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的历史起源
古希腊人于公元前776年规定每4年在奥林匹亚举办一次运动会(为了和平)。运动会举行期间，全希腊选手及附近的百姓相聚于奥林匹亚这个希腊南部风景秀丽的小镇。公元前776年在这里举行第一届奥运会时，多利亚人克洛斯在192.27米短跑比赛中取得冠军，成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荣获第一个项目的第一个桂冠的人。后来，古希腊运动会的规模逐渐扩大，并成为显示民族精神的盛会。比赛的优胜者获得月桂、野橄榄和棕榈编织的花环等。 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到公元394年止，历经1170年，共举行了293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禁止。 1、众神的传说 在希腊的南部坐落着美丽富饶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这里有一片神圣的山谷，它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奥林匹亚。对于古代奥运会的起源，流传着动人的故事。 相传古希腊伊利斯国王要为女儿挑选一个文武双全的女婿，国王提出应选者必须和自己比赛。有13个青年丧生在国王的长矛之下，宙斯的孙子佩洛普斯和国王的女儿一直互相爱恋。在爱情的鼓舞下，他勇敢地接受了国王的挑战，终于以智取胜。为了庆贺自己的胜利，佩洛普斯和国王的女儿在奥林匹亚的宙斯庙前举行盛大的婚礼，婚礼上安排了战车、角斗等比赛项，这就是最初的古奥运会，佩洛普斯成了传说中的古奥运会创始人。 关于奥运会，还有一个传说。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力大无比，有“大力神”的美称。有一天，他在伊利斯城完成了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不到半天工夫便扫干净了堆满牛粪的牛棚，但伊利斯城的国王却违背了当初赠送他300头牛的诺言，赫拉克勒斯一气之下赶走了国王。为了庆祝胜利，他在奥林匹亚举行了运动会。 2、真实的起源 实际上，奥运会的起源与古希腊的社会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希腊是一个信奉众神的国家，古希腊人相信众神都居住在希腊最高的一座山—奥林匹斯山上。在希腊人尊崇的诸神之中，宙斯是众神之父。因此，古希腊人在奥林匹亚奇迹般地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宙斯神殿。这座神殿便成了希腊人祭神的天坛，奥林匹亚则成为了希腊和周边城邦朝圣的宗教中心。 古希腊和地中海区域其他国家的人们在祭典和收获季节，常常举行盛大集会，并进行各种游乐和竞技活动，热闹非凡。最初集会分散在各地，也不定期，但以奥林匹亚的集会最为盛大。为了表示对宙斯和诸神的尊重和感恩，每隔四年，希腊各地要派出庞大的朝圣团体前往奥林匹亚，举行盛大的节日盛会。在节日期间要举行宗教朝拜仪式、文艺表演、集市贸易等活动，场面热烈壮观，内容丰富多彩，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竞技游戏。 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制的奴隶社会逐渐代替了氏族社会。这些城邦没有统一的君主，各自为政。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各城邦之间战争不断。战争需要大量的士兵，各城邦扩充兵源，积极训练士兵。斯巴达城邦儿童从7岁起就由国家抚养，并从事体育、军事训练，过着军事生活。士兵需要强壮身体，而体育是培养能征善战士兵的有力手段。战争促进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开展，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也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 连续不断的战事使人民感到厌恶，人民渴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并怀念当年的庆典活动。于是，奥林匹亚所在的伊利斯城邦国王联络其他几个城邦的国王，达成了定期在奥林匹亚举行运动会的协议，并规定在运动会年实行“神圣休战日”。“神圣休战日”期限是三个月。 在这期间，任何人不得发动战争。奥运会召开之前，伊利斯城邦会派出3名使者，头戴橄榄枝编成的头冠，手持节杖，前往希腊其他城邦，宣告“神圣休战日”的开始，邀请人们参加古代奥运会。在此期间，禁止任何军事行动。从此，产生了全希腊的运动盛会。 古希腊雕塑家米隆创作的《掷铁饼者》，创造了一个充满力与美的运动员形象，再现了古代奥运会的一个精彩瞬间。
韩国人为何如此热衷整容？
每当17岁的金海莉望向镜中的自己时，都觉得脸太圆，嘴唇太薄，鼻子也不够挺。后来这些逐一变成美容整形手术清单上的一项又一项——更饱满的嘴唇，更高的脸颊以及精巧的下巴。由容貌引起的不快，成为许多青少年的烦恼，比起其他族裔来说，韩裔更倾向于选择将其诉诸手术刀。 海莉最近发现了一种较新的整容术——“V型脸整形”。该手术将切割并重塑下颚曲线，以形成V型脸效果。这一手术在年轻的韩星中十分流行，他们借此改变脸型，使外表看起来更青春活力。 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手术。术后下颌需要6周进行固定，以及多至半年的时间用于消肿。但风险、生理痛苦还有术后在镜中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能带来的困惑，对韩裔女性来说，都只是微不足道的代价。 据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调查，1/5韩国女性都曾做过某项整形术，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1/20。 在韩国，女权主义者以身体示威鲜有耳闻，关于整形手术是一种“白人化”的种族主义论调也销声匿迹——这些要归结于韩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崛起。韩国流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趋同于西方人特征的审美观，却并非生搬硬套。 想想“江南style”吧！“韩流”已席卷整个东亚并深入美国亚裔群体中。这种流行，以及明星背后由整容带来的价值，意味着韩国如今和美容旅游业同义，并将其自身立足于各种整容手术的中心位置。 1960年的韩国小姐宋米熙雅与2012年的韩国小姐李星惠，看起来没有半分相似之处。宋米熙雅有一张圆脸，鼻梁是平的，同时也是小眼睛。上世纪60年代的审美观崇尚自然，女性们希望增强而非改变自身外在条件。这与最近10年里选手们“撞脸”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其背后常有一位整形医生。 一个巨大的产业确保这一切照此运转。韩星所有的一切，从声音到脸型，都由经纪公司一手打造。在创造“韩流”的过程中，美容整形是一个重要环节，一些流行偶像甚至成为整形公司代言人。明星们不会真正承认曾整过容，但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催生了无数网站，来推测谁在哪儿动了手脚。 韩国年轻一代已是在充斥着手术的环境中长大。他们通过手术使自己看起来与最爱的明星相似，这一方式也被社会大众接受。他们一方面通过强化学校教育向此方向努力，但也同时通过手术来成为最好的自己。美貌与收获的概念，在韩国被统为一体。 这种医学美容的压力，实际上是韩国古代文化与当代流行文化奇异融合的一部分。一方面，每个家庭遵循着诸如一起进餐、一同居住的传统习俗，但同时也鼓励孩子们在学校待满18个小时。 韩国是世界上最无线化的国家，67%的人使用智能手机，95的家庭有网络接入。科技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从无需钥匙的密码门，到火车上的K歌房。在如此前提下，女性们要竭力应对社会上对其产出的期许，以及对女性美的要求。在工作场合，韩国对女性外表的要求非常严格，比西方国家严苛得多。 比如，应聘者被普遍要求在简历里放上照片。美貌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件值得珍视的事情，但在韩国，容貌价值高高在上。除应聘者专业能力外，韩国招聘方会仔细检视外表，以求找到视觉上的吸引力。 1954年，美国外科医生拉尔夫·米莱来到韩国时，一切是截然不同的景象。米莱当时是美军外科医生主管，工作的部分内容便是收容治疗在战争中意外负伤与烧伤的病人。但米莱采取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来进行“帮助”，在韩国学术界，他被认为是有记载以来在韩国实行第一例重睑手术的医生。 米莱的主张是，通过创造一种更西化的外表，亚洲人会更好融入国际化环境中。他后来在《美国眼科学报》中写道：“亚洲式的眼睑给人造成一种消极印象，像是寡淡无神的东方态度的主要体现。” 手术迅速流行。最初一批客户群是韩国娼妓，她们企图借此吸引美国大兵视线。以美容为目的的外科手术跻身主流文化中，在韩国女性中，通过重睑手术使自己拥有更具西方韵味的“双眼皮”，成了寻常无奇的事情。 重睑术至今仍是最热门项目，隆鼻手术则为其次。隆鼻手术将延伸并重塑鼻形，使亚洲人侧脸看起来“没那么平”。两项手术因其普遍度不再被视为手术，而是“步骤”。 韩国人和韩裔拥抱着改变自身的可能性，虽然有时看起来极端，但也可认为这是他们在承载巨大压力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自然进程——在走向最优的过程中，这是必须要经历的一项。
土耳其狂想曲：建立包含新疆的大突厥斯坦国
中国新疆发生的骚乱，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更有潜伏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危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势必继续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值得世人注目。 不久前新疆发生骚乱，伊宁和乌鲁木齐都有死伤。土耳其国防部长居然劝北京政府“小心”，中共的回应也不很客气，断然警告该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双方关系顿时紧张。其实中国和土耳其之间一直有冲突的潜在因素，可说是历史的一大伏笔。今日之事，自有其必然性。以前隐而不发，时辰未到而已。具体讲来，新疆骚乱的的关键之一便是自苏联解体以後，在欧亚大陆“徘徊的幽灵”–泛突厥主义。苏联存在一日，土中两国便无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不少有识之士预见的苏联解体的后果之一，便是土中两国在中亚的角力。“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新疆是中国的西域，也是中东世界的最东部，这是地缘政治的基本常识，只有泛突厥主义者称之为“东土耳其斯坦”。 本文将从历史角度，简略介绍一下此事的来龙去脉。泛突厥主义的语言文化背景为了有所区分，笔者将Turkey及Turkish译为“土耳其”，“学 术上”一般仅指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及其主要民族成分（所谓Osmanli ，包括土耳其境外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前奥斯曼帝国的大量“遗民”），而以“突厥”译Turkic，作为土耳其语所属语族及其使用者的总称。从其华语宣传品，以及与之心有灵犀的台独刊物看，新疆分离主义者的提法与此恰恰相反，他们扬言要建立的是“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而不是“东突厥斯坦”。 泛突厥主义常被译作泛土耳其主义，其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比较准确的英文名词是Pan-Turkism，早期文献中亦常称土耳其主义（勿与凯末尔主义的另称混淆），另一颇具“诗意”的别名便是（狭义）图兰主义（Turanism），语出自古伊朗词Tura（首见典籍《Avesta》）和地理名称Turan/Turania。泛突厥主义“大师”Ziya Goekalp（1876-1924）的名诗《图兰》有如下总结：谁为突厥人之家园兮？或谓此土耳其兮？抑云彼突厥斯坦？我心知其皆非兮，我宗邦乃靡疆而斥远，永宝其图兰！ 突厥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原始阿尔泰语”是否存在不论，突厥语族似乎确有单一起源。就泛突厥主义而言，突厥语两大历史特点便是其区域的扩张和突厥语的历史及地理稳定性。近两千年来，突厥语自长城内外和蒙古高原浩荡西进，所向披靡，大片原属印度-伊朗、高加索、闪族、希腊等语言的地理区域被一一蚕食乃至鲸吞，至有 “一旦突厥化便永远突厥”之说（保加利亚的“斯拉夫化”算是近代之前少见的例外）。其中的政治、文化和种族演变错综复杂，此处无法深究，但其现实结果，借用故土耳其总统奥扎尔的名言，便是创造了今天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的“土耳其利益区”（Turkey’s Zone of Interest）。出现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便是突厥语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广袤的地理区域里的极端稳定和保守性：除了少数“孤立”语种，这一大片“土耳其利益区”中的各种突厥语今天仍能彼此大致相通。打个欧美澳通俗的比方：前天安门民运领袖新疆人吾尔开希要从南疆一路搭顺风车直到爱琴海东岸不会有任何语言障碍。汉语的北方方言区（大致以哈尔滨、南京、昆明、乌鲁木齐为端点的四角形）也可作一个近似的比拟。 泛突厥主义的另一个导机是宗教因素：由于历史原因（甚至不如说巧合），上述“土耳其利益区”中的绝大部分突厥族人都先后成为回教徒（哈萨克人的伊斯兰化要等到帝俄时代才算基本完成，对各种“清规戒律”仍多有不遵），这不仅为“一统”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是当今美国地缘政治考虑的重要出发点。 苏联解体前後的发展 泛突厥主义因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和帝俄属下中亚突厥族人的政治觉醒而兴起，一次大战中直接导致亚美尼亚大屠杀，然後在凯末尔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初期“韬晦”二十余年，直至二战後卷土重来，过程颇为复杂。为了着重时事，笔者另将泛突厥主义简史作一附录供有兴趣者参阅。 二战後土耳其加盟西方，结束凯末尔主义的“睦苏”国策，泛突厥主义雨过天晴，回到政治主流，在塞浦路斯岛上初露锋芒，旗开得胜。