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魏孝文帝因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而被看作少数民族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迁都这一举措也被看作体现了孝文帝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然而事实上,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圭天兴元年(三九八)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山西大同),历六帝七世凡九十七年;而迁都洛阳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他人了。以后的孝庄帝、废帝、孝静帝等,都走马灯似的,不过是权臣手中的傀儡。永熙三年(五三二),北魏结束,离孝文帝迁都洛阳还不到四十年。魏孝文帝迁都,原想以正统的中原王朝自居,统一南方,建立大一统的北魏大帝国。何曾想到两代之后,国势就衰微破败,他那迁都以建宏图大业的构想,也随之成了泡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北魏王朝的迅速衰亡,寿终正寝? 孝文帝不顾国情、族情,独断专行的迁都决策破坏了鲜卑族原来的利益制衡关系,动摇了北魏的立国根基。鲜卑自拓跋圭以来,一直是个坚强的好战的武装集团,不管它的内部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对付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治军事集团时,总是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道武帝、太武帝,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主要就是依靠本民族武装集团的军事能量。但迁都洛阳,却在鲜卑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就是迁都涉及了整个鲜卑民族的利益,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损失。孝文帝也深知此举会遭到鲜卑族的普遍反对,不敢公然提出迁都主张,遂玩了一个把戏,于太和十七年率三十万大军南下,声称南征。当时秋雨不断,道路泥泞,长途跋涉使将士劳累不堪。至洛阳后孝文帝还要南进,群臣跪在马前进谏,孝文帝趁机要挟他们说若不南征,就得迁都,结果是“旧人恋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 这种让鲜卑大多数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作法受到了很多鲜卑人的抵制和反对。例如贵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对迁洛意见不同而被降职。太子恂不乐意迁都,太和二十年八月趁留守洛阳之机,与亲信密谋逃回平城。事发,孝文帝囚禁太子,不久又废掉了他,后来又将他毒死。不仅当时反对迁洛的鲜卑贵族很多,即使在魏宣武帝元洛执政后,鲜卑贵族仍不愿居洛阳,想回平城,这股力量十分强大,连宣武帝都几乎顶不住压力。 迁都还激化了全社会的矛盾。魏孝文帝迁都以后,父子相继在洛阳大兴土木,耗费民力国力,加剧人民的负担。孝文帝早就羡慕汉魏宫城的豪华奢侈,迁都后,就立即 手重建洛阳。史载:北魏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中有十万九千余户,城的四面共开十三个门,全依魏晋旧名。城南有四通市,是一个国际贸易市场。由于北魏统治者提倡佛教,洛阳佛寺也是鳞次栉比,有一千多所,据《魏书》的记载,当时修筑洛阳的民夫,“日有万计”,而工程的耗费,“日损千金”。一次徭役,就“发五万人”,役期本文发布于四十天,可见工程量的巨大。正因为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怨愤,迁都之后孝文帝在世时,就不断发生起义暴动。宣武帝、孝明帝时,此类事件就更多。公元四九四年,幽州人王惠定聚兵起事,自称明法皇帝。后来刘僧绍聚众起事,也自称明法王。起义者提出“明法”作号召,可见民众深感政治黑暗、统治阶级无法无天。 迁都还促使北魏统治集团腐化堕落,重走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老路,无可挽回地腐败下去。北魏初期的皇帝,政治上主要师法西汉文景之治,道武帝甚至用镇压手段对付奢侈腐化而又屡教不改的王公贵族。但迁都之后,这种清虚寡欲、与民休息的政治指导思想就被破坏了。西晋发生过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而迁都之后的北魏出现了元琛与元雍争豪的丑闻。北魏迁都之后统治集团迅速腐化,一方面是本性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有社会环境的污染。迁都为他们提供了贪污腐化、奢侈放荡的参照,这个参照就是西晋司马氏集团。河间王元琛造文柏堂,形如皇宫,家有玉瓷的井,金造的水罐,用五色金丝织成井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养马以银为槽,以金为锁环。 迁都之后北魏统治集团腐化的始作俑者正是孝文帝。不错,孝文帝曾有过严惩贪污的历史,但迁都之后,他就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加重对人民的剥削,苛政由此而始。如果说修建洛阳城的一些公共设施有必要的话,那么他重修魏晋时的台榭观阁并增添设施,则纯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上行下效,百官也就跟 干。他的儿子宣武帝,更是宠任奸佞,朝政大坏而一发不可收拾。北魏统治集团的腐化,孝文帝难辞其咎。 孝文帝迁洛的决策方式和决策程序也是错误的,他采用历代专制帝王惯用的刚性决策,不让智囊臣僚论证,个人独裁而又不允许批评,用残酷的镇压对付批评者,以及造成既成事实后胁迫众人就范,都是决策的大忌。

名士荀粲在当时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曾公然宣称儒家的六经典籍不过是圣人之糠秕,在叛逆青年中是一个领军人物,但是这样一个“愤青”却有一颗敏感细腻的心灵。他娶了将军曹洪的女儿,婚后和她情深意热,琴瑟和鸣。史书称,荀粲和妻子“专房欢宴”,把感情完全倾注在她一人身上。后来,这位美人得了重病,高烧不退。荀粲焦虑之情无法抑制,他把衣服脱掉,大冬天跑到院子里,把自己冻得浑身冰凉,然后再回去抱着妻子给她降温。我们当然知道他这样做是荒唐的,他完全有其他办法为妻子降温,但荀粲无非是想分担妻子的痛苦,这对妻子也许于事无补,但对荀粲却是一种安慰。 但是妻子依旧去世了。荀粲无法从悲痛中自拔,一年之后也撒手人寰。荀粲以前曾说过:“你们所说的妇德我毫不看重,我要的只是她们的美貌。”但当他丧偶之后,看到他无法自制的悲痛,有朋友对他说:“以你的身世,以你的才华,再找一个美女又有何难?”荀粲的回答是:“佳人难再得。”荀粲失去的不是美女,而是爱情。 “佳人难再得”这句话出自李延年的一首歌:“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是汉武帝的私人歌手,他像司马迁一样,因为犯罪被处以腐刑。一个阉人尖着嗓子讴歌美女,想来总有些怪异,但这确实就是这首千古名曲的首次亮相。李延年吟唱的这首歌曾让汉武帝听了直流口水,大为欣赏,也没有批判他“爱情至上观”的政治不正确,还向李延年打听哪里有这样的“佳人”。根据李延年的介绍,他的妹子就是这么一位“佳人”,当下汉武帝就把李延年升格为自己的大舅子。 李延年的这位妹子李夫人后来不幸死去,汉武帝悲痛莫名,将李夫人的画像挂在宫内,旦夕徘徊于画像之侧,思念之情无法抑制。他特意请来一位叫少翁的术士,让他为自己召唤李夫人的神魄,好能再见上一面。