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蒋介石处事方式决定国共成败
毛泽东、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在用人之道上，有着“五湖四海”与“黄埔浙江”、“放手使用”与“越级指挥”、“依法用人”与“帝王之术”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1、毛泽东讲“五湖四海”，蒋介石搞“黄埔浙江”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用人原则在王稼祥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王稼祥因为没有得到半数选票而落选。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吃惊。为了增强党内团结，他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荐王稼祥。王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群体，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确实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在中共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讲话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问题，这一部分毛泽东讲得最多，也最着力。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 他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还特别提到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的讲话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蒋介石用人讲的是封建主义和青洪帮那套江湖法则，强调个人恩怨，任用私人，甚至亲戚朋友，特别是大搞“黄埔浙江”。 蒋介石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蒋介石授衔的将领，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在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其次，蒋介石在用人时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兵力最盛、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陈诚。陈诚的“火箭式”发家史与其“保定系”、“黄埔系”和浙江老乡的身份不无关系。陈诚，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5年，时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晚上，他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仍不思睡，便挑灯夜读《三民主义》。这恰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当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得知陈诚为浙江人，便认定陈诚为可造、可用之才。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便把陈诚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 此后，陈诚一直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一路官运亨通。1932年，在蒋介石、宋美龄的极力促成下，陈诚与国民党元老谭延之二女、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陈诚成了蒋介石最为宠信的心腹和干将，此后便平步青云，成为中央军系统第二位一级上将。到台湾后，更是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 2、毛泽东强调“放手使用”，蒋介石则喜好“越级指挥”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是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也就是说，远离战场的最高指挥要放手前线指挥。在这一点上，毛、蒋二人大相迥异。淮海战役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是同毛泽东的从善如流、“放手使用”和粟裕的战略奇思、斗胆直陈分不开的。 在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挥中，粟裕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集中主力于长江以北打大仗，到“小淮海”以及“大淮海”的战略战役规划，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后，均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颁布实施。 孟良崮战役后，粟裕逐步形成了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构想。而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根据战略形势，作出了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此，粟裕经过认真考虑，三次致电直陈中央，提出在中原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1948年1月2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1月31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重申“子养电”的观点和建议。 4月18日，他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这一重大决策构成了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 接着，粟裕的三次关键性建议，又促成了淮海战役由“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推进演变。豫东战役胜利后，粟裕随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过一天的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答复电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31日，粟裕又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泽东等当即研究同意。 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等分析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即著名的“齐辰电”。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正是因为毛泽东数次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才促成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从而成就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 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对下级总是不能充分信任，事前迟疑不决，任命后又不让他们放手去干，常常越级指挥，使得战事最后往往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同是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后派熊式辉和陈诚到东北，都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接连丢城失地。无奈之下，蒋介石想到了他的王牌战将卫立煌，希望借重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抗日爱国将领，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史迪威则称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然而，蒋介石一方面对卫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又对其充满狐疑之心。卫立煌出发去东北前，蒋介石还亲自面见了卫的秘书，审查一番。 卫立煌到东北后，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拒不出战。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就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坚持己见，一再拒绝蒋的命令。 蒋介石对卫立煌越来越不信任，只好费尽心思在东北物色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命令的将领。他先后属意于廖耀湘和范汉杰，但均不如意。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北平亲自指挥。他命令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坚持认为锦州解围应由关内出兵解决，而没有执行蒋的命令。 