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国皇帝李渊的22个儿子的结局
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有22个儿子，几个病死，被赐死者多人，大多死于非命善终者无几。 1、隐太子李建成 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 2、太宗李世民 在玄武门事变中诛杀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后李渊让位于他，遂登基即位，开创“贞观之治”。 3、卫王李玄霸 李元霸就是李玄霸，清朝整理唐书，避讳康熙玄烨的玄字，改为元，所以在很多书中看到称李元霸是李渊第三子。 4、巢王李元吉 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 5、楚王李智云 在老爹造反的时候被建成丢下落单，被阴世师砍了头。 6、荆王李元景 因为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被高宗赐死。 7、汉王李元昌 怂恿太宗太子承乾作乱，失败后被太宗赐死。 8、酆王李元亨 早死 9、周王李元方 早死 10、徐王李元礼 高祖第十子，唐高宗咸亨三年病死，死后陪葬献陵，死得比较惨，他生病的时候，儿子李茂看上了老爹的姬妾赵氏，乘着老爹生病就逼赵氏私通，做老子的知道后骂了儿子两句，儿子就把老子的药给停了，老子一命呜呼。 11、韩王李元嘉 高祖第十一子，他的母亲宇文昭仪，是隋左武卫大将军述之女，本来李渊想立她当皇后的，宇文昭仪比较看得清时事，就推辞了。他是李渊登基后生的孩子中最宠爱的。武则天临朝时，因为与其子通州刺史、黄公撰及越王贞父子谋起兵反对武后，失败被杀。 12、彭王李元则 高宗时期病死 13、郑王李元懿 高宗时期病死 14、霍王李元轨 反对武则天，被杀。 15、虢王李凤 高宗时期病死 16、道王李元庆 高宗时期病死 17、邓王李元裕 高宗时期病死 18、舒王李元名 高祖第十八子，十分高傲，名性高洁，永昌年间，和儿子亶一起被丘神绩所陷害，被杀。 19、鲁王李灵夔 祖第十九子，精通音律。武后临朝，与兄元嘉子黄公撰结谋，欲起兵应接越王贞父子，事泄，配流振州，自缢而死。 20、江王李元祥 早死 21、密王李元晓 早死 22、滕王李元婴 高祖第二十二子，幼子。李元婴骄纵逸游，高宗曾经专门下诏书责备他。他还是经常触犯法规，被罚多次。滕王阁就是他造的。文明元年薨，赠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献陵。
还原抗日期间地雷战的历史真相
电影《地雷战》是我国经典的抗战题材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当时民兵们经常使用的教学片。作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战术之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脍炙人口。但是，历史上地雷战的真容，却一直不甚为人们所了解。甚至一度有人撰文，称《地雷战》是“科幻影片”，真实的历史上地雷战对日军几乎没有威胁，反而常常误伤自己人云云。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怪论，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当年的战争渐渐失去感性认识，于是有人便借机来“打扮历史”，另一方面，地雷战和台儿庄，平型关这样的一次性战役不同，它的战果分散，每一次给敌方造成的杀伤有限，不大可能被记入对方战史，因此难以证实。缺乏敌方史料对战果的证实，是地雷战真相难明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如果看曾直接和八路军周旋作战的日军下层官兵的回忆，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理解他们对于地雷的恐惧。原日军独混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无疑就是这些日军下层官兵中的一员。1942年，桑岛被征召从军，到山东与中国抵抗力量作战。 1945年日本战败时，桑岛等日军从八路军的重围中拼命杀出，沿胶济线撤退到青岛，并从青岛乘船回到日本，1946年复员。他所做的战时回忆录《华北战纪》(日本图书出版社 1978)中，多处谈到了八路军地雷战的威力。 桑岛的这本《华北战纪》，其中包含大量可与中方战史对照的珍贵资料。例如，他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军事精神压力下，日军历史上发生的唯一一次集体暴动哗变事件 – 馆陶事件;他也认真地记述了反战同盟到他所在的炮楼下进行宣传的经历。这些，都是此前研究抗战史料中的空白点。萨为了对桑岛此书中描述的水道集之战进行考证，曾发文请求熟悉历史的朋友帮助，其中顺便提到了桑岛所描述的地雷战。结果，这篇文章被春秋中文社区老胡版主看到。于是，他写下了一篇翔实文章来讨论桑岛描述的八路军地雷战。全文如下： 萨苏兄在日本搜集到一些“侵华日军下级军官对自己参加战斗的回忆”，认为“如果对照中国方面的记载来读，有些内容会更有价值。”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地雷战”的——“例如，有的日本老兵描写在山东被埋设的地雷一次炸死炸伤九名战友。靠地雷取得如此战果是因为八路的地雷并非踏发，而是拉发。八路实行这种地雷战时，会选拔出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一名，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再远可能拉雷就困难了)控制拉火装置。他会监视日军的行进。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才会拉火。当然，这名战士也因此会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日军经常在遭到地雷袭击后，看到拉火的八路军战士从隐蔽的位置一跃而起，飞快地奔跑脱离。 埋下去就没法管的“踏发(压发)地雷”的命中率，肯定不如有专人控制的“拉发地雷”。《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关于“地雷战”的理论文章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压发地雷“命中率较差”。虽然文章也说了“事先经过对敌情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机动灵活地进行埋设，命中率还可以提高些”。但是，在日伪军大兵压境、疯狂扫荡的情况下，“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是极其困难的。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就常常必须依靠“优点是命中率高”的拉发地雷了。 而且压发地雷缺点不止于此，杨成武将军回忆地雷战时曾说“没有看雷的(即使用没有控制的压发地雷)，效果小，不及时，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就是打垮了敌人，我们自己不敢硬扑穷追，怕炸伤自己。” 这样，布置专门的战士“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控制地雷，几乎在敌人眼皮底下拉响地雷(杨成武将军也回忆“线长拉不动雷”)，就是地雷战中必须采用的战法了。负责控制拉发地雷的八路军战士或民兵，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拉雷手”。他们“监视日军的行进。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猛地一拉地雷的雷绳……这样近距离拉响地雷的战法，类似拉响手榴弹伏击敌人。但是却比用手榴弹伏击效果更好。“拉雷手”可以等日伪军走到地雷的旁边再拉雷绳，投掷手榴弹却难有这样的准头。如果也埋伏在“仅仅十几米远”的距离投掷手榴弹，大幅度抬起身体、挥动手臂的动作，显然会提前暴露自己——“拉雷手”却可以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用极小的动作拉动地雷的雷绳。 不少介绍地雷战的的文章，都说日伪军遇袭后都是一片惊慌，顾不上追射“拉雷手”。“拉雷手”可以从从容容撤离，乃至继续打击敌人——有一本《地雷战》中有这样的描写：“当敌人进入雷区后，只见那个同志用力一拉，‘轰!轰!’两声巨响将两个伪军掀到了半空，其余的日伪军吓得趴到了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直到硝烟散去好一会儿，惊魂未定的敌人才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训练有素的日军，当然不可能是全部都这么反应迟钝、都这么愚蠢无能的。从当时来自于敌后战场一线的记述来看，日军遭遇地雷袭击后，会迅速组织疯狂的反击。在《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编)一书中，当年胶东抗大地雷组战士马保军的回忆文章，记叙了山东战场的一次“地雷战”。1942年冬，日军扫荡山东省胶东地区的牙山一带，我军胶东抗大地雷组2名战士林军、李仁，在一个山口控制地雷袭击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参与合围马石山后返回的。这次地雷袭击，也是为著名的马石山勇士们报仇)。 林军、李仁先是在50米远的地方控制拉火装置。但是日军尖兵部队进入雷区后，拉雷却失败了——在较远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能是困难的事情。日军的尖兵部队过去后，林军、李仁检修了地雷，改用约30米长的麻绳当雷绳——雷绳长30米，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装置的战士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 一刻钟之后，他们用地雷成功消灭了后面骑马的2名日军军官。大队敌人反应过来之后，随即“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地雷组隐蔽处的小山以及西侧后边两个山岗约400米的范围内，猛烈地射击了约1个小时。”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下，文章用较为轻松的一句话叙述了2名控制地雷的战士脱险——“林军、李仁两同志只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脱离了敌火力网，转移至西北山岗”。 “只用了20分钟左右”——其实应当这么说，仅仅约“400米的范围”，脱险就用了20分钟!在日军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的火力网之下，这20分钟的脱险经历中有多少枪林弹雨和惊心动魄;能够冲出火力网又必须得有怎样的速度和敏捷啊。这2名控制地雷的战士，无疑就是日军眼中那样“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 翻开尘封的史料，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中，“拉雷手”“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确实“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场三记》中，记述了1944年底在山西省临南县(今合并进山西临县)听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介绍的地雷战情况： “中雷的敌人，常常不一定全部炸死。末死的敌人疯狂地报复。他们搜索两边的山坡，如果发现了拉雷的民兵，一定穷追。拉雷的民兵牺牲了很多。”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则民在《一九四五年山东人民武装工作汇报》中提到：日军把“用骑兵追捕民兵拉雷手”作为应付地雷战的办法，胶东西海民兵曾经“被敌骑兵追得吐血。”即使是“特别勇敢和矫健”，单单一跃而起后“飞快地奔跑”，在日军专门准备好反击“拉雷手”的骑兵追射之下，也显然是常常难以脱险。 当然，“拉雷手”不是只依靠“勇敢和矫健”脱险的，还依靠适当的战术：事先布置好战斗组、狙击组，配合、掩护“拉雷手”撤退;在“拉雷手”往后跑的路上再预先埋好“压发地雷”，以阻击追赶而来的日军——这都是常用的办法。 我军甚至采用“拉雷掩护拉雷”的战术， “埋在路上的头一个地雷拉响了以后，敌人搜山，民兵就跑。敌人看见民兵只有一个人，拼命地追赶。于是往往中了第二个拉雷。原来在民兵准备逃走的路上，预先埋了第二个拉雷，敌人追来时，管理第二个拉雷的民兵把导线拉了……”在这样战术的打击之下，“敌人碰见了地雷，残敌只有慌忙逃进据点之一法”。 按照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在冀中平原，我军的战术更到了精妙的程度——把地雷战、地道战充分结合：地道的洞口附近埋下“拉发地雷”，在敌人靠近洞口时拉响地雷。这样又袭击了敌人、又封闭了这个地道道口，“拉雷手”从另一个地道洞口转移，使得敌人无可奈何。 勇敢、矫健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得来的战术，这是地雷战取得胜利的法宝。绝大部分的“拉雷手”(无论是八路军官兵还是地方的民兵)，在战争来临之际还都只是普通的农民。正是“坚决消灭侵略者，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豪情壮志，使他们成为了敢于“在日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矫健战士;使他们也能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制定出新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侵略军继续周旋——我想，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地雷战”可以“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地雷筑起铁壁铜墙”(电影《地雷战》主题歌)，让日本侵略军“寸步难行、无法躲藏”的原因吧。 桑岛节郎的书中，提到和地雷打交道有好几次。他自述第一次遭到八路军拉发地雷攻击是在昭和18年，即1943年4月11日(日本兵喜欢记日记的习惯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是招远县栗下林家。