此事因美国希裔利益集团有力游说，导致美、土关系15年的低潮。此间土耳其自身地位却持续改善，尤其是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後，其力量明显上升。 与此对比，阿富汗冒险惨败後，苏联对中亚和阿塞拜疆突厥族各国的控制受到致命打击，伊朗革命则使美国丧失重要盟友，被迫全面调整区域战略，特别两伊战争中西方对伊拉克的支持必须经过土耳其之手。这一系列发展使得土耳其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前夕处于“最佳竞 技状态”，这期间的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和总理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又都是极具政治眼光和决断力的出色人物，例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土耳其断然切断有重大经济利益的伊拉克输油管，又一次正确押宝。 与此同时是美国对土耳其政策的重大改变：面对伊朗的激进伊斯兰革命，受凯末尔主义几十年陶冶的欧化、世俗（secular）然而信回教的土耳其便成了对美国利益极具吸引力的“另择”。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政治战略专家当然精通有关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土耳其暨图兰主义在高加索、中亚突厥语区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支持土耳其向中亚“扩展影响”对美国的地缘战略有一石数鸟之利：牵制俄、中之外，更有置伊朗于“死地 ”的前景。一反15年之久的袒希（腊）压土（耳其）政策，美、土关系出现下列发展： 海湾战争中土耳其与美国全面结盟，境内的空军基地成为盟军轰炸伊拉克的主要出发点。 战后西方继续利用这些基地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而同一独立运动在土耳其本国却大受镇压，土军甚至大规模越境，对库尔德族组织进行“三光”式扫荡。美国却一再强调“土军越境有理”，任由西欧（尤其德国）饱尝由此造成的族间（库、土移民之间以及两者与当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之间）骚乱苦果。 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和新任克林顿总统作“非正式”会面，打破美国新总统首先会见小兄弟加拿大总理的惯例。 苏联崩溃後，美国让土耳其得到了用军用运输机对前苏联中亚传送救济物资的独家权力。（想象如果伊朗也想得到这样的独家权力救济操伊朗语的塔吉克共和国，或韩国得到类似权力救济被苏联从中朝苏边境附近强行迁往中亚的25万朝鲜族人。） 联合国干预索马里期间，土耳其将军接任当地联军总司令。更有甚者，不管美国右翼的强烈反对，该将军可对所属美军发号施令，世界上如此国家除土耳其外至今无二。泛突厥主义获难逢黄金机会 不顾北约成员希腊的强烈反对（以及国会内传统希裔势力），美国让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土耳其参与北约对波斯尼亚的军事干预。希腊因此拒绝让土耳其空军飞机过境，造成北约内部巨大分歧。美国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奉行偏袒土耳其，对塞尔维亚-希腊-俄国“东正教轴 心”不利的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官方和“学术界”不断放出支持土耳其扩大对高加索和中亚以至新疆各突厥族“影响”，成为“区域领袖”的风声。如此种种，包括“伊朗与前苏联中亚回教国家结盟”的“狼来了”宣传，美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一目了然。 再看近年来土耳其的活动： 苏联的解体为一度绝望的泛突厥主义提供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土耳其领袖们也见机而作，“当仁不让”，故总统和继任总统均公开宣布土国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的“利益区”。对突厥诸国的“独家救济权”之外，奥扎尔鞠躬尽瘁，猝死前对中亚进行旋风式访问，在各突厥国受到盛大欢迎。土耳其关于“亚洲安全问题”的声明，公开显示它利益范围的扩大。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积极活动，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军事冲突中的角色，以及国内铁杆图兰组织“灰狼党 ”（即国家劳工党；狼是突厥族传统图腾）发展中亚上层人士等等屡见报端。豪言壮语不一而足 选摘几条土耳其上层人士的言论： “三个重要区域-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东-在土耳其面前展开。 ”–故总统奥扎尔，1992。 “你们从不孤立无援：我们一起共命运。” –德米雷尔总理1992年2月对克里米亚鞑靼族领袖如是说。 “从2010年起土耳其可能成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土耳其“国务卿”英南1992年3月。 “在大突厥共同体的青史中你们芳名永垂。”–德米雷1992年4月在哈萨克对突厥人的演讲。 “一个新突厥世界已经展现；……一幅新地图正在形成。”–德米雷尔1992年5月。 “土耳其的影响能够一直伸展到黄河。” –著名作家依汉1992年12月。 如此豪言壮语不一而足，最醒目的自然是1993年奥扎尔死後美国 《新闻周刊》杂志引用的故总统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 颇说明大势并充分显示伊朗政治力不从心的是土耳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大胜利：苏联崩溃後，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亚进行了一场激烈但鲜为人知的“文化战”：两国向中亚各国免费赠送大量打字机–只不过土耳其的机器用拉丁字母，而伊朗则是阿拉伯字母，此外土耳其更向中亚突厥国提供大量“奖学金”名额。结局是阿塞拜疆、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五共和国的代表于1993年3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致同意废除前苏联强加于它们几十年的西里尔字母，而采纳以现行土耳其文为基础的统一新拉丁字母（与土耳其最近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在1992年就引进了这种字母）。 新疆的骚乱和泛突厥主义 作者在第一部分文章中，追溯土耳其过去的扩张主义对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的影响。在今天最后一部分文章中，进一步分析土耳其军方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威胁，加上外来的支助，可能会加剧新疆的“民族矛盾”，以致为国际政治带来冲击。 中国人应该最能领略这个“书同文”计划对于“亚得里亚海至长 城”的政治涵义和潜在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和突厥族的渊源世界第一，从中世纪起 和突厥／土耳其一直纠缠不休的拜占庭／希腊对此望尘莫及。 灭商而代之的周族是否如某些喜标新立异的史家所称含“原始突厥”成分姑且不论，周武王击纣所用的“轻吕”（《逸周书．克殷解 》），夏德（F. Hirth）认定即匈奴的“径路刀”和土耳其语的 kingrak，代表可考的“最古老突厥词汇”。从考古结果看，此事颇有几分证据。匈奴部落联盟含原始突厥成分也不容置疑。尽管匈奴“ 领导阶级”看来并非突厥，现代土耳其人（包括大师Goekalp）仍喜以匈奴“传人”自居，一代雄主冒顿单于则被奉为“炎、黄”。 泛突厥主义和中国关系 突厥因西魏／北周宇文集团之助崛起金山之前，华北政治舞台上的突厥语族人物及其影响已历历可考，华夏文化的千古名篇《敕勒歌 》及其作者（或集成者）斛律金家族即为一例。更有甚者，对中国历史具有无可比拟的关键影响、其语言在唐初尚被奉为“国语”的拓跋鲜卑，古突厥语权威克捞逊爵士（Sir Gerard Clauson）便认定属于所谓l/r突厥语支。作为拓跋传人的李唐与突厥（以及突厥语族回纥 ）的恩怨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拓跋“国语”不论，李唐家族中也颇有能说突厥语的，李世民父子即为显例。唐以後的例子亦比比皆是，就连创立“纯粹汉人”朝代的宋太祖兄弟也是靠老爹赵弘殷作沙陀突厥後唐政权的禁军“飞捷指挥使”起家。总之，龙的传人和狼的传人自有其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也导致中国对早期突厥文化的巨大影响，以致古突厥语中“书写，书籍”的词根便是汉语“笔”的译音（蒙文、满文至今仍 然，例如尽人皆知的“笔贴式”），甲乙丙丁、十二生肖、都督刺史等也一并输入。反映这种密切政治、文化关系的妙例：泛突厥主义大师Goekalp认作“妻子”的古突厥词赫然是汉语“公主”的译音。这样的渊源导致今天突厥族人，尤其是“重新发现”其亚洲祖根的土耳其人对他们古老东方邻居的复杂情感。李先念访土时安卡拉万人空巷的场面便是这种情感的表现，然而包含维吾尔、哈萨克诸族，“从亚 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利益区”则决定了关系的另一面。 一次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图兰思想宣传队”的足迹便远及新疆。1944-49年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Sayf-ud-Din ‘Aziz)乃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泛突厥主义的“幽灵”也时隐时现。主要人物之一伊敏 （Muhammad Emin Bugra）事败後便终老土耳其。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突厥斯坦”问题沉渣泛起：苏联驻新疆领事大发护照，十月革命以後陆续逃离“共产迫害”、受中国新疆政府收容的大量突厥族人又发现苏联国籍的吃香，“几十万中国公民”因此被苏联“诱骗”。 如今苏联不再，中亚各突厥国纷纷独立，文化、经济各方面唯土耳其马首是瞻。让我们看一下土耳其与中共自1949年来的恩恩怨怨： 韩战中土耳其出兵加入联合国军，尽管“众才一旅……人唯八千”（《哀江南赋序》），但土族被长期压抑的“英武”终得一泄，成为联军最出色的一部，其“英雄事迹”传播遐迩，而中共也首次认识到一旦沙场相遇，土耳其将是“劲敌”。六十年代初，由原“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改编的第五军在中共文件突然变成“前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 Tahir，关于曾在中亚以至新疆流行一时的俄式姓氏，笔者以後另有专文述评）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公开露面–从“解放军高级将领”变成图兰主义者，可谓脱胎换骨。此事也是土耳其对新疆的态度从凯末尔的少管闲事逐渐向右翼泛 突厥主义演化的实例之一。 七十年代初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大主教访华，受到几乎破格的欢迎，同时中共私下表明对塞岛分治方案不感兴趣，如此种种显然不为土耳其视为友好姿态，在新疆等问题上双方亦无达成任何谅解的迹象，安卡拉和北京还是正式建交。土耳其1974年出兵扶植的（北）塞 浦路斯土族傀儡“共和国”，中共始终未予承认。 八十年代中期驻安卡拉的一名中共突厥族外交官“叛国”，土耳其一反其“暂转第三国”的例行外交公事而直接接纳，後来又同样处理据说来自新疆的某著名游泳运动员“避难”。两案的处理都基于当事者的突厥族身分–泛突厥主义情感终于在土中外交关系上占了主导地位。 此外，中共与土耳其的“世仇”希腊关系不断发展。在最近的阿 尔巴尼亚危机中，希腊军方援救出几乎全部身陷乱邦的中国人。 在新疆“民族矛盾”据传有增无减之际，土耳其“从亚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利益区”值得世人注目。举例来说，近期内的要点之一便是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共和国的政治稳定与否。 最新进展及结语 由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等“业绩”，泛突厥主义的国际“口碑”颇恶。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土耳其联邦”更会引起对奥斯曼帝国“德政 ”记忆犹新的巴尔干、高加索基督教诸国和俄、中、伊朗的强烈反应 。种种顾忌使得今天“大突厥共同体”推动者小心翼翼，手段之一便 是强调经济和文化，少提“政治合作”，甚至有“泛突厥主义是欧人 的发明，土耳其／突厥政治史中实无其事”的妙论，全不顾近年还有阿塞拜疆内政部长因与“灰狼党”关系密切成为政治包袱而被迫辞职的丑闻。 尽管心仪奥斯曼当年荣耀，但土耳其数十年局促小亚细亚一隅，“区域领袖”地位岂能一蹴而就？“独家救济权”对中亚“苏维埃经 济”也是杯水车薪，土国近来颇感力不从心，几年前的豪情壮志也略有所敛。另一面，俄国经济固然一团烂污，然数百年帝国之余，在国际政治上乃是百足之虫，虽给小小的车臣弄得焦头烂额，对付高加索和中亚突厥诸国的亲土耳其势力却颇有斩获。 俄国在南斯拉夫危机中的出色表演以及和中国、伊朗“合作”无不大显其地缘政治手段，切切不可等闲视之。“突厥共同体”在中亚这个“火药桶”里会引起其他什么後果也无法逆料，已有“专家”预言哈萨克-（外）蒙古的传统矛盾全面爆发，看来中-俄-伊朗“轴 心”尚有扩展余地。 美国当前的政策显然仍是大力鼓励土耳其这样的“温和”“亲西方”的世俗回教势力，它在波斯尼亚危机中与欧洲“盟邦”的矛盾与此政策不无相关。但大国无恒友，土耳其现在在美国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大致不外1971至1991年间之中共（当年这个美-中-巴基斯坦 “轴心”的最出色成果是在阿富汗，因而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能持续多久自然取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演变（可以参考美国20年来对中、越政策的沧桑）。 应该看到，如果世界银行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预测正确，而“后邓期”得以和平渡过，则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必须抑制中国的地缘战略在近年不会大变。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最新发展也发人深省：福利党在土耳其上台执政，内政上主张回教教义，外交上开始向伊朗靠近，从而引起美国的不安。与此同时，传统亲西方的土耳其三军却激烈反对福利党的内政外交方向，土军参谋长公开在美国华府指责伊朗为恐怖主义国家，另一位军方领袖在以色列受到国家元首级的欢迎，而以色列空军则继续利用土耳其的领空进行训练。军方最近更用强硬摊牌手段迫使民选的福利党政府修改内外政策，包括驱逐伊朗外交官。如此紧张国内政治空气和美国“关怀”“引导”之下，“东土耳其斯 坦”问题更有可能成为各方“消除歧见，一致对外”的工具。 在这样的前提和国际环境之下，新疆的“民族矛盾”大有可能继 续成为中国甚至国际政治的焦点。
