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檄文讨伐武则天 武则天指责宰相没发现人才
古代用于晓谕、征召、声讨等的文书，特指声讨敌人或叛逆的文书。如“操作檄文以达诸郡”(《三国演义》)。 源流考证 从官文书演变到军事文书 檄文最早源自春秋战国，发展到汉代已成为一种日常行政事务性质的普通官文书，并因此奠定了后来军事信息传播的体式基础。檄文用于军事信息的传播最初见于春秋战国。 到汉代，檄文已比较发达，使用频率相当高，成为当时一种日常行政事务性质的普通官文书。 三国以后，檄文逐步摆脱汉代官文书模式，专门向后来的军事文书发展。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已逐步摆脱原来汉代的官文书窠臼，演变成后来用于战斗的军事文书。 史籍保存下来的军事檄文并不多，其中比较经典的要数隗嚣的《讨王莽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等。 经典檄文 檄文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军事文体，古人有“传檄而千里可定”的说法。在我国古代战争中，檄文堪称抢占舆论先机、实施攻心、凝聚士气的精兵利器，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催生了大量的战争檄文，其中不乏经典的名篇和妙趣横生的故事。 陈琳讨曹操檄： 曹操读之一身冷汗 大喊“此愈我病” 陈琳是东汉末年名士，“建安七子”之一。《为袁绍檄豫州》是他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这篇檄文铺陈史事，洋洋洒洒，历数曹操的种种罪状，呼吁天下人群起讨之。其中有许多文采斐然、斥责有力的名句，如历数了曹操“实为汉贼”的罪行：“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细政苛惨，科防互设”，使国人“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虐烈，于操为甚”。而袁绍“奉汉威灵，折冲宇宙”，来讨伐曹操，正是“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 史书记载，曹操此时正患头风病，在病情发作时读到了陈琳的这篇大作。起先，曹操是躺在床榻上，等听到一半的时候，毛骨悚然，惊出一身冷汗，忍不住一跃而起，大声说：“此愈我病。”可见此文的凌厉峻切、言辞激烈，从而对曹操造成了很大的触动。 骆宾王讨武曌檄： 武则天读之惜才 指责宰相没发现人才 唐代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也是一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经典檄文，是为起兵反对武则天的徐敬业所作。在文中，骆宾王以慷慨激昂之势，历数武则天的种种“失德”和“无道”行为，指责她“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在这种形势下，徐敬业作为“皇唐旧臣，公侯家胤”，“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体现了当时社会认可的“正义”。为了争取朝中大臣的“反水”，骆宾王向他们发出召唤：“公等或家传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大家应该“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共同完成正义的大业。檄文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结尾，大气磅礴，戛然而止，感召之音，久久不绝。 《新唐书》记载，武则天读到这篇檄文时只是笑，当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一句时，大惊失色，“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武则天被骂而不以为忤，反而指责宰相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才，这是很耐人寻味的。骆宾王以这篇檄文名动天下，尽显“笔阵横扫千人军”的文采风流。
张居正所乘轿子堪称世界之最 内有套间厨房厕所
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享年40岁，孔子悲痛欲绝。因在孔门众多弟子中，颜回是被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孔子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追悼会现场，孔子还没从悲伤回过神来，颜回的父亲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先生节哀顺变，为表达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车子改制成棺材来安葬颜回呢？”孔子一听就止住悲伤回到现实：“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这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因为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从古至今，座驾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情结。连孔圣人都无法逃脱公车情结，其他屁官更是如此。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车，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颁布了中国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二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我们所说的“冠盖云集”，与现在众多官员开会将车子停在一块的感觉差不多。 