蒋介石见战事吃紧，于10月2日、15日、18日三飞沈阳，亲临指挥作战，将卫立煌这个所谓的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完全抛到一边。为了彻底撇开卫，他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收复锦州。东北全境解放后，蒋介石将责任全部推给卫立煌，将其撤职查办，卫立煌只好出走，对蒋也彻底死了心。 3、毛泽东强调“依法用人”，蒋介石则大耍“帝王之术”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将其打死，称为“黄克功事件”。这一恶性事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能否处理得当，将产生重大影响。事件发生后，黄克功被捕认罪。他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网开一面，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还请求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 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应让他戴罪杀敌，将功赎罪；一种认为，黄克功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毛泽东认为要依律严惩，后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对黄克功进行了公开审判，边区高等法院仍判处黄克功死刑。 在宣布法院判决后，又宣布了毛泽东于10月10日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毛泽东在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护短，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同是军队高级将领，国民党的张灵甫却是另一番命运。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大耍“帝王之术”，抛开党纪法规，对待枪杀了无辜之妻的张灵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张灵甫，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师长。关于张灵甫杀妻一案，流传着多个版本，但基本的情节是差不多的：张灵甫误信谣言，怀疑爱妻吴海兰不忠，醋劲大发。除夕之夜张灵甫命令吴海兰到后院菜地摘菜包饺子。正当吴海兰弯腰摘菜时，他即掏出手枪，从背后将吴海兰击毙，酿成了轰动西安的“团长古城杀妻案”。事后，张灵甫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丢下刚几个月大的女儿，马上返回了部队。 吴海兰的父母得知爱女无缘无故被杀，怒不可遏，递状纸上告。西安妇女界也表示极大的义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凶手。当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此事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触犯了国法，于是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宗南将张押解南京。 胡宗南很无奈，却也只能让张灵甫去投案自首。这样，张灵甫只身赴南京，抵宁后，被关进老虎桥模范监狱，蒋介石声称要审后严办。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了张灵甫的转机。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灵甫。为掩国人耳目，同时表达改过自新的决心，再度出山的张灵甫正式由“张钟麟”改名为“张灵甫”。 抗战胜利后，张灵甫升任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74军号称“御林军”，张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74军后整编为整编74师，张灵甫任师长，曾在孟良崮与人民解放军死战，最后张也为蒋家王朝殉葬。张灵甫可谓报了蒋介石不杀之恩，但却坏了国民党的党国大事。
盘点战死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大将
1、北白川宫能久亲王 日本天皇宗室，曾赴普鲁士留学，曾任中将近卫师团长，日本人一般称之为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或能久亲王。参与甲午战争，担任攻台司令官，率领近卫师团进攻台湾，并死于此役。据日方的说法，能久在台湾感染了疟疾，返回东京后不治身亡。但据台湾文史研究者黄荣洛考证：北白川宫能久在新竹牛埔山即已中弹身亡。当时其弟伏见宫贞爱亲王刚好率兵至台支援，日军于是隐瞒北白川宫死讯，以其弟伏见宫作为替身南下。贞爱亲王在彰化、虎尾、嘉义又迭遇险境终受重伤，日方为了保密，继续将其以能久亲王的身分在台南由担架抬上船，让台南目击民众以为能久亲王重病回国。 2、明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1864～1919），日本福冈县人，曾任侵华日军台湾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陆军大将。1919年因座船触礁沉没而葬身于台湾海峡。 3、畑英太郎 畑英太郎（1871－1930），曾任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官，日本陆军大将，其弟是日本陆军元帅畑俊六 。1930年，当其正全面策划侵占满蒙、制造日军更大的军事行动之时，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暴毙。 4、白川义则 白川义则（1876～1932），日本爱媛县人，曾任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将。1932年在上海被朝鲜革命志士炸伤，后在医院不治身亡。 5、大角岑生 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1876年5月1日~1941年2月5日）海军大臣，30年代海军舰队派清洗条约派的得力干将，1941年，大角岑生因座机在中国广东省宁山县上空被击落而毙命。，是日本在中日战争中阵亡官阶最高的海军将领。 6、塚田攻 塚田攻（1886～1942），日本茨城人，曾任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陆军中将。1942年在乘飞机由南京飞往汉口途经安徽太湖县上空时，座机被中国高炮部队击落，当即毙命。死后，被追晋为陆军大将。 7、安藤利吉 安藤利吉（1883～1946），日本宫城人，曾任侵华日军台湾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陆军大将。1946年在中国上海日本战犯监狱畏罪自杀。他是在中国境内自决毙命的日军最高将领。台湾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向陈仪将军呈递投降书。
蒙古第一监国公主阿剌海别姬
历史上最有军事才能的少妇恐怕是监国公主阿剌海别姬。她谁呀？她就是成吉思汗的三女儿。吓到了吧。成吉思汗，他的名字叫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 监国公主，虽然在成吉思汗的女儿中排行第三，但是从成吉思汗其它妻子的出身来看，她应该是孛儿台兀真皇后的嫡出女儿。——因为铁木真其它的金帐大妃，几乎都是铁木真从被他打败甚至灭族灭国的对手那里抢来的——塔塔儿人也干、也遂；泰赤乌人合安答、乃蛮部歌璧、蔑儿乞人忽兰、以及金宣宗岐国公主。因此就连生的儿子都不能得到封疆称王。何况是让她们生的女儿监国，蒙古铁骑兵们岂能服得了气？——不过，即使是对嫡妃的女儿服气，那也还是不容易啊。 孛儿台真是不简单，不但生出了一群骁勇善战好斗敢杀的儿子，还生出了能够代成吉思汗治理国家的女儿。她自己对成吉思汗更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常常参与战事安排。这位监国公主，大约出生在一一八六年前后，她的名字叫阿剌海别，她第一次出嫁，嫁给了铁木真的结义兄弟、汪古部首领阿刺兀思的长子不颜昔班。 汪古部是突厥后裔，后来归属金朝，把守着阴山的要塞，在军事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漠北的蒙古部落被称为“黑”鞑靼，漠南的汪古部却被称为“白”鞑靼，再联想到他们的祖先是突厥，因此，汪古部人似乎并非黄种人，而是金发蓝眼白肤身材高大的那一类帅哥美女呀！。汪古部也确实象他们早远的老祖先突厥那样，骁勇善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部落。 当太阳汗的乃蛮部与铁木真的蒙古部互相征戈的关键时候，双方都希望能够与汪古部结为联盟。这是一场关乎双方生死命运的结盟，而汪古部的首领阿刺兀思在这个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铁木真，为了表示诚意，还为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继承人迎娶了铁木真的三女儿阿剌海别。并且亲自率兵助战。 铁木真得此强助，心花怒放，在万军阵前与阿刺兀思结为“安答”兄弟。接下来，两兄弟同心协力，灭掉了乃蛮部落。正当阿刺兀思班师回返的时候，留守家乡的部众却忽然叛变，先是杀掉了留守的不颜昔班，接着备好陷阱，诱杀了归心似箭、毫无妨备的阿刺兀思。事出意外，不颜昔班的妻子、铁木真之女阿剌海别，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得知父亲与公爹的胜利喜讯，转眼间就失去了丈夫，公爹也命丧九泉。——生为铁木真的女儿，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人生。 虽然事出意外，阿剌海别却不愧是血海中成长起来的女人，在一片喊杀声中，她领着婆婆阿里黑、小叔子孛要合、堂叔镇国趁着黑夜逃到城墙边。一个好心的守城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用绳索吊出城去。