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无败绩：历史上打仗最厉害的文弱书生
一位“射不穿札，马非所便”的文弱书生，竟然是我国历史上打仗最厉害的人，而且每战必胜，从不失手，是历史上真正的常胜将军。 与明末袁崇焕一样，他也是文官出身，自身并无万夫莫敌之勇，但却在战场上创造出一次次的旷世奇迹。 这位常胜将军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梁将军陈庆之。他一生身经数百战，没有一场败绩，而且没有一场不是在绝对的劣势中大胜敌军。毛泽东在多次阅读《梁书——陈庆之列传》后，不禁感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引 子 南北朝时期，洛阳街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童谣：“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其意思是，任凭多么精锐的军队，或者多么出名的将领，见到“白袍”都要望风而逃，避之惟恐不及。何为白袍？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的威名和震慑力呢？ 童谣中的白袍是南朝梁的一支劲旅，因为他们都身着白袍而得名。这支白袍神兵只有区区七千人，那么南朝如此小规模的军队怎么能够给远在北魏腹地的都城洛阳老百姓留下这么威风的印象呢？因为这支白袍神兵拥有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领导者——陈庆之。强将手下无弱兵，在他的带领下，七千白袍神兵一路北上，不到5个月时间，摧毁北魏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路纵横驰骋大战47场，每战皆胜，连拔城池32座，直至最后攻陷北魏首都洛阳。 如此的战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着实无人能出其右。翻阅史籍，在陈庆之的戎马生涯中，这次奔袭洛阳只是他众多辉煌战绩中的一笔，在《梁书——陈庆之列传》所记载的他一生无数次重要战役中，没有一场败绩，而且没有一场不是在绝对的劣势中大胜敌军，真乃神人也。 (一) 英雄莫问出处。出身庶族寒门的陈庆之自幼便随从萧衍，当时萧衍还没有起兵反齐，陈庆之在萧衍府中的身份只是一个小书童。萧衍酷爱下棋，棋瘾一上来可谓废寝忘食，经常通宵达旦的和人对弈。他的那些棋友们即使有心讨好萧衍，无奈心有余而力不从，陪到自己精疲力竭，也不能让萧衍尽兴。唯独陈庆之，精力特别旺盛，只要萧衍想下棋，他随叫随到，甚得萧衍的欢心。 公元502年，萧衍登上了南梁皇帝的宝座。当时年仅18岁的陈庆之被任命为主书。主书这个官职是晋朝设立的，隶属于中书省，最初由武官担任，南朝宋时改为文职。所以在萧衍登基的时候，是把陈庆之作为文人看待的。而据《梁书》记载，陈庆之“射不穿札，马非所便”，也说明他在勇力方面虽然不至于无缚鸡之力，但是也绝不是勇冠三军的猛将，这也是他和那些流芳千古的名将最大的差别。 “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担任主书后的陈庆之，冷静地观察时局政事，期盼着有一天能够为朝廷效力。在他41岁时，机会终于来了。 (二) 公元525年，北魏发生的徐州刺史元法僧叛乱，元法僧失败后困守徐州。由于觉察到大势已去，所以元法僧投降南梁，并将徐州拱手送给萧衍。于是，萧衍任命陈庆之为威武将军，带兵去接应元法僧。这次接应行动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恐怕这也是萧衍给这个年过四十的昔日棋友一次表现的机会。总之陈庆之很顺利地把元法僧接应回来后，即被任命为宣猛将军、文德主帅。 可是徐州此时还并没有真正落到南梁手中，当务之急是尽快接收徐州的统治权。所以萧衍马上派自己的儿子豫章王萧综前去接管徐州，并且派陈庆之带领两千人马随萧综大军入徐州。 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割据南北一方的梁魏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北魏当然不允许徐州落入南梁之手，立刻调集元延明、元彧率领两万人马阻截萧综。元延明派遣手下别将丘大千修筑堡垒阻挡梁军前进，梁军陷入非常不利的局势之中。然而陈庆之以硬碰硬的手法用两千人马硬撼敌阵。战斗一开始便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倒下的并非处于劣势的梁军，而是占有优势兵力和地形的魏军。《梁书》中用“进薄其垒，一鼓便溃”这八个字记述了陈庆之以摧枯拉朽的攻势撕破敌人的防线。虽然首战告捷，但是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变故。问题出在南梁大军主帅萧综身上，他居然在一天夜里，扔下整个大军，只身一人投降了魏军。因此梁军发生混乱，魏军趁乱攻击，梁军损失惨重。只有陈庆之率领本部人马突围。虽然这次战斗最后收场得很窝囊，但是陈庆之却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 当时，正是北魏的多事之秋。北魏公元526年，北魏由于胡太后专权，引发了一系列内部动乱。这对于南梁来说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南梁派安西将军元树进攻寿春，由陈庆之随同并负责军事上的指挥。此战南梁大获全胜，取得寿阳等五十二座北魏的城池。为了表彰陈庆之在寿春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萧衍赐封他为关中侯。经过这次战役，陈庆之已经成长为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三) 公元527年，上天再次垂青南梁。此时北魏境内的葛荣率领起义军攻陷信都，围攻邺城。另一方面萧宝寅在长安兵变称帝，其他大小叛乱此起彼伏。南梁刚刚在前一年拿下寿春，乘胜进攻广陵和涡阳。负责进攻涡阳的南梁方面指挥是曹仲宗，陈庆之当时也在这支军队中担任假节(皇帝的代表)。 北魏为解涡阳之围，派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率领十五万人马增援涡阳。魏援军的先头部队行进到距涡阳四十里的驼涧，陈庆之力排众议提议主动出击，他亲自带领部下几百人，突然对敌人发起进攻，打败敌军。这一仗给魏军的士气造成很大打击，以至魏军的增援并没能扭转涡阳战场的局势，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涡阳之战前后持续了大半年时间，其间大小战斗数百次，双方军队都已接近强弩之末。此时魏军又派来了增援部队，并且在梁军的后方开始修筑工事。曹仲宗害怕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而且此时梁军已无斗志，于是准备撤军。陈庆之听说这个消息后，拿着皇帝赐予的节杖站在营门口慷慨陈词道：“我们这次出兵，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耗费了国家巨额的钱粮，经历了无数战斗。现在，你们竟然不考虑如何获胜，而想着撤军，你们这哪里是想着为国家立功，不过是借行军之名，进行抢掠罢了。我听说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现在如果你们执意要撤退，我只好拿出皇帝赐给我的密诏，依照密诏中的指示行事了。”经过这次营门陈词，陈庆之取得了梁军的实际指挥权。 当时魏军在梁军周围已经筑起了十三座堡垒，互成掎角之势。于是陈庆之挑选军中的精锐，趁夜衔枚而出，一夜就攻陷了敌军的四座堡垒。涡阳守军经历了大半年的消耗后，此时也已接近崩溃。涡阳守将王纬开城投降。魏军剩下的九座堡垒兵力仍然雄厚，陈庆之乘胜出击，将斩获敌人的头颅悬挂在阵前，击鼓呐喊猛烈攻击敌阵。魏军被这种声势吓破了胆，加上涡阳已经陷落，所以剩下的九座堡垒瞬间瓦解，魏军大规模溃败。此战魏军几乎全军覆没，尸体和遗弃的兵器车马竟将淮河的一段河道阻塞。 涡阳一战使陈庆之闻名大江南北，萧衍对于他这次的果断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赏，亲自下诏表彰：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四) 公元528年，北魏宫廷再次发生政变，胡太后毒死了十九岁的亲生儿子孝明帝，另立三岁的元钊为帝。尔朱荣打着替孝明帝报仇的旗号，起兵进入洛阳，在洛阳外河阴，屠杀了包括胡太后和小皇帝在内的两千多名皇亲重臣，这就是著名的河阴之变。一时间北魏朝野人人自危，纷纷投降南梁，其中包括北海王元颢。元颢投降后，要求萧衍支持自己成为北魏的皇帝。萧衍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立刻派陈庆之率领七千人护送元颢北上。看来萧衍对元颢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只派七千人护送他深入北魏几乎等于送羊入虎口。当然最后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一切都因为领军的人是陈庆之。 大军行至睢阳南，元颢迫不及待地称帝，并且赐封陈庆之一大串高官显爵。可见这个朝不保夕的流亡“皇帝”对陈庆之何等依赖。睢阳(今河南商丘)守将丘大千，就是那个陈庆之出道时以两千人马击破他的堡垒的魏将，此时拥有七万重兵把手睢阳。他这次不敢再轻视陈庆之，在睢阳城外连筑九道连营，企图阻挡陈庆之的北进。这是一场七千远征军对七万严阵以待守军的战斗，可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陈庆之早上开始发动进攻，在下午四点左右，攻克了九座连营中的三座，丘大千率领剩下的人马投降。 为了阻止陈庆之继续北上，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晖业率领羽林军两万，驻守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考城的地势非常特殊，环城四面被水包围。元晖业自以为凭借天险，量陈庆之区区七千人马如何攻克考城。没想到陈庆之在水上筑起浮垒，没费吹灰之力就攻克考城，并且生擒元晖业。这一战梁军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仅战车就俘获了七千八百辆。攻克考城后，大军继续向西进发，一路上魏军守将望风而降。 此时的北魏国内局势发生了转变，尔朱荣在邺城以七千精锐骑兵剿灭了葛荣几十万起义军，又打败了割据长安的萧宝寅，其他叛乱也纷纷被镇压，北魏暂时可以集结强大的兵力来对付陈庆之了。这时，陈庆之的远征军被北魏左仆射杨昱率领的七万羽林军，挡在了荥阳。而元天穆奉尔朱荣之命，正率领大军日夜兼程赶赴荥阳。另一支由尔朱世隆率领的一万人马进驻虎牢关，截断了陈庆之的退路。驻守荥阳的七万羽林军装备精良，凭借荥阳城高池深，守得固若金汤。而元天穆带来的更是久经沙场的北魏精锐骑兵。北魏这次动员了国内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誓把陈庆之剿灭于荥阳城下。 当元天穆的援军出现在陈庆之背后的时候，荥阳仍然没有攻克。梁军看到己方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时，军心开始动摇。此时，陈庆之命令人马稍作休息，他对手下兵将说：“我们这一路打过来，攻城略地，杀死人家的父兄，抢掠人家的子女，都不计其数。所以元天穆手下的人马和我们不共戴天。现在我们只有七千人，而敌人接近三十万，今天咱们只能抱定决死一战的信念了。元天穆带来的都是骑兵，如果在平原交战，我们必败无疑，现在只有趁元天穆没有进攻之前攻下荥阳。