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打麻将拒绝演讲：只有打牌才忘记读书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梁启超为难地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不解，听了解释后才知道，原来梁启超是约了麻将局。春节期间，您和家人打麻将了吗?说到打麻将，不仅咱们老百姓喜欢，有些名人也是爱不释手。话说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还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他认为，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喝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梁启超为难地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不解，听了解释后才知道，原来梁启超是约了麻将局。梁启超在清华讲学时，曾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可见，麻将对其诱惑力、吸引力之大。梁启超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畅达，而且感情奔放，颇有特色。胡适对麻将原本不屑一顾，但其夫人江冬秀却嗜牌如命。每当“三缺一”时，胡适便抵不住夫人的纠缠，也会偶然为之，但其技艺低下，几乎每战皆输，只好以“手气不佳”解嘲。就这样，胡适也间接与麻将结下了不解之缘。胡适曾谐趣地说，从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呢?“自然是麻将”。有趣的是，上世纪50年代，胡适与江冬秀困居纽约，生活拮据。幸好江冬秀“垒四方城”的功夫十分了得，常打常赢，麻将收入竟然成了补贴家用的“计划内收入”。
汉少帝刘辩死后为何会被葬入宦官太监的墓穴？
中国古代人死之后习用土葬，而帝王死后将葬在事前挖掘好的地下寝宫里，据记载，地下寝宫装饰华丽，随葬各种奇珍异宝，其建筑规模对后世陵墓影响很大。然而凡事皆有例外，中国古代的历代帝王中，有一人死后不但没有葬入地下寝宫，反而被葬入了宦官太监的墓穴，这究竟是为何呢?这个被葬入太监墓穴中的皇帝就是汉少帝刘辩，刘辩是汉灵帝刘宏的儿子，东汉第十二位皇帝，刘辩在汉灵帝驾崩后，由大将军何进率群臣拥立为帝。由于年幼，实权掌握在临朝称制的母亲何太后和母舅大将军何进手中。少帝在位时期，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他即位后不久即遭遇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和以十常侍为首的内廷宦官集团这两大敌对政治集团的火并，被迫出宫，回宫后又受制于以“勤王”为名进京的西北军阀董卓，终于被废为弘农王，成为东汉唯一被废黜的皇帝。刘辩被废黜之后，其同父异母弟陈留王刘协继位为帝，是为汉献帝。据说汉灵帝末年，民间盛传童谣：“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宫变发生时，刘辩已经登基为帝，已非昔日的“史侯”，而当时的陈留王刘协不久就成为皇帝(献帝)，所以叫“侯非侯，王非王”，而“千乘万骑走北芒”指的是百官公卿乘车骑马保护少帝和陈留王上了北邙山，至此童谣灵验，形容当时的政局混乱。被废黜一年之后，刘辩在董卓胁迫下自尽，时年仅十五岁，其弟汉献帝刘协追谥他为怀王(即弘农怀王)。初平元年二月，汉献帝刘协下诏将哥哥弘农王葬于已故中常侍赵忠的墓穴中，谥曰怀王。赵忠，是东汉灵帝时期“十常侍”之一，灵帝时信任宦官，以张让与赵忠最受重用，公然觍颜称：“张常侍乃我公，赵常侍我母”。后来，赵忠在宫变中被袁绍诛杀弃尸，其成圹也就成为 一座空墓，汉献帝刘协把刘辩葬入赵忠墓穴，是对这位皇兄的侮辱和报复。
朱元璋定都之谜 朱元璋为何将都城定在南京？
当朱元璋率兵打败元兵，一路势不可挡，正准备建立自己的千秋万代之时，选择国家的都城，就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究竟定在那里最好呢?朱元璋为此几经波折。最初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军后，一直活跃在江淮之间。然而这里土地贫瘠，民生艰苦，而且接近元朝的军事力量，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壮大。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就不世之伟业，必须另择一个既有经济保障又地形险要的根据地，这样金陵就进入了朱元璋的视野。金陵，北有长江天堑，为形胜之地，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冯国用首先向明南京城墙朱元璋建议攻取金陵，"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陶安也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以临四方。叶兑也上书请求定都金陵，然后就可以拓地江广，进军两淮，北征蒙古，退军又可以据长江以自守。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听取谋士的意见，攻取金陵，改称应天府，修建宫殿，以此为争夺霸业的基础。此后十余年间，朱元璋南征北战、四出征讨，将江南群雄依次消灭。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然而朱元璋只是暂时肯定了应天作为京师的地位，并没有正式确立国都。作为自己成就霸业的地方，朱元璋为何不肯确立应天为国都呢?首先，朱元璋觉得以应天为国都的历朝都是气数不久，似乎不太吉利。其次，有些大臣认为"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明南京聚宝门藏兵洞，而且应天偏处江左，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是十分理想。三月，朱元璋派兵攻取汴梁。许多人建言定都汴梁。朱元璋很重视，于四月亲自前去实地考察。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不如应天。八月，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朱元璋既然对汴梁不甚满意，为何又要定为北京呢?原来他考虑到汴梁是宋朝的旧都，北上征讨元朝时可以唤起北方民众的民族情感，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虽然确定了应天、汴梁的两京制度，但是朱元璋并没有修建汴梁的打算，他还在寻找更加合适的地方。洪武二年(1369)八月，平定陕西。在这种情况下，定都之议再起。九月，朱元璋召集大臣商议国都之地。大臣各抒己见，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等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在分析各地利弊之后，提出了以临濠为中都的想法，"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传说太祖与徐达在此下棋)足以立国。临壕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建中都，何如?"临濠在元朝时称为濠州，洪武七年改称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群臣岂敢有异议?这样，明初就形成了南北两京、中都并存的情况。从九月开始，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他之所以决定以临濠为中都，甚至一度想迁都临濠，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还与优待淮西功臣集团有关。众所周知，朱元璋在起兵反元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淮人多随同他东征西讨，立下功劳，成为开国功臣，包括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常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等人，其中汤和与周德兴还是朱元璋同村伙伴。能够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当然是他们所愿意的。
魏晋时期的男女聚会：恣意欣赏他人美妻娇妾
魏晋时期的狂放不羁：魏晋士人猛吃毒药，各种毒物郁结体内，兼之多半嗜酒如命(见《如何过日子是更重要的问题》一章)，在药与酒的双重刺激下，做出了众多怪异之举，绝不是现在的新新人类所能比肩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朝代的上流阶层像魏晋时代的士人那样贴近于西方嬉皮士。东晋的名士王忱，出身于琅邪王家，声名显赫，更做到过荆州刺史的头等要紧职位。但就是这么一个高官，其举动之荒诞，即便朋克乐队成员也会瞠目结舌。此人的老丈人亲人去世，他带着朋友前去吊丧。老丈人正在痛哭流涕，而他居然和十几个朋友一起脱得精赤条条，披散着头发闯了进去，十几个人绕着王忱的老丈人走了三圈。该老丈人正在伤心之际，忽然见以女婿为首的十几个光腚绕着自己转圈，其惊惧气愤可想而知。王忱的行为属于荒诞狂放，周觊的行为则只能用兽欲勃发来形容。周觊是东晋初年的高官，位居尚书仆射(副总理级别)之职。当时的大将军王敦非常忌惮他，一看见他就紧张，一紧张就出汗，只要碰见周觊，哪怕是冬天，王敦也要拿着扇子猛扇。后来王敦兵变成功，将其处死。周觊死前，破口大骂：“老天有眼，快杀王敦啊!”押解他的人用戟戳他的嘴，血从他嘴里一直流到脚后跟，周觊依旧神色不变，可见此人不是个平庸之辈。就是这个慷慨激昂的周觊，却做出过荒唐至极的事情。尚书(部长级别)纪瞻邀请朝廷要员们到家里做客，席间叫出自己的宠妾给大家表演歌舞。别人看看歌舞，称赞几句也就罢了，可是周觊居然淫心大动，众目睽睽之下忽然脱了衣服，当着人家丈夫的面冲上去就要强奸这个女人。众人一看，这还了得?当下一起死死把他按住，这才没有得逞。这种死不要脸的行径，若非在酒与药的双重作用下，恐怕不会出现。魏晋时期士人行为的这种荒诞，全部归结到毒药和酒上面也不大公允，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犬儒主义与自我放纵的混合变种，毒药和酒只是将其释放的一个由头。很多人是以酒和药为幌子，真正驱动他们的是骚动狂放的心灵。儒家的礼教已经被搁置一边，生与死的匆匆变换又见识太多，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又有什么是被禁止的呢?这些士人物质上的满足可以轻易得到，心灵却又处于如此广阔的空间。自我被释放了，却又无处依托，就在广袤天地间随意游荡。有人在灵魂深处为自己寻觅到家园，有人则完全迷失。这是一个审美压倒了伦理的年代，也是一个自由而迷惑的年代。这种背景之下，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特异行为，而且也不乏可爱之举。比如，阮籍经常和邻家酒铺的女掌柜一起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她身边。做丈夫的开始很怀疑，观察了很久，发现阮籍确实没有任何不轨，就没有干涉。阮籍的心胸，确实不是何晏之流可以比拟的。但有时，这种特异行为会变得极其下流，晋朝就有不少下流坯。西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经常举办性聚会，他们一起脱光了衣服喝酒，然后就各自和妾侍性交，互相观摩。不过，那种性交party放到当时的社交大环境里看，却也是其来有自。晋朝人交往时相当亲昵随便，对男女之防也不大看重。炼丹家葛洪性格严肃，对当时的一些习气非常愤慨，发表了若干评论，留下了当时社交风气的记录。根据葛洪的说法，宾客相见也不互道寒温，客人一进来就喊：“老东西在哪儿?”主人马上回答：“你这老狗来了?”不这么打招呼的，大家都说他古板，不和他来往。招呼打完了，下面就是聚会，有人当众洗脚，有人就地撒尿。这些人对男女之嫌也不顾忌，往往直接就往人家内室闯，恣意欣赏人家的妻妾，嘴里还不干不净，对她们的身段和脸蛋大加评论，全无尊重之意。有些姬妾躲起来，这些人居然公然搜索，发现了就拖出来观看。主人虽然难堪，但当时习气如此，如果加以阻挡，倒显得自己小气。性交party只是这种聚会的加强版。这些硬拉女人出来品评的男人固然下作，但也说明当时的性观念确实宽松。我们自然很难相信当时的社交礼节都是如此，但葛洪的说法肯定也不是向壁空造。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时的风气。