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名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东征,先攻占埃及的尼罗河下游地区,后又征服波斯,饮马印度河。公元前322年,他年仅32岁就病逝,他建立的横跨欧非亚三洲的大帝国旋即分崩离析。其部将托勒密 拉加于公元前305年在埃及宣布为王,长达三四千年的埃及法老王统治终结,托勒密王朝发端。 托勒密王朝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其版图南至现今的苏丹,北到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南部。王朝的统治者决意把亚历山大城建成像雅典一样的城市,使自己的国家不但成为军事大国,也成为文化大国。为此,他们仿效希腊,开始修建博学园和图书馆。所谓博学园,大致相当于现代科学院与大学的结合体,是研习科学和艺术的中心。为便于研习活动开展,博学园附近一般总修建有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修建在皇宫中,有宽大的藏书库,有敞亮的阅览室。后来,由于搜罗的图书太多,而图书又都是用莎草纸或羊皮纸书写,体积太大,这个图书馆很快就难以容纳,又在离皇宫不远的奉祀希腊-埃及大神萨拉匹斯的萨拉贝姆神庙中修建一个分馆。主馆和分馆由国王任命的馆长统一管理,后人统称两者为“国王图书馆”或“大图书馆”。 为把图书馆办好,从国王到图书馆工作人员都想方设法搜集图书资料。他们通过采购、抄录、租借、翻译、编撰、骗取等多种手法,很快就搜罗和收藏了大量书籍的原著、抄本和手稿。数目究竟是多少,说法不一。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执政的托勒密二世任命的图书编目人卡利马科斯说是49万卷。公元2世纪拉丁文作家格利乌斯则说是70万卷。这些藏书几乎涵盖了亚历山大帝国及周边一些国家几乎所有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主要著作,计有希腊文、古埃及文、腓尼基文、希伯来文等多个文种。可以这样说,地中海沿岸地区当时所有重要文献几乎都汇聚到亚历山大图书馆,使其成为古代世界第一座最大的综合性图书馆。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随着托勒密王朝的兴起建立的。而随着这个王朝的衰微,图书馆的辉煌时期也渐趋结束。问题是,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何时毁坏、怎么毁坏的。对此,长期以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涉及到三场不同的战争和因战争而点燃的三把烈火。 一场战争是罗马内战。公元前48年,罗马将军尤利乌斯 恺撒为追杀其劲敌庞培来到亚历山大城,随后介入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与其弟弟争权夺利的内战。恺撒在后来撰写的《内战记》一书中说,自己的舰只不但较少,又被切断陆上的淡水供应。因此,他不得不对敌人实行火攻,下令烧毁敌人游弋在海上和停泊在船坞中的船只。恺撒只是讲到这些,而没有提及火烧战船是否殃及城中建筑。同时代的古罗马雄辩家、哲学家塞内加到过亚历山大城,在传世名著《论心灵的安宁》中说,在恺撒发动的这场战争中,有几万册书籍在亚历山大城遭焚烧。希腊历史学家巴鲁塔里克则明确地说,恺撒对敌人采取火攻,“大火在军用船坞蔓延,烧毁了大图书馆”。当时,图书馆藏书已有70万卷,据说有40万卷被烧毁。为弥补这一损失,恺撒后来将从其他地区掠夺的20万卷图书赠送给克娄巴特拉女王。 另一场战争是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发动的宗教战争。主馆遭焚毁之后,位于萨拉贝姆神庙院落中的分馆则保存下来。到公元379年,狄奥多西一世就任罗马帝国皇帝。他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进行武力征讨,一方面颁布敕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要求所有臣民都成为基督教徒。为赢得这场宗教战争的胜利,他大肆迫害异教徒,捣毁其宗教设施。公元391年,他下令拆毁亚历山大城所有异教教堂和庙宇。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大教长圣 狄奥菲鲁斯带领狂热的教徒随即将萨拉贝姆神庙夷为平地。位于其中的图书馆分馆难逃厄运,许多书籍或遭抢劫,或被放火焚烧。从此,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就荡然无存了。 上述两场战争焚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这本已确定无疑。可是,八百多年后,却又冒出一个新说,涉及另一场战争,即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和占领。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逝世,罗马帝国分裂,埃及由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统治。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在阿拉伯半岛崛起。642年,阿拉伯军队在阿慕尔 伊本 阿斯率领下打败拜占廷守军,攻占亚历山大城。三年后,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派兵收复亚历山大城。随后,阿慕尔奉命再次出征,于646年初再次占领亚历山大城。这都是历史事实。他的占领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存亡有无干系,此后五百多年中无人述及,直到13世纪,才有人演绎出一段有关他的“焚书”故事。 阿慕尔“焚书”之说主要涉及到13世纪出生在古埃及的历史学家伊本 基夫提。他在所著《贤人史》中说,阿慕尔重新占领亚历山大城之后,一位早就同他相识的名叫约翰的文法学家表示,希望得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阿慕尔遂向哈里发欧麦尔请示,得到的回答是:“把你所说的书先翻阅一下。