震惊世界的刺杀：命丧中国的日本首相
1909年10月26日，哈尔滨火车站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人潮汹涌。这一天它显得格外冷清，与往日的喧闹、嘈杂相比，此时仿佛一下子空出了许多地方，连街上的行人也变得安静了。一种压抑与紧张的气氛掩饰不住地在四周散开。车站周围已经被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层层把守，戒备森严的他们正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可疑的行人。不过站台上的几个身穿和服的女人缓和了这种肃杀之气，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正恭恭敬敬地排成两排，准备列队欢迎一个重要人物的到来。在她们身旁，站着一些卫兵，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记者。上午9点，日本枢密院院长、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乘坐的火车缓缓开进了哈尔滨站。他此行的目的是解决日俄在铁路上的争端，特地到中国东北与俄国财政总长进行谈判。当专列在第一站台停稳后，在站台上伫立久候的沙俄财政大臣赶忙登上豪华的特等车厢，欢迎贵客的到来。不多时，他陪同一个矮小的日本老头走出车厢。顿时，站台上等候的欢迎队伍敬礼，军乐奏起。接着，伊藤博文在戈果甫佐夫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检阅完仪仗队后，他们一行向出站出口走去，伊藤博文走在了最前面。他面带微笑，不时地向欢迎人群挥手示意。就在这时，一位身着西装、头戴鸭舌帽的青年男子，突然从欢迎人群中冲进警戒线，趁众多卫士来不及反应，朝满面春风的伊藤博文连开三枪。十几分钟后，伊藤博文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一条特大新闻从哈尔滨迅速传遍全世界: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站击毙日本*大臣伊藤博文。人们这才得知，这位刺杀者就是朝鲜人安重根。据安重根事后交代，他曾与“高丽复仇团”商讨过刺杀伊藤博文之事，甚至曾想过去东京刺杀，但是一直缺乏经费，也感到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一直在黑龙江游走，在朝鲜人中宣传爱国思想，同时寻访有志之士，希望能为朝鲜独立做些事情。当他得知伊藤博文要来哈尔滨之后，他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经过一番准备之后，1909年10月26日一大早，安重根检查了勃朗宁手枪，将8发弹头刻有十字的子弹上了膛，然后换上旧西服外套，戴上运动帽，把手枪揣在右兜，出发了。上午7时，安重根坐马车来到哈尔滨站，此时，俄国与日本官兵正忙着作欢迎准备，同时也加强了警备。戒备虽严，但机敏的安重根还是随着日本的欢迎队伍进入了候车室。因为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当时告诉俄方，只对欧洲人、中国人查看通行证，日本人则一律放行。在俄国人眼里，安重根外貌装束与日本人无异，所以并没有对他检查。安重根就这样混进了车站，在候车室里有个小卖店，他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候时机。当伊藤博文出了火车，检阅仪仗队的时候，安重根已经站在了俄国仪仗队后面。当时，人们的眼睛都注视着伊藤博文，只见他按顺序检阅了俄国军乐队、仪仗队、各国领事。团、中国仪仗队、日本欢迎队伍。检阅完毕，伊藤等人折返。就在他距离安重根5米左右，将要走过去时，安重根闪电般地抽出手枪，在敬持枪礼的俄国士兵的空当间，向伊藤射出了三发子弹。安重根怕打错了人，又向跟随伊藤的几个日本人开了四枪，场面顿时大乱。俄国宪兵冲了过来，安重根抛掉手枪，用俄语高呼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然后从容被捕。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被带到火车站内的俄国宪兵派出所，简单审讯后，日方便来要人。晚上9时许，安重根被移交到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关在地下室里。五个月后，安重根在旅顺被处决，年仅32岁。在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地宣称:“我是为了具有4000年历史的祖国和2000万同胞，一举处决蹂躏朝鲜主权、扰乱东洋和平的奸贼。正因如此，我的目的是正大光明的。我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次刺杀却加速了朝鲜的陷落。据有关资料记载，伊藤博文的遇刺，成为日本完全吞并朝鲜的绝好借口。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同年10月1日，日本统监府改为总督府，从此开始了对朝鲜长达36年的全面殖民统治。变革救国在日本近代史上，伊藤博文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1841年，伊藤博文出身于长州藩(今山口县)山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其父被下级武士伊藤家收为养子，并被选为继承人，遂继姓伊藤。伊藤博文小时候性格软弱，但脑子灵活，还很会搞关系，有一次，在外公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欺负他的那些小孩子成了兄弟。孩子们经常分成两队做军事游戏，小伊藤博文是其中一队的队长。初冬时节，他率领一队人马在作战中失利，为了扭转局面，他把对方诱入干枯的芦苇丛中，然后跑到上风的地方放起了火。火借风势，冲着“敌军”就烧过去了。这场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伊藤的外公不得不替他挨家道歉。俗话说，三岁看老。小小的伊藤博文就已心狠手辣、工于心计，难怪日后能成为一代枭雄。早年，伊藤博文曾入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学习，这个吉田松阴曾划着小艇爬上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黑船，要求偷渡美国，去考察新文明。这种异想天开的行径，代表了当时日本的风尚。在吉田松阴被赶下黑船后，他在狱中写下了许多启蒙时代的巨着。但是在他的这些向文明学习的着述中，他一面教导对欧美规矩的恭敬，一面却宣扬对贫弱邻国的野蛮。吉田松阴的这些理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伊藤博文，使伊藤博文一生都在实行侵略扩张政策。伊藤15岁开始参加政治运动，是个“尊王攘夷派”干将，在1862年还参加了火烧英国公使馆的激烈活动。但第二年，伊藤博文选择了赴英留学，他在英国时，对政治制度等的研究特别热心。从英国归来，伊藤博文成为明治维新政府的得力人物，十分活跃，积极推动国内的各项政治改革。1881年，伊藤博文积极推动引入英国的政党内阁制，次年又赴俄研究君主立宪政体制度一年。回国后，伊藤博文大显身手，在1884年颁布“华族令”，将旧贵族阶级以及新涌现出的有功之臣、军人，分成公、侯、伯、子、男五个爵级，组成贵族院成员。伊藤也自列公爵之阵。1885年12月，伊藤博文建议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开始起草宪法的任务，并在1889年2月1日推出其主导制定的日本第一部宪法，创建了独特天皇制国家，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此后，日本在强国路上一路超越亚洲各国，绝尘而去。1894年，伊藤博文参与策划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伊藤博文的所作所为都是以日本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但这种利益的赢得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这就是那个时代弱肉强食的理论。1894年7月，日本主动挑起甲午战争，伊藤任战时首相。“攻占威海，略取台湾”的作战方针，就是他提出的。而《马关条约》的底本及其苛刻无比的条款也是由伊藤圈定的。这一战，使得大清帝国颜面无存。这一条约，不仅使中国无力保护朝鲜，此外还割让了辽东、台湾、澎湖三处领土，以及赔款两亿两白银。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向清政府勒索三千万两白银“赎辽费”了之。甲午海战后，清朝已经无法对朝鲜的命运再说一句话。日本则有了相当的实力，可以把朝鲜一口吞下。日本人闯入皇宫杀了明成皇后，同时又用谈判手段修改了若干条款，朝鲜眼看着就到手了，帝国扩张的第一步，吞食朝鲜的大业眼看着就成功了。朝鲜皇族、朝鲜人民没有实力阻挡日本军队的铁蹄，但是有人阻止了。日本在甲午海战后吃得太“肥”了，这引起了俄国的警惕。日本人也知道如果要吞下朝鲜，日俄之战不可避免。出师未捷1904年，甲午之战后的第二个十年，岛国的日本决定与领土辽阔的俄国一战。此前，俄国曾联合法德逼迫日本把到“嘴”的辽东给吐出来，伊藤博文等军国主义者一直耿耿于怀，视作奇耻大辱。就在英国人手持马克沁机关枪，在非洲殖民地屠杀的时候，日本陆军的制式步枪也在1897年定型，帝国陆军在这时已经刀枪在握，准备与南下的俄国人比个高低。为了朝鲜这只已经抓在手中二十年还没放到嘴边的肥羊，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了。结果在西方亿美元的巨额军费支持下，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战胜了白人。这也曾经一度鼓舞了那些饱受西方人侵略的黄皮肤的东方人，但却没什么实用价值。日俄战争同甲午战争一样，日本战胜，中国和朝鲜却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1905年，日本在日本海海战(对马海峡海战)获胜后，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朝鲜统监，1907年迫使朝鲜签订第三次日朝协约，将朝鲜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但是伊藤博文本人是反对日朝合邦的，在1909年的阁议中他便公开表达反对立场，表示“合并是长期的问题”，这与许多参与日本对朝鲜政策参与者的想法并不同。1909 年10月，为解决日俄争端，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与俄国财政总长谈判，当他于10月26日被安重根刺杀身亡后，主张日朝合并的一派成为日本对朝鲜政策的主导者。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朝合并条约》。同年10月1日，日本统监府改为总督府，开始了对朝鲜长达36年的全面殖民统治，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伊藤博文的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导致了日本在日后的败亡。伊藤博文早年曾参加尊王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这是日本历史上两次重要的历史变革，从此日本结束了幕府专政的封建割据状态，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同时也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对中国和朝鲜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伊藤博文曾四任首相、三任枢密院长，是对外侵略扩张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也正是伊藤博文使日本迈进现代化国家、成为近代世界列强之一的强国。但是出身贫寒、雄心万丈的伊藤博文与其他人不同，伊藤博文属于日本的稳健派，尽管他是首任朝鲜总监，可是他反对日韩合邦，认为合并是长期的问题。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二战的五十年间，日本的兴衰可以说和扩张有关。日俄战争中正式吞并朝鲜，然后不断蚕食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拿下东三省，接着是“卢沟桥事变”、全面入侵中国，到最后偷袭珍珠港，横扫南洋和东南亚，最终走向失败。伊藤博文可以说是日本最清醒的大脑，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虽然加速了朝鲜的灭亡，但他也让日本的军国主义因为失去了伊藤博文，而走进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死胡同。两相比较，安重根舍生取义，死得其所。
日本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只字未提投降