王戎有一次去看望女儿女婿(就是借钱久不归还，让王戎大为光火的那一对)，去得过早，人家还在卧室里睡觉呢。他就直接往卧室里闯，把女儿女婿堵在被窝里，其用意我不大能理解。女儿女婿看王戎守在床头，兴致盎然地看着他们俩，也不尴尬。女儿从北面下床，女婿从南面下床，就地接待王戎，脸色平静无异。如此情形，即便在现代人看来，也会觉得颇为怪异，认为这个老丈人太不正经。依此来推断，葛洪的说法想来也还可靠。有人认为这种性交party是古代的性解放，其实这和真正的性解放运动完全不是一码事。那些妾侍是否愿意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否愿意被他们奸淫，这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不平等地位下的性party，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凌辱而已。主人对奴隶、姬妾有完全的支配权，那些贵族子弟自可借此权力完全实现自己的性幻想，而不必顾忌对方的感受。石崇家里广有妾侍，他把沉香屑弄成粉末状，厚厚地撒在床上，当成土制的体重计，然后让他宠爱的姬妾在床上走，足迹比较轻的，石崇就赏赐珍珠，足迹比较重的，石崇就下令少给她们吃的，强迫减肥。很明显，石崇喜欢比较骨感的女性，于是就强迫女人迎合自己的趣味。他的性审美趋向和现代人确实颇为吻合，但他的举动则完全是无视对方意愿的霸道行径。因此，当我们用性解放来比附贵族少年的“对弄婢妾”，拿女士减肥比附石崇的“沉香屑”时，始终要记得一点：在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里，这一切都被涂抹上屈辱与暴虐的色彩。除了壮阳药以外，他们还发明了各种“奇技”，试图提高性质量。房中术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虚心地学习这门学问，他的儿子曹丕更声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热衷此道，勤学苦练，甚至连太监都不肯落后，身残志坚，也坚持学习。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房中术的理论实在是太奇怪了。几乎所有的房中术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就是说忍精不射，可以补脑子。根据葛洪的说法，当时房中术的流派有十几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但是他们的主旨都是还精补脑。葛洪用动人的言辞描述了还精补脑的好处，“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但是，不管葛洪说得如何动听，大家如果真都去“还精补脑”，得前列腺炎的时间一定会提前至少十年。葛洪之后的另一个道教大师陶弘景也强调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闭精锁关”，至于具体做法，他提出了“御女术”以供大家学习。他认为，男人如果忍精不泄，就可以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如果一次只和一个女人性交，吸取的阴气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弥补性交中丧失的阳气，收支远不能平衡，所以性交过程中应该不断换人。如果一次和十二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利润就很可观了，长期坚持可以青春常驻。如果一次和九十三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那就可寿至万年。为了更好地赚取性利润，陶弘景建议男人应该“弱入强出”。何为弱入强出?就是“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谓弱入强出”。这种性交方式也被称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进去，生龙活虎地出来。房中术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取阴气，又不损失元阳，有很大好处。一般人总是“强入弱出”，在陶弘景看来，这简直是找死。按照房中术的说法，性交过程中如果没有“施精”，男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八十岁的男人，如果能在性交中不“施精”，那么他大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事性活动。由上述理论看来，那些性交大师完全不知道人体有前列腺的存在。长期充血而不释放会导致前列腺炎，这一点他们毫无意识。总体来看，“御女术”简直是一个混蛋理论，除了对一些性交体位想得还算周到外，其他的说法大多荒唐可笑，而它的卑鄙野蛮则更让人发指。这种理论把女性当做榨取性利润的工具，以迎合猥琐自私的男人最荒唐的幻想。没有人在乎那些被“御”之女的感受，古代的贵人有占有女性多多益善的本能，又冀图从这种性行为中为自己牟取好处，就拿这种混蛋理论来聊以自慰。性交中不断更换身下的女性，这实在是对女性野蛮透顶的侮辱。有人居然把这种御女术当做中国古代性科学发达之征兆，其实这无非是古代性堕落之明证而已。那些依法而行的贵人并没有寿至万年，多半倒是会落个西门庆的下场，想到这个，多少能使人感到些许欣慰。不过在这些疯狂愚昧的御女术和性聚会之外，更多的毕竟还是健康清新的自由性爱。魏晋是一个搁置了礼教、回归内心重觅自我的时代，有人找到了自我的兽性，但确也有人发现了世界的美好。如果只看到野蛮荒诞的那一面，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歪曲的结论。两晋南北朝残留下大量民歌乐府，这些诗歌和王洛宾收集的西部情歌颇为仿佛，里面描画的是甜蜜的性爱、男女的欢悦以及坚贞的爱情。这些乐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些古代的情爱，下面摘录几首。晋初孙绰所作的乐府诗《情人碧玉歌》里以女子的口吻描写处女的第一次性行为，云收雨覆后女子欢悦“颠倒”的感觉：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芙蓉陵霜荣，秋容故尚好。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其后的《子夜歌》里更写道：宿夕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又有用含蓄笔法道出的性爱：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裙，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读曲歌》中又描写了男女欢爱留恋，不愿从温柔乡中抽身：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这些诗中的女子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能在男欢女爱中得到愉悦。她们不是性聚会中被当做道具使用的木偶，也不是供男人进行性压榨的屈辱傀儡，她们是有着肉体快感和爱恋情愫的女人。在这里，性爱是互动互娱的生命之歌。在没有污秽玷染它的时候，它本该如此。
崇祯帝临终遗言内容：为何说文臣人人可杀
崇祯帝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艰难的最后时日对于朱由检而言，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个月，是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办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一两银子也不捐。那些皇亲国戚们，富得流油，却吝啬得很，不肯为国出钱出力。皇帝派太监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终没有松口，气得太监拂袖而起，丢下一句话：老皇亲如此吝啬，大势去矣!江山丢了，你积蓄财产还有什么用?太监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当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在宫廷中捞足油水的太监，为了躲避捐献，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在各自的房屋上贴出“此房出卖”的广告，并且把古玩、杂物摆摊出售，好像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了。这些皇家的奴才们，甚至大发牢骚，在宫门上写打油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显示出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树倒猢狲散，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飞黄腾达的勋贵们，已经离心离德。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对于王朝的灭亡无动于衷。后来农民军攻占北京，对他们“拷掠追赃”，在严刑威胁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万两银子，陈演也拿出了四万两银子，农民军在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这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不祥之兆。当此之际，朱由检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对他十七年的政绩作了深刻的检讨：——十七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战，赋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朕的过错;——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刻意盘剥，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内宫，不能体察，是朕的过错;——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不肯拼命杀敌，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视为仇敌。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疮溃烂，是朕的过错。在叹息痛恨、引咎自责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希望跟随李自成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乘机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还表示，动乱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和大家一起维新。这些话流露出朱由检企图挽回败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说毫无诚意，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论道：这个诏书如果在去年发出，远近臣民或许为之感动，如今形势大变，灾祸随时都会降临，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谁还会相信呢?三月十二日，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朝野震动。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之类。次日，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大家一言不发，他气愤之极，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张缙彦索性掼纱帽，乞求罢官。这种精神状态，除了坐以待毙，还会有什么出路呢?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三月十六日，朱由检仍然在宫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补知县三十三人。