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曹操之间因何有心结？曹操抢过关羽老婆
我早年最大的梦想是当导演，不为别的，只为可以坐在摄像机旁，用教鞭似的棍子，驱策一群冷艳的美女在身边转来转去，这也应算是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吧。当然，潜规则的事，以本人高尚的情操，是绝对不会干的。 因此，当我看到一些所谓历史剧，正剧里头总要节外生枝地插进去一些子虚乌有的女人时，喜好历史的我，倒不会拿起板砖愤怒地拍，最多不去捧场就是，因为，这些导演的心思跟我早年一样，我何必跟我的同类生气呢。何止是影视剧节外生枝地出现一些女人，在现实中，节外生枝出现女人的事情还少吗？因为女人而发生节外生枝的事情还少吗？ 历史也是节外生枝的一场戏，包括曹操与关羽之间。 文/刘黎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缘起：危城中的师奶 引起两位英雄的兴趣 那些年，最早的一年是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那时候的曹操和刘备还是亲密的战友，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吕布。曹刘联军正在围困吕布最后的驻点：下邳城。 攻克下邳，拿住吕布，大家分赃，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历史还是忍不住安排一出节外生枝的戏。这个节外生枝还是来自一个女人，下邳城里头的一个女人。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女人不是我们熟悉的貂蝉美眉，大家不要迷恋貂蝉，貂蝉只是一个传说，城里头的这个女人姓杜，她老公叫秦宜禄，秦宜禄被吕布派出去出差到袁术那里去了，一直没回。杜师奶算是没主了。 一座将破的危城，一个带着孩子的师奶，却挂住了两位英雄的心。早在攻坚战打得很辛苦的时候，联军中的主将——关羽，找到联军总司令——曹操，递交了一份个人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个人问题。 报告内容大致这样：“报告曹总司令，敌方成员秦宜禄目前失踪，其妻子杜女士已算是无主财产，本人如今无子(可能当时的老婆没有生育)， 恳请组织在进城之后，将秦宜禄家属交给本人处理，此致敬礼，关云长”。原文是：“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 曹总司令没怎么在意，在那个胜者可分配敌人财产的时代，这种申请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曹总司令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关将军似乎有点过于强调此事。当时的他，到底是真的想收纳杜美眉，还是想替秦宜禄将其家属搭救出来，很难确定，反正，就在部队要进城的当天，他跑到前线指挥所，再次向司令部提出这个要求。向组织申请，一次就够，次数多了，组织会对你的申请格外关注的，组织太关注，有时候还真不是件好事。曹操是个人精，关二哥提多了，他倒是惦记起来，没多久，带着部队进城后，格外地关照杜师奶，一看，美得让他HOLD不住了，于是擅做主张收编了杜师奶。“乃自纳之”。至于关羽那边，大概批示一句什么要端正态度，理性对待司令部的决定之类的话打发了。 这起节外生枝的个案，是进了档案的，这些档案就是：《蜀记》、《魏氏春秋》和《华阳国志》。 而这起事件，在曹与关之间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当时的档案记录说：“羽心不自安”。你最惦记的东西让领导拿走了，你对领导还会信任吗？ 以后曹与关的关系，不妨也可以按照这种心理去剖析。 再相逢：关羽用业绩和人格来证明自己 平心而论，按照那个时代的战后俘虏处置原则，关云长这样的请求不算是过分吧，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分配，喜欢美女，按照正规程序，光明正大向组织打报告，我个人认为算不得是关二哥的污点。好汉做事就是要爽快，不爽快的倒是老曹，利用自己的权位，透支组织的信誉，严重破坏了团队的向心力。当时的关二哥，恨不得将老曹灭了。 大家都知道许昌围猎的事情，老曹在那次狩猎活动中，表现得很嚣张，堂而皇之地向外表示自己是汉中央政府实质上的一把手，关二哥当时就决定要灭他，被老大刘备制止。然而，《华阳国志》第六卷对关二哥动机的解释，则直接和那个杜师奶联系起来，说是咽不下这口气，要趁着狩猎灭老曹，大哥刘备觉得当时的国家离不开老曹的领导，因此没有批准刺杀行动，“先主为天下惜，不听”。 关羽当时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现在没法还原了。说他完全不夹带私人恩怨，那是太净化了；说他纯粹为了女人，那是太丑化了。我个人认为，对一个政治人物的厌恶，固然要从大节出发，然而，私德也未尝不是一个出发点。如今的世界，在声讨一个政治人物时，私德问题往往比路线问题还要命，何况老曹在对女人上面出过大问题，当年好不容易结成的政治盟友张绣，就是因为老曹在私德方面不谨慎，泡张绣的婶娘，导致犯下战略大错，把亲人和战友都断送了。 关羽要杀曹操，主要是从政治立场、政治利益出发，然而，私德方面的因素，则是这种政治动机中的感性因素，感性因素更能让政治热情喷发。 还好，曹刘后来分家了，关二哥不用每天在办公室看着一个让自己很不舒服的领导，撕破了脸反而更轻松。可是，历史总是节外生枝的，下邳事件两年后，又见面了。那是公元200年，大家都知道，关二哥因为和组织失去联系，暂时从皇叔队转会许昌队，成了许昌队主力球员。 再次见面，曹与关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历史是有记载的。曹操见关帅哥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观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老曹又不好意思直接去问，因为两人之间隔着包含杜师奶在内的阴影，于是派张辽去问，关二哥回复：“我不会留下来，但我会做出好成绩给老曹看再走人(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 曹关之间有心结 两个人都在做心理交锋。老曹带着些许内疚，用政治上的宽容，物质上的优待来弥补。关这边呢，故意做一个清高的姿态：老曹，我关某要做得漂漂亮亮地才走人。 有时候对待与你有芥蒂的领导，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业务做得特别漂亮，这样你走的时候，才会给他留下一个最潇洒的背影。 就在这一年，关二哥为曹操做了一单最了不起的业务：斩颜良。那一年许昌队与袁绍的河北队在白马打一场遭遇赛，来自皇叔队的外援关二哥，单人带球，冲过河北队一重重的防卫，杀过全场，径直奔向对方的球门，踢进了史上最精彩的一粒进球——斩杀河北主力队员颜良。然后，关二哥拍拍手，连球衣上的汗渍都未曾洗掉，就放弃许昌俱乐部丰厚的年薪，高傲地离球场而去。 关二哥的走，主要是出于忠于皇叔队，但也未尝不含这样一种心理：老曹，你当年做得那么难看，我关某偏偏要做得比你好看，愧死你。老曹似乎也有点愧，居然没有追击。 结局：女主人公似乎很幸福 其儿子靠“乖”立足官场 讲完了两个大男人的恩怨，那些小男人小女人也还是需要有个结局的。小男人——杜师奶的老公秦宜禄，出差到袁术那里搬救兵，救兵没搬到，自己被扣押，被迫娶了汉朝的公主。历史几度波折，小男人秦宜禄随着风波不由自主地来到了曹操的单位，老曹看着自己女人的前夫，觉得不好意思，于是给了他一个县长当。 秦宜禄其实也曾经是个好汉，当年在长安将董卓刺下马的三剑客，他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毕竟不是关云长那样的大英雄，不能也杀个颜良之类的猛将给老曹看看，让老曹害臊，于是只好在老曹手下拿薪水过日子。 男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女人变成了别人的，而这个别人正好是给自己发工资的老板。后来，刘备和曹操翻脸，刘备走人，经过秦宜禄管理的地盘，张飞就笑话他：“姓秦的，你老婆都被别人抢了，你还好意思给别人打工，你真是个怂人(人娶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秦宜禄的血性被激发，于是跟着刘备张飞走，走了没几里路，三分钟的血性又降下来，居然还是想回到曹操那边去，张飞可不答应，把秦宜禄咔嚓了。哎，这男人有没有血性，差别可大了。 杜师奶跟嵇康是亲戚 秦宜禄没了，战争让男人变炮灰，让女人走开，杜女士还得活下去。她带着秦宜禄的骨肉——秦朗，生活在曹操的家里。她心态如何，没有记载。不过《三国志》上有她的生育记录，她为曹操生了曹林、曹兖，还有金乡公主。曹林的孙女嫁给了大才子嵇康；曹兖是个文艺青年，喜欢跟曹植搞文学竞赛，但天赋不帮忙，总是赶不上。 那位小秦朗，生活得很幸福，老曹倒是个对继子没偏见的人，他爱杜女士，也爱杜女士和别人生的骨肉，这个倒像“射雕”里完颜洪烈对杨康的爱。每次举行大型宴会，老曹总要当着嘉宾们的脸晒父爱：“你们说说，世上哪有像我这样痛爱继子的？(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秦朗在曹家生存的秘诀就是——乖。因为乖，曹家的大哥曹丕从来不找他的麻烦，因此他也没出过麻烦。他在曹家的侄子——魏明帝曹睿，可喜欢这位姓秦的叔叔了，无论出席什么活动，都要带着他，当然，曹睿不叫他叔叔，而是叫秦朗的小名：阿酥。一个大男人的，被自己的侄子辈阿酥阿酥地叫唤，那滋味也怪极了。 阿酥很乖，曹睿任命他为重要的干部，本来是负有重大使命的，阿酥却只是一味地乖。皇帝做错事，甚至杀错人，他不吭声，“不能有所谏止”；有什么人才需要推荐的，他也不吭声，“又未尝进一善人”。领导喜欢我，拿着工资奖金不吱声就行了。 特殊的身份，惨痛的家庭史，又处在一个显耀的权贵家族里，不乖不行。曹家很喜欢他的乖，于是给他建大别墅，给他发高工资，文武百官因为他和皇帝走得近，纷纷贿赂他，巴结他。因此，阿酥过得很幸福，算是对他不幸父亲的一种补偿吧。 结语：写此文不是为猎奇，而是探索一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心理。人群的划分，基本是以政治、利益、信仰等为最大公约数，然而，在此之外，如果以“那些年我一起追过的女生”为最大公约数，用这样一种男女关系的视角来看古代历史，看某些古代历史问题，看某些古代历史人物，会不会还能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真相呢？ -
谁导致了蜀汉的灭亡？并非昏庸后主刘禅
我们看到，在东汉末年诸侯并起之际，知识分子——或曰士大夫，或曰儒者，或曰文人——比以往江山一统的年代更能拥有发挥自己才华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因为他们有较多的主公可以投奔，可以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那样，此地不合则另走一家。因此，东汉末年事实上是一个人才大流动的时期，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奔走于诸侯之间，以求谋得终生的富贵和死后的英名。 但令人惊讶的是诸葛亮一直在隆中隐居，从来不曾跑到任何一家诸侯那里毛遂自荐；与他相反，他的好友，同样为东汉末人杰的庞统却是自个儿跑到刘备那里去的。诸葛亮沉静地坐在隆中的草堂上，坐在他的书桌前，好像算准了刘备会来一个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 其实，如果我们想起庞统自己跑去找刘备，却因为外表不佳而备受刘备冷落时，就可以明白诸葛亮为何隐居不出，不主动地寻找主人——他要的是一种机缘和地位，只有当刘备三顾茅庐并聆听其教诲后，诸葛亮才能以一个比刘备年少近二十岁的青年人的身份迅速成为刘氏集团中的二号人物。很难想象，假如当年诸葛亮自己跑到新野县追随刘备，刘备会对他有多大的信任。 东汉的灭亡是迟早问题。就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样，东汉灭亡之后，割据的群雄必然要为万里江山拼个鱼死网破。刘备以其颇有作秀嫌疑的虔诚邀请诸葛亮加入了他那个风雨飘摇的小集团，诸葛亮以他对天下重建的长期思考结果立即打动了刘备，成为他最大的砝码。诸葛亮的设想是曹操占据天时，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诚不可以争锋矣；而江东孙氏，国险民附，占有地利，也只能引为外援而不能图之。因此，刘备最好的办法是结束多年的颠沛流离，占有一块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的最佳选择是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如同汉高祖当年以四川起家得天下那样，只有占据了益州这块富庶的根据地，将来才有逐鹿中原的本钱。 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而且也是一个很具操作性的想法。事实上，正是这一想法，使刘备从此摆脱了寄人篱下的悲惨处境，虽然仅有一州之地，但也足以三分天下了。 被绑上了刘氏集团的战车 诸葛亮在离开隆中追随刘备时，曾再三告诫他的兄弟要看好家园，他将来还要回来。而多年以后，当他位极人臣，身为蜀汉的第二号人物时，他在给后主的奏章中又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时的诸葛亮再也无法回到青年时的隆中了，但他希望子孙能够自食其力，囿于农桑。这到底说明了诸葛亮性格的淡泊（他曾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话），还是说明了他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在打一场根本没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战争，在从事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知之的事业？ 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一书中，以现代企业为喻，对诸葛亮和他一生的事业作了一个形象的定位分析，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
