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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无限的曾国藩曾历经的坎坷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他的作画风格由方正刻板变为圆通世故，大刚若柔，大智若愚，由此与官场大体相安，成就了底定东南的大业。这番变化，得益于一生中的几次大挫折。一、读书期间被考官公开批责同治五年，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继为长沙所唾骂，再为江西所唾骂，以至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齿多矣，无一不和血吞之。”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己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人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来历数一下曾国藩平生的五大耻辱。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由学台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佾生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教育下形成的文笔思路藩篱，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二、京官生涯与被“权贵唾骂”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传统时代的男人，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人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们，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实职副部长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透入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没有你想像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他的书信文章中，充满了牢骚、愤懑和无奈。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非画了一张解释理学原理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图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讲什么理学，还充什么圣人门徒!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也何尝不是北京官场之上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官场之上，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中国的事，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宽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坍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 看到他的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你就真的独抒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这“第二大堑”并没有使曾国藩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这个官僚体系的战斗决心，坚定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这些折子是曾国藩输心剖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他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然而，事实证明，他太过天真了。咸丰皇帝并没有这个魄力。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国藩大失所望，郁闷无已。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对于这场大乱，咸丰皇帝毫无准备。他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指挥混乱，布置失措。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一个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无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几道奏折使皇帝洗心革面换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激之言了。那么，“为京师权贵所唾骂”又是怎么回事呢?曾国藩晚年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身名早达，二十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然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不久就获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皇帝命革职交刑部审讯。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刑部尚书恒春甚至要将举报人萨迎阿的四名下属当做罪犯抓来，与琦善一同审讯。这明显是违反大清律例的。然而对这个建议，满朝无人反对。只有当时兼属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座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另一个“大名大位”者是赛尚阿。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摺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却令他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中，确实贯彻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学信条，却也因此成了官场愣头青。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来愈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三、湖南的尴尬岁月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入省承担公事。咸丰二年底，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了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曾国藩应命出山，一到长沙，他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因此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着名外号。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是官员们的生命，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获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因此官员们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不许旁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曾国藩悍然成立了不伦不类的“审案局”，将自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收归自己名下，“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他办案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这就惹恼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统统收归自己所有，别人还有什么活路? 曾国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不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绝大多数团练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之后，在省城找间空办公室，挂个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找些钱了事。精于打小算盘者则视皇帝的圣旨为以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主要目的却是保卫自己的庄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托病藏匿”了。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诈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败坏已极，只有重起炉灶，另树新风，才能办成些事。否则随波逐流，断难成功。同时，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风气，“痛惩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 (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曾国藩说过： “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二日，与湘军一起“会操”。曾国藩自己说：“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开启他们的天良。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其目的“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没有过问军队操练的先例。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这是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式冲突。