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坐飞机出行？
飞机是现代人最经常选择的交通工具，因为其方便快捷，还节约时间。按常理来说，坐飞机可是一件好事，可是偏偏毛主席一再拒绝坐飞机出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毛爷爷有恐高症吗？ 又是一个5月艳阳天。在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记忆中，1956年5月那天为毛泽东驾驶专机，是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不仅因为那是毛主席首次乘坐专机，还因为在回北京途中，专机意外遭遇雷雨区，与地面失去联络半小时……最近，胡萍向笔者回忆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 1956年5月，毛泽东决定坐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第一任专机团团长胡萍说，原来考虑让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主席不同意。如果说是由于毛泽东对外国飞机不放心，也不太对。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坐的就是美国人的飞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应苏联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坐的是苏联人的飞机。 再者，在那时候坐飞机也不安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逃过一劫。这个血的教训就发生在一年前，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坐飞机？为什么不坐火车？ 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了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刘亚楼对胡萍说：“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胡萍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1、飞行员是“老革命” 胡萍是山东乳山人，1937年在老家参加革命时才14岁。胡萍全家都是革命者，他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家里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少年时期的胡萍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送情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小小年纪的胡萍不得不离开家，成为职业革命者。因为工作努力，他17岁时入了党，担任区委书记。以后，他又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团级干部。解放军空军成立后，飞行干部奇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级干部到空军航校学飞行。胡萍读过高小，在那时就算“大”知识分子了。于是，他被选送到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飞行。1952年5月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以后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胡萍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他不管是自己驾机，还是指挥专机，从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坐专机，驾驶任务非胡萍莫属。 2、机场连夜加工木板床 北京西郊机场位于颐和园以南、香山以东，是北京最老的机场，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机场。该机场1938年由日本人修建，1945年被国民党接收。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正式接管西郊机场，成立了由国民党起义飞行员组成的华北空运大队。1952年5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三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独三团成立后，即开始担负专机飞行任务。说得简单点，专机就是专门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飞机。 例如，1953年初，为接达赖喇嘛和庞大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谒见毛主席，独三团派8架飞机来到成都新津机场，这是专机团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专机机群。那时没有机场，还不能飞到西藏，达赖喇嘛一行是坐小毛驴从西藏走到成都的。这次专机飞行责任十分重大，因为国外反华势力一直想分裂西藏，不管发生什么原因的意外，都将会授人以柄。幸好，后来专机团一路平安，圆满完成任务。 专机飞行员的职业特点，就是心理稳定、目标明确，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为准备毛泽东的专机，独三团挑选了最好的飞机。1956年的时候，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里-2。里-2是小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毛泽东坐的主机是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1956年4月30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毛泽东：“你们都很年轻啊！” 广州白云机场的云更低，只有海拔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看不见机场跑道。尽管这样，时念堂还是凭着高超的技术，安全把副机降落到地面。胡萍更不在话下，他曾在云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加上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落地，完全根据仪表，对正了跑道，平稳落地。 飞了近8个小时，毛泽东毫无疲态，他和江青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原来不是毛主席有恐高症，也不是毛主席不喜欢做飞机出行。这只是对中国飞机制造业的重视，不想因为自己坐外国人的飞机而打消他们的士气。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的大局观念十分重，让人敬佩。
毛泽东关注的六大土匪
在旧中国，可以说土匪现象是当时的国情之一，乡下土匪太多。而在当时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中，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农村，更了解土匪的。 第一位：藏族匪首项谦 先从藏族匪首项谦说起。为让这个桀骜不驯的头人归顺，青海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达20多份。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自始至终指挥对项谦的劝降工作。毛泽东曾当面对他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九擒项谦啊！”实际上，对项谦的劝降是17次，加上进剿后的1次，共18次。 第二位：贵州布依族女匪首陈莲珍 对少数民族匪首特别宽大，毛泽东特赦贵州布依族女匪首陈莲珍，也叫陈大嫂，又是一段佳话。她年轻时被誉为“布依第一美人”，能骑大马，打双枪，多次从我围剿中脱身，被抓获后群众纷纷要求杀之。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达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到此事。“不能杀！”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擒了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都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陈莲珍被赦免后，劝降了20余名土匪，其中5名匪首。 第三位：“云南王”龙绳 “云南王”龙云是彝族人，在香港声明反蒋拥共，其唯一留在国内的第三子、昭通“尹武纵队”司令龙绳曾也宣布起义，被我任命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但他暗中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滇东军政长官兼滇黔川康剿共总司令”之职，网罗土匪，发动叛乱，在攻打警备司令部（四十三师兼）时被击毙。