大家再犹豫的话，那我们只有等人屠宰的份了。”听了陈庆之的话，众将士情绪激昂，摩拳擦掌。陈庆之立刻命令发动攻击，手下勇士前仆后继，终于在元天穆形成包围之前攻克荥阳，并且生擒杨昱。 随后，陈庆之趁元天穆大军刚到，阵脚未稳的时机，带领三千骑兵反扑敌军。魏军没想到刚刚浴血奋战疲惫不堪的梁军，居然敢放弃固守荥阳的有利条件，主动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发动进攻。也许是过于措手不及，总之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几万魏军全线溃败，元天穆只身带领几十骑仓皇北逃。陈庆之乘胜奔驰虎牢关，虎牢关的尔朱世隆此时已经被陈庆之吓破了胆，七万守军的荥阳都不堪一击，更何况区区一万人马。尔朱世隆连犹豫一下都没有，马上放弃虎牢关逃跑了。 此时，在魏将的心目中，陈庆之有如神助是不可战胜的。北魏孝庄帝仓皇逃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留在洛阳的魏臣很识相的迎接元颢进入洛阳。于是元颢大模大样地坐在了龙椅上，过起了皇帝瘾。 雄关漫道真如铁。从大通二年十月，经历了大概140天的长途奔袭，陈庆之率领着他手下七千身披白袍的勇士，一路披荆斩棘，攻城拔寨，从安徽一路北上最终到达洛阳。粉碎了数次敌人大规模的围剿，歼灭了以骑兵著称的鲜卑精锐，这不能不说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只可惜此时的萧衍正在同泰寺热衷于佛教，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痛失了统一南北的绝佳机会。 (五)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元颢登上宝座后，不仅贪图享乐，而且目光短浅不识时务。在北方局势混乱，尔朱荣重兵环伺的时候，他居然不是尽力联合南梁抗击劲敌，而是考虑如何摆脱南梁的束缚。 此时陈庆之已经感觉到元颢并非是一个能成器的君主。但是他深知自己此次的任务就是保护元颢，在没有接到南梁方面的最新指示前，仍要尽力为元颢支撑着个烂摊子。陈庆之向元颢提出建议：“现在北方没有臣服的地方尚多，我们的兵力太少，敌人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虚实，可一旦他们知道，恐怕就会疯狂反扑。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请皇上(萧衍)派来援军，稳定北方的局势。”元颢本来没什么主见，听了陈庆之的建议也觉得害怕，本来想依照行事，可是此时元延明又进谗言说：“现在陈庆之手上只有几千人，我们已经不能管制他了，再给他更多人马，我们大魏的社稷不就要落入外人之手了？”元颢听信谗言，为了防止陈庆之绕过自己向萧衍请求援军，私自给萧衍递交了密奏，谎称北方局势已经稳定，为了防止地方上产生恐慌情绪，恳请南梁暂时不要派遣大军北上。萧衍得到元颢的奏折后，于是命令原本打算北上的援军停在边境线上待命。至此，实际上南梁又丧失了一次统一南北的绝佳时机。 而此时，尔朱荣已经在北面集结了三十万左右的大军，伺机反扑洛阳。就在元颢入主洛阳六十五天后，尔朱荣带着从洛阳逃走的孝庄帝，挥师洛阳。此次北魏大军由尔朱荣亲自指挥，这个曾经在北魏不可一世的军事奇才终于要和陈庆之这个后起之秀对决疆场。听说尔朱荣的大军南下，那些前期投降元颢的地方又纷纷倒戈投向了尔朱荣，局势对于元颢一方非常不利。陈庆之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带领自己的七千人渡过黄河，驻守中郎城。在中郎城下，和北魏大军展开鏖战。从人数上说，陈庆之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北魏此次的总司令是曾经以七千军破葛荣几十万起义军的尔朱荣。按理说此次陈庆之完全没有胜算。然而陈庆之再一次创造了军事奇迹，在中郎城阻截了尔朱荣三天，这三天里战斗异常激烈，最终因为尔朱荣损失惨重而被迫撤兵。 面对强敌，尔朱荣为了稳定军心，用上了从古至今屡试不爽的伎俩。他指使一个号称善观天象叫刘助的人站出来说，根据天象的显示，不出十日，河南就可以平定。不得不承认这个伎俩还是相当有效的，尔朱荣的大军暂时稳定了军心，没有造成溃败，也由此可见陈庆之对尔朱荣大军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尔朱荣不敢再和陈庆之正面攻战，偷偷渡过黄河，绕过陈庆之驻守的中郎城，直接攻击洛阳。元颢当然是不堪一击的，他的人马一触即溃，至此临颍短暂的政权也寿终正寝。 元颢政权玩完了，陈庆之只好带领手下的人马开始向南梁撤退。尔朱荣亲自带领大军追击陈庆之部队。陈庆之的人马在蒿高遇到了山洪暴发，正在渡河的军队被洪水吞没，幸好陈庆之本人幸免于难。失去军队的陈庆之只好化妆为一个僧人躲过尔朱荣大军的搜捕，逃到豫州，在豫州得到当地人的帮助，才辗转返回南梁。回到南梁，萧衍对陈庆之大加封赏，升陈庆之为右卫将军，永兴侯，封邑一千五百户。 (六) 不久，陈庆之又被任命为北兖州刺史，后为都督。负责淮河流域的军事防务。此后，他一直以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保证了南梁北部的局势稳定。 其间，曾出现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事。首先是僧强、蔡伯龙的叛乱。僧强号称会妖法，又善于煽动人心，短时间内聚集三万人马，攻陷了北徐州。济阴太守弃城而逃，钟离太守遇害。此时陈庆之发兵讨伐，没费吹灰之力便剿灭了这次叛乱。此后，陈庆之又率兵进攻北魏领地悬瓠，在溱水一带大败北魏的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史云宝，又在楚城击败了前来增援的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这几仗打下来，大梁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于是陈庆之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发展边境城市的生产，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府库充足。 公元539年十月，陈庆之因病逝世，享年56岁。身后也备享哀荣，他被追封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谥号武侯。这位威震宇内的一代雄才就这样走入了尘封的历史。
晋朝“竹林七贤”中是否真的隐藏一对同性恋？
“魏晋风度”是《世说新语》这本书的审美旨趣。在那个乱世，因为政治太残酷，稍有不慎就被砍头，所以文人们开始研究玄学，喜欢坐在竹林里闲谈，他们衣着单薄而飘逸，看起来十分潇洒。 前文提到，这是一个全民炼丹服药的时代，个个都想壮阳，都想得道成仙。因为普通百姓需要在田野里弯腰劳作，给大军制造粮草，一般没什么空闲炼丹服药，所以还是文人们在孜孜以求。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文章中说，魏晋风度与服药关系很大。因为他们炼出的丹药是有毒的，所以吃了后浑身发热，需要吃冷食，洗冷水澡才能给自己降温。而且不能穿厚衣服，衣服需要宽松，因为吃药之后，皮肤瘙痒，很脆弱，如果衣服太紧太窄，会把皮肤磨破，至于鞋子，赤脚最好。此外他们还要光着脚丫子从家里走出来“发散”(“散”是药的意思)，“散步”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路上遇到同样出来散步的熟人，就一起找个阴凉地方(比如竹林)坐下来聊天。但政治斗争使他们对所谓熟人并不信任，害怕自己因为阐述政治观点而被对方告发，只好答非所问地胡扯一些玄之又玄的话题。这时候，天色将晚，那些在田里制造粮草的老农扛着锄头回家，经过竹林，看到了他们，觉得他们真是很有“风度”，太让人羡慕了。 嵇康和阮籍算是这些名士里最有“风度”的人了。为了避免杀身之祸，阮籍酗酒，让自己长期处于醉酒状态，那样就没人对他当真了。他一喝多除了嘴中发出哨声之外，还经常带着仆人驱车而行，这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游荡。到了路的尽头，再也无路可走时，他就在道路的尽头痛哭。对于他所厌恶的人，他喜欢翻白眼，对于喜爱的人，则青眼有加。 嵇康是阮籍给予青眼的才俊之士。嵇康和同代人潘安都是著名的美男子。但二人区别很大，潘安上街，妇女都跟着他跑，连老太太都用水果砸他，用现在话说，属于“师奶杀手”那种类型，明清艳情小说也多以“潘安之貌”来描绘男主人公。而嵇康与其不同的是：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世说新语》这段描述，大概是中国文学作品里对男人最优美的神态描写。按现在的话说，嵇康可能是“酷”的那种。潘安以脸蛋取胜，嵇康则是以身材迷人。一个是偶像派奶油小生，一个则是让人疯狂的摇滚歌手。嵇康的酷还在于他下班回家后，会脱掉衣服，裸露肌肉在腾腾火炉前打铁，干的全是体力活。他还在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经常赖床，尿急了都怕起来去上厕所。山巨源就是山涛，跟他和阮籍三个人是非常铁的哥们儿。这么铁的朋友，也能写公开信绝交，其酷已知。到了深夜，万籁俱寂，这时候人们突然听到嵇康家那边传过来的琴声——就是那首嵇康在刑场上曾弹过最后一次并“于今绝矣”的《广陵散》。美妙而深邃的音乐，使人们的梦境和魂魄在空中摇曳多姿。 这样一个男人，没有点奇异的故事那是浪费了。所以《世说新语》语焉不详地提到过他和阮籍有同性恋关系。而且这段叙述非常暧昧，涉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山涛和嵇康、阮籍一见如故，成了挚友。山涛的妻子起疑心，觉得他们三个男人的交往很不正常。山涛就解释自己只愿意跟他们做朋友。他妻子疑心更重了，就要求丈夫把他们带到家里来给自己也看看。不过，妻子要求见丈夫的男性朋友，这于礼法有悖，山涛之妻于是引用了一个典故： 春秋年间，晋公子重耳在狐偃和赵衰的追随下流亡到曹国。曹国国君听说重耳身体非比寻常，除了重瞳，还是个骈胁，就是胁骨连在一起。于是曹国国君在僖负羁夫妇的协助下，在墙上挖了个洞，趁重耳洗澡时偷窥。 山涛妻子引用这个典故，用意非常复杂：一、证明自己想看看丈夫的男朋友是有先例可依的，所以不算为过;二、传说狐偃和赵衰是一对同性恋，这暗示山涛妻子怀疑嵇康和阮籍是否也是;三、女人本身对男人的好奇。 后来，嵇康和阮籍应邀来了，山涛的妻子爬到墙头偷窥了二人(《礼记》规定，女人不能面见客人)，看了整整一夜也看不够。她确实觉得他们比自己丈夫好，并且还对丈夫说了，山涛并没有表示愤怒，反而表示赞同妻子的看法，这很奇怪。此外，她还叫丈夫留他们在家里过夜，山涛也欣然应允。 我们不知道那个夜晚之后还发生过什么。山涛妻子是否对嵇康或阮籍心生爱慕?嵇、阮当晚是否睡一张床?山涛又是否是个双性恋?山涛正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才促使嵇康写了那封绝交信?这些问题的暧昧程度让人想入非非。包括曹国国君对重耳身体的兴趣，也很暧昧。 在前文我们说过汉代帝王的同性恋或双性恋问题。关于男性同性恋，在房中书里有个专业用语，叫“阴痿症”，就是指女人不能使之产生性欲，恰恰是男人才能够。补充一点：阮籍有后人，嵇康似没有。
“百战百胜”旷世美男兰陵王为何戴上狰狞面具