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起豹更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绿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鲍起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湘勇，双方各有负伤。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曾国藩向鲍起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私斗之风。鲍起豹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将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绿营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绿营兵。长沙城中一时大乱。张亮基调走之后，湖南通省官员都和曾国藩气味不投。出了这个事，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营兵即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等着要看曾国藩的笑话。绿营兵见状，胆子更大，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射圃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曾国藩以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所以被绿营包围后，他还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绿营兵竟然破门而人，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国藩夺门而逃，几步蹿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绿营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应该出来调停，却一直假作不知。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绿营兵一见巡抚驾到，马上规矩下来。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鲍起豹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过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拥着这几人而去。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曾国藩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次被狠狠地修理，个个眉开眼笑，把这事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遭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我们可以想像曾国藩是如何心血上冲，夜不成寐。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干脆，借这个机会把到省办事以来受排挤的所有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陈诉一番! 然而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打倒一个鲍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扳倒吗?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要寸步难行?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瞧不起我，我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确实是赤手空拳。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一是无办公场所。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他想在祠堂口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写好之后，又感到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官场呈现紧张状态，这个牌子一挂出去，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而不是“统辖”。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来。三是还没有经验。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点实际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太多环节要从头学起。四是没有朋友前来帮忙。长沙之辱使曾国藩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官员们不齿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焘、郭崑焘、刘蓉、左宗棠，也都认为他行事鲁莽，难以成功，竟没有一人愿意前来帮他。当然，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计划。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然而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钱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钱，大至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动。曾国藩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 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如同一根针扎在心里，让他时刻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关夺隘，排除万难。没有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没有名位，他只好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审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认真思考绿营兵种种弊端之原因，创造了许多崭新的军事原则，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选朴实山农；比如“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比如实行厚饷和长夫制度。这些创新，都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制定军事原则难，具体的筹备工作更难，曾国藩步步都需要摸索，不断失败，不断犯错。我们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创建水师的。有水师就要有战船，曾国藩找来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造战船。曾国藩开始想造木排御敌。他异想天开地认为，“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则利于仰攻，不利于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纸上谈兵，造好木排一经试验，发现木排顺流尚可，逆水行排则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以之当敌，不啻儿戏，于是改弦更张，一心造船。既然元人会造，曾国藩就自己设计。湖南湖北赛龙舟风气很盛，于是他命人以龙舟为制，造了一批“曾氏战船”。然而一试验，“曾氏战船”容易倾覆，根本打不了仗。费尽周折，曾国藩终于找到了明白人。从长沙前来的守备成名标向曾国藩介绍了广东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样子，又过几天，同知褚汝航从桂林前，向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于是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终于建成十营水师。史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字字不虚。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然而比起筹饷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上艰苦了。关于军饷，曾国藩想来想去，只想出了一个办法：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出劝捐筹饷。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绅，权力不明，收据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从咸丰三年八月到咸丰四年底，总局费尽口舌，一共才弄到一万九千多两银子，根本无济于事。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得钱不多，招怨不少。曾国藩因此叹息：“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甚至因为劝捐，他还得罪了皇帝。原来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解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曾国藩感动之下，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输事业，于是上疏请旨，请朝廷批准将杨健列入祀乡贤祠。杨健生前为官平平，且受过处分，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人祀乡贤祠。不过兵务紧急，同意他这个请求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想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皇帝根本体谅不到曾国藩的难处，恪守“名位不能轻易予人”的教条，大发雷霆，将曾国藩痛骂一顿，说他“所奏荒谬之至”，并且说“(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着交部议处。”而京官们部议的结果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这样曾国藩由二品京堂一下子降到了三品。