刘备联孙拒曹有始无终 病危托孤诸葛亮极度悔恨
三国鼎立时，东吴孙权遣吕蒙诸将袭取荆州，关羽父子兵败被杀，蜀汉遭到重创。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大转折。史学家对此问题作深入研究者不多，也有人认为关羽没有认真执行诸葛亮的“联孙拒曹”战略，把主要责任都推到关羽身上。我也曾有过类似看法，现在再次研读《三国志》，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再说，我也曾怀疑诸葛亮也许对“联孙拒曹”战略有过改变，现在仔细考察，怀疑也缺乏事实根据，不能成立。 刘备屯兵新野时，考虑到手下缺少为之出谋献策之智囊，希望把徐庶招纳帐下，徐庶推荐了诸葛亮。刘备至南阳隆中拜访，第三次才相晤。诸葛亮对当时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并提出应对计谋，刘备听了，心悦诚服，从此就重用诸葛亮。用刘备自己的话来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可见其亲密之程度，已须臾不可分离矣。 诸葛亮之主要论点，《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颇详。后世文史论著把这次谈话内容单列成篇，题为《隆中对》。共两个部分，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一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简言之，就是只能联孙。一为“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简言之，不仅联孙可以拒曹，而且可以灭曹。 因为都是对未来局势的预料，这一战略有几处相当含糊：“若跨有荆、益”，未能明确用何种方式“跨有”，亦即“占有”。似乎诸葛亮也有一旦占有“荆、益”，即不松手之意。再说，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在先，“外结好孙权”在后，一再强调了“联孙”。但是随后就认为“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再没有提到如何解决孙权的存在问题。可以看出，诸葛亮虽然如此强调“联孙”，实际上对孙权仍旧有一定程度的藐视。 主张“联孙拒曹”的诸葛亮尚且在一定程度上藐视孙权，刘备、关羽等人藐视孙权的程度则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发生这种情况，自有其原因，孙权自知既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条件，又无刘备“中山靖王之后”的政治资本，于是采取低姿态以自保，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正因为孙权确实没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刘备、关羽诸人由此放松了对孙权的提防。 当然，刘备的“联孙拒曹”有过良好的开端。那是刘备被曹操的大军追迫得十分狼狈时，到了夏口。“遣诸葛亮自结与孙权”。孙权也感到为难，张昭等人力主迎曹操，较年轻将领认为迎曹操无异自取灭亡，主张坚决抵抗。于是孙权“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刘备与孙权“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这就是以少胜多，从而确立了三国鼎立的基础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刘备、孙权都是受益者，但是无论从人力物力或其他方面的条件来说主要是依靠孙权的实力，刘备所作的贡献微乎其微，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鲁肃诸人也从大局出发，主张与刘备保持良好关系，所以孙权开始向刘备大幅度倾斜。 刘备原无安身立命之地，赤壁战后，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此时刘备就从周瑜所辖南郡属下获得了用以安顿将领家属与军旅的一大片土地。《江表传》说得最具体： 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公安。 刘备觉得地盘仍旧嫌局促，于是“〔复〕从权借荆州数郡”。是否刘备从孙权处借得？是个疑问。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说：“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似乎刘备攻占“数郡”之后，孙权默认这些地方属于刘备势力范围而已。《关羽传》也说：“先主收江南诸郡”，如出一辙。那么又何以此事被说成是借荆州呢？仍旧可以从“(复)从权借荆州数郡”找到根据，“零陵、桂阳、长沙三郡”都属于荆州是毫无疑义的了。 刘备让诸葛亮去“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可见刘备、诸葛亮对这三郡的重视程度，后来一直拖延、推诿，不肯归还给孙权，原因在此。 应该说陈寿所著《三国志》，就史胆、史识而言，不愧为佳作，而在地名使用上仍欠统一，不够规范。《吴主传》又有“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之说，此荆州又不包括长沙、桂阳了。 无论在地名上有何混乱之处，有一点是明确的，刘备、诸葛亮决心把已取得的诸郡作为进攻益州的根据地，所以用全力经营，非万不得已决不归还。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本来已告一段落，就孙权而言，可以说对刘备已仁至义尽，不仅主动腾出油江口(公安)给刘备，刘备再要求占有长沙等三郡，也满足了刘备。此时彼此之间应该亲密无间，十分和谐地相处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孙权居然又进一步对刘备“进妹固好”。“固好”者，要把双方亲密无间的形势保持下去也。 诸葛亮刘备关羽（清代塑像） 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孙权的意料之外，“进妹”反而引起双方发生尖锐的矛盾，孙权之妹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负政治重任，她骄横成性，洞房中布满刀光剑影，刘备未感到温柔，因而对孙权此举心存疑虑，进而对之加以防范。孙权之妹自觉无趣而归宁，刘备、诸葛亮又令赵云截江夺斗。此事遂以孙权失尽体面而结束，“固好”未成，后患随之。 双方既然交恶，刘备的日趋强盛，当然被孙权认为是莫大的威胁，索回当初所借之零陵、桂阳、长沙诸郡乃是理之当然。借时有无具体协议，未见记载，是否言明取得益州，即归还荆州已不得而知，孙权在刘备取得益州之后索还荆州，可谓时机非常恰当，否则以后更难启口。 查考《三国志》刘备、诸葛亮、关羽、孙权、鲁肃、吕蒙诸人传略，可以发现索还荆州一事，因甚不顺利，在数年之间曾进行多次，而且既有孙权与刘备的首脑一级的交涉，也有鲁肃与关羽之间的直接谈判。两个层面交叉进行的。 可以确认，赤壁之战取得胜利后，至少是借得零陵、桂阳、长沙诸郡后，刘备已将“联孙拒曹”战略置于脑后而不顾了。否则，他对那椿婚事也应该采取比较委婉的态度而稳妥处理，即使难以继续，也能够使对方不致如此难堪的。孙权一再忍让，刘备所借荆州迄无归还之意，正式向刘备追索，于情于理，均无不妥之处。 据《吴主传》，建安十六年(211)，刘备攻入益州，刘璋投降，三国鼎立的形势，进一步得到巩固。随之： 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 会备到江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 此处用“从求”二字，可见孙权索还荆州整个过程，派遣诸葛瑾之人选既为诸葛亮之兄，其人一向以忠厚长者身份出现，典型的和事老角色，态度上温和之至，决无盛气凌人之霸道。然而，仍被刘备拒绝。理由是要得到凉州之后，才能归还。刘备没有能信守当初承诺，节外生枝，提出来凉州问题，可以说达到了“欺人太甚”的地步。如果他还想“联孙拒曹”的话，决不可能如此强词夺理的。 关羽将孙权所指派的三郡“长吏”尽逐之，当然是刘备的决定，他是执行者。率领三万兵至益阳，更十分明确是刘备的指派。诚然，关羽对孙权及其部属向来很不友好。但此两事并非关羽主动，完全服从刘备之命令行事无可怀疑。 据《先主传》，记载与之基本相同，但较简略，时间则为建安二十年(215)，两处记载相距四年，不言而喻，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一事，至少被刘备搪塞、拖延了四年之久。 《鲁肃传》较《吴主传》《先主传》更多了许多具体情节，尤其“将军单刀俱会”时，鲁肃与关羽彼此之间的争执，使气氛非常紧张，险极惊极。此次关羽赴会亦非关羽主动，更非关羽之职责。因为“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往益阳，与羽相拒”，这才发生“肃邀羽相见”的“单刀会”。 刘备命令关羽与鲁肃去交涉，关羽只能遵命，刘备不愿归还荆州，关羽不能擅作主张，答允归还。更何况关羽为人一向骄傲，对孙权及其文官武将藐视之程度较刘备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鲁肃直截了当向关羽质问，关羽根本不作正面答复。“座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在耳，何常之有？’”。十分可能是刘备与关羽商量好的措词，由“座有一人”去说，乃是一种计策。这句话比“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更后退了，根本不想归还荆州，而意图永久占领了。而且把自食其言自我美化成“惟德在耳”，令人难以容忍。这次“单刀会”就此不欢而散。 刘备满足于既得利益，早已忘怀“联孙拒曹”之战略，孙权亦未出兵力争。曹操部属进驻汉中时，刘备感到益州受到威胁，又恐两面受敌，被迫退了一步。《吴主传》： 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可见孙权并未趁人之危以报复，而是谦恭地“令诸葛瑾报”，派“和事老”再一次表达了“更寻盟好”的姿态。照常理说，这正是恢复执行“联孙拒曹”战略的良机。事情却再一次逆转，而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事实证明孙权没有计较赵云“截江夺斗”等以往的老账，为了“更寻盟好”，有了大动作。《关羽传》： 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此事责任也不全在关羽，刘备本人当初对联姻之事以决绝收场，对关羽影响极大，如果同意将女儿许配孙权之子，无异与刘备步调不一致也。当然，关羽也可婉拒而不“辱骂其使”，但就关羽之性格而言，如此辱骂使节，乃是必然的。 