阿剌海别带着家人，连夜远逃，投奔自己的父亲铁木真。这年，阿剌海别大约十九岁。 第二年一二零六，阿剌海别的父亲铁木真，成为全蒙古的大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任命博尔术、者勒蔑为官员首脑，总管汗国政务，直接接受大汗的命令。成吉思汗发兵征服云内州，平定汪古部的内乱，汪古部从此归入蒙古，成为四部之一。成吉思汗当众折箭向阿刺兀思的灵魂发誓：“我有了天下却不报答你的恩德，长生天不会放过我的。” 成吉思汗说到做到，马上就追封阿刺兀思为高唐王，阿里黑为高唐王妃。因为阿刺兀思的小儿子孛要合尚未成年，还没有立下什么功劳，所以就先封阿刺兀思的侄儿镇国为“北平王”，并且把掠夺来的财物奴隶赠送给了这位新任王爷一大批。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再次为三女儿阿剌海别主持了婚礼，将她嫁给了前夫的堂弟、新王镇国。婚礼所用的，是蒙古帝国最高级别的礼仪。规模浩大的婚礼过后，成吉思汗踏上了西征的路途，而且将孛要合带在身边，以便他立战功封王。云内州，是汪古部世代居住的地方，位置在今天的内蒙古包头一带。 成吉思汗率大军出征之时，将帝国事务都交给木华黎管理。与此同时，他任命自己的三女儿阿剌海别为“监国公主”，木华黎所做一切决策、军国大事，都必须与监国公主商议，并经由监国公主的许可，方能得以实施。 木华黎是孔温酷瓦的第三子。这位孔温酷瓦，对成吉思汗有代死救命之恩。成吉思汗对他的家族非常敬重。据说木华黎降生之时，帐篷中有一股白气冲出，部落里的巫师十分惊异，说：“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木华黎长大以后，智勇双全，而且骑射皆精，能开二石的弓。 在蒙古汗国中，与木华黎同受成吉思汗器重的人还有三个，分别是：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人并称“掇里班曲律”。用汉语来说，就是“人中四杰”。虽然号称四杰之首，木华黎对监国公主阿剌海别的治国才能，依然心服口服。凡事都要经过她的最后考量，木华黎才觉得真正算是成熟稳妥的好主意，然后才付诸实施。 史书上这样评价阿剌海别：“公主明睿有智略，车驾征伐四出，尝使留守，军国大政，咨禀而后行。师出无内顾之忧，公主之力居多。”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台年纪已长，而且她只是成吉思汗的“内助”，一生也没有真正走到大众面前，而阿剌海别，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取代、甚至超越了母亲。阿剌海别这个“监国公主”，可不是养在深宫哦，不，深帐篷里足不出户的挂名“监国”。在成吉思汗出征的时候这老爷子，一辈子有八成九的时间都花在出征上头了，留在家里的时间屈指可数，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看不见鲜血他活得没意思，她代替父亲操持国务，而且还经常率领人马，巡视领土。 这年八月，蒙古军队来到青冢今呼和浩特市南王昭君墓休整。——关于蒙古军队为什么所向无敌，俺去查了查，除了军令严峻之外，皇族身先士卒是个极重要的因素，成吉思汗的兄弟、女婿、内外孙儿们有很多都死在战役中了。另外就是蒙古箭法天下无双，史料上说，他们几乎个个都能在飞驰的马上弯弓射箭，平均每分钟能射六箭，命中率百分之九十以上。你说那跟开枪有什么区别？教人怎么躲得了？ 监国公主阿剌海别对大军的状况了如指掌。得到消息以后，她立刻派使者前往驻军所在，对立功将士大加封赏，还举行盛大宴会，将士个个酒足肉饱，人人兴高采烈，自然对监国公主及她所代表的汗庭感恩戴德，随之愈发地杀气腾腾，势要将金国打得落花流水不可。从这次犒军的经过和成果来看，监国公主阿剌海别对军队的掌控和驾驭，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蒙古军人也对这位公主敬仰之极。 阿剌海别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女中英雄。这位女英雄到底容貌如何，呵呵，书中无描叙，大家可以想像她卸下戎装一身羊皮出来散步的时候，带着草原的味道，奶牛的气息，在浅浅的水潭边毫无装饰的给你一笑，以后走过她的帐篷时都会“回头无尽的张望吧”。
侵华老兵回忆当年狼牙山五壮士
1、侵华老兵易县谢罪 1997年8月13日，时任易县县长的刘建军正在召开防汛汇报会，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对方说他叫茅田幸助，是一位80岁的日本侵华老兵，要到易县见一见县长，当面向他谢罪。当天上午9时，刘建军如约来到县城东边的一个路口处，发现对方来的是父子两个人，30多岁的儿子和父亲一道驱车而来。 见到刘建军后，茅田自我介绍说，他原来在沈阳留学，后来被征调回国当兵，侵华战争打响后被派往中国战场。当年随侵华日军在易县打仗时，他是一名小队长。 2、向狼牙山叩头谢罪 刘建军和这对日本父子到狼牙山脚下的纪念馆后，茅田幸助说，当年和八路军打仗时，日军有170多人，一路追踪八路军赶到狼牙山，最后只剩下70多人，损失惨重。当日他们由山下向上追赶八路军，最让他们感到害怕的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很多日本兵被砸死或砸残。茅田随部队追到山顶，亲眼看到八路军战士子弹打光后，喊着骂着跳下万丈悬崖的悲壮一幕。 作为小队长的茅田怎么也没有想到八路军战士会有如此壮举，他感到十分震惊。他发自内心地敬佩这些战场上的对手，明白了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他命令士兵对天开枪，打光全部子弹，摘下军帽，面对八路军战士跳崖处深深鞠躬，然后迅速撤离。 3、惨案遗址深深一跪 据茅田回忆，一次他率一支日本侵华军同八路军作战，300多人的队伍被八路军打得所剩不足160人，他们四处寻找八路军，妄图凶残地报复。他们误认为八路军转移到北淇水村，就把全村没来得及出逃的100多位老人、妇女和儿童抓到一起，赶到一处空地上，逼着村民交出八路军战士或提供线索。村民不答应，他们就残忍地把其中39个村民一一推进井里。每推进几个村民，就用石头往里猛砸，然后再推进几个村民。茅田告诉刘建军说，当时他按照上级的命令，推一个怀抱孩子的妇女时，孩子大声哭喊“叔叔，救救我妈妈吧？选”当时他的手颤抖了，但最后还是按上方的命令把这一对母子推进了井里。 面对当年那口水井，茅田双膝跪下，失声痛哭，不住地叩头。之后茅田又走到窗前连敬了三杯酒。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第一杯酒敬给被他指挥活埋的百姓们；第二杯酒敬给跳崖的壮士；第三杯敬给那位可爱的小孩子，临死时还喊我让我救救他的母亲。”茅田三次把酒洒向窗外，三次朝狼牙山方向深深鞠躬。最后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陕甘根据地：唯一没丢的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中国的南方、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但保存下来的只有陕甘革命根据地。那么，陕甘何以硕果仅存、成为唯一没丢的革命根据地呢？为此，我们走访了党史专家、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 记者：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在此落脚，并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局面。您能不能把党中央到来这里之前的情况介绍一下？ 刘煜：在大革命时期，陕西是中国北方受到革命运动影响最高涨的省份。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下，1927年到1928年这里就曾爆发过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为党领导群众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刘志丹、谢子长等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记者：陕甘根据地当时的敌我形势是怎样的？ 刘煜：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比，西北革命根据地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没有直接伤害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利益。因此，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蒋介石把“围剿”的重点放在南方各个根据地，这就为西北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记者：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陕北根据地也遭到几次严重的挫败，后来是怎么保存发展下来的？ 刘煜：1932年底，中央派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他执行“左”倾路线，蛮横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他不顾刘志丹的反对，一意孤行，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结果全军覆没。在这样的情况下，杜衡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私自离开部队，不久被捕叛变。 1935年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实现了两个苏区陕甘边与陕北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这都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记者：西北苏区曾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后来是如何走出危机的？ 刘煜：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党中央、毛泽东听到陕甘边区干部与群众反映了肃反的严重情况，立即予以纠正。