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斗，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起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接到战报，咸丰皇帝大喜过望。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他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报告，这样重大的捷报还是头一次。皇帝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骂他最凶的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起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四、曾国藩的江西之困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因为体制仍然不顺，饷项仍须自筹。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湘潭大胜之后仅仅九天，他在长沙给弟弟们所写信中沮丧地说：“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又说：“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 也就是说，湘军筹饷上的困难一如既往。曾国藩仍然经常和他人发生冲突，以致肝气上升，时常处于焦灼愤懑之中。问题的焦点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惟命是从。曾国藩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在地方官员眼里却被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军事离不开民事，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却往往不予配合。曾国藩需要实权，这一点皇帝心里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浅的咸丰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敢于撄皇帝之逆麟。这次才知道此人本领大，以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天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收功。因此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鉴于湘军是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咸丰皇帝命曾国藩出省作战，支援困境中的江西。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其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惟命是从。因此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曾国藩没办法，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在他的带领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曾国藩要对商人抽税，地方官员马上也抽，强分一杯羹。曾国藩要任用一个地方上的绅士，地方官就扣住不放，甚至对敢于接近曾的绅士打击报复。盖有曾国藩关防的捐输执照，不被地方官员承认，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又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说他“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等等，极尽污辱玩弄之能事，大有挤垮曾国藩之势。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自己说他在江西“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连与曾国藩积怨很深的王珍，也不无同情地说：“涤帅遭际若是，直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 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上奏参劾。咸丰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验，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令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毒骂痛打，遭受侮辱。曾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忆这段经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又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自己不信任。在籍之员出山带兵，本是激于对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却对他如此提防，曾国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计隐忍，甘受煎熬，长年寸心如焚。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到了湖南老家。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一股脑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与他职权。曾国藩在奏折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他直言不讳地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就是说不复出山。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皇帝却和曾国藩较上了劲。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而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却一个个喜形于色。从传统伦理上来说，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挟皇帝都有违臣道。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忠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人。而这次他们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骂曾国藩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身份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以千总这样的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也已经升为二品提督，而他却仍然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在他离开军队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续宾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太子少保，一时荣耀无比。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呆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目为理学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垂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不懊悔莫及!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吆喝，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着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地，曾国藩静下心来了。曾国藩反思到，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仍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信中的原话是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很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 朋友们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虽然耳熟能详，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做到过。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日：‘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温甫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自己。经过反复放电影，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首先，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他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借以稍息浮言”。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然而这套儒道溶揉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曾国藩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二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初七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再出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人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像的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曾国藩家书》)。