如果其内容与经书(指《古兰经》)相同,就无需保存;如果相悖,也无需保存,不妨销毁。”阿慕尔后来下令,将所有馆藏图书交给城里的四千多个公共澡堂作燃料,足足烧了六个月之久。 从13世纪以来的几百年中,阿慕尔“焚书”之说被阿拉伯乃至西方学者反复引用。直到17世纪,人们开始对此说提出质疑。对伊本 基夫提著作中阿慕尔“焚书”问题较早提出质疑的,是英国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埃尔弗雷德 乔舒亚 巴特勒(1850-1936)。他在《阿拉伯征服埃及史》中说,那位叫约翰的文法学家活动在6世纪中叶,不可能活到阿慕尔征服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大多用羊皮纸书写,而羊皮纸很难充作燃料。因此,他认为,将藏书充作公共澡堂燃料之说显然是虚构。当然,他的观点也遭到一些人的反驳。但是,支持他的人,从欧美到阿拉伯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多。美国著名阿拉伯历史学家菲利普 希提在所著《阿拉伯通史》(1937)中说:“这个故事杜撰得很巧妙,但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他认为,最根本的历史事实是,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图书馆早已不复存在。 那末,伊本 基夫提这位阿拉伯作家杜撰这个故事的目的何在呢?当代埃及历史学家穆斯塔法 阿巴迪在其专著《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存亡》(1990)中的解释是:当时正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人们对古希腊典籍的兴趣倍增。而那些典籍的很大一部分保存在穆斯林世界的图书馆中。因此,这些图书馆就成为欧洲人觊觎的目标。地中海东岸特里波黎城图书馆的藏书,著名穆斯林将军和诗人奥萨马 伊本 蒙齐兹的大量私人藏书,先后都曾遭到正在进行东征的十字军的抢劫。这些事件引起阿拉伯人的公愤,十字军就反诬阿拉伯人“早就有焚烧图书的劣迹”。 同时,在同十字军作斗争的过程中,阿拉伯帝国统治者萨拉丁为筹措资金,曾将开罗公共图书馆中200多万卷藏书和叙利亚城市阿米德图书馆的100多万册藏书先后变卖。这不能不招致学人的严厉批评。于是,萨拉丁的一些支持者,包括同其关系密切的伊本 吉夫提,就起而为之辩解,编造阿慕尔“焚书”的故事,意在说明历史上焚烧图书都算不了什么,今日的变卖更无可厚非。 现今一些西方学者对阿慕尔“焚书”的故事则另有解释。他们认为,编造者的本意,很可能是为炫耀阿拉伯人当年打败强大的拜占廷帝国的“辉煌战绩”。岂料,这样的编造不但没有给阿拉伯人带来任何荣耀,反而带来“无尽的尴尬和羞辱”。这一点,肯定是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现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毁于罗马人发动的两场战争,基本上成为各国历史学家的共识。

陆上无敌的罗马人在海上却不是海盗的对手,饥饿造成了恐慌,罗马人终于被逼出手。一出手,便是雷霆万钧,庞培大规模的扫荡肃清了海盗的势力,而恺撒强硬的手腕则动摇了海盗的信心。当他们被恺撒下令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或许会后悔当时给这个人订的赎金实在是太低了。 罗马的心腹大患 到了罗马时代,海盗活动的猖獗程度有增无减,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其中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不仅国内生产力大大提高,同时在国外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在这种条件下,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是罗马奴隶制繁荣的时期。奴隶主的土地日益集中,形成了大庄园制,商人们利用海外扩大的市场聚拢了大量资金,一跃成为特权阶级。而中小农民们由于受奴隶劳动的排挤而丧失了土地,流离失所。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这些流浪的穷人们与不堪忍受奴役的奴隶们纷纷加入海盗的行列,成为海盗的主要来源。 二是罗马的地理环境也为海盗活动提供了便利。罗马位于意大利半岛上,全境海岸线约长三千二百公里,西南海岸较曲折,有奥斯提亚、皮托利等良港。罗马城则位于拉丁姆平原,居于台伯河南岸,为台伯河流域与海外商业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海盗们经常躲在岩石岛上窥探并等候着猎物的来临。一旦瞄到猎物便会出其不意的发动袭击,散布在罗马周围的众多小岛已经成了那些“野蛮民族”抢劫过往船只的老巢。 三是随着罗马的不断对外扩张,尤其是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终于征服了海上强国迦太基。而迦太基曾经是腓尼基人的骄傲,是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殖民地,比罗马更古老更富足。这样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被罗马用武力占领后便荒废了,这一结果自然使腓尼基人难以承受。于是腓尼基人开始伺机报复。他们同自己曾经的竞争对手希腊人组成联盟,一起从事海盗活动,骚扰破坏罗马的海运。他们从赫勒斯劳海峡到直布罗陀海峡无所不为,一直波及到整个地中海地区。 然而面对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咄咄逼人,罗马人所作的抵抗却显得力不从心。罗马人很早便从事农业与畜牧业,且当时拉丁姆平原土地肥沃,可以养活稠密的人口,因而罗马人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但对于手工业及海外商业则并不重视。