人生在世，谁都想拥有娇好的面容，现代科技发达，只要敢对自己“狠”一点，在脸上身上动两刀让自己变漂亮，这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有时漂亮的面容也要长在适合的人的脸上，否则就会有些麻烦。 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兰陵王，为了在战场上能够威慑敌人，就不得不用面目狰狞的面具把自己的英俊相貌藏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1、把美貌藏起来 美丽不是错，可如果长在一位上战场杀敌的将军脸上，似乎就成为一种错误了。兰陵王高肃，字长恭，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齐的王室成员，也是文襄帝的第四个儿子。虽然父亲贵为皇帝，可他的母亲却无史可考。据史书上说，兰陵王六个兄弟，连老五安德王的母亲陈氏虽然身份低微，只是“广阳王妓也”，却也在史书中有个记载，而唯独兰陵王高肃的母亲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这说明兰陵王的母亲可能连宫妓都不如。就算有个皇帝当老爹，可母亲卑微的出身，使出生在那个讲究血统与门第的士族时代的兰陵王很尴尬，他甚至会被人耻笑。所以小时候的高肃，会遭人白眼，过得不会太开心。 可这位出身“有问题”的高肃，却生就一副俊美的面容，很多史书都对此做出记载：《北齐书》《北史》中都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兰陵忠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器彩韶澈”;《旧唐书?音乐志》中说他“才武而面美”;《隋唐嘉话》中说他是“白类美妇人”……可见，兰陵王确实很美，要是放在现代，他应该是个标准的花样美男，没准可以成为大明星。可在那个地方割据势力强大、战乱频发的年代里，作为经常要上战场对敌作战的王室成员，这副天生的好皮囊却为他带来了麻烦。试想，在战场上，谁会怕一个长相俊美、声音动听的将官呢? 当年张飞三声吼，吓得夏侯杰当场毙命，一是因为张飞的确是颇有名气，二也是张飞生得就吓人，有那种威慑人的气场。如果换成兰陵王，就算他武功再高，三声吼之后，换来的很可能就是一场厮杀，而不会有吓死人的效果——因为敌人从外表上就会轻视这个对手。没有办法，那个年代也没有整容手术，谁也不能为了打仗去毁容，兰陵王只好命人做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面具。每当出战的时候，兰陵王都会戴在脸上，以此达到威慑敌人的目的。 这可不是后人杜撰，很多史书中就曾记载，比如《旧唐书?音乐志》就曾记载：“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虽然长相俊美，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将领。《乐府杂录》中说他“以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也提到他“有胆勇，善战斗”，而且“百战百胜”!由此看来，兰陵王高肃可不是靠面具吓唬人成功的。 骁勇而又受人爱戴的将军兰陵王不只拥有美丽的容貌、能征善战的能力，还有仁爱大度的胸襟。 兰陵王活跃在战场上，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著名的“邙山大战”。公元564年，生活在北方草原的突厥人和占据黄土高原的北周对北齐发动进攻，洛阳被北周十万大军团团围困，守城部队弹尽粮绝，形势危急。如果洛阳失守，那么北齐政权能否继续存在就是个问题了。北齐武成帝急忙调集各地军队去解洛阳之围。 可当北齐大军赶到洛阳城外时，面对将洛阳城围的像铁桶一般的北周军队，北齐大军有点束手无策——说什么也攻不进去!正在这时，一位身披铠甲、手握利刃，脸上还带了一个让人恐惧的面具的将军率领五百名士兵冲向了北周军队。这位将军异常勇猛，北周的军队竟然拦不住他，他带着这队人马杀出一条血路，直冲到洛阳城下。洛阳城守城军士被围得已经绝望了，见有人前来，害怕有诈，不敢贸然打开城门。当这位将军摘下面具时，守军欢呼声四起，因为他就是著名的兰陵王高肃。 见高肃率援军赶到，守城将士信心大增，打开城门与兰陵王的军队一同杀向北周军队。结果北周军队“丢营弃寨，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真可谓是溃不成军!此次大捷，使兰陵王威名远播，北齐皇帝还加封他为尚书令。兰陵王在战场上屡立战功、颇有威名，在北齐内部也因“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而美名远扬。 有一次，兰陵王在瀛州时被别人诬告他贪赃枉法(也有人称兰陵王确有此事，当时他功高盖主，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不惜破坏自己的美名，故意收受贿赂)，还丢了官位。等到他东山再起时，告发他的人非常害怕兰陵王会借机报复。兰陵王知道后还安慰他说，我没那意思。可告发他的人还是不安心，一定要兰陵王惩罚他一下。兰陵王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个小毛病，打了那人二十大板。他的这种仁义之举与那个疯狂的时代形成巨大反差，不禁让人敬佩不已。 2、无法改变的命运 纵然拥有显赫的战功与威望，却无法改变他悲剧的命运。用“生不逢时”来形容兰陵王应该是最为贴切的。他出生的那个时代，疯狂得有些变态。北齐在短短的28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位皇帝。皇族间相互残杀，手段一个比一个残忍，“变态”在那时似乎成了一种“常态”。兰陵王的二叔文宣帝整日疯疯癫癫，因为听信谗言，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高浚和高涣关在囚笼里，并用长矛乱捅致死，之后还投火焚烧，并填上土石。 九叔武成帝高湛不但强奸了二哥的遗孀李氏，还当着李氏的面把她的儿子、自己的亲侄子活活打死!兰陵王的两个哥哥也惨死在这两位疯狂的皇叔手上。生活在不讲亲情的家庭就已经很不幸，当这个家庭的最高统治者还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时，那生活在这个家庭的人的人生就充满“杯具”了。兰陵王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所以小心翼翼一直伴随着他的人生。 虽然能征善战，可为免自己“威声太重”，他不得不装病在家，不问政事。一次，江淮地区遭受盗寇滋扰，且情况紧急，兰陵王害怕再次拜将，竟然埋怨自己“去年面肿，今何不发”?深植于他心中的惶恐可见一斑。可兰陵王毕竟是人，就算再小心，在不讲道理的皇帝面前，总有撞上“枪口”的时候。 有一天，北齐后主高纬与兰陵王一同追忆邙山大捷。高纬说，当时兰陵王“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听皇上这样关心、疼爱自己，兰陵王激动不已，表忠心般的说了一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兰陵王觉得自己是表达了感激与亲情，可高纬不觉得。他觉得，谁和你是一家?你就是一个臣子而已!进而还怀疑拥兵自重的兰陵王高肃是不是想取而代之?兰陵王事后也觉得这句话可能说的不妥，更加刻意淡化自己的存在，将低调进行到底，可高纬能放过他吗? 武平四年(公元573年)的一天，北齐后主高纬派人来“看望”皇兄，可送来的礼物却是一杯酒。兰陵王望着那杯酒，心情惨然，他知道那是一杯毒酒!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他想起一年前，为北齐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臣斛律光，毫无征兆地被高纬骗进宫中，被用弓弦残忍地勒死了。所以就算自己想不明白，兰陵王知道自己也没必要去弄明白了，因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反正都是死，还不如这样有尊严的死去! 兰陵王扔下一句“天颜何由可见”，毅然喝下毒酒，结束了自己才33岁的生命。兰陵王死之前，烧掉了所有的债券。由此可见，兰陵王不是一个贪婪之人，他的仁义与后主宫中的奢华相比，实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失去了重要的军事将领兰陵王，北齐在四年后被北周皇帝宇文邕所灭，而高氏子孙几乎“全族覆灭”。 3、良禽择木而栖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皇帝做出什么非正常的举动都是正常的，只是为什么兰陵王不反抗呢?也许当时的皇帝对于“忠义”的教育工作做的实在太出色了吧，为自己培养了一批愚忠的大臣，兰陵王可谓其一。其实，大到每个国家、民族，小到每个公司、家庭，忠诚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而且也被广为提倡。只是，这忠诚是否也该分对谁呢?这就像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因为遇到了伯乐，千里马才拥有发挥日行千里的才能。如果千里马只因忠诚而盲目地为“驾车人”拉货，那么千里马注定只能和一头驴一样的过一辈子。
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傀儡皇帝是谁？
在皇帝——权力——大臣的政治格局中，权力就像是一台天平的指针。指针偏左，可能会出现独裁皇帝；指针偏右，多半要产生傀儡皇帝。因为有命无运、有名无实、有位无权，所以，傀儡皇帝大都被权臣搞得很郁闷，很狼狈。在历代傀儡皇帝中，被人挟持者有之，被人废黜者有之，被人幽禁者有之，被人砍头者有之；但是，被人当众警告，当众臭骂，当众殴打，甚至被人当众指责“谋反”者，恐怕也只有东魏的孝静帝了。 孝静帝（524~551年），名叫元善见，祖父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父亲是清河王元亶。北魏末年，高欢操控了生杀予夺大权。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元修与高欢决裂，于是逃离洛阳，投奔了宇文泰。元修走后，高欢任命清河王元亶为大司马，全权处理国家政务。元亶还没即位，就“出入已称警跸”，而且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不把高欢放在眼里。鉴于此，高欢把元亶赶下台，另立元亶的世子元善见为帝，改元天平。这样一来，北魏同时出现了元善见和元修两位皇帝，从而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东魏初期，时局动荡，烽烟四起。东面兖州、青州的起兵，西面西魏的宼掠，南面萧梁的进攻，这种复杂的局势，是11岁的孝静帝所无力应付的。再者，父亲的废立遭遇，也让他学会了隐忍，一切唯高欢之命是从。不久，东魏都城从洛阳迁到了邺城。当时，邺城出现了一首童谣：“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青雀，暗指孝静帝；鹦鹉，暗指高欢。这首童谣，形象地道出了北魏皇权的一败涂地和少年天子的艰险处境。孝静帝从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无法摆脱傀儡皇帝的屈辱命运。 高欢的野心很大，但他是靠讨伐叛逆、复辟君位起家的，所以不敢轻易篡位称君。孝静帝自幼聪明，几年的傀儡生涯使他更懂得人情世故。为了拉近与高欢的距离，天平四年（538年），孝静帝主动提出立高欢的二女儿为皇后。对此，高欢“前后固辞”，孝静帝死缠硬磨。直到兴和元年（539年）五月，孝静帝才如愿以偿地成为高欢的女婿。此后，高欢表面上对孝静帝还算谦恭，孝静帝也成长得有胆有谋，文武双全，《魏书》称他“好文学，力能挟石狮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大有“孝文之风”。 武定五年（547年），高欢去世，高澄承袭父职，继续把持着东魏朝政。如果说高欢还算有点良知的话，那么，高澄简直就是蛮夫，就是野兽。