少翁为汉武帝做法,安排汉武帝坐在纱帐之中,叮嘱他只可静观,不可妄动。不久,汉武帝看见帐外隐隐约约有一个美人,曼立款行,神态模样与李夫人毫无二致。汉武帝拉开帷帐,冲上前去,而这个影像却烟消云散。汉武帝悲伤地作歌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来迟!” 后来,汉武帝又作了一首悼念词《落叶哀蝉曲》:“罗袂兮无声,重墀兮生尘,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宁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这确实是爱情,但只是有限的爱情。同是这位汉武帝,在求仙的时候,曾庄严宣布:“要是我能成仙,那抛弃自己的妻子儿女就像抛弃一双旧鞋一样。”但是神明没有为汉武帝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汉武帝依旧病死在卧榻之上。不知在垂死之时,他是否曾追忆起那曲“佳人难再得”?正是那段歌曲,引入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情感。 在荀粲之死大约三百年后,北齐的皇帝高洋曾在更恐怖阴森的气氛中唱过这首歌。高洋可称为历史上最癫狂的一位皇帝,估计也是有史以来酒精摄入量最高的一位皇帝。高洋杀人的花样已臻至境,达到了为杀人而杀人的“最高境界”。他的传记中大部分篇幅都是记载他怎么杀人、怎么喝酒,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无怨无悔地投入到杀人和喝酒的事业中去了,最后终于死于酒精中毒。这位暴君有明显的精神疾病,是一个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病人,但他却掌握了帝国的最高权力。 他的感情世界也狂乱晦涩,时常爆发出野蛮的兽性。他宠爱一位薛姓歌妓,把她纳入后宫,封为贵嫔,后来偶然想起她跟别的男人睡过觉,就忽然发难,把这个不幸女人的脑袋砍下来,揣在怀里,外出赴宴。宴会上,大家喝得正高兴,他忽然从怀里掏出血淋淋的人头,扔到桌子上,所有人无不变色。高洋把薛贵嫔的尸体大卸八块,用腿骨做了一把琵琶。曾是自己怀中欢爱情浓的女人,如今变做了手中的琵琶,此情此景,宛如魔鬼传说中的阴暗情节。 高洋弹奏着这把琵琶,反复吟唱“佳人难再得”。高洋的头脑已经被酒精麻痹成了一头疯兽,他用残存的一点人性为这个女人举行了盛大的丧礼。高洋披头散发,哭泣着跟在丧车的后面。此刻在这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在他拨动琵琶,吟唱“佳人难再得”的时候,可曾有过一丝爱情的光焰在心头闪过?也许有吧,如果充满了占有和狂荡的情感能够被称为爱情的话。同一句“佳人难再得”,承载过汉武帝的色欲、荀粲的爱情和高洋的疯狂。 爱情始终存在。即便在那些兽行肆虐、尸骸遍布大地、血色浸染天空的年代,爱情依然存在。荀粲用他冰冷的身体,用他的言行证实了它的存在。那句千古绝唱被色欲沾染,被狂野玷污,可又在荀粲的口中焕发出了它原有的光彩。 爱情曾被诋毁,女性也曾被践踏。《三国演义》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刘备曾经饿着肚子到猎户刘安家投宿,刘安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非要请刘备吃一顿,可一时没有野味,就当即把自己老婆杀了,煮熟了献给刘备品尝。据说曹操听说如此好人好事以后,也非常高兴,按罗贯中的说法是“感其大义”,奖赏给这个忠义兼于一身的先进人物一百两金子。在这里,夫妻之间何曾能看到一点爱情的影子?又何尝能看到一点人性的影子? 在被肢解的猎户妻子的阴影下,还有那个裸身忍受寒冷、为爱人悲愁的荀粲。爱情依然存在。

《陈情表》为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文章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畅达。该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 晋代李密个人简介 李密(224年-287年),字令伯,一名虔,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幼年丧父,母何氏改嫁,由祖母抚养成人。后李密以对祖母孝敬甚笃而名扬于乡里。师事当时著名学者谯周,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传》。初仕蜀汉为尚书郎。蜀汉亡,晋武帝召为太子洗马,李密以祖母年老多病、无人供养而力辞。祖母去世后,方出任太子冼马,迁汉中太守。后免官,卒于家中。著有《述理论》十篇,不传世。《华阳国志》、《晋书》均有李密传。 李密陈情表原文: 臣密言:臣以险衅(xìn),夙(sù)遭闵(mǐn)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xíng)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mǐn)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shào)多疾病,九岁不行(xíng),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xiǎn)兄弟;门衰祚(zuò)薄,晚有儿息。外无期(jī)功强(qiǎng)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tóng)。茕茕(qióng)孑(jié)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rù);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dài)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kuí)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xiǎn)马。猥(wěi)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bū)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dǔ);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jīn)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huàn)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zhuó),宠命优渥(wò),岂敢盘桓(huán),有所希冀(jì)。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gēng)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yòu)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shēng)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李密的陈情表翻译 臣子李密陈言:我因命运不好,小时候遭遇到了不幸,刚出生六个月,我慈爱的父亲就不幸去世了。经过了四年,舅父逼母亲改嫁。我的祖母刘氏,怜悯我从小丧父,便亲自对我加以抚养。臣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九岁时还不会行走。孤独无靠,一直到成人自立。既没有叔叔伯伯,又没什么兄弟,门庭衰微而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在外面没有比较亲近的亲戚,在家里又没有照应门户的童仆。