突然，太监送上紧急公文，打开一看，朱由检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这份紧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经陷落的塘报。内容是：这天黎明，农民军攻下昌平，总兵李某自杀。农民军随即进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当天夜晚，农民军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的平则门，沿途火光烛天。明朝大难临头了。“讲和”乎?“亲征”乎?兵临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迅速分化瓦解，犹如大厦将倾，飞鸟各投林。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准备迎接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戴笠《流寇长编》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京官凡有公事，都派他的听差传递简单的公文摘要，称为“传单”。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兵部官员魏提塘在路上见到一名高级官僚的听差急忙赶路，询问之下，那个听差出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大家一致约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不少官僚都已经在“传单”上签署了“知”字。可见一个应变的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以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一点。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城墙。紫禁城内，早朝依然照例进行，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有的说，应当起用“阉党逆案”中遭到严惩的官员;有的说，应当加封刘泽清为“东安伯”，要他从山东赶来“勤王”。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中午时分，农民军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卫这三处城门的士兵，所谓“三大营”，其实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号称一万几千人，毫无战斗力。何况没有人烧饭，个个都饥饿不堪，哪里能够抵挡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虽然城墙外面的阵地上布满了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碍物，仍然阻挡不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身穿黄色衣甲的农民军，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城上的守军向外面放炮，却没有炮弹，只有一阵硝烟和一声空响，仿佛在那里放爆竹烟火，敷衍塞责而已。李自成在彰义门外，向城楼上喊话，希望和平谈判。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在城楼上大声回话：我到你的军营来做人质，你派人和皇上当面讲。李自成回答：不用人质。立即派遣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城内，向皇帝传话。杜勋快速奔进紫禁城，向皇帝传达李自成的意思，要求开门迎降。他对皇帝说：李自成兵强马壮，锐不可当，皇上应当为自己考虑。然后，杜勋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方案——割地求和。具体内容是：割让西北地区，听任李自成建国称王;犒赏军队银子一百万两。朱由检征求内阁首辅魏藻德的意见，说：这个方案如何?现在事情紧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担责任，一声不吭，一味鞠躬低头。焦躁不安的朱由检从龙椅上站起来，靠在椅子背后，再三征求魏藻德的意见，对方始终一言不发。无可奈何，朱由检只得命令杜勋出城向李自成传话，这句话只有六个字：“朕计定，另有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否定了和谈的可能。待杜勋退出，魏藻德仍旧沉默不语，气得朱由检推倒龙椅，匆匆离去。所谓“朕计定，另有旨”，除了顽抗到底，别无他法了。朱由检立即起草了“亲征诏书”，用文绉绉的文笔，回顾他十七年的历程，无奈地承认，十七年来，政治不修，祸乱频繁，难道是没有任用贤人，没有远离不肖者?以至于触犯天怒，积怨民心，使得赤子化为盗贼，陵寝受到震惊，亲王遭到屠戮，国家的耻辱莫大于此。然后，他向臣民宣告，决定由自己率领大军亲征，国家大事委托太子处理。他号召臣民，如有能够奋发忠勇，捐助军饷武器者，一概选拔到军前任用，消灭叛逆以后，予以重赏，决不食言。这是他作为皇帝向全国臣民发出的最后一道谕旨，显然是虚张声势的官样文章，这个时候再侈谈“亲征”，无异于白日做梦。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仅仅是公开表明他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决心。“亲征”诏书发布后，朱由检招来驸马都尉巩永固，要他带领私家武装护送太子出京南下。巩永固告诉他，自己从来不敢蓄养私家武装，即使有，也无法冲出重围。这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只得作罢。朱由检叫来太监王承恩，要他召集宫内人员，准备守卫紫禁城。李自成得到杜勋的答复，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之打开，北京的外城不攻而下。在宫内的朱由检还没有得到报告，询问阁臣，外城是否已经被攻破?阁臣回答说，不知道。他再问，事情紧急，有什么对策?阁臣们的回答是几句自欺欺人的话：陛下洪福齐天，不必顾虑;万一不测，臣等决心巷战，誓死不负国家。所谓“巷战”云云，当然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当农民军向内城进攻时，守卫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也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不约而同地打开城门投降。整个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巷战”。三月十八日夜里，农民军控制了整个内城，离开紫禁城只有一步之遥了。京城上空烟火弥漫，细雨中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全城，给王朝的末路蒙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说：“时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人情愈加惶惑。”你看，凄风苦雨、冰雹雷电，与炮火硝烟交织在一起，把紫禁城末日的凄凉，渲染得淋漓尽致。在宫殿内徘徊的朱由检，得到太监报告，内城已经陷落，问道：大营兵在哪里?李国桢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京营总督李国桢早已自顾逃命，大营兵也已涣散逃亡。他们劝皇上“急走”，事已至此，只有逃命了。他们没有料到，皇上选择的不是“急走”，而是以身殉国。
唐代皇妃靠丰满迷倒三个男人 秘方是吃黄豆
古代科技不发达，女人的酥胸大多靠自然发育，人们的审美也似乎并不专注于乳房。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喜欢大胸女子的人呢？如果有，女人又是如何通过丰胸来迎合这种“喜欢”呢？在两本唐书里，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比如唐文宗的私生活好像不是一般的正经，他没有皇后，见于后妃传记的唯王德妃一人而已，也就是废太子李永的母亲，貌似一夫一妻，举案齐眉，是个模范丈夫。然而，如果多读读史料，就会零散的发现，唐文宗其实也是个花心大萝卜，临幸宫女超随意，不做记录不说，还特喜欢爆乳女子。从唐武宗、文宗朝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安王李溶等人的传里，屡次提到一个叫杨贤妃的女子，她是唐文宗后宫里有册封的第二个贵妃。按唐制，贤妃位列德妃之后，属于第四等级，地位不算不低了。杨贤妃的上位，就跟丰胸有关。三个男人的痴迷“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这是唐文宗于开成三年写的一首《宫中题》，据说吟咏时，杨贤妃就伴在身侧，二人一起去看望生病了的王德妃。大概的背景是，太子李永不务正业，常与戏子无赖在一起厮混，唐文宗很生气，动了废黜的念头。作为母亲的王德妃由于平素过于宠爱太子，遂又惊又惧，一病不起。杨贤妃也就是这个时期从昭容连升三级册为贵妃的。杨贤妃很有女人味，唐文宗形容春雨的诗里有一句“霢霂垂朱阙，飘飖入绿墀”，被学者推测为是临幸杨妃之后的描写，飘飘洒洒，如醉如痴，连下台阶都没了重心。当然枕头风是没少吹，“杨贤妃方幸，数谮之”。她也没个儿子，这般的说王德妃和太子的坏话，不知图个啥?女子妒忌争宠吗?未必。还有更不可理喻的呢，不久，王德妃死了，李永被软禁，随后暴毙。据柏杨先生考证说，“李永是在文宗和杨贤妃暗示下被暗杀的”。关于这一点，愚以为只说对了一半。虎毒尚且不食子，唐文宗当不至于残害亲生子，即便要杀，安个罪名就是，何须暗杀?杨贤妃有暗杀太子的动机，倒是正常。随后发生的一件比较暧昧的事儿，足以证明。她不停的向文宗推荐安王李溶为皇太弟，难道他们之间有一腿?这个问题，不光唐文宗怀疑，其后的唐武宗也断言李溶“恭维”了杨贤妃。李溶是个小白脸!还有一个事儿，宰相杨嗣复曾写信给杨贤妃，希望她成为摄政皇太后，并在信中称她为姑母(《旧唐书》)。这也得画一个一个大大的问号。杨嗣复是一代名臣杨于陵的小儿子，难道杨贤妃是杨于陵的姐妹或堂姐妹?当时的杨嗣复已经五十多岁，而杨贤妃才二十多岁，唐武宗还说杨贤妃是杨玄思的姐姐。年龄、辈分都不对，显得相当蹊跷。愚以为其中的奥妙，一在于杨嗣复拜相，得益于杨贤妃的帮助，二在于杨贤妃的姿色受到了杨嗣复的垂涎。至此，答案明了了，此女之所以不安分，是因为自信自己很有料，男人都为她着迷。那么，杨贤妃到底多有料?为何三个男人为她痴迷?吃豆类丰胸做极品在野史里有“开成间，京畿豆贵，石十金。……故事，如妃子笑”的记载。这里的“豆”，十有八九是指黄豆。而妃子笑，则是借杨玉环吃荔枝的事儿暗指当朝妃子，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开成年间，姓杨的妃子，不是杨贤妃又会是谁?那么，这个女人需要那么多豆子干嘛?还严重助推了物价的上涨。原来，文宗喜欢大胸女子，王德妃就是因为爆乳而被临幸，从宫女直接升格为昭仪，生了太子后又晋升德妃的。有这个成功的先例在，杨贤妃等后宫其他女子偏爱豆类，也就有理有据了。豆类食品，在中医理论里确有丰胸之效。如黄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B、D、E和多种人体不能合成但又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也是高含量。常食黄豆，可以使皮肤细嫩、白皙、润泽，可以营养肌肤、毛发，令肌体丰满结实，毛发乌黑亮泽，容颜不老。再如红豆(不是“红豆生南国”里的红豆，那是相思子，此处或是赤豆)，《妇人良方补遗》里说，可“治妇人吹奶，赤小豆酒研，温服，以滓敷之”。原来如此。杨贤妃得宠，极有可能长期食用豆类，外加御医提供的穴道按摩术，比如挤压两个乳头中间的檀中穴、檀中穴和乳头之间的神封穴、乳房下缘沿胸下围的乳根穴等等，从而助长了胸部汹涌，让唐文宗惊喜地发现“上林花满枝”，多了一位极品女郎，而原先常去的王德妃居所，如今只能是“辇路生秋草”了。(注：清代女子还有用青木瓜，即没有完全成熟的木瓜来丰胸的，据悉，青木瓜一般的带有点苦、涩味，乳房扁平而又聪慧的女人会用青木瓜蘸着蜂蜜吃，味道十分可口，丰胸效果也不错，只是唐代女子未必知道。)然而，唐文宗的这种“无复侍臣知”的喜悦仅维系了两年，开成五年，即在宦官擅权的阴影中抑郁而死。那位靠豆类爆乳的极品杨贤妃，也因为介入立储纷争，同一年在宦官怂恿下，被唐武宗责令自杀。历史再次告诉女人们，胸大是风景，无脑却要命!