对桑岛来说幸运的是八路军拉雷稍早，他在尖兵后面的本队中行进，所以没有受伤。 还有，1943年4月，日军独混第五旅团以17，19两大队为主力，讨伐在毕郭等地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5旅第14团(即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四团，团长梁海波)。桑岛随柏崎讨伐队18日偷袭据说暗藏八路军部队的莱阳县姜家庄，结果因为向导带错了路，到达时八路军已经转移。桑岛作为卫生班长，记录这次行动毫无战果 -- “虽然向远处转移中的八路军发射过迫击炮和重机枪，但双方没有实质性的交火。敌方遗弃的尸体一具也没有，讨伐队却有两人重伤，可以说日方损失更大些” (P109)。两名重伤者之一是第17大队第4中队群马县出身的三轮一等兵。他看到老乡家有一筐鸡蛋，伸手去拿，却触发了鸡蛋筐底下设置的诡雷。当即被炸断一条手臂。 5月21日，日军第17大队命令桑岛所在的第一中队(柏崎与二三中尉指挥)从招远移驻栖霞县塞里，作为青烟公路上的一个警备据点。青烟公路是当时横断山东半岛的唯一公路，也是独混第五旅团的机动大动脉。塞里则是这条公路去往蓬莱，大辛店的岔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栖霞，蓬莱两县山地纵横，八路军十分活跃。桑岛写道：“青烟公路在蓬莱和栖霞境内山区的路面高出地面六七米，眺望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在山峡之间可见点点村庄，一片和平景象 – 而这些全部是八路军控制的村子!” 这次移驻过程颇为艰难。21日，桑岛随第一中队从招远出发，走了一个小时，就在陈家村和八路军遭遇。我之所以写这一小段，是因为桑岛记载这次战斗和日军交手的是八路军骑兵。因为这个地方在山东半岛的东北角，王外马甲的《中国骑兵》曾谈到当时纵横华北的129师骑兵团，其作战范围似不及此。桑岛的记录昭示，在冈村宁次指挥日军连续进行四二九，五一等大扫荡之后，冀鲁豫的八路军很可能还有第二支骑兵在敌后活动。 这次战斗以日军迫击炮小队炮击开始(桑岛称八路军马术很好，转移迅速，一发也没有击中)，到八路军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在棱线上反击追击的日军，先后打了二十分钟，而后八路军神秘地消失了。日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桑岛亲手用三角巾给一名叫做角田秋治的上等兵(群马或大阪人包扎。由于角田所受为腹部贯通伤，当时无法抢救，两个小时后痛苦地死去。为了安抚军心，日军23日派出了女性为主的慰问团到桑岛所在的部队演出鼓励士气。 在这次转移中，桑岛也记录了和地雷有关的事情– 在一个叫做郭家店的村子附近，日军发现路中央树起了一个高两米，宽20公分的木牌，上面写道：“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在南太平洋战死”。有日本士兵想去移动木牌，被有经验的中队书记官桂曹长制止 – “别碰它!” – 他猜到木牌下必有地雷。桂曹长从路边的水沟摸过去，靠近木牌，用绳子将其拉住，从安全的地方一拖，果然“轰”的一声，如他所推测的那样发生了爆炸。 桑岛写道：“山本长官昭和18年4月18日因密码泄露，在从拉包尔前往布干维尔岛布因基地时，遭到美军战斗机的伏击，飞机被击落而战死。这件事当时在日本国内都没有公布，当然，讨伐队的官兵们更是一个人也不晓得。”用这种方式知道在军中深孚众望的山本大将之死，对独混第五旅团的官兵们来说，颇有黑色幽默。 25日开始，日军第一中队开始在塞里东侧一公里处建造炮楼。与此同时，为了掩护这一据点的建设，日军17大队派出第三中队(中队长近藤大尉)第四中队(中队长柴山茂中尉)和第一中队携手，由近藤大尉指挥，在塞里周围连日进行扫荡。八路军则回避正面战斗，但不时以冷枪冷弹袭扰日军。 桑岛的卫生班也随讨伐队行动。他这样回忆5月31日夜间出动时发生的事情：“连续参加讨伐已经达到了两个月，这次作战渐近尾声。5月31日夜里三点，部队再次从大辛店向西南方出发。我因为过于疲惫，在行军中居然睡着了，而且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惊异中抬头看去，正看到眼前一根十米高的巨大火柱腾空而起。与此同时，感到我身边有人倒地并发出叫声。但是，夜暗中我无法看清他们。三木卫生军曹急忙从军医背囊(日军卫生士官的偕行装具，用于放置抢救和应急处置的医疗用品)中取出手电，光线下可以看到约有十名官兵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经过确认，无线电通信班所有人员，包括北拮班长以下九人均为地雷所伤。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依靠仅有一支手电的微光进行抢救之困难简直无法想象。和枪弹伤，刀伤不同，地雷不规则的破片造成的伤口异常复杂，处置起来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匆忙中，尽其所能地给所有受伤的官兵注射了破伤风血清和坏疽血清。九人的情况全部清查处理完毕，东方的天空已经放亮。此时，才能够从附近的村子招来保安队并弄来一些门板充当担架，由两个小队护送伤员后送到大辛店。 由于这一事故(译者注：日军总是把遭到地雷的攻击称为“事故”，而不视为作战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小队返回之前，整个讨伐队只能留在原地休息。这样又足足等待了三个小时。仅仅两三名八路军，就把一个大队的讨伐队折腾得狼狈不堪，真是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这次事故遇到的不是普通压发地雷，而是拉发地雷。使用拉发地雷，是八路军作战效率很高，而日军甚为恐惧的一种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是民兵使用，但华北的日本军队因为这种战术产生的牺牲者比比皆是。 这一战术的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监视并发现日军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八路军会派出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预先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目的，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其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发地雷并伴随着爆炸一跃而起，如狡兔般脱离。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以大队规模进行讨伐，大队部总会有多名乘马军官聚集在一起，正是攻击的绝好目标。昭和17年(1942年)十二月，第三次鲁东作战中，第十九大队的讨伐队在锯齿牙山的山麓就遭到拉发地雷的袭击，当时大队部被炸个正着。虽然大队长池田增雄大佐幸运地没有负伤，但大队副官吉田正中尉(死亡)，军医官冈志豆雄中尉(重伤)，书记官村田藤信军曹(战死)等七人均被杀伤。 顺便说一下，这次被炸的无线电通信班并非骑马，而是步行的。当时的行军序列是这样的。尖兵，即第一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随后是本部。最后面是第三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和第四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本部的行军顺序是 -- 直辖分队，传令，后勤副官，近藤大尉，三名书记官，军医，会计，无线电通信班，卫生救护班，侦察骑兵，迫击炮小队，行李班(弹药，粮秣) 八路军放过了作为尖兵的第一中队，目标直指本部的骑马军官们。但是，因为操作上可能有点迟延，地雷正在紧随军官背后行军的无线电通信班脚下爆炸。我则正走在无线电通信班后面，要是走得快恐怕也难免受伤，却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劫。这次事故之后，5月31日下午三点，在塞里进行了这次扫荡行动的结束仪式。在部队解散的时候，近藤大尉发表了讲话，说：“长时间的作战，各位辛苦了。”但是话说得有气无力。如果能在讨伐中取得出色的战果，当然大家都会有精神，在最后一天却一下伤亡了九个人，没精神，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按照桑岛对此战的说明，这次挨了地雷的讨伐作战，让他对自己体力和精神力的自信大大加强。但是，作为大队而言，整个讨伐中一具八路军的遗体都没有见到，在招远的霞鸣缴获了两匹被遗弃的中国马，算是最大的战果。而日军自己，却付出了阵亡一人，负伤十三人的代价。“由此，也可以看到和八路军作战的困难了。坚壁清野加上八路军巧妙的闪避战法，让日军兵器和战术上的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出来。”桑岛总结道。从敌人的眼中所见的地雷战，桑岛的经历，也许正是华北抗战的一个缩影吧。
从李鸿章“卖国”看大清国民的爱国意识
李鸿章 中国自古至今民众能很轻易的原谅当局执政者，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下手的人，两千年的朝代更替，两千年产生了形形色色这样的是，近的先不说，在古代遭受千古之骂的就有两个，这两个人我们都熟悉，那就是秦桧和李鸿章，秦桧可以说是汉奸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当时那个封建时代，如果没有皇帝赵构的支持，秦桧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杀岳飞的，还有就是李鸿章，这个近代人物，慈禧太后拿整个大清江山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李鸿章只不过是替慈禧太后做事罢了，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大清的卖国贼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大清实际权力的老太后，这是从所有权方面来讲的。当然，没有所有权的人，也不是没有卖国的念头，但那仅限于谋求执政的在野者。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笼统地说：北洋政府的执政者也有民族意识，也不想卖国，可是内政又逼着他们都得卖国，因为他们需要外援。大体说来，在朝者付出的代价较低，因为他需要的外援相对少；在野者付出的代价较高，为了上台，不惜把卖国的支票开得更大些。澳籍华人学者雪珥在他的《绝版甲午》中直接点名说：“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幸好，李鸿章跟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没有司马昭之心。否则他完全可以做些交易，拉些外援,从两广自立开始，过把帝王瘾也不是不可能！ 大清国是谁的？大家可别跟我说，大清是所有大清国民的。做奴才不能这么自作多情！龚自珍的儿子带领英法联军冲向圆明园的时候，小子可没有这种情结。那时的统治者向来是“宁给友邦，勿给家奴”、“攘外必先安内”的，他们根本没有国的概念，只有家的想头。朱棣要取建文而代之，方孝孺反对，朱棣恼了，说：此乃朕的家事！康梁变法失败后，老太后要废掉光绪，外国驻京公使表示反对，老太后也恼了：此乃吾家事耳。一句话，国家最高领导的非正常换届都是人家家事，跟国民无任何关系，国民自己巴巴地凑上去，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一句话，大清当时能卖国的只有一个人——老太后！ 用现代术语来讲，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民由所有的满人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公司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业务部门的执行经理。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鸿章只是个跑腿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儿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说卖国，那是不自量力；说爱国，那是自作多情！ 大清国不是大清百姓的，所以李鸿章即使卖国，国民也管不着！大清国也不是李鸿章的，所以那国也不是他想卖就能卖的。很奇怪的是，中国民众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的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撑，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卖国的了，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则更多是针对李鸿章的。老李同志充其量也只是老太后卖国的经纪人，但我们看到的历史结局却是：老太后拉屎，李鸿章擦屁股；老太后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怜的李二啊！ 光绪二年（1876年）鸿章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 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同志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条约内容，咱就不展开说了。大清当时虽然没有手机，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汉奸”传得妇孺皆知，而且前面还有一句“杨三已死无昆丑”，故意把北京的一戏子与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论，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现代影帝似的。清朝统治者在变着法子恶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却鲜有人思考，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个外交家的素质还是整个国家的实力？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国家很弱小；而一个外交家，如果他的国家特别软弱，体制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骗，不按游戏规则来，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他个人再聪明又能怎么着？ 