生活孤单没有依靠,每天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影子相互安慰。但祖母又早被疾病缠绕,常年卧床不起,我侍奉她吃饭喝药,从来就没有停止侍奉而离开她。 到了晋朝建立,我蒙受着清明的政治教化。前任太守逵,考察后推举臣下为孝廉,后任刺史荣又推举臣下为优秀人才。臣下因为供奉赡养祖母的事无人承担,辞谢不接受任命。朝廷又特地下了诏书,任命我为郎中,不久又蒙受国家恩命,任命我为太子洗马。像我这样出身微贱地位卑下的人,担当侍奉太子的职务,这实在不是我杀身捐躯所能报答朝廷的。我将以上苦衷上表报告,加以推辞不去就职。但是诏书急切严峻,责备我逃避命令,有意拖延,态度傲慢。郡县长官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官登门督促,比流星坠落还要急迫。我很想遵从皇上的旨意赴京就职,但祖母刘氏的病却一天比一天重;想要姑且顺从自己的私情,但报告申诉不被允许。我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 我俯伏思量晋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年老而德高的旧臣,尚且还受到怜悯养育,何况我的孤苦程度更为严重呢。况且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蜀汉的官,担任过郎官职务,本来就希望做官显达,并不顾惜名声节操。现在我是一个低贱的亡国俘虏,十分卑微浅陋,受到过分提拔,恩宠优厚,怎敢犹豫不决而有非分的企求呢?只是因为祖母刘氏寿命即将终了,气息微弱,生命垂危,早上不能想到晚上怎样。臣下我如果没有祖母,就没有今天的样子;祖母如果没有我的照料,也无法度过她的余生。我们祖孙二人,互相依靠而维持生命,因此我的内心不愿废止奉养,远离祖母。 臣下我现在的年龄四十四岁了,祖母现在的年龄九十六岁了,臣下我在陛下面前尽忠尽节的日子还长着呢,而在祖母刘氏面前尽孝尽心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怀着乌鸦反哺的私情,乞求能够准许我完成对祖母养老送终的心愿。我的辛酸苦楚,并不仅仅被蜀地的百姓及益州、梁州的长官所亲眼目睹、内心明白,连天地神明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希望陛下能怜悯我愚昧诚心,请允许我完成臣下一点小小的心愿,使祖母刘氏能够侥幸地保全她的余生。我活着应当杀身报效朝廷,死了也要结草衔环来报答陛下的恩情。臣下我怀着牛马一样不胜恐惧的心情,恭敬地呈上此表来使陛下知道这件事。

很多人一直以为,陶渊明辞官归隐以后,就成了贫下中农,生活质量一天不如一天,有时揭不开锅还要去讨饭。梁启超甚至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 其实,陶渊明的祖辈已仕宦三世,是浔阳的名门望族,陶渊明出生后,虽家境中落,但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为有家产田业的官宦门庭。归田后,诗人的居地可考的就有上京闲居、园田居和南村等处,田庄别业则有西畴、南亩等处,远不止“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归田初,陶渊明在家饮酒赋诗,琴书自娱,生活清闲。这时的诗人,过的是舒适的文人闲居生活。50岁以后,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再加战祸绵延,境遇确已非昔比。然而,他仍能“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常著文章以自娱”,劳逸结合,也不是一位赤贫的农民。 陶渊明晚年的《乞食》诗被很多人看成他沦为乞丐的重要证据。但清人陶必铨指出这是借韩信乞食的故事以起兴,故题曰《乞食》,不一定真有此事。而且《乞食》是诗人晚年遭灾时所作,并非反映其平时生活状况。诗人写此诗的意旨,主要是让子孙后代了解他在贫困的情况下如何励志苦节。 陶渊明的晚年,与有“五斗米”俸禄的时期相比,生活状况是有变化,但他除农业收入之外,另有教授生徒的酬资,还有显贵的馈赠。至于故人延请,新知相邀,饭局一直不少,给诗人的资助也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以,鲁迅先生就断言:“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 陶渊明确实叙说过自己的清贫景况,并写有相当多的叹“贫”苦“寒”之句。其实他的“穷”,只是比起祖辈来要“穷”,晚年比起前半生要“穷”,比起门阀世族的巨富来是“穷”。但是,他绝非一贫如洗,与真正的贫农相比,则要小康得多。

老话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皇帝拉下马已经是凌迟碎剐之罪了,何况杀皇帝!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权力的代表,杀一个已经是惊天动地了,杀两个更是有点不可思议,难道还有更厉害的! 历史上有一个叫宇文护的人,竟然杀了三个皇帝,真够牛的! 宇文护(513年~572年),鲜卑族,中国南北朝时期北周权臣,一名萨保。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宇文泰之侄,宇文泰长兄宇文颢第三子。早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与东魏的交战中屡建战功,又与于谨南征梁朝江陵。他从小追随宇文泰,既为之管理家族,又随军转战,东征西讨,功绩不小,很得宇文泰的信任和器重,官拜骠骑大将军爵封中山公。公元556年底,宇文泰杀了元钦(西魏第二任皇帝)后又立元钦的弟弟元廓为帝,是为西魏恭帝。三年后,宇文泰因病死去,临死前,因为自己的儿子还小,于是他委托侄儿宇文护执掌政权。 公元557年,宇文护掌权后不到两个月,就逼傀儡皇帝元廓禅让与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不久就杀死了元廓),这样就最后灭亡了西魏而建立了北周。 北周建立后,宇文护就任大冢宰(宰相),继续执掌朝廷大权,“百官总己以听之”。在他眼里,年方16岁的皇帝宇文觉还是个孩子,完全可以也应该由自己作主。谁知,宇文觉年纪虽小,性格却很坚毅刚决,他很不满意宇文护的专横跋扈。同时,朝中另有一批大臣也看不惯宇文护的作为,认为“军国之政,当归天子,何得犹在权门!”他们一起鼓励宇文觉除掉宇文护。于是宇文觉招了一批武士,经常在皇宫后园演习如何擒拿宇文护;他又与大臣商量,决定于某一天开宫廷宴会时,抓住宇文护杀掉。谁知他们的阴谋还来不及实施,就有人向宇文护告密了。于是宇文护先下手杀掉了宇文觉。 除掉宇文觉以后,宇文护又立宇文毓当了皇帝,是为北周明帝。宇文毓,史书说他:“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子之量”。大概是认为他比较仁儒不大会对自己造成威胁的缘故,所以宇文护把他抬了出来当皇帝。 然而宇文毓却并不如宇文护所想象的那般懦弱无能,他在处理事务中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才干。他周围逐渐集聚起一批老臣元勋。他致力于发展经济,在百姓中也威望日高。所有这些,都引起宇文护的疑惧和不安。为了试探一下,宇文护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归政于帝”的举动,把除了军权以外的所有权力都交还给皇帝。谁知宇文毓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并把自己的名号正式改为皇帝(在此以前,北周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皇帝而叫天王)。这样一来,宇文护害怕了。公元560年,他买通了主管皇宫中饮食事务的一个官员,在皇帝的食物里暗中下了毒药,毒死了宇文毓。 这样,宇文护在公元557年到560年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先后杀死了西魏恭帝元廓,以及北周的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三个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杀死过最多皇帝的人。

