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俘虏大部分都被清军凌迟处死
清代统治者对农民起义俘虏的处理，一般都是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被俘都受到了凌迟之刑。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还是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以凌迟之刑。 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常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椿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千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中国历史上死于非命的皇帝很多，但被凌迟处死的却只有一人，那就是太平天国的幼天王洪天贵福。他是如何登上帝位，又是为何在16岁的豆蔻年华即被凌迟处死呢?洪天贵福是天王洪秀全长子，1849年生于广东花县，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立为幼天王，从1860年起即以幼天王名义发布诏旨。1864年6月6日洪秀全死后即位称幼天王，7月19日天京(今南京)陷落后突围至广德，由干王洪仁干等护卫，经皖南入江西，准备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部会合，但行至江西石城时一千余人的护卫部队被清军击溃幼天王只身逃脱藏身于一山洞内四日，后来实在饥饿难耐外出觅食。 适值10月，正是秋收季，当地人有雇人割稻的习惯，称香客。洪天贵福求人剃了头，化装成香客割稻，但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幼天王哪吃得下这般苦，很快被搜寻的清军发现，10月25日幼天王被俘，11月18日被凌迟处死于南昌。1864年天京被清军攻陷，清军随后对天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城，无数太平军被俘女兵遭受了骑木驴游街然后凌迟处死的酷刑。 1860年6月13日《华北先驱报》上目睹清兵凌迟太平军俘虏的信件：“太仓被占领的次日，上午十一时光景，有一大批俘虏被押送到卫康新附近清军营地。这批太平军，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 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些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棵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太平军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酷刑，他们的衣服被剥光，每个人被绑在一根木桩上面，受到了最精细的残忍酷刑。 他们身体的各部分全被刺入了箭族，血流如注。这种酷刑还不能满足那些刑卒的魔鬼般的恶念，于是又换了别种方法。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令人不忍卒睹......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数小时内都一直痛苦地扭动着。大约在日落时分，他们被一个兽性的清军刽子手押到刑场上，这家伙手里拿着刀，急欲把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简直像个魔鬼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牺牲者，威风凛凛地把他们拖到前面，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后把他们乱剁乱砍，用刀来回锯着，最后才把他们的头砍断一大部分，总算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解析抗战时中国出现大量汉奸的原因
抗日战争，我们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据战后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还不包括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间长达6年的侵华战争)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被日本强盗在战争中屠杀了的3500万中国同胞的生命的价值），6000亿美元，按当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就是将近50000亿人民币。当然，这还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损失，在精神层面，日本侵华战争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荼毒，更是罄竹难书，影响深远。 据有关资料，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汉奸不仅是伪军，还包括伪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个数量不好统计，但其作用是极大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奸文人。如周作人之类。还有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任何一个国家在外族入侵之时，都会出现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这不奇怪。奇怪的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会出现这么多汉奸？这些汉奸是这么炼成的? 这或许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来探讨。就外因而言，首先是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其次，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最后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然而，这些外因，也只为抗战其间汉奸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现实土壤，这些恶之花的五彩缤纷，还得寻其内部原因。 大致说来，如果一个民族在战争其间，出现了大量以本民族对抗的所谓“卖国贼”，这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换言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卖国贼。这个所谓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既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给国人的影响。 原本中华民族并不缺乏爱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国家和民族认同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准则。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初步形成，中国人就坚持国家正统和国家一统的理想，不但“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且华夷之区隔是很强烈的，在民族遭遇外侵的存亡之际，总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游《示儿》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然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精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在抗战前后，不但一般社会成员好多对国家的观念模糊，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情况。从国民党来说，先是“九一八”坚决不抵抗，将东北拱手相让给日本；后来是公开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坚决要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后来在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后，蒋介石同意了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但也搞了不少磨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要消灭新四军；汪伪政权成立后，蒋介石也没有中断和日本的暧昧的谈判。从共产党来说，也在抗战中奉行保存实力、发展壮大的方针，毛泽东怒斥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暴露了共产党的主力”，引来了日军对八路军的围剿。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是在敌后搞游击战，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军队从红军仅剩的三万人，发展到百万之众。要之，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这就是抗战中，汉奸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