这就决定了作为农耕民族的罗马人无法拥有像腓尼基人、希腊人那样高的航海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罗马人也不可能组建一只属于自己的强大舰队。于是为了抵抗猖狂的海盗活动,罗马人不得不从被征服的民族中召集人手,然而这些人又不会尽心尽力的替罗马人卖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此时罗马正在起内讧,内部矛盾重重。以马略为代表的民主派和以苏拉为代表的贵族派正在进行激烈尖锐的斗争,政权几度易手。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人更没有精力去对付海盗了。 海盗利用罗马内部战争所造成的国力虚弱,围攻了罗马的沿海城市,劫掠周边岛屿,逼居民纳贡,把较富有的居民俘虏后再索取高额赎金,不交赎金就卖为奴隶。甚至他们还袭击奥斯提港,重创港内的舰队。贪得无厌的海盗还登陆沿海地区,进行扫荡式的抢劫。可以说海上已经没有安全可言,随时出没的海盗使得人们惶惶而不可终日。有一次,海盗进入罗马腹地,抓了两名大法官和一些随从人员作为人质,索要巨额赎金,其嚣张气焰不可一世。海盗们还封锁了罗马海上贸易的商道。罗马的粮食要从埃及运送过来,但在运送过程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粮食能够到达罗马,其余的均被海盗截获。逐渐的,罗马人的海上贸易活动利润减少,国内物价飞涨,以致罗马民不聊生,老百姓一片怨声载道。而作为协助国王处理朝政的元老院对海盗的横行肆虐并没有拿出一系列可行的措施,这也激起了居民们的愤怒。居民们开始不断的指责元老院的不作为。元老院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组织军队,开展围剿海盗的战斗,但是每次都是以失败也告终。更为严重的还在后面,海盗们不但自己搞联盟,还以高额利润回扣贿赂罗马的贵族骑士,与他们串通一气。这样在罗马“高层”的庇护下,海盗们更加目中无人,恣意妄为,突袭来往商船,洗劫城市,从事贩卖人口的勾当。就这样,海盗活动如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拾。公元前1世纪中叶,海盗实际上已经从海上封锁了罗马。罗马人民陷入了饥饿的恐慌当中,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海盗的活动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基里基亚、潘菲利亚和伊苏利亚等地,其中,本都对罗马的威胁最为巨大。本都位于黑海南岸,当时执政的是国王米特拉达梯。他虽然于公元前85年,与罗马执政者苏拉订立了和约,但还是对罗马怀有戒心,恐遭覆灭。为了对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公元前75年,他又举兵和罗马为争夺小亚细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罗马于是派执政官率兵去讨伐,米特拉达梯便利用海盗来进行反对罗马的活动,最终罗马败北。海盗最主要的一个活动中心就是基里基亚。这里地势崎岖不平,高峰突兀,有利于掩护海盗在此停泊和扎营而不被人发现。同时由于米特拉达梯的支持和鼓励,海盗活动已经从打劫商船、杀人放火逐渐演变成正规军作战。米特拉达梯不仅给海盗提供庇护的港口,还为了对付罗马而提供给海盗船舰,让海盗去与罗马战斗。当然海盗们的活动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基里基亚、潘菲利亚、和伊苏利亚这些地方。例如当时最为出名的还有一个女王特塔建立的王国,被称为是“掠夺者的国家”,也在不断地给罗马制造麻烦。 终于罗马人意识到:海盗已经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围剿与决战 海盗猖獗的时候正是罗马内讧最为激烈的时候。罗马当时国内政局混乱,军人各自拥兵自重,互相厮杀,阶级斗争与私人争权夺利的斗争错综复杂,许多人也趁机制造变乱,企图夺取政权。海盗的频繁袭击更是使罗马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情危急,执掌多项大权的元老院不得不把军权交到少数军人手中来对付海盗,而这些军人则利用这些军权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实现其个人的野心,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人便是庞培。 格涅乌斯·庞培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出身于一个骑士之家,从小受家庭的熏陶酷爱军事。庞培镇压过意大利人的起义,曾为苏拉的部将,协助苏拉残杀过马略分子。他野心勃勃,极力谋求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时候,庞培便利用围剿海盗的行动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增加筹码。公元前67年,属于骑士阶级的加比尼斯当上了罗马的保民官,他为庞培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统帅的职位,这个职位使庞培获得围剿地中海海盗的全权。他可以宣布开战或媾和,也可以宣布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更可以把意大利边界以外所有的军队收于麾下。同时元老院也授予庞培一支10万余人的军队,这支军队还拥有总数达270艘的庞大舰队,以及6000塔兰特的巨额军费。从这些装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庞培此次围剿海盗的决心。 庞培首先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入手,因为这支12万人的大军虽然素质超群,但是只懂得陆路作战,却并不懂航海技术。庞培必须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使惯于陆路作战的罗马士兵也能够在海上纵横驰骋。