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征服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奠定了蒙古兵学在世界军事史的历史地位。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在短短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攻取那样广大的地区,并且攻必取,战必胜,西方史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时蒙古军队的武器比别人更精良而且更适合于实战使用;成吉思汗兵制比较完善,军纪严明;将领多巧于计谋,擅长兵法和战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3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由此可见,蒙古兵学中有十分丰富的军事思想,本文就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做如下粗浅的的探讨。 一、大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使用力量之前,先用计谋将对方制服。它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长期的征战中所形成的作战韬略之一。在全面侦察敌情、地形的前提下,蒙古军队凭借骑兵的持久耐力和快速机动能力,经常越过人们难以想象的大漠、险滩、雪谷、荒原,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的深远纵深大胆穿插、分割,并与下面进攻部队相配合,四面包围敌人,迫使对方迅速瓦解。 蒙古军的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许多坚固的城堡,变成了他们围困中的野兽。因此,蒙古军队大迂回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猎人那双狡黠、深邃的眼睛,盯着敌人的后方,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即使留有一条生路,那完全是一种战术运用。这种大迂回战略,与古代其他军队的进攻方式大相径庭,它不直接对敌列阵挑战,而是更讲实际,手段更隐蔽。并力图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计谋”将对方制服,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孙武总结战争规律,提出了兵以诈立的“诡道”思想,从此,春秋以前以“仁义”为核心的战争指导思想在战国时期已销声匿迹。但随着封建帝国的建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把民间的兵书视为祸水。随着儒家思想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兵家的“诡道”思想渐渐出现了断流,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而成吉思汗,在战争实践上,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诡道”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成吉思汗熟读《孙子兵法》,而是说成吉思汗在与兽、与部落、与外敌长期的争斗中,同样悟出了这一真理。因为规律性的东西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作用。我们从成吉思汗战略侦察团队的行动中,就能看到孙子的“诡道”思想被他们运用得多么娴熟。成吉思汗远征欧洲前,派速不台和哲别担任侦察任务。他们穿过格鲁吉斯坦,打败了乔治亚的精锐团队,随后越过高加索的黑岩绝壁,来到贴尔克盆地。这里已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正等着他们。蒙古军队的确太疲劳了,激战一天胜负未决。第二天,他们带着黄金和贵重的布、优良的马来到库曼人的营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同族,为什么要和外国人联合攻打你们的兄弟,他们给你们的好处,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库曼人带着蒙古军队送来的厚礼离开他们的同盟者远去。速不台却乘机追击并打败他们,索回了刚赠给他们的全部礼品。如果要讲仁义道德,速不台可谓犯了大忌,但他遵循的是战争规律。他们的侦察行动,促成了成吉思汗远征欧洲18年的计划。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一种与孙子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中,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体现了速度与距离的对立统一,蒙古军队清一色的轻骑兵,创造了农业时代的“闪击战”。 大迂回战略的具体实施首先需要速度,没有速度,谈不上战争的突然性,也难以对敌人达成合围;其次,需要长途奔袭,没有远距离奔袭,很难对敌产生威慑。可以说成吉思汗的军队都具备这两个条件,这也是他能够征服世界的奥妙所在。 13世纪,欧亚等国的军队多以步兵和重骑兵为主,而蒙古军队却是清一色的轻骑兵。轻骑兵具有突击力强、灵活多变的特点,适合远程奔袭。重骑兵防护性能好,机动性差,适合阵前对抗。所以,蒙古军的轻骑兵,恰如“二战”中机械化部队,它常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迫敌解除武装。这就使成吉思汗时代所营造的战场,完全是一种飓风式战场。如果把它与“二战”中德国的“闪击战”作对比,就会发现在成吉思汗指挥的战争中有与德国“闪击战”相似的内容。“二战”中,德军闪击波兰,用了一个月;闪击丹麦、挪威,用了两个月;闪击法兰西,占领法国首都巴黎,前后也只有一个月。这是发生在工业时代的“闪击战”,而发生在农业时代的“闪击战”,其战绩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蒙古西征军在欧洲作战时它的集结:“从扬子江北岸至保加尔边境,部队集结都是在2至3个月完成的。这样部队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至95公里。它的突击: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5天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85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10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5到60公里;攻占匈亚利和波兰,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8到62公里。”(《蒙古族古代战争史》24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轻骑兵,有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共同的特点,即高速、突然、攻击力强,往往使对方措手不及。成吉思汗正是利用轻骑兵机动性好的特长,打破了13世纪呆板的攻防战术,从而完全控制了战场主动权。当时,所向披靡的蒙古军已引起欧洲人的惶恐,甚至像遥远的城市,如卢卑克(波罗的海南岸一个城市)和纽伦堡(今德国巴瓦里亚境内)都加紧防御准备。就连当时的英国也提心吊胆,曾禁止船舶出海捕鱼。当时欧洲人对成吉思汗子孙的惧怕,从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并不清楚蒙古人为什么不可阻挡,有人甚至把蒙古军后来因窝阔台去世而退兵之举,归结于他们教皇和皇帝的英明。后来法国的拿破仑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蒙古军西征,不是亚洲的散沙在盲目地移动,而是有严密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由于他们比对手更精明因而才能所向无敌。拿破仑的分析切中问题的实质。当蒙古军象飞沙快速推进时,在它的背后,是行之有效的大迂回战略。而这种战略,在蒙古兵放牧、围猎时,就已经产生并成熟了。 三、大迂回战略能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能使战场攻防结构发生突变,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为己创造有利战机。 蒙古军队的大迂回战略能以迂为直,避实击虚,扩大战争空间,节省兵力兵器,加速战争进程。蒙古军灭金,窝阔台就采用了成吉思汗临终留下的大迂回攻金方略。他令拖雷率主力西路军,绕过金军的重镇潼关,自宝鸡出汉中,强行通过南宋管辖地区,沿江而下,经唐(今河南唐县)、邓(今河南邓县)北上,采用大迂回战略,突然出现在金军后方。金朝十分惊慌,急忙抽调守黄河和潼关的主力部队10万余人前来抵挡。两军在邓州遭遇,拖雷只有3万人。他采用袭扰战术,避免与金军正面交锋,使远道而来的金军十分疲惫。这时蒙军正面部队已渡过黄河,直趋汴梁,金军仓皇北撤,当退到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时,被两路汇合的蒙古军团团围住,后又网开一面,在追击中全歼金军。此后蒙军乘胜进围汴京。金亡近在咫尺。 但蒙军南下灭宋的战争却持续了45年之久。这也许是他们遇到的众多对手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因为南宋所处的江淮地区,河渠成网,城镇林立,除蜀口、襄阳、淮河防线外,西段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东段地处淮河下游,水道众多,后方还有长江天堑,都不利于骑兵作战。但蒙古军队能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发挥特长。他们选蜀为战略进攻要害,因为蜀地富饶,南宋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四川。此外蜀地地理条件尤为重要,蒙军若夺去四川,就可以过三峡,顺流东下,直逼江东。窝阔台为发挥蒙古骑兵的特长,沿用灭金时宽正面、大纵深的迂回包围战略,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上发起进攻,力图越过长江,进入江南作战。但由于兵力分散,各战区虽有突破,终因气候不适,加上中军主帅死于军中,只好中途撤退。蒙哥汗继位后吸取窝阔台失败的教训,在占领区开始设官、筑城,为持久战作准备,从而避免了春去秋来,战果得不到巩固的缺陷。在战略指导上,仍以攻占巴蜀为首要目标,同时派忽必烈率军经略云南,目的是迂回西南攻其腹背,然后北上,接应主力,东下临安。可惜蒙哥汗在实施他的大迂回战略时,却因自己恋战,遇坚必攻,使其主力钝于四川的钓鱼城下,直至自己中石身亡,从而影响了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今天,当我们研究蒙军灭宋的战略思想,无不为他们开辟的广阔战场所折服。蒙军的大迂回战略使金束手就缚,使宋廷的沿江防御失去天堑屏障。虽然蒙军攻宋的前两次迂回未实现预期战争目的,但当时忽必烈的军队事实上已迂回云南大理,经过近一年征战,兀良哈台平定了“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蛮等37部”(《元史·兀良哈台传》)并与四川蒙军汇合,从而使蒙宋正面战场决战时机成熟。