关羽对孙权之态度基本上与刘备保持一致，比较粗鲁专横，刘备也不可能劝阻。刘、关二人，一为蜀汉政权领袖，一为与东吴唇齿相依的、荆州地区(后来应是狭义的荆州)实际统治者，对两桩婚事都以交恶结束，蜀汉与东吴之友好自然难以实现。“进妹固好”失败了，“更寻盟好”又成为泡影，孙权在痛苦中反思，结果听信了吕蒙的计谋，开始麻痹关羽，最后将其消灭。站在东吴统治者孙权的立场思考，似乎也可理解。 关羽的被害，对刘备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成为莫大的仇恨，而且企图立刻报复，不冷静至极。本来把曹操作为主要的敌人，随着形势的变化，把孙权作为主要的敌人了。“联孙拒曹”的战略就此成为历史而不复存在。于是倾力沿江东进，在战术上又屡犯错误，被东吴名将陆逊所击溃，羞愧交集，病死于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虽并未明确反省执行“联孙拒曹”战略有始而无终之错误，却也未将错误与失败之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仍不愧为大丈夫。 白帝城 应该如何对待刘备、关羽？孙权可谓煞费苦心，两次派遣友好使者都是通过深思熟虑而决定的人选，都选中了颇有资历的诸葛瑾，此人正是刘备阵营中第二位人物，亦即坚决主张“联孙拒曹”的诸葛亮的兄长。按理说，诸葛瑾乃是最佳人选，他的出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事实并非如此，是否诸葛亮已改变他原定的战略呢？ 正因为刘备的入川，既有一批得力的文臣武将，对方刘璋也是汉室宗亲，刘备既是中山靖王之后，占了一定便宜，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但刘备对诸葛亮的依赖因此也逐步递减。《诸葛亮传》中有巨大空白，一开始与关羽共守荆州，后即随刘备西征，仅说平定成都之后，“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如此而已。对魏之曹操、吴之孙权有何交涉？有何战事？有何联系？均未涉及。被作为一名大管家使用矣！ 刘备自信过甚，关羽水淹曹操七军，“威震华夏”，刘备很可能认为无论“拒曹”或“灭曹”均无“联孙”之必要，凭自身实力即能办到。因此，当初他之有诸葛亮“如鱼得水”之感觉亦已不复存在，即使诸葛亮再次强调“联孙拒曹”，刘备亦当作耳边风矣！ 《魏略》： 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 此乃诸葛亮曾被刘备冷处理多年之铁证，当然“联孙拒曹”的战略同时也被冷处理多年，并进一步演变为与孙权不共戴天之局面。诸葛亮是否曾竭力劝阻刘备东征？固无明确记载，但《法正传》载明： 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222)，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诸葛亮为群臣之首，又一向主张“联孙拒曹”，断乎不可能袖手旁观，应该一再进行谏劝才符合他的立场、品德。可见在刘备称王、称帝前后，诸葛亮对刘备的发言权已经远不及从刘璋手下投奔来的法正矣！ 种种迹象表明诸葛亮始终坚持“联孙拒曹”战略，对于荆州问题，固然亦未明确表态，希望同时拥有益州、荆州，已有蛛丝马迹可寻，然如果荆州问题解决不妥，无法“联孙”时，诸葛亮仍将忍痛作出让步而保持“联孙”局面。曹操进驻汉中时，刘备归还荆州予孙权，主要为形势所迫，亦不能排除诸葛亮起了一定作用。 刘备病危，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恢复了对诸葛亮的信任，也可能反映出他内心对于“联孙拒曹”的重新认识，感到未能认真执行而遭致惨败的悔恨。给后主刘禅的诏书谓：“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更是他本人晚年未能遵循诸葛亮“联孙拒曹”战略的沉痛检讨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刘禅即位，诸葛亮“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陈寿编著《三国志》，为诸葛亮写了相当详尽的传记。为诸葛亮编辑了文集，并为此事向朝廷上了奏章。再次强调了诸葛亮辅助刘禅，取得之显著政绩，主要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但是，就刘备本人而言，他的“联孙拒曹”依旧是有始无终的大悲剧也。
刘备如何将诸葛亮绑上战车为其卖命一辈子？
诸葛亮在离开隆中追随刘备时，曾再三告诫他的兄弟要看好家园，他将来还要回来。而多年以后，当他位极人臣，身为蜀汉的第二号人物时，他在给后主的奏章中又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时的诸葛亮再也无法回到青年时的隆中了，但他希望子孙能够自食其力，囿于农桑。这到底说明了诸葛亮性格的淡泊(他曾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话)，还是说明了他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在打一场根本没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战争，在从事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知之的事业? 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一书中，以现代企业为喻，对诸葛亮和他一生的事业作了一个形象的定位分析，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 刘备对诸葛亮有知遇之恩，将他和自己视为鱼水关系，这自然令身为儒者的诸葛亮会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决心，而诸葛亮偏偏在人格上又是一个执著隐忍而且一板一眼皆有度的人，这当然更使这种决心从下定之日起就坚如磐石。不知晚年的诸葛亮在锦官城外，浣花溪旁，是否为他一生的选择感到后悔过?因为当刘备一意孤行，不但失掉荆州而且失掉了蜀汉最基本的国力之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远大前程早已没有实现的可能，诸葛亮是否会为此感到当初跟随刘备是一种人生的错误选择呢? 在东汉末年那样一个群雄割据的岁月里，诸侯间的地位应该说是平等的，都是东汉的臣子，都是因为天下大乱才雄心勃勃地拥兵自重，因而从本质上讲，刘备也并不因为他和东汉的皇帝同一个姓，而且据说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这种后裔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早已血淡于水)，从而就具有更大的号召力或凝聚力——将刘备称为皇叔，并认定百姓对他一往情深乃是罗贯中小说一家之言而已，原本当不得真的。因此，诸葛亮在隆中隐居出山之前，完全可以投靠当时的任何人，在“任何人”中，曹操身为汉室丞相，亦雄才大略，算得上是诸葛亮投靠的最佳人选;此外，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乃至当时据有河北方面的袁绍，每一位主公都比刘备要有势力得多——刘备在起用诸葛亮之前，一向惶惶如丧家之犬，先后投奔过公孙瓒、吕布、曹操等人，在新野亦只是在刘表手里分得一杯羹。 因而，如果我们像许倬云那样以现代企业来形象化三国的话，那么诸葛亮显然进了一家业绩相当差劲，且后续乏力的公司;相反，像曹操和孙权这样的强势公司，因为其董事长没有对诸葛亮来一番虚伪的礼贤下士，诸葛亮竟轻易地将它们放过了。他决心为刘氏集团打工，并不是因为这家公司是一只绩优股，有着如何光明远大的未来，而是因为它的董事长对他有知遇之恩，对他求贤若渴。 因此，诸葛亮感动了。他改变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生规划，遂许驱驰，从此被绑上了刘氏集团的战车。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也感动了，从此认定士为知己者死，哪怕这个知己乃是谬托，乃是作秀，乃是披着羊皮的狼。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缅怀诸葛亮这位士之楷模时感叹生不逢时，没有运气遇到刘备那么礼贤下士的主子。 因此，没有找到好主子的奴才们总是自怨自艾，在诗词歌赋里发着怀才不遇的酸味牢骚。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千载以来最优秀的文章之一，曾长期使那些处于逆境的孤臣和愤懑之士诵读不已，为之怒发冲冠。一千七百年后，它甚至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它是要教我们成为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忠烈之人吗?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即是针对《出师表》而发出来的。它的全文如下： 恍然，错觉那是一个远行的父亲对留在家乡的儿子的谆谆教诲。 然而，篇首的“臣亮言”三字，又无情地表明了这只是一个出征的臣子向君父所上的奏章而已。 从指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的危机到“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规劝，诸葛之心可谓人神共鉴。其一生擒孟获、定南方、出祁山、伐中原，的确做到了他所许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然而，恐怕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一生苦心扶持的蜀汉王国，在他死后仅二十来年，就败在了自己曾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君主刘禅手上。 刘禅的平庸无能与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是人所共知的，连先主刘备临终向诸葛托孤，也不得不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刘备的意思似乎是说，如他的儿子刘禅不能胜任的话，诸葛亮可自己做蜀国之君。不少人读书至此，大多称赞刘备的宽宏与气度。实则大谬也!这一招正是刘备把诸葛亮推向死心塌地为他的傻儿子做儿子(臣子)卖命的一条毒计。 以刘备一生之虚伪狡诈，安能不知诸葛亮知识分子气质中的那种恪守臣道、投桃报李的愚忠思想?岂能不知自己的儿子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刘备这一招欲擒故纵的手法便使得诸葛亮绝不敢动废主自立的“贼心”。是时，“孔明听毕，汗流满面，手足无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见《三国志》) 从此，以诸葛亮之智、之聪、之能，竟不得不听从于刘禅之蠢、之愚、之笨。