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视为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曾国藩与弟书》第161页)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做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敢，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微服私访者，惊疑不已。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当然，最能表现曾国藩的“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他需要的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因此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此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第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明，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他晚年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忧悒。”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恭亲王奕欣之亲弟，同治帝之亲叔，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欣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竣拒之意显然。奕谖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而是在给黄倬的信中解释说：“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兹承转寄见赠之作，诗笔既工，用意尤厚。惟奖许过当，非所敢承。理宜奉笺致谢，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素不工诗，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当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谢悃。晤时尚望先为代达鄙意，至荷，至荷。”又一次给了奕譞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除了对奕譞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凌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因为这是扰乱专制政治秩序的举动。曾国藩基于王朝根本利益，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生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曾国藩回顾平生几次大堑，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他说：“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遇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

帝国大汗窝阔台颁布诏书：”我听说那里的人刚强，一怒而持械而起，所以派你们去打他们。我与哥哥商量着，哥哥赞同了，如今派各家的长子去那里。长子出征，其势大呵！”这就是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元太宗八年至十四年(1236—1241年)窝阔台大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　　　　蒙古灭金战争结束后，窝阔台大汗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巩固的统治。也儿的石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以西、乌拉尔河以东之地为蒙古的征服地区，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领土。但是，乌拉尔河以西的钦察、斡罗斯等还未平定。元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召集忽里勒台，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斯等未服诸国。居住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钦察部首领忽鲁速蛮惧怕蒙古军，已先遣使纳款，蒙古军至，准备投降。惟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首领八赤蛮坚决抗战。斡罗斯和波兰、匈牙利当时分为诸公国，各自为政，不听大公号令，德、意、奥诸国卷入十字军东征。欧洲形势对蒙古西征有利。　　　　拔都西征序曲——俄罗斯　　　　八年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长子拔都、次子察合台长子拜答儿、三子窝阔台长子贵由、四子拖雷长子蒙哥各统本王室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分遣长子从征，以拔都为统帅，速不台副之，共15万大军，自各地出发，秋季抵伏尔加河东岸集中。诸王商定后，各率本部兵前进。速不台率先锋军取不里阿耳(今俄罗斯维亚特卡一波利亚纳东)。是年冬，蒙哥进征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斡勒不儿里克部首领八赤蛮出没于密林，不时袭击蒙古军队。　　　　次年春，速不台自不里阿耳境移师南下，增援蒙哥。八赤蛮闻速不台至，大惧，逃入海中。蒙哥率军进攻宽田吉思海(今里海)岛屿，俘八赤蛮处死。于是，宽田吉海及外高加索山以北诸部震服。九年(1237年)夏、秋，在伏尔加河以东休养士马，决定征讨斡罗斯(今俄罗斯欧洲北部的基洛夫州和鞑靼自治共和国以西地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十二月，拔都等诸王率军渡过伏尔加河，攻克烈也赞(一作“也烈赞”，今莫斯科东南亚赞州里亚赞城)、科罗木纳(今莫斯科东南科洛姆纳城)诸城。次年二月，围攻斡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今俄罗斯莫斯科东北)。大公阔儿吉弃城逃跑，至昔迪河(今伏尔加河上游)畔等待基辅公国援军。蒙古军围攻五日，并强迫斡罗斯人参加攻城战，城破。拔都分军数路攻取弗拉基米尔城附近的罗斯托夫、莫斯科等10余城。三月，拔都派一军突然袭击昔迪河畔之大公军营，全歼其兵，大公战死。蒙古军由此向基辅公国古都诺夫哥罗德(今俄罗斯诺夫哥德州诺夫哥罗德城)挺进，至城20里，忽改道南下向高加索北进军，蒙哥、贵由镇压阿速叛部，拔都经略伏尔加河以东诸地，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　　　　十年，蒙哥、贵由攻取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杰尔宾特西)，打通高加索南北交通线。是年秋，西征军中主帅拔都和窝阔台大汗长子贵由发生激烈争执，蒙哥站在拔都一边，拜答儿站在贵由一边，双方几乎兵戎相见。窝阔台大汗获知后，令贵由和蒙哥东归蒙古草原，留下其五子合丹统领窝括台系蒙古军团。十一年，拔都遣军渡过顿河，复入斡罗斯南部抄掠。斡罗斯王公们忙于争权夺利，不能团结对敌，使蒙古军攻取别列思老勒、契尔尼果夫二城。攻打契尔尼果夫城时，蒙古军使用于巨型抛石机。是年秋，拔都亲率大军进抵乞瓦城(今乌克兰基辅城)，诸路军云集。拔都下令四周架炮，昼夜不息，猛烈攻击。十一月十九日，方才攻克(参见乞瓦之战)。攻取乞瓦城后，蒙古军继续西进，攻取加里奇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沃伦(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境内其他城市。加里奇公丹尼勒逃往马札儿。斡罗斯被蒙古军占领。　　　　蒙古西征军团的编制　　　　蒙古的军事行动之前，都要有大会会议，特别是远征时更加如此。这也是因为夏天不利于游牧骑兵出战，蒙古的进攻一向选择在秋天草多马肥的时候，再延续到冬天，冬天是游牧的闲暇时间，游牧民族也不象农耕民族需要利用冬天来准备来年的农具或者利用枯水期来修缮开挖河道堤防。到了春天之后，游牧骑兵就要分散各地去避暑，一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蒙古不在夏天发动战争，因此，通常在三四月间，蒙古的各个前线千户万户就会集聚起来开军事会议，尚定秋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而后散开回部落或封地去避暑，同时安排征召军队，为秋天的作战做准备。这也使得蒙古每次军事行动之前，总是有完善的军事作战计划，谋定而后动。　　　　蒙古军队行军之时，在大军的前面要派前锋，前锋的前面还要有哨骑，只要是几百人以上的小部分，就一定要在周围派出哨骑侦察。侦察分两种，一种是武装哨探，通常在周围有敌军时进行，哨骑登高望远，或者劫掠敌人，逼近敌人的营哨去获得情报。另一种是平时行军的哨探，以发现居民为主，一旦发现居民或旅客，都要捕获询问四周的地势、兵力分布、有什么要塞、有什么军事基地、哪里可以补给等等。这种哨探在行军时的分布，有时可以远至大军的前面两百公里之远。一旦发现情报，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层层上报直到统军大帅。因此，蒙古军队几乎从来没有被伏击过。　　　　在大军的后面，是称为奥鲁的老少营，奥鲁营制度，是蒙古军队不同于别人的一项制度。众所周知，蒙古在各地劫掠人口为奴，为数众多。奴仆在主人出征的时候需要随军出征，充当劳役，有时也被当作敢死队去送死，如果能够作战勇敢活过几次敢死队，则可获得自由编入民籍。此外，蒙古士兵出征时，是可以携带妻小的，称为军眷，这些妇女儿童平时负责后勤补给，在作战特别紧急的时候，也可以上阵参与作战。奥鲁本来有两种，一种随军，一种留守放牧。比如说，成吉思汗就经常带着忽兰妃子出征，而大妃孛儿贴就经常是留守大后方的。不过在定都和林之后，留守军团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当时的形势下，蒙古草原已经统一，不可能后方大帐被突袭，而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大版图，蒙古诸王公也逐渐被分封到帝国的各方，离鄂嫩河越来越远，他们各自的留守奥鲁也必然随军前进到各方去，因此留守奥鲁最后也都变成了随军奥鲁。但是，随军奥鲁也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那种形式了，因为奥鲁等于蒙古军队的生命，不但大帐、财产、妻小在那里，而且各种人力物力的补给，都是靠奥鲁来补给的，在灭金的1230年卫州之战中，国王塔思率蒙古军和华北汉军围攻武仙，被移剌浦阿从后掩杀，把全部随军奥鲁都给金军俘虏，致使华北方面的军队大败（可参考拙作三峰山），从此后随军奥鲁就一般设置得离大军比较远，比如忽必烈征大理，就在大渡河边留下奥鲁，而只率大军渡河做短时间突袭作战。　　　　蒙古的征兵制度，所有男丁15周岁以上就得准备服兵役，随时有被征召的可能，除了刚开始时的全民当兵的需要，后代的蒙古大汗多数是按比例征召最高的征召比例，是贵由大汗准备西征时，晓谕蒙古各户每十人抽三人当兵，其后就是二次西征时，每十人征二人。