正如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指出的那样：“1935年9、10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只是因为党中央的到达才得以挽救。” 综上所述，受大革命影响，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是西北根据地得以仅存的主观原因；位于西北一隅，是根据地得以仅存的客观条件；毛泽东、党中央及时纠正陕北苏区肃反的错误，则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5个谜团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下发给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那么，为什么又未见中央军委的批示呢？具体到百团大战，聂荣臻说：“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一说1940年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一次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给研究者留下了不少难以解开的谜。 1、八路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原因 百团大战之前，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一直以小规模的游击战著称。为什么到1940年八路军会发动大兵团作战的百团大战呢？ 首先，是为了遏制险恶的妥协投降与分裂逆流。 1940年，日本急于将侵华战争告一阶段，以集结更多的兵力南下，夺取英法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殖民地。为此，日军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拉拢蒋介石、汪精卫政权。一方面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紧与蒋介石政权“和谈”；另一方面在桂南、粤北、河套、鄂北、鄂西发动新的攻势，对重庆进行持续半年多的大轰炸，并扬言要攻打重庆、昆明、西安…… 中共极其担忧蒋、汪“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毛泽东1940年7月6日语”、“中日联合‘剿共’毛泽东1940年11月9日语”，希望通过八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减少蒋介石政权投降的可能性。 其次，是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 至1940年夏，日军在华北地区建立了3000余个据点、1万多个碉堡、5000余公里铁路、3万余公里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封锁在各个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因此，刘伯承把日军的上述部署称之为“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 由于日军的据点相互呼应，要打破这种“囚笼政策”，就不能只在部分地区发起攻击，而必须在比较广阔的地区同时发起攻击。 再次，八路军的队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40年6月7日，八路军总部公开宣布：抗战以来，八路军正规部队已由３年前的４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创造了包括将近１亿人口的解放区和游击区。八路军总部还于1940年7月7日公布：３年来八路军收复县城150座，毙、伤、俘敌伪40万人。抗击的日军达40万，占侵华日军总人数的58％，并抗击了全部伪军。 八路军的实力还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中得到了体现。1939年冬季和1940年春，八路军对顽固派的进攻进行了自卫反击，阎锡山的晋军因此而遭受重创，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基本被歼灭，石友三的第六十九军大部被歼。彭德怀认为，“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 2、为什么没有中央军委的批示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下发给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那么，为什么又未见中央军委的批示呢？ 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 具体到百团大战，聂荣臻说：“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彭、左7月22日下达的《战役预备命令》已经是“命令”，表明当时并没有必须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后才能组织这种战役的程序。必须指出的还有，百团大战在当时是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肯定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于1940年9月10日发布《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要求华北“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山东和华中地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1940年9月18日和9月20日，延安各界连续举行两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隆重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在9月18日的集会上发表了《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的讲话。毛泽东出席了9月20日的集会。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延安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3、正太战役会扩大成为百团大战 从7月22日发布预备命令到最后下达行动命令，八路军总部部署的都是20来个团参加的正太战役。直到8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首次对战情进行综合整理时，彭德怀、左权才意外地发现共有105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于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光辉的名词——“百团大战”。为什么正太战役会扩大成为百团大战？ 首先，是因为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 根据“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不但八路军总部只部署了20来个团参战，各集团同样也只具体部署了部分部队参战。因此，“百团大战”实际上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一级机构发动的，而是华北八路军全体将士积极主动参战的结果。 百团大战还有人数与八路军正规部队相当或更多的游击队和民兵参加，并有至少20万民众参加，这更是根据地军民积极参战的结果。山西阳泉的老民兵王德顺说：“我们实在是受够了汉奸和小日本的气了！听说正规部队要打日本人，能拿起武器的人全跟着部队跑。”这样的百团大战，实际上较之八路军总部或其他统帅部正式部署的百团大战更为宝贵，更为伟大，是最值得中华民族弘扬的民族精神。 其次，是由破袭正太铁路的目标所决定的。 正太铁路，以河北石家庄为起点，山西太原为终点，连接平汉、同蒲二路，全长243公里，其中在山西境内170.7公里。百团大战爆发时，沿线驻有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驻阳泉)为主的日军共3600余人。但在百团大战爆发当晚，正好有1200名退伍日军在回国途中到达正太路，其中，400人进入阳泉，800人进入娘子关。显而易见，要对正太路进行比较大的破坏，就必须割断正太路日军与其他地区日军的联系。因此，105个团参战虽出乎意料，但参战部队数倍于主战场上的20来个团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大破袭带来大战机，促进了更多的部队参战。 8月20日22时，八路军在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同时发起攻击，战区内日军一片混乱，很多日军长期高枕无忧的目标成为八路军的攻击对象。 号称“天下第九关”的三晋门户娘子关，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曾经为日军师团司令部驻地。由于长期未受攻击，1940年，这里只驻有一个中队级的守备队。在百团大战中，娘子关成为八路军首轮攻击的主要目标。8月21日中午，八路军将士骄傲地把中国国旗插到了娘子关上。这一图片与消息在各报刊出，全国军民大受鼓舞。 正太路日军指挥中心阳泉也受到干扰性的袭击，八路军袭击部队占据距日军旅团司令部仅300米远的庙高地，而且据守达四日之久。遗憾的是，装备太差的八路军只能用步枪向阳泉城射击，对城内日军形不成真正的威胁。 在正太路外围，由于平汉路、同蒲路及铁路沿线主要公路也同时受到攻击，在8月28日前，日军一直没能派出部队前来增援正太路。在这种背景下，战区内那些小据点、铁路、公路、桥梁、电线杆，绝大多数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和群众进行破袭的对象，参战部队因此也就越来越多。 4、百团大战的时间为什么一再延长 八路军总部对于百团大战最初并没有规定战期，只是在预备命令中要求从部队出动之日起准备一个月的粮食，这大体可理解为作战一周左右。