诸葛亮卑鄙篡权：揭秘如何废掉刘备托孤重臣李严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开始，蜀军围陈仓，但是由于军粮耗尽再次无功而返。 次年的建兴七年（229），三次北伐开始，诸葛亮遣大将陈式攻魏之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迎战，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军，亮取二郡。至此，后主诏诸葛亮复丞相职。然而这数次北伐中，依旧不见李严等一干东州和益州集团骨干人士的踪影，相信李严他们对此肯定是会有意见的。 李严在诸葛亮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地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的上庸守将孟达，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这样的语句来招降孟达：“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一直以来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时刻不忘的，也是时刻以此为己任的。但蜀汉前后三次北伐这样重大的行动，诸葛亮都没有一丝让他参与的做法，也是肯定让他十分不满的，因此他除了发出前面所说的“求以五郡置巴州”等等表示不满的信号外，还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诸葛亮一直以来排挤他这一举动的反击。 他在一次给诸葛亮的信中“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和孙权劝曹操称帝相仿佛，但又很难说清楚他是想把诸葛亮摆上众矢之的位置，还是在嘲讽诸葛亮。总之不管怎么样，诸葛亮很清楚李严这一举动绝没安什么好心，因此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上这个当： 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不过诸葛亮这话却有点前后矛盾，前面他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似乎对目前位极人臣的状况已经心满意足，但后来话锋却急转直下，称王受九锡，就成了有着自己封“国”的诸侯，乃是那个时代人臣所能达到的巅峰，诸葛亮在回绝了这一不知道是有着什么居心的建议后，在结尾时又偏偏来上了一句“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就与他前面表现的心满意足的态度产生了矛盾。 这样的话出自诸葛丞相之口，与他历来被说成“谨慎谦恭”的风格是极不相称的，但我却以为这才是他个性和思想的真实写照，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但却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于漠视刘禅的态度。陈寿对他的评语，有几句是相当中肯的： 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这几句，一说出了诸葛亮的生平抱负是“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二说出了诸葛亮对自己的评价，表现出他自视极高、当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态度，实际上诸葛亮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这几句话而展开的。 建兴八年（230），魏大将军曹真三路攻蜀，诸葛亮拒之，随即准备第二年出军进行第四次北伐。这回他再次要求李严率军北上汉中受他节度，诸葛亮在后来列举李严罪状的表章中，对李严当时的反应是这样写的： 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李严这个时候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显然正如诸葛亮所言的那样是“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而李严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为借口向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随便拿来就用的借口，他对诸葛亮开府而他没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此刻他看似随便地举了这么一件事情做例子来逼诸葛亮，事实上正是表达了他北上汉中的条件，是要得到他这个和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所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诸葛亮一样，可以开府选拔官吏。 诸葛亮当然是不可能答应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对曹魏势力强大的压力下，与李严这样长期僵持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李严和他二人，虽然在权力斗争中互不相让，但在对维持蜀汉政权生存的这一根本点上，却是绝对没有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协，“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继续把江州一带保留给李严；而相对他的妥协，李严也作出了对应的姿态——“将二万人赴汉中”，同时接受诸葛亮的任命，担任中都护署府事《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并将自己的名字由严改为平。按那时的解释，平字含义大致为行事有序、平定乱事，这相当符合当时的形势。 李严终于去了汉中，在刘备死后首次与诸葛亮共事，看上去似乎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 建兴九年（231）春，蜀军在诸葛亮的统帅下第四次北伐，兵出祁山与魏军对峙。然而诸葛亮这次依然运气不太好，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碰上了连续的暴雨天气，导致汉中的粮运不继。而后的整个事件就显得比较富有戏剧性了： 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之所以说这次的事件有戏剧性，是因为以李严这样一个极富政治经验和军事能力的人物，居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仅仅由于暴雨而导致粮运不继，他就先让参军狐忠、督军成籓等一群人去前线以朝廷名义召诸葛亮撤军，然后上表后主说诸葛亮撤军是诱敌之计，而当他在汉中听说诸葛亮开始撤军时，却又假装吃惊地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种种互相矛盾的漏洞前后非一，导致最后“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不过这件事情，虽然因为蜀国“国不置史”和各种原因造成资料不足，因此不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做出其他的解释，但从逻辑上来讲，以李严这样的人物，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未免显得过于愚蠢了些。如果说他设计这个圈套的目的是在于“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的话，那么他又焉能想不到他这一大堆公文全都捏在诸葛亮和后主的手中，“前后手笔书疏”都“违错章灼”历历在目，他这个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断粮退军在蜀汉北伐中并非首次出现，况且由于天降暴雨导致道路不畅的粮运不继，也并不会对他政治生涯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如此小的问题上去冒如此大的风险，而且还明显是把自己的把柄拱手送到对手和皇帝面前去让他们来处理自己，这样的错误和圈套也实在过于弱智了些。要是李严连这些都意识不到的话，那他这个跟头栽得一点都不冤，因为这完全不像是他这样一个拥有几十年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所应该犯的错误。 不过，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李严最终被贬为平民，在与诸葛亮的权力斗争中败了下来，这标志着蜀汉政权中再没有可以威胁荆楚集团地位的势力存在，而诸葛亮也再找不到一个有足够分量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彻底地巩固了他的地位。在蜀汉政权中，甚至将皇帝包括在内，他也都是唯一掌握着蜀汉最强实权的第一人。
汉朝为何拐卖人口屡禁不止：只因豪门蓄奴成风
古代中国将拐卖人口称为“略卖”，从汉代开始，法有明文此乃大罪，但因为有较大的收益，虽说王法如炉，这种买卖依然千百年来有人做。 在古代特别是蓄奴成风的汉代，将男孩子拐卖的主要目的是做奴隶，就如拐卖智障者进黑砖窑一样，以此最大限度地从奴工身上榨取利益。而拐卖女童，主要是卖给大户人家当奴婢或卖给那些“妓女专业户”训练，等其长大后再让其入青楼为养母谋利。 历代王朝写在纸面上的律法，对“略卖人”的处罚是相当严重的。汉代将拐卖行为与群盗、盗杀伤人、盗发坟冢等重大罪行并提，并处以磔（音同“哲”，砍头后并将尸体分裂）刑。后世王朝的立法基本上沿用这类规定，只是刑罚轻重有所不同。 如唐律根据拐卖人口的结果不同而区别给人贩子定罪：将他人拐骗为奴婢，或将他人卖给别家做奴婢的，处绞刑；为部曲（介于奴婢与良人之间的社会阶层）的，处流刑三千里；为妻妾子孙的，处徒刑三年。《元史·刑法志》载：官民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一律交有司处置。元朝略卖人口和造假币、掘墓、纵火一样是大罪。 中国古代人身权利是不平等的，因身份而有差别，因此被拐者的身份不同，对人贩子处罚是不一样的。拐卖别家的奴仆，在官府看来，和盗卖人家的财产不一样。若拐卖“良人”去给人当奴婢，等于让一个人的身份遭到贬谪，丧失了自由，那么处罚起来尤其严重。如《大明律》规定：拐卖的是他人的奴婢，比拐卖良人轻一等。
揭秘司马迁及其女婿与外孙都不得善终
司马迁仅仅因为替李陵说情而被处宫刑；其女婿杨敞因“素谨畏事，不敢言”，却受惊吓而亡；其外孙杨恽仅仅因为一封发牢骚的信而被判腰斩。历经三朝，司马迁和外孙因敢言获罪，女婿则因不敢言也不得善终，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司马迁被处宫刑的事大家都十分熟悉了，故不赘述。在这里只说说其女婿杨敞与外孙杨恽的事情。 杨敞是华阴人，“素谨畏事”，昭帝死后，即位的昌邑王淫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决定废掉他，让大司农田延年通知杨敞。 “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汉书·杨敞传》)此时，杨敞夫人，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站了出来对他说： “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于是“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但“宣帝即位月余，敞薨”，我想，与他受此惊吓不无关系。看来此女颇有其父之风，而女婿则不济事。 外孙杨恽也承接了其外祖父的家风。他先因功被封平通侯，后被免为庶人。“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其友人安定太守孙会宗写信劝他，他写下了著名的《报会宗书》，此信“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腰)斩。妻子徙酒泉郡”。而他在此信中，只不过发发牢骚而已，“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痛定思痛，故决定唱着“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长为农夫以没世矣”。结果不知何处刺痛了宣帝，命运比其外祖父更为悲惨。 观司马迁与女婿及外孙的遭遇，可知活在皇帝统治的时代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拍《××王朝》《××皇帝》的人，为何独独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对皇帝的统治津津乐道呢？
浅谈汉朝房价收入比