尽管各王朝有明确规定、但历史上各种公车腐败却时常上演。 《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死党，不但抬轿者超过指标，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张居正，万历的首辅，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堪称世界之最的大轿子，对这种政策之规定，也是莫大的讽刺。 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童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估计应该比现在17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32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拓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
西汉淮南王刘安曾发明豆腐：本想炼丹 误制出豆腐
如果在秦代能吃上豆腐干，绝对极品啊！但那是不可能的 在电视连续剧《楚汉传奇》第五集中，有个镜头掠过，很像是一盘豆腐干。豆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而这时候刘安的爷爷刘邦还在泗水做亭长呢，他爹刘长还没出世呢，哪儿来的豆腐干一说？ 刘安发明豆腐，其实也是无意的。公元前164年，刘安被封为淮南王，都邑设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城关)。刘安好道，一直琢磨怎么就能长生不老，他不惜重金招纳数千方术之士，在今天的八公山上谈仙论道，著书炼丹，他们用山中的清泉水磨制豆汁，又用豆汁培育丹苗，不料仙丹没有炼成，倒是豆汁和石膏、盐起了化学反应，形成鲜嫩绵滑的东东，而这也正是豆腐的雏形。有人大着胆子尝了一些，美味可口。刘安听说后，与方士们又进一步反复试验，终于使豆乳凝固到一块，他们给这种东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菽乳，后来改称“豆腐”。从此，豆腐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刘安也就无意中成为豆腐的老祖宗了。 元代吴瑞在《日本用草》一书写道：“豆腐之法，始于汉淮王刘安”，这个说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另外，现代出土的汉墓遗址，墓中的画像石上有生产豆腐的场面，证明了这个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 刘安发明豆腐后，八公山周围的村镇都开始做豆腐，不但自己吃还卖给慕名来的外地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豆腐之乡”。豆腐红遍全国，走向世界。说起这段历史，唐代大和尚鉴真不得不提。天宝12年(公元754年)，鉴真东渡日本，把制作豆腐的方法带到那里。据说，现在日本有的豆腐包装袋上还有“唐传豆腐干黄檗山御前淮南堂制”的字样。到了宋代和明代，豆腐变得“雅”起来，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期间，亲自动手制作“东坡豆腐”。陆游在自编《渭南文集》中有豆腐菜的烹调。更有趣的是，清代大臣宋荦有一段康熙帝和豆腐的记载。当时，康熙南巡苏州，赐给大臣的礼物按惯例应该是金玉奇玩什么的，谁知破例赐了一道豆腐家常菜。 豆腐和老西儿的渊源很深。在北方，以山西豆腐为代表。豆，古时候称“尗”，后又为“菽”，原产晋地，算是豆腐的原材料。豆腐好吃，但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朝代用人力磨实在是件苦差事，所以民间有“苦不苦，撑船打铁磨豆腐”的说法。山西人能吃苦，更成为致富的门道之一。乔家、曹家、王家等晋商的创业始祖乔贵发、曹三喜、王实都是靠磨豆腐起家。其中，明末清初的曹三喜，在东北磨豆腐还磨出一个品牌，清宫历代帝王都喜欢吃，说得玄点儿，每顿饭看不见心里就不爽。有一次，乾隆用膳没有豆腐，特意传旨“增加一只羊肉豆片汤”。老佛爷慈禧对曹家豆腐也很上心，曾对赴京受赏的曹家后人曹培义提到。曹培义急调豆腐进京，御厨用海参、鱿鱼、鸡丝、火腿、香菇等数十种原料烹饪，慈禧吃得非常高兴，便赐他“万担风高”黄绫一幅。曹培义心中不是滋味，隐隐觉得在这位太后把持下的朝政早晚如纸糊一般破裂。所以，他在家中每食豆腐，必以纸糊器具盛着，以提示自己警醒时局。 这样看来，秦代绝对没有豆腐，更别说豆腐的衍生制品豆腐干了，希望《楚汉传奇》镜头里的东东不是豆腐干。
秦宣太后芈月曾牺牲色相除掉敌国王 助秦向东发展
由郑晓龙执导、孙俪主演的《芈（mǐ）月传》预计今年上映，这部电视剧还未播出就十分引人关注。其主角芈月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宣太后（秦始皇曾祖父的母亲），其墓可能就在秦始皇的祖坟秦东陵。 昨日，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公布了秦东陵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在秦东陵四号陵园内发现了一“中”字形陪葬墓，根据该墓的礼制建筑，墓主应该与宣太后关系密切。 疑似宣太后陵园内有个“中”形墓 秦东陵为秦始皇的祖坟，共发现了4个陵园，考古专家经过调查推测：秦东陵一号陵园2座“亚”字形大墓可能为秦昭襄王（秦始皇的曾祖父嬴稷）和其王后的合葬陵园，南侧大墓可能为昭襄王之陵，北侧大墓可能为昭襄王之王后陵；二号陵园可能为悼太子（即秦国的太子悼，是昭襄王的太子，在魏国做人质时死去）之墓，另外三座“甲”字形大墓可能为太子嫔妃之墓；三号陵园“中”字形大墓可能为唐太后（昭襄王的妾室唐八子，即孝文王之母）的陵墓所在；四号陵园中的“亚”字形大墓，可能为宣太后（昭襄王之母）。 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伟刚说，2014年度，他们主要是对四号陵园勘探发现的建筑遗址与附葬坑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在四号陵园东南部一“中”字形墓葬的东墓道南侧，发现一座长方形附葬坑，该附葬坑疑似一车马坑，目前考古专家才开始进行清理发掘，在该墓葬南侧，考古专家发现一处残存平面呈“凹”字形的建筑遗址。 “凹”形礼制建筑祭祀“中”形墓主人 根据勘探资料，“凹”字形建筑遗址东西长55米、南北宽40.5米，夯筑墙体宽4.8米，总面积达2230平方米。在对建筑遗址部分试掘中，出土了不少瓦片堆积与瓦当遗存，瓦片可见的有外绳纹、内麻点纹的板瓦、筒瓦等秦国、秦文化遗存，又有少量外绳纹、内布纹筒瓦这种三晋地区文化因素的遗存，瓦当有四面分割的鹿纹、四叶纹、云纹等。 孙伟刚说，建筑遗址的发掘是2014年度秦东陵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该建筑遗址现存为三面围就的“凹”字形，墙体两侧有廊房类建筑，这一建筑结构当为“中”字形墓葬的礼制建筑，用来祭祀“中”字形墓的墓主人。 孙伟刚说，该建筑遗址时代与墓葬同期，为战国晚期，是战国秦贵族墓葬礼制建筑遗存的重要发现，为研究秦公帝王陵园礼制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 “中”形大墓无文字出现 由于没有文字出现，这座“中”字形大墓内，又葬着秦代的哪个贵族呢？据专家推测，该贵族应该与宣太后关系密切。 据专家推测，该“中”字形大墓位于四号陵园内，而四号陵园内最大的“亚”字形大墓，疑为宣太后墓。宣太后，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今年将上映的《芈月传》中的芈月就是宣太后。宣太后（？―前265年），芈姓，又称芈八子、秦宣太后。战国时期秦国王太后，秦惠文王之妾，秦昭襄王之母。秦昭襄王即位之初，宣太后以太后之位主政。在她主政期间，为了消除秦国西部的隐患义渠国，不惜牺牲色相与义渠王私通，后将其引诱至甘泉宫并设计杀之，使得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可以一心向东发展。
鲁迅任职教育部时与上司有过节：认定其有偷书劣迹
鲁迅曾任教育部科长，与顶头上司——曾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颇为不睦，傅增湘是著名教育家、藏书家，鲁迅曾欲将藏书转卖给他，他开了个离谱的低价，令鲁迅极为不满。鲁迅认定傅增湘有“偷书”劣迹。一次是给其弟周作人口述的一个故事，一次是自己撰文写的一篇工作回忆录。 鲁迅给周作人讲的那个故事，黄裳就特别在《藏园佚事》一文中转述过这个故事。原来，在1957年9月，周作人（署名“十堂”）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窃书的故事》，记下了他从鲁迅那里听来的故事。与鲁迅一样没有点名，只称之为“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但读者一看，就明白这没点名的主角是谁了。 故事的起因是某名流听说京师图书馆藏有一部宋板书，又例不外借，只能由馆方特辟净室一间，请这位名流来住，可以从容细心校阅。鲁迅以科长身份，捧出宋板亲手交付。几天后，这位名流说要再来校书，请人前去接收宋本，自然仍由鲁迅亲自办理。此后发生的令人咋舌的“窃书”现场记录，周作人转述如下： “这天仍由科长出马，看见他已整装待发，只等科长一到，将书交还，便挑起网篮铺盖，出馆而去。科长双手接过内装宋板书的楠木盒子，将转手交付工友，这时忽然‘福至心灵’，当面打开盒子来一看，不看时万事全休，只见楠木盒子里‘空空如也’，不见有一本书。第一个看出破绽的是那位名流，随即回过头去，骂站在后面的用人，‘混账东西，怎么书都没有放好！’用人连忙从网篮里将宋板书取出，放入楠木合子里。科长这才接过去，安心收下。” 周作人接着用倒抽一口凉气式的口吻说，“后来鲁迅讲起这件故事，总说回想过去所遇的危险，以这次最险，也最运气，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收下之后，这失书的责任再也摆脱不清了。因此之故，他也最恨那名流。不但认为藏书家即是偷书家，在这里得一实证，也因为个人几乎上他的大当的缘故。”最终，鲁迅为这位藏书家名流下了个结论说，“藏书家眼见好书，用尽心思图谋，也是人情，但总不可以违反道德，做出见不得人的事。” 这桩未遂的窃书案，鲁迅讲得绘声绘色，周作人写得活灵活现，黄裳的转述也顺理成章，后世略有知傅氏生平者无不呆若木鸡。 事实上，关于傅增湘偷书的故事，鲁迅还讲过一个，且更为直接，更为辛辣，虽然仍然没有明确点名。想来这个故事，周作人也是看过的，会更加的印象深刻。 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鲁迅在提到整理清政府遗留内档时，特别指出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次长、参事对清代遗档的监守自盗行为，他写道：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据说，文中所提到的英文代码之人名，乃是姓氏的旧式拼音缩写。F先生就是指傅增湘，他在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Y次长指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5年到1919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C参事指蒋维乔，字竹庄，江苏武进人。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鲁迅笔下的这起“群体盗书案”，以傅氏为首，几乎整个部门全部参与，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当然，只有他这么一个小科长没有参与，可以洁身自好而独善，自然是有资格讲出来、写出来，并讥刺一番的。
孙中山爬山顶后向宋庆龄求婚 示意廖仲恺别跟上