所以梁启超才会以同情的语气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 李鸿章在替老太后卖国的时候，很不顺畅，差点成为卖国烈士。在日本谈判时，遭遇日本“粪青”刺杀。刺而不死，就带病卖国了。按梁启超记载：“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看看老头卖国卖到什么地步了，卖得壮怀激烈，卖得舍死忘生，卖得像个民族英雄，直卖得日本都不好意思了，不但主动停止了战事（否则北京都危险了），而且主动把条约内容减轻了一些！美国学者对此评价曰：“中日战争从头到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政府里面，也许只有鬼子六恭亲王那样的人物才能理解鸿章。鸿章赴日前，恭王率领全体军机上奏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这话说得鸿章老泪横流！ 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也曾出于私谊推心置腹地质问老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鸿章回答如下：“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是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裱糊匠而已。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鸿章在马关卖完国，离开时发誓“终身不履日”，没想到一年后他结束美国之游搭乘美轮回国须途经日本横滨换船，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坚决不和日本国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老头无论如何也不肯上岸。侍从们无奈，只能在美国轮船和开到日本接他的帝国招商局轮船之间搭了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扶着他换了船。但这一切并没有给鸿章换来一丝同情与理解，相反，他这卖国贼的帽子却打着滚儿地往上翻。 鸿章在致友人的书信里如此诉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民意不理解也就罢了，谁让咱人多民傻呢？ 问题是政府也不善待鸿章。周游列国一回到家，鸿章就遭遇了政府的冷脸，给他的新职位是“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被外国友人林乐知抱不平地称作“伴食宰相”。有意思的是，升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同天，鸿章还得了个处分：罚停工资一年。原因很简单，去颐和园给老太后汇报工作，回来时没听太监劝导，顺便在英法联军烧过的那个皇家废园里逛了逛。一句话，就是废墟，也是爱新觉罗家的，臣民人等一概不得擅入。 就这待遇，鸿章爱国情绪依然不减，给朋友写信说，愈在国外看得多，愈增“内顾之忧”。老头知道，中国与西方的距离，那不是一般的远。问题是谁听他呢？两年后连这个伴食宰相也不让当了，干脆挂起来了。再以后为了废光绪，捕康梁，太后把鸿章发到了两广总督任上。直到老太后招惹得八国联军进中国，才再次想起鸿章的卖国特长来，调任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人家都是美女救英雄，鸿章却是老头救寡妇。78岁的老头听说外国领事对他的重新出山额手称庆时抛下这么四个字：“舍我其谁！”当亲密友人探问鸿章大人对国事的看法是，老头语带哽咽，以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内乱如何得止？”当问到如何才能减少国家损失的时候，老头已是泪流满面，说：“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鸿章因庚子之乱下山卖国，那是政府请了一遍又一遍的，朝内大臣包括荣禄都近似哀求了，甚至德国外交部都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乱事即可平。但是鸿章是不会轻易北上的。他不傻，知道自己虽然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但是像太后这样漫天拉屎，自己纵有齐天大圣的本事，也擦不过来啊。 幸亏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在盛宣怀的撮合下，弄出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使得中国的东南半壁江山没有卷入北边的乱事中。当政府的宣战诏谕到达后，刘坤一、张之洞一方面扣押谕旨，一方面跟外国领事解释，俺们不会听政府的，按章程来，你们保护租界，俺们保护地面，两不相扰云云。相形之下，还是鸿章有豪气，说：此乃矫诏也，粤断不奉！ 现在政府叫他北上，他也不好好地奉了，以致于政府请他出山的电报里都有了这样的语句：“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太后的恩情比海深，也不知鸿章到底受了人啥恩，反正您再不出来替人卖国，那才叫真正的卖国贼呢。 于是鸿章北上了。走到上海，得知天津失陷，北京不保，老头又不走了，说自己感冒拉肚子，寸步难行，站都站不稳，请假二十天。这借口很好，太后您会拉裤子，我鸿章也会拉肚子。再说我都78了，拉回肚子感个冒那是名正言顺。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份替政府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的电报，要求李鸿章签名。鸿章一看无名火起，回拍给张之洞一份豪电，对老太后大加责备：“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 也不知这电报内容会不会传到太后那边，但老头很有豪气则是无疑的。老太后的髻子，他还是敢捋一捋的。后来政府再催，给他一个全权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拍来贺电，云：“恭贺全权大臣，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 不是刘坤一拍马屁，大清当时着实没人。英国《泰晤士报》认为：“华人四垓（万万）中，实无其匹。”《伦敦特报》云：“中国大臣，不乏老成持重，而具大见识，开大智慧，展旋乾转坤手段，扶中国以趋前路者，断推中堂一人。”总之，全帝国就指望这么一个老头了。中国语境下，却不是什么好事。 中国文化怪胎辜鸿铭先生也去参与谈判了，由于德文流利，更由于做过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老师，所以一见小瓦同志，就劈里啪啦用鸟语骂上了，直骂得小瓦点头哈腰一再地鞠躬请原谅。但是再客气，那议和大纲还是要签的。签过之后，辜鸿铭转头骂上了李鸿章：“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也。鸿章当即吐了血。不吐行吗？天朝行情，咧嘴的都是爱国家，弥缝的都是卖国贼！ 鸿章临死前遗折一封，遗诗一首。那遗诗读来甚是催人泪下：“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老头死不瞑目啊。对于鸿章之死，史载大清国“梁倾栋折，骤失倚侍”，“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是啊，以后再也没人替咱卖国兼背黑锅了，日子还咋过呢？ 鸿章好歹算是个清醒者，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鸿章这样说，可能是受了司马光的影响，司马光写过《资治通鉴》，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专门研究历史兴亡之得失的专家，他说：“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旧便修补，除非大坏是不能另造的。”鸿章的苦衷是，大清早已是旧屋一间破衣一件了，奈何老太后还要在这破屋里翻跟斗，在这破衣上绣百鸟朝凤。鸿章在这头纸糊国防建设，她在那头胡折腾。谁能招架得住啊！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拦住太后吗？用荣禄致友人书信里的一句话，那是：“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从来就是，执政者一念之差，就会有旷世浩劫。老太后一念之差，中国有了庚子之乱；也不是没人拦过，可是拦的结果呢？血肉之躯，做了人家菜板上的肉馅。事后，当政者小嘴儿一张，牙缝里都不露丁点肉丝。更要命的是，在历史书里，你都是孤魂野鬼！你犯得着吗？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把小日本打败吗？能，前提是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占领太平洋，并往日本本土扔两颗原子弹！鸿章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和”为贵，大清国与人作战的时候，他会叹气，说些“败固不佳，胜也从此多事”的泄气话(中法战争时，他给广西巡府的指示)。其实鸿章还是有些傻，最好的办法是大学士徐桐，人家一见洋人，就以扇蔽面，真的爱国到家了。而且老先生每次上朝的时候，要路过洋人使馆，他受不了，都是绕道而走。像老徐这种爱国老英雄，是绝不会与夷人见面打仗的，更别提签订卖国合约了！ 整个19世纪，国人因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要得到渲泄。不能瞄准老太后，便只好瞄准老太后的经纪人了。于是李鸿章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靶子——对不起，俺们要开骂了。 当时最流行的骂人话是：李二先生是汉奸！最调皮的骂是连鸿章带鸿章的女婿一块儿骂。李鸿章的大女婿是著名的清流派人物张佩纶（字幼樵）。张佩纶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爱国贼，口头上比谁都爱国，叫唤得外星人都知道，政府就派他上前线了。但是马尾战役中，作为海防大臣的他从未登舰一次，却净出馊主意，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还用林则徐当年的一些愚蠢战法，比如让水勇扮渔民，伏河干里候动静；雇用会潜水一二丈的，作机动部队使用；用无炮之商船载勇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勇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 马尾一役，张佩纶的一世清名没了，政治生涯也全部玩完——革职充军。充军的当口，老婆死了。充军回来后做了李鸿章幕僚，李把自己的大龄剩女嫁了他，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时人写对联骂曰：老女字幼樵，无分老幼；东床配西席，不是东西。 真不是东西！张佩纶，就是张爱玲的爷爷，李鸿章，就是张爱玲的老姥爷啦！李鸿章一生的遗憾就是背个卖国贼的大锅盔了，可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后代，一代才女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恋爱了！唉，一个人卖国还不够，后代还要在卖国的球门前再补射一球，造化弄人啊！ 当代还有人骂李鸿章。这就是当代人的不是了。一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胆，不敢骂太后。二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识，不知道该骂太后。当代人还这样，心智就值得怀疑了。历史学者如此，群众更是如此。大跃进时期，安徽合肥大兴集干脆把鸿章的坟刨了，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被革命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其实，鸿章一辈子最大的失策不是主和而是亲俄。如果说主和还是出于知己知彼的话，那么亲俄则有些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了——干涉还辽自然有俄国的首功，但是俄国什么德行您总该知道吧？再说了，多坏相较取其轻，那么多帝国主义国家，亲谁都不能亲俄啊。非要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让俄国在东北攫取了诸多特权，刺激得其他帝国主义纷纷跟上。而且，俄国沾了便宜，却并没有担当与清国共同抗日的责任，倒是它自己首先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 鸿章游外归国后，曾不无得意地跟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跟后来的张伯伦走下飞机跟英国人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一样令人傻眼。以致于鸿章死后，黄遵宪给他作的挽诗中有这么一首：“毕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虽然把鸿章比作与俾斯麦（毕相）、伊藤博文（伊侯）一样的人物了，但是黄遵宪也承认，老头被沙俄（黑风罗刹）给玩惨了。 别说二十年，两年不到就有事了，俄国在东北沾了便宜，刺激得德占胶州湾，俄国不仅不阻止，还自己先占了旅大。再往后，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清政府涎着脸跟其他国家一样表示中立！当然了，在这方面，鸿章并不是没有后继者。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的巨大功用就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当时，马克思驾着十月革命的祥云光临中国，让所有的中国人眼睛一亮，特别是前苏联的三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事实证明，前苏联政府并没有比沙皇政府好到哪里去，那些宣言都是空头支票，但在当时却足以让巴黎和会一事上受了气、正处于民族主义愤懑情绪中的知识分子眼泪汪汪了：亲我者，俄也！