《九章算术》是汉朝人编写的数学教材，里面有这么一道应用题：“今有取保，一岁价钱二千五百，今先取一千二百，问当作日几何？”换成我们的话，就是小明给人家打工，年薪2500钱，现在他要买房了，没钱交首付，想预支1200钱的工资，试问小明需要工作多少天，才能把这1200钱还上？ 这道题太简单，所以我不关心怎么求解。我关心的是，应用题里提到的这个打工仔一年能挣2500钱，是不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换言之，在西汉或者东汉，一个普通打工仔的年收入会不会就在2500钱上下。 资料显示，年薪2500钱，比东汉工薪阶层的收入低一些，但是非常接近西汉工薪阶层的收入。 比如说，西汉名人东方朔刚参加工作时，每月“俸钱二百四十”。月薪240钱，年薪自然是2880钱(不计闰月)。跟2500钱很接近吧？ 建国前后出土的西汉木简上也记载，当时一普通打工仔(佣工)，“月值四百廿四”。月薪424钱，年薪5088钱。收入较高的，“积四月，直二千八百”，四个月能挣2800钱，年薪是8400钱。一个年薪5088钱，一个年薪8400钱，都比年薪2500钱高出两倍，但也不算太离谱。您知道，现在的打工仔收入差别更大，同样给人家干活儿，没能耐的年薪一两万，有能耐的年薪一两百万，不稀奇。 再看当时房价。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收录有西汉居延县两户百姓的家产清单，一户叫礼忠的，家里房子值10000钱；一户叫徐宗的，家里房子值3000钱。由此可见，即使年薪只有2500钱的低收入者，用不了几年也能买一处宅子。 居延这个地方位于现在的内蒙和甘肃交界处，比较偏僻，如果您觉得这里的房价不具有代表性，我们不妨再看看大城市的房价。 汉朝时，陕西汉中人口稠密、交通便利，是个大城市。西汉时汉中房价有多高，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东汉后期的情况。按《金石萃编》卷3收录的《郑子真宅舍残碑》碑文记载，东汉时汉中城内房舍有10000钱一处的，也有25000钱一处的，还有70000钱一处的。 跟年薪几千钱一比，汉中的房价似乎挺贵，其实不然，因为这时已经是东汉后期，货币贬值，钱不值钱，房价虽然高了，大伙的收入也高了。 按《后汉书·百官志》，级别最低的公务员(佐史)，每年也能领到96斛米，折合9600钱。这样的年薪刨去开销，两三年下来在大城市里买一小套应该不成问题。
秦国富强卒并诸侯之地理环境条件探析
距今2221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秦王政继承其父、祖之功业，仅用10年时间，次第翦灭了关东之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建立了空前的统一大帝国，并更名号，自称“始皇帝”，在广大的统治区域内推行郡县制，并实施统一文字、车轨与度量衡的政策，确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由此开创了我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自西汉前期起，二千余年来诸多史家批评秦始皇是“暴君”，如西汉文帝时之贾谊就曾在著名的《过秦论》一文中指斥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但在论及他统一天下之举时，却用了“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之类有着明显赞扬色彩的文字。及至明代后期的思想家李贽，甚至据此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封建时代的史家均普遍肯定他的这一功绩。当代史学界从历史科学的高度作出了更为深刻全面的积极评价。看来，古今史学界均认为秦始皇扫平群雄，统一华夏，顺应了历史潮流，推进了社会发展，是彪炳史册的千秋功业。当然古今史学家对秦国何以能雄起于六国之上，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也作出了论断，但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分析，较流行的看法是秦国政治改革比较彻底，商鞅虽死，其法未败，以及秦国军事力量强大，兵锋锐利，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1]等等 ，不一而足。对地理 环境在战国末年统一进程中的作用则很少论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十分简略[2]。实际上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历史话剧得以上演的舞台。古今中外任何人 类活动，不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萌生发展，并受到相应的影响制约。当然我们应防止重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淖，但我们也不应走向另一极端，对地理环境加于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进行深入如实的论述。本文即拟就这个问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析，并就正于各位专家；同时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家阐幽发微，从而推进这一涉及“人地关系”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能有新的发展。 一 要讨论秦国之地理环境条件在统一大业中的作用，当然得先对秦国之疆域范围有明确的认识。秦国原是僻处今陇西一带之西方小国，初建都于西犬丘，即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礼县境内。以后随着国力的壮大，逐步东迁。西周末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有功，始被封为诸侯，并徙都于汧，即今陕西陇县东南，势力进入今关中西部。秦献公二年(前383)又迁都至今关中中部之栎阳。至其子孝公继位，用卫人商鞅实行变法，国力更形强大，遂成战国七雄之一。孝公十二年(前350)徙都咸阳 [3]，自此开始了与东方六国互争雄长 ，最终建立秦帝国征程。其间曾先后北伐义渠，南灭蜀、巴、宛、郢，东向夺取了河东、太原、上党及函谷关外之周国旧地。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时，秦国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长城(由今甘肃临洮经陕北吴旗、靖边、神木等县，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十二连城)，南包巴、蜀，东逾函谷关。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区域。应该说，这一国土范围，地域广阔，形势险固，而且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宜农宜林宜牧，对秦国之统一大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证。 返回目录 二 对于秦国在统一前占有的国土相对于其他六国所具有之优越性，两汉时之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均分别做出了一致的论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写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两相比较，司马迁所称“关中之地”显然有误，班固所称之“秦地”则符合实际。从行文上看，司马迁在对“关中之地”进行总的评价前，在先述及关中之后，接着又述及了巴蜀，之后又述及了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实则已笼盖了“秦地”，所以也只是笔误而已。两位大史学家结论实际上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史记》、《汉书》两部权威性著作做出的一致结论，充分显示了秦国在经济上已对东方六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对秦始皇的最后统一之举显然具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已识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要进行长期的征战，并最终取得战胜六国的胜利是肯定不可能的。而秦国之所以能达至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既得益于商鞅变法改革及各项发展生产的举措获得的成功，应该说也得益于秦地自然环境之优越。这些优越性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北、南两“天府”为秦国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地形平坦，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宜于耕作，所以战国时皆被策士们赞誉为“天府” [4]。特别是先后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灌溉工 程后，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关于都江堰，正如《史记·河渠书》所言，“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关于郑国渠，上文更说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将郑国渠建成后的作用直接与“卒并诸侯”之统一大业相联系，足见对该项工程评价之高；但这两大农业区对秦国之统一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2.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所处之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西部邛、筰山区，山原广阔，水草丰美，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秦国王室之先祖非子居西犬丘时即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而为西周孝王所看重，后受命于关中西汧渭之间主管畜养马匹，并使“马大蕃息 ” [5]。可见秦王室本善畜牧，对畜牧业自很看重。秦始皇时乌氏县(在今宁夏固原县南)的大畜牧主乌氏倮，畜养的马牛多到以山谷计量，他因此受到格外优待，位比封 [6]。秦国之国土范围内既有辽阔 肥美宜于畜牧的草原，加上秦王室的重视奖励，秦国畜牧业之发达自在六国之上。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为秦军提供进行车战与马战的畜力，大为增强军队的机动性与攻击力。这也当是秦国在统一战争中锐不可当，能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3.秦国之山地丘陵森林密布，物产丰富。 秦国境内除平原、高原外，山地丘陵面积也很广大。内中如秦岭、巴山、陇山及四川盆地四周之山地、丘陵海拔高度本不高，又处在暖温带与亚热带之气候区，所以森林密布，动植物与矿产资源丰富。如关中就被赞颂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秦岭北坡，即被描述为“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 [7]；天水、陇西之陇山，被称为“山多 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8]；而巴蜀、广汉等地，也是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9]，盛产卮、姜、竹、木之器[10]。 秦国境内之山地丘陵还多矿产资源，如玉石、丹砂、铜、铁等均为其大宗。蓝田的美玉，涪陵的丹砂，当时即名重一时。《汉书·地理志》曾记载郑、雍、夏阳、陇西、漆、沔阳、临邛等地设有铁官，它们均在秦国疆土内，其附近必具冶铸之资源与条件。 秦国疆域内之山地丘陵，富有林木矿产资源，既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生养之道，又为冶炼兵器、制造战具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对秦国后期进行统一战争无疑也大有帮助。 上述自然环境方面的优越条件，尽管东方六国中有的也具有，但比较而言均不如秦国优厚齐全。有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秦国政治改革成功，秦人经营得法有效，秦国之经济实力自当凌驾于东方六国之上，也使秦国具有了统一天下的充足条件。 返回目录 三 上节所论各点皆属于微观地理环境特征范畴，史实表明秦国的优势是明显的；若再从宏观地理环境之形势论，秦国之优势也是超乎东方六国之上。 首先从我国地貌之大势论起。