太平公主被赐死之谜：揭秘太平公主的两次婚史
太平公主的一生与结局：在与李隆基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太平公主终于失败了。私生活风流放荡的太平公主是李隆基的亲姑母，她既是“唐隆之变”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拥戴李隆基的父亲唐睿宗李旦复位的大功臣。就是这样一个全国只知有公主，而不知有太子，声名显赫的权势人物，竟被登基不久的李隆基赐死了。是因为她的风流放荡吗?显然不是，在视放荡淫乱为平常事的唐代宫闱，淫荡私通，蓄养面首也不算个什么事。那么，太平公主为什么会被自己的亲侄儿赐死呢?还是让我们在太平公主是如何从一个天真小公主变成一个风流女汉子的过程中去寻找答案吧!太平公主幼年被表兄贺兰敏之奸污：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最宠爱的小女儿，但她童年的一次不幸遭遇，却给她的一生留下了无法抹掉的阴影。她的表兄贺兰敏之是一个貌美心坏的混蛋，不但逼奸过太子妃，竟然还与她的姥姥杨氏通奸。太平公主因为经常去姥姥家玩，不仅随行的宫女悉数被贺兰敏之奸污，就连童年的公主也没能逃脱他的魔掌。东窗事发后，武则天大怒，将贺兰敏之发配雷州(今海南岛)，后在半路将他绞死。这一童年的遭遇，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太平公主的私生活。太平公主长得体丰腰硕，方额广颐，符合唐代美女的标准，尤其还足智多谋，因此武则天常说“公主类我”。由于李治和武则天的宠爱，天下只知太平一公主。名声传至西域，吐蕃派使者前来求婚，点名要娶太平公主。李治和武则天不想让爱女嫁到远方，又不好直接拒绝吐蕃，便修建了太平观让她入住，正式出家为女道士，“太平”便是她的道号。由是，皇帝借口公主已经出家，拒绝了吐蕃的和亲。太平公主虽然号称出家，其实却一直住在宫中。有一次，高宗李治设内宴，太平公主穿着一身武官的服饰，在父母面前跳舞。高宗和武后见女儿如此打扮，大笑着问她：“你又做不了武官，为何要穿成这样?”她回答说：“那就将这身服饰赐给驸马好吗?”李治知道女儿思春了，便开始为她挑选驸马。太平公主婚姻史：永隆二年(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在太平公主大约十七八岁时，下嫁给了唐高宗的嫡亲外甥，城阳公主的二儿子薛绍。婚礼在长安附近的万年县馆举行，场面非常豪华，照明的火把甚至烤焦了沿途的树木，为了让宽大的婚车通过，甚至不得不拆除了县馆的围墙。烛火盈天的煊赫婚礼过后，竟诞生了一个“燎炬枯槐”的新典故。武则天对女儿非常宠爱，她认为薛绍的嫂嫂萧氏和成氏出身不够高贵，想逼薛家休妻，有人以萧氏出身兰陵萧氏，并非寒门相劝说，才使她放弃了这个打算。薛绍的兄长薛顗也曾因太平公主来头太大而怕惹来祸事。然而，这也为薛家兄弟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不过太平公主在第一次婚姻期间，安分守己，并未有不轨事件传出。太平公主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因为薛顗参与唐宗室李冲的谋反，牵连到薛绍，但薛绍本人并没有参加这次谋反，对薛家兄弟不满的武则天借此契机，下令将薛顗处死，薛绍杖责一百，后来竟饿死在狱中。当时太平公主最小的儿子才刚满月。事后，武则天为了安慰女儿，打破唐公主食封不过三百五十户的惯例，将她的封户破例加到一千二百户。不过，这次薛绍的冤死，对太平公主打击很大。在对待男人的态度上，她开始恣意放荡和玩世不恭了。武则天对自己这个寡居小女的归宿煞费苦心，不久，便打算将她嫁给自己的侄儿周国公武承嗣，但因武承嗣体弱多病，而且名声不好，太平公主也看不上他，因此作罢。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太平公主改嫁武攸暨。改嫁前，武则天处死了武攸暨的妻子。这次婚姻被认为是武则天为了保护太平公主而采取的手段，武则天在太平公主第二次结婚的两个月后正式登基，太平公主因为成为了武家的儿媳，避免了牵连进李唐王室而被杀的危险。婚后，太平公主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太平公主风流放荡的性格在谨慎谦退的武攸暨面前充分显露了出来，她不仅大肆包养男宠，还和朝臣通奸。她与母亲定计，处死了已经失宠的母亲的第一面首薛怀义;并拉皮条，将自己的情人，原凤阁侍郎张九成的儿子张宗昌，推荐给了自己的母亲。她先夸张宗昌，年近弱冠，玉貌雪肤，眉目如画，通体绝艳，瘦不露骨，丰不垂腴;接着描述与张郎床第之间的旖旎风光：味如南海鲜荔枝，入口光嫩异常;婉转极如人意，令人神飞魄荡。直说得武则天心花怒放，便迫不及待地把“面如莲花”的张宗昌纳为男侍，张宗昌接着引荐其兄张易之，二张兄弟遂成为武则天晚年的床第专宠。太平公主参与朝政大事：太平公主“喜权势”，武则天认为她长相，性格都像自己，常与之商议政事，但武则天从不让太平公主将参与政事之事外泄。太平公主畏惧母亲，因而行事比较收敛，对外只大肆装修府邸，购买别业。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张昌宗向武则天诬告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至使魏高二人下狱，而高戬正是太平公主的心上人。从此，太平公主恨透了自己曾经的情人二张兄弟。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李唐王室的拥护者、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诛杀了二张，并逼武则天逊位给太子李显。太平公主由于痛恨二张，也参与诛杀二张兄弟的行动，因功受封“镇国太平公主”，其兄李旦封“安国相王”，开府，封五千户。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太平公主逐渐从幕后走到幕前，并积极参与朝政大事，这时的她已经变成了真正的风流女汉子。韦后与安乐公主乱权，唯惧太平公主多谋善断。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六月，李显被老婆和女儿毒死。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一起草拟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试图在韦后与皇族之间谋取平衡，但宗楚客与韦后党羽商议，改相王李旦为太子太师，打破了这一平衡，并密谋除去李旦和太平公主，行武则天掌权故事。七月，接到密报的太平公主派其子薛崇简与刘幽求一起参与了李隆基诛杀韦后的“唐隆之变”，清除了韦氏党羽，并亲手将李重茂拉下皇位，拥立相王李旦复位。太平公主因此番功劳而晋封万户，为唐朝公主权势之顶峰。太平公主为什么会被赐死？太平公主在协助李隆基政变除掉韦后以后，与李隆基发生权争。她曾经要求睿宗废掉太子李隆基，并积极培植党羽。此时，朝中七位宰相有五位是经由太平公主任命，文武百官除了姚崇，宋璟等寥寥数人外，大多数都依附太平公主。睿宗则试图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寻求政治平衡，以避免伤害到任何一人。延和元年(712年)八月睿宗传位太子李隆基，自己退为太上皇，改元先天。同年，太平公主的丈夫武攸暨去世。先天二年(713年)，李隆基与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先发制人，诱杀了左、右羽林将军和宰相。太平公主逃入南山佛寺，三日后返回。太上皇李旦出面请唐玄宗恕其死罪，被唐玄宗拒绝，太平公主最终被赐死家中，其夫武攸暨坟墓也被铲平。
风流诗人元稹的韵事 元稹为何要做个负心汉？
元稹是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并称“元白”。元稹的诗歌创作成就毋庸置疑，但他一生对感情的态度却被后人所不齿。元稹虽辗转于仕途，但骨子里是个诗人。古往今来的诗人，有几个在情感上不是五彩缤纷的呢？为了功名，抛弃“崔莺莺”元稹(779～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在家排行第九，世称元九。祖籍洛阳，六世祖迁居长安。元氏是北方鲜卑族拓跋部后裔，隋朝以前显贵辈出，唐代以后家族日渐衰落，到了他的祖父元悱，仅当了个县丞。元稹的父亲元宽尚武多才，却长期沉沦不遇，在元稹八岁时，父亲过世。他随母亲郑氏居凤翔亲戚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他的母亲郑氏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那时家中“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元稹根本无钱上学，郑氏就亲自教元稹读书识字，担当起教育儿子的重任。元稹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九岁时，元稹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冬天，十三岁的元稹回到长安。第二年应试明经科及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而明经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考成功。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贞元十五年(799年), 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任小职，与其母系远亲崔姓之少女名“双文”者(即后来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恋爱。崔莺莺才貌双全，而且家中富有，但毕竟没有权势，这与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离。根据唐代的举士制度，士之及第者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才能正式任命官职，所以元稹于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长安应试。