在高澄看来，东魏的江山是高家打下来的，皇帝也应该姓高。高澄的目的，就是要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为了控制孝静帝，高澄提拔心腹崔季舒当黄门侍郎，监视孝静帝的一举一动，并随时汇报。有一次，高澄写信问崔季舒：“痴人比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宜用心检校！”意思是说，皇帝比以前如何？痴癫情况好些了没？你可得给我用心盯着！此后，孝静帝处处受高澄掣肘。 武定七年（549年）四月，高澄趁“侯景之乱”，攻陷了萧梁不少城池，孝静帝被迫封高澄为“相国，封齐王，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有了功勋，有了高位，高澄的篡逆之心更加膨胀，而对孝静帝的欺辱、羞辱和侮辱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据《资治通鉴》记载：“帝尝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天子勿走马，大将军嗔！’澄尝侍饮酒，举大觞属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 马骑快了，就要受到警告；敬酒不吃，就要挨骂遭打。拓跋珪当年的雄姿，拓跋宏昔日的风采，随着北魏皇权的旁落，如今已是荡然无存。但是，孝静帝绝不是懦夫。尽管他身为傀儡，尽管他无力抗争，但“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这句话，就足以看出孝静帝秉持着宁肯亡国，也不接受小人摆布的决心和勇气。“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此时此境，孝静帝咏颂谢灵运的这首诗，不仅仅是受辱后的自我解嘲，同时也是反击前的振臂高呼。不在屈辱中沉默，就在屈辱中爆发！ 这首《抒怀》，是当年谢灵运起兵前的战斗檄文。韩亡子房奋，是说张良雇人锤击秦始皇，立志为国报仇；秦帝鲁连耻，是说鲁连以魏国屈从于秦昭王为耻，主张联合抗秦。侍讲大臣荀济，显然听出了孝静帝的心声，于是与元瑾、刘思逸等人密谋讨伐高澄，以解皇帝之危。由于朝中尽是高澄的耳目，他们便选择了“地道战术”，即在皇宫日夜挖掘通往城外的秘密通道，计划与孝静帝逃出皇宫后，组织天下兵马，与高澄决一死战。可是，当地道挖到城门附近时，守门军官听到地下有响声，便上报了高澄，荀济等人被抓。 “陛下为什么要谋反？”高澄带兵入宫后，逼问孝静帝。“我们父子两代为国家忠心耿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呢？这一定是您身边的侍卫和嫔妃怂恿您这么干的！”高澄说罢，便示意左右捕杀胡夫人和李嫔。孝静帝义正词严地说道：“自古以来，只听说臣子反叛君王，没听说君王反叛臣子。您自己要谋反，又何必指责我呢！杀了您，社稷就会安定！不杀，国家就会灭亡。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何况是嫔妃！想弑君叛逆，看您的时间！”（《资治通鉴》）高澄被孝静帝驳斥得哑口无言，连忙磕头，大哭有罪，并连夜摆酒谢罪。 孝静帝的话虽然很经典，却无法阻挡高澄的篡位步伐。毕竟，大权在高澄手里。三天后，高澄把孝静帝囚禁在含章堂，“烹（荀）济等于市”。然而，在准备杀死孝静帝时，高澄被厨师兰京刺死。得知高澄被杀，孝静帝高兴地对左右说：“高澄之死真是天意，是朕该掌权的时候了。”然而，他的话音刚落，高澄的弟弟高洋就杀了出来。比起高澄，高洋更加凶残，更难对付。单看这八千士兵和数百刀斧手的阵势，孝静帝就知道自己连傀儡皇帝也做不成了。武定八年（550年）五月，在十万精兵的逼迫下，孝静帝禅位于高洋。 高洋即位之初，对孝静帝还算优待，封他为中山王，食邑一万户。在封地，孝静帝可以悬挂天子旌旗，用天子年号，文书可以不称臣，三个儿子也都封官食邑。孝静帝没事可干，整日和妻子饮酒、赋诗，聊以解愁，日子倒也安定。然而，这一切只是暂时的，都是高洋为赢得支持而做的政治文章。一年后，北齐政权的根基已经相当牢固，孝静帝自然也就变成了毫无必要的累赘。天保二年（551年）十二月，高洋设宴款待孝静帝时，偷偷在杯中下了毒，孝静帝没有防备，结果中毒而死。随后，他的三个儿子也被高洋杀害。
白痴晋惠帝稳坐皇位10年谜：丑皇后功不可没
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这几乎是公论。不同的是，有人“为尊者讳”，比如卫瓘，只说“此座可惜（白白糟蹋了这天下头一把交椅啊）”；还有人只说事实，光是“何不食肉糜”、“此（蛤蟆）鸣者，为官乎？为私乎”，这两个经典的问句，足够让所有自以为智力在中人以上者耻笑的了。不过，司马家的子孙，二百五的好像还不止他一个。司马衷的老弟成都王司马颖，曾经当过一阵子“接班人”的，据说也是“形美而神昏，不知书”。 他的堂弟司马睿，就是那个在江东保住了半壁江山的，生了个小儿子，叫司马昱，做了20多年的相王（以王爷的身份出任宰相），后来还在桓温玩“废立”的时候，当了半年皇帝，谢安对这位圣上的评价，是“惠帝之流，但清谈差胜耳（除了会扯淡，和司马衷也差不多）”，据说，他也是个型男。 司马衷他爸是型男，他弟是型男，他侄儿也是型男，不管他傻到啥样，理应也是个型男。遗憾的是，他老婆贾南风“丑而短黑”，而且还是他爹司马炎亲口说的，所以不同意娶这个儿媳妇；奇怪的是，后来几个大臣都说贾南风“绝美”，老爷子又同意了。他到底见过这位没过门的儿媳没有？依我之见，什么“丑而短黑”、什么“绝美”，都是“媒婆式”的扯淡。 贾南风又黑又矮又凶 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衷娶了这个老婆，稀里糊涂地做了十年太平皇帝，直到赵王司马伦政变，杀掉了他的“丑婆娘”，他的日子就开始越来越难过了，最后自己中毒死掉，娶的第二个皇后，还被匈奴头目刘曜抢去做了老婆。据说，某次刘曜在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雄性魅力后，问那位“二房”：我比那个傻小子强多了吧？ 司马衷安稳地当了十年皇帝，那位据说又黑、又矮、又凶、又淫荡的老婆，还是有功劳的。为什么这么说？ 贾南风何许人也？她是司马家的头号功臣贾充的女儿。贾充和裴秀、王沈，是司马氏窃取曹魏皇位的得力助手。 西晋初年有民谣说：贾、裴、王，亡纪纲（亡魏）；王、裴贾，济天下（兴晋）。司马家当然不能亏待他，西晋开国后，贾充官拜司徒，爵授鲁公，地位显赫。司马衷娶他家的女儿做老婆，老丈人的势力，在门阀世族势力庞大的西晋，是非常重要的靠山。 西晋政权还特别奇怪，王公手里都有重兵，王国里的大国5000人，次国3000人，小国1500人，就连贾充这样的郡公，都可以领兵1500人。 除了国家允许的“正规军”，他们手里还有大量的私兵，依附于他们的家臣手里也有武装。这也就算了，从司马炎晚年开始，还让那些大王们镇守各地，管理当地民政、节制防区内的兵马。 相形见绌的是，司马衷当了皇帝，归他“直辖”的州郡却没几个兵。自从灭了吴国，司马炎也想学习古人“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以为天下太平了，把州郡的武装全部解散，只留下少数“武装警察（武吏）”，大一点的郡100人，小一点的才50人。在这种形势下，若不是贾南风“多权诈”，借助娘家的势力、利用那些王公们的矛盾，皇位能坐稳吗？ 晋惠帝是个吃软饭的 贾后夺权的第一步，是干掉了自己的婆婆杨太后和杨太后的娘家。她给太后的老爸杨骏捏造了个“谋反”的罪名，借助楚王司马玮的影响力，让东安公司马繇烧了杨骏的府邸，当场杀掉了躲进马厩的杨骏，又逮捕了杨骏的两个弟弟，夷三族。 这是西晋的第一场政变，被认为是大乱的开始，但捕杀杨氏兄弟的主力，是皇帝的亲兵400人。 杨氏被灭掉后，贾后的堂兄贾模、堂舅郭彰、外甥贾谧与卫瓘、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东安公司马繇一起执政，她又借司马亮的手赶跑了司马繇，借司马玮的手干掉了司马亮和卫瓘，又以拨乱反正的名义，干掉了司马玮，掌权的，就只剩下贾家的人了。 事情做到这个分上，就算以后天下太平，都会被人嚼烂舌头，妇人干政、外戚专权是跑不了的。幸亏还用了一个张华、一个裴頠，裴頠也是贾后的亲戚，不过这两个人不仅能干，而且口碑都不错。 在贾谧的周围，还有个网罗了一批名士的“二十四友”，不过这些人里面，除了刘琨后来显出了点能耐，其他的，往往是在文学史和奢侈品消费史上声名显赫。 不管怎么样，这个领导班子还不错，支撑了十年，直到贾后杀掉了大家寄予厚望的太子司马遹，让信奉“天师道”的赵王司马伦抓住了机会，真正的大乱开始了，司马衷的“软饭”，也吃到头了。
关羽曹操之间因何有心结？曹操抢过关羽老婆
我早年最大的梦想是当导演，不为别的，只为可以坐在摄像机旁，用教鞭似的棍子，驱策一群冷艳的美女在身边转来转去，这也应算是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吧。当然，潜规则的事，以本人高尚的情操，是绝对不会干的。 因此，当我看到一些所谓历史剧，正剧里头总要节外生枝地插进去一些子虚乌有的女人时，喜好历史的我，倒不会拿起板砖愤怒地拍，最多不去捧场就是，因为，这些导演的心思跟我早年一样，我何必跟我的同类生气呢。何止是影视剧节外生枝地出现一些女人，在现实中，节外生枝出现女人的事情还少吗？因为女人而发生节外生枝的事情还少吗？ 历史也是节外生枝的一场戏，包括曹操与关羽之间。 文/刘黎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缘起：危城中的师奶 引起两位英雄的兴趣 那些年，最早的一年是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那时候的曹操和刘备还是亲密的战友，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吕布。曹刘联军正在围困吕布最后的驻点：下邳城。 攻克下邳，拿住吕布，大家分赃，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历史还是忍不住安排一出节外生枝的戏。这个节外生枝还是来自一个女人，下邳城里头的一个女人。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女人不是我们熟悉的貂蝉美眉，大家不要迷恋貂蝉，貂蝉只是一个传说，城里头的这个女人姓杜，她老公叫秦宜禄，秦宜禄被吕布派出去出差到袁术那里去了，一直没回。杜师奶算是没主了。 一座将破的危城，一个带着孩子的师奶，却挂住了两位英雄的心。早在攻坚战打得很辛苦的时候，联军中的主将——关羽，找到联军总司令——曹操，递交了一份个人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个人问题。 报告内容大致这样：“报告曹总司令，敌方成员秦宜禄目前失踪，其妻子杜女士已算是无主财产，本人如今无子(可能当时的老婆没有生育)， 恳请组织在进城之后，将秦宜禄家属交给本人处理，此致敬礼，关云长”。原文是：“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 曹总司令没怎么在意，在那个胜者可分配敌人财产的时代，这种申请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曹总司令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关将军似乎有点过于强调此事。当时的他，到底是真的想收纳杜美眉，还是想替秦宜禄将其家属搭救出来，很难确定，反正，就在部队要进城的当天，他跑到前线指挥所，再次向司令部提出这个要求。向组织申请，一次就够，次数多了，组织会对你的申请格外关注的，组织太关注，有时候还真不是件好事。曹操是个人精，关二哥提多了，他倒是惦记起来，没多久，带着部队进城后，格外地关照杜师奶，一看，美得让他HOLD不住了，于是擅做主张收编了杜师奶。“乃自纳之”。至于关羽那边，大概批示一句什么要端正态度，理性对待司令部的决定之类的话打发了。 