龙云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其子被打死，上下都不好交代，一直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这件事，派龙云主席回云南处理。”龙云回到昆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看到蒋介石给龙绳曾的委任状和他们之间的来往电报后，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我这个儿子很坏。” 第四位：井冈山匡首萧家璧 对汉族土匪，毛泽东也是按政策区别对待的。他点名“一定要活捉”的匪首是井冈山的萧家璧。此人是遂川县大土豪，从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就与红军作对。错杀袁文才、王佐后，他占领了井冈山直至江西解放，一生杀人无数。1949年8月，毛泽东指示在江西剿匪的四十八军：“一定要活捉萧家璧，不要死的。”一四二师将其活捉，11月11日在遂昌公审处决。 第五位：“湘西王”陈渠珍 毛泽东批示要保的匪首是“湘西王”陈渠珍。此人是个亦官亦匪，功罪分明的人物。作为湘西土匪的领袖，他横征暴敛，同时又给湘西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贺龙率红二军团长征时，他一面让开一条路，一面又尾追不舍。湘西解放时，经湖南省委和四十七军多次劝降，特别是在贺龙带口信后，他宣布起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在京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宴请并专门召见他，赠予抽水机等几十件农业机械，鼓励他为建设湘西作贡献。而在镇反时，有人要把他当反革命镇压，毛泽东批示：“陈渠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这个批示救了他一命。 第六位：“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 大名鼎鼎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是毛泽东想保而没法保的一个匪首。她是辽宁岫岩县人，一个腰插双枪充满传奇的抗日英雄，抗战时期的著名新闻人物，其队伍曾被聂荣臻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与她有交往。重庆解放前夕，蒋经国请她出山，留在“敌后”与共产党打游击。70岁的她在四川什邡拉起土匪队伍，杀了我200多名农会积极分子和群众，两次攻打什邡县城，被我一七九师五三七团活捉。报到北京，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为之说情，但被杀的200多人的家属不答应，终被枪决。毛泽东批示，善待其家属。随即将其家属释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展开剿匪斗争中，我军共剿灭土匪260余万。从毛泽东关注过的以上六个土匪身上，可以看出剿匪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各类不同土匪有着不同的政策。
朱元璋为何能打败蒙古骑兵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汉唐是被公认的武功强盛的王朝，比起汉朝横扫匈奴的威武，大唐战无不胜的风光，而大明朝的军队，在史料的记载中，似乎是相对低调的。事实上，低调只是表面现象，低调的明军，是一支威武之师，光荣之师。对比明军的发展历程，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明军开国的起点是非常高的，甚至说对比之前其他历代封建王朝，明军在大明开国战争中所遭遇到的对手，是极其强大的。他所战胜的，是在中世纪曾横扫欧亚的世界最强骑兵——元朝蒙古骑兵。而且它还完成了两个奇迹：第一，他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支以农民起义军的身份脱胎而来，最终完成改朝换代大业的军队。第二，他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件空前的壮举，第一次以由南向北的形式北伐成功，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这两件事，更是绝对的高难度动作。 1、曾经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 元末天下大乱，四方起义四起，按照评书里的说法，就是“十八路反元”，这其中最重要的反元起义军，就是南方“红巾军”，明朝皇帝朱元璋，最早也是红巾军的一员，他一开始投奔濠州红巾军领袖郭子兴，虽然郭子兴很赏识他，并把养女马氏（明朝开国第一任皇后马皇后）嫁给了他，但他始终得不到信任，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二十五岁的朱元璋以红巾军将领的身份，回到家乡安徽凤阳募兵。这次募兵一共招募来七百多名青壮。看似人数不多，但在历史上却有重要意义——如果朱元璋回乡募兵的日期，在历史上有精确到哪一天的纪录的话，那么这一天绝对可以算作大明王朝的“建军节”。 当时的朱元璋并不受红巾军信任，相反处处受气，后来朱元璋带着这支军队打了几仗，地位也节节攀升，但也继续在红巾军内部受挤兑。不得已转战定远，这支七百人的队伍中，他挑选了二十四名亲信随行，这二十四人，就构成了大明开国将领的雏形阵容：徐达，常遇春，宋朝用，郭英等后来的名将都在其中。之后朱元璋带着这二十四人招兵买马，在老领导郭子兴过世时，他已经有了数万军马，坐拥和州，定远等地盘，并趁元王朝麻痹大意的机会攻克了南京。大明王朝后来争雄天下的本钱，就这样打下来了。 朱元璋从早期拉队伍开始，一直奉行的策略，就是谋士朱升所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策略说白了，就是不争出风头，耐住性子发展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早期明军的力量，也是在这个过程里暗暗壮大。然而力量壮大，却不等于军力强大。特别是占领南京之后，朱元璋在军队建设上最苦恼的事情，就是军队的纪律松弛，虽然朱元璋施行严刑峻法，对于各种军纪败坏的行为严惩不贷，但是败坏纪律乃至招来民怨的事还是时有发生。 《明实录》里记载，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有次与大臣们回忆早年往事时，说过这样一个事情，一次他骑马巡逻，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一问才知道，孩子的父亲被抓进军营当劳工，母亲也被劫掠进去，只留下孩子一个人。朱元璋当场大怒，愤而下令彻查，结果查明孩子的父母确在军营，并在朱元璋的关照下得以一家团聚。 然而令朱元璋更加震惊的是，这个孩子一家的遭遇，在朱元璋军中绝非个例，相反比比皆是，之后连续十天的彻查，查明因军队劫掠而导致夫妻离散的家庭，竟然有数百家之多，虽然在朱元璋的严令下，这些家庭得以团圆并给与优厚的抚恤，但是明军当时的纪律状况，却可见一斑。《明实录》说，即使二十多年后，朱元璋在回忆这事的时候也感叹，如果明朝军队一直都是这种风纪，大明怎么可能取得天下。 2、朱元璋的铁腕改造 而且那时的朱元璋，看似是一方枭雄，面临的局面，却是极其严峻的。朱元璋占领南京后的中国，其实是四角鼎力。北方是以中央政府自居，占有中原以及蒙古草原和西域的元王朝。南方除了占有淮西以及南京的朱元璋外，更有占有湖北荆襄平原的“汉王朝”陈友谅，以及表面向元朝称臣，其实却占据苏南地区割据自立的枭雄张士诚。 在这四家里，朱元璋不但是力量最弱的，而且还是处境最危险的，他的地盘其实是夹在三家中间。论军队实力，他比不上陈友谅，论经济实力，他比不上张士诚。而且更严峻的形势是，就算打败了张士诚和陈友谅，如果想统一天下，就必须要战胜元王朝，也就是要打败当时天下自强的骑兵——蒙古骑兵。 可当时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在朱元璋之前，红巾军起义也曾一度席卷南中国，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然而当进入北方平原，与强悍的蒙古骑兵交手后，由南方农民组成的红巾军却大多败下阵来，当时的元王朝，虽然后世史家常津津乐道他们的“腐败无能”“皇帝昏庸”，但军事方面，彼时担负平定农民军大任，执掌元王朝军事大权的扩敦帖木儿（汉族名王保保）等人，可以说是不世出的名将，他们麾下的元军，也一改早期腐败无能的形象，战斗力直线恢复。 凶险的局面外加强悍的对手，使朱元璋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严明纪律，比如每攻克一处城池，都格外注意招降敌人中具有骑兵训练经验的将官并委以重任，甚至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在北方购买战马，然而大明军队真正摆脱“流寇”形象，实现脱胎换骨，成功升格为“国家军队”，却是以元朝至正二十年（1360）年为转折，因为那一年朱元璋遇到了一个人，并展开了一番决定大明军队命运的谈话——刘伯温。那一年，也是刘伯温第一次受朱元璋邀请，到朱元璋麾下效力，在谈话中，朱元璋面对这位早已声名在外的浙东大儒，提出了一个困惑自己已久的问题：为什么天下义军这么多，却屡起屡灭，始终难以成事。 刘伯温却给出了朱元璋一个令人震惊的回答：因为农民起义有“九恶”，所谓的九恶，就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不曾避免的九条错误，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番宏论，等于打了朱元璋一巴掌，但朱元璋到底是朱元璋，挨了巴掌后不但不怒，反而如获至宝，不但对刘伯温大加重用，而且依照刘伯温的九恶，开始了针对性的改革。