我国地处亚洲之东部，西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临太平洋，地貌上由三个阶梯构成：青藏高原自是第一级阶梯；由青藏高原东缘向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第二阶梯；自第二级阶梯再向东至海滨，是第三级阶梯，主要由宽广的平原与低丘陵组成，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与江南丘陵属于这个阶梯。战国七雄中，韩、赵、魏、楚、燕、齐等六国均在第三级阶梯上，惟有秦国国土分布在第二级阶梯上。这种地理分布上之地貌形势之格局，就使得东方六国面对秦国有翘首仰视之感，而秦国面对东方六国则呈君临俯视之态。加上秦国东部边界，或有江河峡谷限隔，或有高山雄关控扼，使其更具有了易守难攻的气势。所以统观战国时期之战争史，可以看到东方六国的军队，极少攻入秦国国境之内，几次组织的多国联军，也仅是到达函谷关前叩关而还；反倒是秦国的军队频频东进南下，进攻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甚至远攻齐国、燕国，而且屡屡取胜，多有斩获。并终于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与锐利的军锋，自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灭韩国起，时隔4年，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灭楚，次年灭赵又灭燕，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灭齐，统一全国，前 后时间不过10年，其势如摧枯拉朽，风过草偃。正是基于这一史实，西汉初年议及建都大计时，娄敬即郑重地向刘邦建言道：“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 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也，此亦搤天下 之亢而拊其背也” [11]。刘邦在征询了张良的意见，获得肯定的答复之后，当机立断，即日起驾，西都关中。而以后的史实表明，正是因选择在关中之长安建立都城，才使得西汉王朝得以东平诸侯王的多次叛乱，北却匈奴族的进攻，东通漕运，西辟丝路，不仅巩固了政权，而且经济文化盛极一时，使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发展至一个高峰时期。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写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所论很有见地。 其次从秦国疆域内两大区域之相互关系论。秦国国土之主体自当是关中及紧邻之黄土高原。不论从政治区划，还是从自然地理特征看，均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然而要真正形成宏观地理形势上的优势，仅这一地理单元仍嫌不够。与之同属我国地貌结构第二阶梯上的四川盆地，往往是其必要的补充，两者互为屏障与辅翼，联成一体，就会形成更大的控驭天下的力量与十分稳定的政治地理结构。秦国之所以能顺利地鲸吞六国，实得益于此。秦国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司马错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就在朝廷上明确陈述道：“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12]。秦惠文王也认识及此，采纳了他的建 议，迅即派司马错于当年率兵灭蜀，继而又灭巴，从而形成了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的“秦地”，即包有关中、成都平原与黄土高原、四川盆地的区域联合体。这样既使秦国无肘腋之患与后顾之忧，又可在我国中心部位形成一条指向东部平原区的完整及强有力的压力线。也正因为这样，战国时苏秦与西汉初张良等谋略家，在论及关中之地理形势时，均要提到“南有巴蜀”，“北有代马”以及“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表明这几个区域之间在政治地理上，也即地缘政治上已密不可分；合者互利，分则有害。这两个区域间之匹配，不仅秦国扫灭六国的进程证实了它的实际作用，在以后我国好几个关键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屡证不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晋初与隋初，其疆域也大略相当于秦地之范围。西晋与隋朝也是凭依这一宏观地理形势，自北方派步骑兵，自四川盆地派舟师合击长江中下游的孙吴与陈朝，均相继取得胜利。对于西晋军队征伐孙吴的军事上出人意表的成功，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诗中曾咏道：“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西晋、隋王朝与秦王朝统一历程如此相似，看似巧合，实则有其必然规律，其中也都与它们疆土所具有的宏观地理形势优胜有关。诸葛武侯北伐中原先取关陇之战略决策，蒙元先降吐蕃，灭大理，攻四川，再击败南宋，统一全国的军事进程等，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强调宏观地理形势是否有利不能走向极端。对于这一点，古人也早有深邃的认识。还是西汉文帝时之贾谊，在《过秦论》中论及秦末陈涉，率谪戍之众，竟能推翻强秦统治时，就说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现代学者更是明确宣示，地理环境状况，不论微观地理特征，还是宏观地理形势，都不是决定战争胜负与事业成败的惟一决定因素。所以对类似问题的研究还当采取综合辩证的观点，方可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 返回目录 四 十分有意思的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秦国之疆域，均在今天我国按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所划定的西部地区，也就是相对我国东部与中部较为落后的地区。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一生态环境颇为恶劣，经济发展也较落后的区域，历史时期却曾十分优越、先进?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以及如何逐渐变得落后的?这些当然是值得我们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对其探究所得的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的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也将具有重大的“有用于世”的现实意义。其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其现实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从认识的角度论，可促使人们进一步增强对当前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认清西部大开发不仅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作用，而且还在维护我国政治稳定方面具有作用。从运作的角度论，可从研究成果中使人们对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从历史上获得启示和智慧，帮助人们制定更为科学合理并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方略、规划与措施。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刚才我在谈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时，提到考古学家也负有重大责任，这不是无根据的。就拿在座各位来说，大家都是秦汉考古专家，特别是在秦兵马俑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更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成绩。通过大家大量的实证性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秦国与秦王朝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的认识，还加深了对秦地之地理特征及其对秦国、秦王朝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之认识。这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对秦国、秦王朝历史地理研究，对我们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承担的研究任务，都有直接关系。如张仲立研究员所撰写的《秦俑一号坑沉降与关中秦代气候分布》一文 [13]，就为认识秦代关中的气候提供了最直接翔实的论 据。所以在此衷心 希望考古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能进一步加强协作，在两门学科的结合部上推出具有创新性的 成果来。
竹简中的周文王遗言
最近，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楚简，经过学者的精心保护和整理，现在已经正式公布的是一篇称作《保训》的文章。《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文如下： “隹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訓。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代(？)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汝)以书受之。钦哉，勿轻！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順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於成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轻！日不足，惟宿不详。” 这篇简文记载的是：周文王晚年病重，唯恐自己来不及留下遗言，于是，在戊子这一天召来太子发(即之后的周武王)，留下了自己的临终遗言。文王在遗言里面讲到了上古的史事传说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故事，用这两个故事教导太子发，要他遵行“中”的思想观念，这些内容不见于以往的历史记载，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具有哲学意义。 关于舜的故事：“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这段话讲的是舜在受到尧的提拔之后，怎样做到不违背百姓的种种意愿而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所以能够自我省察，而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在施政时，他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达到中正，从而把事情做好。这段简文与子思所作的《中庸》中所记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十分近似。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於成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说的是上甲微为他的父亲王亥复仇的故事。王亥与上甲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等学者从《周易》《山海经》《竹书纪年》等文献中钩稽出这段久已湮没的史迹：商人的首领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去贸易，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把王亥杀害，从而夺取了牛车。后来，王亥之子上甲与河伯联合，战胜有易，诛杀了绵臣。在这个故事中，周文王再次强调了“中”，上甲微把“中”传贻子孙，于是后来的成汤才得有天下。 《保训》作为周文王的临终遗嘱，通篇反复强调了“中”，即以“中”的思想观念治理国家。这个“中”实际上就是保持平衡的意思，文王在遗嘱中教导他的儿子发：在商代末年复杂多变的形势中，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翼翼不懈”，小心求稳地处事。而后的周武王继承了文王的遗志，伐纣灭商，最终实现了文王的遗愿。 这里的“中”后来发展成儒家所提倡的“中道”、“中庸”。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的《中庸》里就有这样的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来阐述，同时又与“和”的观念沟通结合，有很大的发展。可见，周文王遗言《保训》的思想与儒学有共通之处，这一点很值得探索和研究。