这起节外生枝的个案，是进了档案的，这些档案就是：《蜀记》、《魏氏春秋》和《华阳国志》。 而这起事件，在曹与关之间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当时的档案记录说：“羽心不自安”。你最惦记的东西让领导拿走了，你对领导还会信任吗？ 以后曹与关的关系，不妨也可以按照这种心理去剖析。 再相逢：关羽用业绩和人格来证明自己 平心而论，按照那个时代的战后俘虏处置原则，关云长这样的请求不算是过分吧，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分配，喜欢美女，按照正规程序，光明正大向组织打报告，我个人认为算不得是关二哥的污点。好汉做事就是要爽快，不爽快的倒是老曹，利用自己的权位，透支组织的信誉，严重破坏了团队的向心力。当时的关二哥，恨不得将老曹灭了。 大家都知道许昌围猎的事情，老曹在那次狩猎活动中，表现得很嚣张，堂而皇之地向外表示自己是汉中央政府实质上的一把手，关二哥当时就决定要灭他，被老大刘备制止。然而，《华阳国志》第六卷对关二哥动机的解释，则直接和那个杜师奶联系起来，说是咽不下这口气，要趁着狩猎灭老曹，大哥刘备觉得当时的国家离不开老曹的领导，因此没有批准刺杀行动，“先主为天下惜，不听”。 关羽当时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现在没法还原了。说他完全不夹带私人恩怨，那是太净化了；说他纯粹为了女人，那是太丑化了。我个人认为，对一个政治人物的厌恶，固然要从大节出发，然而，私德也未尝不是一个出发点。如今的世界，在声讨一个政治人物时，私德问题往往比路线问题还要命，何况老曹在对女人上面出过大问题，当年好不容易结成的政治盟友张绣，就是因为老曹在私德方面不谨慎，泡张绣的婶娘，导致犯下战略大错，把亲人和战友都断送了。 关羽要杀曹操，主要是从政治立场、政治利益出发，然而，私德方面的因素，则是这种政治动机中的感性因素，感性因素更能让政治热情喷发。 还好，曹刘后来分家了，关二哥不用每天在办公室看着一个让自己很不舒服的领导，撕破了脸反而更轻松。可是，历史总是节外生枝的，下邳事件两年后，又见面了。那是公元200年，大家都知道，关二哥因为和组织失去联系，暂时从皇叔队转会许昌队，成了许昌队主力球员。 再次见面，曹与关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历史是有记载的。曹操见关帅哥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观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老曹又不好意思直接去问，因为两人之间隔着包含杜师奶在内的阴影，于是派张辽去问，关二哥回复：“我不会留下来，但我会做出好成绩给老曹看再走人(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 曹关之间有心结 两个人都在做心理交锋。老曹带着些许内疚，用政治上的宽容，物质上的优待来弥补。关这边呢，故意做一个清高的姿态：老曹，我关某要做得漂漂亮亮地才走人。 有时候对待与你有芥蒂的领导，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业务做得特别漂亮，这样你走的时候，才会给他留下一个最潇洒的背影。 就在这一年，关二哥为曹操做了一单最了不起的业务：斩颜良。那一年许昌队与袁绍的河北队在白马打一场遭遇赛，来自皇叔队的外援关二哥，单人带球，冲过河北队一重重的防卫，杀过全场，径直奔向对方的球门，踢进了史上最精彩的一粒进球——斩杀河北主力队员颜良。然后，关二哥拍拍手，连球衣上的汗渍都未曾洗掉，就放弃许昌俱乐部丰厚的年薪，高傲地离球场而去。 关二哥的走，主要是出于忠于皇叔队，但也未尝不含这样一种心理：老曹，你当年做得那么难看，我关某偏偏要做得比你好看，愧死你。老曹似乎也有点愧，居然没有追击。 结局：女主人公似乎很幸福 其儿子靠“乖”立足官场 讲完了两个大男人的恩怨，那些小男人小女人也还是需要有个结局的。小男人——杜师奶的老公秦宜禄，出差到袁术那里搬救兵，救兵没搬到，自己被扣押，被迫娶了汉朝的公主。历史几度波折，小男人秦宜禄随着风波不由自主地来到了曹操的单位，老曹看着自己女人的前夫，觉得不好意思，于是给了他一个县长当。 秦宜禄其实也曾经是个好汉，当年在长安将董卓刺下马的三剑客，他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毕竟不是关云长那样的大英雄，不能也杀个颜良之类的猛将给老曹看看，让老曹害臊，于是只好在老曹手下拿薪水过日子。 男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女人变成了别人的，而这个别人正好是给自己发工资的老板。后来，刘备和曹操翻脸，刘备走人，经过秦宜禄管理的地盘，张飞就笑话他：“姓秦的，你老婆都被别人抢了，你还好意思给别人打工，你真是个怂人(人娶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秦宜禄的血性被激发，于是跟着刘备张飞走，走了没几里路，三分钟的血性又降下来，居然还是想回到曹操那边去，张飞可不答应，把秦宜禄咔嚓了。哎，这男人有没有血性，差别可大了。 杜师奶跟嵇康是亲戚 秦宜禄没了，战争让男人变炮灰，让女人走开，杜女士还得活下去。她带着秦宜禄的骨肉——秦朗，生活在曹操的家里。她心态如何，没有记载。不过《三国志》上有她的生育记录，她为曹操生了曹林、曹兖，还有金乡公主。曹林的孙女嫁给了大才子嵇康；曹兖是个文艺青年，喜欢跟曹植搞文学竞赛，但天赋不帮忙，总是赶不上。 那位小秦朗，生活得很幸福，老曹倒是个对继子没偏见的人，他爱杜女士，也爱杜女士和别人生的骨肉，这个倒像“射雕”里完颜洪烈对杨康的爱。每次举行大型宴会，老曹总要当着嘉宾们的脸晒父爱：“你们说说，世上哪有像我这样痛爱继子的？(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秦朗在曹家生存的秘诀就是——乖。因为乖，曹家的大哥曹丕从来不找他的麻烦，因此他也没出过麻烦。他在曹家的侄子——魏明帝曹睿，可喜欢这位姓秦的叔叔了，无论出席什么活动，都要带着他，当然，曹睿不叫他叔叔，而是叫秦朗的小名：阿酥。一个大男人的，被自己的侄子辈阿酥阿酥地叫唤，那滋味也怪极了。 阿酥很乖，曹睿任命他为重要的干部，本来是负有重大使命的，阿酥却只是一味地乖。皇帝做错事，甚至杀错人，他不吭声，“不能有所谏止”；有什么人才需要推荐的，他也不吭声，“又未尝进一善人”。领导喜欢我，拿着工资奖金不吱声就行了。 特殊的身份，惨痛的家庭史，又处在一个显耀的权贵家族里，不乖不行。曹家很喜欢他的乖，于是给他建大别墅，给他发高工资，文武百官因为他和皇帝走得近，纷纷贿赂他，巴结他。因此，阿酥过得很幸福，算是对他不幸父亲的一种补偿吧。 结语：写此文不是为猎奇，而是探索一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心理。人群的划分，基本是以政治、利益、信仰等为最大公约数，然而，在此之外，如果以“那些年我一起追过的女生”为最大公约数，用这样一种男女关系的视角来看古代历史，看某些古代历史问题，看某些古代历史人物，会不会还能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真相呢？ -
谁导致了蜀汉的灭亡？并非昏庸后主刘禅
我们看到，在东汉末年诸侯并起之际，知识分子——或曰士大夫，或曰儒者，或曰文人——比以往江山一统的年代更能拥有发挥自己才华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因为他们有较多的主公可以投奔，可以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那样，此地不合则另走一家。因此，东汉末年事实上是一个人才大流动的时期，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奔走于诸侯之间，以求谋得终生的富贵和死后的英名。 但令人惊讶的是诸葛亮一直在隆中隐居，从来不曾跑到任何一家诸侯那里毛遂自荐；与他相反，他的好友，同样为东汉末人杰的庞统却是自个儿跑到刘备那里去的。诸葛亮沉静地坐在隆中的草堂上，坐在他的书桌前，好像算准了刘备会来一个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 其实，如果我们想起庞统自己跑去找刘备，却因为外表不佳而备受刘备冷落时，就可以明白诸葛亮为何隐居不出，不主动地寻找主人——他要的是一种机缘和地位，只有当刘备三顾茅庐并聆听其教诲后，诸葛亮才能以一个比刘备年少近二十岁的青年人的身份迅速成为刘氏集团中的二号人物。很难想象，假如当年诸葛亮自己跑到新野县追随刘备，刘备会对他有多大的信任。 东汉的灭亡是迟早问题。就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样，东汉灭亡之后，割据的群雄必然要为万里江山拼个鱼死网破。刘备以其颇有作秀嫌疑的虔诚邀请诸葛亮加入了他那个风雨飘摇的小集团，诸葛亮以他对天下重建的长期思考结果立即打动了刘备，成为他最大的砝码。诸葛亮的设想是曹操占据天时，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诚不可以争锋矣；而江东孙氏，国险民附，占有地利，也只能引为外援而不能图之。因此，刘备最好的办法是结束多年的颠沛流离，占有一块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的最佳选择是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如同汉高祖当年以四川起家得天下那样，只有占据了益州这块富庶的根据地，将来才有逐鹿中原的本钱。 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而且也是一个很具操作性的想法。事实上，正是这一想法，使刘备从此摆脱了寄人篱下的悲惨处境，虽然仅有一州之地，但也足以三分天下了。 被绑上了刘氏集团的战车 诸葛亮在离开隆中追随刘备时，曾再三告诫他的兄弟要看好家园，他将来还要回来。而多年以后，当他位极人臣，身为蜀汉的第二号人物时，他在给后主的奏章中又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时的诸葛亮再也无法回到青年时的隆中了，但他希望子孙能够自食其力，囿于农桑。这到底说明了诸葛亮性格的淡泊（他曾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话），还是说明了他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在打一场根本没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战争，在从事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知之的事业？ 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一书中，以现代企业为喻，对诸葛亮和他一生的事业作了一个形象的定位分析，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
刘备联孙拒曹有始无终 病危托孤诸葛亮极度悔恨
