手下将领李显忠和邹宏渊北伐。宋军初战告捷，收复了灵壁和宿州。但金国很快在河南调集了兵力，反攻。因为李邹不和，宿州失守，接着宋军又在符离溃败，北伐失败。主和派看到战争失败，又重开求和论调，于是主和派开始占上风。主战派不甘妥协，坚决作战。 孝宗试探了金国的议和条件，觉得太苛刻，不能接受。但此时，宋在北伐失败后，已无力再打下去了。金又乘机继续进攻宋，宋岌岌可危。最后，孝宗答应了金国稍做退让的议和条件，就是将完颜亮入侵后，宋收复的唐、邓、海、泗四州还给金国。改宋对金称臣为叔侄之国，将岁贡改为岁币，数量比以前减少20万。将秦，商二州的土地割让给金。这就是历史上的“隆兴和议”。 南宋宁宗时期韩侂胄北伐开禧二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北伐，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政敌史弥远借此与主和派和韩的反对派集结成联盟。而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开禧三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在杨皇后支持下，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并将他的人头函首送到金国。 8、太平天国林凤翔、李开芳部北伐 太平军北伐。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1814-1864）在广西金田村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后派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率2万多人北伐。1853年5月北伐军从扬州出发，经安徽、河南等地，进入直隶，逼近天津，咸丰帝宣布京师戒严。1853年8月，北伐军进攻天津失利。1855年3月林凤祥在连镇突围被俘。4月3日在北京就义。李开芳退守山东茬平冯官屯。被俘后被押解北京，6月11日凌迟处死。太平军北伐，孤军远征，长驱六省，虽为精锐之师，但后援不继，终不免全军覆没。广大将士英勇奋战，震撼清朝心脏地区，牵制大量清兵，对南方太平军和北方人民的斗争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作用。
苏联劳改营中60万日军战俘的真实生活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的150多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中蒙边境，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兵分四路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击。截至8月30日，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各部队，全部被解除武装，苏联红军在中国和朝鲜人民的有力配合下，一举打垮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多年的关东军和其他日军，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共击毙日军83737人，俘虏日军59.4万人。 作为战利品之一的近60万日军战俘被苏联红军分期分批地押入苏联境内，大部分日本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还有一些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1、日本战俘被安排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为了丰富战俘的生活，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了一些文体活动，当年的日本战俘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道：他曾被关押在莫斯科附近的拉达国际战俘营，“昭和21年(公元1946年)初夏，我们举行了拉达田径奥林匹克赛”。在1949年劳改营的新年联欢会上，一出由当年为日本关东军和特务机构效力的中国汉奸上演的京剧《盘丝洞》，竟博得了全场掌声，就连战俘营的苏方管理人员也看得津津有味。 苏联劳改营当局特别重视对战俘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以期培养战俘对苏联的好感，同时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如原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所指出的：政工教导人员的任务是“确保支持加强对苏友好关系的战俘人数不断增长”。为此，除了所长、劳动主任、军医官之外，苏联劳改营当局还在每个战俘劳改所都配备了一名政治部主任，专门负责战俘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工作。 1947年，各战俘劳改营和劳改所先后成立了战俘民主委员会，委员由战俘大会选举产生，其宗旨和任务是对战俘“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改造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其成为一个永远不做反人民事业的初步的民主主义者”，日本战俘丸茂曾担任过战俘民主委员会主任，丸茂原是伪满军校的教官，年富力强，头脑清楚，颇有口才，且会说俄语，因而他被授命专门从事对战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讲授工作，而丸茂所在的战俘民主委员会的其他3名委员则仍必须参加劳动，并不享受丸茂的“脱产”待遇。 劳改所里很快成立了政治学校，每周一、周五晚上7时至9时为政治学习时间，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后来，还成立了一个联共(布)党史研究班，主要学习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1948年以后，苏联劳改营当局又陆续给战俘分发了一些书籍，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传》等，都是著作的日译本，政治学习中涌现了很多积极分子，从1948年开始，其中的优秀者被分期送至地区劳改营本部学习6个星期，再回到原来的劳改所从事宣传和教学活动。 一些战俘通过政治学习初步明白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础知识，了解了苏联国内的一些现实情况，为了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战俘们还在劳改营里创办了《日文报》，交流彼此的学习感悟和心得体会。此外，他们还在1947年末创办了《新生》板报，用16开的白纸写成文章贴在板上，供大家阅览，板报还登载一些小故事、笑话、谜语等，这些活动无疑调节了战俘们枯燥而繁重的劳役生活。 然而，事实上多数战俘政治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首先，不少讲授者本身就是日本战俘，他们没有系统接受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因而也就没什么这方面的理论素养，此前更没有讲授过马列主义理论，仅懂得点俄语、有些文化而已，如此就被安排讲授艰涩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现年70多岁的日本东村山市的退休教师益田实，当年是日本战俘之一，多年后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1米73的个儿，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乍一看像是个知识分子，于是战俘民主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对我说：‘从明天开始，给大家讲解这个。’这是一本我从来没见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厚一公分左右，我只好天天开夜车阅读，然后给人讲解，幸好没有出丑就讲完了，当时可真是如履薄冰啊！” 