若不是蒙军钓鱼台受挫,兀良哈台军就可以奇兵出广西拊京湖宋军之背,然后直下临安,这样,南宋的灭亡,就可能提前几年。由此可见,蒙军的大迂回战略可以创造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有利战机,可以乘虚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并从根本上打乱敌人的部署,迫敌就范。 四、大迂回战略是将帅胆识和军队力量结合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成吉思汗独特的军事体制和治军思想,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军队,从而使他的战略思想得以实施。 研究蒙古兵学中大迂回战略的具体运用,从中可以发现,大迂回战略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作出大迂回的决策需要雄才大略的统帅,执行大迂回战略任务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否则大迂回战略只能是纸上谈兵。 成吉思汗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他能对复杂敌情作出正确判断,果断决策。蒙古军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当时成吉思汗面临来自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与金国长达9年的战争,二是西夏的反叛,三是斩其使臣、屠其商队的花剌子模。成吉思汗权衡利弊,采用稳住西夏,牵住金朝,全力西征花剌子模的策略。西征花剌子模分三路进军,大军在开进中,派哲别一路绕到敌后,向敌战略上敏感的卡什加尔方向迂回,切断花剌子模与阿富汗、呼罗珊之间的联系,掩护主力战略展开。大皇子术赤、大将军哲别率领三万人的军团,穿过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地带——帕米尔和天山山脉之间的谷地。当时“他们在一丈多深的积雪中行军,他们攀登4千多米被雪覆盖的吉西列阿尔多和铁列古达巴干两个高峰的道口。在大风雪中,用牛皮包住马腿,人穿双层的皮毛大衣,在7千多米的高山之间,在冰天雪地中前进。他们为了暖和身体,用小刀切开马的血管,吸喝了马的温暖的血液,又把血管封闭起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0页)这段史料,反应了蒙古军队在人类军事史上所创造的奇迹,它使汉尼拔和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行动显得逊色。当蒙古军队突然出现在费尔干纳盆地,莫罕默德率领的精锐部队正等着他们,疲惫的蒙古军队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机动作战与敌人会战。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深夜,各自鸣金收兵。成吉思汗在接到他们的战斗报告后,令术赤归队,令哲别率领5000人马,继续向南方阿姆河上游迂回。成吉思汗等后续部队展开后,他亲率5万蒙古骑兵,从北方迂回行军,在渺无人烟的地点渡过锡尔河,通过了克吉尔库姆沙漠。“这个宽有500公里的克吉尔库姆沙漠,被世人认为是动物绝对不可能通过的天然障碍。从那以后经过了650年,俄罗斯对叶华作战中,俄军骑兵丧失了全部军马。现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在莫汗默德背后能置于死地的阿姆河下游地区。”(同上书,157页)这时的莫汗默德,已被四面包围:西方有成吉思汗,北方有察合台、窝阔台,在东方有术赤,南方有哲别。这就是成吉思汗大迂回战略最典型的一个战例,它创造了世界战史上的两大奇迹,而这种奇迹在那个时代,也只有成吉思汗统帅下的蒙古军队才能做到。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军队的耐力和吃苦精神是何等惊人。如果换宋朝的军队去执行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可能不等交战,就被雪山和大漠吞噬。成吉思汗的军队之所以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这与它独特的军事体制和特殊的治军思想有很大关系。 首先,军民一体的军事体制,使蒙古士兵从孩提时就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据史载:“蒙古人从三岁起就手拿弓箭。”(同上书,263页)他们放牧、骑射、围猎,很早就孕育了灵敏的马上战术。氏族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掠夺,已模糊了兵与民的界限。如今人们在探讨为什么中国的游牧民族屡屡能进入中原,打开城墙高筑的中原门户,恐怕原因恰恰在此。因为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样式的推演,而中原以墙自守,典型的农业式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消磨了人的进攻意识。一个没有进攻意识的民族,要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交战,其胜负可想而知。 其次,成吉思汗的治军思想做到了民族性、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这是他造就一支高素质蒙古军队的根本原因。所谓民族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立足于本民族的客观实际,如借用围猎训练军队就是一种全新的军民兼容的训练方式。所谓科学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从实战出发。它曾以西夏为对手考验自己的军队,“试图在对西夏的战争中,锻炼一下蒙古人,以利将来对中国的战争。”(同上书,93页)另外,成吉思汗也重视对军官的训练,“哪一个军官不来接受我的教育,而是呆在家里,那就好像是沉在水中的石头一样被消灭的。”(同上书,95页)军官们在大汗的宫廷受训后回到营地担任教官,经过一整套完整体系受训的蒙古军队,最后就像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有如两岁的犊儿,但在厮杀时,又似老鹰的搏击。在筵宴和娱乐之中,无忧无虑有如小驹,但在战斗的时候,又似海东青之扑仇敌。在白天,像老狼的俟机,在昏黑之中,像乌鸦的守夜。”(《蒙古帝国史》16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9)正是有成吉思汗这样出类拔萃的战略家和他那支坚不可摧的军队,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才能在世界战争史上大放异彩。 五、大迂回战略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在穿插、迂回中屡建奇功,就在于它“羊马随征,因粮于敌”。 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一般要远离后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基本上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蒙古军队有一套独特的、与此不同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保证了蒙古军队的远征。 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物合一,完全是受生存条件的驱使。蒙古人行军打仗,以反牲畜走到哪里,人跟随到哪里的游牧常规,而是军队走到哪里,羊马也驱逐到哪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的军需供给问题。 由于出征时携带的羊马很有限,为充分食用这些牲畜,成吉思汗还专门规定了屠杀的方法:“用牛羊的膀胱两个,吹满空气,把骨管伸进膀胱的管孔。骨管上刻有螺丝纹。在兽的第四、第五肋条之间,刺个穴口然后把骨管插进创口,压迫膀胱把空气注入肺脏。这样做的时候,兽立刻死去。死状好像是被电击一样。这个杀法的利益是肉量增加70%,滋养力充分,脔肉柔软,味道也美,易于更长久的保存。”(《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部吸收兽类血和肠肚的营养,充分利用所携带的羊马。由此可见,蒙古军队在自我生存方面,有它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要说它不可战胜的秘密是什么,极度节俭的饮食习惯,就是其制胜的密诀之一。因为有超常的生存潜力与敌较量就有超常的战斗力,就有能使战争机器连续运转的动力。 蒙古军队“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蒙鞑备录》第13篇)这段史料,说明成吉思汗的军队在自带食物耗尽时,依然有强大的野战生存能力。当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时,其国王莫汗默德从间谍那里得知:“蒙古军队随身携带战斗时用的一切物品,他们以肉干和酸奶为饮食就满足了。他们对于好吃的食物和不好吃的食物都满不在乎,什么动物肉都能吃,甚至猪肉、狗肉都吃。他们的马不需要麦子和稻草。他们的马能用蹄子刨开积雪找草吃,甚至还能刨开土找杂草和草根、草叶吃也过得去。任何高山峻岭和大川小河阻挡不了他们的进击。他们能越过任何的山谷隘路,他们抓着马鬃马尻渡过任何河川。”(《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6页)莫汗默德被强大的蒙古军所震撼,从此,他便无心交战,而是一心一意千里撤退,只顾逃命了。 蒙古军队的确是生存能力极强的军队,他们对自然的最低奢望低出普通人好几倍,当他们“才犯他境,必务抄掠……因粮于敌。”(《黑鞑事略》85页)时,蒙古军队就变得更加强大。蒙古军因粮于敌的具体作法一是抢夺牲畜以备后用。二是对坚壁清野的城堡,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对方供给粮食。哲别在占领花剌子模的南方后告示居民:如果想免于被杀,快快投降提供粮食,不要依靠城堡的守军。按照蒙古的法律,降服者的财产和家属归胜利者所有。成吉思汗的作法则更温和一些。当他占领布哈拉时,他骑上马来到城里的回教清真寺,登上圣坛,对回教僧侣们说:“在野外既没有肉,也没有草,马饿了人也饿急了,战士们非常苦,打开你们的粮库。”(《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9页)这时拿钥匙的仓库保管员就会跑出来。三是每征服一地,就建立作战基地,以战养战。这种由开始掠夺到建立基地,有一个发展过程。“蒙古贵族在开始进入中原时,掠夺财富是他们从事战争的一大目的,从金银、牲畜到人口,都是他们掠夺的对象。”(《蒙古族通史》143页)这样对当地经济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们接受封建的统治方式,经营占领区。公元1253年,忽必烈曾在凤翔屯田,用盐换取粮食以供军粮。 总之,蒙古军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而这种解决方法不像一般的军队让士兵负重过多,或在战斗序列后有很长的辎重队,而是在他们民族千年以来养成的饮食习惯中,以最轻便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轻便体现在他们食用的羊或马,不需要特别的装备来运送,从而大大减轻了蒙古军队的负重,更有力量和能力,大胆向敌人的纵深穿插迂回,其距离的深远常常使他的敌人也难以置信,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军队攻下一个个城堡竟是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城堡的守军被突入其来的敌人吓懵了,他们来不及作坚固防御,即使作了准备,但蒙古军却偏偏出现在他们尚未防守的地段,那些地段他们认为敌人是无法前来偷袭的。因此,英国人利德尔·哈特评论说:“在中世纪里,战略的最好例证并不出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公元13世纪,对于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17)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正是这些战略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成吉思汗与战国时期的孙子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两座奇峰。