这“九恶”中，涉及到军队的最重要问题，朱元璋也有了自己的办法，元朝“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设大都督府，并正式确立军规二十二条，同年在南京设刑台，公斩二十二名犯事军官，从而震慑全军。这个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之前的明军虽然阵容庞大，但制度松散，管理疏散，可以说是草台班子，这之后的明军，却有了自上而下完备的军事制度，和条令森严的军规。 之前朱元璋抓军纪，虽然常如暴风骤雨，但基本就是一阵风。风声紧的时候军队纪律就好，风声松了军队纪律就坏，这以后一切有了规章制度，不管风声松紧，一切都按制度来。军事制度立刻焕然。这之前的明军，好像一个内力深厚，却经脉不通的习武者，虽然不断的集聚力量，但始终不能把力量爆发出来，反而经常闹得内力失调，在这以后，明军算是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 3、脱胎换骨的大明军 我们仅从明军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这前后的脱胎换骨。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前，数目庞大的明军，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钱粮，后来朱元璋痛定思痛，开始厉行屯田制，不但军队自己要种地，还要帮助地方兴修水利。结果地方生产发展，百姓富庶，原本向老百姓征收用于军用的“寨粮”，朱元璋也大手一挥不收了，从此深得民心，战斗力方面，明军也直线进步。 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前，面对最直接的对手陈友谅，朱元璋处于绝对劣势，然而这以后，朱元璋却开始逐渐取得胜利。甚至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大决战时，陈友谅先以六十万大军，围攻朱元璋的边防要塞洪都，明军在朱元璋侄子朱文正的统帅下严防死守，以劣势兵力死守八十五天，硬是没让陈友谅前进一步。 洪都之战，不但创下了中国古代战争史城池防御战的经典范例，更为朱元璋的反扑赢得时间，七月，朱元璋以二十万大军反扑陈友谅，双方在鄱阳湖决战，面对三倍于己的敌军，明军巧妙运用火攻战术，在顶住陈友谅疯狂攻击后，成功焚毁陈友谅旗舰，一举反败为胜。将陈友谅的汉政权——这个当时南中国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彻底击败。两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打出了明军的赫赫威名。次年朱元璋调转枪口，开始进攻另一大割据势力——张士诚的“吴”政权。 如果说打陈友谅，明军经历的是防御战的考验，那么打张士诚，明军却又承受了攻坚战的煎熬。在元末各路枭雄中，张士诚是最擅长打防御战的，他最成功的战例就是早年起兵时，以几万劣势兵力死守高邮城，顶住了元王朝由丞相脱脱统帅的百万大军，死守四十天后居然一举反败为胜。 而这一次，朱元璋也在张士诚的铜墙铁壁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在扫清张士诚外围，形成对张士诚首府平江的包围后，张士诚的严防死守发挥了效用，明军在平江城外围铸起了三层木塔楼，将其重重围困，并以塔楼向内发射弓弩火枪，却久攻不下，在战争后期，明军甚至动用了新式武器——襄阳炮。 这是一种铜铸的重型火炮，按照《明史》的纪录，它不但杀伤力强大，而且射程惊人，平江之战中，他的炮弹不但重创平江坚城，甚至更有炮弹落进了张士诚的王宫里。这场攻坚战，也可以说是人类战争史上较早的炮兵骑兵步兵协同作战的范例。经过八个月的攻坚后，明军终于攻克平江城，灭掉了张士诚政权，而这场战争除了政治意义外，军事意义也格外重大——战胜了当时中国最擅长防御战的张士诚，从此之后，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任何一条防线可以阻挡明军。 如果把争霸战争，比作现代拳王争霸战的话，那么之前明军与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的鏖战，好比争霸赛中的预选赛，为的就是获得挑战“拳王”——元王朝的资格。比起平定张士诚和陈友谅来，挑战元王朝对于明军来说，却是一个看似容易，其实难上加难的任务，从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还没有一支起义军能够北伐成功，甚至再往前数，自从北宋灭亡后，以长江为界，更没有一支南方政权可以北伐成功。乃至再往前数，在之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开国皇帝，可以用从南向北的方式统一中国。明朝北伐元朝，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更是在挑战历史的定律。 4、粉碎蒙古骑兵不可战胜神话 然而明军却成功了，除了正确的战术以及政治策略（两路北伐，先山东后大都，以及在北伐中坚持正确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不滥杀无辜）外，军事层面，明军其实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首先是骑兵，这可以说是明军与元王朝相比差距最大的环节，虽然在专业骑兵素质上，后天练习骑马的明军是有差距的，但是明军士兵也有自己的优势——长期严格纪律所形成的令行禁止的作风，以及刻苦耐劳的精神。而明军在与元朝主力部队对决时，正是把这两条发挥到了最大。 明军与元朝主力骑兵的经典决战有两场，一场是太原之战，一场是定西沈儿谷之战，先说太原之战，这场战斗，集结了彼时明军两大将星——北伐元帅徐达与副元帅常遇春，本来明军意图直捣太原，谁知元朝名将王保保将计就计，反而抢在明军增援部队到来前提前驰援太原，以优势兵力列阵太原城外，挡住了徐达的主力。 如此一来，兵力劣势的徐达，立刻陷入了危险的境地。然而徐达却将计就计，趁夜发动劫营，以主力决死一搏，突袭元军大营，一场混战后，歼灭元军四万人，俘虏四万人。如果说这一战，明军多少还占了元军麻痹大意的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定西沈儿谷之战，就更说明了明军的强大。 当时明军进军甘肃，元将扩敦帖木儿以攻为守，反而主动攻击兰州，意图引明军救援，继而集结优势兵力全歼，明军由徐达统军迎战，率军进抵定西沈儿谷与元军对峙，在兵力不占优势，后勤补给不畅，难以持久的局面下，徐达使出了“疲敌之计”，命军队昼夜擂鼓呐喊不停，摆出大举进攻的架势，却迟迟不发动总攻，期间更多次击退元军反扑，经过数日对峙，元军被拖得筋疲力尽，徐达果断下令反击，趁夜以中央突破战术直扑元军大营，一场厮杀后，八万六千多人被俘，五万匹驼马被缴获，全军覆没的扩敦帖木儿，只带着一家老小仓皇逃离。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骑兵遭受的最惨痛毁灭性打击。 明军卓越的战斗素质——迅猛的冲锋，令行如一的坚决执行力，以及在艰苦环境下顽强的意志品质。拥有这一系列优秀品质的明军，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敌人不二的噩梦。而且明军还顺便创造了另一项奇迹——汉唐两个以武力着称的王朝，在早期建立政权后，苦于连年战乱经济疲敝的现实，面对外敌的侵扰，不得不采取妥协求和的方式安定局面，等到实力积累强大后再进行反击。 明朝却恰恰相反，明朝开国，同样建立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然而对于强大的敌人元王朝，明朝既不求和也不妥协，一边进行对外战争，一边着手恢复国民经济，两头都没有耽误，在朱元璋在位的三十年里，明军相继在西北，漠南，辽东地区多次重创元王朝，特别是蓝玉的捕鱼儿海之战，不但以十五万大军，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深入到贝加尔湖地区，重创北元王朝主力，更令“元朝”这个政权实际不复存在——明军在此战中虽没有捉住北元太子，却缴获了元朝印信。 这以后，原本以“北元”身份存在的蒙古草原地区，分裂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并相继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虽然与明朝时战时和，但相互之间的册封关系和朝贡关系却一直延续下来，并最终被清王朝继承。这一切的实现，同样首先来自于军事上的成就——是铁血的大明军人打出来的。 铁血明军之所以可以打败蒙古的铁骑，他们并非先天就这样强大，而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默默积累实力，最终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破茧而出，啸傲四海。而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明军不仅摧毁了元王朝最精锐的主力，同时也彻底摧毁了元朝反扑中原的能力。
左宗棠之死：大清倒下一根顶梁柱