关于处于九五之尊的皇帝,在文学作品中、史书上、影视剧里,我们大概都对之有所了解,尤其是在影视剧里,那场面,臣子黑压压一片跪在地上给他一个人磕头,还要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觉得这皇帝的面子真够足的,威风八面,美女成群,用不完的金银珠宝,看不尽的后宫佳丽,真是羡煞我等。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漂亮龙袍,住的是精美宫殿,玩的是绝色美女,觉得这皇帝的日子还真是有滋有味,心底也时常徒生刘邦“大丈夫当如此”的感慨。 不过,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们也大多逐渐明白,皇帝看似风光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死风险,坐的虽然是龙椅,却似乎从来没有踏实过,提心吊胆别人夺位不说,随时还有掉脑袋的危险! 自秦始皇称始皇帝开始,中国有过居于正统位置的皇帝171个(由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有两人以上称帝者很多,统计只包括了曹魏、南朝和宋朝的皇帝而未及蜀、吴、北朝和辽、金)。这171个皇帝坐上位子的途径各异:12位是经过群雄逐鹿,自己打出的天下。59位是经过政变上台的,少不了使用阴谋诡计,大多还伴有流血冲突。11位是因国难而偶然上台的。父死子继者89位,应该是正常接班,但期间还是少不了权力的较量、生死的争斗。至于那些被太后及其娘家人夺权、被权臣架空、被宦官操纵的傀儡皇帝,那就是一个木偶,其命运就更不必说了。 晋朝的末代皇帝司马德文,算个明白人。在刘裕准备登基,由大臣们出面要求他禅位,还为他准备好了禅位的诏书,要他亲笔抄写时,他也知道此一时,彼一时,胳膊拧不过大腿,很爽快,拿起笔就写,无非是想表明他不会来和刘裕争权,以求刘裕放心,给他条生路。 禅位的诏书下去,刘裕上表假装谦让再三,才从天命,就像平常某些人收礼一样,一面态度强硬,拒不收下,一面却似乎勉为其难而不得已不收一样。于是刘裕对原来的皇帝还表示特别优待,封为零陵王。不过,好景不长,可能是总觉得不踏实,第二年九月就把他弄死了。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谁会把这个定时炸弹埋在身边?应该说刘裕还算宽厚,让他活了一年多。刘宋王朝的末代皇帝禅位给萧道成,四月甲午下台,五月己未就死翘翘了,仅仅26天。 萧道成的齐王朝的末代皇帝更惨,禅位后只活了不到三天,这是笃信佛教的萧衍干的,他比不信佛的皇帝下手更狠。 陈霸先取代萧衍梁王朝的末代皇帝时,如法炮制,时间稍微久一点,这个下台的皇帝,当了约7个月的江阴王。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山无二主,民无二王,凡有资格坐上皇帝宝座的人,是首先被控制直至“三光”的对象,就连小孩子也不行,这叫斩草除根。即使你自己不想当,但也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必须图之而后快,必须要斩草除根。 汉惠帝死后,吕后专权,但还是有皇帝的,不过都是些乳臭未干、不谙世事、尚穿开裆裤的小孩子,先是刘恭,被吕后杀了,又立刘弘。吕后死后,大臣清除吕氏家族的当权者,同时把这个小皇帝也杀了,另立刘邦的儿子刘恒来当皇帝,并将刘弘的三个弟弟都杀了。据说惠帝并没有儿子,这些孩子是吕后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不过,明明知其无辜,还是要杀掉,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 刘邦有8个儿子,除了当上皇帝的刘盈和刘恒得善终外,4个都不得好死,都与竞夺皇位有关,你说这皇帝位子好坐不好坐? 唐高宗李治有8个儿子,4个不是武则天生的,其中一个早死,剩下三个全被武则天整死(难怪后人对继母如此存有偏见,其始作俑者出于此吧);被封为许王的素节,好学自强,得到唐高宗喜欢,招来武则天的嫉恨,被她放逐外地,禁锢终生,后来仍不放过,最后押解回京处死了事。 斗争如此残酷,杀人如同割草,所以不仅是皇帝不好当,连皇帝的儿子也不好当,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决定的,是不同利益集团间斗争的结果。作为集团的首脑,或有资格当这个首脑的人,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就连父子兄弟之间都可以真刀真枪地动手,因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杀起来一片一片,毫无顾忌。 当然,历史上这些东西仅仅是冰山一角,但皇位之争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以为用世袭制这种家天下的模式,可以防止对最高权力的争夺,维护社会的稳定,殊不知,这样做根本达不到目的。一来继承人不止一个,只差一步就能登天,谁都会冒这个险;二来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特殊的生活享受,更使得野心家们加紧夺取黄袍加身。 由此可知,皇帝属于典型的高危人群。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有名有姓的400多位皇帝中,被确定死于非命的就有几十个之多。比如南梁、北辽之类的短命王朝,其皇帝竟然全部是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频率高了,花样自然也就五花八门,有像梁武帝一样饿死的,也有像魏孝文帝一样被老婆气死的,最可笑的是一位稀里糊涂被老婆闷死在被窝里的皇帝——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最奇怪的是,谋杀了皇帝的妃子居然平安无事,照样做她的妃子,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司马曜的父亲简文帝本来有好几个儿子,但是都相继夭折,接着后宫嫔妃突然都像搞了结扎一样变得不能生育,无法怀上龙子。有个官员不知是心怀鬼胎还是为社稷计量,就算了一卦,说应该有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女能为皇室生下三子一女,并且都能茁壮成长。于是皇帝便一纸令下,将宫中所有宫女都弄出来,一个一个找。最后,一个皮肤黝黑叫昆仑的纺织宫女竟然鬼使神差地被撞了个正着。虽然长相不敢恭维,但简文帝为了龙脉“大计”,不得不闭上眼睛纳她为妃,而正是这个黑女人生下了司马曜。 简文帝去世后,10岁的司马曜继位。别看他年纪小,对生死却不看重。面对父亲的死,他的表现十分淡定。大臣们问他为什么不哭,他的答案令人震惊:“人到最悲痛的时候才哭,照我看是违背人之常情的。”不过,看得透别人生死的司马曜,竟然糊里糊涂地死于自己的一句戏言。 那是公元396年的一个夜晚,司马曜跟平日一样,与自己最为宠爱的妃子张贵人饮酒取乐。张贵人被宠爱多年,整天与皇帝过着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酒至微醺,司马曜望着身旁年轻貌美的宫娥侍婢,不禁跟张贵人开起了玩笑:“跟这些宫女相比,以你的年纪都该被废啦!” 按理说,这样一句戏言谁都不会在意,但偏偏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戏言深深地刺伤了张贵人,也令她从心底里感到害怕。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和决心,张贵人竟在司马曜酒醉之后,命宫女用被子将他活活闷死了,亲手干掉了自己的皇帝老公。这个张贵人胆儿也大,心态也好。