这样的比例不要说比定居民族，就是比同样的游牧民族，也高出许多。　　　　然而即使这样，因为蒙古征伐的特殊性，兵源仍然不足，于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组建了渐丁军，所谓渐丁军，就是还没成丁的十三四岁少年，渐丁军并不直接参与战斗，但是需要准备战斗作为预备部队，这样，当他们成长到15周岁时，就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以直接编入部队了。而到了后来，渐丁军的成分更加幼小，因为西征路途遥远，12岁的少年在蒙古草原加入西征军队，等他走到前线的时候，差不多也就15岁可以投入战斗了。　　　　蒙古军队的扎营也很考究，不但要选择地形，按职位编排把中军围住，而且外围营帐还有很多特色。比如说移营。外围的小部队在天黑之前扎营，然后天没黑之前就要燃起营火，而等天黑的时候要移营，保留刚才燃起的营火不熄灭的同时，把真正的营帐移往旁边的隐蔽处，这样即使别人来袭营，如果不是清楚蒙古军队的内情的，多半会袭了燃着营火的空营。　　　　每个营都有不同的晚上口令，口令自然也要考虑到保密性能和成系统性，蒙古人在这个上采取了最简单却有效的方法，用各个千人队百人队营的长官的姓名当口令，这样不但自己人不会混乱和误会，而且敌人很难知道，因为如果能够探到多个百夫长的姓名的话，那这情报也做得太20世纪的水平了。何况外围营帐相对固定，但是相对于主帐的位置却每天不同，因此今天整个营盘最西南的营帐口令是海都百夫长，明天就变成阔列坚百夫长了。　　　　蒙古军队每次出征之前，都要检阅部队，这时候部队就要把自己的装备晒出来，如果其中有遗漏残缺，那么就要受到处罚，因此蒙古军队的战斗状态，经常是保持完好的。　　　　十字军时代欧洲各王国军团编制　　　　反观欧洲军队，不用说军略、战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就连这些细节的军备、侦察、补充等等，也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　　　　欧洲的陆军，主力是重骑兵部队。重骑兵一般是各级封建领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配合必然是不行的，平时各自在自己的封地里，虽然每年有各级领主组织的下属骑士的比武大会训练单兵格斗能力并选拔优秀，但是这样的职业军队，其战场上的适合能力，却反而不如蒙古军队的平时民战时兵的非职业军队。　　　　陆军里人数最多的就是步兵，但是欧洲的步兵都是临时征召的农民和农奴，不但训练低下，而且很多人负担不起武器的费用，在作战时只能拿着根木棍就上战场。虽然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由于与中东阿拉伯的作战，使欧洲人明白到步骑协同要比单独使用骑兵优越很多，但是出于欧洲的传统背景，专业的步兵职业军人还是没能发展起来，职业军人们--各级封建领主大小骑士，都更愿意骑着马而不是靠双腿跑步。只有在北意大利热那亚、威尼斯等地，才有一定数量的雇佣兵是职业步兵。因为雇佣兵没那么多钱去买马。至于海军，蒙古入侵时的欧洲海军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威尼斯、热那亚和拜占庭帝国、阿拉贡王国和阿拉伯人有点点海军在小打小闹，欧洲军队的兴起，还要等蒙古人撤走后再过200年。　　　　说到重骑兵，中重骑兵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兵种。欧洲人是笨了些，但是不能用欧洲人的笨来当作标准。每次看到网上有人在分析什么重骑兵打不过轻骑兵，什么轻骑兵使用弓箭是重骑兵的克星时就想笑。重骑兵无非就是重装铠甲，欧洲人笨到骑兵不会用弓箭，可谁规定重装骑兵就不能使用弓箭？看到某些网上文章大言不惭地把骑兵分成配备弓箭的轻骑兵和不配备弓箭的重骑兵来对比出洋洋洒洒一大篇，就不禁想问，重骑兵配备弓箭难道要上军事法庭？难道要处死刑？谁规定重骑兵不能使用轻骑兵所使用的弓箭？相等距离下互相对射，是轻骑兵伤得重些还是重骑兵？如果重骑兵这么没用，还会在历史上出现么。欧洲的骑士们笨，但是别拿笨后果来当结论嘛。好了说回我们的主题。　　　　欧洲军队使用的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十字弓，一种是长弓。十字弓在公元前的中国曾经流行过。而长弓却是当时刚发明的，其射程可以远达360多米，是十字弓的两倍。在他出现之后，便迅速取代十字弓。不过长弓的真正成名，要等蒙古撤兵的几十年后，才开始在英国装备起来。欧洲军队的其他武器跟罗马军团和中世纪早期并没有不同，战斧，长矛，骑士枪，盾牌，长剑。新增加的是欧洲戟，欧洲戟是在长矛的基础上加个斧头，使长矛既可以刺，也可以砍，加大步兵的作战能力，不过当时注重步兵的，只有被北意大利城市雇佣的瑞士戟兵。防具补充一下，欧洲步兵没有防具，装备不起，而骑兵多数是用锁子甲，锁子甲重而防护能力并不特别好，因此也有部分贵族在外面再裹片甲，里面再衬皮甲，一个装备绝对完善的骑兵，可以满身插满箭而不受伤，不过，他也别想骑马冲锋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里盔甲的这些成就，使得原先作为军人标准装备的盾牌，开始慢慢退化和退出战场，盾牌的面积开始缩小，步兵的大方盾变成了小圆盾，而骑兵更是干脆变成了带花纹的三角盾，并且完全成为了一种装饰品而不是防具。盾徽、家徽、纹章学、贵族制度，也就相应的建立或成熟起来了。　　　　中世纪欧洲的战略，除了拜占庭帝国之外，全部可以忽略。拜占庭上承罗马希腊，中间又根据与阿拉伯人多年的战斗经验而修改，从军事理论到军事著作，一直到兵力动员、战区划分、作战时机、作战方式等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相比之下，中西欧就毫无战略可言了，不但没有任何军事理论的提出，没有任何军事著作的出现，甚至连如何协同作战的模式都没有。西欧的骑士制度决定了这些骑士平时是不可能在一起训练的，因此他们只会单打独挑，只是在战争的时候才临时集结起来一起去打仗，完全就是一群散兵游勇。所以欧洲中世纪唯一可以算得上是军略的东西，就是制定了他们的动员集结方法，如何保障后方军队的人员的征集，兵力的集结，往前线的机动，当然也就要求边境要有一定的要塞地域，能够应付别人的入侵，给后方集结兵力取得时间，这点是因历史不同而产生的军事思想的不同于我们东方的地方。在当时的生产力规模下，这套方式完全是没有什么大作用，但是放到拿破仑时代之后，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就确实是国家动员的标准了。　　欧洲的另一个特色--城堡，也造成了欧洲军队在蒙古军队前面的失败。欧洲的城堡通常并不大，然而十分坚固，耸立到现在而不倒塌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欧洲的军队是作战时临时征召，一般时间不能超过几个星期，因为会有农忙时间，而且每个领主也得回去自己封地处理各种大小事务。而雇佣兵的花费非常大。这样就使得欧洲的封建主们打仗时，除非有极大的耐心和财力人力，已及坚决的决心去攻占某座城堡，否则便只能在围攻一段时间之后撤军。因此，欧洲的领主们在面临外敌时更喜欢先待在城堡里来消耗敌人，等敌人不得不退兵时才发起攻击，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欧洲的大小战争不少，真正的野战却很少，而蒙古人恰恰是野战的高手。蒙古人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以及决心来围困一座城堡直到它被攻破或投降，欧洲人出战不能取胜，困守也最终在物资耗尽后归于失败，在蒙古人面前是处处受制。　　　　速不台的东欧攻略　　　　蒙古西征军攻克俄罗斯后，在钦察草原休整。速不台遣其子兀良合台率领蒙古与归降俄罗斯签军混编而成的斥侯军团先行攻打波兰边境城堡，以侦察东欧各王国情况。然后又派出大量间谍混杂在西逃匈牙利的钦察部落中，侦察中欧各王国情况。在了解了西方的局势之后，速不台决定对欧洲发动攻击，要对中东欧发动攻击，首要的敌人必然就是匈牙利王国，速不台也就得围绕匈牙利来制定他的作战计划。　　　　当然，作战是需要有借口的，蒙古的这个借口就是，当蒙古在征服南俄罗斯草原的时候，有个半游牧的民族4万帐在他们族长忽摊汗的带领下逃难到匈牙利寻求避难，这种庇护蒙古敌人的行为，正是蒙古从东往西一直的借口。说到这个逃难民族，由于文明并不高，并混杂有蒙古间谍。移入匈牙利之后与当地居民产生了不少的矛盾，而主动接纳他们的贝拉四世，也因此被国内的大贵族们埋怨，后来蒙古一入侵，那些大贵族就乘机要贝拉四世屠杀这个民族，贝拉四世被迫杀了他们的族长忽摊汗，于是这些游牧民就此散去，不但让匈牙利少了一批可以利用的游牧骑兵，也让匈牙利从此与这批人结下深仇，在往后的时间里将不停骚扰袭击匈牙利。　　　　匈牙利当时与波兰等国家有联姻，而且同为欧洲国家，跟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都有一定的外交来往，一旦处于危机情况，肯定会向这些国家求援，而波兰、西里西亚等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速不台明白，他不能只以匈牙利为目标，他必须同时展开兵力对波兰进行打击，以解除他向匈牙利进军时侧翼的威胁。　　　　速不台制定的作战计划是：　　　　为达成击溃波兰匈牙利，不让该两处军队会合成联军，并以主力对付匈牙利，需要分兵北、中、南三路同时攻击波兰和匈牙利等，然后约定时间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会合，与匈牙利主力决战。因此，以一部分兵力提前几天出发，攻略波兰、西里西亚，根据敌情决定彻底毁灭或是进行重大打击防止这些国家从北面对匈牙利的援助，如果可以，适当试探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人的虚实，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南下到布达佩斯与主力会合。以另一部兵力为南路，沿喀尔巴阡山南下至多瑙河，一面摧毁匈牙利东南地区，一方面对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两国造成兵力威胁，使他们不敢从南面对匈牙利进行援助，同时准备如果拜占庭帝国出兵援救匈牙利时，在多瑙河附近牵制拜保塞联军（如果拜占庭参战，那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无疑也会参战），再等主力决定下步的计划，如果拜占庭帝国没有或者来不及出兵，则在规定时间溯多瑙河而上，与主力会师于布达佩斯城下。主力直接攻破喀尔巴阡山的要隘，直趋匈牙利中心地带，牵制匈牙利主力，等南北两军到齐后决战。　　　　西征大军在留下部分兵力镇守和清剿俄罗斯地区之后，还有大约12万人可以用来对付欧洲，这12万人被速不台分成四支大军。因为原先成吉思汗四子四个派系，本来出征时就是四支大军，速不台这样的分配并不会造成兵力的分割和将领间的矛盾。　　　　北路以拜答儿为主将，速不台派其子兀良合台辅佐，带3个万人队进攻波兰。南路以合丹为主将，也是带3个万人队出发。中路的6个万人队分成两支平行推进的部队，名义上以拔都为主帅事实上以速不台为主将，互相策应前进。也就是说，北路以察哈台系为主，南路以窝阔台系为主，中路是术赤系和拖雷系，速不台本身就属于拖雷系的，是原拖雷手下的将领。　　　　1241年1月，蒙古的部分前锋，对波兰进行武装侦察，摧毁了卢布林地区，并趁维斯杜拉河（华沙就在河西，苏军44年7月攻至河东，45年1月越河攻占华沙）冰冻，踏冰越河哨探至波兰当时的首都克拉科夫城12公里远的地方，大掠财物之后退回蒙古军大营。一时间欧洲震动，各国都开始准备作战。于是，在1241年3月初，拜答儿的北路军率先出发北上，随后南路军也出发南下，主力也随后出动，蒙古二次西征的第三战局正式展开。