廖仲恺外孙女李湄在《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中记述了她所了解的孙中山和宋庆龄。 妈妈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在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的那天。那年孙中山四十九岁，宋庆龄二十二岁。 关于他们的恋爱，外公曾对我妈妈讲过一件有趣的事。在日本的时候，一次，孙中山、宋庆龄和我外公，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到某风景区去玩，一行人爬上一个小山坡。宋庆龄年轻先到达山顶，孙中山紧随其后，接着是我外公。外公平时就动作迅速，走路很快，因此把胡汉民等人远远抛在后面。张静江是坐轿子上山的，更落在后面。快到山顶时，孙中山回转身向我外公摇摇手，示意不要跟上去。外公会意，就让大家停在半山坳休息。过了一会儿，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人满面春风的样子下山。据说，那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由于年龄差距，宋庆龄怕父母不同意，没有马上决定，但答应考虑。随后，宋庆龄就到上海向父母提出了这件事。 他们结婚那天，外公外婆带着我妈妈和舅舅去贺喜。妈妈虽然只有十一岁，但日语已经讲得不错，那天就充当小翻译。 年轻的宋庆龄留美归来，习惯于打扮得漂漂亮亮。我外婆生活仅靠娘家接济，穿戴比较朴素，两人在一起反差很大。有一次，孙中山指着我外婆对宋庆龄说：“你看‘巴桑’多么朴素。你应该以她为榜样。”宋庆龄温顺地微笑点头。孙中山是个严肃的人，对宋庆龄来说，他更像一个老师，她一直都称他“Dr.Sun”。
炒作的君王：齐桓公用茅草换黄金
黄金为什么这样美丽？只因近期经济不美丽。美债欧债波涛汹涌，浪卷起千堆血泪，曾经性感美艳的理财产品只是一个经济寒冬的干瘪童话，呜呼，还是黄金靠得住，在暗淡的经济暮色下，黄金的光芒，像是壁炉里的火焰，能给穷途的投资人一丝温暖。 是不是黄金储量多的国家，也会显得很美丽？有个国家，黄金储量天下第一，自家金库里垒着一座八千多吨的金山，要不然，怎么叫做美利坚呢？黄金怎么来，据说印印钞票就能来，因为这种钞票闪烁着黄金的美丽光芒，所以叫做美元。 这种本事，古时也有，人家齐桓公，一根茅草就能换黄金！ 奇闻：齐国组成盟军南下打楚国只为了一根草？ 公元前656年春季，《春秋》上说是鲁僖公四年，中国大地上即将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南北战争。以齐国为首，成员国包括鲁、宋、陈、卫、郑、曹的北方联盟军，大张旗鼓南下，讨伐南方第一大国：楚国。一路上战车连绵，尘土滚滚，盟军前锋逼近楚国的战略要地——河南偃师的一处险要山地：陉。 齐楚风马牛不相及 当时的盟军总司令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总参谋长是齐国国相管仲。 看着这阵势，南部的楚国心里有点发虚，派了使者去盟军阵营做解释工作。楚国使者装成很无辜的样子问：“大哥，您窝在北海，我窝在南海(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国家，没怨没仇的，打我干吗呀？” 盟军的总参谋长管仲接见了南方代表，义正词严地讲出了一大堆战争理由，从齐国的国家使命，讲到几百年前的恩恩怨怨，反正一条：你们楚国就是活该挨揍。齐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专家教授满街走，要编几个打仗的理由，不难，编出来也挺顺耳的。不过，我们的管仲总参谋长却说了一句天雷滚滚的话：“你们楚国恶意扣押自己国家的特产物资——茅草，造成特有原材料短缺，阴谋破坏联合国的祭神仪式，弄得联合国周朝每次举行祭神大典的时候，没法过滤酒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国际威信一落千丈，咱们盟军今天来，就是要愤怒地向你们讨回茅草，以让我们伟大的周天子能够顺利地举行祭神仪式。” 我估计当时的南方代表被管仲的话雷焦了，在他的回答陈词中就有这么一番话：“哥呀，不就是为了一根草吗？你们这么兴师动众地犯得着吗？行，赶明儿我们政府动员几个人去长江边、淮水边摘一捆给你们送过去，不就成了吗？” 后来，惮于国际舆论和楚国的险峻地形，南北双方没有开战，齐楚两国签个和约就完事了。不过，这场战争却可能会哄抬一种商品的物价——白茅草。 齐国这么个超级大国，缺啥呀？干吗大老远地来讨一根茅草呢？把它捧得跟稀土似的。 这里先得介绍一下这种植物的功用。这种草本植物，生长在长江和淮河之间，是南方的物产，专家考据说，可能就是今天所说的白茅。其外形特点据说就是叶子上面，有三条脊梗直贯到根部。对于植物学的探讨，意义不大，反正大家明白一点：就是草而已，江淮之间随手可得。齐国为它兴师动众或者作为战争理由，为啥呢？ 这种普通的草，在春秋时代据说可以通神。周朝王室祭祀神灵，非得要以白茅为工具。祭神祭祖先要有酒，但是怎么才能让神仙喝上酒呢？总不能像《西游记》一样，神仙们踩着祥云下来喝酒吧。总得有个中介工具。白茅草就是这种中介工具。把酒淋到茅草上面，酒渗过茅草叶，然后洒落到地上或者神坛上，经过这一过滤后，就当是神仙和祖先喝过酒了。 齐国善于炒作 这么一道程序，让白茅这种“无人知道，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草，身价百倍。宗教意义上的身价，导致经济意义上的身价抬高，以至于差点成为周朝南北开火的借口。 借着一根草，做政治军事上的炒作，做经济上的炒作，齐国的炒作功夫，算是做到家了。 奇迹：超级大国炒作草木石头都能跟黄金挂钩 齐桓公时期炒作白茅草，还不止上面一回。周朝混到春秋时代，面临一个财政上的难题：经费不足。各诸侯国对会费也爱交不交的。 偏偏那个时候挑起重担的是齐国，齐国总统小白(齐桓公)精心包装了一个树立自己品牌的口号：尊王攘夷。攘夷不难，加强军事力量，拳头狠一点，狠狠揍几个小无赖国家就行；尊王不容易啊，大家都爱欠周朝俱乐部的会费，真金白银的事，总不至于我齐国替兄弟国家垫付吧？也不至于开着战车去催会费吧？ 小白总统正为这事愁着，国务卿管仲出主意了：“这个容易，江淮一带有种草本植物学名叫茅草。我们请联合国老大——周朝天子，派维和部队将这一块地段暂时控制起来，然后向俱乐部发布消息：周朝联合国要去泰山举办联大祭神会议，要参加会议的，自个带垫子来坐，会场不备凳。这垫子有讲究，必须是用江淮之间的特产茅草织成的，进入会场前要严格检查垫子，不是我们要求的货，敬请离场，开除会员资格(必抱菁茅一束以为禅籍，不如令者不得从)。”炒作纪念品攫取黄金 管仲这一招损呀，周朝当时虽然弱了，但手里拿会员证的发放权，收了你的会员证，让你当国际孤儿，你哭去吧。此令一出，成员国纷纷派人去江淮间取茅草织垫子。赶到茅草产地时，周朝的维和部队早在那里候着。