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着，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丛尚未许配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拨萃科，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但对他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弃莺莺而娶了韦丛。也许是受良心的谴责，也许是对初恋情人崔莺莺的难以忘怀，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即后来《西厢记》的前身。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元稹还写了《离思》诗五首，以“怀念”崔莺莺，其中第四首中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句子，为后世所传诵。“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意思是他对其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除“君”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元稹到了长安，为了求取功名，竟无情地把他的初恋情人崔莺莺抛弃了，娶了对他有“帮助”的韦丛。透过这些华美的词句，我们看到了一个虚伪的元稹，一个把感情当儿戏的元稹。纸上谈兵 一娶再娶韦丛，字蕙丛，京兆尹韦夏卿的幼女、掌上明珠。贞元十九年，韦夏卿改任太子宾客、东都留守，一时间门庭显贵。元稹《梦游春七十韵》有句云：“当年二纪初，嘉节三星度……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元稹又有《陪韦尚书丈归履信宅因赠韦氏兄弟》诗云：“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可见他从出入韦门到成为韦家的女婿，在极尽奉承赞美的同时，感到是无比自豪的。元稹与韦丛结婚时，正是元稹科举落榜，最为失落的时候，但韦夏卿很赏识元稹的才华，相信元稹大有前途，所以把女儿许配给了他。结婚后两人相亲相爱，感情亲密无间。韦丛聪慧贤淑，不好富贵，不慕虚荣，任劳任怨。韦丛去世后，元稹在诗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收荩箧，泥他沽酒扒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遗悲怀三首》)这首诗的意思是说，高门富贵之家最疼爱的小女儿自从嫁给我这个贫困的文人，处处都表现得可爱乖巧。看见我衣服单薄，就翻箱倒箧的想找点衣料给我缝制衣服。见朋友来了，还拔掉自己头上最心爱的金簪子，换钱给我们买酒喝。因为家里贫困你只能采些野菜做饭吃，连长长粗糙的豆叶你也放在口中还觉得甘甜。你总是仰望着古槐树，盼望着它能多掉下几片叶子，好增添更多的柴薪把火生得更旺一些。现在我终于出人头地做了大官，俸钱都过十万了。可你却已经离去，我没有机会报答你，我只有给你烧些纸钱拜祭你……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 元稹应科举，名列第一，授左拾遗。其间他频频上书议论时政，五个月后即被贬为河南县尉。其后为母丧丁忧了三年。元和四年(809年)，元稹除去孝服，得宰相裴度提拔，任东川(今四川三台)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调查民风民情，时年三十岁。就在这一年七月，他的妻子韦丛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元稹悲痛万分，他既为自己没有让妻子过一天好日子感到无限的愧疚，也为妻子过早地离开自己而极度伤心。他在《遗悲怀三首》中写道：“惟将长夜终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仿佛是在为妻子表白自己的心迹：我将永远想着你，以平生不再娶来报答为自己操劳多年的爱妻。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元稹就于元和六年春天在江陵续娶安仙嫔为妾。元稹于元和五年出贬江陵(今湖北荆州)。四月上旬，元稹到达江陵，虽在政治上受到了挫折，但在贬所并不寂寞。元稹的老朋友李景俭(曾是元稹岳父韦夏卿的部下)、张季友、王文仲等也在江陵府任职，他们一起诗文赠答，宴饮出游，似乎赶走了他的丧妻之痛。李景俭见元稹生活无人照顾，就在元和六年(811年)春末夏初(一说寒食节)，将表妹安仙嫔嫁与他作侧室，成就了元稹的第二次婚姻。从这时开始，元稹将他所谓的爱情转注到安仙嫔身上。元和九年(814年)秋，安仙嫔在江陵府给元稹留下一个孩子后也去世了。元和十年，元稹出贬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后以养病为由北上兴元，在那儿再次组织家庭，与裴淑结婚。裴淑(字柔之)是新任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刺史裴郧的女儿。裴郧由长安赴任，先到兴元府报到，欢迎宴会期间，元稹和裴淑一见钟情，遂与之结婚。裴淑也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有才思，工于诗，与元稹很“般配”。元稹在兴元府“乐不思蜀”，直到他同裴淑的孩子元樊满了三个月后才动身返回通州任上。言而无信 只恋不娶元稹与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姐弟恋，更可以看出元稹对于感情的态度。元和四年，元稹任东川监察御史的时候，听说成都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女校书，名叫薛涛，很是仰慕。后来在朋友的安排下与薛涛相识，很快被薛涛的诗才所倾倒。他们互相走笔作诗，唱和往还，独身的薛涛渐渐钟情于这位风流才子。但是，元稹在认识薛涛的第二年，就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因而与薛涛分别。元稹被贬江陵后，薛涛在《赠远》诗中有“月高还上望夫楼”的句子，显然薛涛已经把元稹当作了自己的丈夫，对他蕴含着炽烈的爱恋之情，表明他们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但是，元稹根本没有娶薛涛的意思。原因有三：第一，与薛涛热恋的时候，他已是有妇之夫，不能再娶;第二，两人的年龄悬殊过大。当时元稹才三十出头，而薛涛已经四十一岁了;第三，薛涛是乐籍出身，实际上是一个风尘女子，社会地位低下，对元稹的仕途根本没有帮助。如果说前两个原因是客观原因的话，那第三个原因才是元稹不娶薛涛的主观原因，也是最致命的原因。元稹离开薛涛的时候，他的妻子韦丛已经去世，如果他真想娶薛涛为妻的话，这是一个机会。但元稹并没有娶薛涛，而是娶了安仙嫔。元和九年，安仙嫔去世后，老天爷又给元稹迎娶薛涛的机会，但元稹还是没有娶薛涛，而是在元和十年娶了裴淑为妻。因此，在元稹的骨子里，他根本是不会娶薛涛为妻的。问题是，你不娶人家也就算了，元稹在离开薛涛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地承诺，有机会一定要来接薛涛。他的承诺，让痴情的薛涛苦苦等待，等了一年又一年，最终也没有结果，以致终身未嫁。长庆二年(822年)，元稹被贬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长庆三年改转越州(今浙江绍兴)刺史兼浙东观察使。这时，元稹与薛涛分别已经十多年了，已过不惑之年的元稹忽然旧情萌发，颇有意想把多年未见的薛涛(其时已年过半百)接过来“叙旧”。恰巧，他遇见了浙东名妓刘采春。刘采春是伶工周季崇之妻，当年也40岁左右，风姿绰约，正随着其夫在浙东演出。刘采春擅长唱歌，既能作曲，还会写诗，元稹立刻被迷住了，薛涛自然被抛在脑后。他开始与刘采春频繁交往，并作诗赠给刘采春。元稹迷恋新欢，忘弃旧好，与刘如胶似漆。元稹曰：“她诗才虽不如涛，但容貌佚丽，非涛所能比也。”大和三年(829年)，元稹再入朝任尚书左丞(四个月)。大和四年正月，元稹自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诏命下，其妻裴淑不乐，元稹以诗相慰，淑亦以诗答之。元稹《赠柔之》：“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元稹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终年五十二岁。
李师师的结局如何？李师师与宋徽宗的刻骨爱情
李师师，北宋末年色艺双绝的名妓，其事迹多见于野史，笔记小说。据传曾深受宋徽宗喜爱，并受宋朝著名词人周邦彦的垂青，连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的首领宋江，也不远万里，冒死潜入汴京，一亲芳泽。为之倾倒的大臣墨客，更是不计其数，名动一时。皇帝与妓女的往来，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稀罕。自秦汉至清代，几乎代代不绝。一般地说，皇帝喜欢妓女，迷恋名妓，是出于色情和肉欲的需要，为的是纵欲和荒淫。但宋徽宗赵佶和名妓李师师的恋情则是一个例外，完全是从内心到内心，出于知己和挚爱。徽宗又和李姥聊了好一会儿，被李姥引入一间装饰典雅的小轩。轩中朴素雅洁，情调别致，窗外还有翠竹点缀。徽宗爽然就座，意兴闲适，心情舒畅地等着美人的到来。又过了好一会儿，李姥引徽宗进入后堂。堂中山珍海味，摆开一桌宴。李姥、徽宗进餐，虽然李姥殷勤备至，但美人还是迟迟不出现，又不前来陪酒，徽宗越发地好奇和不解。吃过饭后，李姥请徽宗入室沐浴，徽宗辞谢。李老对徽宗耳语:“这孩子天性好干净，不要见怪。”徽宗不得已，只好随李姥到浴室沐浴。洗过浴后，李姥再请徽宗来到后堂，继续吃酒。时间过得真慢，一个时辰如同一年。等到最后，徽宗好不容易随着李姥的红烛，进入美人的卧房。徽宗有些忐忑，以为美人一定在房中。但他撩帷而入，却只是一灯荧然，在一片红帘前摇晃，根本没有美人的影子。这又大大出乎徽宗的意料。徽宗耐着性子，却又越发地好奇和着迷。他就那样以天子之尊，倚在几榻间，等着一个妓女的降临。又过了很久，徽宗抬起眼，看见李姥拥着一位美人，姗姗而来。美人一片淡妆，不见任何脂粉，身穿素雅浅淡的衣服，面色白中略带红润。