第二天,她若无其事地对众人说:“皇帝大人昨晚于睡梦中‘魇崩’。”很简单,睡着睡着就死了,谁知道呢?好在司马曜青春鼎盛,几个有野心的大臣也巴不得他早死,大家心知肚明,张贵人这样瞒天过海,居然堂而皇之地蒙混过了关,想想也可笑得很。 接着,司马曜的长子司马德宗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帝,从他坐上龙椅那天起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先是当司马道子(司马曜的弟弟)父子的傀儡,然后是当大臣桓温之子桓玄的傀儡,最后是当大臣刘裕的傀儡。公元418年,刘裕派手下干脆将司马德宗勒死了。 看看,这皇帝当得够窝囊吧。其实,历史上很多皇帝就像司马曜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你说冤不冤?即使过几天神仙日子,这小命也没有任何保证呀!假如要我们当这么个战战兢兢的皇帝,不当也罢,还是去做个稳稳当当、清清白白、踏踏实实的草民吧! 确实,当上皇帝本身就难,像康熙大帝,刚开始不被他的皇阿玛看重,后来因为实在没有人选,而他又出过天花,不会夭折,所以才继承大统。 当上皇帝难,当个好皇帝那就更难。他不仅要有治国的能力,有君临天下的气魄,还要胸怀江山社稷,有比任何人都宽广的胸怀。他还必须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像只沉迷于象棋的唐肃宗李亨、只知作词作赋的南唐后主李煜、钟情于书画的宋徽宗赵佶之流,本不具备治国安邦之能,赶鸭子上架,坐在那上面,也只会祸国殃民。 当个好皇帝辛苦自不必说,当个坏皇帝也好过不到哪儿去。他至少要整天应付朝政,担心有大臣批评他,害怕有外敌来犯,绞尽脑汁给自己找理由享乐。当有人起兵反抗时,跑得最快的是他,最怕死的也是他,因为要抓的人是他。这样的皇帝整天提心吊胆,不可能比普通人舒服,只好通过“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日有玩尽管玩”来麻醉自己,及时行乐,及时享受来遮掩内心的恐慌。 所以说,皇帝这一生别看他有时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殊不知,他比谁都活得艰难,比谁都活得辛苦。你只要试想想,一个人管一个家庭都如此困难重重,何况是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皇帝他也是个凡人,只不过是用种种手段装饰得神秘兮兮而已。

胡太后是宁夏人,长得非常漂亮,被选入宫中作了高纬老爹高湛的老婆。后来高湛继位为帝,便顺理成章干上了皇后这份工作。 开始的时候,高湛还是很喜爱这个漂亮且风骚的老婆,史载他曾经花费不菲为胡太后制作珍珠丽服,可见他当时还是对胡太后相当友好的。不过高湛有浓重的变态心理,对别人的老婆特别的钟爱,自从他霸占高洋的老婆---曾经的皇后开始,就对胡太后冷淡了下来。 前文已经说到,胡太后是个内分泌旺盛、性需求极其强烈的奇女子,她当然不堪独守空房,于是便从大臣和士开那里寻找性快乐。 不过高湛在这一点上行事却出人意料,知道后不仅没有怪罪这二人,反而提拔了和士开。并且在他将死之时,还把和士开作为托孤大臣。 不过和士开太倒霉了,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却被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带人给砍了脑袋,这个小孩就是他情人胡太后的亲生儿子高俨,也就是高纬的弟弟。 胡太后失去和士开之后寂寞难耐,又找了一个名叫昙献的和尚来解决性欲望,进而发展了一大批小和尚供她治疗内分泌过盛的疾病。 哪里想到,她把两个小和尚打扮成宫女带入宫中,以供随时“治病”,却不料这两个小和尚长的那个俊呐,男扮女装后竟然被偶然见到的高纬性趣大起,事实上高纬当然无法满足其性趣,不过却让他发现了胡太后的秘密,于是勃然大怒,将与胡太后有染的人统统斩杀,还把胡太后幽禁在北宫。 后来北齐亡国,胡太后也得以解除了囚禁生活,流落于市井之中,带着她儿子高纬的穆皇后,一起操持起了皮肉生涯。这是第一次通过一个内分泌严重超标的女人亲身证明了当妓女是“治疗”这种疾病最理想的职业,为什么?因为胡太后那句名垂千古的名言:“为后不如为妓乐。” 上述这些,就是北齐后主高纬的家庭状况,是他成长的环境因素。 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北齐高家的基因,无论是高家的哪一任皇帝,都是极尽变态疯狂之能事,而且大都活不了多久即莫名其妙的暴毙;他的母亲又是一名内分泌失调的“奇女子”,到此我们已经不难明白高纬的所作所为了。 简单来说,综观北齐高家的族史,明显能够看出这个家族有着严重的精神病史,而胡太后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相较起来,高纬已算是比较正常。 他不仅相对看来正常,而且还是难得的痴情种,甚至可以说痴情得变态。 前面已经讲过高纬对小怜小姐好到了何种程度,古往今来,恐怕再难找到一个象他那样无视身外一切,眼中只有美人的男人来。而且他不仅痴情,更是“心胸宽广”。 高纬实在惊叹于小怜“玉体横陈”的无限美丽,觉得如果这样一个几千年难有的美色只有他一人得见,简直就是亵渎上天对人类的恩赐,于是让小怜小姐赤裸着凹凸有致、让任何男人见到都要吐血旺、流鼻涕的身体,给欲一观天地造物之神奇的人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拿出千金买张门票,便能进入殿内仔细一睹小怜小姐的芳容和玉体。 这应该算是脱衣舞、真人秀、人体艺术甚至日本AV片的鼻祖了吧? 所以,北齐后主实际是一个精神上有障碍或者是一个源于家族精神病基因的痴情变态青年而已。 我们再来还原冯小怜的成长史。 前面介绍了小怜从小长于宫中,也说明了北齐皇室是多么的变态与精神病遗传,而且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是以淫为乐,于是,国家教育机构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对类似于小怜小姐这样的人进行着启蒙教育。 冯小怜当然不是先知,也不是不学习就可以通晓天地万事的奇才,她的整个世界,全部来自于宫中狭隘的教育。皇帝就是她的天,让皇帝高兴就是她们一辈子准备着的最高事业。 当有一天做皇帝的高纬真的来临幸她的时候,她只是一丝不苟的遵循着得到的知识,施展了浑身解数让这个皇帝男人从此流连忘返。 这不能说她荒淫惑主,只能说明小怜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学生,要是把她放到现在的大学里面,说不定她能当上学生会主席。 至于她影响了北齐和北周决定性一战的结果,归根到底还是北齐国家教育制度的失败。 她自小除了得到如何讨好男人的专业训练之外,哪里有人教过她什么叫政治,什么叫战争,什么叫“红颜祸水”,什么叫历史的罪人? 所以她在很多方面其实就是一张白纸,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她最真实感情的流露,往往单纯得根本考虑不到行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偏偏她遇到的男人是高纬,一个痴情得变态的男人。 于是,便有了一出天下大乱,国破鸳鸯散的黑色幽默短剧。 所以,虽然高纬和冯小怜之间的爱情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的确有些祸国殃民,但当我们从高纬特定的家庭环境和遗传基因以及北齐政府为小怜提供的愚民教育来看,我们其实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去责怪他们。毕竟一个国家没有给它的人民提供一个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也无权去责怪无法得到公平教育的这些类似小怜一样的人做出的任何行为了。 无论高纬和冯小怜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但这二人行事动机之单纯,恐怕鲜有人及!