光绪十一年7月27日清晨，七十四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尤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这个汉人确实太强硬，太血性，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甚至在中法战争之时怒发冲冠，拍案而起“胜固当战，败亦当战！”但他死了，还有谁会像他那样全心全意去为朝廷卖命呢？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辱的时代，而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操劳了半生的湖湘汉子，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发出了“渡海杀贼”动员。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群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大清帝国便群龙无首了。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公园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去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抬棺西征，并且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 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盛与伟大。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是真正的强者，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之际，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在国人甘愿当亡国奴之时，泱泱中华民族只剩下这位强者最后的无奈。 纵观左宗棠一生，32年坚忍终从幕府到一品大员，并且其是最坚定的洋务派。抬棺西征收复新疆，捍卫了六分之一的大清疆域。胜仗败约的中法战争，致使左宗棠在极度悲愤中去世。他临终遗言:“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左宗棠一生英雄气十足，何者为英雄？英者，智慧过人。雄者，胆魄过人。从他的言志诗便可看出端倪。“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破万卷书，神交古人。”确实写的雄心万夫，大气磅礴，与李中堂的“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交相辉映。左宗棠一生处贫贱而不移，处富贵而不淫，处威武而不屈，大丈夫也。 当然，左无疑是最朴实的爱国者。他的一切源于其强烈的民族归属感，生命一旦失去民族感，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的高贵和显赫，最终都将会在瞬间变得卑贱起来。现如今，民族归属感自信不足，爱国变成了国人眼中的荒诞与戏谑。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荣誉而战，直到最后胜利。左宗棠这位朴实的湖湘汉子追求精神、厚重内敛而富有张力，具有叛逆的野性，适合于乱世。 曾国藩评价:“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论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左宗棠死了，老百姓说，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又倒下了一根，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下跪这种礼仪开始于汉朝
大家看宫廷剧的时候可以看到，在剧中见到皇上通常是要下跪，这是一种表示忠诚的方式吗？纵观封建历史，想必这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无形体现。那么这种礼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叔孙通在历史上最大的名气大概是因为他给刘邦制定了朝仪。朝仪这东西是用来规范礼仪的，对于西汉那些建国功臣们来说，要制定这，比上战场杀敌立功难。但是交给叔孙通后，什么都制定的好好的。说起叔孙通这个薛县人，起初他是当秦朝的待诏博士的，学问自然是不用说的高。他很会说话。叔孙通曾在秦二世朝中为官，陈胜起义，二世皇帝召人议论此事。人们都说是造反，秦二世一听就发了火，脸都变了色。 这时叔孙通走向前去说：“当今有贤明的君主君临天下，给下面制定了完备的法令，使人人遵法守职，四方八面都归附朝廷，哪有敢造反的！这只是一伙盗贼行窃罢了，何足挂齿。郡官们正在搜捕他们治罪论处，不值得忧患。”秦二世这才转怒为喜。就这样，说人话有人造反的被治罪，说是盗贼的都免了官，只有他叔孙通得了二十匹帛的赏赐，还被秦二世封为博士。这个官可来得太轻松了。 眼见秦的天下将要灭亡，他轻车简从，收拾金银逃回薛城旧地，归附正盘踞在薛城的项梁。项梁败死定陶后，叔孙通就跟随着楚怀王。怀王被举为义帝后，把京城迁到长沙，叔孙通留下侍奉项羽。不过随着项羽和刘邦的交战形势看来，项羽是注定要败的，于是叔孙通就又投降了汉军。队列变了，而叔孙通的官职没变，他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负责举荐勇武之士为汉军争夺天下。 刘邦统一天下，尊为皇帝，下令废除秦的仪法，代以简易的规范，但又厌于君臣礼节不严。叔孙通得知便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具体过程很繁琐，大致讲来就是天不亮，谒者到现场主持，依顺序进殿，东西分站，侍卫武官沿台阶布岗戒备，手拿武器。 前端警告：皇上驾到！刘邦坐御辇，谒者引亲王以下，按年薪多少爵位高低依然跪拜皇帝，朝礼完毕后，不许抬头看皇帝，祝酒时，按高低依次向刘邦敬酒，规定不许喧哗，不许粗鲁……刘邦倍感兴奋，过足了皇帝瘾。要是没有叔孙通的这个礼仪法，刘邦的乐不可支可没那么容易达到。 因为这个礼仪，叔孙通立了大功，封为奉常，赏赐黄金500斤，他的孩子们都被封为郎官。从此以后，见皇帝就要下跪，当然，这时候的跪还只是把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就可以完成，不象满清时期，整个人都趴下去了。刘邦晚年想废太子刘盈立刘如意，叔孙通以不合礼仪为由，驳回皇帝意见。因此，刘盈上台后，继续重用他制定宗庙等各种仪法，一时盛宠。 对于儒生来说，叔孙通的确是深懂礼仪，司马迁等史学家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但是从个人来讲，这个人未免太过圆滑了些。当然，个人活法不同，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也是一种生存状态。这这就是跪拜礼仪的由来，从那时起跪拜礼就一直延续了好久。直到近代这种礼仪才被取消，这也算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志性礼仪。
悲情才子唐伯虎：风流倜傥的背后真相
大家对于唐伯虎的印象都是从影视剧里了解的，他风流倜傥、妻妾成群，纵情书画、玩世不恭，然而，真实的唐伯虎却是个极其悲情的才子。他仕途受挫，半生穷困，唯一的妻子早早将他抛弃，红颜知己又先于他病死，最终孤苦终老…… 1、江南第一才子 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即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为唐寅，又因属虎，字伯虎。他就是后来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伯虎。唐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明朝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自幼聪颖伶俐，却不务正业，后来在家人朋友的劝诫下才发愤图强，闭门苦读，终于在弘治十一年（1498）中解元（乡试第一名）。唐伯虎工于书画，擅写诗词，其中又以画最为精妙。 少年时，他曾拜当时有名的画家沈周为师，因天资聪慧，画艺进步神速。沈周非常欣赏他，多次夸赞他的才华。然而唐伯虎却因此而自鸣得意，不再虚心学画。有一次，沈周与唐伯虎一起吃饭，让唐伯虎去关一下屋中的窗户。唐伯虎伸手去关，才发现这竟是沈周老师的一幅画！他大为惊叹，顿时感到惭愧无比，自此摒弃浮躁，勤奋学画。后来，他终于超越了自己的老师，成为一代名家。 有传说称，曾有一位书生拿着唐伯虎画的《对虾图》过桥，一不小心将画掉到水中，画上的对虾居然爬了出来，又落到水里。另有一户人家墙壁上挂着唐伯虎画的一幅《竹枝图》，竹枝上趴着一只纺织娘（一种植食性昆虫）。到了晚上，家里人听见虫鸣的声音，找了半天才发现是画上的纺织娘在叫。这两个传说固然玄虚，却反映了唐伯虎的画生动逼真，出神入化。 唐伯虎一生好酒，常常用自己手绘的扇子换酒钱。一次，他在西湖边的一家酒肆喝酒，结账时才发现囊中空空。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富商，唐伯虎便想将扇子卖给他换酒钱。富商拿起唐伯虎的扇子，看到上面没有题款，便鄙夷地说：“画得乱七八糟，分明是无名小辈所作，分文不值！”偏巧一位书生经过，看到扇子拍案叫绝，又见唐伯虎风度不凡，便恭敬地问：“阁下莫非就是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在座的酒客听见后无不惊喜万分，纷纷出高价要购买唐伯虎的扇子。那位富商也连连赔礼道歉，要以千金换一扇。最终，唐伯虎仅让书生付了酒钱，便把扇子送给他了。 唐伯虎的诗独具风格，常常以俗语、白话入诗，通俗有趣。有一次，众多秀才向唐伯虎求诗，唐伯虎不紧不慢地喝下一杯酒，写了“一上”两个字，又喝了一杯，添上“又一上”三个字。秀才们纷纷嘲笑地说：“这也叫诗吗？”唐伯虎不动声色，提笔挥就“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写完就掷笔出门。秀才们目瞪口呆，心服口服。 