抗战中国民党阵亡的高级将领
一、历次战役中阵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天津战役：1937年7月28日，阵亡国民党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45岁），132师师长赵登禹（39岁），佟麟阁副军长是抗战开始以后第一位阵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两人殉国后均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2、南口战役：阵亡国民党第72师416团少将团长张树桢。 3、山西淳县城防战：阵亡晋军19军205旅407团团长刘良相，团附高有麟。 4、原平城防战：阵亡晋军65师196旅少将旅长姜玉贞（44岁），后被追赠为陆军中将。 5、忻口战役：阵亡陆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第54师师长刘家麒，第5独立旅旅长郑廷珍，后均被追赠为陆军中将。 6、凇沪会战：1937年8月14日中午，阵亡第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40岁，黄埔一期），后追赠为陆军中将。 8月25日，阵亡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35岁，黄埔一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一期）。 1941年4月24日晨5时许，曾经率领88师524团1营（加强营）450人坚守四平仓库的中校团附谢晋元被叛徒杀害。牺牲后被追赠为陆军少将。 7、台儿庄外围腾县战役：川军第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124师代师长税娣青阵亡，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8、徐州会战之蒙城守卫战：阵亡第21集团军48军173师副师长周元。 9、山东荷泽（武汉保卫战外线）：第23师师长李必蕃伤重身亡。 10、南昌保卫战：1939年3月20日，第76师师长王凌云，旅长龚传文中流弹身亡。 11、反攻南昌（未果）：1939年5月6日阵亡第29军军长陈宝国，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12、第二次随枣会战：1940年5月8日，第84军173师师长钟毅伤重后被日军包围，毅然举枪自戕。年仅39岁，后被追赠为陆军中将 。1942年5月16日下午4时许，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 阵亡于湖北宣城县。是国民党在抗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高级将领。殉国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其遗体被出于尊敬的日军就地安葬。毛泽东为其书写了“尽忠报国”的题词。 13、第二次长沙会战：74军51师师长李翰卿阵亡，后被追赠陆军中将。 14、常德保卫战：1943年11月15日，阵亡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追赠陆军中将；44军150师师长许国璋伤重自戕。 15、中国远征军：1942年5月18日，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中二弹重伤，于26日伤重殉国，年仅38岁。 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中大量杀伤日军战役 1、凇沪会战：虽以国民党军队败退结束，但拥有海空优势的日军仍不得不付出6万余人的伤亡代价。而以血肉之躯 抵挡日军坦克火炮的国民党军队伤亡更是数倍于日军。 2、台儿庄大捷：李宗仁指挥蒋介石眼中的杂牌部队（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担任防守重任）重创日军精锐矶谷师团，杀伤敌军11984人，俘敌700余名。国民党军队伤亡2万余人。 3、万家岭（江西庐山附近）大捷：薛岳指挥第1兵团主力，歼灭日军精锐106师团主力1万余人，俘敌300。 4、广西昆仑关战役：杜聿明指挥第5军在昆仑关打败了有“钢军”称号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击毙敌旅团长中 村正雄，联队长三木吉之助。日军伤亡4000余人，中方伤亡16795人。 5、常德保卫战：国民党第74军57师8315名官兵在师长余万程的指挥下，在日军4个师团的疯狂进攻下坚守15天。57 师伤亡达7800余人，杀伤日军近万人。（整个常德会战日军伤亡2万余人）该保卫战被一些国际友人称为“斯大林格勒第二”。 6、衡阳保卫战：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国民党第10军外加暂编第54师1个团共2万人，孤军守城47天，抵抗日军第11 军数十万人的进攻。击毙日军第68师师团长佐久间为，重伤参谋张原田贞三郎。日军伤亡19380余 人，中方伤亡17000余人。 7、同古保卫战：中国远征军第5军新22师（全副美式装备）以不足万人兵力抵挡日军2个师团近5万人的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由来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战斗历程。然而，时至今日，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究竟最早始于何时，使用情况如何，其历史根据是什么，在党史和军史界仍说法不一。 1、“解放军”称谓由来的几种说法 “解放军”称谓最早始于何时？一种意见认为，最早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于1944年9月22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的，他指出：除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10月7日，在讨论组织河南军区问题时，刘少奇又提出：河南军区受延安指挥，以河南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从而认定这是最早提出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4日致新四军第5师的电文中，指出：从陕北派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也有的意见认为，最早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司令朱德于1945年8月11日，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面反攻阶段的受降命令中，提出了山西解放军的称谓。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包括各路解放军和山东解放军等称谓，虽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出，但未正式使用。这些观点，均值得商榷。 2、刘少奇最早提出“解放军”的称谓 据现已查到的文献档案资料记载，关于解放军的称谓问题，最早应出自刘少奇于1944年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高干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正规军、游击队合起来叫解放军，或加之为国民革命军解（放军）。”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文献档案资料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的称谓。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继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军委较早提出解放军的称谓后，比较集中的是毛泽东于1945年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和解放区军民展开全面反攻以后。8月11日，朱德提出“山西解放军”。8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当前的紧急任务》的社论，多次出现“解放军”的提法。《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应视为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第一次公开的提出了解放军的称谓。8月26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又一次正式出现“解放军”的提法。 这一阶段，不仅提出了解放军的称谓问题，而且在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山东军区中开始正式使用。1945年1月19日，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1月20日，以挺进粤中的中区纵队一部为基础，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8月15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等提出部队番号改称“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机关称山东解放军总部。1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后，山东军区所属部队统一改编成山东解放军8个师、12个警备旅。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一阶段，解放军的称谓，不仅公开正式提出，而且也使用了。