庞培一方面从被罗马征服的海上民族中征召有经验的水手,由于这类人才较多,征兵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另一方面,为了补充舰船上的人员,庞培又征召了一批外国水手。并且为了防止他们叛变,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而且把培训罗马士兵的任务也交给他们,任务完不成便要受罚。同时庞培在军队编制上也费了一番心思,将优秀的士兵与有经验的水手分在一起,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提高战斗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海上作战能力。庞培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制定周密的战术计划。因为元老院让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去肃清这些海盗,而庞培心里明白,要肃清地中海上各个海盗的据点,非数十年不可能完成。因此,庞培必须采取一定的战略战术,以期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由于庞培出身军人世家,熟悉军事战略,因此他决定采取重点出击和全面围剿相结合的方法,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庞培确定了“先西后东”的顺序,也就是先把西地中海的海盗消灭之后再把力量转移到东地中海地区。为此,庞培把西地中海划分为12个军事区,每一个军事区具体有一名指挥官负责。根据每个军事区内海盗力量的强弱配以不同数量的舰船和士兵,其中几个主要的海盗活动中心是他征讨的重点对象。他本人亲自率队指挥非洲沿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在西班牙高卢(今法国一带)、亚得里亚海、西西里、撒丁等地战斗都打响了。而对实力最为强大,也是最为猖狂的爱琴海及小亚细亚沿岸海盗的剿灭战则推迟一段时间后再进行。 海盗船航行 经过40余天的战斗,西地中海一带,从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以西等广大海域一直到赫拉克勒斯的两大石柱,这一带的海盗都被肃清了。接着庞培又把目光转向东地中海。在东地中海,庞培用同样的战略战术使海盗们连连败北,沉重打击了海盗们的嚣张气焰。海盗们不得不从公海上撤退,到一些狭窄的海湾深处躲藏起来。庞培便在这些地方的出口处构筑了要塞,把海盗们的活动范围死死的的限制住了。这样一来,庞培围剿海盗的战斗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罗马的海上贸易通道得以打通,船只又可以自由的来往于各个港口,运送粮食的船只也可以安全的抵达罗马。一直笼罩在罗马居民头上的恐慌慢慢散去,海盗对罗马的威胁逐渐被解除。 但是庞培并没有得意忘形,为避免日后又生大患,庞培制定了最后一步的计划:即彻底消灭海盗,以防东山再起。庞培足智多谋,他事先允诺,凡不战而降者皆可得到赦免。消息一传出,海盗的战斗力就大大削弱,加之海盗本来就已经惶惶不安,这更使海盗内部四分五裂,庞培乘胜追击,不久便捷报频传。除了在基里基亚遭遇到了抵抗之外,其他地方均不战而降。庞培的围剿计划取得了胜利。因此,庞培获得了很高的军事荣誉,得到了罗马人的崇拜。 庞培在剿灭了地中海的海盗之后,为了扩大军权,于是领兵东征。但是元老院害怕庞培的势力过于强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以表示反对。但是骑士阶级都支持他,最终民众大会通过决议,授予庞培全权,起兵东征。于是庞培又奉命去讨伐黑海南岸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面对庞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米特拉达梯感到大势已去。他曾经庇护和支持的海盗一败涂地,海盗们的战船也成了罗马人的战利品。公元前66年,米特拉达梯兵败自杀,庞培便将本都的土地改为罗马行省。公元前64年,庞培又挥师南下小亚细亚,攻占了叙利亚,灭亡了塞琉古王国,将其设立为行省。第二年,又征服了由台,将其与叙利亚行省合并。此时,庞培已经控制了整个东方,成为当时罗马势力最强,也是权力最大的人。 这场伟大的围剿战争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胜利。战果也是十分丰硕的:俘虏海盗有2万余人,加上在战斗中被打死的1万余人,一共歼剿了3万余人;缴获海盗的战船总数达400艘,被焚烧或击沉的船只约800艘,海盗们曾经云集的港口也被占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海盗力量确实非同小可。 战争结束后,为了巩固对占领地区的统治,庞培并没有立即返回罗马。而是驻扎在基里基亚一段时间,并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措施处理善后事宜。比如赦免许多海盗,将他们迁徙至陆地上,远离海岸以防再犯;还准许一部分人迁徙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地区,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公元前44年,恺撒的独裁引起了元老院的不满,于3月15日,遇刺身亡。其时罗马内部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旧日氏族出身的豪门贵族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他们同大量奴隶以及意大利的自由农民一样不得不为了生存,逃离家园。而此时海盗首领绥克斯图·庞培(即小庞培)为了积蓄力量,大批招人,很快,小庞培就组建了一支拥有四万余人的庞大舰队。为了打击报复罗马,在占据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之后,他封锁了罗马的海上通道,又一次使罗马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危机。而且不断滋扰罗马沿海海岸,罗马又一次受到海盗的严重威胁。