讲述唐伯虎才情的趣闻很多，大都出自野史和小说。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所作的《唐解元一笑姻缘》风靡一时，使唐伯虎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家喻户晓。后来，人们在这部小说的基础上，又创作了更多生动传奇的故事，例如唐伯虎点秋香等。 2、一朝失意：科场舞弊案 事实上，唐伯虎虽确有才名，但并没有传说中那样神乎其神。《明史》对唐伯虎的生平记载仅200余字，其余正史对唐伯虎的才华也只是笼统评价，所谓“江南第一才子”的很多故事是无从考证的。至于民间传说唐伯虎经常出入青楼、有九个老婆等逸闻更是子虚乌有。 真实的唐伯虎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父母对其期望很高。因而，他从小就苦读“四书”、“五经”、史书典籍，没过上几天逍遥生活。16岁时，他考秀才高中第一名，在苏州城名噪一时。19岁时，唐伯虎迎娶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妻子徐氏。29岁时，他在乡试中考中解元，可谓人生得意。然而，仕途的重大挫折也随之而来。 据《明史》记载，唐伯虎参加乡试时，文章写得异常精彩，当时的主考官梁储大加赞赏。回朝后，梁储拿着唐伯虎的文章给礼部侍郎、学士程敏政过目。程敏政读完后也连连称奇。不久，朝廷举行会试，担任主考官的正是程敏政。唐伯虎与江阴富商的公子徐经一同赴京赶考，两人多次前往程敏政府上拜会。然而，徐经心术不正，趁机贿赂程敏政府上的家僮，骗来了会试的考卷。 偏巧，那一年会试的题目出得极为冷僻，考生们大多答不上来，唯有唐伯虎与徐经的卷子答得入情入理、文采飞扬。据说，程敏政拿到这两份出色的答卷时，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这必是唐寅与徐经的。”此话被旁人听见，埋下了祸根。后来，有人告发考题泄露一案，皇帝听后大怒，将程敏政、徐经和唐伯虎打入大狱。徐经在狱中被严刑拷打，终于支撑不住，供出买通家僮泄题一事，并招认：“得到考题后也拿给唐伯虎看了。”后来，刑部、吏部会审，徐经又推翻此前的供词，说那是屈打成招。皇帝下诏“平反”，释放程敏政和唐伯虎，并派唐伯虎去浙江做一个小官。唐伯虎引以为耻，没有上任。 唐伯虎的妻子徐氏本指望唐伯虎飞黄腾达、声名显赫，一听说他丢了官位，便心灰意冷，与唐伯虎大吵大闹一场离他而去了。科场舞弊案不仅断绝了唐伯虎的功名之路，还使他妻离家散，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3、半生癫狂 清闲度日 弘治十三年（1500），刚出狱不久的唐伯虎对仕途彻底失望，决定将自己的后半生寄情于游历山川、吟诗作画。他乘船离开苏州，来到镇江、扬州，然后又顺长江而上到达芜湖、九江，游览了庐山等风景名胜。然后，他到黄州观看了赤壁之战的遗址，又去湖南游览了岳阳楼、洞庭湖等地，此后还辗转到过福建、浙江、安徽等地。这次周游名山大川，共花费了九个月的时间。唐寅将各地美景收入眼中，为他的后半生作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正德九年（1514），明宗室宁王朱宸濠以重金延请唐伯虎到南昌为其效力。宁王的慧眼识才唤起了唐伯虎心中仅有的一点政治理想。思虑再三之后，唐伯虎决定接受邀请。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宁王请他的用意并不在于他的才华，而是在为谋反篡位招兵买马。陷入了政治旋涡的唐伯虎十分苦闷，无奈之下，他只好装疯卖傻，躲避杀身之祸。后来，宁王见他举止疯癫，便放他回到故里。 再次回到苏州后，唐伯虎没有谋生之路，只好靠售卖字画为生。凭借才子之名，唐伯虎的字画大多能卖个好价钱，久而久之，也就存下了一些积蓄。36岁时，唐伯虎用这些积蓄，在苏州城北一处依山傍水的地方建了一座桃花坞。桃花坞其实只有几间茅屋，却景色宜人，幽静清雅。唐伯虎为其取名为“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唐伯虎有名的《桃花庵歌》就作于此：“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唐伯虎还常常邀请好友祝允明、文徵明等来桃花庵小叙，对酒当歌，吟诗作赋。那段生活虽清贫却也洒脱，是唐伯虎后半生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据野史记载，唐伯虎后半生曾经遇到一位红颜知己，名叫沈九娘。沈九娘在唐伯虎穷困潦倒的时候出现，陪他共同患难，一度让唐伯虎萌生了续弦的念头。然而不幸的是，沈九娘早早病死，令唐伯虎悲痛不已。后来，人们依据沈九娘的名字，竟杜撰出唐伯虎有九房妻妾，这纯属无稽之谈了。 4、无人来买扇头诗 “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唐伯虎晚年的这首诗用凄凉的笔调描绘出他穷困潦倒的生活。自仕途失意后，唐伯虎经常借酒消愁，喝得酩酊大醉。他常说，自己虽无李白之才，却能深切体味李白醉酒的乐趣。酗酒使唐伯虎的身体越发多病，又因病无法常常作画，生活越来越拮据，只能靠向好友祝允明、文徵明等人借钱过活。 晚年的唐伯虎没有了凌云壮志，没有了感情寄托，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悲情的人生际遇使他的思想日渐消沉，陷入了人生价值的空无。于是他开始笃信佛教，希望从禅学中找到精神的归宿，并从中参悟了不少人生道理。例如，他曾写过一首《七十辞》，“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词句简洁而平白，却道出了他一生的苦闷遭遇以及他悟出的人生苦短、命运无常的道理。 明嘉靖二年（1523）秋天，唐伯虎与几位友人一同去东山游玩，看到苏东坡的一首词中写道“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不禁感慨万分，心生悲凉。回家后，他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好，不久就卧床不起。唐伯虎料想自己时日无多，便写下了一首绝命诗：“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几天后，54岁的唐伯虎就在孤独与忧郁中死去了。 唐伯虎死后，他的好友祝允明、文徵明等为他凑钱简单料理了后事，将他埋葬在桃花庵附近。祝允明为唐伯虎撰写了千余字的墓志铭，这成为后人了解这位悲情才子的主要史料之一。 因为半生穷困，唐伯虎的字画、诗文几乎都卖掉了，散失在四面八方。到了明万历年间，有两位常熟书商因仰慕唐伯虎的才名，千方百计地搜寻他的作品，终于使唐伯虎的诗画得以流传。而他的诗文逸事也在此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完善，被收录在《明诗纪事》及《海虞古今文苑》中。我们在津津乐道唐伯虎的风流倜傥之时，是否了解到风流倜傥的背后，隐藏了一代才子怎样的悲情际遇，怎样的人生无奈……
北洋政府曾经武力收复外蒙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我们来看下北洋政府是怎样用武力收复外蒙的？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徐树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1、外蒙古一路的总指挥是徐树铮 说起来，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萨的看法，此人乃是周公谨一流，才堪顾曲，但气度狭隘，而单论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于国家社稷。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祺瑞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时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2、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从一战爆发，北洋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北洋政府将参战军和原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合编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即蒙古活佛，他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却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回顾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洋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可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以为能成为左宗棠做收复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3、外蒙回归中华民国 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
历史上中国曾经灭掉哪些国家？