…… 毛泽东说：“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斯大林说：“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中山亲俄的结果，就是联俄联共。联之前，他让徒弟北天取经去了。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作为孙中山所谓的“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小蒋回来了。 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说：“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说：“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南宋--蒙古帝国征服史中最难啃的骨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军团曾横扫欧亚大陆，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可是，这么一支强悍的蒙古铁骑，在面对积贫积弱、偏安一隅的南宋时，几乎束手无策。蒙古为了攻下南宋，在战争中还损失了两代汗王。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团，主要有两条征战线路：南下和西征。南下征服宋朝、金朝的广大地区，西征欧洲大陆。成吉思汗的南下计划中，他一直把金人当做强劲的对手，不把南宋放在眼里。但是，金人让成吉思汗失望了，骄逸的生活早已磨灭了他们的斗志，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大汗不费吹灰之力就灭了金国。当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直达多瑙河沿岸时，蒙古南下大军却遭遇了成吉思汗征战以来的最大困难 南宋。从此，南宋成为蒙古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 历史往往喜欢开玩笑。被成吉思汗从不放在眼里的南宋，让成吉思汗统一中国的愿望整整搁浅了40年。在这40年里，蒙古大军多次南下征宋，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元1234年，窝阔台大汗灭金之后，蒙古大军北撤。南宋朝廷想趁机收复洛阳、汴梁、商丘三京，开始北伐。蒙古为阻止南宋北伐，掘开了黄河大堤，水淹宋军，宋军大败。1235年，蒙古大军在第二次西征的同时，也南下攻宋，分为东西两路进攻襄樊和四川，准备在长江集结，横渡长江。但是，南下的蒙古大军遭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南宋名将孟珙率军取得江陵大捷，粉碎了蒙古军南渡的企图。这是蒙古对南宋征战的第一次失败。 从1235年到1241年的六年里，蒙宋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各有胜负。后来，杜杲、孟珙大败蒙古东路军，孟珙大败蒙古西路军，解除了蒙古大军对南宋的威胁，蒙古军因受到重创不得不撤退。第一次蒙宋战争以蒙古失败而告终。 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之后，其子贵由继承汗位，期间也曾率军攻打四川，也以失败告终。三年之后，贵由去世。125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长子蒙哥成为蒙古大汗。蒙哥在位期间，发动了蒙宋之间的第二次战争。蒙古大军为了避开长江天险，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兵分北、中、南三路：南路十万大军直取大理国，经广西，进入长沙；中路由蒙哥率领南下四川，进入重庆；北路由忽必烈率领，进入武汉。三路大军计划在武汉会合，然后顺江东进，直取临安，一举灭亡南宋。 但是，战争没有如此简单。虽然南宋名将孟珙、杜杲早已病逝，但蒙古北路军和中路军仍然在武汉和合州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久攻不克。最后，蒙哥大汗战死，蒙军撤退。蒙哥死后，蒙古内部陷入汗位之争，忽必烈也急于回国抢夺汗位。但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南宋权臣贾似道却背着朝廷前来议和，双方签订了议和协议，蒙军开始撤兵。1260年，蒙军全部撤回北方，蒙宋的第二次战争结束。蒙古此次南征，大汗战死，三路军也无功而返。 二次蒙宋战争结束后的四年里，蒙古一直处于内乱之中，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双方展开内战，也无暇南顾。1264年，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结束了蒙古四年的内乱。但是，南宋朝廷并没有抓住蒙古内乱的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朝政更加腐败。 两次南征宋朝的失败，让忽必烈把征宋当做头等大事对待。1268年，忽必烈命阿术和刘整率兵攻襄阳。襄阳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南宋长江上的门户，失襄阳，南宋必亡。蒙军久攻襄阳，六年不克。最终，由于宋军叛徒的出卖，襄阳失陷，南宋的门户被彻底打开。1271年忽必烈称帝，正式建国号大元，1272年建都于燕京（今北京）。1274年，元军自汉江入长江，东下临安，南宋军队纷纷投降。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谢太后和宋恭宗出城投降。南宋投降之后，仍有一些余部在沿海一带坚抗战，最为著名的有陆秀夫、文天祥等。但南宋气数已尽，岂是几人之力可以挽回。1279年，南宋彻底灭亡。
“水命”清朝灭“火命”明朝的风水
相生相克 这么金、木、水、火、土研究起来，中国古代的历史倒真的像一部周易。邹衍的“五德终结”学说，虽然各朝各代给出的解释均有差异，但说到底仍在被各朝各代不弃不离地实践着。最后，是“清水”灭了“明火”。 1、“清水”终灭“明火” 明代属火，“明”这个国号有传说指出就是“三重火”。第一，明是火德，此为一火；第二，明朝天子姓朱，朱是赤色，赤色属火；第三，明字拆开是日月，日者阳之极也，日配朱色，也成一火。 明朝时塞外长白山一带活动的女真族，借助长白山阴养龙脉的能量，建国号后金，屡次南犯山海关，威胁大明朝，均遭失败。按照惯例，火生土，明朝的下一朝当是土德；然而或许是因为明朝有三火，火气过旺，只能克，不能生，于是反明的人不约而同地扔掉沿用了千年的“五德相生说”，重新捡起了满是灰尘的“五德相克说”。比如闯王李自成打进北京以后建立大顺朝，登基称帝，就宣布自称为水德王，以水克火。 而真正灭掉明朝的满清，对此则早已准备周全。皇太极早在关外就改族名后金为满洲，改国号为清，意以三个水德，克服明朝的三个火德。民国初年续修的《仪封县志》还有记载，村民们曾经在十堡村火神庙前挖出来一具铁牛，上面的字被侵蚀得很难辨认，只能看到前面写着“水德”，末行有“大清”字、“乾”字、“四十四年”字。这也算是趣话之一，足见清朝对于中原大地的种种规矩、制度、历法等的研究狠下了工夫。 公元1636年，满洲人励精图治，走出长白山。清字五行水旺，前面讲秦朝的时候说过，水的五行本色是黑色，改官服军服全是黑色。1644年，清由山海关进入北京城，建立大清王朝。后来多少人反清复明，只是汪洋大海中的星星之火。 传说中，太平天国红衣红巾闹起义，占领南方半壁江山（南方属火），也终因火被水克而失败。从太平天国的五行寓意中也略见端倪，太平二字虽然是火生土，耗些大清国力，但暗含水的根基，“天国”二字金旺又生水。洪秀全的“洪”字，是火生土克水，预示必有此祸乱，使社会动荡，人民备受战乱之苦。其北伐军受困于大水，石达开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畔。直到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才推翻了大清王朝，其原因是“中山”二字乃大山之土，可做堤防。五行乘旺，土克水没，这样才有了封建王朝的彻底覆灭。 2、终被历史淘汰 然而，这些明代传说，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五德学说的回光返照。明清两代对五行学说还算是非常痴迷。比如朱元璋就将自己的后代事先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起好名字，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他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其孙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到了清朝，护卫北京的八旗就是按五行相克确定居住方位，东方属木，金克木，而金色尚白，于是正白旗和镶白旗都拆迁去了东直门和朝阳门。 但是这些都属于五行上的应用，而事关王朝国祚的五德则不再被两朝皇室当做一件大事来看待，从此五德终结学说日渐式微，终于不再像当年那样威风八面万民仰止了。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一朝毙命，“五德终始说”本该正式走到尾声。但正如你所知，历史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不断地和国人开玩笑，不久就冒出一个袁世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登基称帝大搞封建王朝复辟活动，还给自己定了年号洪宪。 据说这“洪宪”来源颇值得玩味，袁世凯本来最初用的年号是昭武，后来有人说这是吴三桂当年造反用过的，吴三桂最终失败了，所以不吉利。于是就有高人出现，说不如用“洪宪”，明朝开国年号洪武、清朝心腹大患洪秀全、武昌起义首领黎元洪，皆带一洪字，大是吉利，于是袁世凯大喜。这个洪宪朝，传说也确立了自己的德性，袁世凯上下五千年苦苦寻觅，决定和三国时期的袁绍、袁术攀上亲戚关系。当年，袁绍、袁术兄弟自称大舜后裔，舜是土德；而按正规的“五德相生”，土德其实恰好克清水，袁世凯于是就以这个原因而应了土德。 不过，袁世凯的复辟不过是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瞬间倾覆，关于“洪宪”的德性问题，我们也找不到太多可靠的资料。袁世凯之后就是民国，那是个现代思想初开、国人开始抛弃封建礼教的时代，既然没有了皇帝没有了王朝，也就顺带消失了所谓的“五德终始说”。有一个小故事，说有次林语堂拿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开涮，说这旗尚青，那民国合该应木德，正好与前面袁氏的土德配了个正着。不过，林语堂此时这么说，不过是为了博人一笑，与封建官吏为君王统治合法性处心积虑地献计献策绝不相同。“五德终始说”这一中国封建制度催生的特定产物，终于随着最后一个王朝的土崩瓦解而成为历史云烟。
郑成功攻打南京失败的过程和原因
明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被定为陪都，保留有一整套文官体系，是南方的政治中心。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将明朝的“南京应天府”改名为“江宁府”。郑成功在东南沿海高举抗清义旗多年，若能拿下江宁，其在汉人中的号召力将是不可估量的。可惜郑成功败了，败得很惨，差点就全军覆没。正因如此，他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陆战之短，水战之长，决定前往台湾岛建立根据地。我们庆幸，江宁之役从侧面促成了这位抗击荷兰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但我们也想问，究竟郑成功为何会兵败江宁？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失败？ 1、郑成功要攻江宁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李自成率大顺军西撤，而明朝的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大清、大顺和弘光政权三足鼎立。清军巩固京师之后，挥师西北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接着就攻占南京结束了弘光政权。但南明方面的抗清活动并未结束。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福建沿海的金门、厦门两个岛屿为基地，高举抗清义旗，直接威胁着东南一带的清朝海防。清军的水师力量薄弱，无法与郑军抗衡，令清廷头疼不已。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郑芝龙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即位，被封南安侯。但郑芝龙见清朝势大，便想改换门庭，遂前往福州归降清廷。 郑成功苦劝父亲不要轻信清朝的许诺，但郑芝龙一意孤行。抵达福州后，郑芝龙与清廷使者相谈甚欢。谁知三天之后，清军突然半夜拔营而起，返回北京，郑芝龙也被裹挟前往。此后一直被清廷软禁看管在北京。郑成功兵败南京之后，郑芝龙也被清廷杀掉了。 郑成功，郑芝龙长子，幼年时期一直生活在日本平户，母亲田川氏是日本人。7岁时被父亲接回故乡居住。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取南安生员，19岁赴福州乡试，21岁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南京太学读书，拜名儒钱谦益为师。郑芝龙降清后，大批部将相继投降，但郑氏集团之中仍有不少将领率领义军坚持抗清。其中，郑成功尤为坚决。他的军队也成为反清复明最具实力的一股力量。 郑成功利用海上优势频繁进攻清军沿海防守薄弱的据点，多次得手。1648年攻克同安，1649年占领云霄（今属福建），1652年围攻漳州，1654年再攻漳州，1655年攻占舟山，1656年攻克广东揭阳、普宁、澄海（今汕头市澄海区）、闽安镇（今福州市马尾区）等地。闽、浙、粤三省海域都成了他的势力范围。在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郑成功不再满足于对大陆沿海浅近纵深地区的争夺，他很快就将战略目标锁定为江宁。 若能拿下江宁，其在怀着故国之思的广大汉人中的号召力将是不可估量的。此外，控制江宁即等于控制了江南富庶之地，可以为反清事业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同时也切断了江南对北方清政府钱粮赋税的供应，削弱其经济基础。郑成功的计划是，占领江宁，恢复东南半壁江山；而后，再挥师北伐，直捣幽燕。 300多年前，长江入海口在今天的江阴附近，南京城到长江入海口的距离也比现今近很多。