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蒙古三路大军的进攻，是互相呼应，互相联系的，比如说北边的拜答儿，他的目的是策应和保护主力，是有极其明确的战略意图的，而反观欧洲军队，仍然是简单的集结--作战模式，不同的部队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关联，甚至连战役级别的关联也没有，一场战斗便是一场战役。欧洲军队即使有几万人，也不过是战场上执行一种单一的战术目的的战术单位，等于现代军事理论下的营级，只不过这个营特别多乌合之众罢了。的也不过是在某场战斗中体现出来一点战役的模样，升级为师级单位而已。而蒙古军队，拜答儿的军队，完全是整个战线上的一个有机部分，既与其他战略方向有互相呼应的关系，又有足够的独立的作战的策划和执行，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其绝对是一个战略单位，称为拜答儿方面军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不以时间为轴来描述，而分开用三个战略方面来介绍。我们先来看看北线。拜答儿带了军队进入波兰，同样的，为了保护他的右翼，防止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波兰的援助，他分出一小部分人作为他的右翼，向立陶宛地区推进，如前面我们所说，立陶宛地区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国家，东普鲁士刚刚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这些地方唯一能够阻止蒙古人的，就只有条顿骑士团，不过条顿骑士团的主力已经应邀南下波兰，留在这里的残余部队无法形成抵抗力量，于是这支北翼的北翼的小分队，就轻松地摧毁了立陶宛地区，并横穿整个东普鲁士地区，所到之处进行毁灭性打击，最后进入波兰北部的波美拉尼亚，由于当时该片地区仍然比较落后，居民很多还是较原始的部落制度，连基督教都还没有接受，因此史料的缺乏使我们今天不能很清楚地知道这支小分队的具体情况，不过反正因为这支小分队沿波罗的海的行动，使得拜答儿在整个波兰战役中无须担心他自己的侧后方。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我们要回头来说说波兰，因为前面那天说得比较急，才一小段就介绍过去了。波兰的内乱起于蒙古入侵之前的102年前，当时波兰的国王勃烈斯拉夫三世死前将土地分给自己的四个儿子，波兰从此进入内战，到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国王的曾孙辈在内战了，其中，勃烈斯拉夫四世被尊为波兰名义上的国王，但是他的统治区域只有首都克拉科夫和附近波兰东南的地方而已，他的堂叔康拉德，控制了波兰王国下的东北边两个公国，一个堂兄控制了波兰王国西边的两个公国，另一个堂叔亨利，则控制了中间，并且因为成为西里西亚大公，被称为西里西亚的亨利二世。　　　　拜达儿从东边开始入侵，康拉德便集聚兵力去迎战，一触即溃，无力再战，后来，康拉德领土的另一半遭到拜达儿派往波罗的海沿岸的那支小分队的顺道骚扰，成为废墟，被完全摧毁。拜达儿继续向克拉科夫前进，波兰国王勃烈斯拉夫集结起直属他的兵力，以及领地里的民兵，在克拉科夫城外迎战，但是勃烈斯拉夫本人没有自信能够抵挡蒙古人，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果然，1241年3月18日，两军相遇于西特拉夫，波兰军全军覆没，前线将领全部战死，勃烈斯拉夫即刻带了家眷仓皇逃跑，波兰贵族随之作鸟兽散，纷纷逃往匈牙利方向或日尔曼。1241年3月23日，在击破微弱的抵抗之后，蒙古攻占了波兰首都克拉科夫，并于24日放火焚城，全军继续向西挺进。　　　　蒙古军队继续前进，直指波兰王国西部，西部两公国的领主，勃烈斯拉夫的堂哥米切斯拉夫不敢迎战，弃城逃往西里西亚，依附亨利二世。于是拜答儿的军队便顺着奥得河（奥得河距现代德国首都柏林60公里，1945年4月，苏军于此强渡奥得河发动柏林战役）前进，来到西里西亚。　　　　当蒙古军队穿过波兰的时候，惊慌弥漫波兰乡间，慌恐之极的难民纷纷西逃。由于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占、摧毁、焚烧，恐怖的感觉被渲染，并被无限扩大。到4月初，拜答儿到达西里西亚的时候，在他前面的欧洲人都以为他的军队有20多万人。许多大小领主根本连远远地望下蒙古人都不敢，在蒙古人面前望风而逃。这时候唯一敢跟蒙古人对战的，也只有中欧的正规职业军人出于骑士的荣誉感和军人的责任感了。而且，随着蒙古的前进，他们也开始在西里西亚一线集结起来，特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果他不愿让蒙古人进入德国腹地的话，西里西亚就是他最后的防线。所以，他派出了初期匆忙集结起来的兵力，以及听从皇帝指挥的条顿骑士团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抵抗直到他在后方集结更多的兵力去跟蒙古人决战。同时，波希米亚军队也北上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于是，波日波联军（波兰、日尔曼、波希米亚）就来到了蒙古军队的前面。然而，北线战略上的主导权完全在蒙古人手里，欧洲的联军是不能随他们意愿来选择时间选择地点作战的。　　　　于是，正当联军快要集结起来的时候，拜答儿率先进攻联军的集结地，西里西亚的里格尼茨。此时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率领的5万波希米亚军队还在离战场还有两天路程的南方正在赶来。欧洲人的缺乏战略联系再次展现出来，亨利二世没有与波希米亚军联系，连两天也等不了，仓促出城迎战，于是原先计划的波日波联军少了一个主力，变成了德波联军。　　　　德波联军的数量，向来众说不一，以最少的数据来说，是三万的野战兵力，以不夸张的最多的数据来说，是大约七万的兵力，但是不论哪种数据，都不会比蒙古军少。少了一支部队，并不意味着指挥上的统一性能更好些，相反，已经集结起来的部队五花八门，什么旗号都有，彼此之间毫无配合，不能混编，于是不得不分成五个主要成分来分别指挥。所以德波联军这点并不算多的兵力，还分成了五个军。再在战场上布成三个批次的阵势，更加削弱了原本就很弱的兵力。　　　　德波联军的这五个部分是：第一阵一个军，以日尔曼步兵和波兰西部的志愿矿工两部分混编而成，由波兰西部的领主莫利维亚侯爵的儿子，也叫勃烈斯拉夫（与波兰国王同名）的指挥打前锋。前锋全部是步兵，因为亨利二世事实上并不敢直接与蒙古人决战，他意图以步兵做试探性的攻击，并消耗蒙古人的部分实力。第二阵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由克拉科夫逃来的将领速里斯拉夫指挥的大波兰志愿军以及同样从克拉科夫逃来的波兰军民，另一支是米切斯拉夫公爵带领了逃亡来西里西亚的西波兰军民。亨利二世试图用第二阵这两支部队，在适当的时候作为主力投入战斗，或者支援第一阵的日尔曼步兵扩大战果。我们可以看到，到这里，亨利二世仍然没有意图直接投入他自己的兵力，换言之，他希望在保留实力的同时，让波兰人去送死，如果波兰军队与蒙古军队两败俱伤，那么亨利二世就可以乘机东进吞并整个波兰了。第三阵是亨利二世留下的预备队，不过也是德波联军真正的主力部队，这一阵的两支军队，稍微靠前的是由条顿骑士团团长亲自率领的条顿骑士团，稍微靠后的是亨利二世亲自率领的西里西亚部队。这些里面就不少是骑兵特别是重骑兵了。　　　　公元1241年4月9日早上，亨利二世率领这五支部队，于里格尼茨城中举行宗教弥撒仪式之后，出城迎战，两军布阵于离里格尼茨城约10公里的平原地带上，这就是后来闻名于西方历史的被称为里格尼茨歼灭战的蒙古二次西征第三战局北线的代表战。　　　　交战的地方是平原地带，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先出动去进攻蒙古前锋，蒙古前锋假装不敌撤退，于是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就追击，这一支部队主要是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临时混编，军纪不强，一看蒙古人后退，就乱哄哄地向前追击，一下子就给引诱到远离后面主力的地方。蒙古军队把德波联军第一军诱离主力后，便回身接战，箭如雨下，后面的德波联军见第一阵追击地太远了，第二阵的两支部队出于大家同为波兰人的感情，便也脱离阵型在后面跟上来想要救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德波联军第一军的这些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都是步兵，速度既慢，人数密集，而装备又差，很多人连基本的防护都没有，不要说盔甲，就连衣服都不多，许多矿工是袒露半个上半身投入战斗的，于是在蒙古人的箭雨攻击之下，包括主将勃烈斯拉夫在内全军覆没，而这时候德波联军的第二阵才赶到。　　　　于是蒙古人趁势再击后两阵，后两阵的波兰军民也多数是步兵，跟第一军的部队一样，也在蒙古人的箭雨下伤亡惨重，进退失措，于是亨利二世只能派出他最后的两支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去试图救援，于是整个里格尼茨之战中的德波联军等于是分批投入战斗给蒙古集中兵力围歼。等条顿骑士团和西里西亚军队赶到，德波联军的第二阵也已经全军覆没了。况且条顿骑士团的布阵还是比西里西亚军队更靠前一点，也就更先一点投入战斗，并且更先一点被蒙古人击溃。于是蒙古人得以集中全部兵力来对付最后的西里西亚军队。　　在蒙古人的箭雨和骑兵冲锋打击下，西里西亚军队全军覆没，亨利二世在身边骑士们的拼死掩护下，带着仅剩的四骑人马冲出重围，但是蒙古人随后追杀，亨利二世最终被刺杀于马下。至此，德波联军真正的全军覆没。蒙古人随后打扫战场的时候，把每个被杀的德波联军士兵的一只耳朵割下来，结果这些耳朵装满了满满的九只大麻袋，蒙古人并且把亨利二世的头颅砍下来，刺在枪尖上，徇示给周边各城的欧洲人看，欧洲人纷纷弃城而逃，里格尼茨城的西里西亚军民，也焚城退往城中心的坚固要塞防守。据说亨利二世的一只脚有六个脚趾，所以后来欧洲人才从战场上认出亨利那具无头尸体来，当然这是蒙古人退兵后的事了。　　　　里格尼茨之战后欧洲整个今天的德国以东只剩下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战的军队，里格尼茨在柏林的东南距离约220公里，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东北约160公里。德国以东的唯一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战的军队，就是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的五万波希米亚军队，但是文西斯劳斯已经被吓破了胆，他不敢跟蒙古人作战，仓皇撤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试图与那里集结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会合。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又能如何呢？他们日尔曼人的前锋部队，也已经在里格尼茨战役中全军覆没了，连条顿骑士团的主力也全躺里格尼茨郊外那土地上了。神圣罗马帝国保土都要怨兵力不足，根本无法主动去挑战蒙古人。奇怪的是，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已经退守内城城堡的里格尼茨城，而是对西里西亚周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破坏，并且在修养几天后退入波兰地区，对原先进军途中没有给予足够毁灭性打击的地方再次进行毁灭性破坏。于是后来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17、18、19世纪欧洲最自大那时候的一些欧洲人，都以为里格尼茨战役中蒙古人也受到重大损失，所以才不得不退走。