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的战争，而在这些战争中也有很多国家被中国灭亡，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上中国曾经灭掉哪些国家？ 1、唐朝灭突厥 突厥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为国家，突厥是历史上活跃于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民族集团统称，也是中国西北与北方草原地区继匈奴、鲜卑、柔然以来又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突厥源流说法诸多，莫能统一。 公元540年，突厥这个词始见于中国史册。公元550年，突厥破铁勒。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公元553年，灭柔然。公元554年，统一铁勒以及整个漠北地区，逐渐征服大兴安岭到里海之间的广阔土地。北周后期，突厥室点密西征割据行政，突厥出现实质上的分裂。公元583年，东西突厥以阿尔泰山为界分立。 唐初，东西突厥灭亡于唐，高宗末东突厥复国。公元743年，回纥人起兵反抗突厥，于745年灭后突厥，东突厥诸部或者在战争中消亡，或者融入回鹘，或者投靠唐朝。 2、唐朝灭高句丽 高句（gōu）丽（lí）（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现又叫“高氏高丽”) 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 与百济，新罗合称朝鲜三国时代。其人民主要是濊貊和扶馀人，后又吸收些靺鞨人，古朝鲜遗民及三韩人。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南韩、北韩国，都声称高句丽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 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 3、蒙古灭花剌子模 严格意义上来说，蒙古也不能算是中国，但是姑且可以算作一例。花剌子模旧译“火寻”，是一个位于今日中亚西部的地理区域，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土地上。花剌子模有时也被写作“花拉子模”。在塞种人的语言里解释为“太阳土地”的意思。12世纪，这里兴起了以其命名的王朝，强盛时期囊括中亚河中地区、呼罗珊地区与伊朗高原大部，1231年亡于蒙古帝国。 4、越南从属于清朝 1771年，爆发西山起义，阮文惠三兄弟先后灭阮、郑，统一全国，建立西山朝。后黎朝末代君主黎维祁逃往中国，请求清军援助其复国。西山军在1789年击退了清朝干涉军，后黎朝彻底灭亡。1802年，原阮氏家族的后代阮福映在法国支持下灭西山朝，建立阮朝（1802年～1945年）。次年阮福映遣使宗主国中国，请求改国号为“南越”，最终嘉庆皇帝下赐国号“越南”，并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这就是越南国名的由来。 5、元朝灭缅甸 蒲甘王朝是由阿努律陀国王（1044年~1077年在位）于1044年建立，为缅甸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以小乘佛教为国教。阿奴律陀国王相继征服掸族和孟族，也不断扩展领土。阿朗西都国王（1111年~1167年）在位时，小乘佛教逐渐成为主流，并在13世纪初期达到鼎盛。当时建造的3000余座寺庙尚有100座保存至今。1287年元朝统治者忽必烈率领元军大举入侵而结束了蒲甘王朝。
赵氏孤儿：感天动地的历史真相
“赵氏孤儿”无疑是一个煽情催泪的故事：赵家遭遇奸臣灭门，孤儿侥幸死里逃生，八位义士前仆后继，血海深仇终得昭雪。正是洋溢其中的感天动地的情义，价值千金的忠诚，让这个故事受到了古今中外观众的追捧，在其中，大家找到了久违的“坚持”和“温暖”，心灵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抚慰。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转述和接受的过程中，历史的本来面貌渐渐被大家遗忘了、忽略了，故事重复千变就成了历史，然后就变成了信史。然而，历史真的会有如此多情，如此煽情，如此矫情吗？历史上的“赵氏孤儿”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成为孤儿的？历史上真实的“赵氏孤儿”关乎正义和忠诚吗？ 既然是说“赵氏孤儿”的故事，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赵氏”指的是谁？这一切要从晋文公开始。晋文公名曰重耳，乃春秋时期晋国献公的儿子。重耳大名鼎鼎，经历坎坷而传奇。他的坎坷遭遇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骊姬。 在一次战争中，作为胜利者，晋献公得到了两个女孩——骊氏姐妹。晋献公将她们纳入后宫，宠爱无比。等到骊姬生下一个男孩之后，晋献公为了表达自己对于骊姬的喜爱，就决定废掉原来的太子，改立骊姬的孩子。另立太子当然是件大事，晋献公也深知其中的利害。为了清除障碍，他决计就将包括原来的太子和重耳在内的诸王子打发到外地去。即使这样，骊姬依然不放过他们，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太子和重耳他们只好流亡别国。这是一次漫长的流亡。等重耳再次踏上晋国的土地之时，已经是19年之后。令人欣慰的是，流亡归来，重耳就被拥立为晋国国君。在这漫长的流亡生涯中，重耳身边始终有一帮忠实的拥趸跟随。其中最重要而且功劳最大的一个人就是赵衰。 赵衰有多重要呢？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问题。在重耳流亡到齐国的时候，齐桓公以礼相待，很给重耳面子，不仅把公室的女儿嫁给他，还送给了他80匹骏马。重耳没有受到过如此的待遇，因而，在温柔富贵乡里，他丧失了所有的斗志，感觉就这样在齐国终其一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他这样想可以，但跟随他的人不干了。是啊，大家跟随你，就是觉得你有前途有奔头是潜力股啊，一旦你重耳在齐国止步不前，每天醇酒妇人享受起来，不再想着杀回晋国，大家辛辛苦苦跟随你这么多年，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关键时候，赵衰果断出手，用高度酒将重耳灌醉，在其半梦半醒之际，直接装进车里拉出了齐国国境。待重耳酒醒之后，早已被赵衰他们拉到了另外的国家。很显然，若没有赵衰他们的坚定支持，没有赵衰他们的苦口婆心，就不可能有重耳后来的发迹。用《史记》的话来评价赵衰就是：“文公所以返国及霸，多赵衰计策。”所以，重耳做了国君，功劳最大的赵衰就被封为原邑大夫，并且在朝堂之上代理晋国国政，他的身份一下子变成了晋国的公卿。 赵衰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赵盾，在晋文公重耳去世之后，赵盾继续代理晋国国政，辅佐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赵盾主持国政两年之后，晋襄公就去世了。晋襄公的去世，给赵盾出了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给赵盾以后的日子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个问题和晋襄公的太子有直接关系。 晋襄公的太子叫夷皋，本来父死子继，理所应当，但是，因为当时夷皋年纪太小，赵盾觉得这孩子生活尚且不能自理，怎么作国君？因此，赵盾打定主意，不让太子接任，要改立晋襄公的弟弟、太子的叔叔、当时正作为人质滞留在秦国的公子雍为国君。主意既定，赵盾马上就付诸行动，在第一时间派使臣前去秦国迎接公子雍。 从这一行动可以看出在晋国政坛上，赵盾已经到了只手遮天、随心所欲的程度。但是，赵盾也有赵盾的缺点和软肋。他是靠了他的父亲追随重耳才换来了今天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赵盾只能算是“权二代”，“权”而不“贵”。虽然赵盾位高权重，但和晋国统治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在宗法社会，赵盾实在称不上贵族。他们赵家在晋国政坛也没有足够的人脉关系，没有人脉关系就等于没有足够的实力。 太子夷皋的母亲就是拿捏准了这一点，开始找赵盾讨说法，表面上她用的武器是眼泪，但实际上她真正的武器是她背后的宗族。太子既然能被立为太子，他背后一定有一批既得利益者。而赵盾也许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才以太子年龄太小为借口，要另立国君。一旦成就此事，赵盾就有了立国定主之功，不但有效地改变了晋国的政治生态，而且将更加突显其位高权重的形象。 太子背后的力量不肯善罢甘休，太子的母亲更是不依不饶。她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拦着赵盾，啼哭不止，她甚至不顾身份，见到赵盾就下跪，弄得赵盾手足无措。她只问赵盾一个问题：“请你告诉我，刚去世的襄公有什么过错，你为什么要抛弃他的太子而另立国君？”问得赵盾是哑口无言。 赵盾为此事忧虑，越想心越虚，太子背后的势力、太子母亲背后的势力，不知比赵盾强多少倍，如果另立别人顶替太子，也许会有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赵盾骑虎难下，只好改弦更张，答应按既定方针办，国君的位子还让太子来坐。接任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晋灵公。这件事情又说明虽然赵盾只手遮天，但他还有所顾忌，不能为所欲为。 太子即位，可被赵盾正式派到秦国去迎接雍的人已经在归途上。无奈之下，赵盾只好再派一支小分队，去拦截并干掉早前派到秦国应请公子雍的那批人。赵盾必须把这个屁股擦干净。 既想只手遮天，又不能无所顾忌，同时思维又不缜密，这样的人想平平安安占据高位，似乎不会有那么容易。