这时,罗马新的统治者屋大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定再次围剿海盗,屋大维实行大军进攻和分化瓦解并举的政策,终于在公元前36年,把小庞培的海盗队伍打败了。 与庞培实行的怀柔政策不同的是,屋大维惨无人道的将成千上万的海盗钉死在十字架上。 罗马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海盗危机后,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组织了一支3万余人的军队常年在罗马沿海地区巡逻以防海盗再次滋扰生事。到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内部出现了危机,无暇顾及打击海盗活动,海盗便又一次的活跃起来。 恺撒的手腕 众所周知,恺撒不仅是古罗马著名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优秀的雄辩家、历史学家,在世界古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恺撒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是马略的内侄,秦那的女婿,这些关系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倾向于民主派。恺撒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他聪明能干,能文能武,却又工于心计,处处显露他的卓越才能,特别具有广交朋友的能力。在他只有24岁的时候,就因敢于揭露一位总督的贪污案而闻名于罗马政界。他也希望通过从政这条道路走向权力与荣誉的顶峰。恺撒具有演讲的天赋,为了博取名声,恺撒在演说中经常赞扬民主派领袖的功绩。于是,他的声望逐渐提高,并成为民主派的领袖。而锋芒毕露的恺撒当然也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当时的当权者就是苏拉。 公元前83年,苏拉建立了自己的独裁政权,他把全国军政大权和司法大权集于一身,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无限期独裁者。以前罗马独裁官都是有限的任期,任期一般不超过半年,而苏拉成了无限期的独裁官,实质上已经是罗马的国王了。苏拉猜忌心很重,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或者是威胁到自己统治的人,苏拉便想方设法地镇压和迫害。还有许多人是被迫离家出走的,恺撒也在其内。 直到苏拉死后,恺撒才带着随从返回意大利。在旅途中他总是时时保持着自己的风度。他不参与乘客之间的聊天说话,而是静静地坐在船的一角,阅读书籍,思考问题,始终保持着沉默。船舶顺着伯罗奔尼撒半岛海岸线一路航行,当船行进至小亚细亚米利都附近的法尔马库撒岛的时候,海盗出现了。海盗船扬帆紧随恺撒所乘的轮船而来,船长立即命令水手扬起备用风帆,但是由于当时的海风很小,很快便被轻快迅速的海盗船追上了。当海盗手持武器靠近这艘满载乘客的大船时,恺撒却丝毫没有慌张,因为他觉得,海盗们一时半会还追不上他们所乘的船,要追上他们的船还需要一段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来阅读、思考。 面目狰狞的海盗们很快追上了恺撒所乘的船,跳上了甲板,船上人员丝毫没有抵抗力,只好表现出一种和平友好的姿态。但是海盗们不管不顾,他们的目的是能否从这艘船上劫到一批可观的财物或拿到高额的赎金。很快海盗们就发现了这个游离于世界之外,沉醉在自己世界中的恺撒。他们觉得这个人非同一般,说不定能从中敲诈到一笔收入颇丰的赎金。但是恺撒无视海盗们的存在,只管阅读,这激怒了海盗的头领。头领发问道:“你是什么人?”恺撒不屑回答,只是回敬给这个海盗头领一个蔑视的眼光,然后继续钻研他的书籍。此时,船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海盗头领干出什么不利于大家的事,一位乘客趁机对海盗头领解释道:“他叫尤利乌利·恺撒,他的家族是罗马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苏拉把他从罗马赶了出来,现在苏拉死了,他正要回去。”海盗头子不在乎这些,他立刻高声说道:“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赎金,而不是他的名字。我还不打算杀死他。”海盗头领又对着恺撒,露出凶恶的眼神,说道:“你打算为你自己和你的旅伴的自由付多少钱呢?”恺撒仍然不作声。海盗头领又一次被激怒了,说道:“难道你的舌头被割了吗?要是没有割掉的话,我会让你开口的,放下你的老爷派头!我会亲自干这件事情!”但是在高额赎金面前,海盗们终于还是没有大开杀戒。海盗头子开始同他的同伙商量这群人的赎金问题。一个海盗建议索要10个塔兰特,贪婪的海盗头领却嫌太少,要再加一倍。这时沉默的恺撒突然说话了,对海盗说了一番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话,他说:“按最低价格计算,仅我自己就不止50塔兰特。”这番话也令海盗们大吃一惊,他们见多识广,却也是第一次遇上主动增加赎金的俘虏。50塔兰特,极大的吊足了海盗们的胃口。海盗头子最后答应下了,末了还不忘威胁一句:“要是我们得不到这50塔兰特,那我可要砍下你的脑袋! 就这样,这笔交易达成了。 海盗把船上的乘客赶上了岸,同时也派出自己的信使到俘虏家中去索取赎金。由于海盗们的庇护所一般建在悬崖峭壁之中,且都是茅屋和窝棚之类,因而从海湾方向观察是很难发现的。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人们每天都在惊慌中度过,然而,恺撒并没有被海盗们的凶恶和环境的恶劣所吓倒,尽管他以前过的是豪华奢侈、衣食无忧的生活。恺撒的适应能力也很强,他在不利于自己的生存条件下,没有沮丧,没有绝望,只是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以便做出准确地判断并想出对策。因此恺撒不但在精神上让自己时刻充满活力,保持镇静;同时也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生活作息时间表,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规律,也让自己的身体时刻保存体力。