但是20世纪之后的多数欧洲学者，已经自己更正了这种看法，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蒙古人在损失惨重之后会不报复的，假如蒙古人真的在里格尼茨城下遭受重大损失，那么蒙古人起码要把里格尼茨城完全的夷为平地，把那附近的所有人全部杀光才合理，断不会轻易就放过这些敌人，而且更主要的是，拜答儿已经完成了速不台交给他的北线的战略目的，他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打下去，出发之前三军约好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会合，然后与匈牙利军队决战，而这时候的里格尼茨之战结束后，拜答儿的军队已经到了维也纳的北边300多公里的地方，论经度的话，里格尼茨还在维也纳的西边一点，而维也纳是在布达佩斯的西边200多公里，也就是说，拜答儿要回去跟主力会师，还要反而往东退回来200多公里才行，他有什么必要继续西进呢？何况在这一个月里，整个中东欧的北部，已经给他完全摧毁了，这整个地区在文西斯劳斯带波希米亚军撤入德国后，再没有任何一支能够跟蒙古军队作战的部队，更不用说出击去威胁速不台大军的侧翼了。所以拜答儿召回他派往波兰北部的那支小分遣队之后，便在四月底起程南下了。　　　　不过虽然拜答儿进军神速，但是事实上进军神速的不只他一个人，南路的合丹比他快一天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而中路的速不台与匈牙利大军的决战，也不过比里格尼茨之战慢了一天多而已。所以事实上蒙古军队的南北两路军，只是完成了战略上掩护侧翼的目的，而都没有完成赶回来与主力会师的计划。不过对于速不台的蒙古军队来说，那已经足够了。　　　　在这里我们仍然要把速不台的中军留到最后，还是先按照地域把拜答儿的北路讲完。1241年4月底，拜答儿离开波兰开始南下，这时候匈牙利军队失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了，于是拜答儿就可以不用急着去跟速不台会师，他只需要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前回到速不台的大本营即可。于是他就顺路到波兰南边的摩拉维亚去观光。摩拉维亚，就是今天的斯洛伐克，当时属于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已经逃到德国境内了，波希米亚各地的戍军只保留最少，不可能出动，摩拉维亚本来是块欧洲国家争来抢去的肉，所以本身的力量并不强，在有必要的时候也是牺牲品，波希米亚只留给摩拉维亚地区五千的兵力防守，这五千人根本就不敢出战，于是拜答儿大军就驻扎在摩拉维亚地区，把摩拉维亚地区彻底地变成一片废墟，两个月之后，1241年6月27日，才全军进入匈牙利，与速不台军队会合。　　　　南路的合丹军没打什么大仗，可以相对忽略。一个有代表性的战斗就是合丹军攻击鲁丹城的战斗。蒙古人先来到城下，城里的士兵出城迎战，蒙古人假装败退，于是匈牙利士兵就回去庆祝，结果蒙古人趁匈牙利人正在庆祝，杀了个回马枪，轻易就冲进城里进行屠杀。就是这样，合丹的军队经过三场相对比较大些的战斗之后，到1241年的4月8号，完全控制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也就是今天罗马尼亚那一带。之后，合丹南下直到多瑙河北岸，然后沿着多瑙河溯河而上，经过被称为巴尔干半岛大门的铁门要塞（铁门处于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山脉到这里被河流切断，河流岸边的小山路上就是铁门，其地势非常险要）进入匈牙利平原，这个过程中，原本担心从南翼援助匈牙利的保加利亚等军队还没来得及行动，而拜占庭此时的形势并不乐观，所以整个战局里，南翼没有一支部队威胁到蒙古人，合丹不但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也可以更快地去跟速不台会合，只不过速不台已经战胜贝拉了。　　　　速不台对匈牙利的攻击，是从3月初开始的，只稍慢于拜答儿进攻波兰。速不台与拔都的大约6万军队分成基本平行前进的两支同时进攻喀尔巴阡山的隘口，马上就突破了匈牙利军队的国境边防，那是在1241年3月12日的事。　　　　匈牙利的快马飞奔向离喀尔巴阡山各隘口距离为300多至400多公里远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急报边境军队全军覆没的消息，而在这个时候，蒙古人把他们优越的蒙古骑兵的机动能力充分的表现出来。　　　　布达佩斯原本是两座城，至今，位于多瑙河以东的部分仍然叫佩斯，多瑙河以西的部分叫布达，两部分合起来才叫布达佩斯，无论是布达还是佩斯，都是匈牙利国内的大城市，到了近代，随着河上桥梁通道的增多，这两座城市就合并成一座城市了。在蒙古人时代，布达与佩斯还是有区别的，匈牙利的首都是布达，而佩斯有贝拉四世的行宫等设施。300多公里的路程，当匈牙利的快马跑到匈牙利首都报上蒙古入侵的消息，而后匈牙利王贝拉四世在布达召集他的将领们开会研究如何对付蒙古军队，这个会还才刚在讨论之中的时候，贝拉四世就接到报告说，蒙古前锋已经到了河东佩斯城城下，这时才不过是1241年的3月15日。蒙古人虽然到了河东，但是贝拉四世并不慌张，因为宽阔的多瑙河足够阻挡蒙古人过河，而且他认为，河东佩斯城的坚固程度，也足够抵挡蒙古人很长一段时间，何况蒙古人也并不急着攻城。　　于是贝拉四世不象北路的亨利二世那样匆忙出城迎战，而是聚集他的兵力，他派出使者，用当时欧洲示警的最高级别--带血宝剑，向整个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西部国土各大小诸侯召集兵力，至于东部国土的特兰西瓦尼亚一带，蒙古军队南路的合丹正在蹂躏那里，是不可能派出兵力来到布达佩斯的。虽然大小领主之间，以及贝拉四世与各领主之间都有各种矛盾，但是整体来说，当时的匈牙利王国还是非常集权统一的。所以两周之内，布达佩斯城里便已经聚集了超过十万的匈牙利军队。在这两周时间里，蒙古人与匈牙利人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冲突。首先是当蒙古大军驻扎在离佩斯城半日的路程距离之外后，哨骑就经常哨探到佩斯城下，有时前锋也来到城下诱引匈牙利兵出战。但是贝拉四世知道自己的首要目的是等各地的军队聚集起来，所以坚决不出战。再蒙古人的再三挑逗之下，虽然匈牙利将领们都坚决要求出战，但是贝拉四世还是没有答应。但是到了蒙古挑逗的第四天，大主教（中世纪的大主教也是大领主，如果土地受封于诸侯的话，那么也是诸侯的封臣）玉果麟忍耐不住，带了少数的重骑兵出战，蒙古人当然还是诈败撤退，把追兵引到沼泽地里（由此可知蒙古军队的情报工作要比匈牙利好很多，才刚到几天的蒙古人，已经知道哪里有什么地形可以利用，而匈牙利人连自己首都旁边的地形都不清楚），重骑兵在沼泽地里完全无法发挥，反而容易陷入泥泞里，于是造成大乱，蒙古诱敌军队趁机回头用弓箭射杀在泥地里无法移动的匈牙利士兵，好在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是非常忠诚的，拼死当玉果麟大主教的肉盾，掩护他逃跑，结果这只出城迎战的小部队，包括大主教在内，只有四个人活着回到佩斯城。　　　　大主教逃回城里，城里的匈牙利军民一片恐慌，因为如此少的生还率，在过往的历史中几乎是没有的。这个大主教也犯了一个错误，或许是他误会了，或许是他有意趁机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我们前面说过蒙古入侵的借口就是那部分逃难来的钦察人，而且后来这些人的首领给匈牙利杀了，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大主教宣布，他在军中看见蒙古军队里有很多钦察人，于是几乎所有匈牙利人都要求贝拉四世处置钦察人，最后贝拉四世迫于压力，杀了他们的汗。导致钦察人逃离匈牙利，让匈牙利一下子少了四万可征召的游牧骑兵还给自己惹下一个往后为了报仇会经常骚扰侵掠匈牙利的敌人。就这样，布达佩斯在一面聚集兵力一面人心混乱中过了2个星期，到了1241年的4月初，贝拉四世除了守备的兵力，还聚集起了十万的野战兵力，他一面派人把自己的家小和国库里值钱的东西送到接近奥地利的边境地区，以防备万一失败，另一面也把军队整合起来到多瑙河东，出佩斯城准备与蒙古大军决战。　　　　匈牙利大军的出动，对蒙古大军造成极大的压力，在佩斯城下交战，地势对蒙古的有利并不太大，双方打的极有可能是消耗战，这是蒙古人最害怕的。于是速不台和拔都主动向东后撤，但是保持与匈牙利军队一定的距离，以便寻找战机抓住匈牙利军队的薄弱点加以打击。这样，双方在彼此寻找对方弱点，创造己方有利因素的对峙下，经过几天的向东行军后就来到了蒂萨河。　　　　后来被作为战场的地方，在布达佩斯东北160公里远，是蒂萨河的一段河段的两边，河上有一条大的石桥，当匈牙利军队来到河西岸的时候，蒙古军队已经在河东岸选定了大营，那里离河大约有8公里远，三面被水环绕，不会被突袭，而且周围多沼泽地，不适合重骑兵的机动，营地周围又有许多树木，能够很好地隐蔽蒙古军队的动向。并且，蒙古军队派出一只小部队驻扎在河上的石桥上，扼守住交通，由此看来，速不台有意于此展开他的决战。　　　　贝拉四世率领的匈牙利军队达到河西后，就向守桥的蒙古小部队发起进攻，击败了这部分蒙古军队，夺得了桥梁的控制权，由于不能向蒙古大军发动冲锋，贝拉四世就决定在河边扎营，为了控制住桥梁，他把主力留在河西，在河东以部分兵力建立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另外以一千精兵驻扎在桥上专门来守护桥。对于匈牙利人来说，河宽而且深，蒙古人渡河的唯一可能，就是从桥上过河，所以重点的注意力都在桥上。　　　　当然，为了防止万一，贝拉四世下令用车辆围成圈加强营寨的物质防备，但是匈牙利人就无可避免地因为以为蒙古人只能从桥上这么过来而在思想上麻痹大意造成防御上的松懈。这时候是公元1241年4月10日傍晚。速不台已经制定了发动总攻的计划，首先的一步，就是要让拔都带兵直接突袭石桥，从匈牙利人手里抢到石桥的控制权，同时，速不台的军队于河流南边偷偷渡过河，并迂回攻击匈牙利军队的侧后。然后两路夹击匈牙利军队。但是在开战之前，蒙古军队中的一个俄罗斯俘虏偷跑出去，把蒙古人的夺桥计划告诉了匈牙利军队。虽然知道有俘虏逃脱向匈牙利军队报信，速不台却不慌张，因为蒙古军队与匈牙利军队本来就是在对峙，战术的突然性可以实现，战略的突然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战略上匈牙利军队防备遭到进攻，是时时刻刻防备着的，蒙古军队的进攻日期泄不泄密根本就无关紧要。而战术上的突然性，由于匈牙利人坚信蒙古军队只能从石桥上过河，因此只要蒙古军队能够从这点上达成突然性，就能形成战术上的突袭。何况，一个小俘虏最多知道蒙古要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知道蒙古进攻的详细的计划的。更主要的是，速不台是老谋深算的统帅，他只决定要在原来的计划上做一点小小就修改，就反而能够利用这次俘虏泄密事件了。　　　　同时，速不台为了增加胜算，把当时蒙古大军中的器械都准备好，把蒙古西征中的一切优秀战术都准备上，对于速不台来说，他只是在准备一场有绝对把握的胜仗，而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战争将永载欧洲历史典籍里。速不台带领蒙古军队悄悄地从石桥南边的河东岸渡过蒂萨河来到河西，与此同时，拔都率领剩下的蒙古军队也做好了对匈牙利军队在河东的桥头堡的进攻准备，在此之前，一支蒙古的先锋部队根据速不台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悄悄地向桥头摸过去。　　　　逃脱的俄罗斯俘虏向匈牙利军队的报信，使匈牙利军队紧张准备起来，大主教玉果麟（又是他）和贝拉四世的弟弟戈罗门带了军队四周巡视桥头，于是他们就理所当然的发现了这支试图偷袭石桥的蒙古军队，于是就激战起来，并理所当然的击退了这支蒙古军队。于是匈牙利大军认为，蒙古今晚的偷袭行动已经完全失败，在检查和补充了前线哨兵之后，匈牙利大军就回营睡觉了。这时候是半夜三四点最冷的时候。他们茫然不知蒙古大军正准备着真正的进攻。　　