其次，作为劳改所政治学习活动受众的日本战俘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不高，这也影响了政治学习的效果，不少人都是刚入伍才一两年就沦为战俘了，年纪还不到20岁，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有些干脆就没上过学，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显然比较吃力。 中国末代皇帝、后来成为日本人傀儡的溥仪在押苏联期间也曾参加过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的这种政治学习，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感受：“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讲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也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坐在讲桌旁边一个特殊的座位上，总是一边听‘教员’结结巴巴地讲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不过，我还能装出很像用心听的样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索性打起鼾来。”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溥仪尚且听得如此“糊里糊涂”，那些没什么文化的日本战俘听课的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2、苏联劳改营当局盛行做表面文章 日本战俘政治学习效果不理想，还缘于苏联劳改营当局盛行做表面文章，战俘们按照政工人员的要求展示“思想改造成果”，表达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的忠诚和信仰。当局将战俘们的各种活动拍摄下来：“战俘们在食堂就餐”，“战俘们在理发馆理发”，“战俘们在医院就诊”，“战俘们在搞体育比赛”，“战俘们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照片还被装订成册，旁边配注了有关战俘幸福生活的说明文字或忠实于斯大林的誓言，然后作为“思想改造”的成果送交上级部门。 这些相册不仅是展示给苏联人民看的，更主要是展示给全世界各国人民看的，以此表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对人的特别改造功能。至于战俘们究竟真正理解并掌握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多少战俘通过政治学习成为了初步的民主主义者、培养了对苏联的友好情感，劳改营当局则不会太当回事。 而战俘们表面上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也不过是为了生存下去而装装样子，他们担心一旦流露出对政治学习的不满和厌烦，就会被送到位于苏联腹地的战俘惩戒所，或者会被推迟遣返回国，就连曾经残暴地对待共产党人、无情摧残反战人士的原日本宪兵也都变得“自觉”起来。 日本久留米市的农夫平野好郎，在回忆苏联劳改营里推行的“民主化”活动的有关情况时说：“这事发生在西伯利亚第19号战俘所，时间在昭和22年(公元1947年)2月前后。红军将我们这万名战俘集合起来推行‘民主化’教育。所有的人一门心思想回家。我们充满了恐惧……原先的宪兵们都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主化突击队’，‘民主化突击队’的劳动条件格外艰苦。每天早晚，他们进出营地时，扯着嗓子高唱‘红旗歌’和‘国际歌’。他们里边就有那些……一贯压制反战理论、反战学者和作家的人，可是现在他们摇身一变，变得让我们目瞪口呆。”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会给战俘们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前文引述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指出：“那些同政工人员有接触的战俘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俘人员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积极分子被送到所谓的休养房去过上10～12天的好日子，在那里，战俘们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政治学习以及“民主化”教育活动，使对战俘的管理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苏联管理人员非常善于利用日本战俘中存在的等级秩序，借日本军官来管理日本士兵，从而有效地完成劳动任务；另一方面，政工人员又推行“民主化”教育活动，试图消除日本战俘中存在的这种等级秩序。 当年的日本战俘山崎幸男多年之后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方面在战俘营实行战俘自治原则，这导致了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克扣配给等情况的发生，但是与此同时战俘营里也发生了反军方的斗争。”山崎幸男这里所说的“反军方的斗争”，就是日本士兵战俘反对日本军官战俘的斗争，而这种斗争自然是得到了苏联劳改营政工人员首肯的。 3、有日本战俘被发展为苏联情报人员 苏联还在日本战俘中发展了一批自己的情报人员，俄罗斯学者格列布·车尔尼雪夫斯基在2001年8月31日《独立军事观察》上发表的《学习斯大林著作的日本武士》一文中指出：“日本武士做梦都不曾料想过：他们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然而，这确实发生了，就发生在苏联战俘营里。1945年秋天被俘的日本武士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尝试着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否则，他们的生存以及返回祖国都会成问题。不过，并非所有的‘劳动改造和政治学习的优秀分子’都能成功地返回祖国……我们的特工人员在战俘们中间开展活动，培养‘自己的干部’。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一批新的日本共产党员出现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战俘营里充当苏联当局的秘密情报员，告发自己的同胞。” 每逢日本的广岛、长崎遭受美国人原子弹轰炸纪念日，苏联劳改营政工人员对日本战俘的态度相对于平时而言就会变得比较有人情味，他们会给战俘一些食品甚至伏特加白酒，安慰他们不要过于悲伤，同时也不忘记“责怪”几句美国人的无情，这时，动了真情的日本战俘有的会哭得很厉害，一些日本战俘还含着眼泪说他们憎恨美国人、热爱苏联人。 1949年初，日本战俘被准许与家人通信，每人先准许通一次信，用的是双页明信片，一页寄往家里，另一页是家人回信用的，回信地址是苏联XX地区XX号收容所，没有标明地名，明信片不允许写太多的字，苏联方面规定，战俘只准许写自己的事情，不允许介绍与自己无关的情况，在经过苏联方面的检查之后明信片才能由专人统一发出去，战俘民主委员会的委员可享有一定的“特权”，可以多发几张明信片。 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报刊报道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年春天，正逢汛期，一名日本战俘冒着生命危险，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将不慎掉入水中的劳改营主任的儿子救了上来，此后，这名日本战俘在劳改营里的状况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观，后来当这名日本战俘被遣返回国的时候，劳改营主任眼含热泪送别了他。 岁月荏苒，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当年救人的日本战俘，已经成了一个大老板，他打听到当年被他从水中救上来的那位小男孩的住址（这时，小男孩的爸爸——当年的劳改营主任早就去世了），邀请小男孩一家人去日本作客，还送给他们一辆崭新的豪华汽车。 