历史上迷倒君主的MM不计其数,然而,历经多次改朝换代,却还能让美女成群的君主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女人,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寥若辰星、屈指可数。萧皇后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一举摘下了历史上最抢手女人的桂冠。 萧皇后天生丽质,娇媚迷人,至于说她美到什么程度,语言可能根本无法描述,从她年近五十仍让李世民看得丢了三魂六魄来看,倾国倾城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也许,萧皇后天生就是一个人间尤物,出生时,一个占卜奇人曾为她的相貌而惊奇不已,仔细推算了其生辰八字,最后得出了八个字的结论——“母仪天下,命带桃花”。萧皇后以后的人生经历似乎正好印证了这八个字。她自13岁作了晋王妃后,便开始不断地被迫更换身份,历经了隋炀帝的皇后、宇文化及的淑妃、窦建德的宠妾、两代突厥番王的王妃,最后又成了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中的昭容。千般沧桑、万种风流,全溶进了她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使她成为一个命运奇特的女人,这也就是她命中注定的“桃花劫”吧。 就在萧皇后出世的那年,北周杨坚接受静帝禅位而作了隋文帝。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在平陈战争中功绩显赫,为了表彰他,文帝除了给他加官晋爵外,还下诏天下名门世家,统统将家中未出嫁女儿的生辰八字呈报朝庭,以便为年方21岁的杨广选一相配的王妃。谁知挑来挑去,年龄相当的姑娘们这个不合,那个相克,最终唯独刚满9岁的萧氏女的八字与杨广的八字合在一起才是大吉,于是就选定了她,这还真是命啦,正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不强求。 杨广本来驻守扬州,在进京朝觐时便见到了他将来的妻子萧氏女。他见到萧氏女如此动人,便为之激动不已。在开皇十三年杨广入朝时,就迫不及待和她完成了婚事。其时,杨广25岁,新娘才刚满13岁,以现在的规定看来13岁是不能结婚的,但在古代,十三、四岁出嫁的女子是很普遍的,二十多岁的女人,那是典型的大龄女人了。 洞房花烛夜,杨广心花怒放地把娇羞万状的小王妃拥进怀里,同时还做着黄梁美梦,因为让他高兴的是,早年有个水平还算凑合的大仙给萧妃算过一卦——“母仪天下”!萧妃既然会母仪天下,那么他不就是皇帝吗?虽然现在太子是他的哥哥杨勇,但生在帝王家的他怀有当皇帝的志向也是很正常的,因此他把萧妃视为自己命中的福星,对她珍爱备至。可惜的是,他听话只听半句,算命先生在“母仪天下”四个字之后还有四个字——“命带桃花”,这似乎就注定了她不会是他一个人的MM,大不了他只算是采了头彩而已。 因为有了萧妃这颗希望之星,原本不曾对王位另作妄想的杨广,开始有计划地与大哥杨勇展开储位之争了。 偏偏太子杨勇又是个天生找死的主儿,爹妈花大价钱给他娶的大老婆太子妃元氏他爱理不理,却把心思都花在偏房云昭仪身上。结果元氏受不了气,上吊自杀了。杨坚和独孤迦罗一怒之下要废掉杨勇的太子之位。杨广则乘虚而入,故意在母亲面前极力装出一副仁孝正派的样子,还有意作出疏远萧妃专心政务的姿态;而聪明识体的萧妃也一本正经地与他配合着表演双簧,还不时到独孤皇后那里哭诉杨广只顾政务冷落了自己,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他们夫妻的一唱一和终于打动了独孤皇后的心,一气之下就废除杨勇太子之位,把杨广推上了太子宝座。这时距离杨广与萧妃完婚已经7年了,也就是说,这对颇有心计的小夫妻,在母亲独孤皇后前面整整演了7年的悲情苦戏。 杨广登太子位一年后,独孤皇后因病而死。随后,杨广便逐个弄掉了几个对手,史称隋炀帝。 高枕无忧之后,隋炀帝开始沉溺于酒色,无心管理朝政。于是他一面下诏广征天下美女,一面派遣大将宇文消总管营建东都洛阳,先建显仁宫,后修西苑,广泛搜罗海内外奇材异石、佳木珍草充实其中,准备安置好美女后,他便可以在那里尽享人间乐趣了。 注重了房事,自然就会疏忽国事。杨广在位的十几年间虽然征服了无数美女,却没有征服李渊等几个美男。在他第三次游兴扬州之时,天下已经大乱。李渊、李密、窦建德等人纷纷举兵,心灰意冷的杨广决定迁都南京,不再回北方。这时,窥视皇位和萧皇后已久的宇文化及率领禁军造反,率兵进入离宫,刚满50岁的隋炀帝在寝殿西阁被缢杀。 宇文化及早就对萧皇后心存暗恋,干掉杨广之后,立即以她的儿子性命作为要挟,逼她做了自己的偏房。 这时,在中原一带起兵的窦建德,节节胜利,直通江都,宇文化及抵挡不及,一败再败,最后带着萧皇后退守魏县,并自立为许帝,改称萧皇后为淑妃。不久,魏县又被攻破,他仓皇退往聊城,窦建德率军一路追击,最后攻下聊城,杀死了宇文化及。 作为胜利者的窦建德除了收缴宇文化及的金银珠宝,还收缴了魅力不减的萧皇后。虽说已经做了两次寡妇,失去了两任丈夫,但是萧皇后的美艳姿容和高贵气质依然不减。窦建德本着不要白不要的思想,把宇文化及的淑妃变成了自己的王妃,纵情于声色之娱,忘记了逐鹿中原的初衷。 恰好,窦建德有个醋缸级的原配夫人曹大嫂,她常在他们两人黑灯瞎火“共赴巫山”的时候,突然顶着超大号灯泡冒出来撒泼发怒、插科打诨,弄得窦建德大失情趣。这时北方突厥人的势力迅猛地发展起来,大有直逼中原之势。原来远嫁给突厥可汗和亲的隋炀帝的妹妹、萧皇后的小姑义成公主,听到李渊已在长安称帝,又打听到萧皇后的下落,就派使者来到乐寿迎接萧皇后,窦建德不敢与突厥人正面对抗,只好乖乖地把萧皇后及皇族的人交给来使。 萧皇后在几番转折后,不想居然会移民到国外——突厥。天生丽质难自弃,颠沛流离不枉情。在国外,她的魅力依然是把无往不胜的利剑,一举戳穿了突厥父子两代元首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的心。时势至此,命运已经不能由她自己掌握,反正当初就预言她命带桃花,在劫难逃,那也就只有听天由命吧!无可奈何中,萧氏便由隋天子的皇后变成了番王的爱妃。 后来,老番王死了,由颉利可汗继位,按突厥人的风俗,萧皇后又被新任番王接手。 十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四年,唐朝大将李靖大破突厥,索回了萧皇后。这时萧皇后已是四十八岁的半老徐娘了,而唐太宗李世民才三十三岁,但萧皇后入朝时,李世民见她云髻高耸,雾鬓低垂,腰似杨柳,脸似牡丹,美眸流盼,仪态万千,完全没有年事已高而应有的老态,比一般的少女还多一份独到的成熟果实般诱人的风韵,才华盖世的李世民不禁为之心旌摇曳;再加上萧氏饱经离乱而孕育出来的楚楚可怜的情态,更加令人由悯惜而生爱意。 这可爱煞了李世民,或许是他从小就缺少母爱的缘故,他顾不得年龄的悬殊,更不在乎外人的品评,大唐天子李世民在萧皇后身上体会到一种成熟女人的风韵,更感受到一种类似姐姐与母亲般的温馨,使他为繁重国事所累的心得到稍许抚慰。这就样,萧皇后被唐太宗封为昭容,转了一大圈回来又成了大唐天子的爱姬。 为了欢迎萧皇后来到宫中,李世民破格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来欢迎她,四处张挂着华丽的宫灯,歌女舞姬们献上轻歌曼舞,桌上堆满山珍海味,唐太宗以为这种场面已经够豪奢了,因此问身旁的萧昭容,“卿以为眼前场面与隋宫相比如何?” 其实,眼下这点排场距离隋宫的豪奢情形还差得远呢!隋宫夜宴时并不点灯,而是在廊下悬挂120颗直径数寸的夜明珠,再在殿前设火焰山数十座,焚烧檀香及香料,既可使殿中光耀如白昼,又有异香绕梁,如入仙境,每晚烧掉的檀香就有二百多车。对此,萧昭容不便明说,只是平静地说道:“陛下乃开基立业的君王,何必要与亡国之君相比呢!” 唐太宗立即明白了她话中的含义,深为她的明晓事理和言语得体而折服,对她愈加敬重和疼爱了。 就这样,萧皇后在唐宫中度过了18年平静的岁月,67岁才寿终正寝。 综观萧皇后的一生,真可谓历尽千般沧桑,展尽万种风流。一个女人,竟被6个皇帝疯抢了60年,历史上还能举出第二例吗?在她的一生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但也历尽了沧桑劫难。不说她风流至极,却也可说她福气不浅。 试问,女人的魅力是否可以对岁月免疫?答案是肯定的,萧皇后就是一个例证。正如有句广告语说的——年龄对她只是一个数字。她从13岁嫁为隋朝晋王妃开始,历经杨广、宇文化及、窦建德、突厥处罗可汗、颉利可汗和李世民等6位丈夫,虽然身上的标签从少女、熟女、大妈一直换到大娘,但是她的魅力从未打折,直到60岁那年快快乐乐地病死在大唐的后宫。