清晨拂晓时分,铁木真一家人正在一个孤零零地扎营于客鲁涟河上游区域草原的帐篷内熟睡着,一伙准备打劫的篾儿乞惕人正迅速地向他们扑来。那位来历不详、寄居于他们家族的老妇人,头枕地面躺着,正如其他老年妇女经常会出现的状况,她的许多凌晨时光都是在辗转反侧、半醒半睡中度过的。当马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她感觉到了马蹄震动地面的声音。突然,她猛地从朦胧中惊醒过来,惊恐地唤醒其他人。七个男孩从睡梦中惊跳起来,疯狂般地慌乱套上靴子,冲向附近拴着的马匹。铁木真和他的六个同伴、母亲、妹妹一起逃走了,然而他的新娘、继母索济格勒和那位救过所有人的老妇人,却没来得及逃走。在险象环生的部落世界中,日常生活随时面临灾祸或灭绝,没有人会对矫揉造作的骑士行为规则感兴趣。在快速权衡利害得失的决定中,他们将这三个女人留下作为劫掠者的战利品,以延缓劫掠者的脚步,使其他人得以有时间逃脱。对铁木真这群逃亡的人来说,空旷的草原无法避难,他们不得不快马加鞭,向北部安全的多山地区疾驰而去。 劫掠者们到达那个帐篷的时候,铁木真和他那一小群逃逸者已经消散于黎明前的黑暗中,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孛儿帖藏在一辆由那位老妇人驱赶着的牛车上。篾儿乞惕人在附近四处搜寻,那几天对于铁木真他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日子,他们日夜兼程,沿着不儿罕·合勒敦山的斜坡和树木繁茂的山谷潜行。最后,篾儿乞惕人放弃四出搜寻,转而向西北方向行进,向他们位于色楞格河边的遥远家乡前行。色楞格河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一条支流。由于担心篾儿乞惕人的撤退可能是个诱敌圈套,铁木真派遣别勒古台和他的两个朋友博尔术、者勒篾去侦察了三天,以确定他们是否确实离去,而不再返回突袭。 铁木真藏于不儿罕·合勒敦山的森林中,他面临着人生的关键抉择:面对妻子被劫夺该怎么办呢?他本可放弃夺回孛儿帖的任何希望,那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过程,因为他们那个弱小群体,是绝然无法对付比他们强大得多的篾儿乞惕部落的。合适的时候,铁木真可以再找个妻子,但就如他父亲对他母亲所做的那样,他也必须去劫掠她,因为没有哪个家族会自愿将他们的女儿许配给已经被更强大者夺走妻子的人。 在过去,铁木真依靠自己的敏捷智慧选择搏斗或逃亡,但那些决定是对突发危机或偶然机遇的一种本能反应。现在,他不得不权衡再三,做出将影响他一生的行动计划。他必须对自己的命运作出抉择。他信任曾拯救过他而此时又再度藏匿其中的不儿罕山,他向山神祈祷。与草原上其他部落所信奉的拥有宗教经典和有神职人员等传统的佛教、*教或基督教不同,蒙古人坚持万物有灵论,向周遭的圣灵祷告。他们尊崇“长生天”,崇拜“太阳金光(即天光)”,也崇拜大自然无穷的精神力量。蒙古人将自然世界分成两部分:天与地。人的灵魂不只包含在身体静止的部分里,而且还包含在血液、呼吸和气味等流动的生命体内,因此,地之灵魂也包含在流动的水中。穿流地上的川流就如人躯体内循环流动的血液,而那三条河流正是发源于这座山。因为不儿罕·合勒敦是最高的山,确切地说是“圣山”,是这个区域的“可汗”,是世界上最接近“长生天”的地方。作为三河之源,不儿罕·合勒敦山也是蒙古人世界的神圣中心。 《秘史》叙述道,铁木真对自己能从篾儿乞惕人手中死里逃生深怀感激,他首先向保护他的山和穿越天际的太阳,做祷告致谢。他特别地感谢了那位被俘的老妇人,她那鼬鼠般的听觉拯救了其他的人。他还感谢所有环绕着他的神灵,按照蒙古人的惯例,他将马奶洒入空中和地上。他从长袍上解下腰带,环挂在颈脖上。肩带或腰带,传统上只有男人穿戴,那是蒙古男人身份的核心代表。对铁木真而言,通过解下腰带的方式,他对环绕着他的众神表示毫不反抗的顺从,以及自己是如何卑微无力。然后他又摘下帽子,手置胸前,在太阳和圣山面前,九次下跪叩头。 对于草原部落来说,政治与世俗的权力不可分离地来源于超自然力量,因为它们都有共同的来源——“长生天”。为了寻求成功并战胜他人,人们必须得到神灵世界授予的超自然力量。如果精神之旗能引导胜利并带来力量,它首先就必须被注入超自然的力量。铁木真躲藏在不儿罕·合勒敦山时,三天的祈祷,标志着他与圣山之间一种恒久而又密切的精神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将长久地维持下去。而且他相信,圣山会给他提供特别的保护。此山将成为他的力量之源。 不儿罕·合勒敦山不仅仅给予他力量,它起先似乎是在用一种艰难的抉择来考验他。每一条源自此山的河,都给他提供一份行动的选择。他可选择东南方向,顺客鲁涟河而下,他曾在那里的草原上生活过,但是作为一位牧民,无论他设法蓄积了多少牲畜或女人,总也难免陷于篾儿乞惕人、泰亦赤兀惕人或任何其他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的袭击威胁之下。他本人是在流向东北方的斡难河沿岸出生的,该河给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比起客鲁涟河,在它蜿蜒穿流的地带,树木更加繁茂,人迹罕至。斡难河可提供更多的躲藏所,但它缺乏适宜放牧的草场。正如他童年时期那样,在那里生活,需要整个家族通过捕鱼、诱捕鸟类或捕杀鼠类和其他小哺乳动物来勉强维持生计。在斡难河边生活虽安全,但却没有繁荣或尊严可言。第三种选择就是沿着流向西南的土拉河而行,去寻求汪罕的帮助。铁木真曾赠送给他黑貂外套。那时,铁木真曾拒绝汪罕提供给他的寄人篱下的次级首领职位。仅仅一年之后的现在,尽管铁木真曾选择过被篾儿乞惕袭击者驱逐的生活,但他似乎仍不愿投入到可汗间互相残杀的斗争中去。而除此之外,似乎又没有其他的方式可夺回他的新娘。 虽然他曾找寻到远离混乱频仍的草原争战而又与世无争的生活,但篾儿乞惕人的袭击告诉他,那样的生活并不真正存在。如果不想受到袭击者任何掳掠的摆布,不愿过一种穷困潦倒、被驱逐排斥的生活,那么他现在就必须为其在草原勇士阶层中的地位而战,他不得不加入到曾一度远离的、残酷无情的持续争夺中去。 撇开所有的政治事务、等级制度和精神力量之类的问题不谈,铁木真流露出来对孛儿帖的无限思念之情,在那短暂而又灾祸不断的日子里,她曾带给他幸福。尽管蒙古男人被要求在公众面前不得显露情感,特别是在其他男人面前,但铁木真还是表露出对孛儿帖的强烈爱恋之情和失去她的痛苦情状。他不仅悲叹袭击者将他的家室洗劫一空,而且还痛恨他们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创伤。 铁木真选择了战争。他要找回妻子,要不就死在寻找的路上。经过在圣山之上仔细权衡、虔诚祈祷和周密筹划的三天煎熬之后,铁木真沿着土拉河而下,去寻找汪罕的营地,并寻求他的帮助。铁木真将不再是个孤独的流浪者,而将被当成是个正式的儿子,因为他曾送了一件珍贵的黑貂外套给有势力的汪罕,并且效忠于他。 当铁木真找到汪罕并向他说明自己想对篾儿乞惕人发动袭击时,汪罕立即应允帮助他。要是汪罕本人不想战争的话,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推脱,并且从自己的营地里挑选另一位妇女给铁木真作妻子。然而,汪罕原本就跟篾儿乞惕人有世仇,而铁木真的请求恰为他提供了再次攻击和抢劫篾儿乞惕人的借口。 汪罕还派铁木真去寻求另外的支持,这一支持来自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蒙古同盟者,他已经显示出作战经验丰富的勇士本质,而且他已经吸引了大批的拥护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与铁木真结拜盟誓的“安答”——札只剌惕部落的札木合。札木合欣然接受了汪罕的召唤,来帮助他年轻的血族兄弟,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他们联合一起将组成草原上完美的军队,汪罕带领右(西)翼,札木合率领左(东)翼。汪罕和札木合的军队及铁木真的族人,集结在不儿罕·合勒敦山附近斡难河的源头,从那里出发,他们翻山越岭,沿河而下,直达草原之上,朝贝加尔湖方向而去,进入色楞格河沿岸篾儿乞惕人的领地。 铁木真在此前的人生之路中,已经经历过很多苦难窘境,但从没有参加过一场真正的袭击。尽管这次袭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场袭击,更准确地说来只是敌人的一场溃逃,但他仍将在这次袭击中充分地证明自己。夜间还在山中狩猎的部分篾儿乞惕人,看到袭击者的军队,急忙奔回营地报信,他们仅比入侵的骑兵提前一会儿到达。篾儿乞惕人朝安全的下游地带逃离,恐慌弥漫了整片营地。当袭击者开始劫掠篾儿乞惕人时,据说那时铁木真就在那些营帐间奔跑,并且大声呼喊孛儿帖的名字。但是,已经成为一位年长的篾儿乞惕勇士之妻的孛儿帖,登上了一辆大车,被送到了远离战斗的地方。她不知道是谁在袭击她的新家,而且也不想再度遭绑架;她更没有理由猜测这次袭击是为了营救自己。 《秘史》详细地记载道,孛儿帖在混乱中突然听到了高呼她名字的声音,并且立即辨别出那是铁木真的声音。她跳下大车,在黑暗中循声而往。铁木真坐在马鞍上焦虑不堪,在黑夜中搜寻她,而且还在一遍一遍地呼喊她的名字。铁木真如此地发狂,以至于不知道孛儿帖正向他奔来,当她拉住马的缰绳并把它从他的手里抓过来时,铁木真一时还没有认出她,几乎就要出手攻击她。他们“猛扑在一起”,深情相拥。 尽管还有另外两个女人未救出,但由于铁木真已经重新夺回了妻子,其他事情已不再重要。他已经让篾儿乞惕人尝到了同样的痛苦,因而准备打道回府。《秘史》引述他对袭击部队的话说:“我们掏空了他们的心窝……端了他们的老巢……让他们断子绝孙……抢夺走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人……篾儿乞惕人正如鸟兽散,让我们撤退吧。” 在对篾儿乞惕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在孛儿帖与铁木真两人的情感复合之时,这对刚刚重圆的夫妇仍不到二十岁,原本希望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哪怕是片刻也好。但正如生活中常常出现的情形那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会滋生出另一个新的问题。铁木真发现孛儿帖怀孕了。《秘史》没有接着叙述这对夫妇在一起的美好幸福生活,此书对孛儿帖怀孕期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事情保持沉默。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中,这种沉默将在蒙古的政治事务中引起反弹,他们长期地争论孛儿帖长子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孛儿帖于1179年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铁木真给他取名为术赤,意思是“来访者”或“客人”。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铁木真并不相信孩子是他的,但他取那个名字可能是为了表示,在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全都是札木合家族的客人。