但这时解放军称谓的提出和使用，是极不规范的，很不一致，没有一个统一的改编命令和时间。有时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并用，有时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统称解放军。就解放军的称谓而言，有时称解放军，有时称人民解放军，有时称人民抗日解放军，有时则称国民革命解放军，有时冠以地名，或称山东解放军和山西解放军，或华东人民解放军。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重庆谈判，其焦点是人民军队整编和解放区政权存在的问题。为了战略和政略上的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继续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提出和使用解放军的称谓。 3、“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第一次提出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重新提出，并且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中，再次提出“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随后，新华社和毛泽东发表的文章中，也多次公开出现人民解放军的提法。10月3日，《解放日报》在《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的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 从1944年至1947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提出——中断——再提出的过程。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是一个单纯叫什么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为了适应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国内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军民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和国共两党两军矛盾突出时，开始提出和使用解放军称谓。当国共两党两军关系缓和、重庆谈判开始后，人民军队则中断了解放军的称谓。在国共两党和谈关系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的称谓再次出现，并且逐步趋向统一。其次，是由新的军事战略转变所决定的。从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到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人民军队实行了由游击战为主到以正规战为主的新的军事战略转变。随着作战对象和作战形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军队组织形式和名称的变化。再次，是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各战略区野战兵团的迅速组建和扩大，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趋势不断加强，集中性和统一性的要求逐步提高，这不仅在指挥关系和编制体制方面反映出来，而且在称谓的规范和统一问题上也得以体现。从加以多种前提的解放军，逐步统一为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了夺取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要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日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出：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野战部队的“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各步兵兵团、军、师、团，各骑兵师、团，各炮兵师、团等，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作为地方部队建制的军区，其“第一级军区（即大军区），现有五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第二级军区，现有三个，亦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豫皖苏军区，冀热辽军区”；游击部队，则依情况需要和可能由各地军事机关自行组织。随后，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勿忘国耻：八国联军侵华
1、战争的起因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外国列强多次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4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英、法、德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 2、八国联军侵华 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5月28日，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绝人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3、沙俄趁火打劫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消息传到俄国，沙皇政府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除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00年11月，俄国胁迫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1900年6月10日，外国侵略军2000多人在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攻，沿途遭到义和团民众的抵抗。11日，义和团与侵略军在落垡车站附近展开白刃战。18日，义和团将进犯廊坊车站的侵略军包围起来，发动攻击，打死打伤侵略军数十人。19日，西摩尔败走天津，途中遭到民众堵截，死伤400人。22日，狼狈退到天津西沽。6月17日，另一支侵略军在大沽登陆，进犯天津，一路处处挨打，直到23日才窃据老龙头车站（现天津车站），并和在西沽的侵略军会合，到达天津租界，向天津城发动进攻。7月6日起，天津战事激烈，张德成领导义和团众在紫竹林与侵略军血战三昼夜。14日，天津失陷。 侵略军向北京进犯以及大沽炮台被攻占的消息传到北京，激起民众的无比愤怒。民众先后将在京挑衅杀人的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处死。6月15日到20日，先后向西什库的外国教堂及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发起猛烈的攻击，狠狠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 4、《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乞和。列强各国本想武力瓜分中国，在中国人民的反抗下，没能得逞；同时，各国各有打算，互不相让，矛盾重重，使得它们需要继续利用和维护清政府，通过清政府间接统治中国。 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了出兵的八国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 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9亿8000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大明忠贞宰相--于谦