从海上来的船队可直逼江宁，这就能充分发挥郑成功水上作战的优势。郑成功发起江宁战役前，南明政权已有过攻入长江的尝试，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顺治十一年（1654年），南明定西侯张名振、监军张煌言曾三次率军攻入长江口。一月，南明军乘船溯江而上，到达镇江附近的瓜洲、金山等。四月，南明军再次入长江，直至镇江、仪真（今江苏仪征），离江宁更近了一步。十二月，张名振等人率船400余艘一直抵达江宁城北的燕子矶一带。清军早有防备，一番激战后，明军退回崇明岛。三“探”长江虽然并未取得大的战果，但南明方面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海上游击战，令清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无可奈何。 为巩固江宁等地防务，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将储藏在江宁仓库中的“杀手锏”武器——红衣大炮搬出来安放到镇江的炮台。清廷还没有料到，一次更大规模的长江战役即将来临。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集中主力在云贵一带围剿南明永历政权，东南一带防守较为空虚。郑成功料想江宁防御薄弱，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战机，全力进攻江宁，并于八月率船队由舟山北上。然而，郑成功的船队长期活动于福建海域，对浙江海域并不熟悉，再加上天有不测风云，船队航行至羊山（今浙江舟山大洋山岛）海域时，遭到台风袭击。 面对陌生的海域和未能预料的台风，郑成功的船队一下子陷入了绝境。舰船在巨大的风浪中不堪一击，有的直接葬身鱼腹，有的四散漂流，有的则在大陆海岸搁浅。郑军官兵和家眷伤亡惨重，仅溺水而死的就有8000余人，其中甚至还有郑成功的妃嫔和3个儿子。这次猛烈的台风阻止了郑成功北上的步伐，也暂时化解了清军面临的危局。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十三，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从浙江沿海出发北上。此时，郑军共有大小舰船3000余艘，兵马10余万。他首先攻占定海（今浙江舟山），全歼了清军定海水师，焚毁船只100余艘，基本消灭了清军的海上力量，也解除了进军长江的后顾之忧。 五月十九，郑军抵达吴淞口，郑成功派人秘密联络守卫此地的清朝苏松提督（相当于军分区司令）马逢知。马逢知一直对清廷心怀不满，主要是因为清军的军制问题。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军和绿营军两个系统。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是清朝皇帝们最为信任的嫡系部队。绿营又称“绿旗”，清初时大多由原明朝降军改编而来。绿营的人数虽然远超过八旗，但得不到满清政府的真正信任。因此，在武器装备、军饷待遇、军官升迁等方面都不如八旗军。因此马逢知作战时消极怠工，只求保存实力。六月初一，郑成功到达长江江阴水域，清军紧闭城门，不敢出战。郑成功越过江阴溯江而上。六月十六攻下瓜洲，六月廿二镇江知府戴可进开城投降。郑成功大军顺利打开了通往江宁城的锁钥。 攻占镇江之后，郑成功的部将甘辉建议立刻派兵从陆路抄近道日夜兼程直取江宁。当时清军刚刚大败，士气低落，江宁“城大兵单”，是进攻的最佳时机。但郑成功却认为江宁早晚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对甘辉的建议不以为然，坚持以舰队为核心，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当时的郑成功并未意识到，稳扎稳打的战术并不适合从镇江到南京的水文条件。此处江面狭窄，水流湍急，古时从镇江漕运至南京，在这段江面上常有运船翻覆。而郑军的海船体型庞大，运转笨重，在江面上逆水而行，很多时候只能靠人力从岸上牵拉前进，速度极慢。从镇江到江宁的短短距离，他们足足用了10多天，攻取江宁的第一个战机就这样错过了。历史证明，郑成功成也水军，败也水军。 六月廿六，郑成功军前锋进抵江宁城下。但直到七月初七，郑军主力才乘船到达江宁城北的观音门外。观音门坐落于燕子矶附近，是明代南京外郭18座城门之一，距离江宁主城尚有一段距离。初九，郑军船只进泊江宁城西北角的仪凤门外江边。初十，郑军大队人马上岸，在仪凤门外扎营。很快，郑军相继在江宁内外城郭的观音、金川、钟阜、仪凤、江东、神策、太平等门外扎营，共立83座营寨。在各处营寨都安设大炮，并准备了云梯、藤牌、竹筐、铁锹、凿子等攻城器械。不难看出，以上7门外的郑军连营并没有对江宁城形成全面合围之势，顶多只是包围了江宁城的北面和西面，而江宁的东、南两个方向几乎没有郑军一兵一卒。 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江宁城墙长达数十里，难以将其四面包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郑成功在作战中过于依赖水师和战船，即使上岸扎营也习惯于选择离水较近的区域，便于一旦不测向船上撤退。郑成功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在他看来，孤城指日可下，根本用不着将其围死，这为后来清军援兵顺利进城并展开反击埋下了隐患。 郑军于七月初十扎营于仪凤门外，在接下来的10多天里，并没有对江宁城发动进攻，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对此，有多种说法，其中“郑成功中计说”流传很广。据有些史料记载，江宁城中的清军提督管效忠向郑成功写信诈降，他在信中说自己想弃暗投明，无奈清朝军法规定，将领守城不超过30天，妻儿老小都要被杀，希望郑成功体谅自己的难处。于是，郑成功便不再攻城，只等30天后对方主动来降。实际上，郑成功之迟迟未发动攻势，恐怕还另有原因。因为史料记载，他曾反复对部下表示：从古到今，攻城战都是吃力不讨好，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江宁孤城绝援，不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役郑成功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没有迅速攻打江宁城，将其一举拿下；二是没有派兵占领江宁周边，未能切断清军所有增援的通道。江宁并没有被郑军彻底围死，城中与外界的联系始终畅通。 清军江宁防卫指挥官喀喀木和郎廷佐等人知道，凭自己手下这点人马，根本无法与郑成功硬拼。因此，他们一面龟缩城中，一面派人前往北京、苏州、杭州等地紧急求援。求援信中除强调江宁的危机局面外，在向朝廷的报告中，还用夸张的笔调，将郑成功军的声势描述得十分吓人：敌军共有20余万人，战船上千艘，士兵都是铁衣铁甲，刀枪不入，似乎是无敌舰队。 北京的顺治皇帝接连收到瓜洲、镇江失守和江宁危急的报告。惊慌失措。一旦江宁再失，东南将不保。接下来，很可能整个长城以南的广大汉族地区都会反清。想到这里，顺治彻底乱了方寸，提出想回关外的东北老家避避风头，遭到他的母亲孝庄太后痛骂，说他抛弃基业，愧对列祖列宗。七月初八，冷静下来的顺治派出安南将军达素、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官名）赖塔等人率八旗军由北京南下，前往江宁增援。又任命江西提督杨捷为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宁夏总兵刘芳名为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官，各率手下人马由江西、宁夏赶赴江宁。 但对江宁城中的清军来说，这些人马实在是远水难解近渴。真正能指望的，只有江南和浙江两地的清军。在郑成功兵临城下的10多天，江宁城里空气紧张。八旗指挥官喀喀木担心城中的百姓为郑成功充当内应，想要大开杀戒，以绝后患。经两江总督郎廷佐劝阻，他才打消了这个疯狂的念头，江宁也避免了屠城惨剧。当时江宁城中家家户户紧闭门窗，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不到，一片肃杀死寂。城中粮价飞涨，百姓们又不敢出门买米，甚至有人因此饿死在家中。 江宁清军一边望眼欲穿地期盼各地援兵迅速赶到，一边加强城防建设。首先，两江总督郎廷佐下令将城外靠近城墙的房屋烧毁，扫清视野和射界，并把近城10里之内的居民全部迁入城中。其次，郎廷佐等人贴出告示，安定民心，同时强令商家出售粮食，稳定百姓情绪。允许百姓进出水西门和旱西门两座城门，购买粮食、柴草，运入城中。第三，派兵严密查访，杜绝内应，并严惩乘机盗抢作乱之徒。第四，加紧储备粮草，置办武器，搜集整修船只。此外，增修船桨、绳索等物品，招募舵公、水手，为将来的水陆反攻做准备。 不难看出，清军的准备工作相当周密，而且一开始便不是消极防守，而是立足于“防守反击”。前文已经提到，郑军只屯驻于江宁的西北面和北面，南面及秦淮河一带并未驻军，这就为清军守军内外联络留下了通道，提供了机会，使清守军进可出击，退可守城，再加上清廷的几批援兵陆续进入江宁城中，也因此稳定了军心。至此，江宁城内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共集结了近2万人。在郑成功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江宁清军的防守已经得到大大加强，并具备了反击能力。双方力量的天平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郑成功意识到了局势的危险，他放弃攻城，将军队收缩于城北高地，准备依托幕府山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背靠江边的庞大舰队，抗击清军。可是，由于刚打了败仗，郑军并没能在幕府山一带建立起完善的防御体系。各部彼此距离过大，既会留给对手以绕道偷袭的空间，也不利于及时增援。还未开打，就已难有胜算。七月廿四，清军江宁最高指挥官喀喀木将八旗军和绿营军混合编队，陆上分为3路，水上另有1路，杀出城去，与郑军作最后决战。其具体进攻方向如下： 第1路清军，从东北、正东、东南、正南、西南、西北6个方向围攻幕府山郑军主力。 第2路清军，从西面攻击幕府山。 第3路清军，从北面进攻幕府山，并伺机焚毁长江上的郑军船只，切断其退回江边的通路。 第4路清军，从水路出发，由提督管效忠率领，攻击郑军江面上的船只。 郑成功 清军首先以火炮轰击郑军营寨，紧接着便直接展开冲锋，骑兵也都下马步行作战。山上的郑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防御工事也未完善，很快就败下阵来。不到半天时间，郑军多处营寨阵地相继被清军攻破，剩下的人马纷纷向江边溃散。郑军水师指挥黄安所部一面拼死抵抗，一面掩护岸上逃来的败兵和随军家眷们撤退，先后从水中救起数千名跳入江中逃回的郑军士兵。激战中，郑军水师共损失了大小船只500多艘。但他们最终抵挡住清军的水上攻势，掩护残余陆军撤到船上，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悲剧。当天夜里，郑成功下令全军退往镇江。江宁围攻战就这样以郑军的惨败告终。 经过七月廿三、廿四两天激战，郑成功军的前锋镇、左先锋镇、援剿右镇、后劲镇、前冲镇、宣毅左镇、左武卫、左虎卫等陆军部队先后被重创或歼灭，其他部队也有多少不等的伤亡。以每个镇的人数为2500计算，郑军的损失至少在2万人以上。同时，还失去了提督、镇将等高级将领多人。可以说，是郑成功军事生涯中最惨重的一次损失。清军在江宁之战中获得全胜，但也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管效忠、梁化凤等清军将领都感慨，郑军是自己一生征战中遇到的最强对手。 郑成功军在江宁城下战败后元气大伤，船队向东退去。不久前占领的瓜洲、仪征、镇江等地也先后弃守。江宁清军起初在后方紧紧追赶，但因缺乏战船，鞭长莫及。七月廿八，在收复镇江之后就撤回了江宁。八月初八，当郑军撤到崇明岛附近时，郑成功决定先夺取崇明县城作为根据地，再派人去厦门等地调取援兵，以图再攻江宁。但崇明之战中，郑军士气不高，不善攻城的弱点再次暴露。初九，郑军乘坐2000余艘船只抵达崇明，分20路登岸。当时守城的清军只有绿营军3000人，他们施放火炮、弓箭，给郑军重大杀伤，还主动出击，缴获了郑军的多门红衣大炮。郑成功只好率船队离开崇明，从海上向南退去。九月初七，返回厦门。 兵败江宁，让郑成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陆战之短，此后也不再把大陆视作进军的主要方向，为寻找更巩固的抗清基地，他将目光投向了与金门、厦门隔海相望的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大军东渡台湾，并在次年迫使荷兰殖民者投降，收复台湾。 南明最有力量的郑成功大军没有能够抓住机遇光复南京，彻底失去了光复汉族政权的最后机会。但是，郑成功转而向海上发展，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并大力开发台湾，成为海峡两岸都十分推崇的民族英雄，亦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要反击，必须选择一个主要突击方向。清军将领们商量后决定，以江宁西北方向的仪凤门外的郑成功军大营为攻击目标。一旦在此地得手，就能乘胜直取郑军后方大营。这是一个险招，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江宁城防将一溃而败。就在清军在城中厉兵秣马之时，一直在城外按兵不动的郑成功也终于有了攻城的打算。他传令各将，定于七月廿二以放炮为号全面攻城。 但七月廿一，江宁城里的郑军密探却给郑成功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清军已经兵马齐备，不久就会出城突击郑军。这个情报来得太及时太重要了。郑成功得报后，对清军反击出城的主攻方向的判断也十分准确，即仪凤门方向。按说形势发展至此，郑成功已胜券在握了，按理应将计就计，重新筹划。可惜的是，郑成功居然重视不够，只将左提督翁天祐部调往仪凤门和旱西门之间，以便随时对两个方向进行增援，其余仍按原部署不变。同时，他还放弃了原先拟定的七月廿二攻城的计划。也就是说，郑军作战企图已由攻转防。 七月廿三，清军终于开始筹划多日的反击行动，集中部署了优势炮兵兵力，以火炮集中轰击郑营，很快压制住对方的火力，郑军火炮大多被击毁。郑成功听到炮声，知道清军已大举出动，便命令左提督翁天祐部前往救援。但为时已晚，郑军前锋全军覆没。清军在突袭得手后，因后续力量不足，未敢乘胜追击，而是撤回了城内。这是老天给郑成功的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
传盛光祖曾祖父系清朝末位“铁道部长”盛宣怀