南宋(1127—1279年)立国一百五十三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较低。一是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 几十年来,随着对南宋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已逐渐开始改变这种看法,认识到南宋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贡献甚大的朝代,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研究它。但是,不可否认,迄今为止,尚有不少人或仅仅根据南宋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或囿于传统记载甚至小说家之言,仍然轻视南宋,贬抑南宋至深,即使一些承认南宋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也总以为它毕竟是一个偏安政权,比之汉唐,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只是就南宋而论南宋,缺乏对南宋国家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故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一、繁荣的社会经济 宋室南渡和女真贵族对华北、中原地区人民的野蛮统治,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给南宋国家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他们与当地百姓一起,辛勤劳动,极大地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农业生产技术在南宋时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代初年,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一百○五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至此,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一直沿用至今。二是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提高了两倍多。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其次,南宋时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北宋时,南方手工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虽然已经赶上北方,但还有不少生产部门在南方之上。到了南宋,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以及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人,使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了矿冶业因受资源条件限制,仍较落后以外,其他生产部门如纺织、瓷器、造船、造纸、印刷业等全都超过了北方。 再者,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宋的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具体表现为城市的繁华、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南宋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临安府,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仅城区(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即达991650口,加上众多的流动人口,全市约有140万人左右。而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3.4万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1](P246)了。 二、光辉灿烂的文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北宋灭亡以后,宋文化在南方地区继续蓬勃发展。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南宋时理学最终形成,有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械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叶逋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在理宗朝以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繁荣。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南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3.7万余人,约为北宋熙宁初的250倍[2](《崇儒一》)。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3],约为北宋的4倍,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繁荣。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南宋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通过史学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参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视文治,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将著书立说、刻书卖书作为谋生手段。这样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学家治史态度之严谨,考辨之详赡,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他们的史学著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其爱国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是文学、艺术的繁荣。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据唐圭章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873人中,北宋227人,占26%;南宋646人,占74%,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等都是南宋杰出的词家。宋诗的地位虽不及唐诗,但南宋诗就其数量和作者来说,却大大超过了北宋。由北方南移的诗人曾几、陈与义;有“中兴四大诗人”之称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同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有作为江湖派代表的戴复古、刘克庄;有南宋灭亡后作“遗民诗”的代表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等,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南宋官方十分重视书籍的搜访整理,私家藏书更是远胜前代。 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南宋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4](《导论》)此话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 首先,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在南宋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当时,指南针已从简单的水浮单针发展为比较复杂的罗盘针;南宋绍兴年间,作为地方守臣的陈规,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用长竹竿制枪筒以喷射火焰的“火枪”,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此后,南宋人又发明了使用弹丸的“突火枪”;南宋文臣周必大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刻印了自己的著作,成为历史记载中实际应用活字印刷的第一人。 其次,在农业科技上,南宋陈旉所著《农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该书首次对土地利用规划的技术进行了研究,并在养蚕栽桑和农业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卓越见解。 再者,在数学领域里,秦九韶和杨辉是南宋数学家的杰出代表。秦九韶撰著《数书九章》,发展了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正负开方术)和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大衍求一术),其研究领先欧洲五百余年。杭州人杨辉撰有十余种数学著作,不仅记录了古代大量的数学算题和算法,还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他在著作中所列“纵横图”是世界上对幻方的最早系统研究和记载,他改革了乘除算法,对中国明代珠算的发明有重要推动作用。 最后,在医药学方面,南宋医药分科更加完备,几乎每科都有名医、名著。如陈自明精通外科和妇科,所著《妇人大全良方》直到清代仍被妇科医生奉为圭臬。外科医生李迅编成的《集验背疽方》,深受百姓欢迎。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两书,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对后来的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综上所述,南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贡献巨大的朝代,对后世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研究它。