明朝中期，有一著名的宰相叫于谦，字廷益，钱塘人（今浙江杭州），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进士。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任御史，明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升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整顿军备。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于谦升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公元1449年）秋季，明英宗在大太监王振裹胁下盲目出兵，却在与蒙古瓦剌部也先军的决战中，五十万明军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被七万瓦剌军击败，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剌军乘胜进攻京师（今北京）。主力军覆没、皇帝被俘，引起整个大明王朝的混乱和恐惧，大臣们纷纷提出退守次都（今江苏南京）。在此紧要关头，于谦反对迁都，力主抗战，果断地拱推明英宗的弟弟明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明景帝，稳定了朝堂政局。 明景帝即位之后，晋升于谦为兵部尚书，率勤王之军击败了瓦剌军，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战后，他首创团营军制，加强边戍，委任名将镇守。他主张以战求和，多次击败瓦剌军的进攻，迫使其首领也先释放明英宗回朝。 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农历1月中旬，明英宗乘明景帝病重，发动了“夺门之变”重登帝位，之后怀挟私心，诬陷于谦谋反。在农历1月22日卯时，于谦在京师被杀害。于谦被害当天，京城内万千百姓哭声震天，行刑之时，乌云蔽日，可谓是天怒人怨。 之后，在锦衣卫抄查于谦的家产时，什么罪证也没查出来，只看到于谦家的房屋仅能挡住风雨，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书籍之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有一间正室的大门锁得很牢固，打开一看，里面是明景帝所赐的蟒衣、剑器等，密封得很严，从来没有动用过。锦衣卫们皆被他的高风亮节所感动，不禁失声恸哭。 皇太后听到于谦被处死的消息后，叹息、哀悼了好多天。事后，明英宗自己也后悔自己错杀了一位忠臣，那些诬陷于谦的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接二连三地被明英宗以贪污或谋反罪落狱，使于谦的冤情得以天下大白。 一直到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于谦的冤案彻底昭雪，明宪宗在诏书中赞叹于谦道：“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诏书被天下人传诵，历史终于还忠臣以公道。于谦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朝鲜罕见声称永不忘中国支援，意在拉拢中国做靠山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者共36万余人，其中有14万人长眠在异国他乡(在战斗中牺牲11.5万余人，事故伤亡和病故等非战斗伤亡2.5万余人)，在战斗中 负伤22.1万余人，失踪、被俘2.9万余人。而在朝鲜战争胜利之后，朝鲜官方和民间对中国志愿军的功劳一再贬低，最多也只是偶尔提一句“中国军队也做出了一些贡献”，实在是让中国人寒心，让14万中国志愿军亡魂无法瞑目。 他指出，中国人民同朝鲜军民在同一个战壕里同甘共苦，对此，朝鲜永远不会忘记。这还是朝鲜官方在近几十年来首次正面回应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功绩，金正日时代从来都是避而不谈，现在崔龙海终于代表朝鲜官方说出了这句话。朝鲜声称永远不忘中国支援，究竟是为什么呢？请看我的分析如下： 1、朝鲜声称永远不忘中国支援实属罕见 众所周知，朝鲜对中国一贯强硬，甚至非常不友好，包括在中国志愿军所发挥的作用上，几乎是只字不提。就连朝鲜第二次核验这样重大的事情，临到要试验核爆炸前20分钟，才通报中国，根本就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这次朝鲜高官而且是政治局常委，出乎公众意料地在报告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同朝鲜军民在同一个战壕里同甘共苦，对此，朝鲜永远不会忘记”，实在是多年来非常罕见的现象。 2、意在表明朝鲜并非“白眼狼” 感恩是人类的美德，也是国与国之间友谊的见证标志之一。围绕朝鲜，中国人近期议论较多，特别是对朝鲜颂扬“百战百胜的钢铁元帅”打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丝毫不提志愿军作出的牺牲，忽视甚至贬低中国作用意见非常大。 3、朝鲜声称永远不忘中国支援还有深刻意义 朝鲜如今危机四伏，可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金正恩体制领导下的朝鲜，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希望基本破灭，要想改变朝鲜面貌，改革图变，只能依靠中国支持。金正恩明白，美国可以横扫世界上不听话的国家，却之所以不敢动朝鲜，正在中国做后盾的缘故。如今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倘若中国果真放弃朝鲜置之不管，朝鲜即便不倒塌崩溃，至少日子会相当地难过。 4、称永不忘中国支援为金正恩年内访华创造条件 前不久发生了朝鲜扣押勒索中国渔船渔民的事件，此事极大地引起了中国的公愤，至诚大兵我也写博希望金正恩能够出面道歉。中国为此还采取了若干巧妙的“制裁”举措。在这样的条件下，显然不适合金正恩访华。此番朝鲜高官罕见赞扬中国，更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示好”表现，消除中国前不久对朝鲜扣押勒索中国渔船渔民的愤怒，委婉表达朝鲜的愧疚，为金正恩年内访华创造条件，更好地促进中朝友好，理所当然地获得更多中国援助。 总之，朝鲜声称永远不忘中国支援，虽属罕见，却有着战略转变的意蕴在内，既是表明朝鲜的感恩不忘，又是表明朝鲜即将改革开放，既是委婉表示过去一些做法不妥的歉意，又是为金正恩年内访华创造条件，既是示好拉拢中国做靠山，又是表态强硬不怕美国。
大辽传奇皇后--萧皇后
萧燕燕 民间广为流传的评书《杨家将》中，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萧太后。她的原型，就是契丹历史上举足轻重、风光无限的承天皇太后——萧燕燕。公元953年，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妻子——应天太后述律平，走完了她75年的人生旅程，寂然去世了。但紧接着，她的娘家又传来一个女婴响亮的啼哭声。这位女婴就是日后契丹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承天太后萧燕燕。 萧燕燕的父亲萧思温是“断腕太后”述律平的族侄，他长期担任南京留守，却从来没有依靠自己的本事打过一场胜仗。唯一的一次“大胜”，也不过是后周世宗柴荣在战事中途病重，让他拣到了个现成的大便宜。不久，他因功被召回京城，做了侍中。萧燕燕的母亲是太宗耶律德光的女儿，萧思温娶了这位燕国公主后，一连生了3个女儿。长女名叫萧胡辇，二女名字不详，三女就是萧燕燕。据说，“燕燕”之名，就是来源于她母亲有燕国公主的封号，而其父也曾在燕地做官的缘故。燕国公主没有为萧思温生下传宗接代的儿子，但萧思温并不像别的契丹贵族那样，纳妾生子，只是过继了自己的族侄为子。夫妻俩鹣鲽情深，萧思温经常亲手给妻子梳头画眉，羡煞旁人。这样的家庭，对于萧燕燕的成长自然是极有好处。 3个女儿被萧思温视若掌上明珠，从小就让她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尤其是美丽聪慧的萧燕燕，更是深得父亲喜爱。《辽史》上夸她“早慧”，并记载了一件很有趣的小事：萧燕燕小的时候，有一天，漫天风沙过后，萧思温故意叫3个女儿去打扫庭院。两个姐姐敷衍了事，马马虎虎，仅仅做个样子。唯有萧燕燕非常认真，把庭院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萧思温见状，暗暗点头：“此女必能为萧家立下功业！” 耶律璟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儿子，这个表面英武的家伙对治国、对开疆拓土，甚至对女人，一概都不感兴趣。唯一能吸引他的只有酒精。 穆宗在位19年，《辽史·穆宗本纪》对他的记载却统共不到20页。其中，除去记载进贡的、反叛的、天灾人祸的，剩下就记录了这位穆宗皇帝醉心于喝酒、杀人的事迹。因为嗜酒，穆宗大多数时候都处于非清醒的状态，经常喝的烂醉如泥。要是喝醉了乖乖睡觉也好，偏他酒德不高，常常醉话连篇，看见谁说杀谁！ 公元969年2月，穆宗皇帝带着萧思温等亲信大臣前往黑山，游猎罢回到行帐后又喝多了。顺嘴说了句要杀掉某某侍者，然后就昏睡过去了。早就被吓破了胆的侍者们，看着酩酊大醉的皇帝，决定彻底地给自己一个解脱。于是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厨子辛古等6人合力将睡梦中的穆宗皇帝送上了黄泉路。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完全没有关于这位皇帝宠幸过哪个女人的记载。到38岁被害为止，穆宗连子嗣都没有留下来。萧思温向来与辽世宗耶律阮的次子耶律贤来往甚密，他决定做个大大的投机，一面封锁消息，一面连夜报讯给耶律贤。 耶律贤闻讯，立即率亲信高勋等人，带着千余名铁甲骑兵奔赴黑山。抵达时，正是穆宗遇刺的次日黎明。他立刻在穆宗的灵柩前举行了继位之礼，接手了耶律璟留下的烂摊子，当上了辽国的皇帝。是为辽景宗，年号“保宁”。为了表示感激，耶律贤一回上京，就晋封萧思温为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尚书令、魏王，并且下诏征选早慧聪明、美丽动人的萧燕燕为妃。带兵打战没什么本领的萧思温，看人却很有准头。16岁的萧燕燕嫁给耶律贤后，很快就从贵妃晋升为皇后。 耶律贤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契丹帝国的政治开始显现出一派清明气象，国力也随之上升。立志要做治世贤君的辽景宗，整日捧着《贞观政要》研读，倒是颇有乃祖之风。可惜天不遂人愿，没给他一个好身体。做了皇帝后，又患上了风疾，身体非常虚弱，严重的时候，连马都骑不住，更别提处理军国大政了。 就这样，萧燕燕适时地走到了前台，每逢耶律贤犯病时，萧燕燕都代他上朝处理国事。一开始，萧燕燕还仰仗父亲在朝中的支援，但时间一长，她对政务越来越熟悉，内外周旋之中，竟然可以游刃有余了。耶律贤发现了妻子的才干，干脆放心地将朝政交给她，自己以养病为由开始了休闲娱乐。 萧燕燕大权在握后，父亲萧思温也迅速成为朝中的重要人物。然而树大招风，这种显赫引来不少人的妒恨。公元970年5月，萧思温随景宗出外行猎时，遭到了政敌的刺杀，猝不及防，一命归西。父亲的死，使年仅17岁的萧燕燕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如此残酷的权力斗争也使她的政治阅历迅速地成熟起来。两年之后，19岁的萧燕燕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为辽景宗生下了长子耶律隆绪。景宗后继有人，对萧燕燕更是宠爱无比。 