不过，就笔者看来，当年这位日本战俘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与其说是苏联方面推行的政治学习、“民主化”教育运动和思想改造的成果，倒不如说是他渴求能够生存下去并平平安安地返回日本的求生本能和动机起了作用。 战俘问题从来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苏联劳改营对日本战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特殊现象，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一问题跟一系列问题一样，长期以来一直被遮以神秘的面纱，以解密档案为依据，还历史以真实，无疑有利于世人对这段历史真实面目的真切认知。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是谁？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是谁？有的人说是谢维俊，有的说是黄祖炎，还有的说是贺子珍、曾碧漪（古柏的妻子），甚至说是胡乔木、田家英，等等，其实都不对，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是谭政。 谭政与毛泽东大有渊源，谭政的女儿谭泽代说：父亲是湖南湘乡人，和毛主席老老家湘潭是一个地方，毛主席的母亲就是湘乡人，当年毛主席就是在湘乡东山书院上的学，父亲和陈赓大将也都在此上过学，和主席既是老乡又是学友，当然晚一些年。 谭政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绅商家庭，和大将陈赓是姻亲，娶陈赓的妹妹，就是谭泽代说的这个东山学堂和陈家，使得谭政和毛泽东第一次结缘。谭政岳父陈绍纯与毛泽东是同班学学，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经常与几个思想守旧的先生争论，一次争论起来，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学堂，陈绍纯就把他带到了自家避风，毛泽东便于与其父陈益怀老先生认识了。 陈益怀老先生当过湘军，思想开明，毛泽东与他一见就成为忘年交，之后，毛泽东时常与陈益怀联系，甚至曾来湘乡看望过陈益怀，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和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新民学会，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还给陈绍纯写信，邮寄《湘江评论》，谭政在东山学堂都市时给岳父去邮差那里取过毛泽东的信，由此也从岳父那里知道了毛泽东。 谭政在学堂毕业后，在一所小学教书，在陈赓的影响下，他于1927年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第4军当连部文书，谁知大革命很快失败，9月他随部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时，谭政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且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他万万没有想到半年之后，就被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点名调前委当秘书，谭政之所以被点名当秘书，除了他本是部队的文书外，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写得一手好字和有着良好的古文功底。 1928年3、4月间，红军再次攻占遂川，23岁谭政已入了党，一日，党代表宛希先通知他说：“毛委员叫你去那里一趟。”谭政来到毛泽东住地，毛泽东热情地说：“谭政同志，你回来了好！”尽管谭政对毛泽东并不陌生，两人并没打过交道，仍有些拘谨，毛泽东继续问道：“你的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他已经过世了!”谭政回答，但是，他心里很纳闷，毛泽东怎么晓得自己是陈绍纯的女婿，因为谭政参军后还改了名，毛泽东似乎看出他的心思，说：“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名吗？这是我从你的入党志愿书上看到的，你那老岳父可是对社会、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去年的上半年，我在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的时候，也到湘乡去了，见到了陈绍纯先生，他对我说，他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去闹革命了，女婿谭世名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 然后，毛泽东言归正传说：“这次我要宛希先推选个前委秘书，他说，在不久入党的那个谭政，是个知识分子，湖南湘乡东山学堂毕业的，从军前是个小学教员，上井冈山来表现很不错。你古文基础好，字也写得工整，很适合协助前委工作，因此请你来做秘书。”就这样，谭政成了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随后，他就和毛泽东共同居住在一间草屋，日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谭政的女儿谭泽代说：父亲后随毛主席上井冈山，不久父亲就被分配给红军前委当秘书，报到以后才知道是给毛泽东当秘书，就只有毛泽东和父亲两人，就这样父亲成了毛泽东的首任秘书，在井冈山次坪的小屋里，父亲在毛主席身边度过了许多时日，协助主席工作，聆听主席的教导，帮助主席誊写报告，现在收录在毛选四卷中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许多文章，大部分是毛主席当时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写完后由父亲誊抄又亲手秘密送出的。 谭政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了两年半，中间，除有一段不长的时间去红4军第31团工作外，无论是在前委秘书，还是在红4军军委秘书长、政治训练部部长的岗位上，谭政都是协助毛泽东起草文稿，誊抄文章，他身边时刻带着“文房四宝”，毛泽东随时要 他随时写。 在和毛泽东一起的过程中，谭政非常注意学习毛泽东带兵打仗和如何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方法，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进步非常快，1930年6月，谭政调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政委，离开毛泽东身边。 但是，那“文房四宝”仍然是他随身带着的宝贝，甚至比任何东西还重要。当红军从井冈山转移下赣南时，许多人把自己的家当都扔掉了，但谭政说什么也不肯扔掉一直带在身边的“文房四宝”，后来，他用这套“文房四宝”完成了洋洋万言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一文，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朱德曾风趣地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谭政担任红一军团敌1师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35年10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2月，再次改任红1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46年到东北参与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参与指挥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在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和平解放后，他以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身份，随大军南下，解放武汉、长沙、广州等大城市，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随后，谭政在广州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主持中南军区工作，1954年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谭政在八大当选中央委员，12月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主持全军政治工作。 但是，1960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谭政被林彪扣上“方向偏”和反对毛泽东的罪名，受到不公正待遇，后被非法关押达九年之久，直到1975年，在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关心下，他出狱，担任中央军委顾问。1988年11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谭政于北京逝世。