1945年8月15日被有的人称为“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天”。这一天从上午开始，日本的广播电台就反复播送着将在中午12时有天皇的重要广播的消息。裕仁天皇即位20年来，还从来没有直接向日本人发表过讲话，于是人们对天皇的讲话内容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尽管有人心中对天皇是否要宣布接受同盟国的宣言有些不详的预感，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像过去由人代为宣读的敕谕一样，天皇的讲话仍以激励日本人继续进行“圣战”为目的。也有人认为在经历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及苏联的出兵后，天皇可能要宣布进行最后的决战。据经历过日本战败那一时刻的日本人回忆：8月15日将近中午的时候，全日本的人，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中，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在外出的路上，都会找到附近的收音机，站立着等待“天皇玉音”的播放。而在东京的许多人，甚至直接跪在皇宫的前面虔诚地等待，全然不顾头上似火的骄阳。当时的天皇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现人神”，所以必须毕恭毕敬地聆听他的声音。12点整，电台开始以所谓“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天皇在这次的诏书中称：朕深以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为忧，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布告尔等忠良之臣民：朕已谕帝国政府通告美苏中英四国接受其共同宣言。曩（编者注：nǎng）者，朕承皇祖皇宗之遗范，拳拳于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交共荣共乐。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实乃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之领土行为，皆非朕之本意。然交战已阅四载，朕之陆海将士虽勇武善战，朕之百官有司虽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虽克己奉公、尽其最善，战局仍未好转，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敌新使用残虐之炸弹频伤无辜，其状之惨不可预测。作战若延续，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波及人类之文明。如此，朕何以保吾亿兆之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是为朕着帝国政府回应共同宣言之缘由。对于与帝国始终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盟邦，朕惟有深表遗憾；每虑及死于战阵、殉于职守、亡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朕常五内俱裂；至身负战伤、蒙受灾难及丧失家业者之福祉，乃朕之深切轸念之所。今后帝国所受苦难非同寻常，臣民之衷情朕亦尽知。然时运所趋，为万世之太平，朕将堪所难堪之事，忍所难忍之情。朕笃信与护持国体之忠良臣民同在，而忌情绪激昂、滥滋事端，于同胞之间互相排挤，扰乱时局之势力。更忌由此误入歧途，失信于世界。此时宜举国一家，子孙相继，确认神州不灭，念及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定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粹，以期世界之进运。此为朕之期待，望臣民周之。之所以全文引用天皇的这一诏书，是因为后来的人们往往把天皇在那一天以“玉音”放送形式发表的诏书视为日本投降的标志。的确，日本的战后是从天皇宣布这一诏书开始的。但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认识呈现的复杂局面，可以说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终战诏书》一次也没有提到“战败”和“投降”，其实是埋下了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伏笔”。如果对上述天皇的诏书进行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诏书只说到“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同盟国一方又使用了“残虐之炸弹”，为了“亿兆之赤子”而不得不宣布接受美苏中英四国共同宣言，而没有任何一处涉及承认日本战败的事实；其次，诏书强调宣战并非自己的本意，而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仍然是站在“解放东亚”的立场上，只不过是对当前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感到遗憾；第三，诏书中所指的战争是自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的战争，而对侵略中国的战争则不置一词，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综合上述三点，可见同以往天皇的诏书一样，在这里特别突出的仍是所谓日本的“国体”，仍然坚持的是皇国史观。如果对诏书的意图解释得更清晰一些，那就是：虽然日本现在遇到了暂时的波折，但只要护持日本国体，虽任重道远但日本不能灭亡，仍有希望。日本的各大报都在8月14日的午夜接到了宣布战争终结的天皇的诏书，第二天醒目地刊登在报纸上。《每日新闻》的大标题是：“圣断 大东亚战争终结；颁布收拾时局诏书”，而在“维护国体”的大标题下写道：“在聆听大诏终结战争之际，吾辈草民应发挥国体之精华，建设新日本。”《读卖新闻》的前身《读卖报知》则以“为万世开太平”为题，全文刊登天皇诏书，同时发表社论称：“正如大东亚战争的宣战诏书所申明的，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东亚的解放和十亿民众的福祉。”这些报道和社论没有一处提到“投降”、“无条件”，甚至也看不到任何一处对导致战败的军队与政府的批判。《朝日新闻》虽然承认“日本国民今后面对的和平不是对等的，是单方面的战败”，但是对军队和政府的责任也未置一词。这些报纸的腔调之所以相当一致，是因为就在前一天，负责新闻管制的情报局刚刚向媒体下达了“大东亚战争终结交涉之际的舆论指导方针”。8月16日，情报局针对天皇诏书公布后的形势，再次发布指示，要求各媒体“可以刊登敌方的正式声明，但是将其中谈到战争责任者的追究，军部的责任以及影响国内局势的内容一律删除”，“可以使用‘日本投降’的概念，但是不得说‘无条件’”。其实，到1945年的8月，对于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国际形势的人来说，日本战败是不可否认也不可逆转的事实。而天皇发布这样一份并不承认战败的《终战诏书》，固然“终结”了战争，但导致了日本社会思想的混乱，则是不争的事实。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曾指出：《终战诏书》是针对美国、英国、中国与苏联四大国提出的《波兹坦宣言》的回答，理所当然地应当涉及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诏书中“只将‘宣战于美英二国’视为问题”，“排除了中国和苏联，显然说明其意图是要把战争限定在1941年之后”。也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天皇的《终战诏书》“其最根本之处就是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护持国体’”。因为在所谓的《终战诏书》中，只提及日本与美英两国的战争，而且其内容中根本“不存在战败认识”，至于“关于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一概不予理会”。所以所谓的《终战诏书》，不过是一个“继续天皇制的宣言”经历过那一时代的日本人，至今也难以忘记当时聆听“天皇玉音”后感到的震惊。尽管天皇是用文言的形式咬文嚼字地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决定，但全日本的人们则是首先从自身的战争体验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引起了巨大的思想混乱。生活在甲府的一位老年妇女，当时还是中学生，在她的日记中这样记载着：8月15日霹雳！！这是怎么一回事。8月17日霹雳这样的日子，对日本人来说真是难过啊。在听到15日的大诏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在为胜利而奋斗着。真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情绪丝毫不奇怪，例如大阪府的调查报告说：“民众中的七成是期待着天皇在讲话中表示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的，没想到竟然宣布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许多人立即感到失魂落魄，悲愤不已”。神奈川县的调查说：“一般的县民都以为要宣誓抗战的，所以听了天皇发表的玉音，一时呆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来”。而鸟取县的警察更发现：“人们表面上是聆听了玉音，但心中无非是在想：‘现在结束战争为时尚早’，‘无视国民的意志’，一些人表示了批判的意见，而有人甚至散布对天皇和皇室大不敬的流言”。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日本民众被军国主义思想愚弄到何等地步！尽管《终战诏书》并没有正面触及日本战败的事实，但天皇亲自宣布“终战”这件事本身，等于承认了以往鼓吹的“圣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战争的失败导致“圣战”思想的崩溃，于是日本社会出现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出现了一个时期的思想“真空”。后来成为日本白桦派作家的长与善郎曾记载说：8月13日，听在众议院图书室工作的朋友说将要发表重大的新闻。当时已经意识到战局发展对日本不利的人们都以为天皇可能会一方面检讨自己，一面亲自鼓动国民全力抗战。如果天皇那样做的话，日本全体国民肯定会对天皇感激涕零而积极参战。但是，在听了15日的“玉音放送”后，人们“一下子泄了气”，“不知道应当做些什么了”。战前曾经参加了反战运动，但是在战争开始后“转向”加入了文学报国会并担任审查部长的高见顺在8月10日听到了御前会议的消息后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看来战争终于要结束了，可是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样的感情。是高兴吗？不是。但是也没有别的什么感情。”1994年，我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从法政大学退休的梅靖三先生说起过日本战败初的经历：1945年的6月，我已经接到了征兵令，就是当时被称为“赤纸”的入伍通知书。按照当时的规定，青年人一旦接到那一张“赤纸”，就必须按照纸上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整理好行装前去报到，我当然也不例外，虽然上了年纪的父母很担心。在被集结在学校中待命的时候，天皇的“玉音”发表了。两天后我们被告知不再向军队派遣，而解散回家。听到这一决定，我们的心里确实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能把喜悦表现在脸上。回到家中的时候，母亲不禁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梅先生还补充说：别看当时许多人嘴上仍然说不甘心失败，但其实都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到了战争的后期，战争在人们的心中早已不是那么神圣，但只有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才敢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可见，一般民众从内心来说是不希望继续战争的，但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他们只能将自己的感情掩盖起来。其结果是导致思想的真空和精神的崩溃。1995年，即在战后50周年的时候，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了《战后50年》摄影集。摄影集的第一页是一张对折的巨幅照片，拍摄的是1945年空袭后的大阪鸟瞰图。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的建筑组成了灰暗的大阪城，即使是庞大的建筑，在照片上也不过是一个微小的点。但是照片上三个无比巨大的炸弹坑和无数较小的炸弹坑则引人注目，真的像是月亮上的环形山，形象地表明了城市被轰炸后的景象。所以这幅照片上的标题是：“战后的日本是从这类似月球表面的废墟上开始的”。其实，不仅是大阪，日本整体的经济与社会，包括日本人的思想与历史认识，都是在这一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崩溃而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社会崩溃，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大崩溃。战后日本人的思想与历史认识，也是在那样的废墟上建立的。这样，伴随1945年8月15日《终战诏书》的公布，所有的日本人一夜醒来就不得不面对战败的残酷的现实，但同时也面对复杂的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战争期间作为日本精神支柱的皇国主义史观本来也应当是寿终正寝了，但由于《终战诏书》仍然坚持着皇国史观，不过是从形式上以暧昧的态度结束战争，所以从对战争责任认识的角度和对历史负责的角度，《终战诏书》可以说没有任何建树。这就带来了战后关于历史认识的一系列的问题与争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终战诏书》为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埋下了“伏笔”。
揭秘日本“南洋姐”明治年间向海外输出数十万