在萧燕燕的努力下，几年后，辽国经济形势好转，军事实力日益增强。朝野上下，对年轻的皇后刮目相看。为了对妻子几年来的辛劳表示回报，景宗将一个皇帝所能给予的最高嘉许和信任都给了她。公元976年2月，辽景宗传谕史馆学士：“此后凡记录皇后之言，亦称‘朕’暨‘予’，并著为定式。”这就是说，景宗将妻子的地位升到了与自己等同的位置，把契丹王朝的军政大权，彻底交到了萧燕燕手上。 公元979年，统一了南方的宋太宗赵光义发动了征伐北汉的太原之战。萧燕燕清楚，宋太宗征伐北汉，最终目的是夺取燕云十六州。萧燕燕不希望失去北汉这个辽宋之间的缓冲地带，于是，派人到北宋交涉，希望北宋不要征伐北汉。但是，赵光义自恃兵强马壮，对萧燕燕的警告置若罔闻，在消灭北汉之后，宋太宗不顾胜利后不得奖赏、心有怨恨的将士们的反对，强令疲惫不堪之师，徒步600余公里，越过连绵险恶的太行山脉，去进攻辽国。 战争开始时，宋军兵不血刃，连克军事要地，并对辽朝的“南京”幽州城(今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一时之间，赵光义不禁有些飘飘然了。却全然不知自己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已正中了萧燕燕“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计谋。在接下来的高粱河会战中，宋军三面受敌。原本疲惫、厌战的将士在酣战之时突然叛变，顷刻间，宋军全线溃败，死者万余人。宋太宗本人也身中流矢，腿部受伤，乘驴车狼狈狂逃。辽军追至涿州，缴获宋军兵器、粮秣无数。宋太宗腿上的两处入骨箭伤，竟成了他日后病死的主因。 次年10月29日，萧燕燕与丈夫亲率大军进围瓦桥关(河北雄县)。赵光义命宋军严密设防，阻截辽军南下，并亲率大军驰援瓦桥关。但辽军进展迅速，宋朝援军尚未赶到，辽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已率前锋军将瓦桥关包围。萧燕燕抓住战机，命令耶律休哥出击。辽军兵锋锐猛，奋力冲杀，宋军不敌，退至莫州(河北任丘北州镇)，被辽军追及，展开决战。宋军损失很大，几员战将被俘。心有余悸的赵光义，怕重演高粱河之战的悲剧，不敢再进，只好草草收兵。 公元982年9月，在瓦桥关决战之后两年，35岁的辽景宗到达云州(山西大同)境内，游猎于祥古山时得了重病，最后在赶往云州的途中死在了焦山行宫。当时，萧燕燕刚刚30岁，太子耶律隆绪12岁。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虎视眈眈地盯着皇位，局势马上变得险恶起来。萧燕燕手握一纸“长子隆绪继位”的遗诏，牵着12岁的儿子，召来景宗临终前委托后事的大臣韩德让和耶律斜轸，问道：“母寡子弱，族属雄壮(指契丹皇族势力)，边防未靖(宋军威胁)，你们来说，我该怎么办？” 韩德让、耶律斜轸两位股肱之臣忙跪地表忠心，“只要您信任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韩德让建议萧燕燕下诏让各诸侯王回到自己的领地，相互之间不得互通消息和见面。在解除了宫廷政变的危险之后，萧燕燕宣布景宗遗诏，立太子耶律隆绪为皇帝，是为辽圣宗。萧燕燕则被尊为“承天皇太后”。 韩德让是汉族人，在景宗大量提拔运用汉官时崭露头角。为景宗朝的政权巩固，百姓安居乐业出了很多好主意。因此他屡屡升官。此次，韩德让又因拥立有功，官升一级。萧燕燕命其统掌御府禁卫军，总理宿卫事，参决大政。于是，韩德让一面主持朝廷政务，安抚臣民，一方面兼起保卫皇太后和小皇帝的责任。他对上京临潢府实行戒严，使得以萧燕燕为首的领导核心，很快稳住了局势，渡过了危机。由此，萧燕燕对韩德让也愈加宠信，并迁升他和耶律斜轸分掌南、北枢密院。 经过多年与北宋的交战，萧燕燕早已彻底摸清了北宋政府的实力和君臣怯战的心理。但即便如此，辽宋之间的战争——对燕云十六州的领土争端，也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萧燕燕敏锐地意识到：与其这样无休止地相互征伐下去，不如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但双方进行了这么多年的战争，怎么个“和”法，还需要讲求策略。萧燕燕深谙“进攻是最佳的防守”，所以，采取了以战止战，以攻求和的策略。公元1004年，萧燕燕发动了一场长驱直入北宋腹地两千多公里的南征——澶州战役。 萧燕燕发动此役，本意就是以战求和，宋朝的表现正合其意。于是，双方和谈就此开始。契丹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朝的条件则软弱的多。只要契丹能尽快退兵，宋朝愿以金帛代地。 经过讨价还价，引人注目的“澶渊之盟”就此签订。燕云十六州维持现状，宋朝每年给辽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为“军饷”，宋与辽结为兄弟之国，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真宗皇帝称萧太后为叔母。“澶渊之盟”是辽国一次军事上的胜利，也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此后118年间，辽宋之间再未发生过大的战事。契丹百年和平基业自此奠定。 表面看起来，萧燕燕的日子过得很舒心。丈夫在世时，身体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两人十分恩爱，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专宠的地步。萧燕燕16岁入宫为后，到丈夫英年早逝，夫妻二人共同生活了将近14个年头。14年中，萧燕燕为丈夫生下了4子3女共计7个孩子。这是历代君王难以想象的鸾凤和鸣，也是帝后之间“多子多福”的性爱见证。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见不到一个后妃给皇帝生这么多孩子！丈夫去世后，儿子耶律隆绪即位，小小年纪却也十分懂事。朝中有一批贤能之士辅佐，对其他政权的战争也取得了开国以来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胜利。她执掌朝政期间，帝国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不过，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萧燕燕的这本经，难念的程度更是非同寻常。 萧燕燕大姐嫁给了齐王耶律罨撒葛，二姐嫁给了宋王耶律喜隐。萧燕燕的两个姐姐嫁给两位皇叔，并非因为郎才女貌，实在是一场政治联姻。因为这两个皇叔有一个共同的嗜好——爱谋反。早在穆宗时期，这两位亲王就因为谋反而被穆宗查处。 景宗即位后，罨撒葛、喜隐等人被释放，而且得到进封。为了进一步笼络、监督两位皇叔，景宗将萧燕燕的两位姐姐嫁给了他们。但是，事与愿违，对“皇命婚姻”不满的两位姐姐，却搞起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把戏，成了两位皇叔夫唱妇随的同路人。于是，原本就心怀不轨的两位皇叔，更是有恃无恐，一次又一次发动叛乱。叛乱虽然都被挫败，但碍于景宗的仁慈，碍于姐妹之间的情分，萧燕燕不得不一次次赦免他们。公元972年，齐王罨撒葛病逝，萧燕燕与大姐的关系得到缓和，并且逐渐重归于好。公元994年8月，契丹西北边境不安，为加强对西北各部的控制，萧燕燕命令能征善战的大姐，统兵3万，镇守西部边疆。 在卫戍西北边疆的寂寞岁月里，齐王妃对一名相貌俊美的奴隶挞览阿钵一见钟情，二人在漠北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主仆恋”。萧燕燕知道后非常生气，对这位蕃奴严加刑罚，并将他发配到了远方。后来，萧燕燕虽然应允了大姐的请求，准予她二人结婚，但这一次惩罚“主仆恋”带来的羞辱，却使大姐对萧燕燕妒恨交加，挞览阿钵更对那一场痛打牢记在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齐王妃决定为前夫报仇，为后夫出气。她计划带着自己的党羽，从原本由自己把守的西北边境出逃，与骨历扎国联合举兵谋反。然而消息很快就走漏出去。萧燕燕闻讯，立即先发制人，将他们一举擒拿，先后囚禁在幽州和怀州两地，并于1007年6月将二人赐死，其余主要党羽全部活埋。 二姐与萧燕燕的关系，似乎从来就没有过转机，起因也是在丈夫身上。在嫁给喜隐之后，她不但不笼络和监督喜隐，还积极参与喜隐的一系列谋反活动。谁知老天不佑，喜隐虽有锲而不舍的毅力，却屡叛屡败，终至罪不可赦，被判死刑。二姐深知景宗朝的内外政务，都决于萧燕燕一人之手，因此对自己的妹妹产生了刻骨的痛恨。后来她试图以宴饮为名毒死妹妹，却被婢女告发。萧燕燕不得不对二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毒酒鸠杀。 公元996年，三女延寿奴因为生育而患病，心疼女儿的萧燕燕将自己宫中的女官贤释派去侍候。谁知萧恒德竟然见色起意，不等妻子病好便迫不及待地与贤释勾搭成奸，当着公主的面两人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公主被气得病势越发沉重，终于不治身亡。作为母亲，萧燕燕在得知女儿身亡的底细之后，怒不可遏，立刻下令将驸马萧恒德赐死，为公主殉葬。 公元1009年11月——“澶渊之盟”后5年，享受着儿女孝顺的承天皇太后萧燕燕为儿子举行了传统的“柴册礼”，将皇权交还给了耶律隆绪，决定从此结束她在景宗、圣宗年间的“摄政”生涯，去南京（今北京）安享晚年。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她竟因病意外地死在了南行途中，终年57岁。萧燕燕的死令圣宗悲哀异常，寝食俱废，一直哭到呕血。圣宗为母亲上谥号为“圣神宣献皇后”，隆重安葬于乾陵。有人称萧燕燕是一个可以和武则天相媲美的女子。
溥仪--自曝一生做过4次皇帝