刘和珍之死与段祺瑞终生食素
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鲁迅为此写下沉痛的悼文，中国学生都是学过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 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 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 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 》《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 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 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 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国务院总辞职，段祺瑞执政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政权。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 。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 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段祺瑞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段祺瑞执政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孙中山为什么让位给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国外回来，接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在这权力顶峰的位置，孙中山却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他竟然让权给了袁世凯，这背后有怎样的隐情呢？ 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昭然于世时，人们就开始反思：孙中山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历史学家曾对此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不可否认，这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国家截留中国海关税收，使临时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无法长久支持战争所需，更无法支撑政权建设，被迫与袁世凯妥协。辛亥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现象。 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的力量非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势力的核心力量，他们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而资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政治理论幼稚，组织松散庞杂，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而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 其次，袁世凯当时的声望和才识是他获取政权的一个重要砝码。袁世凯和以往的封建官僚不一样，他是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的时候，就塑造了“锐意革新”、“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于是赢得了资产阶级的信任。 当清帝被逼退位后，他的个人声望更是达到顶峰。再加上袁世凯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北洋军队，掌握着军政大权，使得当时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大力支持。清政府的统治，在武昌起义的炮火声中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一方面，不断在军事、经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人妥协；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当政，特别是在外交方面。 他们积极策划南北和谈，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逼迫南方向袁世凯妥协。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 第四，中国传统思想中“诚信”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中注重“承诺”，有“一诺千金”之说。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在全国人民面前，宣誓维护共和，便会尽力维护共和制度，否则将受到舆论和道义上的谴责，对袁世凯的个人诚信产生了幻想。于是革命党人将大总统让与袁世凯，却没料到袁世凯会复辟帝制。 最后，有人认为还有孙中山个人原因。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政治抱负，没有政治野心，权力意识比较淡薄。在他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现民权，“谁当总统都无所谓”。无论孙中山当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后来的结果却让他后悔不已。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妥协并非偶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在历史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大憾事，但人们也认识到：胜利不会一蹴而就，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也必将充满坎坷和泥泞。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需要人们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成功。 总统的位置并不是你想做就可以，这其中掺杂了很多因素。所以如果你问孙中山是心甘情愿的交出大权吗？这其中的滋味只怕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