成吉思汗率军西征 成吉思汗名为孛儿只斤·铁木真,他是古代蒙古的首领,在他的领导下蒙古各部落最终实现了统一,他是世界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1206年,蒙古高原百余个大小部落先后败亡,鞑靼、克烈、篾儿乞、乃蛮和蒙古五大部均统一在铁木真的旗帜下。铁木真遂在斡难河(今鄂嫩河)之源举行大聚会,建立也客·蒙古·兀鲁思,即蒙古汗国,顺理成章,他便被推举为蒙古汗国的大汗,被尊为成吉思汗,这个称号在蒙古语中有“海洋”或“强大”之义。成吉思汗在位期间,曾多次发动征服战争,征服地域十分广阔,西达黑海海滨,东括几乎整个东亚,建立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尽管这个帝国十分庞大,但有一点是令人疑惑的,蒙古的铁骑征战到了欧洲,唯独没有侵占离自己较近的印度国。这不得不引起他人的注意。胸怀大志的成吉思汗怎么可能放弃征伐一个离自己近而又富有的帝国呢?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据《元史·耶律楚材》记载,促使成吉思汗班师的原因跟成吉思汗在印度河遇到的一种叫“甪端”的怪兽有关。史料称,成吉思汗为了追击扎兰丁一直攻到印度河北岸,但是成吉思汗的大军并没有攻进印度境内,而是很快撤回到了阿富汗。 八剌率领的两万蒙古军进入了印度境内,并沿途攻下了一些城市,但经过几个月的盘查,始终未找到扎兰丁的踪迹。当时耶律楚材便婉言劝说成吉思汗放弃追击,从印度撤出。但是成吉思汗不但要继续追击扎兰丁,还想乘机攻下印度这块陆地。这时传来哲别部队进军高加索山,战胜钦察援军,进兵阿罗思(俄罗斯)的好消息。于是成吉思汗更加坚决地下令渡河南行,接应八剌,平定印度,尽快完成他的帝国大业。但为什么强大的蒙古骑兵未能踏入印度境内,很快撤军了呢? 据《元史·耶律楚材》记载,当年决意要攻取印度的成吉思汗的部队在攻到印度河时,遥见河中水汽磅礴,日光迷蒙。将士们口干舌燥,纷纷下骑饮水,可是河水热度似沸,根本不能入口。这使得将士上下怨声不断,恨不得立刻驰归。耶律楚材正想再次进谏,忽见河滨出现一大怪兽。成吉思汗遂命令将士准备弯弓射杀,忽然听到怪兽发出响声,酷似人音,仿佛有“汝主早还”四字。耶律楚材立即阻止弓箭手,乘机对成吉思汗说这种怪兽名叫甪端,是上天派来警告成吉思汗为了保全民命尽早班师的。成吉思汗于是顺应天意,没有行进。八剌亦即日北归。会师后,成吉思汗立即率军返回了蒙古国。 从这段史实的记载来看,颇似一个神话,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奇形怪兽是可能存在的,而且印度有些兽类蒙古人并未见过这也不足为奇。至于把怪兽的叫声说成是“汝主早还”的话,估计应该是耶律楚材的牵强附会之辞,耶律楚材本有劝主早归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借题发挥,假借怪兽的叫声来规劝成吉思汗班师。当时的实际情况多半是这样的。耶律楚材很可能考虑到蒙古兵在印度不可能讨到好处,所以借怪兽之名假传天意。那么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蒙古兵的情况和当时印度的状况。 蒙古国的确是个能征善战的国家,它仅凭借着100多万的人口和十多万人的军队竟战胜了拥有几千万人口及数百万大军的金国、南宋、花剌子模以及欧洲联军。蒙古骑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必然有它优越的条件。 首先,蒙古人的饮食习惯决定了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快适应。蒙古军队“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也就是说,只要有供马匹和畜群食用的水草,蒙古人就可以自给。其次,蒙古人好骑射,这不仅有利于他们在平地上作战,而且也可以弥补粮草的不足。因为即使在战争中,一时缺乏马乳和羊肉,他们还可以以射猎作为补充。在作战中,蒙古骑兵就是依靠马匹和畜群来补充给养的。这在后勤上大大减少了军队行进的辎重。在行军作战的过程中,粮草往往就是一个军队的咽喉,然而敌人却很难遏制住蒙古兵的咽喉,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比别人少一个致命的弱点。 但蒙古骑兵也有两大弱点。一是善骑好射、策马急袭的蒙古骑兵在江河湖泊面前便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为了克服这一弱点,1220年,成吉思汗就建立了水军。有相关史料记载,在西征时,蒙古军就曾在一个月内造船百艘、载蒙古骑兵渡过漠兰河。但是另一个弱点却是蒙古骑兵解决不了的,即他们先天存在的问题。生活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干寒地带的蒙古人惧怕湿热,不耐高温。这一点在攻占南亚、东南亚一带的战役中就已显露无疑了。所以有人推测,真正促使成吉思汗班师的原因也可能是蒙古骑兵适应不了印度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 根据记载,当时正值盛夏,暑气逼人,蒙古军队只行进了数里路,就觉得气喘神疲、汗流不止,有不少士兵还因中了暑不能行军作战。酷热的气候使得剽悍的蒙古兵顿时丧失了斗志。而印度兵却对这种气候习以为常。迫于环境的限制,蒙古兵在这里完全失去了优势,他们在印度这块土地上再也没有在高原草地上纵横驰骋的气势和战斗力了。 气候原因可能是促使蒙古军队折回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点很可能就是耶律楚材知道印度战象的可怕。 印度的大象很多,在那里大象不仅可以用来劳作,而且人们还将大象组织成军队以协助战争,印度人对大象怀有很特殊的感情,他们称呼大象为“哈第”。在印度人看来,这种动物是力量、智慧和善良的象征。经过训练,大象很容易就能成为人们的好朋友。而在战场上,大象往往凭借它们的身高、体积和力量优势占领战场的主动权。 高的战象可达米,这使得架在它背脊上的塔楼可以居高临下地向敌军射箭、投枪。在众多的动物中,大象力大无穷,而且又可以驯化,如果在战场上排开象阵,那将会所向披靡。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军事力量就已经依靠战象了,现在出土的当时的钱币上就有战象的图样。据记载,孔雀王朝还支援伊朗王朝和亚历山大大帝500头战象,帮助他们战胜马其顿王朝。 而战象和战马的配合就更是天衣无缝,象马并肩作战,由象开道,战马就能冲锋陷阵;而有了马冲锋,象就可以冲杀践踏。根据印度文献记载,当时印度的部队包括四种,象兵名列旗手,其次才是马兵、战车兵、步兵。可见印度是将象兵放到了制胜的地位。如果两军交战,蒙古骑兵很可能要遭遇象战,蒙古骑兵将很难应付,这一点成吉思汗的后代就尝到了印度象兵的苦果。 1397年,成吉思汗的后代帖木儿决定完成先祖的大业,排除众议发兵印度。他先命令其孙贾汗吉率领三万骑兵作为远征军的先锋队,贾汗吉在1397年成功渡过印度河,并于1398年5月攻占了木尔坦。随后,帖木儿亲率十万远征军,横越兴都库什山脉到达了喀布尔。1398年9月,帖木儿特意选择了当年扎兰丁过河的同一地点渡过印度河,意为完成成吉思汗未完之事业。帖木儿与贾汗吉会师索特里粟河,然后继续前进,一路上所向无敌,直到遭遇了印度的象兵。 当时印度军派出了120头战象,每头象的背上背负一个战楼,楼内有战士12~14人不等,他们以箭为武器,处在几米高的战象上可以居高临下地从战楼中向脚下和远方的敌人发箭。印度军的这种作战方法蒙古人从未见过。蒙古军队的战马见到这等庞然大物,任凭怎么鞭打也不上前。顿时军中一片混乱,象背战楼里的箭如雨飞,蒙古骑兵死伤不少,不得不马上回头撤退。帖木儿见识到了战象的威力,他的进军计划遂被这种庞然大物打乱了。尽管之后他想出了用火攻的方式来制伏象群,但之前的战斗在蒙古骑兵中已留下了阴影。所以说如果当初成吉思汗的骑兵强行攻进印度也势必会遭遇象战,那对于已十分疲倦的蒙古骑兵是不是致命的就不知道了。 没有人知道蒙古骑兵要是强行攻进了印度,历史将怎样续写,但最后成吉思汗决定从印度撤军,从而保住了蒙古军的主要力量,大元王朝最终得以在东方屹立才是真正的史实!

钱钟书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的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着广阔的认识空间。比如说,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真正由职业军人出身的只有赵匡胤。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赵宋朝廷倾向于务实,却造就了许多或严谨或浪漫、多才多艺、长于思辨的杰出历史人物。对于当时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学者批评为君主专制独裁,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帝制阶段中“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 与季风区重合的统治疆域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统治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继的五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北方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上下重叠的分裂局面,它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其疆域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高度重合。东部季风区是传统的农耕地带,西北干旱区则是游牧民族较为活跃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向边缘辐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渊之盟”的宋辽誓书中,我们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说法,“疆界”之内的主权意识反而更加鲜明、强烈。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上面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 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与务实的执政理念 宋太祖看见城门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于是问随行的赵普,中间加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太祖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觉得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我们试以科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立纪纲(纲纪)”是订立制度。