1959年12月4日这一天，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伪满和国民党战犯忐忑不安地坐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礼堂中央悬挂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红色条幅分外醒目。会场一片寂静，战犯们既激动又紧张，不安地望向谈笑风生的管理人员，他们手中握着的正是特赦名单中。原本不停地在心中祈祷的溥仪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溥仪转过身时，人们发现他早已是泪流满面。所有人都没想到，第一个被特赦的竟然是这个末代皇帝。其实，溥仪最该感谢的人是毛泽东，原本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但毛泽东却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要有这个气魄。” 几天后，溥仪和同一批特赦的狱友们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平生第一次与老百姓们坐在一起，溥仪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新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生活又会如何呢?正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车上发生的一幕给了他最好的答案。一声“大哥”，让溥仪心中五味杂陈。虽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却从来没听到过这个亲切的称呼。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些弟弟妹妹则是臣服在他脚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仪第一次体会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温暖。 回京不久，周恩来就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周恩来问溥仪：“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溥仪说：“我对医学感兴趣，在战犯管理所的医务所帮过忙，所以我想当个大夫。”周恩来却不赞成，风趣地说：“你就会改药方，非得给人家治死不可。”听了周恩来的话，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仪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属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行前，周恩来请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据说，有人曾建议安排溥仪到故宫去劳动，周恩来不同意，他说：“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为溥仪考虑得不可说不细。 对于溥仪的到来，植物园领导非常重视，大家对溥仪的态度也很友好。带着溥仪干活的冀绪英回忆，开始溥仪总是一声不吭，开生活会时也只是闷头作笔记，从不发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这种拘束感才慢慢消除，开始和同事们熟络起来。 溥仪待人随和，爱跟年轻人开玩笑，拍人肩膀时也特别使劲。卢思聪记得，一次小伙子们逗他讲清宫秘闻，溥仪说自已小时候爱吃春饼，有一回吃多了，两个太监就拎着他的胳膊往地上礅，说是帮他消化。溥仪讲故事时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畅快地笑起来。卢思聪说，溥仪从不忌讳谈清宫的事，但对日本人他却从来不提。 第一次面对独立生活，溥仪的糊涂和邋遢也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植物园研究员董保华记得，有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见溥仪在自己家周围转悠，一问之下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溥仪晚饭后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另一位研究员范增兴则经常看到溥仪穿衣服扣错扣子。“我说他，他也不生气，哈哈一笑，说：‘我怎么这么笨啊!’” 不过，溥仪也有发火的时候。植物园附近住着很多旗人，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一些旗人忽然跪倒在他面前，还口称“皇上”!溥仪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溥仪对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1960年11月26日，溥仪随同事们参加了当地的人民代表选举。 那天，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选票时，他甚至激动得落泪。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6亿同胞一起，成了这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有人觉得不解，因为选举权在别人眼里太过平常了，但只有溥仪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他的认可。 一次，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溥仪曾幽默地说：“我曾经做了4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10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1年初，溥仪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之后，溥仪和第一批特赦的7个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在此期间，溥仪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溥仪当时住在机关大院东小楼下面的两间房屋内。当时在机关吃饭要换饭票，有一次溥仪来饭堂吃饭，因为他嫌算账太繁琐，就把自己的钱包往窗口一搁，对服务人员讲：“需要多少钱，你们自己拿，需要多少拿多少。” 溥仪在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时也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天，溥仪出门乘坐公共汽车，一心秉承“女士优先”的绅士原则，所以在上公共汽车时总是让女同志先上车。司机以为他不乘车，将车门“啪”的一声关上，一溜烟儿开走了。溥仪这才着急起来，一边追一边挥手大喊，司机看见了才停下车，让溥仪上来。据说，这是那趟公共汽车营运以来第一次中途停车。 时间一转眼又过了3年，溥仪迎来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年，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几经修改终于付梓出版，同时他也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此时的溥仪已是年近六旬的小老头，他害怕寂寞，爱开玩笑，爱和妻子逛北海、颐和园，最让他愤怒的是别人认为他没有改造好，如果有人将他看作是没有改造好的“皇帝”，他就会拂袖而去。 1967年，溥仪生了重病，卧床不起。对于这个世界，他还有太多的留恋和向往，临终的前几天，他曾拉着前来探视的朋友的手说：“我不该死得这么快!我还没有多做点儿事……”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晚期在北京人民医院去世。
解密蒙古大军怎样解决给养问题
蒙古大军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其给养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据悉以“十户”为标准，规定所需携带的食物和炊具。比如，在入侵花剌子模帝国期间（1219 1222年），蒙古大军每“十户”配备的给养物品是：三条或三条半干羊肉，以及一口大铁锅。 仅凭这些给养是无法满足士兵需要的。要理解蒙古大军的后勤问题，还必须考虑其远征作战的特点，即远征的不仅仅是蒙古大军，还包括军中将士的家眷，以及他们牧养的马、羊等牲畜。比如，旭烈兀率军西征时（1253年），总共带了15万兵马。而据美国历史学家史密斯估计，每名将士大概有5至6名家眷，于是，随军出征的家眷达75万至90万之众。每家又估计牧有100只羊（或100只羊当量的其他牲畜）和10匹马。羊是主要的食物来源，而马则或是战马或是运输工具。如果以每匹马相当于5只羊计算，随军出征的羊的数量为2250万只。，如此庞大的行军队伍，必然会影响行进速度。比如，小羊羔每天只能走5到6公里路程。因此，在遇到紧急军情的时候，大军必然会加速先行，家眷及牲畜则只能慢慢尾随。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干粮，维持生命和战斗力，蒙古兵必然会频频抢劫。 按照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的说法，蒙古统治者之所以不让士兵配备足够给养，是因为“狮子只要不饿，根本不去猎取、袭击野兽”，“吃得太饱的狗不猎野兽”，“饿着你的狗，它才跟你走。”正因为他们欣赏这种哲学，如赵珙《蒙鞑备录》所言：“（蒙古人）凡攻大城，先击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驱使 每一骑兵，必欲掠十人。”当然，劫掠平民以保证自己的给养，并非只是蒙古军队奉行的哲学。比如，依照辽国的兵制，辽兵都不配发干粮，但每名辽兵都配有一名“打草谷家丁”，他的职责就是“四出抄掠以供之（指辽兵）”。 据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恩格斯考证，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马其顿远征军通常会以“结盟”的方式保证给养，否则也会行劫掠之事，“那些没有在马其顿军队到来前就投降的地区被认为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特别的行动来确保军队的粮食供应。” 而蒙古军队需要的不仅是粮食，还包括牧场。