因此，一二九师8月17日下达的作战指示要求：“必须保证从廿日廿二时开始连续破击至少五天或七天，并争取更长时间才能达到摧毁任务。”那么，百团大战为什么又打了这么久呢？ 首先，是大好战机延长了作战时间。 战斗打响后的几天内，战区内日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八路军完全控制了战场上的局势。为了争取更大的战果，8月24日，“集总令正太破击必须坚持至少半个月15天之久”。 8月26日，八路军放弃苦守了七天七夜的狮脑山。阳泉日军开始出击。 8月28日，八路军放弃了对娘子关的争夺。河北日军开始进入山西。 8月30日，日军开始实施“晋中作战”，来自晋南的6000多名日军以500人左右为一路，阻击从正太路返回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一度威胁到转移至卷峪沟的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局势开始紧张起来。根据敌情变化，八路军总部于9月2日下令自次日起全线转移，各种战斗于9月10日全部结束。 其二，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发动了第二阶段的战斗。 百团大战前期的胜利，使彭德怀产生了开展第二阶段战斗的想法。他于8月31日向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征求意见，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询问是否可以彻底摧毁正太路和同蒲路部分路段，使晋西北、晋察冀、太行山三大根据地联成一片。 这一估计过于乐观，但扩大战果是完全可能的。1940年9月16日，朱、彭、左联名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这一命令要求：一、继续破坏敌寇交通；二、克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9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 其三，反“扫荡”和扩大政治影响使百团大战延长至1941年1月下旬才最后结束。 为了对百团大战实施报复，日军于1940年9月底部署了一场“毁灭战”。编入战斗序列的部队多达5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实际出动兵力约15万。在这种背景下，百团大战转入反“扫荡”阶段。 10月28日，日第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在一度窜入关家垴，这个地方距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砖壁村仅十多里山路。此时，陈赓所率的七十二、一十六、三十八、二十五共4个团正在八路军总部附近地区休整。冈崎大队一到关家垴，便被八路军包围起来了。 关家垴战斗于10月30日凌晨4时打响，时在前线的三八六旅参谋长周希汉说：“经两昼夜的激战，发动了十七八次猛烈攻击，多次进行白刃格斗，终于将敌占山头周围有工事的高地完全占领。冈崎大队六百余人几乎全部被歼灭，仅在关家垴的山上，敌人留下的尸体就有二百八十余具，还有尸灰三大堆。可见敌人败得多么惨重。” 八路军的伤亡情况也很严重，连同阻击部队在内，共伤亡六百余人，关家垴战斗因此而成为百团大战受到批评最多的一次战斗。 不容忽视的是，日军更加承受不了一次战斗死亡数百人的损失，关家垴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华北方面军匆匆宣布结束全面“扫荡”，关家垴战斗因此而成为百团大战主要战斗结束的标志。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发布了《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事实上宣告了百团大战的结束。由于战绩统计截止日期为12月5日，因此，史学界不少人以12月5日为百团大战结束的标志。 此后，一方面，各根据地的反“扫荡”战斗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国共关系特别紧张，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于是，八路军各部一方面继续反“扫荡”，另一方面抓住机会继续打破袭战和伏击战，直至1941年1月24日晋西北根据地粉碎日军的反“扫荡”，百团大战才最后结束。 5、百团大战在历史上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多的批评和非议 百团大战在进行期间，获得了全国抗日战线的一致高度评价，“后方的同胞们为此感奋到流泪”1940年9月19日《新华日报》社论援引重庆某晚报语，也获得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好评。但让人们感到十分困惑的是，这一伟大的爱国壮举，在历史上却饱蒙冤屈。 首先应当指出，像任何一场战役一样，百团大战也存在着不少主观设想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失误，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对这些失误和错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加以指出，是很有必要的。在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八路军总部和各作战部队就不断地做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在实际战斗中不断地调整不恰当的计划与要求。 其次，由于日军的疯狂报复，百团大战的确加剧了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困难，这种困难的程度，今人很难想象。如1943年3月，彭德怀在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一个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都坐不稳，彭德怀只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在这种背景下，对百团大战出现一些情绪化的批评意见，也可以理解。 最为根本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时出现将某个观点绝对化的错误思想倾向。在这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影响下，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式似乎只有一种，就是那种“扑一下就跑”的游击战，百团大战因而成为一个严重“错误”。再加上1959年以来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和“文革”期间对老帅、老将的错误批判，百团大战这一抗日壮举更加被扭曲得不堪回首。 历史不可能永远被扭曲，今天的中国人又像百团大战期间的中国人那样，对百团大战及其领导者、指挥者、参战者和支持者充满敬意。百团大战所产生的良好政治影响，无可替代，弥久愈珍。
到底有多少日军战死中国战场？
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 到底哪个数字是正确的呢？美国方面使用的是日军提供的公布材料，按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然而，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一直就有异议。 第一方面的异议是日军的阵亡人数和对手公布的往往差距很大，比如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认为至少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两千余，相差六倍之多。一些学者如张忠义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夸大。 国军对战果夸大可能有之，但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却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例如日军在作战记录中，经常可见“苦战”字样，而公布的伤亡却极小。以攻占洛阳为例，整个战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区区55人。但其中又分明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等，伤亡人数颇有些对不上号。又如抗战初期的山西万全之战，日军有记录称此战中步兵第三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第三联队本身属于二二六兵变的主力，这些官兵都属于当时的叛军，但惩罚迟迟未作，送他们到中国战场，其意义就是让他们能够“光荣地死”。第三联队的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不炮击摧毁城墙，直接进行云梯登城)，大部战死沙场。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三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一百人。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灵位，与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不符，并且逐年增加，仿佛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看来，日本的战报，还真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种战报的权威性早就受到质疑，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多次发现日军力图以掩饰自己伤亡的做法造成美军的错觉，并鼓舞自己的斗志。 