要取茅草，行，拿黄金来。既然天下人都来取，价格也该贵点，一捆茅草就一百两黄金吧(其贾一柬百金)。这简直是直接开抢呀。 茅草比黄金还贵，三天之内，天下的黄金向周天子手里集中，赚得钵满盆满，周王朝居然7年不用收会费(周天子七年不求贺献)。 管仲不仅炒茅草，连石头也能炒，炒出金灿灿的黄金来。某年，齐国小白总统哭穷：“我想攒点钱去交会费，有法子吗？”国务卿管仲想出一个石头变金子的主意：“我们在阴里这地方搞个大工程，建个摩天大楼，这楼呀，三重门，九道城门。这是天下第一城，品牌打出去了，然后赶紧地雕刻第一城的纪念品——石璧，按着尺寸卖，一尺的卖一万钱，八寸的卖八千钱，七寸的卖七千钱，以此类推制定销售价。然后和周王室串通好，让天下诸侯去周朝纪念堂观礼，规定：凡是参观者必须得佩戴我们齐国生产的石璧。” 观礼是一场程序，石璧是这场程序必不可少的软件，软件权由周天子和齐国联手操作，赚钱的事，周朝天子干吗不答应？于是，一场观礼，几块没有多少附加值的石璧，将天下黄金纷纷向生产石璧的齐国集中。齐国政府手里有了黄金，国内八年免税(天下财物流而之齐，故国八岁而无籍)，超市里的商品物价便宜得要命，让广大第三世界饱受CPI煎熬的兄弟国家人民眼红得要命。 探源：掌控国际经济命脉啥都能炒作 读到这里，不禁要犯疑：天下诸侯你当都是傻子吗？一根草一块石头任由齐国去炒作，任由自己手里的黄金流到别人家里去。总得有点苦衷吧，总有点东西被把握在人家手里吧。 控制国际物价比生产还重要 管仲是位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经济专家，他为齐国制定的经济政策，不只是取得贸易顺差而已，而是把别人的经济命脉掐住。 为此，以农为本的治国思想在他眼里只是个单纯的臆想而已。 齐桓公有一回提出自己的管理思路：“以农为本，节约开支，行吗？”管仲毫不客气地否决了：“不行，多打粮食无非使经济状况好一点而已，若不善于管理，粮食流入他国，我们得不到收益反而受控于他国。有本事控制国际物价去。国际物价低迷时，我们偏要抬高它；国际上忽视某种商品时，我们偏要重视它；国际上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我们偏要囤积让它供不应求(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如此，我们才可以牵着国际市场的鼻子走。” 怎样才能牵着国际市场的鼻子走呢？就看你手里有什么货，这点货，国际市场少不了它，但你千万不要贱卖了它当人情，博取所谓的国际美名，而是要把它的效益炒作到最大值，把人家的黄金吸过来。 有一回，齐国小白总统问管仲：“楚国产黄金，我国产盐，燕国也产盐，你说这经济格局该怎么利用？”管仲说：“资源多了是好事，但管理利用不好，再好的资源也要变贱，我有个法子，能把楚国的黄金变到我这边来，咱们齐国的男子不耕种就有饭吃，咱们齐国的女子不用织布就有衣穿。” 到底是啥法子呢？在管仲的撺掇下，小白总统下令集中全国力量砍柴煮海制盐，一面烧制一面储存，从头一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正月，国库里储存了三万六千钟食用盐；与此同时，用行政命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制盐，杜绝政府以外的民间生产食盐行为，集中一切生产优势，坐地逼着盐价上涨。 不久，盐价上涨十倍。这些高价盐卖到哪里去呢？肯定不能留在国内消费，让老百姓吃高价盐这种坑爹的活不能做，要坑人家的爹，把它们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对于魏国、赵国、宋国、卫国这些国家而言，盐是战略物资，又要消耗，又要储存，没它的话，全国人民都会浮肿，用盐量尤其大(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 充分利用盐业资源壮大扩展金融财力 齐国的高价盐流入以上这些把盐看做亲爹的国家，一下子换来11000斤黄金。小白总统拿着这些黄金储备问管仲：“接下来咋办？” 管仲又出了一个主意：凡是来纳贡的缴税的，都得用黄金，不是黄金我不收，乖乖，手里的黄金价格因此而往上蹿。我运用金价上涨而形成的强大经济势力，调控国际物价，控制物资流动(运金之重以衡万物)，这才是真正运用了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没有浪费齐国海滨盛产海盐的天然优势。 结语：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军事法则；不会利用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就要挨宰，这是经济法则。不挨打了，不等于不挨宰了。 齐桓公、管仲时的齐国在扩大常规部队、壮大军事力量的同时，还会运用各种交易法则、金融法则，使自家的资源优势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应，从而取得黄金优势，在这个基础上，再制定国际经济法则，自己随便炒作一根草、一块石头，都能大把地赚黄金。坑人家的爹，养自己的爹，这才叫本事。 注：本文资料源于《左传》与《管子》。《管子》中许多观点并非史上齐国国相管仲所有，往往是战国时候的思想家附加上去的，但至少证明我国两千多年前，已经具有国际市场意识。
欧阳修的治学之道：身为文坛宗主为何不多读书？
欧阳修主政的时候，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就派人持手书前往好友刘敞处请教。接到来信，刘敞时常无须翻书，就可当着来使的面不假思索地执笔一一作答。被问得多了，刘敞有时也是不胜其烦，抱怨道：“好个欧九，可惜不读书!”对欧阳修的为人之道表示认可，但对他的学识素养颇有微词，认为他读的书太少了。如果说欧阳修读的书太少，肯定是冤枉了他。作为北宋文坛的第一任宗主，宋代诗文革新的倡始人，《新唐书》、《新五代史》的编撰者，若无深厚的知识学养，欧阳修自然是做不到这一切的。之所以刘敞会对他有着“不读书”的印象，根源就在于两人的读书方式截然不同之故。刘敞是个兴趣广博的大家，对经、史、佛、道、金石、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都有一定的研究，素以浏览群书、见闻广博而著称。当然，这种广泛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潜在的阻碍，使得他无法在某项学问上得有大成。