如果有哪个地区拒绝臣服，蒙古军会将它夷为平地，使其变成一片牧场。即便选择了臣服，这个地区的良田也经常会被“改造”成为牧场。蒙古人的膳食结构很简单。据方济各会修士卡皮尼所述，“他们吃所有能吃的东西，他们吃狗、狼、狐狸和马，迫不得已时，他们还会吃人肉以及马的胎衣 我甚至看见过他们吃虱子，他们说， 既然它叮咬我的儿子，吸我儿子的血，我为什么不能吃它们？ 我还看见他们吃老鼠。” 乳制品是蒙古人的主食。一匹母马每天能产2.25至2.5夸脱马奶，而每个蒙古骑兵配备了5到6匹马。南宋赵珙所撰蒙鞑备录》如此写道，“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止饮马乳，或宰羊为粮。”现代营养学已经充分证明，马奶中富含的蛋白质和卡路里，能够保证蒙古兵获得足够的营养。 正因为“吃所有能吃的东西”，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再“恶劣”。根据曾在公元1253年访问蒙古帝国的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的说法，战马死于沙场之后，蒙古士兵能迅速分割其尸体，把马肉进行腌制，或者做成干肉，或者做成香肠，或者当时食用，或者熏制后留待日后食用。 如果没有马奶和水可以饮用，蒙古士兵会饮马血。现代科学表明，即便是流失体内三分之一的血，也不会危及马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每匹马能提供14品脱的血，大约含有2184千卡热量。当然，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实际上，无水渴极之时，汉人骑兵也会刺马饮血。 除了自身携带以及抢劫而来的粮食，蒙古士兵还会通过猎捕获得食物。“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对喜好围猎的蒙古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由于史料有限，我们很难具体了解蒙古军的医疗组织情况。依常理推断，萨满巫师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萨满都有比较高深的医疗知识。另外，既然天下巧匠都会被蒙古统治者征用，没有理由医生不会被征用，因为医生和巧匠一样，都能提升或者保持蒙古大军的战斗力。
隋炀帝影响后世千年的功绩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人们斥责他弑父篡位，纲常丧尽，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说他败坏了隋文帝留下来的盛世。虽然后来也有人为隋炀帝翻案，但似乎底气不足，本文就为他们补足底气，讲讲隋炀帝的功绩。 1、统一江山，平定叛乱 杨广正是隋朝的兵马都讨大元帅。杨广二十岁时统一中国（秦始皇灭掉齐国时已近不惑之年），少年英雄，博得人民的广泛赞扬，是故“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来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 2、抗击突厥，加强统治 隋朝初建时，突厥不断侵扰，隋文帝发兵抵御。杨广“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足见其在北御突厥中所起的作用。后明代李贽在评述此事时，也不得不承认隋炀帝“善用兵”。建立东都，也是为了加强统治。就算有吃喝玩乐的成分在里面，可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合于事宜。“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必须“因机顺动” “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 而且洛阳地位适中，便于转运南北固定物资，取得充足供应。 3、修通南北大运河 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这加强了南北沟通，有利于国家统治。对后世有很大好处，只是隋朝享国短促，大运河的好处还没有充分体现出了。唐宋王朝每年都要组织民夫对运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疏浚，以保证运河的通畅。大运河的好处可见一斑。 4、开创科举 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一直沿用到清末。 5、天可汗 隋炀帝在位期间，周围诸国开始向隋朝称臣进贡。由隋炀帝建立起的天朝制度从此影响了历代中原王朝近一千五百余年，直至清廷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鲜独立而结束。 6、沟通西域 打开丝绸之路 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后来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赏赐金银珠宝，虽然大耗钱财，不过这也是大国心理的表现，历代都是这样。沟通西域，加强了与西方诸国的联系，消除了来自西突厥的外患，获得政权的巩固和安宁。同时也促进了隋与西域社会经济繁荣发展。 7、总结 隋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创下了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文成武功。可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连唐太宗都对魏征说，隋炀帝的文功武略，我不如也。只是可惜行事太急了。连年用兵和开挖大运河耗尽了民力，达到了国家承受的极限。以至于民怨沸腾，揭竿而起，最后土崩瓦解。如果他行事稍缓一些，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明万历皇帝--一晚入九次洞房且不理朝政30年
万历皇帝 古代皇帝都很幸福，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并且还有无数宫女可供把玩，实在是可以为所欲为。当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福可以让他享受，而是以他的实力，究竟能够享受多少福?在中国古代，明朝时期，有这么一个皇帝，他一天娶九个媳妇，一个晚上入九次洞房。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的一个人了。这个皇帝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十岁当皇帝，共当了48年的皇帝，是明朝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朱翊钧在位时期，前十年，张居正辅助明神宗处理朝政，社会经济发展较快，黎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十年后，张居正去世，明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因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三十年。公元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明神宗罢朝三十年，史学家称之为 “醉梦之期”，并说这段时期明神宗“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明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废朝政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曾经雄心万丈的大明天子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表面看起来，明神宗荒于政事、不愿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但是，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明神宗之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当然，其身体虚弱的背后，无疑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篇奏章，其中批评明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九五至尊皇帝的私生活这样干涉，使明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明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明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明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 其实，明朝晚期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朝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朝晚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明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明神宗在十七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 至于说到好色，偏宠贵妃郑氏，这倒是明神宗十分得意的一件风流事。说起来明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先祖文治武功，但却一点使他的先祖望尘莫及。他在万历十年，即公元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明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也就是一连娶了九个媳妇。