盛宣怀 据中国警察网综合报道 石家庄同城会官方微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末任铁道部长盛光祖表示‘解散铁道部没有遗憾，一切为了铁路好。’巧合的是，其曾祖父盛宣怀也是末任‘铁道部长’，历史会重演吗？”接下来，笔者将带你走近盛宣怀。 盛宣怀，出生于江苏常州，清末的一个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逝世距今还不到一百年。据史家回忆，1917年移柩时队伍途经上海的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直到外滩的金利源码头（十六铺码头），一路人头攒动，电车公司甚至不得不停驶了相关路段的车辆。当年如有“中国富豪榜”，盛宣怀必在前排。 盛氏十分注重文档留存，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等无不悉心收藏。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目前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如果加上目前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盛宣怀要用这些字纸把自己的一生“做实”。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近乎强迫症的精神征候；而从另一个角度，他留下了一座近代史料的宝库。盛宣怀开始是在李鸿章军前当幕僚，后以襄助李鸿章主办洋务企业逐步起家，历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大理寺少卿、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待郎（当时铁路隶属于邮传部）、邮传部尚书和邮传部大臣等职，也成为晚清政府的重要官员。 盛宣怀地位的重要性，不在于官，而在于他掌握和控制了当时的主要近代企业。旧中国第一家自办最大近代航运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办的也是唯一的电报局，规模宏大的煤铁钢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和最大的纺织厂一华盛纺织厂，旧中国自办的主要铁路干线和第一家银行—一通商银行，等等，都是由他创办、主持和控制的。另外，他还兴办了旧中国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新式学校。旧中国近代化第一阶段中创建起来的主要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大半通过盛宣怀之手，也就是说，盛宣怀是旧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奠基人。 盛宣怀的主要过失同样在于：没有能在兴办近代企业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突破封建政治体制的上层建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反而利用控制近代企业的能量，向晚清政府谋求“高官”，使自己陷入封建政治体制的旋涡。正如夏东元在《盛宣怀传》代序中所说：“终其生未能克服保守政治主张与进步的经济实践间的矛盾。” 1911年5月9日，在他邮传部大臣任内宣布的“铁路干线国有”命令，成为爆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又竭力动员袁世凯出山，积极参预调兵运粮，企图扑灭革命烈火，挽救晚清政府，终于成为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其结果是：他死保的晚清政府还是寿终正寝，他做大官的迷梦不得不破灭，他的近代化事业也大大受到干扰和影响，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总之，李鸿章与盛宣怀，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创建近代企事业，是为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立下了大功；而他们的未能冲破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成为旧中国第一代近代化失败的关键，又是主要的过失。
曾国藩拥兵百万却为何不称帝
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侄女完婚，从此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28岁便考上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10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士，内阁学士，稽查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但曾国藩并非一路官运亨通。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志得意满的他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谏讽咸丰皇帝处理政事流于琐碎、文饰与骄矜之风，气得圣上咬牙切齿地把奏折甩到地上，曾国藩也因此而差点被杀头！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军于金田起义，战火很快燃烧至全国各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逝世，曾国藩回乡丁忧守制。恰逢太平军横扫湘鄂豫，形势异常严峻。朝廷下旨其帮办湖南团练，这就为曾国藩创办湘军提供一个有利条件。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曾国藩在其家乡，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命名为湘军。而正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国藩也因此被清廷封为一等勇毅侯，赏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御赐紫禁城骑马的待遇，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谥“文正”。 曾国藩一生功过，让人争论不休。他率领湘军于1863年攻下南京后，就军事实力而言，已经控制了全国最大的军事力量，就连清廷也望尘莫及。若他振臂一呼，极有可能就可以从满族人手中夺回统治权，而且曾国荃、彭玉磷等10余名湘军将领也曾劝进于他。但曾国藩手书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山高心自知”来表明自己并无反意。 曾国藩为何不造反？他又是如何向清廷表明自己的心迹的呢？最大也最主要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平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己出，名不必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认为“人生有穷达，知名而无忧”。曾国藩当初组建湘军的目的很明确：保卫儒学，保卫清政府。在曾国藩起兵时，所发布的《讨粤檄文》打的就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西方教会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底下的读书人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方文化。 其次，当时曾国藩当时反叛的条件也不成熟，因为清政府对他早有防范。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7月，曾国藩攻下了岳州府，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清廷只赏给了他三品顶戴，其实他早已是二品朝臣。同年8月又攻陷武汉，一道圣旨，令他代理湖北巡抚。可有大臣密奏：“匹夫一呼百应，此并非朝廷之福也。”在短短的7天之内，湖北巡抚之职易主。后又赏兵部侍郎衔，其实此职并无多大作用，多年前他就居此官位了。湘军攻陷天京后，清廷不准曾国荃800里红旗奏捷，继而又赖掉了咸丰帝生前“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曾国藩一等侯的爵位，同时又追究伪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的责任。并在天京周围布置满蒙重兵，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这支部队不同于八旗兵，战斗力极强，时时刻刻监视着东南，使得曾国藩不敢越雷池一步。湘军内部，李鸿章的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也自立楚军。攻陷天京后，湘军将士人心思归，他们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削弱。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外国在华势力决定扶持清政府。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曾国藩深知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威力，一旦重燃战火而又得不到洋人的支持，势必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为了消除清廷对他的戒心，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先是把攻陷天京的功劳归功于朝廷。他在给朝廷的奏折、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提到自己有多大的功劳，甚至动员自己的九弟回乡养病。此外，曾国藩还上书朝廷，要求大量裁撤湘军。在得到批示后，不得不忍痛割爱，裁掉90%的湘军。湘军成立初期，因为没有军饷，他们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立即裁撤厘金局，不再为湘军谋军饷。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曾国藩没有称帝的野心，他的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客观上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强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虽然被攻破，但是仍有余部石达开所率领的30多万人活动于各地。北方地区也爆发了捻军起义，外国列强还试图从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试想，如果曾国藩反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千万百姓就会经历着更大的磨难。单从这方面来看，曾国藩也算是人民大众的有功之臣。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
中国古代自隋朝实行科举考试到1905年满清废除科举有1300余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陆陆续续产生了600多名状元（武状元除外）。那么究竟谁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呢？笔者通过查阅史籍得知：清光绪年间的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刘春霖（1872年—1944年），字润琴，号石云。直隶肃宁人，清光绪30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之中状元，实属偶然，在他的背后还有一段趣事。公元1904年7月，清朝照例举行了一次殿试，主考大臣经过认真挑选，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 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使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后来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所以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又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更使慈禧火上浇油。想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人是她的克星，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大笔圈定，名列榜首，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科举制度被彻底取消，刘春霖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历史上刘墉和乾隆、和珅、纪晓岚的真实关系
乾隆皇帝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1、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2、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3、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日本百万关东军的最终下场