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南朝齐孔秀之当吴县县长,县里有个10岁顽童偷割了邻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吴县长特别“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签单拿人,有人劝曰:懵懂小儿,当以宽大为怀啊!王县长就训了此人一顿:“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咔嚓”,把这“小蟊贼”给杀了;北魏李洪之当秦、益两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条“禁令”: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行人带刀就是起了杀心,起了杀心就该杀头,“咔嚓”,“咔嚓”,“咔嚓”,一杀就是三四百,据说这里“治安状况”特别好了,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还真是“成效显著”。 有对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这样当官的“好”时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发明了“连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这个连坐法的条文里,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到了这时期,世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刘宋朝“高层”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调研与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连坐。如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去顶。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头,应该说是他们的“副职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让二把手三把手把责任担当起来,以示负责,表明了“以法治国”的姿态。 在南北朝当官的妙处还不在这里,妙的是其立案标准不是2000元为底线,恐怕是5万、50万两银子吧。更妙的是,他们对官员搞的“刑侦手段”特别好玩。秦汉以来,官员如果当上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往往都会“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剥皮揎草,逼着他“老实认罪”。而南北朝呢,他们用的是“测立”法,官员若是犯了贪污、渎职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个高一尺的圆顶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罚站”7刻。古代每一昼夜划为100刻,7刻大概是一两个小时吧,“罚站这么久”,得让他恢复体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到5天,然后再审。当然旁边会有审讯官时不时审问一句:“你贪污了吗?”或是“你渎职了吗?”或是“你强奸良家妇女了吗?”只要你闭口不答,连续“罚站”几次,每次都不认罪,就可以免除“刑罚”。 上面说的是一般干部,到了更高级别的干部,那就不用“罚站”了。在外面让干部“罚站”丢人现眼,多不雅观,有损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级,不用“罚站”审问法,用的是“断食”方式来“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双规”以后,关在“屋子”里,不给他饭吃。当然,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无营养就得看这官平时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如何了。关系好的,可能喝得上八宝粥;关系不好的,那就对不起,是稀粥了。这边喝粥,旁边依然还是有法官在审。如果你连续被关了1000刻,依然行使着你的“沉默权”,那么,恭喜你,没事啦,可以无罪释放了。 不论是“罚站”,还是“断食”,这里的关键是你是抗拒还是不抗拒、是坦白还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关黑屋子里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坚决不认罪,那么,好,你是个意志坚定的好干部,国家需要这样的好干部,继续当官去吧。坦白从宽,如果你还年轻,那么有牢给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如果恰好是过年时节,那么,坚决抗拒吧,你马上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从无,没罪。

二十五年的皇帝生涯,励精图治,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经济繁荣,开创太康盛世…… ◆三代侍曹皇赐九锡 东汉末年,朝廷昏庸腐败,在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激烈。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刘辩即位,史称少帝。这时,中军校尉袁绍乘机起兵,一举诛杀大小宦官两千余人,从而结束了为时数十年宦官专权的局面。然而,由此也引起了天下大乱,各郡、州、县出现了失控的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兼并战争,最后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魏武帝曹操,霸主中原;昭烈帝刘备,称雄西南;吴大帝孙权,割据江东。三国之间连年混战,广大百姓饱受祸害,有的流徙,有的死亡,村落破败,户口大减。《魏书·张绣传》中记载说:“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有的地方的人口甚至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大量百姓死亡和流徙,全国连绵数百里的土地,完全荒芜,无人耕种。连昔日富庶繁荣的京城洛阳附近,也变得蒿草丛生,百里不见人烟。曹操在一首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这种荒凉景象的真实写照。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河内郡温县人,祖上许多人做过西汉的大官,是有名的望族,后来当上了曹操丞相府主管一切事务的主簿。司马懿老谋深算,智慧过人。曹操死后,司马懿历任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两代总管朝政的重臣,主管军事,统率魏军,同东吴、蜀汉对峙。蜀汉的诸葛亮智谋惊人,遇到司马懿也不免有些顾忌。东吴的孙权对他顾忌更大,曾对人说:“司马懿善用兵,可谓变化如神,所向无敌。” 公元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曹芳即位,由司马懿和曹爽共辅幼主。曹爽知道司马懿实力比自己强百倍,对自己的威胁太大,所以,决定除掉司马懿。司马懿见势不妙,便在曹爽辅政后的第8年,声称自己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回乡养病,但在暗地里等待时机,伺机而动。曹爽认为司马懿突然称病肯定另有阴谋。曹爽的内线汇报说,司马懿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话也不能说了,头脑也不清楚了。曹爽从此放松了对司马懿的提防。 公元249年,曹爽陪伴魏帝曹芳到洛阳城南90里的高平陵去祭祀。佯称重病的司马懿利用这一时机,假借皇太后的懿旨,精神抖擞地在城内突然举行政变,其长子司马师指挥早已蓄养的3 000名敢死队,关上洛阳城所有的城门,占据武器仓库,接管了守卫皇宫的禁军。然后,又派主力冲出宣阳门,来到洛水浮桥边上,杀气腾腾地逼向祭祀人群。最后,魏帝终于迫于司马懿的威逼,诛杀了曹爽。曹魏的军政大权又重新转移到司马懿手中。 公元251年,司马懿得病去世,他的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辅政。公元254年,魏齐王曹芳已经成年,他不满司马师专权,与几位大臣密谋除掉司马师。由于走漏风声,司马师首先动手,诛杀参与密谋的大臣,曹芳也遭废黜,另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帝。