显然是新浴刚罢，其娇艳典雅、惹人怜爱、宛如芙蓉出水。这美人就是李师师。徽宗神魂颠倒、不免目瞪口呆。李师师轻盈地来到房中，看到自称富商赵乙的徽宗，眼光轻蔑、神色极为倨傲，不微笑，也不施礼。李姥赶忙和颜调解，对徽宗耳语:“孩儿性情有些个别，不要见怪。”徽宗点点头、却根本都没有听见。徽宗定定神，神情凝注，神色飘逸，恢复了一代天子的从容神气。他借着烛光，凝视着美人的容颜，果然幽姿神韵中闪烁惊眸，可谓倾城国色!徽宗心驰神往，和蔼地问她年龄，并走近了过去。李师师连眼睛都不抬一下，根本不予理睬。徽宗走近了些，再问她些别的。她还是没有回答，反而挪动娇姿，移坐到另一个地方。李姥又凑近耳语:“孩儿喜好静坐，请莫见怪。”说完后，李姥便出了卧室，掩上房门。李师师平静地站了起来，取下墙上的琴，在桌旁坐下，旁若无人地弹了一曲《平沙落雁》。她轻拢慢捻，流韵淡然悠远，出神入化，徽宗深受感染。一支曲子以后，又是一支。三支曲子将尽，外面已是鸡鸣破晓。徽宗毫无倦意，显得很高兴，也很兴奋，徽宗好像只是为了看看美人，听听弹曲，此时便心满意足地走出了房间。李姥备好了早点，徽宗饮过杏酥，从容地离去。随从的内侍们通宵潜候在镇安坊外，这时见徽宗过来，便簇拥着回宫。徽宗离去以后，李姥极不满意。这位商人出手大方，礼物贵重，又彬彬有礼，你如何这样的待慢?!李姥便责备李师师，说:“赵乙礼意不薄，你怎么这样冷落他?”李师师鄙夷商人，怒冲冲地说:“一个商人罢了，我为他干什么!”第二天，京师满城风雨，盛传皇上驾幸镇安坊，夜访名妓李师师。一时间京师轰动，沸沸扬扬。李姥闻讯之后，大惊失色，心想如此怠慢了皇上，身家性命还不断送?李姥吓得日夜啼哭。李师师知道以后，深为徽宗感动，宋徽宗所绘《秋景山水图》，多才多艺的他同时又是一名好色之徒。便从容地对李姥说:“不要怕，既然皇上来看我，哪里忍心杀我?而且相会的夜晚，皇上没有威逼，可见很怜爱我，只我心中不安的是，我流落下贱，使不洁的名声，玷污了圣上，我真是死有余辜!”李师师觉得皇上圣洁，而自己寄身下贱，她从心里一下子真的爱上了徽宗。四个月以后，徽宗派张迪带着蛇跗琴，前往镇安坊，赐赏李师师。接着，徽宗又微行镇安坊，夜访李师师。这一次，李师师身着淡淡素服、俯伏在阶前，迎接圣驾。徽宗环顾四壁，发现上次来时的典雅景致全不见了，室内富丽堂皇，珍宝琳琅。徽宗觉得万分惋惜。李姥瑟瑟发抖，见皇上驾到，便躲了起来，徽宗召李姥前来，李姥浑身哆嗦，吓得说不出话来。徽宗喜欢前次频频耳语的李姥，告诉她不要拘束，也不要害怕。李姥恭敬地拜谢，觉得皇上确实不曾怪罪她，也不会要她的命，便放下心来。李姥引徽宗来到新建的楼前。李师师叩请徽宗，赐赏御匾。时值三月，杏花盛开，徽宗拈笔挥毫，写下了三个大家:醉杏楼。李姥欢天喜地，摆上丰盛的酒席。徽宗命李师师坐在身边，侍驾饮酒。酒过三巡，徽宗命李师师弹奏蛇跗琴。李师师弹《梅花三弄》，音韵袅袅，不绝如缕。徽宗衔杯谛听，如醉如痴，连称弹得好。徽宗记起了上一次的素淡饮食，这一次却发现都是些龙凤形的精美食品，其刻镂雕绘，同宫里别无二致。徽宗问李姥，李姥这才如实禀告:她怕皇上吃不惯粗淡饮食，便出钱请膳食房的师傅烹制。徽宗知悉后颇为不快，席还未终便怏怏离去。徽宗回宫以后，对李师师割舍不下，但朴素雅淡的情致已经消逝，他又不忍再去。他经常遣随侍，给李师师送去礼物。徽宗爱幸妓女的消息传遍京师，也传到了后宫。后宫正位宫闱的郑皇后得知此讯，便郑重进谏:“妓女下贱，不宜于侍奉皇上，而且夜间微行，怕有不测，请皇上自爱。”徽宗点点头，觉得有道理。此后，徽宗连续几年没去看望李师师，但经常派人慰问和赍物赏赐。十年以后，徽宗再次来到李师师处，幸醉杏楼。他细细端详自己多年前赐给李师师的画。画题为: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徽宗观玩良久，回头注视仙子般的李师师，喟然轻叹:“画中人呼之竟出吗?”徽宗幸过了李师师，恋恋不舍，赐赏李师师文房四宝。近侍张迪看出了徽宗对李师师的眷恋，便向徽宗建议:从宫中向东挖二三里的地道，可以直通镇安坊，这样来去方便，也可防微服夜行不测。徽宗点头同意。地道很快便修好了。徽宗此后经常通过地道，临幸醉杏楼，和李师师在一起。而镇安坊到宫城一带，有众多的御林军把守，李师师每天就在这样安逸平静的心境中，怀着对徽宗的知遇和爱恋，在镇安坊醉杏楼，坐等与徽宗的约会。有一天，徽宗在后宫集众嫔妃。受宠的韦贤妃悄悄问徽宗:“李师师是什么样儿，让陛下如此爱怜?”徽宗平静地回答说:“没什么，如果你们后宫百人，全都淡妆素服，让她置身其中，便可见其别具一格，她的一种天然风韵，飘逸风姿，远远要在容色之外。”众嫔妃无言以对。金兵的铁蹄踏破了大宋的歌舞升平。徽宗、钦宗和后宫美人三千，一夜之间由至尊至贵而沦为阶下囚。京师拱手敌国，北宋灭亡。李师师在国破家亡的灾变中，挺身而出，将徽宗多年赐赏的金钱，全部捐为军饷，希望能挽救危亡。李师师又请张迪代为禀告已经退为太上皇的徽宗，说她自守节操，愿出家为女道士。徽宗同意她的请求，并赐她住城北的慈云观。金兵攻破汴京。主帅吩咐搜索京师。但连续几天，都不见师师的踪影。后来，叛臣张邦昌带着亲信，循迹找到了李师师，准备将李师师献给金帅。李师师怒斥张邦昌:“我不过是一介女妓，承蒙皇上眷念，宁愿以一死报皇上知遇之恩。你等高官厚禄，朝廷有什么对不起你等?非得事事干绝，要斩灭宗社而后快?如今又降虏称臣，摇尾献媚，我怎能作你们谄媚的贡品呢!”李师师说罢，从容地拔下金簪，刺向自己的咽喉。但刺偏了，一下子没有死。李师师再拔出金簪，将其斩断，然后狠命吞下去。于是，李师师这位一代名妓，这位被徽宗宠爱并封为才女的宫外美人，就这样悲壮不屈地死去了。身陷北国、心如死灰的徽宗许久以后听到李师师的死讯，知道了她为自己是那样的悲壮不屈地死去，徽宗不禁涕泪滂沱。李师师真是一代如风猎猎的侠妓，其不屈和自尊是令人敬仰的。
盘点古代日本女囚犯遭受的12大酷刑 惨不忍睹！
在历史上，女犯人可谓是最悲惨的了，根据记载，唐宋明清以来，针对女犯人有特别严厉的刑罚，史称“五刑”,他们分别是刑舂、拶刑、杖刑、赐死、幽闭。而古代的日本对女犯的刑罚更为变态，那么古代日本是怎样惩罚女犯人的?接下来为您介绍古代日本惩罚女犯的12大酷刑。穿胸：这种刑法一般是在战争时候对待敌国女性战犯的。这种刑法不是我们想象的从胸口刺进去，而是用蒂尖的铁棍从侧面穿透胸部，然后挂在木竿上面示众。剖腹：日本古代有女性忍者，执行任务失败被抓之后，一般不让她自杀，而是剥光了衣服放在木板上。然后用尖刀从胸骨中间拮进去，一直划到小腹部，之后内脏都会流出来，惨不忍睹。开颅：把犯人锁在铁箱子里面，只漏出头部。然后用一个大锤子砸下去。杖腹：把犯人四肢分开，成“大”字型绑住，然后用木棍击打腹部。结果往往是子宫破裂，内脏碎裂，大腿下面好多血。捆绑：日本战国时代，抓到敌国女人之后用一种韧性很好的钢绳捆起来，而且捆的很紧，绳子末端穿一个铁环，然后用一个类似于辘轳的东西拽那个钢绳，最后犯人的骨头都会被勒断。铜烙：这种刑法，一般用于通奸的女人。道具是一个铜棍，插在炉子上面，炉子烧热，铜棍就会烤的通红。把女犯人绑在架子上面，然后把阴道对准棍慢慢放进去。挖胸：把女犯人的胸部用利刃割下喂狗。这个比较变态。日本人是怎么想的?绞刑：这个刑法有点特殊，不是把人吊起来，而是用绳子缠住犯人脖子，然后有两个人拽两头，直到犯人断气为止。板烧：这个刑法类似于烧烤。即把钢板烧热，然后把犯人剥光放在上面，直到烤熟。断指：把犯人的10根手指截下，不过不是用刀砍，而是生生拽下来。很多犯人受刑之后都死于剧痛。万箭穿身：把犯人绑在一块大木板上，然后就有10几个弓箭手站立旁边。行刑官下令射在哪里，马上就会有如雨点般的弓箭射在犯人的那个部位。砧板拖：中间放一块铁板，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突起的小铁块，一般比较锋利，是铸造时铸的。犯人要赤身裸体，两匹马拉着犯人在上面来回拖拽。
古代的男女之嫌 明代烈女死后都不让触摸
古代的男女之嫌：男女授受不亲一直以来为国人所共知，在古代也造就了不少的贞妇烈女，但是圣人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何到后世会发展成制约男女关系的大障碍呢？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互不通名。”——这段出自《女论语》上的话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男女授受不亲”。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差不多都把纸上写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了的。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误区——根据古希腊神话的记载，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圆球的两半，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出来的尤物。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的眼中，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女人也同样不能离开男人，因此，他们的男女之防并不大。中国神话系统中造人的“上帝”是位女性(女娲)，她“抟土为人”，取阴阳之理，以分男女，男女繁衍，以成氏族，进而有家国、社稷，最早时也不讲求男女之大防。孔夫子删定诗、书、礼、乐、春秋，孟夫子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后世的一些读书不求甚解或者怀有另种目的的人因之大做文章，认为从孔夫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就连一句话都不说，这真有些可笑。从孔子到杨贵妃《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段话中的南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她“把持着当日卫国的政治，而且有不正当的行为，名声不好”(大学者杨柏峻语)，这样一位女子，孔子还去见她，这除了说明孔子和耶稣基督一样，怀有一颗大仁大义、普渡众生之心以外，还可以说明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是不避男女之嫌的。关于“子见南子”，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曾有过详细而又生动的描写。