“召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苏轼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门生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门生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当天下事 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会之变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把它概括成是社会构造的变化,中国从以农村为主导走向以城市为主导;也是文化状态的变化,从宗教气氛很浓,走向一个学问上生机勃发的时代。 一、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官府热衷于审核土地买卖契约、租佃契约是否齐备。财富流动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11世纪前期,非农业税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就是商人。他们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还使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在北宋出现的。 美国学者郝若贝有一篇文章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唐代学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学充分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儿子将来有机会入学。宋代的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在宋代,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三、都市景观的变化唐代长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现鲜明。开封、临安却没有分隔整齐的坊、市,而是一种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相互混杂。开封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舍)、勾栏中展现雏形。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予以比较简洁、明确的概括,或许可以归纳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此文系作者为部级领导干部所作历史文化讲座,有删节) 作者简介:邓小南,1950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7月被聘为教授,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

公元1133年秋,皇帝赵构将岳飞召到首都,亲自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制成锦旗赏赐给他。同时,要在京城为他建造府第。岳飞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大敌未灭,要家干什么?为此,皇帝赵构相当喜悦,很亲切地征求岳飞的意见:“你觉得天下什么时候可以太平?”岳飞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就可以天下太平。”据说,赵构很吃惊,没想到一介武夫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不久,刚过而立之年的岳飞被授清远军节度使,封武昌县开国子,成为长江中游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二月,岳飞奉命进京述职。 皇帝在他的“寝阁”就是卧室里单独召见了岳飞。皇帝对岳飞说:“光复国土,中兴大宋这项事业,我就托付给你了。从今以后,除了韩世忠、张俊之外,其余的军队都交给你节制。”古代汉语中,“节制”一词带有约束、指挥、管辖的意义,按照皇帝赵构的内定安排,岳飞从此统帅全国五分之三的兵力,在淮西、川陕、荆襄三个主要正面战场上,对金兵形成全面反攻的战略态势。岳飞感叹不已。如果这一切顺利实现,这位青年将军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青年皇帝,君臣二人的人生事业将可能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光辉顶峰。 至此,岳飞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没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打出来的,他受之无愧。但另一方面,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这就大错特错了。 无心介入君臣禁区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赵构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恐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30出头,毕竟还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惟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勾起,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件事确实是岳飞的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后,金人就曾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没确定究竟由哪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的现实出发是好意,而且是那种把皇帝当自己人的好意。但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接受,却大成疑问。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样。诚哉斯言。 不相与谋拂袖而走 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 刘光世是南宋初年“中兴四将”之一。到绍兴年间,南宋政权稳定下来之后,他厌倦了刀头舔血的戎马生涯,统帅的5万大军也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朝野上下颇有怨言。这位仁兄倒是不贪恋权位,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赵构赏赐给他一些珍宝古玩,刘光世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 为了使岳飞能顺利接收刘光世的部队,皇帝专门写了一道下达给刘光世及其主要将领的手诏,要求这些人听从岳飞的号令,如有人违反,“邦有常宪”,就是依法严惩不贷的意思。这遭到了时任宰相张浚和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张浚与秦桧认为,这是违背帝国传统与祖宗家法的。张浚忠告皇帝,让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威震人主,便悔之莫及了。 赵构深以为然,给岳飞另外写了份手诏,委婉地取消了成命。然后,让张浚处理善后。张浚将岳飞召到都督府,在这两位坚定的、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主战派战友之间,发生了一次给历史留下深刻遗憾的谈话。 这时,如果张浚能坦诚地把事情摊开谈,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可惜,他采取了最不高明的做法——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装作根本没发生过让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统领。你以为如何?” 这其实等于是通知岳飞,事情变化了,以前的安排不算数。岳飞不可能愉快地接受,但还是客观地回答:“王德和郦琼素来不相上下互不服气,这种安排必导致二虎相争。吕祉虽是通才,毕竟是书生,不习军旅,恐难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怎么样?”岳飞回答:“我本不敢说三道四,但为国家利益考虑,恐怕张宣抚性子太暴躁,缺少谋略,尤其郦琼会不服。” 张浚阴沉着脸,沉默片刻,又问:“杨沂中应该高出这二人了?” 岳飞摇头道:“沂中虽勇,和王德差不多,怎么驾驭得了这支部队?一旦处置不当,变乱可能在弹指间就会发生。”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说出了一句相当伤人的蠢话:“我就知道非太尉你来不可。” 岳飞也忍不住了,愤慨地说:“都督您正儿八经地问我,我不敢不据实回答。难道我是为了图谋这支部队吗?” 双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全然没了回旋余地。岳飞离开都督府,立即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然后未等批复,就把军中事务委托给助手张宪代管,自己回到庐山,给母亲扫墓守孝去了。 陷入险恶的旋涡 结果,不该生气的人——宰相张浚和皇帝赵构丝毫没反省自己的意思,他们比该生气的人生的气还大。《宋史》记载,此后张浚多次上奏弹劾岳飞:“岳飞处心积虑,一心想兼并别人的部队。此次辞职,真实意图是要挟皇帝。”这种不负责任的弹劾,具有极其可怕的杀伤力,岳飞陷入险恶的旋涡中。 岳飞是天才的军事统帅,富有军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却表现出十足的幼稚。可能的推测是,此时,岳飞仍心怀对赵构知遇之恩的感激,潜意识里希望用这种赌气的方式,唤起皇帝的觉悟。 从后来的发展看,赵构基本接受了张浚的说法,在心理上关闭了对岳飞理解与信任的大门,只剩下利用。利用完后,则是诛杀。中国历史上,失去信任后,皇帝诛杀功臣的事不胜枚举。这可能是中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类格言谚语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多得多的主要原因。 赵构采取了很绝的方法处理岳飞辞职事件,他给岳飞最主要的助手下了严厉的命令,让他们敦请岳飞复职。如违抗,或做不到,就行军法。于是,李若虚二人只好来到庐山东林寺劝说岳飞出山。岳飞很恼火,坚持不肯。一直僵持到第6天。李若虚说:“难道你想造反吗?难道让你出来不是好事吗?你坚持不干,朝廷怎么会不怀疑你?想想看,你不过是农夫出身,受天子委托,掌握这么大的兵权,你是不是觉得可以和朝廷抗衡了?如你坚持不复出,我们二人受刑死掉,应算是没什么对不起你了吧?可你一点都不觉得有愧于我们吗?” 这番话,很可能将此时赵构深藏在心底、想说而没说的话说了出来,魔鬼般预示出岳飞的命运。 岳飞下山后,三次向赵构谢罪。赵构说了一番看似不软不硬、实则杀机四伏的话:“对于你的轻率举动,我并没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之所以还让你统领部队,把中兴大业托付给你,就是因为我没生你气的意思。” 一般说来,中国皇帝以三尺宝剑对付他们心中的异己时,很少有手软的。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赵构也是如此。 