秦始皇统一六国是捡了个现成的便宜？
在著名的《六国论》里，苏洵认为：六国破灭在于六国本身，而非秦国。其实，导致战国结束的，不是秦国，不是六国，而在于历史的疲倦。决定历史的主角，是被史家偏好强奸了的失语大众。经过春秋战国数世纪刀光剑影的洗礼，人民厌恶混战，渴望统一，正是在这样一股强大的暗流作用下，秦国才讨了一个大便宜。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说：“秦并六国，中国历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不专因为秦国地势之险要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重要的还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本为地处偏远的一个西方部落，其远祖多以驯兽驾车见长，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后来相当强大，但还是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没有参与盟会的资格。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作“蚕食”。 被孤立者总是容易放卫星，诚如历史学家柏杨所形容的：“这个最落后、最不惹人注目的偏僻小国……就像一条闯进瓷器店的蛮牛一样的闯进了国际社会，令各国惊骇失措。” 七雄征战初期，韩、赵、魏三家结成联盟，打败了齐、秦、楚等大国，成为较强盛的国家。后来起了内讧，不仅联盟破裂，成员国也自相残杀起来。 魏国是战国前期的“大哥大”。在没有建立王国之前便以霸主的姿态出现，称雄国际舞台六十余年。魏国占有地利优势，位于中国之心、中原的中央，拥有最肥沃的耕地，国民收入因而位于各国之上。开国国君魏斯对此也很为得意：“山川如此险要，正是魏国的珍宝。”魏国的强大还得益于三位杰出人士：一位是宰相李俚；一位是西门豹；一位是吴起。李俚当宰相期间，制定法律，调整赋税，使社会治安长时间稳定如磐。西门豹兴办灌溉工程，使经济更富上加富。吴起镇守西河，像泰山压顶一样，紧压住秦国的北疆，如果再多给他十年时间，没准儿秦国会被他片片蚕食。然而，魏君敏感度不够发达，频频选中其他诸国攻打，独独不把秦国放在眼里，致使一个疏忽，不仅给了秦国膨胀的机会，还毁了自己。 魏国军队先瞄准了赵国。赵国请齐国帮助退兵。大军事家孙膑带领军队直接去打魏国的首都。魏国军队本已攻破赵国首都，听见自己的国家情况危急，便急忙从赵国撤军去救魏国，刚走到半路，就遇上了埋伏的齐国军队，齐国军队堵住魏国军队，打了个大胜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 两年后魏国进攻韩国，齐国又充当了“维和”角色。孙膑故伎重演，指挥齐军围魏救韩。齐军假装后退。第一天撤出后营地留下的炉灶足够做10万人的饭；第二天留下的炉灶只够做5万人的饭；第三天留下的炉灶减少到只够做3万人的饭。魏军从炉灶的数量推测，以为齐军大量逃亡，于是挑选了精锐的士兵，追赶齐军，一直追到马陵(今河南省境内)，结果被埋伏在这里的齐军彻底打败。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其实，魏国是很倒霉的，因为它启用了一位历史小人——庞涓。庞涓和孙膑同是鬼谷子的门徒，学生时代关系相当不错。庞涓先离开老师，当了魏国的大将，最初还怀着纯洁的友情向魏国国君魏斯推荐孙膑。可是庞涓不久就发现孙膑的才干远超过自己，可能被国君赏识而夺取自己的位置，他决心采用冤狱手段，排除孙膑。于是，他命人告发孙膑谋反，相当“证据确凿”，然后自己虚情假意的一再哀求，国君魏斯才勉强赦免孙膑一死，但仍砍断他的双足，以防逃亡。从此孙膑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行。庞涓所以没有杀他，是为了要他写出记忆中鬼谷子所传授的一部兵法。孙膑感激老友的救命之恩，当然愿意写出。但写了一半，他发现了被陷害的真相，就伪装疯狂，啼笑无常，有时候连屎尿都吃下去。等到庞涓的防范稍为松懈，孙膑就逃回他的祖国——齐国，成了齐国军师，作战时他不能骑马，就坐在特制的车子上指挥。 在魏国发动的第二次侵略战争中，庞涓和孙膑作为双方的军师相遇了。魏军大败后，指挥官魏申被俘自杀，庞涓在黑夜中被引到一棵上面写着“庞涓死此”的大树之下，当他命卫士燃起火把，察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时，伏兵万箭俱发，把他射死。庞涓临死都没有丝毫对他的负义行为感到惭愧，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两次战役后齐国取代了魏国称霸中原。得了势的齐国也不是省油的灯，总是喜欢对邻国虎视眈眈。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之际，出兵进略。燕王国的内乱源自对禅让制度的东施效颦。燕国国王姬哙是一个糊涂虫，他非常谦卑地走下宝座，把王位禅让给他的大臣子之，自甘为臣。子之虽夺取了王位，却不能控制局势。另一位大臣市被和姬哙的儿子姬平先后起兵反抗，首都蓟城陷于混战。子之在位三年，内战就打了三年，死亡数万人。 齐兵团侵入燕王国本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蓟城，把混战的各派军队击溃，姬哙、子之一齐死在乱军之中。齐宣王当下得意洋洋地宣称：“一万辆战车的国家攻击一万辆战车的国家，只五十天工夫，就全部征服。” 然而燕国人民偏偏爱国心极强。两年后，新崛起的民间武力把齐军驱逐出境，拥立太子姬平继任国王。这位燕昭王为报一箭之仇，任乐毅为大将，联合秦、楚等国大举伐齐，联军只用半年时间便攻占了齐国除莒和即墨两城外的大部分国土，险些亡国。此后，齐国大将田单以此两城为基础，以少胜多，大败燕军于城下，才使齐国免遭亡国之祸。田单是用他新发明的秘密武器“火牛阵”吓跑敌人的。火牛阵是将利刃绑到牛角上，然后燃烧它的尾巴，这一群尾巴着了火的牛群，就成了无数坦克车，排山倒海般地冲进燕军阵营，燕军被这种从没有见过的武器吓坏了，霎时间大败。燕军这一败像一场连锁的雪崩，齐王国人民群起响应，向燕军攻击，只几天工夫，就把所有的燕王国占领军全部赶走。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奇迹胜利，但在这五年的战争中，齐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从超级强国的地位上跌下来。从此，只剩下一个霸权——秦王国霸权。只因齐国远离秦国，才不致立即灭亡。 被魏国一直压制、蔑视的秦国，于默默无闻中憋足一股气：坐大！坐大！郁闷的秦王赢渠梁主持的虽然是一个贫穷的小国，但他始终保持雄心勃勃的状态。他秉信“人才决定命运”，求贤若渴。很庆幸，他遇到了政治知音公孙鞅。 公孙鞅是卫国人，但卫国池小，根本容不下这条大鱼。所以就到魏国“漂”，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很赏识他，可惜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公叔痤却一病不起。魏王亲自前往探望，公叔痤说：“公孙鞅的才干，高我十倍，我死之后，请把国政交给他。魏国前途，在他身上。”魏王不禁大吃一惊。迟了一会，公叔痤又说：“大王如果不能用公孙鞅，那么请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出境。一旦被别的国家延揽，将成为魏国第一大患。”魏王告辞出门后，对左右说：“公叔痤病势沉重，已经语无伦次了，竟然教我把国家大权交给公孙鞅。而且一会工夫，又教我杀了他。”大臣魏昂深知公孙鞅的才能，也向魏王推荐，魏王一笑置之。 失业后的公孙鞅决定前往秦国闯一闯。这时，碰巧看到了秦王的招聘启事，就应聘了。面试时，赢渠梁对公孙鞅可谓相见恨晚。公孙鞅告诉赢渠梁说：“对一项学问怀疑，绝对不能成功。对一件措施怀疑，也绝不能成功。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必被世人排斥。不可跟愚昧的人讨论进取开创，只可使他们看到丰富的收获。高度智慧的见解，跟世俗不同。成大功的人只跟少数人相谋，不去征求多数人的意见。要国家强盛，只有彻底地改革。”赢渠梁把大权交给这位新人，命他依照他的计划和步骤，进行变法。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逐渐摆脱了半野蛮状态，从一个侏儒演变成一个巨人。大约用了十九年时间，秦国就雄厚百倍于一向藐视它的魏国。 被战乱蹂躏太久的大量逃亡农民和中原各国具有知识技能的有志之士，在对混战厌倦和无奈中，纷纷投靠了悄悄绽放的秦国。无论这里是天堂也罢，地狱也罢，在这最后的栖息之所或者说是立足之处，疲惫的乱世子民渴盼最后了断。人口众多，人才济济，兵源充足，使得秦国瞬间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同时，多年的厮杀屠戮，使得各国已经似“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战国后期，其他六国都不能单独抵抗秦国了。 当现代经济学家为自己发明一个新术语——博弈能够诠释市场竞争而沾沾自喜时，早在战国后期，我们的先知祖先们已经对其大加运用了。六国采取合纵战略，弱弱联盟，却因为众心不齐，关键时候分崩离析，屡屡挫败；独秦采取连横战略，离间左右，灵活合作，相机拆桥，频频得手。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场分分合合的博弈，使秦国成了历史大赢家。 面对突然强大的秦国，六国断然没有像欣赏施瓦辛格健美肌肉的心情，因为他们的耳边充斥仿佛拳击前噼噼啪啪的热身骨骼声。六国对自己之前毫无警觉于秦国的磨刀霍霍而懊悔不已。 痛定思痛，六国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在六国首脑决策过程中，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这两种政策，由两个平民出身的战略家苏秦、张仪提出。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苏秦字季子，出身寒门，少有大志。曾追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史记》有记载：“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学成之后，曾先后游说周、秦、赵等国，都不为所用，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正在织布的妻子看见久别的丈夫落魄归来，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苏秦向他正在煮饭的嫂嫂索饭充饥，他嫂嫂装作没有听见。妻嫂暗地责怪他不务正业：“东周人的风俗，都是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受了很大刺激。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主所好的奥秘，留下了“锥刺股”的千古佳话，他“弓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学有所成后再次踏上了游说列国的征途。苏秦知道秦国绝没有用他的意思，因而，改往向东游说六国。