毕竟要对涉猎如此之广的学科都有研究，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最后的结局，难免就会堕入到“周身是刀、把把不利”的怪圈当中。欧阳修自幼家境贫寒，早年为了出人头地，在古文写作上狠下苦功夫，他先是认真研读韩愈的文章，学习古文的写作手法。后来在洛阳认识了散文家尹洙，他又虚心学习尹洙简洁严谨的文风，从中汲取营养。入仕后，欧阳修有一次到内阁书库，无意中看到一本记录古代书籍的书目，上面有两千多本的书名，他竟然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欧阳修一方面感慨古人著述竟然如此之多，同时又想到这些佚失不传的书，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流传的价值，所以才会被时代所淘汰。由此领悟，不论是读书还是作文，选材都要精严，只有求深求通，有所创造，才能真正体现价值。若是依据兴趣而随意涉猎浏览，无法精读深研，结果只能是泛滥无归。所以，欧阳修一直秉持读书为文、贵以精专的严谨学风。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认为文章的语言难以精妙而出神入化，却很容易让作者自满，世间的读书人往往耽溺其中，只要稍有成就，就以为自己的学问已经足够用了。还有人淡漠世事，认为只有写文章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其余的一切都是漠不关心。这就是为甚么在文字创作上真正成功的人很少的原因。欧阳修说，孟子为了义理之学，一生奔波劳碌，荀子也是到了晚年才有著作问世，至于扬雄、王通这些人的作品，乃是模仿前人的语言而作，没有自己的创新，这就是学力不够却又勉强为文著述的例子。其意在强调，读书必须精研深读，彻底掌握，只有积累下了深厚的学养，不论是叙事说理，还是有为而作，一切自然水到渠成。黄庭坚的岳父孙莘老曾经向欧阳修请教，怎样才能增进学识。欧阳修说：“此无他，惟勤读书，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书出，必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见之。”欧阳修根据自己的经验，把勤读和多写总结为增进学识的最佳方法，同时指出，写作时不要有一心胜过他人的想法，这样的心态，很难有成功者。只要平时多读多写，久了，自然就会发现自己文章中的不足，由此获得提高。欧阳修的读书之道，就在于“精专”二字，若遇自己不懂的问题，则不耻下问，虚心向他人请教，并不要求自己做一个博闻强记、无事不晓的通人达才。这是他根据自身需要而制订的读书策略，同时也是他在古文、史学、诗词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主要原因。
袁世凯为何扒自己的祖坟？一生迷信的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人物。他曾担任过中华帝国的皇帝、中华民国第1任大总统、北洋军阀的领导人、清朝内阁总理大臣、朝鲜国总督。据说，袁世凯得势后，曾有取清王朝的天下而代之的想法，为此，他还扒掉了自己的祖坟围墙。事情还得从袁世凯的经历说起，袁世凯生于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1908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认为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致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所有差事;袁世凯知其势不吉，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世凯从小就十分迷信，做事经常看相问卦，测算风水。袁世凯迷信地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排挤，这可能是祖坟风水出问题，于是请风水师给祖坟会诊。风水师看了后表示，袁家祖坟系真龙结穴处，贵不可言。但因为龙穴四周筑了围墙，因而龙身受制、气脉阻塞、不能发旺、反遭挫折。当务之急就是拆掉祖坟的围墙，袁世凯信以为真，于是派人拆掉自己祖坟的围墙，让祖坟看起来更正、更有龙势，让龙脉更加鼎盛。民间有歇后语说：袁世凯刨坟头儿祖坟不正。说的就是这个事情。袁世凯非常相信风水学说和相命之术，甚至决定他用人的取舍就是以面相为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有人向他举荐颇有才干的吴鼎昌为财政总长。但袁世凯认为：此人背后可见腮，曹操就是这样的骨相。有才而不能受重用，吴鼎昌后来只做了一个造币厂的厂长。袁世凯有一只朝鲜国王赐给他的由上等碧玉雕刻的茶杯，袁世凯非常喜欢。一次，茶童给袁世凯送茶，见袁还在鼾睡，就直直的去看床上的袁大总统，看了一会儿眼就花，越看眼前就越模糊，脚下一绊，将茶杯摔个粉碎。当袁世凯醒来时，见茶杯摔碎了，就生气地大声训斥茶童，并问茶童怎么回事。茶童怯生生地说： 刚才我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大总统，而是一条玉爪大金龙，金龙全身闪闪发光，正要腾空飞起。袁世凯听后脸上的怒容全消，变得异常平静，顺手在床上拿了一件值钱的东西赏给茶童，并对茶童说：此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1914年，远在河南项城袁祖坟的坟丁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旁长出一条紫藤，长逾丈许，蜿蜒曲折，形似龙状。袁世凯听后，重赏了坟丁，并再三嘱咐他不对外人谈及。为此，袁世凯还派长子袁克定回乡验证真伪，袁克定在项城写信称：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袁世凯看信后大喜，回信让儿子招募坟丁，筑墙护卫，防止牛羊践踏。当时，北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袁世凯，说他多日夜观天象，发现三更以后，有帝星朗照某纬度，经仔细勘探发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已向北而来，一个月后就可以到达北京，沾沾自喜的袁世凯在各界的大力呼吁下，终于决定称帝。为了打破自己家族寿限不超过五十七岁的宿命，他将祖坟移往了河南省安阳市北门外五里远的洹水之滨。这里原是当年袁世凯被贬职后隐居的地方。慈禧太后为安抚袁世凯，曾将这里赐名为养寿园。这养寿园地形奇特，四周低洼、中部隆起，远远看去犹如一只大鼋鱼伏卧在那里。所以当时老百姓都传说袁世凯是甲鱼转世，人们称袁世凯为老袁，实指他是老鼋。这些牵强附会的传说本不足信，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好恶情感，几句通俗的歇后语也记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轶闻。