他的每天是这样安排的:早晨坚持早起,去海湾里游泳,然后再进行一段时间的体育锻炼,锻炼好身体后,其余的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当然这些事情也引不起海盗们的兴趣,因此海盗们放松了对他的警觉。但是此时他正在进行着一项秘密活动。他每天都仔细观察海盗们的生活习俗以及性格特征,尽可能的去听海盗们讲述一些奇闻轶事,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为日后行动作准备。为了转移海盗们的注意力,恺撒还经常朗读诗歌或者发表演讲,或者有时候会说一些尖锐的有针对性的反驳之词,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说他们不懂得其中的真正含义,不配听他的讲演。他的这些举动在海盗们的眼里看来无疑就像一个疯子,不但放松了对他的防范而且还反唇相讥嘲笑他。 终于有一天,恺撒以他那惯有的高傲表情,对海盗们说道:“早晚有一天,你们都会落在我的手中,你们要相信,我会让你们都上十字架的。这既是你们的恶行所致,也是由于你们的愚昧无知所造成的。你们要记住我给你们讲过的这些话!你们要知道,我会永远履行我的诺言!”虽然这一番话气得海盗们七窍生烟,但是海盗们对于赎金的渴望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愤怒,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恺撒说的玩笑话而已。 恺撒和其他的人质在海盗的驻地上生活了一个多月。38天过后,信使回来了,说50塔兰特的赎金已经交给米利都总督保管了。海盗们把俘虏带到米利都,见钱眼开的海盗们拿到赎金后,得意忘形,他们回到自己的驻地后,开始把酒狂欢,一个个喝的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然而获得自由的恺撒,却开始实现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他立刻向总督申请了4艘舰船和500名士兵。带着这支队伍直捣海盗们的巢穴。结果海盗们已经在酒精的麻醉作用下失去了抵抗能力,只能乖乖投降。恺撒当场抓获海盗350名,只有几个侥幸逃脱,并且从海盗的住地中缴获了大量的财物,当然这些财物都被恺撒占为己有了。 正好此时有消息说,罗马的大法官途经属于罗马领地的帕加马,而大法官是罗马行省中唯一有权判处死刑的罗马官吏。而恺撒就是想把这些海盗们绳之以法,兑现当初的诺言。所以恺撒在释放了被囚禁的俘虏,收回了赎金,并将海盗关押到当地要塞之后,就马不停蹄的赶往帕加马王国的首府。恺撒要请求大法官对海盗实施死刑,实现自己对海盗所许下的诺言。 当恺撒找到大法官并说出自己的要求后,大法官却不以为然,他不主张对海盗施以极刑。恺撒无奈之下只好以退为进,希望大法官能授权他的副手来审判海盗,给海盗定罪。但是大法官也拒绝这样做。大法官希望回到帕加马之后,通过法律上的审讯程序来给这些海盗定罪。但大法官实际上是以此为托词,不想同海盗发生激烈的冲突。原来,在当时各个行省的商人只要向海盗缴纳保护费,海盗就不会袭击他们的船只,双方这样也相安无事。恺撒实在忍无可忍,指责道:“你们这简直就是商人与强盗的勾结!”大法官露出讥讽的笑说:“如果不这么做,跟海盗开起战来,代价会更大的!”但是恺撒还是不死心,他说这样做有损国家的尊严。大法官仍然振振有词:“国家的尊严,可以通过外交来解决,但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和平和整个国家的社会福利不会蒙受什么损失。” 恺撒觉得在这里跟大法官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断定,大法官很有可能已经被海盗收买了。抱着这样的想法,恺撒告辞了。一路上,恺撒已经拿定主意,先斩后奏。他先对外宣称他已经收到了罗马执政官的特别授权,由他亲自执行对海盗的死刑。等把海盗处死之后再向上报告。 恺撒在海盗临刑前对他们说:“我决定对你们宽大处理,因为你们在我拘禁期间对我还算友好,我不愿意你们在临死之前还会想到我的残酷。因此我决定在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先割断你们的喉管!”最终被抓获的350名海盗全部被处以死刑,30名海盗头领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刑执行过后,恺撒又恢复了他往常那种高贵的模样,携带着大量战利品,继续他返回罗马的行程。 回到罗马后,他开始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起点。公元前62年他曾被选为司法官,第二年又任西班牙总督。在公元前59年,与庞培和克拉苏建立同盟,获选为公元前59年执政官之一。后来又逐渐排除异己,从公元前46年7月28日至公元前44年3月15日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罗马。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元老院会议席上,恺撒被密谋者所刺杀。他死后,海盗活动愈加猛烈,海盗们越来越大胆,而且力量也愈发强大。一直到公元前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海盗一直是罗马的心腹大患。

捷克是欧洲中部内陆国家。北与波兰、德国为邻,东与斯洛伐克接壤,南与奥地利相连,处在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 波西米亚是捷克中西部的一个历史地区。公元前500年,这里最早住有克尔特人,以后出现日耳曼部落。自从公元6世纪斯拉夫人到达这片地区,波西米亚就开始了它漫长而坎坷的历史。公元623年~658年,以法兰克领袖萨蒙为首的捷克人的帝国兴起,曾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抵御阿瓦尔人的斯拉夫部落联盟。公元658年萨蒙死后,此地受摩拉维亚人统治。公元8世纪后,捷克人控制了波西米亚的大部分地区。 9世纪是捷克历史的荣光时期,普热美斯家族是捷克的第一个统治家族,由普热美斯在公元8世纪时建立。普热美斯王朝在公元800年~1306年间曾统治波西米亚及附近地区达500多年。 9世纪,女王丽布施及其夫普热美斯公爵创建了古老而美丽的布拉格城堡,城堡后经多次扩建。