大和民族对“性”的宽容以及性道德约束机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泛滥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这种传统的性“宽容”文化，自然也对岛原、天草等地的青年女性产生重大的影响。无论是虚荣心还是作为一种职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揭秘日本“南洋姐”明治年间向海外输出数十万 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到海外卖淫为生，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卖淫人口大流动。由于南洋群岛是其最为庞大的聚集地之一，因此中文直接称其为“南洋姐”。“南洋姐”的足迹，北到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部地区；朝南以上海、香港为基地，涌入以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马来半岛；朝西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直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好望角；向东则渗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仅在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一战后，日本政府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因此盛况不再。虽然这群以世界为舞台的“南洋姐”几乎没有留下显眼的记录，人们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们的存在，但她们展现给世人的是另类的近代日本发展史，另类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1830年前后，黑奴贸易近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华工和印度劳工的崛起。华工和印度劳工一般是单身前往，在其落脚的地方，青壮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艰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决生理欲望的“宣泄口”，大量华工和印度劳工的移住，形成都市社会，这就为娼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正因为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基本上与华工和印度劳工活跃的地区相重叠。另一方面，在作为管理者的欧洲殖民者看来，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种“软性”的润滑剂，可以调剂劳工枯燥、单调的生活，让他们安心劳作。为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对日本娼妓的进驻，采取的是默许甚至是欢迎、支持的态度。当时日本的媒体也曾将“世界劳动国”的中国和“世界卖淫国”的日本“有机”地摆放在一起，阐述中日两国不浅的“因缘”关系。 “南洋姐”与长崎的特殊背景有关。17世纪中叶，幕府确立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然保留了一个对外的窗口——长崎港。从江户时代中期起，许多天草、岛原地区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长崎。在那里，中国船和荷兰船进行着贸易活动。由此，在长崎出现了面向外国男性卖淫的“游女”群落。1642年，长崎将分散各处的倾城屋集中于一地，形成规模庞大的丸山游廓。1692年丸山游廓容纳了1443名“游女”，成为江户时代颇具代表性的花街。并且，长崎专门为中国人、荷兰人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允许“丸山游女”有条件地出入。服务中国人的“游女”被称为“唐人行”、“唐馆行”、“馆内行”等，而出入荷兰馆的“游女”则被称为“出岛行”、“兰馆行”等。这表明，长崎一带面向外国人的卖淫活动是有历史渊源的，以外国人为最优先服务对象的性雇佣关系，在“丸山游女”那里就已确立基本形态。 大和民族对“性”的宽容以及性道德约束机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泛滥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这种传统的性“宽容”文化，自然也对岛原、天草等地的青年女性产生重大的影响。大正年间，日本一位小学教师观察天草的风俗人情后曾这样评述：“这个村的敝风，是充当娼妓并不为耻，而是被认定为一种职业。正是将其视为维持生计的职业，所以不会形成轻视、蔑视的风气。无论是虚荣心还是作为一种职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明治维新之后，在接受文明开化的日本知识阶层中间，逐步确立了如下观念：卖淫女是脱落于日常社会的“丑业妇”。但在这一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南洋姐”已经迈出国门，奔向世界各地。
阿富汗王国的变迁
阿富汗曾是各帝国的必争之地。阿拉伯人先是占领了北部地区，后又向东部挺进；公元9世纪，波斯人渐渐控制了这些地区；公元10世纪，突厥人控制了整个阿富汗地区，后来又被赶出了阿富汗。1221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入侵阿富汗。1380年，帖木儿统治了阿富汗。16世纪初，阿富汗又沦为萨非人统治下的波斯帝国的一部分。阿富汗王国的变迁 阿富汗曾是各帝国的必争之地。阿拉伯人先是占领了北部地区，后又向东部挺进；公元9世纪，波斯人渐渐控制了这些地区；公元10世纪，突厥人控制了整个阿富汗地区，后来又被赶出了阿富汗。1221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入侵阿富汗。1380年，帖木儿统治了阿富汗。16世纪初，阿富汗又沦为萨非人统治下的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1747年，普什图族杜兰尼部落首领艾哈迈德率领部落武装开进坎大哈，在杜兰尼部落和吉尔查依部落各酋长的拥护下登上王位，建立了阿富汗王国，定都坎大哈，自称“艾哈迈德·沙·杜兰尼”，并由此在阿富汗确立了封建制度。在历史上，一度强盛的阿富汗王国，是仅次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国家。 1809年，赫拉特总督马茂德率部攻陷喀布尔，自立为王。1818年，马茂德被推翻，阿富汗分裂为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白沙瓦和克什米尔五个主要的封建土邦，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1885年，马茂德的大臣沙赫德·汗之子多斯特·穆罕默德以喀布尔为基地，重新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国家。 就在多斯特·穆罕默德雄心勃勃准备建立庞大的阿富汗王国之际，英国和沙俄开始了从南北两端向这个多难之国的渗透。 1838年，英国借口沙俄协助伊朗国王入侵赫拉特，派出3万印度雇佣兵侵入阿富汗。第二年9月，英印军队兵临喀布尔。情急之下，多斯特向与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沙俄驻喀布尔大使维特凯维奇求助。没想到，一向对多斯特有求必应的沙俄大使却以天寒地冻、路途遥远为由一口回绝。多斯特万般无奈，逃往北方城市布哈拉，喀布尔被英军占领。 1878年，英国人第二次侵略阿富汗，迫使阿富汗王国政府与其签订了《甘达马克条约》。阿富汗丧失了外交权，由此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885年，沙俄强占阿富汗领地“彭迪”绿洲，力图在与英国的竞争中保持平衡。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富汗保持中立，但在1919年，它与英国之间再次爆发冲突，最终赢得了完全独立。 1933年11月8日，纳迪尔国王遇刺身亡，事发后数小时，惊魂未定的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就被推上了国王的宝座，此时，他年仅19岁。由于他善于调整阿富汗各个部族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他统治阿富汗期间国内没有发生武装冲突或者对立，更没有分裂。人们常说，查希尔治国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维护了国家的完整和统一。 1953年，阿富汗同其近邻巴基斯坦的关系突然恶化。在两国边界争议地区，阿富汗边民频繁骚动，致使巴基斯坦宣布封锁两国边界，切断了阿富汗通往印度洋的贸易生命线。同年9月，查希尔国王的堂兄、妹夫穆罕默德·达乌德亲王出任首相，由此引发了阿富汗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局面。
称霸南亚大陆的孔雀帝国：印度古代最强大王朝
摩揭陀的兴起 从列国分立到统一帝国的形成的过程中，摩揭陀逐渐强大起来，并最终统一了印度其他各国。 在北印度列国中最先兴起的是迦尸。它长期与居萨罗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一度还兼并了居萨罗。迦尸对鸯伽、对摩揭陀也常有敌对行动。迦尸地处上述几个重要国家之间，便于与邻国争衡，也易于受到邻国的威胁。后来居萨罗强盛起来，又转而兼并了迦尸，并将包括佛陀故乡伽毗罗卫城在内的一些小国纳入自己范围之内。这是佛教兴起以前北印度的大概形势。 与佛陀同时代的频毗沙罗（或译瓶沙王，约公元前544-493年），是摩揭陀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国王。他建都于王舍城，用通婚的方法和居萨罗、拔�等国建立友好关系，稳定了西部和北部边界的局面，集中全力征服了东方的邻国鸯伽。鸯伽控制着恒河三角洲的一些重要港口，在贸易上有重要地位。占领鸯伽有利于加强摩揭陀的经济实力。他对内加强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实行严刑峻法，同时又支持佛教的传播，收揽人心。 频毗沙罗晚年，他的儿子阿�世（约公元前493-462年）弑父篡位。阿�世的母亲就是居萨罗的公主，她在嫁频毗沙罗时曾带来迦尸村庄作为陪嫁品。她母亲对丈夫被杀十分悲痛，不久也死去。于是居萨罗王要求收回陪嫁的迦尸村。双方发生了战争，最后迦尸村仍保留在摩揭陀版图之内。阿�世又对拔�进行了长达16年的战争，最后兼并了拔�。以后发展成为重要城市的华氏城也在这时作为要塞开始建立了。在阿�世时期，摩揭陀已经成了恒河流域一个霸国。 阿�世以后一段时期的摩揭陀历史，不同材料说法不同，模糊不清。相传阿�世以后的几代继位者都是暴君，引起人民不满。最后一个暴君被起义的人民推翻，他的一个大臣希苏那伽登上了王位（约公元前430年）。他在位的时期，摩揭陀征服了阿般提，国势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居萨罗和拔沙也可能是在这一时期被摩揭陀兼并的。希苏那伽王朝的末王最后被摩诃帕德摩·难陀所杀，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364年（这一年代的说法分歧很大）。 摩诃帕德摩·难陀建立了难陀王朝（约公元前364-324年）。他是一个出身低下的人。据一种传说，他的父亲就是希苏那伽王朝末王，而母亲却是一个首陀罗。另一传说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个理发匠，而母亲是一个妓女。还有一说认为，他本人是理发匠，与希苏那伽朝末王的王后有私情，二人勾结杀死国王及诸王子，篡夺了政权。从这以后，不少王朝的创立者都出身低下，这说明当时统治者与高等种姓渐趋腐朽，而下层人民的力量正在增长。 在难陀王朝时期，摩揭陀统一了恒河流域地区，已经初具帝国规模。据希腊作家记载，难陀王朝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000战车、3000战象。还有一说是，8万骑兵、8000战车、6000战象、20万步兵。总之，难陀王朝已经准备了向印度河流域推进的力量，不过这一进展被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侵打断了。 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入侵和孔雀帝国的建立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灭亡波斯帝国之后，侵入了印度西北部。这一地区，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落入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公元前4世纪时，波斯帝国的统治削弱，这里分布着许多小邦和部落，它们在实际上是独立的。在亚力山大入侵时，它们不仅未能形成一支统一的抵抗力量，而且内部存在着分裂和敌对的形势。 犍陀罗地区的�叉始罗王因为与其东邻波鲁斯王处于敌对状态，就想借用外力来打击自己的对手。亚历山大刚刚率兵渡过印度河，�叉始罗王就遣使送来了大量的白银、牛、羊、象，以及700骑兵，补给他的军队。还有一批部落首领也投向了亚历山大一边。当亚历山大准备进一步东渡杰卢姆河的时候，却在河对岸面临着波鲁斯王一支强大的力量。亚历山大用计从上游偷渡过河并用巧妙的战术击败了波鲁斯王的军队，可是波鲁斯王英勇奋战，直到身受重伤被俘。当亚历山大问他想得何种待遇的时候，他还说：“应以国王之礼待我。”亚历山大对他采用怀柔政策，保留了他的王位，他也就成了亚历山大手下的又一傀儡。亚历山大继续东进，征服了整个旁遮普地区。但是他遭到了当地人民的顽强抵抗，他的部队损失不轻。 当亚历山大还想继续向恒河流域推进时，他的部队因为备受长期进军的辛苦与伤亡的打击，又不能适应印度的水土而多染病，在公元前326年夏拒绝前进。他企图说服部队而无效果，只好回师到杰卢姆河地区。在此河以西，他任命总督统治，在此河以东，则仍由归顺了他的国王们治理。同年十月他引兵循印度河而下，沿途又遇到许多部落的顽强抗击。到达印度河口以后，他将军队分为水陆两支回巴比伦，于公元前325年回到巴比伦。两年以后，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病死。 亚历山大一走，印度人民就开始了反对马其顿人的起义。亚历山大所任命的总督带着大部分军队退出了印度，剩下的守军不久就被印度起义军消灭了。 在印度人民起义中，一个名叫旃陀罗崛多（或译月护王）的人成了起义的领袖。关于他的出身，有不同说法。一说，他出身于一个养孔雀的家族，起于寒微；又一说，他出身于刹帝利，属于莫里亚家族，“孔雀”（maurya）的名称是从“莫里亚”一字演化而来的。相传，他曾在旁遮普地区见过亚历山大，因为有语言冒犯，险些被亚历山大处死。他逃走后，得到了一个名叫�底利耶的婆罗门的帮助。他帮助旃陀罗崛多弄到了一笔钱财，召募了一支军队，使他在起义中能处于领导地位。旃陀罗崛多赶走了旁遮普地区的侵略者以后，又回师东向，攻下华氏城，推翻难陀王朝，建立了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187年），他就是该王朝的第一个国王（约公元前324-300年）。 旃陀罗崛多在位期间，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的大部分领土，并一度想恢复在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公元前305年，他领兵侵入印度，但是被旃陀罗崛多打败。