这郑贵妃就是这“九嫔”之一。当时主持后宫的王皇后容貌平常，又秉持着传统的“妇德”，明神宗对她不感兴趣，却对聪慧机敏、风情万种的郑氏十分宠爱，平时一般都在她宫中留宿，后宫妃嫔无一人能及。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郑氏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马上当即册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但这一晋封却引起了宫廷内外的纷纷议论。 原来，明神宗在大婚之前，曾有一次到母亲李太后的宫中请安，忽然一时兴起，看上了太后身边一个王姓宫女，就和她凤倒鸾颠，春风一度。当时，明神宗还是少年天子，不敢让母后知道，他大婚时候的所纳的“九嫔”中也没有这位王姓宫女。但是，这位王姓宫女不久便怀孕了，当李太后向明神宗询问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咬死口不肯承认，后来李太后命人拿出纪录皇帝行踪的“起居注”，一对日期，明神宗才没话可说。然而，李太后却没有生气，倒是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抱上孙子了，十分高兴。于是晋封王姓宫女为恭妃。后来，她就给明神宗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虽然如此，但明神宗却并不喜欢这个王恭妃，那次“临幸”她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等到有了心爱的“九嫔”之一郑氏，就更是把他们母子抛到一边了。而当郑氏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便立刻封她为贵妃，而早就生了儿子的王恭妃，却没有这种待遇。于是在朝野上下看来，这就是明神宗打算废长立幼的标志了。 其实，不论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此时都还不过是小孩子，也分不出什么谁有出息、谁没有出息。或许在明神宗看来，到底要立谁不立谁都是自己的家务事，当然是由自己说得算。但那些大臣们可不那么想，有明一代的大臣们深受理学影响，对于维护礼制有着无比的热情。当年就和明神宗的祖父世宗皇帝因为要不要管亲爹叫爹的问题就大闹一场，气得世宗皇帝在午门打了一百多个大臣的屁股，成为震惊一时的“大礼议”事件。是不是管亲爹叫爹不过是个称呼问题，尚且掀起了这般轩然大波。关系到今后谁是下一任皇帝这样的“国本”问题，就自然更加引起了大臣们的严重关注，于是，当年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上奏，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 这自然是违背了明神宗的心意，于是这位官员马上被贬到遥远的州县。但是，一个人倒下去了，还有千万个人跟上来。一时间，主张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奏章雪片一般的飞到了御前，弄得明神宗晕头转向，心烦不已。一气之下，恨不得像他祖父学习，把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也送到午门去打屁股。但是，明神宗却比他的祖父多少有些涵养，觉得这么乱打一气总归不大像是“圣明天子”所为，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拖为上”的妙计。明神宗先是劝大臣们不要着急，皇后还很年轻嘛，万一她将来生下一个儿子，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何必急着现在就立王恭妃的儿子。但是，明神宗自从宠爱了郑贵妃，就再也不肯到皇后那里去，皇后这儿子又从何生起?群臣们自然是心知肚明，不肯上当，仍然要求明神宗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无奈之下，明神宗只好使出了第二招，即于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准备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借口等他们长大些再择其善者立为太子，以此来搪塞朝臣悠悠之口。结果群臣大哗，明神宗不得不收回前命。后来这件事情一直争论不已，其间又出现了不少“妖书”，影射宫廷嫡庶之争，弄得天下人心混乱。结果，李太后不得不出来干预。她问明神宗道：“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明神宗慌不择言说：“他不过是个宫女的儿子罢了。”李太后本是明穆宗的宫女，因为生了明神宗才被晋封为贵妃，后来儿子即位又成为皇太后的，现在听到皇帝儿子说出这种话来，不由得勃然大怒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明神宗赶紧叩首请罪。得到了李太后的支持，又加上群臣的压力，明神宗只好在万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2年十月，无可奈何地立长子朱常洛才为皇太子。至此，“国本之争”告一段落，朝野上下才算安顿下来。 群臣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明神宗心里却憋了一口气。于是他产生了报复心理：你们既然不让我立喜欢的儿子做太子，那我就“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干脆“罢工”。在这方面，明神宗敢想敢干，想到做到，不让其先辈。他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对”大臣，于是慢慢地就连内阁的大学士们也很少见到他的面了;后来更是发展到不批奏章，臣下们的奏章一概“留中”不发。明神宗心里明白，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奏折，只要一加以贬斥，马上就会给朝臣们找来更多的上奏理由，又使他们得到了“讪君买直”的机会。现在干脆给他一个不理，让这帮“忠君爱国”的臣子们面对皇帝的影子作战。至于他自己，就躲到深宫里与他心爱的郑贵妃风花雪月去了。 明神宗沉迷酒色，不但迷恋郑贵妃，而且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明神宗与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点相像。至于贪财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当朝重臣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前往各地四处搜括民脂民膏。 由于酒色的过度，使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还在万历十四年，即1586年，年仅二十四岁的明神宗就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即公元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明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宣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可见，此时明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明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年间开展的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等三大征伐的军事行动，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伐战事结束之后，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明神宗荒废朝政的情形，有着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朝政大事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朝廷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因此，明神宗为了讨好宠妃而采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罢工”，无疑给大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后果。据有关史料记载，到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定制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然非常严重。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朝廷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到了万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内阁仅剩下了叶向高一个人，六部九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连续八年没有正官。 而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从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朝政运作的效率。神宗萎靡委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大明王朝几乎瘫痪，已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明史》在明神宗的盖棺定论时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