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道：“(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向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悦)，孔子矢子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告诉我们：“子见南子”实际上是“南子见子(孔子)”——南子要求见孔子(文中的“寡小君”即南子的自称)，南子与孔子实际上见了不止一次面(起码两次)，最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南子并不觉得男女之间见面有什么不好，反倒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她要“招遥市过之”——招遥过市。这个时候还是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礼制还不十分健全，因此，有人认为这条史料不足为据，那么，我们不妨再引几条汉朝的例子。我们知道，汉朝自叔孙通裁定礼仪规犯之后，可谓百礼俱备，但这个时候男女相见之事例却屡见于史书。《汉书》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西汉第八任皇帝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守祖制，放荡不羁，在为其前任皇帝服丧期间，斗鸡玩狗搞女人，因而被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官封博陆侯的霍光等人所鄙视。为了使汉高祖刘邦开创的基业不至于毁在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手里，霍光决定奏请皇太后，废掉刘贺，改立新主。在封建社会，废立之事可谓充满凶险，一旦失败，那就是犯了“谋反”、“犯上作乱”之罪，脑袋就要搬家，所以，霍光虽然当时在朝里极富威望，但也觉得单凭一己之力，有些难以胜任，必须得找几个帮手。这些帮手找谁好呢?思来想去，霍光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名敞，时任丞相，官封安平侯之爵位。但霍光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又不便于亲自去和杨敞商谈废立之事，于是，他暗派得力助手，时任大司农之职的田延年去杨府游说。到了杨府以后，田延年把霍光要行废立之事说了出来，杨敞一听，心里十分紧张，“惧不知所云”。田延年一看事情要僵，就假托起身更衣，杨敞的夫人是一位识时务的女子，她见丈夫已经听闻了废立大事，现在态度暧昧，恐怕不久大祸就要临身，心中十分恐慌，于是立即说服杨敞，她说：“废立是国家的大事，现在大将军霍光派大司农来告诉你，这是别有一番深意的。相公您若是不与大将军同心同德，反倒犹豫不决的话，第一个遭殃的一定是您!”杨敞因为曾经给霍光当过大将军幕府司马，深知霍光的脾气，觉得妻子说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想过早表态。杨敞的夫人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面。“延年从更衣(处)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令”(《汉书·杨敞传》)——与田延年两个人一起研讨出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无独有偶，班固在《汉书》中还提到另外一些上流社会非婚、非亲男女之间交往不避嫌的故事。《汉书·周昌传》上写道：“周昌者，沛人也。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及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即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昌诡谢曰：‘微君，太子几废!’”故事中的周昌是刘邦的老乡，素以直言敢谏著称，是个认理不认人的直臣。他入宫奏事正遇上皇帝和爱妃调情，这说明当时的君臣并不是只在纯男人的世界里交谈，手下的人知道皇帝与妃子娘娘调情，而又敢放周昌入宫，这说明当时人于男女之防并不看重。周昌见了皇帝与戚姬在一起，抽身而走也并非是因为他怕见女人，而是因为皇上耽于女色，所以，当刘邦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帝王时，周昌答以“桀纣之主也”。周昌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是阻止刘邦废太子。刘邦其人，好色成性，吕后本是其正妻，但他却深爱小妾戚姬，因爱屋而及乌，对戚姬所生的刘如意看起来分外顺眼，所以，想要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改立如意。废长立幼，本是件理亏的事，而由于刘邦刻意坚持，所以，反对者大多数只好“知难而退”。但周昌却不看脸色认死理，他素有口吃的毛病，一着急就冒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期期以为不可”把刘邦给逗乐了，于是废太子一事暂告搁浅，一直为儿子的命运担忧，躲在幕后偷听的吕后心花怒放，在周昌退朝时与周相见，而且屡屡言谢。最为惊世骇俗(当然是惊后人之世，骇后人之俗)的是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另外一件事。汉景帝时，郅都为大臣，有一次景帝游幸上林苑——上林苑地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交界处，占地约二百多华里，苑内放养禽兽，供皇帝射猎之用，并建有离宫、观、馆数十处，大文豪司马相如曾有《上林赋》记其侈。这次游幸，随侍的人不多，只有郅都跟在皇帝身后。郅都是西汉河东大阳(今山西平陆东)人，景帝时，他任济南太守，诛杀当地豪强●氏，以功迁升中尉(官名)，执法严峻，被当时的贵戚、列侯视为“苍鹰”。正在游玩之间，景帝却突然命郅都去代他召爱妃贾姬——贾姬当时正在厕所里，郅都当然觉得此时去叫正在“方便”的贾姬，实在是有些不“方便”，但汉景帝却很不高兴，后人论之曰：“帝姬处溷秽之地，使人臣亲往视之，无乃轻漫乎?”但景帝当时却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景帝的老爸汉文帝刘恒有一次游幸上林苑，袁盎随侍在侧。袁盎即爰盎，曾历任吴相、齐相等职，是当时有名的游侠，此人也向以侠义自许。这一天与文帝同行的内宫眷属，除了皇后以外，还有一位谨夫人，谨夫人其时正得帝宠，所以，如日中天的她竟不顾礼节与皇后并排而坐，并且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袁盎突然豪气干云，举步上前，拉起谨夫人，把她推到皇后的身后。西汉时男女之防不大，东汉呢?提到东汉，人们往往会想到“强项令”董宣，董宣曾任洛阳令，光武帝之姊湖阳公主的家奴故意杀人，别的官吏一听说是公主府的人干的，都退避三舍，但董宣却趁公主驾车出外之机，诛杀了恶奴。这一打狗不看主人的举动惹恼了公主，一状告到光武帝刘秀那里，刘秀想当和事佬，就命董宣与公主见面，想让董给公主赔个不是，叩个头，但董死活不叩头，因而落下个“强项令”的美名。在这段史实中，董宣可是和公主见了面的。东汉末年，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文学家、女诗人名叫蔡琰(通称蔡文姬)。此女博学有辩才、通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卫亡，回归母亲。汉末大乱，蔡文姬被董卓部将所掳，后流落“番邦”，嫁匈奴左贤王。爱才惜才的曹操念及故交，用金璧把蔡琰赎回，令她再嫁董祀。后董祀犯法，蔡文姬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到曹操和一大屋子男人聚会的地方为丈夫求情，从死神手中救回了丈夫一条性命。曹操听说蔡文姬来了，就对满屋宾客说：“故人之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愿把蔡女介绍给众人见面，也不避嫌。三国时代，魏国的镇北将军许允因受夏侯玄、李丰等人的连累，被司马懿逮捕。许允被捕后，他的门生急忙跑去告诉许允的妻子，许妻闻讯安坐织布机旁，神色不变，说道：“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了!”东晋时代，庚友因事被捕，庚友之妻光着脚跑到当时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大将军府上为夫求情，门卫不让进，她还与门卫据理力争。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是有名的“娘子军”统帅。隋朝末年，李渊起兵时，公主住在长安，公主之夫柴绍弃家跟随岳父东进，家里只剩下公主和一些家奴，危险的形势反倒激发了平阳公主的豪情壮志，她逃到户县，散家资招募了数百个青年男子，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娘子军。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人所说的“娘子军”与我们今天的“娘子军”并不完全相同，那时候的娘子军中绝大部分是男子。《旧唐书》上说：“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安禄山是有名的胡人将领，“诸姨”指的是杨玉环姐妹，“妃”指的是杨玉环本人，“帝”是唐玄宗。玄宗皇帝只因为安禄山立有军功就让他与贵妃的姐妹来往，并且与贵妃“宴饯结欢”，这说明唐朝人男女之防并不是很大。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男女之防开始森严起来。不药而卒的胡氏 死而复生的陈氏大约从明代开始，官修的史书《烈女传》中增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内容。《明史·烈女传》载：“胡氏，会稽人，字同里沈袠，将嫁而袠构父难……袠扶父丧归，比服阙，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绝声。尽出妆具，治丧事。有他讽者断发◆面绝之。