民国奇女子：放荡不羁挥霍无度与三千男人有染
“玉炉香，红烛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这首温庭筠的《更漏子》是民国女作家余美颜最喜欢的一首词。因为她认为这首词最能反映她婚后的生活。她婚后的那些日子，就是这样在“一叶叶，一声声”的漫长等待中一天天过去的。正因为她有如此难以忍耐的寂寞孤独的婚后生活，从而使她走向了生活的极端，断然抛弃平静奢华的少妇生活，去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性福”。据说，她和3000个男人上过床，喜欢在旅馆裸睡，她是民国第一位“身体写作”的先锋，不仅把情人的情书印刷成册，起名为《摩登情书》，还广而告之，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余美颜也被人称为民国最风流的女作家。余美颜，广东台山县人。她的父亲名叫余大经,是当地的典当商人，母亲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女士。余美颜从小颇有姿色，且天资聪明，高小毕业后自修英文和国文，言谈间常常高谈阔论，开口就是自由解放，一般人听她侃侃而谈之后，只道她是一代文学新人。余美颜，名如其人，成年后更加秀外慧中，才貌双全。18岁出嫁，丈夫原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谁知家业经济状况出现问题，新婚后不久，丈夫独赴美国经商，她遂成相思不已的怨女，坐困愁城。不久，她由于闲得无聊，出去打牌，却遭公公闲言碎语或严加训斥，平日唯有以泪洗面。父亲碍于情面，也无法帮助她，最后，她不得不走上了私奔的不归路。谁知到广州后恰逢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身亡，余美颜竟然作为这一桩刺杀案的嫌疑人惨遭拘禁，好在其姨父是位县长，将她保释出来，但婆家得知此事便坚决要求离婚，于是判其离异。不料父亲又控告她大逆不道，要求将她拘役一年，送往习艺所学习女工。一年后，余美颜走出习艺所，再婚做了一名港商的二房。在香港的那些日子里，光怪陆离的世界，给了她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她经常光顾戏院和赌场，不久，她就把丈夫给她的两万元钱花了个精光。丈夫登报声明说她“放荡不羁，挥霍无度”，并与她脱离关系，她便独自一身怀揣巨金周游世界，游走于美洲、东南亚之间，出国旅游让她觉得生活过得还很滋润。她曾几度坠入爱河，全都无果而终。回国后，她与南海县长的儿子住到了一起，一年多时间就挥霍金钱数万。南海县长得知后将儿子囚禁起来。她无计可施，只得奔波于京津沪筹款，没想到，为她神魂颠倒的男人比比皆是，很快凑齐两万多元。她本心想把钱还上，再续鸳梦。谁知县长太太收了钱后，南海县长还是要抓她当作“土娼”问罪。好在县长太太拿钱手短，劝解一番后，这个县长将她驱逐出南海县境了事。受此如此打击，余美颜不禁心灰意冷，她筹这些钱也不容易，一个女子，不出卖色相，人家也不会给她这么多钱。现在鸳鸯梦断，余美颜打算远走他乡，忘掉这一切。她来到了美国的旧金山，没想到在这里居然遇到她曾日思夜想的前夫，这让她心中重新和好、破镜重圆的希望油然而生。但前夫嫌她过于前卫，过于浪漫，认为覆水难收，拒绝破镜重圆。这一打击，令她幡然醒悟，于是决定回国。经受一次次情场生活的打击之后，余美颜顿悟情场变幻莫测，不再奢望爱情，只知走马灯般更换男人，境过即忘，人走茶凉。尤其是回到广州后，余美颜开始了放浪形骸的生活，她游走在无数男人之间，高兴的时候，就和人家过夜，享受性趣;不高兴的时候，就独自睡眠。当地小报上说余美颜在广州生活期间“军界官长多识之，莫不被玩于股掌之上”。后来，余美颜与其他三位同是世家闺秀的姊妹结了金兰之好，同来同往，号称四大天王。其中一个叫杨耐梅的演员，是中国第一位电影制片人。余美颜跳海自杀后，杨耐梅感从其身世，以余美颜的经历为背景，拍了一部无声电影《奇女子》，曾风靡一时。此时，余美颜毫无顾忌，经常因为骑马飞奔、在旅店裸体等而受罚，几年内竟因为这种胡作非为罚款达两万多元。这样不断罚款让余美颜身上很快就没钱了。没钱的日子，让余美颜十分难熬。她想起了曾经对自己表示过好感的一个富商，为了明天的饭钱，她决定和这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过夜，但条件是让对方拿3000块大洋过来。谁知富商来到亚洲酒店后，却狡猾地和余美颜讨价还价，只肯先给一半的钱，剩下的以后补上。余美颜冷笑几声,打开窗户，把富商给的1500元钱尽数抛到了窗下的马路上。由于亚洲酒店处在闹市区，余美颜抛下的1500块大洋，被过路的行人拾个精光。这件“阳台掷钱”事件，在余美颜自杀后，被数次搬上银幕，当时在广州可谓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就这样，余美颜在广州玩弄军阀，揶揄富商，后又再赴申城，浪迹天涯，想寻一能够托付终身的人比登天都难。无奈之下遁入空门，却因旧日相好不时骚扰而被逐出。最终在而立之年前后看破红尘，跳海自尽。可怜“红颜薄命”，她在遗书中说：“既无人生乐趣，不如逃离这个污浊世界，还我清净本来，我佛慈悲当肯援我遗魂以归正道”。那个年代，女性没有多少接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婚姻自由、没有事业和经济地位、完全是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大多数妇女的地位低下、命运悲惨也就是注定的了。