虽然日方战报的数据说不通，但作为外国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怀疑。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资料统计，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还无法断定到底有多少日军阵亡中国，但其统计的数字，至少证明无论军事博物馆还是何应钦将军，提供的数字都过于保守了。而日军的战报，则在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面前，彻底失去了可靠性。 比如，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帝国陆军史》的作者)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78万9370人。而我最近买到的一册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的《中国慰灵》，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数字。这本书，是一套记录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情况，追悼亡灵的系列图书，包括《缅甸慰灵》、《满州慰灵》、《瓜岛慰灵》等，《中国慰灵》是其中的第五部。 在这一册图书中，读卖新闻社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这是战死和战病死的合计人员数字，这符合阵亡人员统计的原则，美日统计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南洋的伤亡人数，也是这两个数字的总和。 这部书中提供的资料，推翻了日本军部所公布数字的权威性。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日军称为湘桂作战)，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日军共计阵亡12209人，而读卖新闻的纪录，则日军此战的总阵亡人数，超过十万。 虽然，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已经比早期美国学者所提供的多了一半……而一半，就是二十多万日本兵埋骨在了中国的土地。至少，这是日本方面的数字，而且，看目前的趋势，随着日方史料的渐渐披露，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这让我觉得可以松口气，因为刚看了张忠义先生的《抗战八年中国并未取胜》，结尾处张先生以“良药苦口”为重点，点醒世人道：“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1909年晚清政府强势收复东沙岛
一面鲜艳的黄龙旗在东沙岛的上空冉冉升起，与广海舰上猎猎迎风的黄龙海军旗遥相呼应。震耳欲聋的炮声从广海舰上响起，这是21响的最高军礼，献给刚刚降下了日本国太阳旗、回到了大清怀抱的东沙岛。 这是1909年11月19日，宣统新朝的第一年，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广东候补知府蔡康和日本驻广州副领事掘义贵代表两国政府，参加了交接仪式。站在这块仅有1.8平方公里、却控制着南海门户的小岛上，两人的心情是不同的。南海上空的礼炮声，同样也惊动了整个世界。此前的一年间，西方报纸对中日之间围绕着这个被称为“普拉塔斯”小岛的争斗，进行了大量报道。如今，这艘吨位和火力都无法与当年北洋巨舰相比的广海舰，却让世界看到了绝不逊于北洋舰队的骨气。 1909年，正在重建中的大清海军，并没有因自己的弱小而龟缩在“黄”海之内韬光养晦，而是积极地走向“深蓝”。早在七年前，大清海军就开始巡视南海，升旗树碑，宣示主权。在有关海军南进的“中央文件”中，明确指出：军舰出洋，一是“上宣威德”，二是“下慰商侨”，“军政、商政洵属两有裨益”，大清国已经在全球视野下谋求国家利益。小小的东沙岛，成为1909年外交乃至军事的焦点。这个控制广达5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战略要地，是渔民眼中淘金的宝库。 这样的金矿，也吸引了已经占领台湾的日本人。西泽吉次，一位日本商人，1901年其商船因风暴而偏离航道，飘到了这里，发现了岛上丰富的磷质矿沙。次年，西泽吉次再次率船前来，挖掘了大量磷质矿沙，运到台湾贩卖，这是他从东沙岛攫取的第一桶金。这一年，南澳总兵李准率领“伏波”、“琛航”、“广金”三舰，前往西沙、东沙群岛巡视，在各主要岛屿包括东沙岛勒石为碑，宣示主权。就在这次巡逻中，大清海军第一次注意到了日本人对东沙岛的野心。 西泽吉次决心大规模开发东沙岛，但不久日俄战争爆发，他的雄伟计划只好搁置。战后，西泽在1907年夏带领120名工人登上东沙岛，将这块“无主荒地”命名为“西泽岛”，升起了日本国旗。这一年的冬天，日本军舰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前来助威，护送商船“二辰丸”号，计划在东沙长期据守。 大清政府的反应是相当敏锐和迅速的。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得到消息，迅速向外务部报告了该情况，他在电文中明确指出：“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者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道该岛为我属地。”同时，端方也将情报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并强调此岛“确是中国之地，不可置之不问”。 照理说，两江总督插手两广的事情，本是官场大忌，但难得的是，无论端方还是张人骏，对此并不在意。两位封疆大吏开始了频繁的电文来往，积极调动一切资源，查资料、找依据，并在1908年年底，共同要求南洋海军协助进行实地调查。1909年春节一过，南洋海军副将吴敬荣便率飞鹰舰远航东沙，确认了该岛已被日本人强占，并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 张人骏随即将有关东沙岛的各种文献，包括英、法海军的相关海图，连同飞鹰号拍回的照片，急送北京外务部。在公文中，张人骏指出：日本人“私占有据，若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非细”，希望外务部“迅与日使交涉，饬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筹布置，一申主权”。 1909年初夏，飞鹰号协同一艘海关巡逻艇再度远航东沙取证，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张人骏在提交给北京的报告中，提出东沙、西沙“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 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美国的《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大清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朝廷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 《基督教箴言报》的报道同时也说，北京政府要求广东地方当局不要公布有关事件，以免刺激已经兴起的抵制日货行动。其实，并没有史料证明，大清中央政府在东沙问题上，有任何钳制舆论的计划。东沙岛事件成为1909年庶民参政问政的焦点之一。此时的民意主流，依然是抵制日货。 一年前，那艘曾向东沙岛运送移民和军火的日本商船“二辰丸”号，因走私携带大量军火接济革命党，在澳门海面被大清海军成功拦截，当场缴获大量弹药，愤怒的中国水兵扯下了船上的日本国旗。但在日、葡两国巨大的外交压力下，当年3月19日，清政府被迫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向其“致歉”。粤商自治会当即宣布当日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应者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最后，日本只能取消赔款要求，澳葡当局承诺从严管制军火走私，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 “二辰丸”号事件刚刚平息，东沙岛又响起警报。广东绅商学各界在粤商自治会的统筹下，连续举行数千人的群众集会，上书主持中央工作的摄政王载沣，要求“切实保护我国渔业并该岛财产”，而即使政府放弃，也要“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 在最初的外交交涉中，日本政府坚持认为该岛是“无主荒岛”，但当张人骏提供了大量资料及人证、物证后，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中国对于东沙岛的主权。随后，日本人提出要对西泽吉次已经建设好的基础设施进行补偿，中国方面则针锋相对地要求，日本商人必须向中国政府补缴偷漏的渔业和矿砂税。 此时，因日本方面强行改筑安奉铁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关系开始紧张，东北和华北均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浪潮，日本人也只能在东沙问题上放手，以避免两线“作战”。 几番唇枪舌剑后，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10月11日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中国以广东毫银16万元收购岛上已建设施，同时，日本人补缴各项税款及损坏庙产等的赔偿合计广东毫银3万元。 在东沙岛事件中，清政府无论在尊重民意，还是在各部门协同配合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可圈可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军力并不强大的大清政府，并没有用“顾全大局、韬光养晦”之类的自欺套话搪塞甚至堵塞民意，而是展现出了“亮剑”的勇气和相当灵活的谈判手段。1909年，大清士兵开始武装镇守东沙岛等南海各岛。
揭秘《红岩》原型人物是谁