在他志得意满之时，危机已悄悄向他走来——在太子母亲的心目中，在太子拥护者的心目中，在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灵公本人的心目中，赵盾是一个心怀不测的奸邪小人，是自己的敌人。这样的情形之下，慢慢长大的晋灵公该怎样处理和赵盾的关系呢？历史的记载很耐人寻味。 长大后的晋灵公自暴自弃，骄纵无常，其行为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譬如，他平时喜欢爬到王宫最高的建筑上，用弹弓往下射过往的行人。行人为了不被射中，就会四处躲闪。每当晋灵公看到下面的行人惊慌失措、像无头苍蝇逃窜的样子就会特别开心。晋灵公爱美食，但胃口很刁，有一次吃熊掌，他觉得厨师做得火候不到，就传令杀掉厨师，大卸八块，放在筐子里让宫女们顶在头上运到外面去。 晋灵公这样的荒淫无道，表明了一种态度：你赵盾不是执掌国政吗？我偏不和你配合，偏不和你合作。当年你连废掉我的心思都有，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和你一唱一和呢面对这种情况，主持国政的赵盾只有时时进谏，灵公呢，则是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台，对于赵盾的意见一概不予理睬。一来二去，两人的关系就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这就出现了《赵氏孤儿》中所讲述的情节：晋灵公派刺客去杀赵盾，结果被派去的刺客中途撂挑子，自寻短见去了，赵盾侥幸得以存活。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晋灵公以宴请为名，想趁机埋伏好士兵除掉赵盾，可是中间有人给赵盾通风报信，赵盾再次逃脱。 这些后来都成了晋灵公的罪名，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一般来说，用刺客去杀人的人，往往都是弱势群体，譬如燕太子丹让荆轲去杀秦始皇等等。而身为国君的晋灵公居然用如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可见在晋灵公那里，赵盾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 晋灵公连续两次下手都没能得逞，赵盾又该如何应对呢？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赵盾仓皇出逃。赵盾这一逃却逃出来了意外。赵盾前脚刚走，晋国后脚就出了大问题：赵盾的同父异母兄弟名叫赵穿，他就在朝廷之上公然杀死了晋灵公，此时，赵盾连晋国国境还没有出呢。 赵盾闻听消息，马上兴冲冲调头返回。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晋国都城，料理乱局。他果断地让赵穿从周朝的京城迎来晋文公重耳的儿子，晋襄公的弟弟，晋灵公的叔叔黑臀，让他即位，这就是晋成公。史书没有记载在晋灵公被杀这一事件中，赵盾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晋灵公的被杀，赵盾难逃干系。 果然，不久之后，晋国朝野就对此有了风言风语。国人这么议论赵盾：“你身为正卿，说是逃亡，却连国境都没有走出。等到你回来继续主持朝政之时，你也不追查国君被杀的事件，更不去诛讨逆贼，真有你的啊！” 所以，晋国的史官就在史书上这样记载：“赵盾弑其君！”意思就是赵盾有杀君之罪。这个史官名叫董狐，董狐因在此事上坚持原则而名垂青史。孔夫子曾对此大加赞赏。后来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也曾这样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通过这些，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世人和历史并没有站到赵盾这边。同时这也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真实的赵盾，和《赵氏孤儿》中赵盾的形象相去甚远。 晋成公在位七年之后去世，在赵盾的帮助下，晋成公黑臀的儿子据即位，他就是晋景公。在晋景公的时候，赵盾去世，他的儿子赵朔承袭了他的爵位，其夫人则是晋成公的姐姐。此时，赵家已经成为晋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势力了。然而物极必反。晋景公即位之后，要对赵氏家族下手了。 此事事关重大，晋景公在下定决心之前，显然做过周密的部署。首先，他把行动的前锋选定为屠岸贾，之后将屠岸贾提拔为司寇。司寇地位较高，略相当于卿，主要职责就是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务。
上古时代十大“惊天神器”
一个朝代得以安稳，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武器驻防保护。说到武器那就不得不说到上古时代十大“惊天神器”，这些神器在一些小说、影视剧中都有出现。一起来看看：上古时代十大“惊天神器”吧。 1、东皇钟 一般传闻它是天界之门，但据天山石窟中的诸神时代残留的古老文明记载：东皇钟乃十大神器之首，足以毁天灭地，吞噬诸天。传说因神魔之战的时候受到重创，隐匿于人间界。 能力简介：毁天灭地，吞噬诸天。内在自成小世界。 2、轩辕剑 黄金色的千年古剑，传说是天界诸神赐于轩辕黄帝击败蚩尤的旷世神剑;其内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为斩妖除魔的神剑。是十大神器里最强的力量。轩辕剑原为天帝之剑，天女青儿为帮助黄帝对付蚩尤，偷此剑下凡! 能力简介：斩妖除魔，维护正道。被称为“圣道之剑”。 3、盘古斧 传说天地混沌之初，盘古由睡梦醒来，见天地晦暗，于是伸手一挥拿出一把巨大的斧子劈开天地，自此才有我们的世界。此斧拥有分天地、穿梭太虚之力，威力不下轩辕剑。传言掌控盘古斧者，可掌控力量法则。 能力简介：穿梭太虚，开天辟地。 4、炼妖壶 古称九黎壶，乃上古异宝之一。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据说能造就一切万物，也有惊人的毁坏力量。内部有着奇异的空间，空间之大好似能将天地收纳于壶内。 能力简介：包罗、炼化万物。 5、昊天塔 原为天界重宝，拥有无比强大之力，据说能降服一切妖魔邪道，必要时连神仙也可降服;但后因不明原因而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传说昊天塔中蕴含“混沌之力”，凡炼化者，可以成为混沌之主。 能力简介：降服妖魔，镇压万物。 6、伏羲琴 战胜蚩尤后，上古神器落入人间，其中伏羲琴被敦煌千佛所保管。伏羲以玉石加天丝所制造出的乐器，泛着温柔的白色光芒，其琴音能使人心感到宁静祥和，据说有能支配万物心灵的神秘力量。 能力简介：控人心智，拨弄乾坤。 7、神农鼎 古称造世鼎，上古时代神农氏为苍生遍尝百草，也为后世奠定了医学基础。神农昔日炼制百草之古鼎，正因积聚千年来无数灵药之气，据说能炼制出天界诸神都无法轻易炼制的旷世神药，并隐藏其他神秘力量。 能力简介：炼化神药。 8、崆峒印 崆峒海上不死龙族守护神器，其上刻塑五方天帝形貌，并有玉龙盘绕。自古相传得到它的人就能拥有天下；也有人传说它能使人不老不死。自古许多方士纷纷出海找寻此印，但最后都只能踏上不归之路。 能力简介：不老不死，与世长存。 9、昆仑镜 仙人故乡昆仑山中的昆仑天宫中，传说有一面神镜，是拥有自由穿梭时空之力。但在一次仙人的盛会中，神镜被人所偷，至今一直下落不明。 能力简介：通晓天机。传说可以掌控时间之力。 10、女娲石 人类之母女娲，捏土造人、炼石补天，并帮人族收服许多妖魔，自古为神州人民景仰。相传女娲曾经为了救自己病故的爱女，将自己万年修为贯注于一颗当年补天所剩的五彩玉石上，自此该灵石就具有特别之力。 能力简介：重生天地。 以上就是上古时代十大“惊天神器”，其中”太一之轮“，简称”太一轮“。在《苍之涛》（春秋时期）中，太一轮被昊天塔封印，故而昊天塔取代太一轮成为十大神器之一。
宋太宗当众强奸小周后 画工现场创作春宫图
1、不择手段，灭亲登台 太宗是“烛影斧声”千古疑案的主角。经近几十年的研究，他经过预谋，弑兄夺位，已成为大多数史家的共识。即使《宋史》一书，因时间仓促，元人多照抄宋代国史，对帝王多为谀词，仍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如《太宗本纪》说：“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所说涪陵县公是其弟廷美，武功王是太祖子德芳、德昭，都被他逼贬而死，以除去他们对皇位的威胁。宋后则是太祖皇后，在太祖崩后，因继位问题和他争吵，故在其死后不按后礼安葬。改元在一般朝代中都是在老皇帝死后的第二年。而宋太祖死于开宝9年，距岁末只有8天，太宗便迫不及待地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所以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历史后批判道：“不择手段，急于登台。”可谓一针见血。 2、当众强奸，无耻之尤 南唐亡后，小周后随李煜被解到开封。她每次入宫，都在赤裸后被5个宫人抬持，供太宗当众强奸，并由画工现场作画。太宗高大黑胖，小周后纤弱娇小，故这种流氓行为，对她精神上、肉体上都造成极大的痛楚。这就是她每次回家后对李后主破口大骂，后主也只能每日以泪洗面的深层原因，也是后主被太宗毒死的原因之一。宋人当然不敢写出。但画工的《煕强幸小周后图》却在宋亡后流传下来，并被金元人多次临摹。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详细描写。冯海粟学士题画诗云：“江南賸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认为靖康亡国乃是报应。这画一直到明代还有人见到，见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篇》。