于是他把印度河以西的一些地方也让给了旃陀罗崛多，旃陀罗崛多则送给他500头象。双方缔结婚姻（谁娶了对方的儿女，有不同说法），维持和平。随后塞琉古派遣使节驻在孔雀王朝首都华氏城，这位使节关于印度的记载成了研究印度古史的重要材料。 旃陀罗崛多为孔雀帝国的建立打下了根基。他本人晚年笃信耆那教，后来抛弃王位出家，终于按耆那教的教义逐渐绝食而死。他出家后，其子宾头沙罗（约公元前300-273年）继位。宾头沙罗曾经镇压了�叉始罗地区的人民的起义，保持了帝国在北印度地区的统治。他可能还向南扩展了领土。佛教文献说，他曾经杀死16个君主而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不过这些国家的具体地点不详。宾头沙罗继续和塞琉古王国保持友好关系，曾接纳塞琉古王国的使者驻在首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曾在他当政时派使节驻华氏城。这些使节亦有关于当时印度的记载。可惜这些记载原本都已失传，只有零文散篇被引在其他历史家的著作里。 阿育王的统治与宣扬“圣法” 宾头沙罗死，其子阿育王（或译无忧王）继位。他原在西北地区担任总督，在父亲病重时回到首都华氏城。据佛教传说，他在父王死后，杀了99名兄弟，才坐稳了宝座。据说他在父死4年之后才举行正式即位典礼（因此他的在位年代一说约公元前273-236年，一说约公元前269-232年），也许这四年正是争夺王位的期间。 阿育王在位初期大约曾镇压西北地区的一次起义。按佛教传说，他原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君，曾经专门挑选最凶恶的人设立“人间地狱”，去残害人民。在正式即位后8年，阿育王征服了羯陵伽。据他自己所刻铭文的记载，在这一次战争中，羯陵伽有15万人（畜）被掳走，10万人在战争中被杀，还有若干倍于此的人死亡。经过这次战争，除半岛南端以外，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南至迈索尔，东起阿萨姆西界，西至兴都库什山，都并入了孔雀帝国版图。从旃陀罗崛多至阿育王，经过三代人的经营，孔雀帝国至此达到了极盛阶段。 阿育王所统治的孔雀帝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帝国。国王掌握着各方面的最高权力。他是国家首脑，决定一切最重要的政策，委任最重要的官员，有最高行政权；他发布的诏书和法令就成为法律，有最高立法权；他是国家军事行动的决策人和最高统帅，有最高军事权；他还审理重大案件，有最高司法权；他又派遣密探到全国各地，侦察官员和人民的行动，有最高的监察权。国王手下有一批顾问和官员作为辅佐。官员有三类：第一类是主管地方事务的长官，他们负责开修河渠，丈量土地，监督灌溉用水的公平分配；管理猎户，酌情给以赏罚；收税并监督与土地有关的行业如伐木、采矿等；修治道路。第二类是主管城市的长官，他们分为6组，每组5人，各组分别负责手工业、外侨、生死登记、市场交易与度量衡、产品检查以及征收什一之税等等。第三类是主管军事的长官，他们也分为6组，每组5人，各组分别负责海军、后勤辎重、步兵、骑兵、车兵和象兵。 孔雀帝国对地方实行分省统治。开始时大概有两个省，到阿育王时约有五个省。靠近首都的由国王直辖，边远省区则往往派王子去统治。阿育王在作王子时就在西部行省担任过总督。不过，在若干省里都有很多部落，它们是在内部实行自治或半独立的。现在我们还看不出孔雀帝国有一个严整的类似中国秦汉时期郡县的行政系统。 阿育王在基本完成帝国统一以后，对国策作了重大的变更。他在征服羯陵伽以后，对这次战争的伤亡表示忏悔。他变成了佛教徒，佛教文献尽量夸张阿育王以前的暴虐和以后的仁慈，并把这一转变归功于佛教的感化。阿育王的一些铭文说明，他的确信了佛教。但是他并没有把佛教规定为人民必信的国教。他在铭文中大为宣扬“圣法”，而这个圣法似乎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佛法。 阿育王所宣扬的圣法，包括以下几个互相关联的内容：第一，宣扬仁爱和慈悲，要人们孝敬父母，善待亲戚、朋友以及一切僧人，宽待仆人、奴隶。第二，宣扬宗教容忍精神，要人们尊重他人的教派，不许各教派互相攻击。第三，宣扬非暴力的主张，小则要求人们尽量不杀生，不用屠杀牲畜的方法献祭求福；大则表示他将不主动发动战争，在不得已而发生战争时也将尽量按慈悲的精神办事。他表示，即使有人触犯了他，凡能原谅者，他一定原谅；同时他也宣布，一切人都应改恶从善，否则，他还是有力量惩罚他们的。第四，倡导做有助于公益的好事，例如修路、种树、掘井、建亭，以利行旅之类。阿育王在多处刻石记下圣法的有关内容，还派人四出宣扬圣法。 佛教文献总是把阿育王的圣法说成是佛家慈悲精神的表现，其实他所宣扬的圣法实际是为巩固他的帝国服务的。阿育王知道，他们祖孙三代人所经营起来的帝国，其内部有多种复杂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不同地域和不同部落之间的差别很大，种姓之间的矛盾严重，各种教派之间斗争激烈，这些都会使阿育王不得不强调宽容，以便缓和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必须找到一种超出各教派具体教义之上而又原则上能为各教派都能接受的主张，以便确立一种趋同的目标；帝国已经建立，进一步的暴力征服已无必要，这时强调非暴力的主义，毋宁说是更有利于帝国的统一和稳定的，更何况他也没有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暴力的权力。因此，阿育王的圣法是一种宗教政策，也更是一种维护帝国的国策。 帝国的解体 阿育王维护帝国统一的努力最后未能奏效，在他死后不久，帝国就分裂了。当时，孔雀帝国并没有客观的长久统一的基础，帝国内部存在着种种深刻复杂的矛盾。阿育王的政策目的在于缓和这些矛盾，可是实际上他不仅没有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有些方面还不免加深了矛盾。他为了维持一个大帝国，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监察系统，养着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派出大量的宣扬圣法的官员，修建了84000佛塔以及种种设施。这就必然使财政开支十分巨大，而其结果又通过收税落到了人民的头上。这样的情况当然是难以持久的。 阿育王死后，他的作为西北地区总督的儿子据地独立，原来在帝国内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安度罗也在南部宣布独立。孔雀王朝在恒河流域继续维持统治约50年。约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末王被大臣普沙密多罗·巽伽所杀，孔雀帝国正式结束。 普沙密多罗·巽伽（约公元前187-151年）建立了巽伽王朝（约公元前187-75年）。他出身于婆罗门家庭，奉行婆罗门教，曾经两次举行马祭，以显示国力强盛。巽伽王朝初期仍然统治整个恒河流域，初期的君主也曾力图抵御来自大夏的希腊人对西北部的侵入并抵抗东南方的羯陵伽，但是国势日趋不振，最终只剩下了摩揭陀这一地区。约公元前75年，巽伽王朝末王被杀，伐苏迪跋·甘华建立了甘华王朝（约公元前75-30年）。这个领土仅限于摩揭陀地区的小王朝，最后为安度罗所灭。从这以后，直到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约公元320-550年，已入中古时期）以前，摩揭陀在印度历史上无声无息，这一时期的印度历史也处于内部分裂和外族不断入侵的时期。 羯陵伽和安度罗是印度史上这一分裂时期中的两个重要国家。约公元前1世纪，羯陵伽在卡罗维拉王统治下曾盛极一时。据说，他与安度罗维持友好关系，而多次进兵西北地区，打败过侵入那里的希腊人。他还曾打败摩揭陀，占领了王舍城。他也曾向半岛南端远征。不过羯陵伽的强盛未能持久，卡罗维拉死后，国家即分崩离析，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安度罗在羯陵伽之西，于公元前1世纪开始强盛，曾经举行马祭，灭摩揭陀的甘华王朝。但是不久之后被侵入印度西北部的塞种人赶出了德干西部，被迫退到东部。到公元2世纪前半期，安度罗再次兴起，把塞种人赶出德于西部，版图北起温德亚山北麓，南至克里希纳河。安度罗也是一个维护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的国家。不过到公元3世纪时安度罗王国又趋分裂，随后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3 世纪期间，印度西北部长期多次地受到外来民族的侵入。公元前2世纪初，来自大夏的希腊人侵入到印度西北部。大约在大夏王国解体之后，弥兰王（公元前155-130年）是在印度的希腊人王国中最著名的统治者。他曾进攻巽伽王朝，可能兵锋一度达到华氏城。他没有能在恒河流域确立统治，而只是巩固了在西北部的政权。他信奉了佛教，与东部的信奉婆罗门教的印度人的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希腊人在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并不长久。公元前1世纪，塞种人进入印度西北部，打败了在这里的希腊王朝，取代了它的地位。公元前1世纪末，一批安息人又侵入这一地区，建立王朝，实行统治。可是他们的统治也不长久。公元1世纪，月氏人中的贵霜部落建立了贵霜王朝，并从中亚进入喀布尔和克什米尔地区。至迦腻色迦王（约公元78-102年）时期，印度的贝拿勒斯以西、纳巴达河以北的地区又成了贵霜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公元3世纪时贵霜帝国分裂，残留在印度西北部的一些贵霜人小邦又维持了约一个世纪，才最终消失。迦腻色迦王也信奉佛教。在他的支持下，大乘佛教由中亚传入中国。 土地制度 关于古代印度社会经济制度（如土地制度、奴隶制度、种姓制度）的材料，大都来自婆罗门教的法论、佛教的经书等，而这些文献一般都是经过几个世纪若干代人之手才编定成书的，比较难于用以说明某一具体时期的历史。例如，相传为旃陀罗笈多的宰相�底利耶所作的《政事论》，或说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末，或说成书于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学者之间意见分歧很大。实际上此书可能形成于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之中。因此其中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情况。著名的《摩奴法典》（严格地说，应称《摩奴法论》）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因此，这里把孔雀帝国时期和其后的帝国解体时期放在一起来说，同时也尽可能地指出其中不同阶段的变化。 古代印度的土地是否国有或属于国王所有，这是学者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塞琉古王国驻孔雀帝国首都的使节美伽斯提尼就曾说过“全国皆属王有”。佛教文献中也有把国王说为“田主”的明文。《摩奴法论》（ⅤⅢ，39）也说国王“是土地的主人”。不过，《摩奴法论》（Ⅸ，44）又说土地属于伐树开荒的人。因此，对这个问题要作具体的说明。当时印度的土地实际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是国家或国王直接占有的土地，这包括山林、水源、地下矿藏或宝物、无人占有的荒地和农田。国王或者从人口过密地区调出过剩人口到荒地上来建立村庄，耕种土地，或者用奴隶、雇工、囚徒来耕种荒地。在前一种情况下，调来的主要是首陀罗种姓的农民。他们只要向国家纳税，就可以终身耕种一块份地，但不能由后代继承。凡是不好好耕种土地而影响纳税者，其份地即被没收。在后一种情况下，奴隶、雇工、囚徒们并不占有份地，只是领取一定的口粮或工资而已。 第二是贵族、官吏占有的土地。《政事论》（Ⅱ，1）中说到国王赐与从事种种神职的婆罗门土地，这种土地不仅免除赋税，并且可以继承；又说到赐与各种官吏土地，他们无权以出卖、抵押等形式转让这种土地。佛教文献中也多次说到占有大片土地以至用500具犁耕种的婆罗门财主。婆罗门的免税土地只能转让给享有同样免税权利者。 第三是公社占有的土地。当时印度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所以公社又基本有两种。一种是氏族部落公社。亚历山大侵入时曾遇到很多部落的抵抗，美伽斯提尼说印度共有118个部落，实际远不止这些。亚历山大的一名部将尼亚库斯说，“在一些部落中，不同人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共同种植作物，收获时各取一年给养所需之量，烧毁其余，以求以后有事可做而不致怠惰。”这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这样的公社内土地没有分成份地，也谈不上有土地私人占有。这样的部落一般都在比较边远的地区，对于当时的王朝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地位。他们的土地也许在名义上承认国王是最高所有者，而在实质上是部落公有制。另一种是农村公社。在当时印度的广大农村里，土地一般分为两类。水源、森林、道路等土地属于全村公有，村民有义务共同兴修桥梁、道路、水池、沟渠等公共设施，也有权利使用它们。村民每户有自家的份地，份地已经不再重新分配，各户村民对份地的占有权由法律保证其不受侵犯。农民耕种份地，必须向国家纳租税。基本的土地租税一般为收成的1/6，高可至1/4，低可至1/8。此外还有一种向国王交纳的经常性的贡税和种种临时性的苛捐杂税。 相对于一些国家的情况而言，古代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发展较为迟缓。比较早期的法律文献中都没有关于土地买卖的内容。早期佛教文献中说到一个信徒用大量金钱买一花园献佛的故事。《政事论》（Ⅲ，9）说到农村土地买卖的规则。村民要卖土地，必须先在村长老面前确证要卖土地的边界，并确证没有别人能对此土地提出权利要求。有权购买土地者依次是亲属、邻居和其他有钱的人。其目的显然是尽量不让土地卖出本村村民范围之外。而且出价买地的人必须同时确认今后交纳这块土地的赋税的义务。所以，有的土地即使转让了，而这个村的公社整体并无变化，对国家纳税的义务也无变化。在较晚的法律文献中，土地买卖的合法性也被承认了。古印度的土地私有制有一个较长的进展过程。 奴隶制和种姓制的发展 关于孔雀帝国的奴隶制，古代有不同的说法。曾在孔雀帝国首都作使节的美伽斯提尼说：“所有印度人都是自由民，连一个奴隶都没有”；“印度人不使用任何异族奴隶，印度人本身更无当奴隶者。”但是曾随亚历山大侵入印度的一个部将却明确地说有些地方是有奴隶的。古代印度的多种文献都也说明，奴隶制曾经是存在的。美伽斯提尼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至于他为何会有此错误看法，那显然与他不能正确理解当时印度奴隶制的特点有关。 根据《政事论》的记载，孔雀帝国已经建立由奴隶、雇工和囚徒劳动的农庄。这种农庄由掌握生产经营的经验的人主管，种植谷物及种种其他作物，并有多种手工工匠生产农具，有牧人照看耕牛。