岳飞回到鄂州大本营后,给皇帝上了份奏章,在并统诸军北伐的计划夭折后,请求率本部兵马出兵北伐。赵构以手诏回复,表示欣赏岳飞的忠诚,“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同意岳飞单独北伐。于是,岳飞提起精神,厉兵秣马,准备出击。 然而,正在此时,淮西兵变爆发了。岳飞预言的一切,全部发生,而且情况更加糟糕。 从此,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一说到成都市邛崃的石坡,自然让人联想到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孟昶是五代后蜀高祖孟知祥第三子,即位初年,曾经励精图治,衣着朴素,兴修水利,注重农桑,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但是在位后期,他沉湎酒色,不思国政,生活荒淫,奢侈无度,连夜壶都用珍宝制成,称为七宝溺器。可见朝政之腐败。 后蜀广政三十年(965年),宋军在大将王全斌的指挥下,以两路伐后蜀,蜀军与宋军在剑门关外进行一场大战,蜀军全军覆灭,后蜀精兵被全歼,灭亡之势已不可避免。宋军包围成都府,孟昶投降,后蜀灭亡。孟昶被俘后被封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居住在汴京,不久郁郁而终(一说被宋太宗毒死)。 据《邛崃县志》载,相传孟昶在位晚期时,宋军包围成都府,大军压顶,随时有攻城之势。孟昶为避开战乱曾偕一家人西行避乱,到了现在的邛崃市石坡所在地。那时的“失子坡”又因该坡乱石嶙峋,后人以讹传讹,便成了今天的“石子坡”,其场镇也叫做“石子坡”或者“石坡场”。 当时,孟昶的王子不知生的什么病,萎靡不振,连御医都没法医治,加上内忧外患的时局牵挂,以至让后主夜不能寐。他星夜起来信步走到现在的大同乡干塘村7组(原石坡镇慈云村1组)的一座山岗之上,眺望星斗,观察星座。看到星空上浮云时来时往,飘浮不定,心里更是怅然若失(后人便把这个山岗叫着观斗山)。 不知不觉已近天明,猛闻远远一桥上传来阵阵鸡鸣声(后人便把这座桥叫做金鸡桥),桥后面的庙宇时隐时现,后主连忙问那里是什么地方。旁人告诉他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后主便让随从备了香蜡,进庙去为王子祈求平安。正在诚心祈祷之际,忽然一朵簸箕大的祥云从地上冉冉升起(后人便把这座寺庙叫做慈云寺,把当地的行政村叫做慈云村)。祈祷完毕,后主让人收拾起程往成都赶。 谁知走到今天的杨店子坡,王子不幸病逝,后主悲哀不已,心知后蜀灭亡为期不远矣。后人便把杨店子坡改名为“失子坡”。因战乱连连,加之交通不便,王子的逝体只能运到现在的临邛镇西河一个不知名的小寺院暂且寄放,想待战事平息之时再行安葬(今人把这个寺院叫做寄子院)。可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王子逝体被运送走的传说了。至今当地人们还准确地指得出失子坡、观斗山、金鸡桥、慈云寺、寄子院等。而且慈云寺还一直香火旺盛,规模不断扩大,解放后有段时间还在寺庙里办过高中、初中和小学校,可见当时规模之大。寄子院这一寺院虽然地处偏僻,可是至今仍然香火旺盛,也许跟王子的庇护有些关系吧? 邛崃市石坡场到民国二十九年建置石坡乡,建国后沿用此名。

历代中国帝王中,名字之外还有外号、诨名、绰号的不乏其人,如一心向佛、四度出家的梁武帝萧衍被人称作“皇帝菩萨”(《魏书·萧衍传》);如不辨是非、爱和稀泥的唐中宗李显被人称作“和事天子”(《资治通鉴》);再如晚上纵酒、白天大睡的辽穆宗耶律璟被人称作“睡王”(《资治通鉴》);至于人们所讲的“赤脚大仙”宋仁宗、“促织天子”明宣宗、“虾蟆天子”弘光帝等等,笔者在正史中没有查到出处,只能一笑而过。通过对比各个朝代,笔者发现,帝王绰号出现最活跃、最频繁的时期,莫过于五代十国。 在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烽烟四起,政权更迭,皇帝更换如同走马灯一般。军阀安重荣的那句“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就是对这种弱肉强食现象的有力说明。正因为如此,五代十国的皇帝们特别注重征伐攻掠,沙场扬威,因为作战勇猛而被人冠以绰号的皇帝,后唐就出现了两位,一是李克用,二是李存勖。李克用生前没当过皇帝,但他是后唐政权的开创者,死后又被追谥为“太祖武皇帝”,堪称又一个曹操。李克用“一目眇”,一只眼睛有问题,所以被人称作“独眼龙”。虽然身体残缺,视力受限,但李克用“骁勇”且“善骑射”,军中将士喊他为“李鸦儿”(《新五代史》),意思是称赞他行动起来像鸟儿一样风驰电掣;随父亲征战时,李克用“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所以又被人称作“飞虎子”(《旧五代史》),现代警匪片中经常出现的“飞虎队”大概由此而来。 虎父无犬子,李克用的长子李存勖大概就承袭了父亲的战斗细胞,“及长,善骑射,胆勇过人”,难怪唐昭宗见了他不禁赞叹“此子可亚其父”,李存勖的“亚子”,即“李亚子”(《旧五代史》)的绰号由此而来。除了作战勇猛,李存勖还有一项别的爱好,即《新五代史》提到的“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李存勖不光喜欢看戏,有时还亲自登台过过瘾。一次,他与伶人敬新磨同台演出,自称扮演的角色为“李天下”,敬新磨上去就给了他两巴掌,“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敬新磨解释道:“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意思是说,只有皇帝才能称李天下,你一个小小的演员竟敢大言不惭,这不是要谋反吗?可能是敬新磨太投入了,竟然忘了眼前这位就是皇帝。李存勖一听,非常高兴,看到敬新磨对自己忠心耿耿,不但没有怪罪,反而“赐与新磨甚厚”,“李天下”的诨名也由载入史册。 在黄河流域的五代统治者中,还有一位有绰号的皇帝,即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据《新五代史》记载,“周太祖(郭威)少贱,黥其颈上为飞雀,世谓之‘郭雀儿’”。因为脖子上有这样一个不雅的刺青图案,郭威巧妙地瞒过了政治对手刘崇,最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后汉隐第刘承祐死后,大权在握的郭威不敢贸然自立为帝,而是派人迎取刘崇的儿子刘贇为皇帝。对此,刘崇曾对郭威的诚意表示过怀疑,并派使者找郭威问个究竟。郭威对刘崇的使者说:“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幸公无以我为疑”(《新五代史》)。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有哪位皇帝的脖子上有刺青,回去告诉刘崇不用怀疑我,我是真心要立刘贇为皇帝。刘崇一心想当太上皇,被郭威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因此错过了起兵对付郭威的良机。不久,郭威派人害死刘贇,建立后周政权。 十国中的吴越政权的开创者钱鏐也有绰号,而且有两个,一个是“婆留”,一个是“海龙王”。严格的说,“婆留”是钱鏐的小名。当初,钱鏐的母亲怀他时,“家中时常火发;及至救之,又复不见”;不久,他的父亲又看见“一条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忽然不见”,认为这都是还在腹中的钱鏐在作怪。钱鏐刚一出生,父亲便要将其溺死,奶奶王婆“倒身护住,定不容他下手”(《喻世明言》)。就这样,钱鏐就得了“婆留”这个小名。长大后,钱鏐取字具美,但乡邻们仍习惯叫他“婆留”或“婆留喜”。后来,钱鏐当上了节度使,衣锦还乡时,人们还是不改口。成为吴越国王后,钱鏐非常注重在国内兴修水利,农业持续发展,稻谷连年丰收,“两浙里俗咸曰‘海龙王’”(《旧五代史》)。同时,钱鏐还是个穷奢极欲的国君,在任期间,他修建了很多亭台水榭,把自己的住所修建得富丽堂皇,像传说中海底龙王的宫殿一般。所以说,“海龙王”的绰号,也包含了人们对他腐朽荒淫生活的斥责。 荆南是十国中最特殊的政权,这个小王国既没有建立年号,也没有设立皇帝,其统治者全是无赖之徒。谈到无赖,笔者想起了刘邦。刘邦曾对大臣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这段话提到的“大人”即太上皇,也就是刘邦的父亲,“臣”是刘邦在太上皇面前的谦称。刘邦称自己“无赖”,是说自己没有本钱、生活没有着落,不能像哥哥刘仲那样能“治产业”过正常日子,而不是像时下所说的奸刁撒泼、地痞流氓。不少人说刘邦是无赖,实乃断章取义。与刘邦相比,荆南的统治者才算的上是真正的无赖。高季兴、高从诲父子经常对途经荆南的各国使者“掠取其物”,据为己有,倘若他国因此致书谴责或发兵征讨,他们马上奉还贡品,毫无愧色。当时的俚俗语“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诸国国君都很蔑视他们,所以便送了他们爷俩一个绰号“高赖子”(《新五代史》)。 五代十国时期还有一些帝王有绰号,如“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的前蜀高祖王建被称作“贼王八”(《新五代史》);热衷对别人施以“刀锯、支解、刳剔”酷刑的南汉高祖刘龑被称作“真蛟蜃”(《新五代史》);把女巫奉为国师的后汉后主刘鋹被称作“太子皇帝”(《新五代史》)等等。此外,五代十国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贼作父的“儿皇帝”石敬瑭,和第一个认贼当叔的“侄皇帝”刘崇,这些绰号和骂名无不反映着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血腥残忍、道德滑坡和伦理丧失。 一个人的绰号,与其容貌、举止、言行、习惯、爱好、性格等因素有着密切关联。一般情况下,好的帝王是没有反面绰号的,只有那些荒唐、奸诈、滑稽、无耻、淫奢的帝王才会获此殊荣。绰号的产生,往往是根据社情民意而来,也是人们对他们为人、为王、为政的另类抨击。往事越千年,当我们再次揭开这段血腥的历史,解读这些雷人绰号背后的隐情,仍能领略到当年政治舞台上那一幕幕丑恶行径和一幅幅歪曲面孔。也正是有这么一批帝王的存在,才使得五代十国时期更加黑暗,才被史学家们称为“五季”,也就是末代,最差的,最糟糕的。看来,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常用“呜呼”二字开头并非装腔作势,而是有感而发。

北宋庆历七年,江南地区阴雨绵绵,从3月一直下到9月,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受灾面积达127个县。米价接连上涨,到了10月,米价就由原来的每石400文涨到了1500文,老百姓们苦不堪言。江南各州府官员一面向朝廷请求援助,一面强力抑制米价惩办奸商。 但是,在东南沿海,一个当时叫鄞县的偏远小县里(现在的宁波),却有一个很另类的县令,不但不抑制米价,反而发出公文,以政府的名义硬性规定:鄞县境内米价每石3000文! 这位大胆的县令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王安石。 一时间,宁波境内民怨沸腾。因为米价太贵,不少人家只好举家食粥。米商们则欢呼雀跃,发了大财,他们纷纷知趣地给王安石送来金银。对此,王安石来者不拒,一一收下。偶尔有外地的商人忘了敬献金银,王安石就让师爷前去讨要。 此时,由于陕西一带连年大旱,朝廷已经赈济多年,如今国库空虚,对江南的雨灾,一时无力救助。到了第二年3月,江南市面上几乎已经无米可卖。黑市上,米价出到5000文一石,还常常有价无市。大量饥民开始涌现,一时哀鸿遍野。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宁波境内却米粮充足。原来,全国各地的商人听说宁波米价高昂,有利可图,纷纷把米贩到宁波。宁波的老百姓们,虽然一时间将多年的积蓄消耗殆尽,却几乎没有出现饥民。对于无力买粮的人家,王安石就发给银两救助。 后来,宁波的米粮越积越多,渐渐供大于求。商人们已经把米运来,不好再运回去,只好就地降价销售。米价竟然慢慢降到了1500文一石。同江南其他地方比起来,宁波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 经此一事,王安石名声大振,从此平步青云,成为北宋一代名臣。