国亡后后妃被辱事，本不鲜见，但太宗在大庭广众之下，行春宫秘戏之事，说他是无耻之尤，似不为过罢！ 3、志大才疏，昧不知兵 宋太祖在时，除了契丹及其卵翼下的北汉外，已基本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所以太宗在灭北汉后，便想收复被石敬瑭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但两次北伐，均在他亲自指挥下大败。 第一次是刚灭北汉（979），未及休整，便仓促进军。初胜几州后，久攻幽州不下，陷入敌人包围，大败于高粱河，仅以身免。第二次是七年后，又兵分两路，不仅未总结前次失败教训，反加上个“将从中御”。所以又是东路曹彬，初胜几州，但屯兵坚城幽州之下，粮草不济，无奈退兵，在歧沟关遇伏大败。西线潘美、杨业，也是寰州得而复失，杨业被俘，绝食而死。兵力共损失了30万人，辎重无算，把周世宗、宋太祖两代人积蓄的精锐丧失殆尽，打破了宋辽（契丹）均势，从此终宋之世，不敢言兵。毛泽东在研究两次战役后批云：“此人（指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对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就是说他昏昧又不善总结，屡犯同样错误。《宋史》在太宗本纪赞云：“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批道：“但无能。”钱穆则说是“才弱”，即是志大才疏。 4、续立家法，启宋代积贫积弱之源 宋代所谓“家法”，主要是养兵、养官和将从中御。就是募集流民、灾民当兵，免他们造反；广开科举和荫补，使官员、贵族子弟甚至门客，都可以几代吃皇粮；将帅无作战自主权，一切计划由中央定。除了养兵外，后二者均始自太宗。养兵是因为建都开封，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太祖晚年曾想迁都洛阳以省兵，遭太宗（当时是晋王）反对而作罢，太祖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可以说，三项弊政，始作俑者都是太宗。其结果是冗兵、冗官，兵多而无战斗力，使宋代之积弱，为历代之最。 在全面了解上面情况后，回过头来剖析《宋太宗当街杀人》一文，便可以举一反三。 首先，太宗当街杀人，显然是个圈套。自己杀了人，明知开封府拿不到凶手，却又假装糊涂，严令追查，逼其造成错案，反过来再治其罪，所谓“陷人以过”也。当时的开封府尹（首都市长）正是太宗的胞弟秦王廷美。而太宗就是由知开封府而弑兄篡位的，最怕乃弟效法。所以在逼死两个侄子之后，便对之下手。 除了让赵普罗致罪名外，他不惜亲自上阵。其一是制造舆论，说廷美不是他亲弟弟。史官王禹偁怀疑这一说法：“秦王，上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亦杜太后所生。今本传言王是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王因此被贬黄州。其二便是当街杀人，给开封府尹加上一条错判错杀的罪过，最后由赵普凑成几大罪状，将廷美贬死涪陵。这显然是一大冤案，使赵普内疚终身，他晚年久病不愈，以重金求神。神说是冤累（冤魂作祟），赵普马上便反应说：“必秦王廷美也。”可见是其第一大亏心事。其实这正像秦桧杀岳飞一样，真正的主谋是太宗。 其次，关于太宗给姚坦撑腰，教育益王。事实上，他片面地惩罚乳母，却未训斥益王，是起不到作用的。史载，益王在府中花了数百万做成假山与僚宾饮宴，姚坦只能俯首不看而已。太宗死前两年，立寿王元侃（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因其在开封府尹任上有政声，受到朝野拥护。这却引起太宗的不悦，对宰相寇准说：“人心邃属太子，欲置我于何地？”故毛泽东批曰“赵光义小人之言”，可谓洞见其肺腑。 最后，关于扩大开科取士。的确，太宗即位第二年即在三种科目中录取了500多人，当时京官才300多人，所以群奏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他在位20多年中，使官员达9000人，冗吏19万人，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功效。其数目几倍于唐，而自唐以来的武科，却一直未开。劲敌（契丹）当前，却不培养人才，“不知兵”，还要“将从中御”，以至尔后屡败。实际上这不过就是前面说的“家法”的具体实施，启有宋一代积弱之源。 陈寅恪先生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在太宗一代，却未发现一个大文学家、大诗人、词人。李煜可算是婉约词宗，也被他害死了。送毒酒的恰是秦王廷美。这是否又是一个阴谋？
宋朝的繁荣为何能远超汉唐？
宋朝的成就并不逊于汉、唐两朝，它不仅是汉、唐社会的继续发展，甚至在程度上还要高于汉、唐，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与汉、唐相比，宋朝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十分不易的。 首先，宋朝继承的政治遗产不利，当权者容易失去自我。秦、隋速灭，其重要因素是开国皇帝在完成统一的巨大胜利面前不能自持，竟至忘乎所以。汉承秦祚，唐承隋祚，吸取了前朝失败的教训。而宋朝却以兵变立国，与汉、唐两朝不同。 其次，北宋立国是建立在五代十国四分五裂的基础之上，同秦以前的春秋战国和隋以前的五胡乱华的局面类似，实现国家统一需要进行长期战争。而汉、唐两朝均建立在前朝大一统的基础之上，立国后可以专心为政。 另外，宋朝立国时面临着强敌的侵犯，其周边环境远不如汉、唐。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仅仅是势力较大的部落，部落管理尚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他们侵犯汉、唐的主要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往往是袭扰性的。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同北宋并立的还有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在西北建立的西夏国以及距离较远的吐蕃。 宋朝建立之时，辽政权已经存在了约50年，而且从一个游牧民族逐渐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国家，军队战斗力较强，他们有强烈的争夺生产资料也就是扩张土地的欲望。从公元979年至1004年，宋、辽两国发生了长达25年的战争，双方损失极其惨重。 西夏建立于1038年（即北宋宝元元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凭借相当富庶的宁夏平原建立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的西北大国。从第二年正月起，李元昊率领大夏铁骑连续对宋朝发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数次大规模的战争，致使宋军损失惨重。 但是，北宋在这么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却稳住了政局，并使经济得到恢复和较快发展，这不得不让人问几个为什么。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宋太祖及后任皇帝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政策。 许多人都知道“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典故，但对此事的看法却歧说不一。我认为，采取某种方式解除兵变之忧，这是专制社会的必然。相比其他朝代的帝王，宋太祖的做法也较为合理和人道。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又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了体制上、制度上的大变革。 一是改革军制。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 二是改革行政。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则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担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 三是改革财政。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 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政治趋于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北宋继续改革经济制度，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了唐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明的政策，确保了文官政治，并且得到切实执行达三百年之久。 由于宋代皇帝都能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前朝都大。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政治为他朝罕有，也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