对奴隶、囚徒只发口粮，对手工工人则兼发口粮和工资。孔雀帝国的统治者征服广大地域以后，在人口较少的地方建立这种庄园，既反映出王室经济的加强，又反映出奴隶制的发展。因为这种奴隶劳动已不再具有家内劳动的性质，和以前的小农带着奴隶种地或小农种地奴隶送饭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政事论》中还反映了当时奴隶制发生的一些新变化。首先，雅利安人沦为奴隶的现象受到了限制。如果一个未成年的雅利安人的亲属把孩子出卖或抵押为奴隶，那末就要按孩子所属种姓的高低而给与其亲属以不同的处罚。如果出卖或抵押孩子为奴隶的人不是孩子的亲属，这个人就要被判以罚金并受死刑。如果蔑戾车（Mlecchas，指外国人或边境上的未雅利安化的部落）出卖或抵押自己孩子为奴隶，则不受惩罚。再则，奴隶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出身于雅利安人的奴隶，不仅应由其亲属尽早赎回，而且在为奴隶期间仍保持雅利安人的身份。他在应为主人赚得的钱以外所得的一切，都归他所有，他还可以保有从父亲继承来的遗产。他只要付清身价，立即就恢复原有的自由身份。对于一般奴隶的虐待也受到了限制。例如让奴隶搬运死尸、清扫粪便，或打骂奴隶，破坏女奴贞操等，就要给予受害奴隶以自由。如果主人和女奴隶生了孩子，那末这个女奴和孩子一同都成了自由人。 以上情况说明，在孔雀王朝时期，印度的奴隶制度发展到了最高点，同时也开始了走向衰落的过程。大概正因为当时奴隶地位的某种改善，美伽斯提尼觉得他们不象希腊的奴隶了，所以才作出了印度无奴隶的错误结论。从孔雀帝国的解体到笈多王朝的建立，这一段时间是古印度奴隶制日趋衰落的时期。 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列国时代就因为不能适应阶级分化新情况而受到广泛的批评和冲击，在阿育王时期又因其不利于帝国的统一而受到抑制，在帝国解体时期又因其不便容纳外来民族而不为外来民族所接受（外来民族多信佛教）。为了适应形势，婆罗门教法律文献对种姓制度作了新的补充和解释。四大种姓仍然留作种姓制的基础，但同时承认了许多“杂种姓”。这样，不同的职业集团、不同的部落或民族就可以被安排在这些杂种姓里。《摩奴法论》第十章中对杂种姓作了许多说明和解释。曾经侵入印度的波斯人、希腊人、塞种人等都被说成堕落了的刹帝利，连中国人也被列在这一类。大概是因为这些民族的人按身份多为武士或军事贵族，近于刹帝利，可是他们又不信奉婆罗门教，于是就被列为堕落的刹帝利了。《摩奴法论》中提到的杂种姓已有几十种之多。“诸杂种姓产生的原因在于诸种姓间的通奸、娶禁止娶的女子和放弃本业”。这就是《摩奴法论》（Ⅹ，24）对于杂种姓产生原因的解释。《摩奴法论》规定了各种姓的职业，但允许高级种姓的人在不得已时从事较低种姓的职业以谋生，而严禁低级种姓的人从事高等种姓的职业。它要求各种姓的人在种姓内通婚。如果不得已而与其他种姓的人通婚，它只许高级种姓男子娶低级种姓女子，称这为顺婚；而反对高级种姓的女子嫁低级种姓的男子，称此为逆婚。这些规定都是为高级种姓的利益服务的。 奴隶制的阶级关系渐趋弱化，而各种姓和杂种姓之间的等级区别却更加森严，这是印度古代社会没落时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孔雀王朝国王一览（大约在位时份） 月护王（旃陀罗笈多）：前322年 – 前298年 宾头娑罗：前297年 – 前272年 无忧王（阿育王）（阿输迦）：前273年 – 前232年 达沙拉沙：前232年 – 前224年 三钵罗底：前224年 – 前215年 舍利输迦：前215年 – 前202年 提婆伐摩：前202年 – 前195年 萨塔陀拉：前195年 – 前187年 巨车王：前187年 – 前185年
日本战国时代：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的历史
日本历史战国时代的介绍日本战国时代（1467—1585年或1615年），一般指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的这段历史。最早出自甲斐国（今山梨县）大名武田信玄（1521年-1573年）所制《甲州法度之次第》第二十条，其开篇即写道“天下战国之上”。但酷爱中国兵法的武田信玄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战国名称直接套用在日本，借此形容日本的政治格局。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16世纪中叶，地域武士中实力最强的织田信长崛起，永禄三年（1560年），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及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后，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打败西军。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1614、1615年在两次大阪之阵中逐步消灭丰臣氏，战国时代结束。日本历史战国时代特征战国时代是一个动荡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向近代过渡。政治上，分裂走向统一，前武家时期政治制度转变为后武家型。文化上，世俗化（去宗教化）倾向出现。民众有了自觉意识。思想上更加开放自由。日本历史战国时代历史应仁之乱四职之一、身兼三国守护的赤松满佑因在京都自宅刺杀幕府将军足利义教（嘉吉之乱）而遭到亦为四职家之一、身兼五国守护的山名宗全（即山名持丰）率领之部队讨伐并平定。战后幕府以山名氏平乱有功将赤松氏所属之三国守护授与山名氏。势力成长到八国守护的山名氏一跃成为西国的一大势力。此时三管领之一，身兼八国守护和和泉半国统治权的细川氏面对山名氏的崛起，决定采取联合山名对抗同为三管领的田山氏的政策。但随着田山氏的衰退，两家之间的冲突也浮现出来，尤其在三管领之中的斯波氏和田山氏两家陆续发生继承问题后，双方对立更加严重。一直到将军足利义政长子足利义尚诞生引发继承风波后，在应仁元年（1467年）1月17日，应仁之乱爆发，各守护分别选边支持，形成东军细川联军与西军山名联军的大混战。战事一开始，由于东军争取到天皇与幕府将军支持，且聚集了相对优势的兵力，因此开战头几个月可说是占尽优势。可是到了同年七月，中国地方四国守护大内政弘率领万余援助西军后，整个战况顿时改观。加上西军决定拥立将军足利义政之弟足利义视与京都当局相抗衡，让整个战局陷入胶着，日后更扩大为全日本的大混战。随着两军领袖相继去世和幕府将军继承纠纷解决后，两方决定和解，应仁之乱正式宣告结束。虽然应仁之乱后幕府威信受到重挫，但之后几任将军仍试图重振幕府威信，直到明应之变爆发的前刻。关东大乱虽说应仁之乱后幕府的影响力大幅丧失，可是历任幕府将军仍试图改变整个局面。不但多次讨伐邻近的细川氏、六角氏等大名，还屡屡颁布争讨令令诸国大名对抗各地方对京都当局具影响力的国主。毕竟这已经不是将军强势的时代了：将军的诏令除了作为大名夺权的工具外，几乎无人愿意服从。到了1493年，将军足利义材亲自讨伐细川氏，反而遭到细川氏策动京都当局罢免其将军职位。此事史称明应之变。自此以后室町幕府的威信完全丧失，剩下的也只是大名上洛（进入京都）后操控政局的傀儡罢了。除了近畿动乱不安外，关东的局势也不甚安稳。当初足利尊氏开创幕府的时候，为了对抗南朝，不得不把幕府设在京都，而在武家的重心关东，尊氏分封自己的儿子于镰仓，是为镰仓公方。而以关东管领为辅佐。由于镰仓公方府与室町幕府的体制非常相似，有小幕府之称。镰仓公方的势力可以与幕府对抗，结果在室町时代中叶，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时，爆发永享之乱，被幕府平定。镰仓公方足利持氏自杀。后来持氏之子成氏被再次由幕府拥立为镰仓公方。后来镰仓公方足利成氏不满关东管领上杉宪忠，进而将其暗杀。此举引发关东管领和公方的长期对抗，导致幕府派遣骏河守护今川氏前去讨伐而迫使足利成氏移往下总古河，成为初代古河公方。享德之乱战后关东出现得到关东管领上杉氏支持的堀越公方足利政知和得到北关东豪族支持的古河公方，彼此对抗了近三十年。日后因山内上杉氏重臣长尾景春叛乱，使扇谷上杉氏趁机扩张自己的力量，促使山内上杉氏选择和古河公方和解来对抗扇谷上杉氏。而扇谷上杉氏为了对抗山内上杉氏，和伊势长氏结盟，使两方又陷入拉锯战中。1491年，因堀越公方发生内乱而被伊势长氏消灭，伊势长氏（即北条早云）的后北条氏因而实力大增。不久后上杉定正猝死导致扇谷上杉氏转衰，后北条氏转而攻击扇谷上杉氏，并消灭相模三浦氏且占领小田原城，促成两上杉联合对抗后北条氏的新局面。后北条氏二代家督氏纲更入侵武藏国，取代旧有的足利、两上杉氏，成为关东地方最强的大名。以下克上除了伊势长氏崛起于关东地方，成为新时代大名的代表外，日本各地也开始出现以下克上，甚至成为一方之雄的新强权。在中国方面，出云守护代尼子氏篡夺守护京极氏实权，日后其大名尼子经久更取代京极氏，成为出云守护。在尼子经久生前，尼子氏扩张成与大内氏家督，因海外贸易而兴盛的大内义兴并驾齐驱，势力达十一国的中国双雄。在双雄争霸过程中，安艺国人毛利元就采取墙头草的态度，逐渐吸收尼子、大内的力量，日后乘大内氏内乱，在严岛会战中击倒大内氏权臣陶晴贤，成为中国新霸主。此外，美浓守护土岐氏亦遭到重臣长井规秀的驱逐而衰败，长井规秀日后继承斋藤氏，改名为斋藤秀龙，法号“道三”，也就是织田信长的岳父，斋藤道三。在东海，尾张守护斯波氏亦大权旁落，由守护代岩仓与清洲两织田氏取而代之，而清洲织田氏旗下重臣织田信定、织田信秀父子日后取得实权，在织田信长继承家业后，更完全取代斯波氏、岩仓织田氏与清洲织田氏，成为尾张一国之主。在日本战国时代，以下克上崛起的新兴势力，和旧有豪门间的对立从未停歇，但最惨烈的莫过于是将军足利义辉被弑一事(永禄大逆）。明应之变中被管领细川氏罢黜将军一职之足利义材，日后得到中国大名大内义兴的支持，在成功推翻将军足利义澄后，改名足利义稙并复职为将军。因足利义稙无子，故认养前将军义澄次子足利义维为养子。1518年，大内义兴返回所属领国，失去庇佑的足利义稙不敌管领细川氏，而辞去将军一职，由前将军义澄长子足利义晴接任。而义晴因与管领细川晴元长期失和，在1546年辞退将军一职，由长子足利义辉接任第13代将军。足利义辉立志重振幕府声威，不但多次积极调停诸大名之间的纷争，更邀请上杉谦信、织田信长等大名上洛谒见幕府将军。此时管领细川氏遭到权臣三好长庆夺权，把幕府当作傀儡而掌握实权，成为当时有力大名之一。三好长庆死后，其重臣松永久秀、三好三人众决定要罢黜将军足利义辉，1565年，三好三人众及松永久秀的叛军包围义辉所在之二条御所，虽然足利义辉因为得到名剑客上泉信纲与冢原卜传等人传授剑术，而有剑豪将军美名，但依旧寡不敌众而被弑，他们拥立足利义维之子义荣为第14代将军。足利义辉死后，室町幕府就此完全失去实权，也失去中兴的机会，直到幕府灭亡。将星纵横战国时代伴随着激烈的冲突。关东地区有两位强大的大名——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武田和上杉两军于1553年、1555年、1557年、1561年，以及1564年前后十二年间，围绕着信浓境内的领地问题，在善光寺平附近，以犀川、千曲川汇流处的冲积平原（即“川中岛”）为中心的区域，分别发生五次战争或对峙。其中爆发于1561年10月17至18日（永禄四年9月9至10日）的第四次对阵（八幡原之战），是战况最为激烈的一次，也是日本战国时代参战双方伤亡率最高的战役之一。西国的毛利元就处在大内和尼子两强大势力中间，但作为一代智将的他迅速崛起，消灭了大内和尼子，成为了西国霸主。织田信长为尾张国（今爱知县北部）的大名。他以尾张一国的战力，在桶狭间以三千军击败并斩杀领有骏河、远江、三河三国，率领约两万五千大军的名将今川义元（桶狭间之战）而崛起。战后他选择和邻国三河的德川家康结盟，把扩张领土的目标放在大名斋藤龙兴统治之美浓国上。初期织田信长攻略美浓进度相当迟缓，直到织田信长靠着成功促成斋藤氏重臣美浓三人众的倒戈，局势才开始有了转变。1567年9月，信长攻陷美浓稻叶山城，将稻叶山城改名为岐阜城，并制作天下布武朱印，开始统一日本之路。隔年成功拥立第15代将军足利义昭，在盟友浅井长政的帮助下，完成上洛的目标。1570年将军足利义昭，不满织田信长无视幕府的态度，暗中与本愿寺显如、武田信玄、上杉谦信、毛利元就、浅井长政、三好三人众与朝仓义景等诸大名联盟，形成所谓的“信长包围网”，打算联合对抗并消灭信长。1571年，织田信长以比睿山延历寺包庇与其敌对之浅井、朝仓两大名，杀入山中将比睿山延历寺焚毁，此举引来武田信玄等人之批评，是信长生前引来较大争议的事件之一。1572年，武田信玄发动军队攻打德川家康的根据地远江国、三河国，以图进京，并在三方原击败德川、织田联军（三方原之战）。隔年5月，武田信玄于信浓国驹场病故，死前决定继承人是其孙武田信胜，并由信胜之父武田胜赖担任阵代一职。1573年，织田信长与幕府将军足利义昭正式决裂，信长强攻幕府所在地二条御所，并逮捕义昭，将其流放至河内国若江城，室町幕府宣告灭亡。日本战国时代前一百年的室町时代在此划下句点，日本进入安土桃山时代。安土桃山幕府灭亡后，信长消灭浅井、朝仓两家，逼伊势国司北畠具房将家督让给信长之子北畠具豊，并平定三好、松永等南近畿势力。1575年，武田胜赖率军攻击三河长筱城，与织田、德川联军在三河设乐原展开交战（长筱之战），战斗过程中，织田信长大规模动用火器，最终遏制住了武田骑马武士的突击，重创武田。1576年，织田信长在近江兴建大型豪华的商业都市安土城，作为织田政权的象征。此时，越后国怀揣着大义的名将上杉谦信平定了越中、能登、加贺等地。武田信玄死后，他成为全国最强将领。他可能在手取川打败了织田信长，但此事不见于许多史料。但是，他在出征关东前夕病死，死后上杉家爆发御馆之乱，上杉家由上杉景胜继承，实力大损。战败的武田氏折损诸多重臣，衰亡于1582年。武田氏衰退后，信长以近畿为核心，向四周快速扩张，却在1582年6月2日，遭遇本能寺之变，被背叛的重臣明智光秀袭击身亡。织田信长死后，光秀即向包括上杉景胜、毛利辉元和北条氏政在内的数位大名发去信函，请求其拖住柴田胜家、羽柴秀吉等人为自己争取时间。当时，秀吉和胜家分别在同毛利家和上杉家作战。秀吉凭借其聪明才智水淹高松城。形势一片大好，可是秀吉手下的著名谋士黑田官兵卫抓到了明智光秀给毛利家寄出请求拖住秀吉的书信的细作。使得秀吉不得不火速和毛利家议和而火速返回姬路城。而柴田胜家未能摆脱和上杉景胜的战事，被拖住了回京复仇的计划。而当时明智光秀随后请求朝廷认可自己天下人的地位。数日后，迎来敕使，正式确立自己成为新的天下人。羽柴秀吉在得知光秀叛变后立即返回近畿，联合了织田家的另外一位重臣丹羽长秀击败明智光秀（山崎合战），并在决定织田氏继承人之清洲会议上支持信忠之子织田秀信（三法师）继位。因此，织田信长的另外两个儿子织田信孝和织田信雄对秀吉采取敌对日后秀吉在贱岳之战中击败了织田家地位最高的柴田胜家，柴田胜家逃回居城之后自杀。至此以后织田信长所建立的根基，被羽柴秀吉完全接收。之后，秀吉在小牧·长久手之战后和德川家康谈和，在石山本愿寺的旧址上建大阪城。日后于1585年任关白，1586年受赐姓丰臣氏并就任太政大臣，奠定丰臣政权。在历经纪州、四国和九州征伐使长宗我部氏、岛津氏降服后，并于1590年包围小田原城击败后北条氏，使东北大名降服，完成统一日本的壮举。隔年秀吉将关白一职让与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以世袭的方式宣示丰臣政权的稳定。1592年，太阁秀吉为了平息国内土地不足分封的问题，决定出兵攻打明朝。因此秀吉向朝鲜国提出“假道入明”的请求，却经过考虑，使秀吉决定先并吞朝鲜，再并吞明朝,继而完成其称霸亚洲的梦想。1592年4月，秀吉派遣16万军人前往朝鲜，文禄之战因而揭开序幕。日军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只花一个月便攻陷朝鲜首都京城（今首尔)，驱逐朝鲜国王李昖。李昖为了击退日军，遣使向宗主国明朝求援，而明朝朝廷很快便派出大军前去救援，双方展开激战。1593年1月，明、鲜联军以提督李如松为首击退日将小西行长，收复平壤，虽在碧蹄馆（碧蹄馆之战）败于日本名将立花宗茂、小早川隆景，但后来因日军以宇喜多秀家为首因为考虑到可能会有伏兵，便率日军退至釜山。此外日本国内也有人要求求和，于是日本被迫和明朝议和，在1595年，文禄之役在两方议和下结束。到了1597年，秀吉卷土重来，再次出兵攻打朝鲜，庆长之役展开。日军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使用了新的战略，沿用继续进发。同年2月，明朝再次出兵支援朝鲜，首以明末名将麻贵，与日军加藤清正等人在蔚山交战。交战之后双边开展了拉锯战，虽然日军击退了进攻，但也无法更进一步，战况再一次陷入僵局。在两军对峙之际，1598年7月，太阁秀吉在京都伏见城病逝，日军在五大老的命令下开始撤退，同年11月，明军军队于露梁海战截击击败日军，日军和明军展开激战，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最终突出重围，日军成功撤退回国，庆长之役结束。文禄庆长之役后，丰臣氏消耗过多财力，成为日后德川家康取而代之的主因之一。关原合战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丰臣氏立其7岁的幼子丰臣秀赖继任家督，全日本顿时陷入混乱。自朝鲜半岛返国的丰臣氏诸将对以石田三成为首的五奉行大表不满，甚至试图起兵暗杀；另一方面，五大老之首德川家康却私结诸侯，任意分封领地，激起其余四位大老的不满。1599年，四位大老中最有力的前田利家病逝，丰臣家臣与德川家康关系迅速恶化。1600年，也就是秀吉死后两年，德川家康因上杉氏重臣直江兼续的诉状直江状，起兵征讨上杉景胜。丰臣家重臣石田三成便以此为德川家康违反私战禁令，召集各地大名聚集于大阪城发表“内府违反条文”，随即起兵讨伐德川氏；德川家康则将上杉战事交给次子，亲率大军与支持他的丰臣武将回师对抗。两军主力最后在近江一带进行会战（史称关原合战）。