近日,中国钱币学会“永隆通宝”钱范专题研讨会在泉州举行。“永隆通宝”陶质阴文钱范是我国有史以来惟一发现的五代十国时期钱范,此次会议不仅证实了“永隆通宝”的铸造地是泉州,填补了中国钱币铸造史上的重大空白,而且改写了自唐以后无硬质陶范的记载。 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福建等地的40多位钱币研究专家、学者及钱币爱好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据介绍,五代时期的闽国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地方政权,闽王王审知的继承者之一王延羲(后更名为曦)在执政期间曾铸“永隆通宝”流通(永隆是其年号),但在何处铸造,史籍未注明。 为了弄清“永隆通宝”铸钱遗址,福建省博物馆经国家文物总局批准,于2002年4月在承天寺后院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不仅发现数以千计的“永隆通宝”钱范,还发现与铸钱相关的器具,从而引起了国内钱币学者的广泛关注。经考证,“永隆通宝”铸造于闽景宗王曦永隆四年(公元942年)8月至永隆六年3月,其烧造期甚短。它是采用“一钱一范”浇注法,直接用于铸钱的字范,铸成即毁范取钱。这些当年被遗弃于官府铸地的钱范,能留存至今且依稀可辨者确属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新郑市北约20公里处,有个较大的村庄叫郭店。五代时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嵩陵,就在村南不远处。 郭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后汉时为邺留守,乾祐四年(公元951年)取代后汉称帝,建都汴京(今开封),国号周,史称后周。在位三年,显德元年(954年)病逝,同年四月葬在这里,是为嵩陵。现墓高10米,周长105米,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墓初期由郭姓人在此守墓,官封墓地不交税款,不服杂役,自种自食,这应是郭姓人的一份福气。 时间亦久,人口逐渐增多,有限的墓地,难以维持生计。其间,便有一支郭姓人家在陵北不远的官道旁开设饭店,做起了生意。以后这里又聚集了不少的店铺,形成村落后,村名就叫郭店。明朝时期,官府曾在此设立驿站,南来北往的行人多在此驻足投宿,又增加了旅店、车马店等众多经营商户,从而又形成了集市。 郭店村南距新郑20公里,北距郑州15公里,郑州至新郑的公路穿村而过。历史上该村曾南北分治,以村中间道路为界,路南归新郑,路北归郑州。据村民传讲,清朝年间,该村南北各打了一道土寨墙,都设有四个寨门。清末时为了整个村庄的安全,经过协商南北两个寨墙连在了一起,中间又开出一个门。因此,该村曾有九门九关的说法。 该村南北分治,一直延续至建国初期。村北原为郑县五区所辖,1953年划归新郑。至此,南北分治的局面,又合并为一个完整的村庄,并不断地在发展扩大。该村也曾是乡、公社、镇政府的所在地,是这一带政治、交通、文化、商贸的中心区域。现已成为新郑市北部一个发展中的重镇。

“风流天子垂衣坐,越国夫人迎辇回。础柱四围香气涌,错疑手握楚云来。”(《十国宫词》)“珠殿才兴又玉堂,风流天子五蛮方。芙蓉甘菊呼鸾道,无复龙川歌舞冈。”(《十国宫词》)“镂柱香藏廿四仙,南薰殿暖袅炉烟。尧乾汤湿浑间事,赢得风流一代传。”(《清闲供》)诗中提到的这位“风流天子”,就是五代十国时南汉的开国皇帝——刘龑(yǎn)。 历代开国皇帝中,不管是实力派的,还是偶像派的;无论是受禅型的,还是自立型的,都希望自己的言行举止,成为子孙之表率,万民之楷模,都希望千古流芳,名垂青史。相比之下,刘龑是一个另类。据《十国春秋》记载:“乾亨元年,建玉堂珠殿。又帝顾左右曰:纵不及尧舜禹汤,亦不失作风流天子。”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刘龑不顾身份,无视影响,公开声称要做“风流天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刘龑(889~942年),曾用名刘岩、刘陟、刘龚,籍贯河南上蔡,后梁海南王刘隐之弟。刘龑长大后,“身长七尺,垂手过膝”(《新五代史》),骑射超群,谋略不凡,早年辅佐哥哥刘隐统治着岭南一带。乾化元年(911年),刘隐病卒,刘龑承袭了王兄基业,继续向后梁称臣,一则换取中原政权的支持,二则表明自己在岭南的正朔地位。然而,随着势力的渐强,刘龑另起炉灶的念头已经蠢蠢欲动;尤其是听说钱镠被后梁封为“吴越王”后,刘龑“耻称南海之号”,非常生气地说:“中原多故,谁为真主?安能万里梯航而事伪庭乎!”(《旧五代史》)把中原政权称为“伪庭”,并停止向后梁朝贡,是刘龑开国称帝的前奏。 贞明三年(917年)七月,刘龑趁契丹入寇后梁之机,在番禺(今广州)自立为皇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次年(918年),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疆域约为今广东、广西两省,及云南的一部分。刘龑敢自立为帝,除了他野心膨胀、中原混乱外,还在于他积极推行“政治联姻”的外交政策。称帝前,他娶了楚王之女为妻,封为越国夫人;称帝后,他派人出使吴国,劝吴王也称帝,以示友好;遣使到蜀国,互通友好;他将一女嫁给闽王之子,后来又把另一个女儿嫁到了南诏。楚国、吴国、闽国、蜀国、南诏,连起来如同一道厚实的城墙,成为阻挡中原政权铁骑南下的天然屏障,至少在战时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问鼎中原,南汉没有这种实力;想当“尧舜”,刘龑没有这份雄心。借助诸多“友好”国家的“保护”,刘龑只能躲在“避风港”里偏安一隅。建国后,刘龑采取了诸如睦邻友好、澄清吏治、发展经济、推动文化的措施,为维护岭南地区的安定局面,为促进岭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刘龑的身上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如,他妄自尊大,蔑视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他残忍苛酷,动辄使用“刀锯、支解、刳剔之刑”;他愚昧迷信,听信“术者言”改名字、改年号;他狂妄不羁,每每对人说自己“耻为蛮夷之主”。最出格的,还是他执政期间穷奢极欲的“风流”生活。 “风流”,有游猎型的,有荒淫型的,有好色型的,有奢侈型的。刘龑是商人后裔,骨子里的铜臭基因,使他的“风流”主要表现为敛财和享乐。据史籍记载,刘龑“好奢侈”,极尽享乐之能事,常常携爱妃宠臣四处游巡,“叠石为道,名曰‘呼鸾夹’,栽甘菊芙蓉与群臣游宴”(《广州志》);刘龑很贪财,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竞相进奉,在国内无论谁拥有珍宝,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刘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旧五代史》),通过做生意获取大量财富,“广聚南海珠玑”。(《资治通鉴》)。此外,刘龑还于大有三年(930年)十月,派“汉将梁克贞入占城,取其宝货以归”。 刘龑在位时,“悉聚南海珍宝”(《新五代史》),库房中的珍奇异宝如同山堆。刘龑一入库,就流连忘返,废寝忘食;遇到北方商人来南汉,往往要召到皇宫,向他们炫耀珍宝,以富有相矜夸,“又性好夸大,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新五代史》)刘龑搜集大量珍宝,除了自我陶醉和对外夸富外,还用在了修建宫殿方面。在位期间,刘龑“惟治土木,皆极环丽”(《南汉书?高祖纪二》),“唯以治宫殿为务”(《五国故事》),其宫殿“凡数百,不可悉数”,“离宫千余间”,“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范围”。尤其是他修建的昭阳、秀华等宫殿,一律“饰以金碧翠羽”。(《旧五代史》 大有七年(934年),刘龑修建昭阳殿时,黄金饰顶,白银铺地,殿中开设水渠,渠底遍布珍珠,又将水晶琥珀雕琢成日月形状,镶嵌到东西两柱的顶端,即《南汉书?高祖纪二》中记载的“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檐楹榱桷,亦皆饰之以银。下设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分列东西楼上”,在宫殿之中就能看到山川河流之美,日月星辰之光。刘龑晚年修建的南薰殿,更是穷极艳丽。据《清异录》记载,“刘龑僭大号,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故有气无形。”对此,《南汉春秋》载,“南汉高祖曾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镂”;《清闲供》载:“先主建南薰殿,柱皆镂空,各置炉燃香其中。” “通透刻镂”“置炉燃香”“有气无形”,南薰殿到底有多华丽,现在根本无法想象。这种规格,这份气派,就连以奢侈闻名的隋炀帝,也是望尘莫及的。或许是对自己独具匠心的沾沾自喜,或许是对隋炀帝风流人生的不屑一顾,刘龑谓左右曰:“炀帝轮车烧沉水,却成粗疏。争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清异录》中也记载,“上谓左右:隋炀帝论车烧沉水,争似我二十四个藏用仙人,纵不及尧舜禹汤,不失作风流天子。”后人根据这一史实,作诗曰:“南薰宫殿迥凌虚,暗炙龙涎散玉除。藏用仙人二十匹,车烧沈水笑粗疏。”在时局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在政权频繁交替的特殊年代,刘龑既无远虑,又无近忧,终日沉溺、消磨在“安乐窝”里,神仙般的过着风流、奢侈生活,史所罕见,世所罕见。 大有十五年(942年)三月,刘龑在金碧辉煌的“仙境”中,依依不舍地病死于广州,时年54岁,谥号“天皇大帝”,庙号高祖,葬康陵,即今番禺新造镇北亭青岗山。为防止盗墓,刘龑临终前令墓道以铁水浇铸,使人“不可启”。然而,明朝崇祯九年(1636年)的一次雷击,还是让牢固的康陵出现了缝穴,附近农民发现墓中有12个金人,18个银人,地面以“金蚕珠贝”所筑,宝镜“光烛如白日”。最神奇的是,一尊宝砚的砚池中“有一玉鱼能游动”;一个碧玉盘加满水,“有二金鱼影浮出”。至于其他珍异物甚众,不可指识。这些奇珍异宝,后被当地官民“搜发无余”,正所谓“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这是后话。 刘龑死后,他的儿孙们受其影响,个个荒淫残暴,广聚珠珍,大兴土木,性情更加暴戾,行为更加放纵。中宗刘晟建乾和殿,铸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丈二尺。末帝刘鋹建万政殿,一柱之饰费白金三千锭,以银为殿衣。他们敲骨吸髓,使广州一带变得财尽民穷,就连珠江南岸的庄头小村,也被他们划作风流快活、寻欢作乐的离宫。大宝十四年(971年)二月,南汉被北宋一举攻灭,刘鋹也成为赵匡胤的阶下囚。南汉从建立到灭亡,共传四帝,凡55年。华夏一统,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个政权如果从“根上”就开始腐朽,那么,这个政权离着灭亡也就不远了。兴于忧患,亡于安乐。身为开国皇帝,却要和亡国皇帝隋炀帝比“风流”,刘龑无疑是南汉衰败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