直到1000多年后的1918年,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府仍设立于此。 从女王丽布施创建布拉格城堡以来,布拉格不但成为捷克的首都,也成为欧洲最大、最重要、最美丽的都市。布拉格老城中最早的居民点大都始建于那个时期。 城堡中心的圣维斯大教堂是欧洲建筑艺术的精品,里面藏有波西米亚王国的王冠,捷克各时期的统治者也都葬在这里。如今当游人们漫步于布拉格老城时,依然能看到以前的房屋,仿佛又回到了千百年前。布拉格旧市政府钟楼上精美的天文钟和圣维斯大教堂高耸的尖塔是布拉格永恒的标志。斯坦诺瓦犹太教堂独特的三角形山墙更是令多少人赞美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丽布施女王以始建举世闻名的布拉格城堡而流芳千古,她手下的一名女卫队长普拉斯妲却以创建“红色处女军”,又埋藏了一批巨额宝藏,在捷克历史上留下了千古之谜。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9世纪初的丽布施女王不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还创建了一支包括妇女在内的骁勇善战的军队,曾打败过不少敌人。后来她虽然嫁给了普热美斯公国的公爵普热美斯,但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独立性格。后来,这位女王建立了一支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其队长就是后来在捷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普拉斯妲。 这支卫队完全由清一色的年轻女子组成。它负责保卫女王和皇宫的安全。普拉斯妲兢兢业业为女王服务,与女王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丽布施女王去世后,普拉斯妲深感悲痛,她不愿意再为国王普热美斯公爵效劳,便率领自己手下的女兵来到捷克北部的维多夫莱山,从此占山为王。 普热美斯公爵曾派一名使臣到维多夫莱山区,试图把普拉斯妲重新请回到王宫。结果,年轻的叛逆姑娘却把这名使臣阉割后赶了回去。普拉斯妲的这种做法激怒了国王,但却吸引了周围地区许多年轻的姑娘。一批批年轻的女子不堪忍受男人的欺压,陆续投奔了普拉斯妲。 没过多久,普拉斯妲手下就有了一支真正的部队,这就是后来威震朝野的“红色处女军”。普拉斯妲本人也开始了她传奇般的生涯。 所谓“红色处女军”即完全由尚未结婚的处女组成的军队。反对处女军的人说,普拉斯妲是个作恶多端的女妖,她诱使年轻女子去犯法。拥护她的人则称她为女中豪杰。据历史记载,她天资聪慧,而且练就了一身过人武艺,但极端憎恶男人。 有人分析,普拉斯妲之所以对男性深恶痛绝,可能是因为她从小受到父亲的虐待,又在尚未成年时被男人凌辱过,所以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普拉斯妲的“红色处女军”规模越来越大,最多时达到上千人。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她率领军队离开了贫瘠的维多夫莱山,在迪尔文城堡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大本营。 随后,“红色处女军”四处打家劫合,征收捐税,推行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大部分是针对男人的。据说,为了蔑视男人。她有时会带着几名女兵,手持利剑和盾牌,赤身裸体地去市镇游逛,如果哪个男人胆敢朝她们看一眼,她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把那个男人处死。 普拉斯妲在她自己的地盘上行使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她规定: 一、男人不许佩带武器,不许习武,否则处以死刑。 二、男人必须种地、做买卖经商、做饭、缝补衣服、干所有女人不愿干的家务活;女人的职责则是打仗。 三、男人骑马,双腿必须悬垂在坐骑左侧,违者处以死刑。 四、女人有权选择丈夫,任何拒绝女人选择的男人都将处以死刑。 这些古怪的法律十分苛刻。普拉斯妲这一极端的做法不仅激起了当地男人的强烈反抗,也终于让普热美斯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国王普热美斯派遣大军围剿普拉斯妲。 普热美斯军队的指挥官开始并不把这支“红色处女军”看在眼里,他们认为这帮女孩子看到国王的正规军必然会吓得不知所措。然而,双方一交战,普热美斯的军队由于过于自信和轻敌,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被“红色处女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下子,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来对待这支“红色处女军”了。国王普热美斯在布拉格得知自己的军队在山里竟被一帮女孩子弄得晕头转向,盛怒之下,他居然亲自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前来围剿。 在维多夫莱山区,普热美斯大军依靠人数上的优势,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把处女军层层包围,缩小包围圈后杀死了100多名顽强抵抗的处女军战士。在迪尔文城堡的普拉斯妲闻讯后,亲手扼死十几名俘虏,并率领自己的战友对普热美斯大军进行了殊死抵抗。 一时间,山冈上杀声震天,几公里外都能听到她们和男人拼命时的喊叫声。最后,城堡中所有的处女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个逃命投降的。而普拉斯妲本人最后扔下了手中的盾牌,脱光了身上的衣服,仅仅拿着一把利剑,赤身裸体地同皇家军队进行了最后的拼杀,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财宝到底埋藏在哪儿? 普拉斯妲多年跟随女王,见多识广,对王室的金银财宝了如指掌,加之她本人喜欢雍容华贵的奢华生活,又多年劫掠富豪,抢劫了不少的贵族城堡,聚敛起大量的金银财宝。在普热美斯军队未到之前,她早已预见到自己凶多吉少,于是她在迪尔文城堡早已把大量的宝藏埋藏起来。这笔财宝主要有金币、银币以及处女军战士不愿佩戴的大批珍贵的金银首饰,数量极为可观。 处女军被全部杀死之后,后人就想到了这批珍宝。有人不断地在当年她们活动的地区挖掘,试图找到她们埋藏的珍宝,但始终没有找到。 随后,普热美斯家族以布拉格为中心建立的王朝依附神圣罗马帝国几百年。在普热美斯王朝统治波西米亚的几百年间,这几代王朝都没有忘记普拉斯妲和她埋藏的财宝。他们曾多次派人去维多夫莱山区搜寻这批宝藏,但每次都空手而归。 进入20世纪以来,这笔宝藏又引起了一些现代寻宝者的注意。有人认为,它肯定被埋藏在捷克山区的某个地方。但到底在什么位置,却始终没有人能找到。