三国鼎立时，东吴孙权遣吕蒙诸将袭取荆州，关羽父子兵败被杀，蜀汉遭到重创。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大转折。史学家对此问题作深入研究者不多，也有人认为关羽没有认真执行诸葛亮的“联孙拒曹”战略，把主要责任都推到关羽身上。我也曾有过类似看法，现在再次研读《三国志》，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再说，我也曾怀疑诸葛亮也许对“联孙拒曹”战略有过改变，现在仔细考察，怀疑也缺乏事实根据，不能成立。 刘备屯兵新野时，考虑到手下缺少为之出谋献策之智囊，希望把徐庶招纳帐下，徐庶推荐了诸葛亮。刘备至南阳隆中拜访，第三次才相晤。诸葛亮对当时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并提出应对计谋，刘备听了，心悦诚服，从此就重用诸葛亮。用刘备自己的话来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可见其亲密之程度，已须臾不可分离矣。 诸葛亮之主要论点，《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颇详。后世文史论著把这次谈话内容单列成篇，题为《隆中对》。共两个部分，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一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简言之，就是只能联孙。一为“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简言之，不仅联孙可以拒曹，而且可以灭曹。 因为都是对未来局势的预料，这一战略有几处相当含糊：“若跨有荆、益”，未能明确用何种方式“跨有”，亦即“占有”。似乎诸葛亮也有一旦占有“荆、益”，即不松手之意。再说，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在先，“外结好孙权”在后，一再强调了“联孙”。但是随后就认为“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再没有提到如何解决孙权的存在问题。可以看出，诸葛亮虽然如此强调“联孙”，实际上对孙权仍旧有一定程度的藐视。 主张“联孙拒曹”的诸葛亮尚且在一定程度上藐视孙权，刘备、关羽等人藐视孙权的程度则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发生这种情况，自有其原因，孙权自知既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条件，又无刘备“中山靖王之后”的政治资本，于是采取低姿态以自保，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正因为孙权确实没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刘备、关羽诸人由此放松了对孙权的提防。 当然，刘备的“联孙拒曹”有过良好的开端。那是刘备被曹操的大军追迫得十分狼狈时，到了夏口。“遣诸葛亮自结与孙权”。孙权也感到为难，张昭等人力主迎曹操，较年轻将领认为迎曹操无异自取灭亡，主张坚决抵抗。于是孙权“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刘备与孙权“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这就是以少胜多，从而确立了三国鼎立的基础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刘备、孙权都是受益者，但是无论从人力物力或其他方面的条件来说主要是依靠孙权的实力，刘备所作的贡献微乎其微，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鲁肃诸人也从大局出发，主张与刘备保持良好关系，所以孙权开始向刘备大幅度倾斜。 刘备原无安身立命之地，赤壁战后，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此时刘备就从周瑜所辖南郡属下获得了用以安顿将领家属与军旅的一大片土地。《江表传》说得最具体： 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公安。 刘备觉得地盘仍旧嫌局促，于是“〔复〕从权借荆州数郡”。是否刘备从孙权处借得？是个疑问。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说：“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似乎刘备攻占“数郡”之后，孙权默认这些地方属于刘备势力范围而已。《关羽传》也说：“先主收江南诸郡”，如出一辙。那么又何以此事被说成是借荆州呢？仍旧可以从“(复)从权借荆州数郡”找到根据，“零陵、桂阳、长沙三郡”都属于荆州是毫无疑义的了。 刘备让诸葛亮去“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可见刘备、诸葛亮对这三郡的重视程度，后来一直拖延、推诿，不肯归还给孙权，原因在此。 应该说陈寿所著《三国志》，就史胆、史识而言，不愧为佳作，而在地名使用上仍欠统一，不够规范。《吴主传》又有“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之说，此荆州又不包括长沙、桂阳了。 无论在地名上有何混乱之处，有一点是明确的，刘备、诸葛亮决心把已取得的诸郡作为进攻益州的根据地，所以用全力经营，非万不得已决不归还。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本来已告一段落，就孙权而言，可以说对刘备已仁至义尽，不仅主动腾出油江口(公安)给刘备，刘备再要求占有长沙等三郡，也满足了刘备。此时彼此之间应该亲密无间，十分和谐地相处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孙权居然又进一步对刘备“进妹固好”。“固好”者，要把双方亲密无间的形势保持下去也。 诸葛亮刘备关羽（清代塑像） 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孙权的意料之外，“进妹”反而引起双方发生尖锐的矛盾，孙权之妹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负政治重任，她骄横成性，洞房中布满刀光剑影，刘备未感到温柔，因而对孙权此举心存疑虑，进而对之加以防范。孙权之妹自觉无趣而归宁，刘备、诸葛亮又令赵云截江夺斗。此事遂以孙权失尽体面而结束，“固好”未成，后患随之。 双方既然交恶，刘备的日趋强盛，当然被孙权认为是莫大的威胁，索回当初所借之零陵、桂阳、长沙诸郡乃是理之当然。借时有无具体协议，未见记载，是否言明取得益州，即归还荆州已不得而知，孙权在刘备取得益州之后索还荆州，可谓时机非常恰当，否则以后更难启口。 查考《三国志》刘备、诸葛亮、关羽、孙权、鲁肃、吕蒙诸人传略，可以发现索还荆州一事，因甚不顺利，在数年之间曾进行多次，而且既有孙权与刘备的首脑一级的交涉，也有鲁肃与关羽之间的直接谈判。两个层面交叉进行的。 可以确认，赤壁之战取得胜利后，至少是借得零陵、桂阳、长沙诸郡后，刘备已将“联孙拒曹”战略置于脑后而不顾了。否则，他对那椿婚事也应该采取比较委婉的态度而稳妥处理，即使难以继续，也能够使对方不致如此难堪的。孙权一再忍让，刘备所借荆州迄无归还之意，正式向刘备追索，于情于理，均无不妥之处。 据《吴主传》，建安十六年(211)，刘备攻入益州，刘璋投降，三国鼎立的形势，进一步得到巩固。随之： 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 会备到江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 此处用“从求”二字，可见孙权索还荆州整个过程，派遣诸葛瑾之人选既为诸葛亮之兄，其人一向以忠厚长者身份出现，典型的和事老角色，态度上温和之至，决无盛气凌人之霸道。然而，仍被刘备拒绝。理由是要得到凉州之后，才能归还。刘备没有能信守当初承诺，节外生枝，提出来凉州问题，可以说达到了“欺人太甚”的地步。如果他还想“联孙拒曹”的话，决不可能如此强词夺理的。 关羽将孙权所指派的三郡“长吏”尽逐之，当然是刘备的决定，他是执行者。率领三万兵至益阳，更十分明确是刘备的指派。诚然，关羽对孙权及其部属向来很不友好。但此两事并非关羽主动，完全服从刘备之命令行事无可怀疑。 据《先主传》，记载与之基本相同，但较简略，时间则为建安二十年(215)，两处记载相距四年，不言而喻，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一事，至少被刘备搪塞、拖延了四年之久。 《鲁肃传》较《吴主传》《先主传》更多了许多具体情节，尤其“将军单刀俱会”时，鲁肃与关羽彼此之间的争执，使气氛非常紧张，险极惊极。此次关羽赴会亦非关羽主动，更非关羽之职责。因为“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往益阳，与羽相拒”，这才发生“肃邀羽相见”的“单刀会”。 刘备命令关羽与鲁肃去交涉，关羽只能遵命，刘备不愿归还荆州，关羽不能擅作主张，答允归还。更何况关羽为人一向骄傲，对孙权及其文官武将藐视之程度较刘备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鲁肃直截了当向关羽质问，关羽根本不作正面答复。“座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在耳，何常之有？’”。十分可能是刘备与关羽商量好的措词，由“座有一人”去说，乃是一种计策。这句话比“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更后退了，根本不想归还荆州，而意图永久占领了。而且把自食其言自我美化成“惟德在耳”，令人难以容忍。这次“单刀会”就此不欢而散。 刘备满足于既得利益，早已忘怀“联孙拒曹”之战略，孙权亦未出兵力争。曹操部属进驻汉中时，刘备感到益州受到威胁，又恐两面受敌，被迫退了一步。《吴主传》： 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可见孙权并未趁人之危以报复，而是谦恭地“令诸葛瑾报”，派“和事老”再一次表达了“更寻盟好”的姿态。照常理说，这正是恢复执行“联孙拒曹”战略的良机。事情却再一次逆转，而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事实证明孙权没有计较赵云“截江夺斗”等以往的老账，为了“更寻盟好”，有了大动作。《关羽传》： 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此事责任也不全在关羽，刘备本人当初对联姻之事以决绝收场，对关羽影响极大，如果同意将女儿许配孙权之子，无异与刘备步调不一致也。当然，关羽也可婉拒而不“辱骂其使”，但就关羽之性格而言，如此辱骂使节，乃是必然的。 关羽对孙权之态度基本上与刘备保持一致，比较粗鲁专横，刘备也不可能劝阻。刘、关二人，一为蜀汉政权领袖，一为与东吴唇齿相依的、荆州地区(后来应是狭义的荆州)实际统治者，对两桩婚事都以交恶结束，蜀汉与东吴之友好自然难以实现。“进妹固好”失败了，“更寻盟好”又成为泡影，孙权在痛苦中反思，结果听信了吕蒙的计谋，开始麻痹关羽，最后将其消灭。站在东吴统治者孙权的立场思考，似乎也可理解。 关羽的被害，对刘备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成为莫大的仇恨，而且企图立刻报复，不冷静至极。本来把曹操作为主要的敌人，随着形势的变化，把孙权作为主要的敌人了。“联孙拒曹”的战略就此成为历史而不复存在。于是倾力沿江东进，在战术上又屡犯错误，被东吴名将陆逊所击溃，羞愧交集，病死于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虽并未明确反省执行“联孙拒曹”战略有始而无终之错误，却也未将错误与失败之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仍不愧为大丈夫。 白帝城 应该如何对待刘备、关羽？孙权可谓煞费苦心，两次派遣友好使者都是通过深思熟虑而决定的人选，都选中了颇有资历的诸葛瑾，此人正是刘备阵营中第二位人物，亦即坚决主张“联孙拒曹”的诸葛亮的兄长。