谁是囚室里五星红旗的真正制作者？“江姐”的原型究竟是谁？叛徒“甫志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1、揭秘囚室里五星红旗的真正制作者 小说《红岩》中，江姐带着姐妹们绣红旗的情节生动细致，感人至深。但《忠诚与背叛》中却提出，小说中江姐绣红旗的情节是虚构的，是把男囚“绣红旗”的情节移接到了江姐的身上。书中叙述，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时，第一个得到消息的罗广斌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那晚，大家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围坐在一起讨论国旗的样子、形状。 罗广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于是，他扯下他的红花被面，陈然同志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当时大家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并一致认为应当把五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 由于牢房条件极差，狱友们只能靠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剩饭当浆糊，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红旗制作好后，狱友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罗广斌还一气呵成创作了一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 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众人在罗广斌的带领下，重新回到白公馆，在木板里取出了那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后来交给了组织，至今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2、“江姐”是许多革命者的一个综合体 小说《红岩》塑造了“江姐”这个有血有肉的巾帼英雄形象，使江竹筠成为众多红岩英烈的代表。何建明表示，事实上，“江姐”是许多革命者的一个综合体，随着时光的流转，“江姐”早已被世人提炼成一种“江姐精神”。 《忠诚与背叛》中提到另一位“江姐”式的人物李青林，她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刑最重的一个女党员，同时还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被捕前她是万县中心县书记。李青林自幼性格刚毅倔强，嫉恶如仇，特务们用尽了办法也不能从她嘴里得到半点消息。 《红岩》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敌人给江姐用刑，用尖利的竹签插进江姐的十指。《忠诚与背叛》对此提出了更正：江竹筠并没有受过此刑，真正受此刑的人应该是李青林。而特务用竹筷子给江竹筠受刑是确有其事，江竹筠在酷刑面前所说：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的意志是钢铁做的。 3、“甫志高”的原型是多个叛徒的缩影 在小说《红岩》里，有一个让人恨之入骨的角色，那就是出卖“许云峰”、“江姐”等人的叛徒―――“甫志高”。那么，在红岩历史中真有这样一个人吗？其实“甫志高”的原型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当时叛徒的一个缩影，其主要原型是任达哉、蒲华辅、冉益智、刘国定等人。《忠诚与背叛》里主要写到，蒲华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是属于党内知识分子那类的人，投身于革命工作的他一直充满了激情和理想。 在生活中蒲华辅也有很浓的知识分子色彩，是一个清高、自命不凡、遇事易冲动的人。说他复杂是因为一方面他在敌我斗争中容易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当他真的碰上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却又经不住皮肉之苦。然而，在蒲华辅与家人一起被关进白公馆10个多月里，他受到其他地下共产党员的影响教育后，没有再进一步叛变，也没有参加特务工作。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被枪杀的有10人，目击群众回忆，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4、罗广斌是《红岩》中的重要角色但却未提起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本应该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但他却未在书中提及自己。《忠诚与背叛》中写到，依靠关系，出身自一个有钱有权家庭的罗广斌原本很早就可以获释，但是罗广斌却决定绝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哪怕被处决也不背叛党。在1127大屠杀的当晚，罗广斌成功策反了看守杨钦典，和白公馆其他革命志士一起脱险。 在狱中，罗广斌不断地给杨钦典做思想工作，劝他把白公馆里面的人救出去立功赎罪，并提醒他不要跟着国民党的部队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在生死关头当了国民党的“叛徒”，打开了牢门。1949年11月27日，大溃败中的国民党丧心病狂，实施了震惊中外的歌乐山集中营“1127大屠杀”。在等待杨钦典指令的时候，罗广斌将牢房里的人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一打开，大家在夜色的掩护下往外逃命。不料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的距离时，碰到了从渣滓洞方向驶来的汽车。特务发现后喝道：“什么人？”有个人机智地答道：“二处的。”“口令。”敌人接着问。这下大家懵了，只听见特务拉枪栓的声音，大家扭头拼命向草丛里、山里跑去。由于特务的干扰，一起出来的19人全部被冲散了。28日天亮前后，多数越狱难友逃出了警戒范围，各寻安身之处。记者兰世秋
中国历朝开国皇帝娶妻数量
1、秦始皇无记载。 2、西汉高祖刘邦有妻5人，她们是：高皇后吕雉、戚夫人、赵夫人、管夫人、孝文太后薄氏；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妻2人，她们是光武皇后郭圣通、光烈皇后阴丽华。 3、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有妻2人，她们是：文昭皇后甄洛、文德皇后郭女王；蜀昭烈帝刘备有妻3人，她们是：昭烈皇后甘氏、穆皇后吴苋、孙夫人；东吴大帝孙权有妻7人，她们是：夫人谢氏、夫人徐氏、皇后潘氏、皇后朱氏、大懿皇后王氏、敬怀皇后王氏、夫人袁氏。 4、西晋武帝司马炎有妻6人；东晋元帝司马睿有妻3人。 5、南北朝时期： 南朝宋武帝刘裕有妻3人；南齐高帝为一夫一妻；梁武帝萧衍有妻子3人；陈武帝陈霸先有妻2人。 北朝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有妻3人；文宣帝高洋有妻3人；北周孝闵帝为一夫一妻。 6、隋文帝杨坚有妻3人。 7、唐高祖李渊为一夫一妻。 8、五代十国时期： 后梁太祖朱温有妻3人； 后唐庄宗李存勖有妻4人； 后晋高祖石敬塘为一夫一妻； 后汉高祖刘知远为一夫一妻； 后周太祖郭威有妻4人。 9、北宋太祖赵匡胤一夫三妻；南宋高宗赵构有妻7人。 10、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一夫一妻。 11、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有妻5人。 12、元太祖铁木真有妻44人。 13、明太祖朱元璋有妻4位。 14、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妻12人。
解密曾国藩当年不自立为帝的原因
太平天国事起后，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唯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利，地位和号召力，加上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又大有人在，因此，他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然而曾国藩却不敢有此念头，更不敢答应下属的劝进，还是硬下心肠，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国藩的劝进行列中，第一位且始终如一的一位当属湖南著名才子王运。他在经、史、文学方面都卓有成就，并注重学以致用，特别是想寻找机会，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的机会。最初，王运曾多次向曾国藩上书言事，并得到曾的重视。此后，他又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但曾国藩把其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优礼甚之，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 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原来咸丰帝临死的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新朝廷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侯，并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视其为十二道金牌，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并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于深夜请见曾国藩。