不久,司马师死,他的弟弟司马昭接任其职,朝廷里的要事都必须经过司马昭之手。随着曹髦长大,成熟,他已经懂得朝政,感到魏朝天下岌岌可危,心中十分愤慨。 公元260年5月7日,曹髦命令宫中宿卫士兵,捕杀司马昭。司马昭派大将贾充率兵将曹髦杀死,然后胁迫皇太后出来说话,以掩盖自己的弑君之罪。太后下诏说:“曹髦越大越不像话,竟用箭射向宫中要杀我,有的箭还掉到我的脚旁,他还狠心地用毒药来害我,这种不孝不敬的人,早该死了!”这样,司马昭杀掉无德不孝之君的行为就成为合法的了。 曹魏皇帝连续被废被杀,改朝换代的气氛一年比一年浓厚,司马昭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皇权。但社会上还有相当一批人对这一局面很不满意。司马昭一边收罗文人学士,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一边积极准备征讨三国之中力量较弱的蜀汉。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邓艾、诸葛绪率兵18万,进军蜀汉。捷报频频传来,魏帝曹奂下诏将司马昭封为晋公,拜为相国,并赐“九锡”,即:最华贵的车马、王袍似的衣服、乐器、朱红色的门户、有屋檐的台阶、300名卫兵、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九锡是古代帝位更替的前奏,往往先受九锡,再行帝位禅让之礼。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司马昭因功又封为晋王。 ◆争当太子“无为”治国 司马昭基本上掌握了魏国的大权,魏国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司马炎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制度,司马炎本该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其父司马昭把小儿子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属于桃符(桃符是司马攸的小名)的宝座。”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齐王司马攸为人温文尔雅、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多才多艺,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而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辈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副宽厚仁慈的外表。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到晚年,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位,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同年12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为自己登基做准备。在司马炎接任相国后,就有一些人受司马炎指使劝说魏帝曹奂早点让位。不久,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魏王朝从曹丕让汉帝禅位称帝,传了45年,到此结束。司马昭也同样让魏帝以禅让的手段获取了帝位,魏国遂亡。但这时的司马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 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击灭东吴统一全国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7。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而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根本,最终成了孤家寡人。对他劝谏的中书令贺邵不但没有受到他的表扬,反而被他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他要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使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司马炎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晋武帝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目前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晋武帝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 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69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今湖北钟祥县)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迅速夺取胜利,晋军分5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6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20万晋军直扑东吴。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 公元28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刘墉和纪晓岚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成吉思汗共有六个儿子: 大儿子术赤 二儿子察合台 三儿子窝阔台 四儿子拖雷 五儿子兀鲁赤 六儿子阔列坚 孛儿只斤·术赤简介: 术赤是成吉思汗的长子,出生于战乱年代,母尝为蔑儿乞部所掠,后救归,分娩于途,故名“术赤”,意为“客人”。骁勇善战,自幼随父征战,无役不从。术赤是蒙古国军事将领。能征善战,多次参加征服金国、西夏和中亚的战争,屡建战功。 传说中术赤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儿子。尽管成吉思汗对此并不在意,但父子间还是产生了矛盾。公元1221年4月攻占玉龙杰赤城后,一直到公元1227年2月(成吉思汗去世前6个月)英年早逝,术赤再也没有参加过父亲的其他远征行动,一直呆在他自己的领地土尔盖和乌拉尔斯克上。术赤的离开令成吉思汗倍感忧虑,他觉得这个儿子将来可能会对他不利,结果术赤的早亡避免了父子间日后的直接冲突。 察合台简介 察合台,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二子,又作察阿歹、察哈台、察合带、茶合带、察干岱等。察合台汗国的创建者。蒙古初兴时,他曾参加围攻讹答剌与玉龙杰赤之战。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他反对长兄术赤为汗位继承人,请以弟窝阔台为嗣;太宗窝阔台即位时,他为诸王之长;太宗每遇到军国大事,都和他商议。察合台死于公元1242年。元朝建立后,元世祖追谥为元圣宗忠武皇帝。 窝阔台简介 窝阔台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第三子,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他是蒙古帝国第二位大汗,也是成吉思汗儿子中最聪明的一个。1229年9月13日—1241年12月11日在位,在位12年零3个月。他登基时接受皇帝的称号。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忽必烈追尊窝阔台庙号为太宗,谥号英文皇帝。 拖雷简介 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是祖业的继承人,而事实上他也的确继承了位于土拉河、鄂嫩河上游与克鲁伦河上游的祖业。拖雷是成吉思汗最宠爱的儿子。1232年农历九月,拖雷在北返蒙古草原途中病逝。 1251年7月1日,元宪宗蒙哥即位,大蒙古国(蒙古帝国)皇位从窝阔台家族转入拖雷家族,元宪宗追尊父亲拖雷为皇帝,为拖雷追上尊谥庙号,庙号睿宗,谥号英武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