按理说，诸葛瑾乃是最佳人选，他的出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事实并非如此，是否诸葛亮已改变他原定的战略呢？ 正因为刘备的入川，既有一批得力的文臣武将，对方刘璋也是汉室宗亲，刘备既是中山靖王之后，占了一定便宜，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但刘备对诸葛亮的依赖因此也逐步递减。《诸葛亮传》中有巨大空白，一开始与关羽共守荆州，后即随刘备西征，仅说平定成都之后，“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如此而已。对魏之曹操、吴之孙权有何交涉？有何战事？有何联系？均未涉及。被作为一名大管家使用矣！ 刘备自信过甚，关羽水淹曹操七军，“威震华夏”，刘备很可能认为无论“拒曹”或“灭曹”均无“联孙”之必要，凭自身实力即能办到。因此，当初他之有诸葛亮“如鱼得水”之感觉亦已不复存在，即使诸葛亮再次强调“联孙拒曹”，刘备亦当作耳边风矣！ 《魏略》： 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 此乃诸葛亮曾被刘备冷处理多年之铁证，当然“联孙拒曹”的战略同时也被冷处理多年，并进一步演变为与孙权不共戴天之局面。诸葛亮是否曾竭力劝阻刘备东征？固无明确记载，但《法正传》载明： 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222)，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诸葛亮为群臣之首，又一向主张“联孙拒曹”，断乎不可能袖手旁观，应该一再进行谏劝才符合他的立场、品德。可见在刘备称王、称帝前后，诸葛亮对刘备的发言权已经远不及从刘璋手下投奔来的法正矣！ 种种迹象表明诸葛亮始终坚持“联孙拒曹”战略，对于荆州问题，固然亦未明确表态，希望同时拥有益州、荆州，已有蛛丝马迹可寻，然如果荆州问题解决不妥，无法“联孙”时，诸葛亮仍将忍痛作出让步而保持“联孙”局面。曹操进驻汉中时，刘备归还荆州予孙权，主要为形势所迫，亦不能排除诸葛亮起了一定作用。 刘备病危，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恢复了对诸葛亮的信任，也可能反映出他内心对于“联孙拒曹”的重新认识，感到未能认真执行而遭致惨败的悔恨。给后主刘禅的诏书谓：“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更是他本人晚年未能遵循诸葛亮“联孙拒曹”战略的沉痛检讨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刘禅即位，诸葛亮“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陈寿编著《三国志》，为诸葛亮写了相当详尽的传记。为诸葛亮编辑了文集，并为此事向朝廷上了奏章。再次强调了诸葛亮辅助刘禅，取得之显著政绩，主要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但是，就刘备本人而言，他的“联孙拒曹”依旧是有始无终的大悲剧也。
刘备如何将诸葛亮绑上战车为其卖命一辈子？
诸葛亮在离开隆中追随刘备时，曾再三告诫他的兄弟要看好家园，他将来还要回来。而多年以后，当他位极人臣，身为蜀汉的第二号人物时，他在给后主的奏章中又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时的诸葛亮再也无法回到青年时的隆中了，但他希望子孙能够自食其力，囿于农桑。这到底说明了诸葛亮性格的淡泊(他曾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话)，还是说明了他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在打一场根本没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战争，在从事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知之的事业? 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一书中，以现代企业为喻，对诸葛亮和他一生的事业作了一个形象的定位分析，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 刘备对诸葛亮有知遇之恩，将他和自己视为鱼水关系，这自然令身为儒者的诸葛亮会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决心，而诸葛亮偏偏在人格上又是一个执著隐忍而且一板一眼皆有度的人，这当然更使这种决心从下定之日起就坚如磐石。不知晚年的诸葛亮在锦官城外，浣花溪旁，是否为他一生的选择感到后悔过?因为当刘备一意孤行，不但失掉荆州而且失掉了蜀汉最基本的国力之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远大前程早已没有实现的可能，诸葛亮是否会为此感到当初跟随刘备是一种人生的错误选择呢? 在东汉末年那样一个群雄割据的岁月里，诸侯间的地位应该说是平等的，都是东汉的臣子，都是因为天下大乱才雄心勃勃地拥兵自重，因而从本质上讲，刘备也并不因为他和东汉的皇帝同一个姓，而且据说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这种后裔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早已血淡于水)，从而就具有更大的号召力或凝聚力——将刘备称为皇叔，并认定百姓对他一往情深乃是罗贯中小说一家之言而已，原本当不得真的。因此，诸葛亮在隆中隐居出山之前，完全可以投靠当时的任何人，在“任何人”中，曹操身为汉室丞相，亦雄才大略，算得上是诸葛亮投靠的最佳人选;此外，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乃至当时据有河北方面的袁绍，每一位主公都比刘备要有势力得多——刘备在起用诸葛亮之前，一向惶惶如丧家之犬，先后投奔过公孙瓒、吕布、曹操等人，在新野亦只是在刘表手里分得一杯羹。 因而，如果我们像许倬云那样以现代企业来形象化三国的话，那么诸葛亮显然进了一家业绩相当差劲，且后续乏力的公司;相反，像曹操和孙权这样的强势公司，因为其董事长没有对诸葛亮来一番虚伪的礼贤下士，诸葛亮竟轻易地将它们放过了。他决心为刘氏集团打工，并不是因为这家公司是一只绩优股，有着如何光明远大的未来，而是因为它的董事长对他有知遇之恩，对他求贤若渴。 因此，诸葛亮感动了。他改变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生规划，遂许驱驰，从此被绑上了刘氏集团的战车。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也感动了，从此认定士为知己者死，哪怕这个知己乃是谬托，乃是作秀，乃是披着羊皮的狼。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缅怀诸葛亮这位士之楷模时感叹生不逢时，没有运气遇到刘备那么礼贤下士的主子。 因此，没有找到好主子的奴才们总是自怨自艾，在诗词歌赋里发着怀才不遇的酸味牢骚。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千载以来最优秀的文章之一，曾长期使那些处于逆境的孤臣和愤懑之士诵读不已，为之怒发冲冠。一千七百年后，它甚至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它是要教我们成为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忠烈之人吗?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即是针对《出师表》而发出来的。它的全文如下： 恍然，错觉那是一个远行的父亲对留在家乡的儿子的谆谆教诲。 然而，篇首的“臣亮言”三字，又无情地表明了这只是一个出征的臣子向君父所上的奏章而已。 从指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的危机到“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规劝，诸葛之心可谓人神共鉴。其一生擒孟获、定南方、出祁山、伐中原，的确做到了他所许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然而，恐怕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一生苦心扶持的蜀汉王国，在他死后仅二十来年，就败在了自己曾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君主刘禅手上。 刘禅的平庸无能与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是人所共知的，连先主刘备临终向诸葛托孤，也不得不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刘备的意思似乎是说，如他的儿子刘禅不能胜任的话，诸葛亮可自己做蜀国之君。不少人读书至此，大多称赞刘备的宽宏与气度。实则大谬也!这一招正是刘备把诸葛亮推向死心塌地为他的傻儿子做儿子(臣子)卖命的一条毒计。 以刘备一生之虚伪狡诈，安能不知诸葛亮知识分子气质中的那种恪守臣道、投桃报李的愚忠思想?岂能不知自己的儿子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刘备这一招欲擒故纵的手法便使得诸葛亮绝不敢动废主自立的“贼心”。是时，“孔明听毕，汗流满面，手足无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见《三国志》) 从此，以诸葛亮之智、之聪、之能，竟不得不听从于刘禅之蠢、之愚、之笨。