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3.2万人。 1、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1904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我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专门成立了一支 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 为“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行径。1919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了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满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关东军开 始急速增加兵力：1931年关东军仅有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1937年达到7个，1938年9 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 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2、太平洋战场的炮灰 眼看德国进攻苏联受挫，日本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进攻苏联。趁英法等国忙于欧洲和非洲战事，无力东顾之机，日本人决定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于是奉命南下。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惨败，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关东军也不再敢主动 挑起事端。1942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1942 年10月，日本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2航空军司令部。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 1945年1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13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 白充当了对美作战的炮灰。4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7个师团，并将关东 军储备的近1／3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1945年5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 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 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特 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3、成为逃跑兵团 欧洲战事结束后，苏军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关东军。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此刻，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150万重兵已经利用夜幕掩护在中苏 边境展开。9日凌晨，苏军突然从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强大的突击行动。拂晓，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了中国东北境内，在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9日，毛泽东主席也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 战》的声明，配合苏军的进攻行动。 尽管关东军早有对苏作战的准备，甚至一度还拉出与苏军决战的架势，但是，由于关东军设想决战的时刻是1946年，不仅未能侦察到苏军的实力，甚至连苏联正 式对日宣战的消息，他们也没能提前得到。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关东军精心布设的阵线很快就土崩瓦解，总司令部慌忙决定放弃“新京”（长春），固守通化，并 指令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企图在通化一带与苏军决战。此时的关东军官兵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纷纷逃命。原来设想的大决战竟然化为一场拼命 的追逃游戏。苏军各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都进展顺利。特别是由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在大兴安岭的突击行动收到了奇效，在不到一周时间已前 突到东北中部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关东军从此一蹶不振。 4、难逃灭亡 8月1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指示关东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退守朝鲜。但长期以日军“王牌”自居的关东军为了维护自己“皇军之花”的 脸面，仍然负隅顽抗，不肯投降。可是，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姿态并不能重新唤起日本的士气。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的关东军借口没有 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仍然继续抵抗。到17日，除海拉尔、虎头和东宁等少数筑垒地域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关东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眼看败局 已定，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终于向苏军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 8月19日中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军官、6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9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与日军进行谈判。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 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 3.2万人。 不仅如此，那些靠关东军发家的日本高级战犯大都也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 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木村兵太郎，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7方面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14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藤章，均被 送上了绞刑架。其他一些臭名昭着、恶贯满盈的关东军将领要么受到惩罚，要么背着千古骂名苟且偷生。
外蒙古独立的前因后果
大概60多年前，外蒙古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但是，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它实在是一个很让人操心的孩子。外蒙古的分离事实始于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渐成气候，是由于身后有一个乘人之危的苏俄。外蒙与中国几度离合，与中国的强弱有关，而它最终离中国而去，许多人都认为，是蒋中正的错。 1946年1月，当国民政府被迫承认外蒙独立时，对于国人而言，这个流传着苍狼白鹿优美传说的广袤土地，彻底成了异域他国。凿凿条约已难更改，但心中的淤结依然难以梳理，所以，不断有人为外蒙的回归而努力，但最终的结果都只是苍凉悲想。 如今，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不再属于中国，它的“出走”也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我们在这里追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段，希望能为人们提供关于这片神秘土地的一点遐思。“俄国不信佛教，衣服奇形怪状。中国一片繁荣景象，又信佛教，有用不完的财宝，绫罗稠缎，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 17世纪中叶，准葛尔部的葛尔丹大汗率兵进攻外蒙，在武力抵抗不济的情况下，与清王朝有相同信仰（喇嘛教）的外蒙上层王公面前摆着两条路：归附俄国或归附中国。最终，他们选择了中国。对于外蒙，清廷格外用心经营。专设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并定期举行军事演习。好在，中间虽然小摩擦不断，但总体来说，直到辛亥革命前，外蒙古都还算比较安静。 1、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1911年是个转折点。武昌首义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外蒙古也在其中。可是后来当宣布独立的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打算独立建国。准确地讲，外蒙的出轨，沙俄实在“功不可没”。“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即外蒙古）的独立发展”，俄国一方面策动外蒙上层贵族和僧侣，一方面向外蒙提供大量武器，15000只步枪、750万发子弹和15000把军刀很快就运到库伦，交给正准备行动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俄国还在俄蒙边境集中了近15万俄军，扬言“遇有必要，在旬日之内，即可调动数万兵力，集结库仑”。12月初，清廷驻库仑办事大臣的衙门被包围，三天后，办事大臣被30名哥萨克兵请出了边境。“大蒙古国”成立了。 出力不少的沙俄也很快得到回报。次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签订了《俄蒙协约》及附属《专条》，其中诸如沙俄有权保护外蒙“自治”、有权援助外蒙编练军队、有权阻止中国在外蒙驻军和移民，类似这样的规定，自然不会得到中国认同。4天后，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梁如浩照会沙俄政府：“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接下来又是几轮谈判，中国一退再退，等到1915年签订《中俄蒙协约》时，中国除了赢回一个空洞的宗主国称号外，在外蒙的权力几乎丧失殆尽。 2、外蒙的短暂回归 外蒙刚宣布独立时，许多人对此都表达了不满，其中，有两人被报界称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他们是孙文和徐树铮。一战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战后，俄国一片混乱，外蒙古独立势力失去了重心。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希望一举收复外蒙，具体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 徐树铮是皖系名将，文武双全，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他敬佩有加，称其“上马杀贼，下马露布”。但有研究者认为，徐树铮气度狭隘，不过单就外蒙一事而言，他还是真正爱国的。 1919年10月，徐树铮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这是一支劲旅，在路上，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已经失去了旧政府的俄国旧军队。但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没有政治目的。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认为他们在骑术方面惟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 中国军队进展迅速，苏维埃新政权内乱重重，猝不及防。11月，徐树铮部开进库伦。徐树铮毫不手软，软禁了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其他王公。失去靠山的外蒙王公立即软了下来。1919年11月17日，外蒙重回中国怀抱！ 徐树铮立了大功，他同时向段祺瑞总理和南方革命党孙文发电通报，孙文收到电报后，不顾国民党内部许多人的反对，回电庆贺。 1919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多事之秋，外蒙的回归，可算是当年最可庆祝的大事。但是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外蒙问题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缺少弹性，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但是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外蒙问题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缺少弹性，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所以，上层蒙人，无论王公还是喇嘛，都是衔恨于北京，只是暂时压住火，等待机会再掀风波。徐树铮收复外蒙之后，中国政局仍在动荡之中，北部边疆兵力空虚。就在这个时候，温琴男爵和他的“亚洲骑兵师”出现在外蒙的历史舞台。 