终日一室中，即同产非时不见。晚染疾，家人将迎医，告其父曰：‘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不药而卒，年五十一。’”这位被列入“烈女传”的胡氏为亡夫守节，谨守男女授受不亲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以五十一岁老妇之年，身患重病也不肯请医生诊治，原因就是因为医生是男人，而其时的医生诊病须碰病人的手(切脉)，所以竟不治而死。这种烈女是唐以前所没有的。再看一个《明史》中的例子。《明史·烈女传》载：“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窬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这位陈节妇谨守男女之大防已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仅生前不与任何男子见面，而且死后还不准男人走上楼抬她的尸体，这种行为，唐以前的史书中也根本没有。宋代虽然产生了程朱理学，但《宋史·烈女传》中所载之烈女，对于男女之大防，也并没有达到明代以后那样几近疯狂的程度。兹举一例，读者不妨以之与《明史》所载作一比较：《宋史·烈女传》：“韩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读书。开庆元年，大元兵至岳阳，女年十有八，为卒所掠，将挟以献其主将。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于练裙带有诗曰：‘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苹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韩氏的投江而死，主要不是因为落入男人之手，而是因为她身陷“胡兵”之中，所以，她才有“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的慨叹。再看一个《明外史》中的例子。《明外史·烈女传》载，有一个名叫柴氏的女子，是夏县孙贞之妻。崇祯四年冬，一伙流贼迫近夏县，柴氏与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时柴氏与丈夫不幸被抓住。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美貌，不由欲火攻心，一个人上前捏了捏她的手，号称“刚烈”的柴氏立刻用牙将这个不认识的男人捏过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个贼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块肉，结果，被贼兵用刀活活砍死。这种为了严男女之大防的酷烈举动是前代史书中所罕见的。我们不妨与南北朝时的《北史》比较一下。据《北史·烈女传》载：钜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贵乡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顾谓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贫，赤子蒙眇，抱恨于黄垆耳!”房垂泣而对曰：“幸承先人余训，出事君子!义在偕老，有志不从，盖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愿当以身少相感!”俄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丧者哀惧。姑刘氏辍哭而谓曰：“新妇如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割此自誓耳!”这个后燕时代的“烈女”，她也曾操刀自残身体，但她自残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有男人摸了她的耳朵，而是想要藉之向父母表示自己不再嫁的决心而已!从汉代到唐这种自残身体的“烈女”极少(《烈女传》中仅有两个人)，而其自残的目的都是表明自己不嫁人的决心，并不像明代以后那样，视异性如“AIDS”(艾滋病)一样，一旦触及就“毒蛇啮腕，英雄断臂”。综合上述材料，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孟子)提出过“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但直到唐代，男女之间的界限却并不像后世那样森严，后妃可与臣子见面(如吕后与周昌)，同事之妻可与别的男子交谈(如杨敞之妻与田延年)，皇帝可派大臣去爱妃如厕的地方促驾，大臣也可以把皇帝的妻子拉下宝座，光武向称“端严守礼”，但却令姐姐与臣子相见，曹孟德素来严明，却愿把故人之女介绍给在座的男性来宾，师母与门生论事，妻子与门卫辩言，平阳公主仗义，指挥家奴，收编流寇，成号令三军之元帅，至于安禄山与杨贵妃姐妹频繁往来，关系暧昧，已见诸戏剧，此类例子，所谓俯拾俱是。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男人和女人才成为天上的“参商”，不能相见。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代先哲们提出：“男女授受不亲”本是为了端正男女之间的往来，并非要人们死死遵守，所以，孟老夫子有“嫂溺，则援之以手”——嫂子掉到水里，要伸手去救她——的说法。所以，孔老夫子才可以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之实现，而降尊纡贵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只是到了后人手里，为了整肃江河日下的世风，才矫枉过正，把一本好“经”给念歪了。我们今天澄清古人并非一直“男女授受不亲”这一事实，其目的并非是要为男女之间逾礼交往找“古已有之”的理论根据，而是要让大家明白：任何一种礼仪制度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同样，也不应以今证古。
西施与范蠡的故事：西施曾给范蠡生了一个儿子？
西施与范蠡是什么关系？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谋复国。勾践针对吴王淫而好色的弱点，大夫文种献灭吴九策，其中最毒辣的便是美人计，与范蠡设计：“得临浦苎萝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准备送于吴王。大夫范蠡奉命巡行全国勘察美女，他来到苎萝村，遇到了郑旦和西施一对姊妹花，他爱郑旦，更爱西施，一次假面舞会的误会中，他向西施坦露了真情，西施也爱上了这位范郎。然而文种的到来结束了这段芬芳缠绵的爱情，他将郑旦和西施带回会稽，教习歌舞，准备献给吴王夫差。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救国，与郑旦一起被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乱吴宫，以霸越。然而西施的归宿也千古存疑，据说吴亡之后，西施与范蠡有情人终成眷属，还为其生下了一个孩子。史记上记载范蠡有三个儿子，他的小儿子是西施所生，是宋云彬先生在他的《大男》中首先说的。《大男》演绎了《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对于范蠡晚年经商的一段经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明确写道：“朱公居陶，生少子。”这个少子是陶朱公居住在陶地所生的儿子。要知道，范蠡到陶地，已经56岁左右了，他必有一位年青的妻子，否则不能生育，他必有第二任妻子。这位少子的母亲当为西施，这个小儿子是个纨裤子弟，有钱人的子女，西施长在吴宫，后为富商之妇，所以他们的孩子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轻于钱财的人，与长男决不类同。陶朱公少子在陶地已经长大了，而他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陶朱公要小儿子去楚国看望并营救他。长子坚决要求去，说：“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就要自杀。少子的母亲西施只好无奈地说了：“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奈何?”朱公在长子与妻子的双重劝慰下，派长子去楚救中子。但是，陶朱公说对了，长男没能救出中子。从长男对中子的关系来看，长子与中子是同母所生，少子生于陶是为西施所生。《吴越春秋》：“吴亡后，越浮西施於江，令随鸱夷以终。” 《越绝书》：“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吴地记)西施完成灭吴复越之大业后，毅然地跟随了同样完成大业而不恋官场的范蠡而去，这是很自然的。《吴越春秋 勾践伐吴外传》还说：“范蠡既去，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范蠡离开越国，没有很充分的时间，也没有带走自己的妻子。到齐国，再到陶，范蠡当为五十有余的人，而“朱公居陶，生少子。”(《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这个“少子”，当为西施所生。范蠡重感情，不会移情别恋，他离开越国时写信劝文种离开，带走为越国作出奉献的西施，“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他的为人是很令人敬佩的。中子未能救回，长男“竟持其弟丧归”，回来以后，“其母及邑人尽哀之”，而陶朱公独笑。说：“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长子从小跟着我，当时我很苦，生计很困难，长子能做到抛弃财物贿赂别人是不容易的。而小儿子，生下来就看到我很有钱，乘好车，骑好马，追逐狡兔，他那里知道钱财从何而来。所以，他容易弃财，不会吝啬，所以我早就知道长子去，其弟必死，这也用不着悲伤了。 范蠡的二儿子的死，对范蠡的精神打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