诸葛亮卑鄙篡权：揭秘如何废掉刘备托孤重臣李严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开始，蜀军围陈仓，但是由于军粮耗尽再次无功而返。 次年的建兴七年（229），三次北伐开始，诸葛亮遣大将陈式攻魏之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迎战，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军，亮取二郡。至此，后主诏诸葛亮复丞相职。然而这数次北伐中，依旧不见李严等一干东州和益州集团骨干人士的踪影，相信李严他们对此肯定是会有意见的。 李严在诸葛亮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地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的上庸守将孟达，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这样的语句来招降孟达：“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一直以来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时刻不忘的，也是时刻以此为己任的。但蜀汉前后三次北伐这样重大的行动，诸葛亮都没有一丝让他参与的做法，也是肯定让他十分不满的，因此他除了发出前面所说的“求以五郡置巴州”等等表示不满的信号外，还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诸葛亮一直以来排挤他这一举动的反击。 他在一次给诸葛亮的信中“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和孙权劝曹操称帝相仿佛，但又很难说清楚他是想把诸葛亮摆上众矢之的位置，还是在嘲讽诸葛亮。总之不管怎么样，诸葛亮很清楚李严这一举动绝没安什么好心，因此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上这个当： 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不过诸葛亮这话却有点前后矛盾，前面他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似乎对目前位极人臣的状况已经心满意足，但后来话锋却急转直下，称王受九锡，就成了有着自己封“国”的诸侯，乃是那个时代人臣所能达到的巅峰，诸葛亮在回绝了这一不知道是有着什么居心的建议后，在结尾时又偏偏来上了一句“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就与他前面表现的心满意足的态度产生了矛盾。 这样的话出自诸葛丞相之口，与他历来被说成“谨慎谦恭”的风格是极不相称的，但我却以为这才是他个性和思想的真实写照，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但却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于漠视刘禅的态度。陈寿对他的评语，有几句是相当中肯的： 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这几句，一说出了诸葛亮的生平抱负是“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二说出了诸葛亮对自己的评价，表现出他自视极高、当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态度，实际上诸葛亮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这几句话而展开的。 建兴八年（230），魏大将军曹真三路攻蜀，诸葛亮拒之，随即准备第二年出军进行第四次北伐。这回他再次要求李严率军北上汉中受他节度，诸葛亮在后来列举李严罪状的表章中，对李严当时的反应是这样写的： 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李严这个时候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显然正如诸葛亮所言的那样是“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而李严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为借口向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随便拿来就用的借口，他对诸葛亮开府而他没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此刻他看似随便地举了这么一件事情做例子来逼诸葛亮，事实上正是表达了他北上汉中的条件，是要得到他这个和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所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诸葛亮一样，可以开府选拔官吏。 诸葛亮当然是不可能答应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对曹魏势力强大的压力下，与李严这样长期僵持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李严和他二人，虽然在权力斗争中互不相让，但在对维持蜀汉政权生存的这一根本点上，却是绝对没有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协，“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继续把江州一带保留给李严；而相对他的妥协，李严也作出了对应的姿态——“将二万人赴汉中”，同时接受诸葛亮的任命，担任中都护署府事《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并将自己的名字由严改为平。按那时的解释，平字含义大致为行事有序、平定乱事，这相当符合当时的形势。 李严终于去了汉中，在刘备死后首次与诸葛亮共事，看上去似乎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 建兴九年（231）春，蜀军在诸葛亮的统帅下第四次北伐，兵出祁山与魏军对峙。然而诸葛亮这次依然运气不太好，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碰上了连续的暴雨天气，导致汉中的粮运不继。而后的整个事件就显得比较富有戏剧性了： 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之所以说这次的事件有戏剧性，是因为以李严这样一个极富政治经验和军事能力的人物，居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仅仅由于暴雨而导致粮运不继，他就先让参军狐忠、督军成籓等一群人去前线以朝廷名义召诸葛亮撤军，然后上表后主说诸葛亮撤军是诱敌之计，而当他在汉中听说诸葛亮开始撤军时，却又假装吃惊地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种种互相矛盾的漏洞前后非一，导致最后“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不过这件事情，虽然因为蜀国“国不置史”和各种原因造成资料不足，因此不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做出其他的解释，但从逻辑上来讲，以李严这样的人物，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未免显得过于愚蠢了些。如果说他设计这个圈套的目的是在于“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的话，那么他又焉能想不到他这一大堆公文全都捏在诸葛亮和后主的手中，“前后手笔书疏”都“违错章灼”历历在目，他这个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断粮退军在蜀汉北伐中并非首次出现，况且由于天降暴雨导致道路不畅的粮运不继，也并不会对他政治生涯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如此小的问题上去冒如此大的风险，而且还明显是把自己的把柄拱手送到对手和皇帝面前去让他们来处理自己，这样的错误和圈套也实在过于弱智了些。要是李严连这些都意识不到的话，那他这个跟头栽得一点都不冤，因为这完全不像是他这样一个拥有几十年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所应该犯的错误。 不过，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李严最终被贬为平民，在与诸葛亮的权力斗争中败了下来，这标志着蜀汉政权中再没有可以威胁荆楚集团地位的势力存在，而诸葛亮也再找不到一个有足够分量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彻底地巩固了他的地位。在蜀汉政权中，甚至将皇帝包括在内，他也都是唯一掌握着蜀汉最强实权的第一人。
汉朝为何拐卖人口屡禁不止：只因豪门蓄奴成风
古代中国将拐卖人口称为“略卖”，从汉代开始，法有明文此乃大罪，但因为有较大的收益，虽说王法如炉，这种买卖依然千百年来有人做。 在古代特别是蓄奴成风的汉代，将男孩子拐卖的主要目的是做奴隶，就如拐卖智障者进黑砖窑一样，以此最大限度地从奴工身上榨取利益。而拐卖女童，主要是卖给大户人家当奴婢或卖给那些“妓女专业户”训练，等其长大后再让其入青楼为养母谋利。 历代王朝写在纸面上的律法，对“略卖人”的处罚是相当严重的。汉代将拐卖行为与群盗、盗杀伤人、盗发坟冢等重大罪行并提，并处以磔（音同“哲”，砍头后并将尸体分裂）刑。后世王朝的立法基本上沿用这类规定，只是刑罚轻重有所不同。 如唐律根据拐卖人口的结果不同而区别给人贩子定罪：将他人拐骗为奴婢，或将他人卖给别家做奴婢的，处绞刑；为部曲（介于奴婢与良人之间的社会阶层）的，处流刑三千里；为妻妾子孙的，处徒刑三年。《元史·刑法志》载：官民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一律交有司处置。元朝略卖人口和造假币、掘墓、纵火一样是大罪。 中国古代人身权利是不平等的，因身份而有差别，因此被拐者的身份不同，对人贩子处罚是不一样的。拐卖别家的奴仆，在官府看来，和盗卖人家的财产不一样。若拐卖“良人”去给人当奴婢，等于让一个人的身份遭到贬谪，丧失了自由，那么处罚起来尤其严重。如《大明律》规定：拐卖的是他人的奴婢，比拐卖良人轻一等。
揭秘司马迁及其女婿与外孙都不得善终
司马迁仅仅因为替李陵说情而被处宫刑；其女婿杨敞因“素谨畏事，不敢言”，却受惊吓而亡；其外孙杨恽仅仅因为一封发牢骚的信而被判腰斩。历经三朝，司马迁和外孙因敢言获罪，女婿则因不敢言也不得善终，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司马迁被处宫刑的事大家都十分熟悉了，故不赘述。在这里只说说其女婿杨敞与外孙杨恽的事情。 杨敞是华阴人，“素谨畏事”，昭帝死后，即位的昌邑王淫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决定废掉他，让大司农田延年通知杨敞。 “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汉书·杨敞传》)此时，杨敞夫人，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站了出来对他说： “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于是“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但“宣帝即位月余，敞薨”，我想，与他受此惊吓不无关系。看来此女颇有其父之风，而女婿则不济事。 外孙杨恽也承接了其外祖父的家风。他先因功被封平通侯，后被免为庶人。“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其友人安定太守孙会宗写信劝他，他写下了著名的《报会宗书》，此信“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腰)斩。妻子徙酒泉郡”。而他在此信中，只不过发发牢骚而已，“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痛定思痛，故决定唱着“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长为农夫以没世矣”。结果不知何处刺痛了宣帝，命运比其外祖父更为悲惨。 观司马迁与女婿及外孙的遭遇，可知活在皇帝统治的时代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拍《××王朝》《××皇帝》的人，为何独独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对皇帝的统治津津乐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