日本古代宫廷有没有太监？
日本有位叫桑原鹭藏的学者，写过一篇名为《中国的宦官》的文章，他说：“独我国自隋唐以来广泛采用中国的制度文物，但惟有宦官制度不拿来，这不能不说实在是好事。”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所以日本文化有好多和中国相似的地方，但日本文化也有好多独特的地方。但是，中国古代有宦官，而日本就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日本有一个叫桑原鹭藏(1870～1931)的人，大正十二年(1923年)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文章发表在大阪的报纸上，题目是《中国的宦官》。他说：“独我国自隋唐以来广泛采用中国的制度文物，但惟有宦官制度不拿来，这不能不说实在是好事。英国的斯坦特曾发表论文《中国的宦官》，一语道破：东洋各国如此普通的宦官制度在西洋却不太流行，这完全托基督教的福。然而，我国丝毫不指望宗教的力量，竟然不沾染此一蛮风，岂不更足以自负。我们就此也必须十分感谢我国当时先觉者的思考辨别。”(见《桑原鹭藏全集·东洋史说苑》)中国人对宦官没有好感，也就情不自禁地佩服一下日本人，虽然如今电视上宦官与和尚争脸，皇帝并奴才争风。宦官固然鄙陋，但是把朝廷衰亡归罪于他们的“非人性”，似不无儒家观念的偏见。宦官或阉人当中也不乏伟人，如司马迁、蔡伦、郑和。就宦官制度来说，日本的确很值得庆幸。不过，没学中国的地方多了，以为他们什么都学，都学得来，那才是一种误解。没学并不表示比中国高明，倒可能是过于落后，却歪打正着，坏事变好事。
日本战国三杰：先后称霸日本战国时代的三位大名
日本战国三英杰，指的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为统一日本做出杰出贡献的三位战国大名，他们分别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1、织田信长织田信长（Oda Nobunaga，1534年7月2日－1582年6月21日）出生于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胜幡城（一说那古野城），是活跃于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战国大名。“日本战国三杰”之一，将日本的战国乱世彻底打破。原本是尾张国的小大名，后于桶狭间击破今川义元的大军而名震日本，后通过拥护足利义昭上洛（割据地方的势力率军前往京都）逐渐控制京都，将各个有力敌对大名逐个击破，掌握了一大半的日本领土。他施行大量使用火枪的战术，实行兵农分离，鼓励自由贸易，整顿交通路线等等革新政策，开拓了日本通向近代的道路，他成功控制以近畿地方为主的日本政治文化核心地带，使织田氏成为日本战国时代中晚期最强大的大名。于1568年至1582年间，作为掌握日本政治局势的领导人，推翻了名义上管治日本逾200年的室町幕府，并使从应仁之乱起持续百年以上的战国乱世步向终结。但在即将一统全日本前夕，于京都本能寺被心腹家臣明智光秀谋反而切腹自杀，结束了辉煌的一生。但人们始终无法找到他的尸体，这使其更加富有传奇色彩。织田信长被日本民众评选为“2014年日本人最喜爱的历史人物第一名”。2、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天文6年2月6日－庆长3年8月18日，即1537年3月17日－1598年9月18日）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大名、封建领主，继室町幕府之后，近代首次统一日本，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原姓木下，之后将丹羽长秀和柴田胜家的名字各取一字将改姓羽柴。农民家庭出身,本是一足轻（下级步兵），后因侍奉织田信长而崛起。富有才干而逐渐发迹，织田信长死后在内部斗争中胜出，成为织田信长实质的接班人。他是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担任关白，后担任太政大臣，获赐氏姓丰臣，被称为“太阁”。在位时实行的刀狩令、太阁检地等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日本社会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封建社会转化有一定成就。在位后期逐渐变得昏庸多疑，并发动文禄庆长之役，后病逝。3、德川家康德川家康（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安土桃山时代、江户时代的武将、战国大名，江户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将军，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生于名古屋附近的冈崎城，父为冈崎城主松平广忠，母为广忠正室于大之方（传通院）。原姓松平，1567年奉敕改姓德川。桶狭间之战后与织田信长结为同盟，本能寺之变后先与羽柴秀吉（即丰臣秀吉）敌对，后又迫于形势而向其臣服。小田原之战后被秀吉移封关东，虽失去长年的根据地，但得到丰臣政权下外样大名中最大的领地。担任五大老的笔头。丰臣秀吉死后，在关原之战中率领东军战胜西军，确定了霸权。自此一步步摧毁了丰臣家势力。庆长19年（1614年）至庆长20年（1615年）经大坂冬、夏之阵灭丰臣氏，江户幕府统治体制从此坚如磐石。德川家康建立了德川幕府后，日本进入200多年的和平。元和2年（1616年），在骏府城死去。享年74岁。遗体埋葬在骏府的久能山，1年后被改葬到下野国日光。被日本朝廷赐封“东照大权现”，成为江户幕府之神，在日本东照宫中供奉，被后人称为“东照神君”。4、日本战国三杰的故事有人用“杜鹃不鸣如之奈何？”来询问日本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三人。信长果敢且雷厉风行：“杀之。”秀吉聪明而务实：“逗之啼。”而家康的回答却显得些许无聊：“待之啼”。而纵观3人之功业：织田信长，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一统天下，而一场本能寺之变使其功败垂成。再看秀吉，耍权弄术辛辣老练，且极具实干精神，仅仅数月便击败叛乱的光秀，在信长之后完成统一大业。而一场文禄庆长之役，使得本已稳固的江山动荡起来。最后是家康，这个从小历经磨难，不断在困境中忍耐得人，最终成就了关原之战的辉煌，开创了200余年德川幕府的太平盛世。杜鹃不鸣，杀之。那么人们永远都无法听见其鸣叫的一天。杜鹃不鸣，逗其鸣，然其鸣非杜鹃之意，则略显谄媚与造作。杜鹃不鸣，待其鸣。虽饱受等待之苦，然一鸣则惊人，流传千古，传为绝唱。织田信长是种麦子的人，丰臣秀吉是把麦子做成饼的人，德川家康是吃饼的人。
德国童话之路：追寻格林兄弟的足迹
现实社会里太多太多的牵扯让我们时常心力交瘁。而简单、纯净，有时甚至有点梦幻的景致，能直指你最本真的内心。此刻，那些童年岁月中陪伴我们的王子与公主的甜美故事，再次着陆在体内，勿忘初心，需要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段旅程。 这段旅程就是德国童话之路。1975年，德国政府为纪念童话大师格林兄弟诞辰200周年，规划了一条旅行线路。它南起格林兄弟的故乡哈瑙，蜿蜒向北600多公里，抵达著名的“不来梅的音乐师”故事的发生地不来梅。70多个与《格林童话》息息相关的城市、乡镇如珍珠般被串接起来，沿途穿越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风景区、众多的艺术和文化瑰宝、点缀着精巧浪漫的木桁架房屋的村落和城镇，带我们走进童年时代栩栩如生的童话梦境中。 闯入森林秘境 驾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手中的方向盘一弯一弯转动，窗外流动的是一幅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天边云卷云舒，云影投掷到田野间，变幻出万千的姿态。从卡塞尔到汉明登再到哈默恩的这150公里路，我就这样静静地开着，绵延的乡村田野、崎岖的盘山小径、古树参天的森林大道交替出现，不觉寂寞，不觉枯燥。 小红帽与大灰狼的故事似乎就发生在我身边这片森林中的某个小木屋中，那些善与恶、美与丑随着童话故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再次出现在脑海中，我似乎触碰到了深植于内心却又许久未曾拜访过的那份单纯。打开车窗，能明显地感觉到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在欢快地跃动。森林不语，却有一份淡定的力量，总能让人安静沉思，似有激发出内心安宁崇高情感的魔力。真想把车停下来，对着此情此景发发呆。想法越发强烈，于是在开过了一个山坡后，我把车头一转，开进了一大片麦田包围的小径中，走下车，吹着风看淡绿色的麦浪翻滚，远处的农庄星星点点出现在田野与天空的交界处，此处的超然足以让人忘却尘世，我突然明白，再无需任何语言，这便是童话之地。 追寻格林兄弟的足迹 日历向前回翻4天。6月1日的清晨，我们正站在美茵河畔小城哈瑙(Hanau)的广场上，天空里飘洒着��鞯南赣辏�广场的中心矗立着格林兄弟的雕塑，这里是童话之路的起点。我们的旅行开始在了儿童节这如此应景的一天。1785年1月4日和1786年2月24日，格林兄弟分别出生在哈瑙，200多年的岁月变迁，如今格林一家在哈瑙的故居遭到战争的摧毁已不复存在，但在故居原址的对面矗立的格林兄弟纪念碑依然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纪念，这其中还包括不少以《格林童话》为素材的好莱坞大片的导演们。 我们继续沿着格林兄弟的足迹行进，1791年，格林兄弟跟随父亲来到了距离哈瑙50公里的施泰瑙(Steinau)，在这里度过了他们5年的童年时光。这座娴静的小镇，周围被群山环绕，金齐希河(Kinzig)在这里静静流过。格林兄弟生活过的旧居现开辟为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了格林兄弟的生活、著作，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在雨后的小巷中静静行走，两侧房屋保持着黑森州中部的传统式样，木桁架结构搭建出风格统一却又各成韵味的房屋，层层叠叠铺陈到远方，这不正是童话书中那一页页彩色插画的背景吗？小城中来来往往的行人并不多，却不会让我们感到陌生与寂寞，偶然相遇在转角处的年轻小伙看我正在他家门外凝视着木屋的“鳞片”，便主动上前介绍起木桁架房屋的故事，别看这房子柱、斜撑等均露出墙面之外，却是用坚固耐用的德国橡木打起的真正的“筋骨”，筋骨构成各种几何图案，看起来赏心悦目，而且它冬暖夏凉，十分环保。还有的房屋在其中一面用彩色木片装饰铺满一面墙，粗略算上去也要有几千片，小伙子说到此处难掩得意之情：“这些木片在当年装修的时候，可是一马克一片呢!”短暂的相识已让我融入了这个城市，开始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梦落童话之乡 而真正的童话世界，是在头戴插着羽毛的尖帽子、身穿五彩斑斓衣的吹笛人迈克尔出现在眼前时才真正拉开大幕的。这里是在威悉河(Weser)畔的小城哈默恩。此处距离童话之路的起点已经走过了480公里，如一曲交响乐章，在这里正式迎来了高潮。《格林童话》中“引鼠人”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迈克尔扮演的正是这位为小城驱除了鼠害，却被城中人欺骗而未得到奖赏、而后吹着笛子带走了全城儿童的捕鼠人。生于美国的迈克尔在哈默恩已经生活了20多年，跟随着他诙谐的美式口音讲解和悠扬起伏的笛声，我们如当年城中的儿童，着魔般地追随着“吹笛人”走遍了哈默恩的大街小巷，在成片威悉文艺复兴风格的彩色房屋中彻底迷失了。当两个小时过去，迈克尔捧着笛子挥手再见时，我竟好像被妈妈拿走童话书时一样委屈，含着泪不忍和这童话中的人物告别，不忍离开这“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单纯世界。 威悉河水静静流淌，我们一路顺流而下到达距离北海70公里处的不来梅，童话之路在“不来梅的音乐师”的故乡画上了句号。威悉河畔的长堤上布满了各式餐馆，刚刚下班的不来梅人大声聊着天，手中的贝克啤酒热闹地冒着泡沫，夕阳正在为威悉河的河水披上最绚烂的金色光芒。我挤到人群中，寻个座位，点上了一杯啤酒。回望来程，那写满了童年之梦的地方，洒落在了旅途中的每一站，于是，在那每一站，我们也都捡回了一个童年的梦想。 我也了解到，在北京的市场上，现在正值暑期旅行线路销售旺季，童话之路的旅行产品也成为夏日里亲子游的热门之选。在众信旅游推出的“童话之旅德国丹麦10日”产品中，就包括了小红帽的故乡阿尔斯费尔德，“睡美人”城堡，以及捕鼠人之城哈默恩。众信旅游直客营销中心副总监王振�h表示：经过多年暑期市场的推广，如今在出境游市场上可以看到的是，家长更加注重与孩子的情感交流，而不是简单地给予孩子物质上的礼物。同时，在凯撒旅游、国旅总社、携程旅游所推出的暑期产品中，也有涉及到德国童话之路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