等匈牙利大军入睡了，拔都的大军于黎明之前，突然向河东的匈牙利军队发动进攻，其进攻的猛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当匈牙利人仓促应战时，他们发现向他们飞来不只是箭，还有火、石头和炮。这是欧洲有记载的第一次火药应用于战场上，也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门加农炮，虽然它射出的是石弹，严格来说应该称为（石包）而不是炮，但是匈牙利人何尝见过这样的事物？除了炮之外，蒙古人也利用抛石器投掷鞭炮，毕竟那时候的蒙古人，炮也不多，威慑力也不大，而从天而降散入人群的鞭炮，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一种极具威慑力、非常让人产生恐慌的工具，就更不用说在800多年前了。骑兵控制不住他们的马、步兵组不成队列，一盘散沙的河东匈牙利人被迅速的击溃，疯狂从石桥逃往西岸，蒙古军队顺势一冲，石桥也就到了蒙古人的手里。而这时候，河西岸匈牙利大营里的军队，才刚刚列好阵势，准备抵御蒙古的强袭。　　　　所有的匈牙利人都以为强袭石桥渡河而来的蒙古军队才是主力，所以把正面对向了东边，准备与拔都的军队交战。这时候，速不台的军队动了。速不台已经在凌晨渡过寒冷的蒂萨河，此时突然出现在匈牙利大军的侧后方并发动了进攻，而当匈牙利人仓促把阵势转过来准备对付速不台时，拔都也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杀过石桥到了河西。蒙古军队原本的作战计划，就没有规定哪路是主力哪路是牵制，而是两路都是主力，哪路都可攻可守。　　　　匈牙利军队溃散不成阵型，纷纷逃回营帐，于是贝拉四世等也只好指挥部队退入营帐。6万蒙古军队就这样包围了超过10万的匈牙利军队。这个时候大概还只是上午7点。　　　　匈牙利人试图利用营盘来死守击退蒙古人，然而蒙古人早有准备，炮、火、鞭炮，纷纷扔进匈牙利营盘里去。戈罗门和玉果麟坐不住了，他们带了一些部队试图冲破重围，但是他们的行动没能瞒过蒙古人，蒙古人趁他们离开营盘，一阵急攻之下，又把他们击退回去。但是蒙古人明显没有尽力，而是给匈牙利人造成一种错觉，只要再加把劲，他们就可以突出重围。于是戈罗门和玉果麟再次带兵，并且加上了匈牙利军队中来援助的最精锐的圣殿骑士团的重骑兵们，一起再次杀出营盘试图突围。这次，早有准备的蒙古人将他们诱离营盘并包围起来。戈罗门和玉果麟浑身带伤，终于杀回包围圈中的匈牙利营盘里躲起来，而随他们出战的圣殿骑士团，就全部睡地上再也起不来了。罗门和玉果麟的失败，加上圣殿骑士团的全军覆没，使营盘里的匈牙利士兵更加双腿发抖，不敢出战。　　　　这也早在速不台的计划之中，于是蒙古人又把抛石器里的石头鞭炮等，换上了燃烧的草捆和一些特制的草球草团。这些球团是特制的，里面含有一些其他东西，比如会产生浓烟的狼粪等等，他们产生的浓烟不但带有烟幕弹的性质，还带有毒气，这也是欧洲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匈牙利军队处于烟火的四面环绕之下，受到烟呛的人基本就散失了战斗力流泪咳嗽不止，因此匈牙利军队只能挤成一团尽量往无烟少烟的地方挤。而蒙古军队的攻击，完全就象现代的兵力突击，一阵炮火石头砸过去之后，紧接着就是部队趁着这个缺口的冲锋，而当匈牙利军队集结起来补住这个缺口，并且为了防范进攻加派人手之后，伴随着一阵箭雨，蒙古军队便又退去，而这时候后方超远程的攻击又开始了。匈牙利军队在烈火浓烟中如无头苍蝇般越来越混乱，无组织地试图靠乱冲乱杀来突围，突然，意外发生了，西边的一小群匈牙利军队竟然真的突围出去了。　　　　大喜过望的贝拉四世，想当然的认为，风吹着浓烟对谁都不利，因此处于下风位置的蒙古兵必然给自己的浓烟遮住视线，甚至可能自己在自己制造的浓烟中咳嗽，那么顺着风势突围，不但匈牙利军队受烟害最少，而且最容易突围，因为拦阻他们突围的蒙古军队必然是正面对着浓烟。于是他指挥部队从这个缺口突围出去，起初他还想留下一支部队抵挡进攻的蒙古人，让部队的撤退比较有队形些，但是在知道了有路可逃之后，早已完全没有斗志的匈牙利人的阵型立刻崩溃，士兵们都争先恐后的从西边溃围而出，就连贝拉四世和他的骑士们也不例外。这个时候离匈牙利军队被蒙古军队包围已经有几个小时了，匈牙利军队已经毫无斗志。　　　　如果贝拉四世读过中国的兵书，知道围必缺之、围三缺一这样的名词中的任何一个，恐怕他就不会这样开心了。在刚刚这几个小时的战斗中，蒙古军队已经把主力移到西方通道的两边，这个缺口是蒙古军队故意放出来的，就如当年蒙金钧州三峰山大战，蒙古军队多次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试探金兵的斗志并再利用速度再次包围上去一样，这是蒙古军队的常用战术之一。当然，这次用得更纯熟了。匈牙利军队在逃亡的路上遭到蒙古主力的夹击和追杀，被高速的骑兵部队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吃掉，并多次被追赶进沼泽地里，因为蒙古人不想浪费人力去截杀这些丢盔弃甲的匈牙利人，可以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的情况下，蒙古人就绝不浪费人力。已经两次遭遇全军覆没的玉果麟大主教这次没能逃出去，蒙古人的追杀一直持续了两天，匈牙利人的尸体就从战场向西往布达佩斯方向躺满了两天行程的路两边。　　　　贝拉四世倒没有死，他也算有点聪明，一见逃亡的路上埋伏有蒙古军队的主力，马上带着身边的近卫，找个树木比较茂密的地方躲进去，当然也幸亏蒙古人不多，没办法监控到整个战场往西的路程，才给贝拉四世这个机会，但是往西的道路明显是走不通了，于是贝拉四世干脆一冒险，反而向东走，穿过特兰西瓦尼亚，一直走到跟俄罗斯交界的喀尔巴阡山，还居然给他找到他的女婿，波兰国王勃烈斯拉夫的波兰残部，两人合兵一处，再展转绕远路回到多瑙河西，才算结束了冒险历程，不过能逃出来的都是马好的骑兵，两条腿走路的就全躺地上了。蒂萨河之战于是结束，匈牙利军队全军覆没，蒙古军队乘机袭下佩斯城，止步于多瑙河前，从多瑙河以东到俄罗斯，再没有任何一支能抵挡一下蒙古军队的军队。　　　　随后，北路的拜答儿军，南路的合丹军也前来佩斯城与速不台会合，大军驻扎在多瑙河畔过夏天，速不台分兵完全征服了匈牙利东部的所有城镇乡村，以准备将前进基地从俄罗斯前移到匈牙利草原来，并做好建立统治的准备。但同时的，他将许多的匈牙利人驱赶过多瑙河，而留下他们的牛羊和马匹在河东供蒙古人享用。这一年的夏天、秋天和前半个冬天，速不台一直在稳固匈牙利草原的基地，匈牙利人除了逃进山里的，多数被蒙古人直接驱赶过多瑙河去，只有财产留在河东，河西的匈牙利人在饥饿和恐惧中度过日子。　　当然，速不台不只是在稳固基地而已，他同时派出探子打探西欧的情报，同时也在准备着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对于西欧来说，除了祈祷上帝，还能有什么能够阻止蒙古人对西欧进行屠杀呢？意大利根本就是一盘散沙，德国已经受到损失，只要再加以打击，西欧就只剩下法国了。　　　　速不台计划在冬天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大军越过多瑙河后，分一路南路军进入意大利半岛，主力北上直逼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之后再经德国平原北上，征服整个德国，然后再分一支北路去对付北欧国家，而主力再次折向南下对付法国。　　　　1241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不知跟今年一样不一样，好冷啊），多瑙河河面上都结了厚厚的冰层，河西岸饥寒交迫中的匈牙利百姓，终于有忍不住饥寒，试图渡过多瑙河来东岸偷走这些蒙古军队故意散布在东岸吃草的，原来属于多瑙河东岸匈牙利百姓所有的牛羊马群。在经过不少人的前仆后继之后，终于匈牙利人在冰上找到一条足够坚固可以牵着牛羊走回河西岸去的冰路。于是就在1241年的圣诞夜，蒙古大军顺着这条足够坚固的冰路，踏冰渡过多瑙河，抵挡了蒙古人几个月的天险不攻而破。　　　　蒙古人不但把被匈牙利人拿去的牲畜重新拿回来，还征收了东岸的匈牙利人的牲畜作为利息，同时也带来他们自己的牲畜，这些牲畜都成了蒙古军队继续进攻的军需物资。最后的匈牙利军队再次崩溃，贝拉四世继续逃亡，如同以前的惯例，蒙古人派出一支部队专门追捕他，并宣称，哪个城市敢收留他，哪个城市就将遭到攻击。　　　　就跟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那时的中文翻译为摩诃末）最终逃到里海中的小岛上一样，贝拉四世先逃到今天的克罗地亚等地，最终也不得不逃到亚得利亚海的小岛上，只有海洋，才能隔绝蒙古的骑兵。当然，贝拉四世的运气要好很多，他最终还能活着离开那个岛回到陆地上来，不象摩诃末那样就直接死岛上了。　　　　这一路追不上贝拉四世，并不妨碍其他各路蒙古军队的进军。蒙古的各路军队势如破竹地前进，一路上欧洲军队都聚集不起象样的，敢于作战的军队来跟蒙古人打点大点的战斗，到1242年的年初，整个原来属于匈牙利王国的土地上，只有三个城堡里还有匈牙利的军队在防御，其他地方全部成了蒙古人的领地，而南路蒙古军队，此时越过尤利安山脉进入意大利，前锋离当时意大利最强大的城市威尼斯城不到50公里，哨骑已经到达威尼斯城郊。而主力蒙古部队，也到了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仅仅十几公里的地方，维也纳已经关闭城门准备守城战。　　　　这个时候，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遥远东方几个月前的消息终于传到，蒙古大汗窝阔台死了。根据成吉思汗传下来的命令，大汗死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要马上聚集到蒙古召开大会推举新大汗。二次西征本来就是诸王长子西征，除了攻下俄罗斯后已经奉窝阔台的命令回去蒙古，而现在还在路上没到达的窝阔台长子贵由、拖雷长子蒙哥之外，其他的长子群几乎都在欧洲前线。他们不得不马上赶回去参加会议，并且需要全数赶回去。　　　　速不台的不情愿应该是可以想象的，他正打得高兴哪，不过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召集兵力回师，就这样，蒙古大军从“闭着城门发抖”（欧洲人的记载）的维也纳、威尼斯郊区转过身来，大步地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匈牙利人也从山里森林里出来，重建他们的家园，只是这个时候的匈牙利国，全国人口死剩的不到一百万。东欧的波兰等地，同样是百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回师中的蒙古军队，速不台说动了诸王打了一下擦边球，就是顺路去攻打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然后才再渡过多瑙河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俄罗斯。当然，理由是这样可以消除对蒙古军侧翼的威胁，方便下次进攻欧洲。而反正是顺路回去，虽然多走了几百公里，但是大体上也是一直向蒙古方向，就算不得是违背成吉思汗的命令。　　　　于是蒙古大军就采用了一条跟来时不一样的路程回俄罗斯，这一走，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就亡国了。保加利亚王国还受到较为严重的毁灭性打击。使得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两个刚处于兴起阶段的国家就此消失了成为强大王国的可能，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一征服。这是后话了。　　　　这是1242年，历时长达6年的蒙古二次西征到此就完全结束了，仅仅花费2个月的时间里，12万蒙古军队战胜并消灭了总数达60万的欧洲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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