3、两个关键人物出场 1920年10月，哥萨克骑兵团长温琴率领800骑兵闯进外蒙古。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帮助下，温琴组建了一支由白俄军官、流亡哥萨克、蒙古骑兵以及日本特务构成的拼盘队伍，号称“亚洲骑兵师”。温琴要做的，是依照上司指示，率领“亚洲骑兵师”对远东共产党实施包抄围歼。其间，这位温琴男爵被成吉思汗的故事迷倒，他脱掉西装，穿上蒙古黄丝长袍，迎娶蒙古公主，自称“成吉思汗再世”，做起了皇帝梦。 他发动了对库仑的进攻。当时，驻扎在外蒙古的军队为奉系的郭松龄部，其人数超过温琴的“亚洲骑兵师”5倍，可实在没想到，几经交手，郭松龄战败。1921年2月3日，温琴占领库仑。此时，张作霖在北京坐不住了，决定进兵外蒙。可实在让人糊涂的是：奉军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满洲里车站，为什么走这么慢？根据某些资料记载，应该是张作霖、温琴、日本人在找利益共同点。 当1921年5月，张作霖真要提兵进入外蒙境内时，苏维埃出面阻拦了。在外蒙问题上，苏维埃继承了沙俄的衣钵。当它正在思考用什么方式进入外蒙时，温琴给它提供了机会。温琴打败郭松龄之后，宣布恢复外蒙古自治，自封外蒙军队的“开国大巴图鲁司令”。苏联红军恰好可以借收拾这个旧政府残余，向外蒙古发兵。这时，对外蒙古历史影响深远的人物——乔巴山——出场了。 乔巴山是牧民出身，是彻底的蒙独分子。1921年3月，乔巴山组建“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与库伦上层王公和我温琴为敌。由于实力悬殊，乔巴山决定向苏联借兵。 5月，苏联红军开进外蒙古。很快，库伦政权倒台，被苏维埃扶植的蒙古民主革命政府取代。不久，蒙古军队永远赶走了中国军队。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却留在了外蒙古，直到1992年才全部撤出。不过，虽然外蒙再次宣布独立，但民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它是主权国家。1927年，蒋中正北伐成功，苏联请求其承认外蒙独立，遭到拒绝，蒋中正责令外蒙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很多年以后，邓小平曾对美国总统老布什说过，“雅尔塔协议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陷我们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此前的外蒙，虽然依靠苏联实际已经独立，但这种独立一直缺乏法律效力。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为了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减少自己的损失，不惜出卖中国利益，在没有中方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擅自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外蒙古维持现状。 国民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外蒙问题会成为一个难点。历史学家梁敬錞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中说，外交部长宋子文1945年7月初赴苏谈判之前，大家都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外蒙古，“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关，将在租界与优越利益两点，外蒙问题拟不置议”。所以，当斯大林首先提出外蒙问题时，宋子文很难作决断，只得草拟了三种意见请示蒋中正：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外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宗主国。 梁敬錞说，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所以先请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去拜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虽然斯大林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外蒙的理由，但他仍霸道地说，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就应接受苏联的要求。 蒋经国无功而返，宋子文觉得事情不能再拖，所以就以自己提出的“高度自治”的办法，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这是第三次会谈，共讨论了四十五分钟。宋子文指出，在原协定中，只有“维持外蒙古现状”的文字，这并不表示要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对此有另一种解释：外蒙今日，已经是“人民共和国”，所以它的现状，即是独立。双方辩论非常激烈，谈判双方曾有这样的对话： 宋：外蒙问题，我们已有现实的建议。 斯：这个建议并不现实。 宋：从我们政府来看，则属现实。 斯：但是我们不能同意。 宋：可这就是我接到的训令。 斯：那么我们就到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非常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让我们到此为止。 显然，斯大林对外蒙志在必得。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按照蒋中正给的说法，抗战胜利后，外蒙问题就一定得有个了断了。顺带提一句，为了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宋子文在与苏联谈判后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所以1945年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是继任外长王士杰教授。由于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苏联怕日本迅速投降，没油水可捞，8月9日开始对日展开攻势。仅仅两个星期，苏联红军差不多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在苏军出兵那一天，蒋中正给斯大林发去慰问电报：“贵国对日本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贵国的英勇部队在阁下的领导之下，清除暴虐纳粹势力，攻下柏林，带给欧洲和平。这一次贵国趁战胜余威，基于促进世界全面和平的观点，对世界的侵略者宣战……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当然，电文的内容，只不过是“外交辞令”，在蒋中正的内心里，从《雅尔塔密约》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让他对未来感到不安。“中国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祸福，乃至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这是蒋中正9日夜晚所写的日记。 4、到外蒙“参观”投票 抗战胜利近在咫尺之时，外蒙古问题也该有个结果了。在苏联政府的一再敦促下，为履行《中苏友好条约》的诺言，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奉命赴外蒙古，参观“全民公决”。为什么要用“参观”一词，雷法章于1981年3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中，有如下解释： 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投票结果显示，在49万合格投票人中，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其实，如此高的支持率在雷法章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滑稽剧而已。 雷法章说，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事务人员的面签字，没几人敢公然签在反对栏中；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他们之中纵然有意志坚定者，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根本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而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人民本可以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拒绝前往投票，但是无奈投票人的姓名早已写在投票簿上，并且编了号，如果有人不来投票，直接由事务人员代劳，轻而易举，无从稽考。 雷法章沮丧地回到重庆，向蒋中正递呈了外蒙古“全民公决”的情况记录。蒋中正虽有不满，但毫无办法。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公告，外蒙古独立。同年，蒋中正在美国支持下，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否认外蒙独立。因此，直到今天，在台湾地理教科书上，外蒙仍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对于外蒙的实际丢失，蒋中正一直不能释怀，7年后，他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这样一段心迹表白：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蒙古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定条约和附件……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关于外蒙古问题，毛泽东很早就开始关注了，他曾经两次向苏联提出蒙古回归。 5、第一次提出外蒙回归 1949年1到2月间，米高扬在中国访问，毛泽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他进行过一番对谈，通过他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这次谈话，米高扬在报告中是这样记载的： 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而外蒙才100万。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 正如所有人所了解的那样，毛泽东的这一想法自然没能实现。 6、承认外蒙独立 新中国刚一成立，毛泽东在1949年年底第一次出国访问，去拜见斯大林。见面后，斯大林曾问毛泽东：“您这次访苏有些什么打算？想办点什么事情？”毛泽东回答：“我想搞点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苏联人听了，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还是王稼样逐渐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打破了僵局。苏联过去同国民政府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该废止那个条约，同新政府签订—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 王稼祥对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作了暗示，透露了毛泽东的想法。很快，情况汇报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表示很高兴，他提议说：“毛泽东同志，最好由我们两个来联名签署这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毛泽东拒绝说：“斯大林同志，订立条约是政府间的事，应该让我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来办。” 周恩来匆匆飞来莫斯科，发现苏联人给自己抛出一个难题，那就是外蒙问题。苏联人担心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因此特意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视为签订中苏条约的前提。对此，毛泽东万分愤怒，但依然无法改变事实。 7、第二次提出外蒙回归 在外蒙问题上，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心结。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夺权，1954年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为了表示友好，赫鲁晓夫解决了两国之间此前遗留的许多问题，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毛泽东又想到了外蒙问题，他对周恩来说： “我看这次新的苏联领导人很有诚意。我为他们这次能这么干脆地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感到满意。真是应该值得庆贺的事。但是，现在唯一遗憾的是……外蒙古问题。” 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要他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他估计难度颇大。“主席，这个问题恐怕……” “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 可见，在当年特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外蒙古独立竟是被万众欢呼的高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