虽然余美颜开始接受教育和接触新思想，追求解放和自由，但是传统的社会枷锁和三从四德的封建理念却像紧箍咒，让她得不到任何人生乐趣并把她一步步推向深渊，最终因为没有能力与黑暗社会抗争而早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34年11月，新文学珍本初版的《摩登情书》，称她与3000个男人上过床。这本浪漫情书包括她的简要历史、她和情人们往来情书、所接情诗。说起来，民国时代，有文化的女人很开放，很大胆，也很主动。男女同居不是稀罕事，婚后出轨的也大有人在。但出轨出到与3000个男人上过床，这有些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来世或可做一纯洁女子，得到真正自由”“在此黑暗社会偷生，毫无生趣，非寻死不可。”这是余美颜生前遗言。对于余美颜来说，用身体写作，可以博得文名。用身体放纵，可以得到金钱，但是余美颜毕竟是一个表面强悍、内心脆弱的女人，这样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不过，尽管结局悲惨，但对于余美颜这个民国尤物来说，爱过，恨过，风流过，也许，这已经让她感到满足。
古代皇帝请客趣闻：西汉大臣要跪趴在地上吃
古代皇帝请客趣闻：一国之君的皇帝，为了和下属搞好关系，也常常请客。只不过，皇帝请客称为“赐食”。所谓“赐食”，就是皇帝笼络或奖赏下属，而赏赐的一顿饭或吃的东西。不过，吃皇帝请的饭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史记》记载说，西汉初年有一个大臣名叫石奋，他的姐姐是刘邦的小老婆。石奋退休后，“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皇帝请石奋吃饭，石奋要跪趴在地上吃。“赐食”是恩宠。受赐者必须恭敬，跪趴着，肯定吃得不舒服。三国才子曹植在《谢明帝赐食表》中说：“近得赐御食，拜表谢恩。寻奉手诏，愍臣瘦弱。奉诏之日，涕泣横流。虽文武二帝所以愍怜于臣，不复过于明诏。”尽管魏明帝曹叡是曹植的侄子，但侄子是皇帝，就算是叔长侄少，君臣关系也必须分清。因此，得到“赐食”后，曹植要上表谢恩。当然，皇帝赐食下属，也有真情流露的时候。唐太宗的宰相杜如晦死后，唐太宗悲痛不已，“后太宗尝新瓜美，怆然悼之，辍其半，使置之灵座。”这半瓜之赐，出于一个皇帝的真情，非常难得。唐玄宗召见李白并看了他的文章后，“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唐玄宗因为爱才请李白的客，也是出于真情。北宋宋真宗有了儿子后，很高兴，要请客，并且“宫中出包子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皇帝有了儿子，以金珠赏赐大臣，与大家同喜，也算出于真情。《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明朝皇帝请客的情景：“太祖时，百官朝退，必赐食于廷。盖用法虽严，而驭臣有礼。且其事每日赐对无间寒暑，即恤劳亦宜然。至末年赐亦渐疏，唯每月朔望日。各衙门大小堂上官俱有支持酒馔，历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统七年，光禄卿奈亨始奏罢之。惟元旦、冬至两大节筵宴，礼部奏请举行。其他如立春则吃春饼，正月元夕吃元宵圆子，四月八吃不落荚，五月端午吃粽子，九月重阳吃糕，腊月八日吃腊面，俱光禄先期上闻。至若万寿圣节、郊祀庆成，则有大燕。太后圣诞、皇后令诞、太子千秋，俱赐寿面，又不再此例。”明太祖朱元璋算是个勤奋的皇帝，他每天上班处理公务，下属们跟着忙活，朱元璋过意不去，他请客是经常的事情，吃喝的食物也很丰盛。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皇帝长期不办公，就不经常请下属们的客了，下属们只能等着太后、太子过生日时混几口吃喝。此外，就是逢年过节弄点元宵、春饼、粽子等。因此，做下属的若是一味指望着皇帝请客来一饱口福，是很不靠谱的。清朝的名臣林则徐也曾受道光帝赐食，他的日记记载：“帮贵差曹正全回楚，奉到恩赏御书‘福’字、‘寿’字两幅，鹿肉一总封，恭设香案敬领。”当时，林则徐是湖广总督，以节俭名世的道光帝能请他吃鹿肉，很不容易了。
古代战争为何会有吃美女的习俗？血腥的一幕
如今的美女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娇好、美艳的象征。美女一笑可以倾人城，美女再笑能够倾人国!周幽王为搏得美女一笑，可以点起狼烟，看军士们气喘吁吁救驾的模样，以致亡国;唐玄宗为了让美女吃上惬意而鲜美的荔枝，可以让马从中国的最南方跑到西安。如此美女，在和平年代，可谓其乐也融融!但是，如果赶上国家不太平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竟有不少美女成了男人的美食。这种以人肉代替军粮的行为，在某些正义之师中也不能免。如史载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兵士共食3万人。当时人们相信这是事实，非常吃惊，韩愈却独持不同意见，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并写文章进行考辩。后世也曾有人重论此事，说张巡的军队所食3万不是百姓，而是阵亡的士兵的尸体;又说张巡杀死爱妾、许远烹熟书童的事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张巡的妾见情势危急而自杀，许远的书童是忧惧而暴亡，张许二公借机用他们的肉犒赏士兵，作坚固军心的手段。虽然史籍有所夸大，但不论黄巢还是张巡，因军中缺粮而吃人肉的事总是有的。古时战争残酷，在生死存亡的特殊时刻，环境逼使人性异化，回归到动物界同类相食的状态。战争中被围军队因粮尽缺食而吃人肉以填肠充饥的事，在古时候常有发生，至于其具体情况怎样，则少见有详细记载。明末清初在广东新会曾发生过一场战争，围城中很多平民百姓被军人杀死吃掉，其有关情况相对来说被记载得比较具体详细，现在阅读到这些记载，仍然令人感到恐怖寒心。吃死人1654年，原是张献忠部将的李定国，率军到广东与清兵进行多次交战，屡屡取胜。春夏期间，李定国军队的势力扩展至雷州、廉州，又先后攻克罗定、新兴、电白、阳江、阳春、高州等地，并将新会包围起来，长达半年之久。直到该年年底，由于清军不断增调援兵前往解围援救，形势对抗清部队不利，李定国才撤围离去。驻守新会的清军在此段长达半年的被围期间，坚守危城，顽强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