苏秦首先到了赵国，又碰了一鼻子灰。他并不丧气，又向燕国进发。在燕国，苏秦的游说终于被燕文公所重视。燕文公又资助苏秦，再到赵国，向赵肃侯游说苏秦的计划，赵肃侯这次接受了苏秦的游说，拜他为相国，又派他为“纵约长”，去游说其余各国，合纵以抗秦。经苏秦游说，赵、楚、齐、魏、韩、燕六国订立了合纵条约，苏秦也被拜为六国之相，形成了合纵抗秦的阵营。 第一次合纵对抗，爆发于公元前333年。秦国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把从前侵占魏国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区7个城市归还。那7个城市距魏国前首府安邑(山西夏县)80公里，是防务上最需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们收回，首府就可安枕。魏国不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同意脱离合纵。而且为了扩张土地，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励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魏国这一边。两国军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只维持一年便告瓦解。苏秦在赵国无法解释魏齐两国的叛盟行动，只好前往燕国，专任燕国宰相。 公元前318年，第二次合纵对抗产生，这次由楚怀王担任纵约长，集结五国联军，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当秦王大开关门，盟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粮道被秦王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其他五国军队也跟着仓皇拔营回国，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公元前306年，楚、齐、韩三国第三次缔结合纵对抗盟约，可是盟约刚刚签订，楚怀王又第一个变卦，秦王赢稷邀请他在黄棘私会，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土地，归还楚王国。楚怀王十分满意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合纵登时瓦解。 正如《资治通鉴》卷二评说的：各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自动形成合纵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苏秦游说合纵时，自己没有一个合纵的蓝图，至少他游说各国时用的不是一个蓝图。合纵虽然是六国共同利益，但各国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却未必一样，苏秦更多的是劝以各国自身利益为重，而没有强调合纵的同舟共济的集体利益。苏秦合纵游说极尽促合之能事而忽略合纵后长远运作方式的讨论，是合纵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合纵的失败，直接表现为鬼谷子的另一位高徒张仪的连横化解。同师一师，我们只能说，张仪的心理学学得不错，对合作心理的揣摩比苏秦强：在利益面前，合作总是倾向于俯首诱惑。 张仪是魏国人，苏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位贫穷的学人。公元前338年，张仪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结果被魏王一口谢绝，只有到楚国去发展，再次被谢绝。无奈，只好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做客卿。有一次，昭阳设宴，款待群僚。在酒兴宴阑之际，炫耀楚王对他嘉奖的“玉璧”时，忽然变天，群僚纷纷脱离露天宴避雨，慌乱中传阅玉璧不知所终。令尹大怒，责令追查。众食客为表白自己，新人张仪成了替罪羊，张仪哪能容忍如此无端受辱，争执后遂被驱逐出境。 张仪于是决定投靠同窗好友苏秦，不料见到苏秦，苏秦傲慢无理，张仪遭此冷遇后相当生气。怒斥：“我和你同窗数载，今天才知道你是如此得意忘形的小人！既如此，绝交就是！”言罢，拂袖而去。 张仪越想越气，决定跟苏秦对着干，报复他。盘算再三，锁定苏秦的目标秦国，让他的合纵计谋不能得逞。当时秦国处于孤立地位，的确一筹莫展。但是张仪实在太潦倒了，连去秦国的路费都承担不起。正发愁，巧遇贵人——赵国大贾舍仁，几句寒暄，舍仁愤愤不平，愿倾囊相助。张仪自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有了盘缠，顺利参加完面试，秦文王印象不错，拜为上卿。舍仁一路相伴，告辞时张仪恳切地说：“我对您大恩未酬，仓促离别，岂不使我愧疚终生吗？”舍仁说：“一切全仗苏相安排，我只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张仪这才明白苏秦是用激将法，间接助他谋得肥缺。当即做出承诺：“回禀苏相，我在秦一日，决不使秦犯赵！”张仪果是信义之人，从未撺掇秦王主动犯赵，倒是苏秦自己如上所示，主动离赵。 其实，据《资治通鉴》揭秘：苏秦之所以帮助张仪在强秦找工作，不仅仅是出于私人感情，更是为了利用张仪对秦的制衡，为自己的合纵大业获取宝贵时间。 公元前313年的一天，作为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了，只有六里宽罢了。”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 秦王很大方地宣称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且仍愿继续和解，并且提议用商於地区(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的六百华里，交换楚王国黔中地区的六百华里。楚怀王把张仪恨入骨髓，他回答秦王说：“我不要交换商於，只要交换张仪。”秦王拒绝，但张仪表示他愿意交换。秦王说：“楚怀王会杀了你。”张仪说：“杀了我而国家可得到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死也值得，何况楚怀王并杀不了我。”张仪一到楚国，楚怀王就把他投入监狱，准备选择一个好日子行刑。而张仪的谋略——贿赂，适时产生力量。楚怀王最宠爱的美人郑袖向他哭泣说：“张仪是秦国的宰相，秦王最得力的智囊，你轻率地把他杀掉，秦王国岂肯罢休。一旦大军临境，我跟孩子死无葬身之地，不如早一天向南逃生，免得受秦军凌辱。”楚怀王最亲信的宦官靳尚也秘密建议说：“人臣各为其主，本身并没有什么恩怨。杀了张仪，秦国不过少一个人罢了，我们却要失掉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楚怀王考虑的结果，决定把张仪释放，而且跟张仪做了好朋友。 这就是张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一个缩影。当时的有识之士景春曾这样评价张仪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秦王国一再得到甜头之后，对东方诸国的侵略，更加凌厉，直搅得各国筋疲力尽，丧失了最后一点反搏的力量。
商朝如此开放：王后领兵善战又连嫁四国王？
1936年6月，人们在河南安阳商朝遗下的17000多块龟骨中，发现有200多块用甲骨文记载了一个叫“妇好”的女人的事迹。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生活在3000多年前的女人不仅善战，而且还接连嫁了4位国王！难道殷商时期会如此开放？ 甲骨文中的神秘女人 这一万多块龟板几乎全部出自商王武丁时期，武丁，是商朝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渐渐发现，在武丁一朝中，有个挥之不去的人物，她的名字在甲骨文上多次出现，她叫“妇好”。 人们开始破解这些甲骨文的秘密。有一条卜辞记载，“妇好先共人于庞”。它的含义是，在战争前，妇好先在一个叫做庞的地方征兵。 “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这条卜辞中说，妇好领了3000兵马加入了国王万人的军队，一起去征伐远方的国家。这是甲骨文中的最大一次战争，战斗的一方商帝国动用了上万人的军队。这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 有关妇好的卜辞发现得越多，人们对她越感到惊讶:她是国王麾下的一名女将，不仅能够统兵作战，而且还有属于自己的领地。 妇女领兵打仗，并且能够成为一方诸侯，这在3000年内闻所未闻。商王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它为什么能给予妇女如此大的权力和信任呢？是商代推行男女平等的观念，还是妇好并非是一个等闲的人物呢？ 不久，人们发现了妇好的另一个身份:她是国王武丁三位合法妻子之一，是一位尊贵的王后。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在《在甲骨文合集》第2636版中惊奇地发现，妇好离开了她的国王。 “贞，妇好有娶？”“贞，妇好有娶？”“贞，妇好有娶？”这句卜辞是在反复地询问:“妇好嫁了吗？”卜辞的结论是，妇好再嫁了，而且嫁给了3位不同的国王。这些国王都是武丁的祖先，他们去世已久，在位时都是贤明的君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嫁给4位国王呢？ 墓中物证实妇好身份 1976年5月，中科院安阳考古队在进行一次例行的土地平整工作时，在小屯村西北的一片岗地上，发现了一处古墓。令考古队大为兴奋的是，这个墓出土的器物可谓源源不断。从出土的玉器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位温雅高贵的女人。但是，不久后，墓中又出现大量的兵器，其中一件青铜钺，两面均饰有虎扑人头像，这是军中最高统帅的象征，从这一点来看，这又应是一座将军墓。 这座墓的主人是谁呢？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几天后，墓中又有新发现。几乎每一个种类的青铜器上都刻有一个名字，显然这个名字就是墓主人，她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因为甲骨卜辞而名闻天下的王后——妇好。 这些随葬文物使人们第一次得以旁观甲骨文中的人物，它们使甲骨文中的历史清晰起来。在丰富的陪葬品中，人们逐渐认识妇好。她的确是位战功显赫的将军，出土的青铜钺，做工细致，形式威猛，不是上将军，绝对没有资格使用这样的铜钺。 出土的一对大鼎上刻有司母辛的字样，根据考古学的研究，司母辛就是妇好死去时的庙号。根据商代的习俗，以天干为庙号的人名，只有国王和王后才能享有。 于是，这个墓葬的挖掘，澄清了关于妇好的一切推论——妇好的确是一个人，她不但是位王后，也是一位手持铜钺的女将军。这位持钺的王后，消失于历史云烟中已经超过3000年，即便是《史记》中也没有记载过她的名字。 3000年后在前后相隔40年的两次意外发现中，她却作为商代最具体的形象出现在今人的眼前。商王为爱妻操持冥婚 但是，人们还是疑惑，为什么妇好会嫁给如此多的国王？难道在商代王后有权利多次配婚吗？ 中华书局的老专家赵诚已经退休多年，但是对甲骨文的研究仍然痴心不改，他对《甲骨文合集》2636版有其独到的见解: 武丁是目前已知的商王中在位时间最久的国王，他享年59年，而他所珍爱的王后妇好在他之前就去世了。 商代人迷信鬼神，崇尚天命。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上帝、神灵与祖先。武丁对妇好的感情极为特殊，也许是相爱至深，也许是相敬如宾，他对于妇好的离去总是难以释怀。 于是，这位开明的君主就把他珍爱的妻子许配给去世已久的贤王，大概他认为，这些死去的祖先会在阴世保护他的妻子，或者，他也认为，妇好的杰出完全可以与伟大的帝王相提并论。甲骨文的卜辞正是武丁对祖先急切的询问。 “妇好嫁了吗？”“大甲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嫁了吗？”“成汤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嫁了吗？”“祖乙已经娶了妇好！” 于是，国王放心了。 安阳，在一个多世纪的考古研究中，逐渐还原了一个古老的王朝。今天，在小屯村边，人们完整地保留了商代的宫殿遗址，已经成了那个王朝的岁月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