曾则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作答。双方虽都未点破，但曾的对联却把四人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郭松焘、李次清皆是。如李次清借贺功向曾国藩进联曰：“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用霹雳手段，辛菩萨心肠”；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直接给曾国藩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此时，一向以霸才自居的王运也来到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 一是拥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 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 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还是王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并自剪羽翼，裁撤湘军一年以后。王运此时已成了名满天下的学者，以讨论学问为由劝曾国藩做曹操，曾则平静故作不知。王运终知其帝王之术再无实现机会，只得悻悻而归。曾国藩不听劝进，不当皇帝，固然有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不敢当这个皇帝： 1、曾国藩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控却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之间，这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 2、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因劝进不成，已与曾国藩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 3、湘军号称30万，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 4、湘军经过长期征战，已不复当年朝气，军纪腐败甚至超过当年绿营。靠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争夺天下，天下人谁会跟从？ 5、即使曾国藩黄袍加身，恐怕也会演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其弟曾国荃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胜过赵光义多倍。他能带头劝进，把黄袍加在曾国藩身上，也会随时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落骂名的是曾国藩，得实惠的是曾国荃。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敢听从劝进，去当皇帝。也正因为以上原因，他才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试想当年曾国藩如听从劝进，打起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历史将会怎样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现代人去假设，曾国藩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对得起清朝的忠臣，让现代人去骂他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千古罪人。
毛泽东留给中国人的七大遗产
第一是骨气 骨气， 这是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精神品质。骨气， 说白了，就是要有脊梁骨；没有脊梁骨， 只有任人欺侮，任人宰割，任人凌辱，是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可怜虫。毛泽东的一生，是挺起脊梁、进行战斗的一生，是永不向强权和邪恶势力低头的一生。在他的领导下，1949年中国人终于“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挺起了脊梁，尊严地立于大国之林，永远告别了屈辱挨打的时代。 第二是志气 毛 泽 东一无高贵的家世， 二无显赫的学历，但他一直胸怀大志。志向，就是人生的目标，然后百折不回，力求实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壮年以后直到晚年，由于已经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中国人的领袖，所以他的志向，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中共党员和中国人的志向。 第三是勇气 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史诗般的军事壮举和奇迹，长征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说有多困难就有多困难。例如，***以事实生动地形容说，长征路上，“天上每天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 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然而， 红军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克服了一切困难， 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胆识？！ 毛 主 席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成就了中国革命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 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照抄照搬， 一切都要靠自己敢于创造， 敢于试验， 敢于实践，敢于牺牲。毛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 初见于两万五千里长征， 再见于抗日战争， 三见于三大决战， 四见于五次对外决战。每一次决战， 都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飞跃， 都是一次理论和战略的突破。特别是晚年的反帝反修， 更是一次巨大的理论和战略的飞跃， 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在美苏两霸的重重围堵之下，要冲破美苏封锁，结果毛还是像他领导的历次斗争一样， 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第四是才气 才气算不算是一种道德品质？儒家将智包括在五达德（仁义礼智信）之内，可见也是一种德性，一种精神品质。毛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超凡的才华！他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具有军事、哲学、文学、政治等多方面综合性超凡才华的旷世奇才！集众美于一身，才能使他特有的骨气、志气、勇气有用武之地。试想：他的军事才能，如果不是加上他洞见机微的哲学智慧和富于想象力的诗人浪漫奔放的性格，恐怕也成就不了他的“战神”和比美孙子武圣的地位。 第五是土气 我所说的土，不是土包子的土，而是乡土的土，可以理解为国情、民族风格。毛的这种土气，体现在他为人行事的风格上，体现在他革命治国的思路上。例如，毛被充分肯定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将欧俄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本身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国情就是土气的一种体现。长征时期，留俄的中共总书记博古的主要错误，就是在军事上盲目地听命于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对中国历史、政治、社会、军事传统一无所知、完全照搬西方和俄国革命军事经验的德国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以致同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致使红军几乎遭受覆灭的命运，被迫长征。最后，还是靠毛的土法子，游击战，才挽救了红军，引导中国大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缔造了新中国！ 第六是正气 他一身的浩然正气来自他大公无私的理想，来自于他一心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为人类解放的高尚道德情操。这决不仅仅是句政治口号，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中，并身体力行。他一家有六个亲人为革命牺牲，包括他的爱妻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 。 第七是王气 也就是王者之气。以德服人者王，这是中国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他晚年济弱扶倾的反帝反霸事业，使他不仅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崇高声望，也赢得了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政治人物的由衷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