匈奴帝国曾称霸欧洲 公元1世纪中叶,活跃于蒙古高原的匈奴被中国东汉王朝屡次击败,又受到蒙古高原新兴的鲜卑族的挤压,不得不向西迁移。此后300年的史书中很少提到匈奴人的去向,公元4世纪,这个神秘民族又现身欧洲,来到里海北岸的顿河草原游牧。 公元375年,匈奴人开始大规模扩张,他们向西攻灭了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在多瑙河沿岸所建立的国家,向南攻克亚美尼亚,一直打到波斯和叙利亚。匈奴人以凶残闻名于世,他们所过之处往往留下一片废墟,一地白骨。进占匈牙利草原后,匈奴人暂时定居下来。公元433年,匈奴大单于阿提拉成为各部首领,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东起伏尔加河,西至莱茵河,南抵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阿提拉统治的20年里,匈奴首都布达城成了欧洲的政治中心,各国使者云集于此,争先恐后地献上自己的贡品,表示臣服。匈奴帝国步入极盛时期。 匈奴克星与匈奴王情同手足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已风雨飘摇。它在与各蛮族政权的冲突中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得不默认它们的独立地位。就在此时,罗马帝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出现了,他叫阿契斯。阿契斯生于高卢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高登裘斯在西罗马军队中屡立战功,最后做到西罗马帝国的骑兵统帅,被封为伯爵。阿契斯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哥特人和匈奴人那里度过的。阿契斯在匈奴做人质期间,结识了很多匈奴贵族。借助匈奴人的支持,阿契斯迅速在罗马政坛上崭露头角,成为西罗马帝国的高卢总督。他在高卢同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阿兰人等蛮族作战,屡战屡胜,声名显赫。 阿契斯和阿提拉自幼相识,两人交情甚笃。阿契斯曾经给阿提拉找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私人秘书,帮阿提拉打理外交;他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阿提拉身边学习骑射。阿契斯希望和匈奴帝国和平共处,他知道西罗马对付境内的日耳曼蛮族已十分费力,决不能再与匈奴交恶。青少年时期做人质的经历,使阿契斯对匈奴的认识非常深刻,他熟知匈奴人的战法,并十分清楚匈奴人的软肋是什么。阿契斯的努力为西罗马帝国赢得了20多年的和平,这段时间阿提拉多次进攻东罗马帝国,但一直和西罗马帝国相安无事。但利益之争使这两位好友最终拔刀相向,而阿契斯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匈奴克星。 向西罗马要女人和土地 野心勃勃的阿提拉早就对高卢和意大利的繁华富庶垂涎三尺。公元449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妹妹奥诺莉亚和侍卫长私通被发现,皇帝瓦伦提尼安将她送进一个修道院软禁起来。生性风流的奥诺莉亚暗中写信向阿提拉求救,称愿以身相许。阿提拉立刻向西罗马皇帝索要奥诺莉亚,并要求西罗马帝国拿一半的国土作为嫁妆。如此过分和羞辱性的要求,遭到西罗马皇帝的拒绝。于是阿提拉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 公元450年,阿提拉集结匈奴军和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50万人,向西罗马的高卢发动进攻。随着高卢名城一个接一个地陷落,阿提拉兵锋直指名城奥尔良。阿提拉大军对高卢北部的蹂躏震惊了西罗马帝国的所有蛮族,大家都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匈奴对抗。阿契斯抓住这个同仇敌忾的良机,四处奔走,终于联合各蛮族建立起一个抗击匈奴的统一战线。高卢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蛮族,甚至不列颠的克尔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阿契斯打了20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也亲自领兵前来助战。当阿提拉屯兵奥尔良城下的时候,阿契斯的西罗马联军日益壮大,已经集结了50余万人,并正式向匈奴人开战。两位昔日的朋友终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 16万人战死,匈奴王奇迹生还 阿提拉得知西罗马联军逼近奥尔良后,立刻撤围北去,同时命令在高卢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队向香槟平原集结。阿契斯率领大军尾随而来,两军在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摆开决战的阵势。西罗马联军方面,由阿契斯亲率西罗马军团组成左翼,西哥特军队在右翼,而中央是阿兰人和其他蛮族。阿契斯这样部署相当冒险,因为他把西罗马联军最弱的部分放在中间,非常容易被匈奴军队从中心突破,将西罗马阵线拦腰斩断;但从另一方面讲,中心突破的匈奴部队也有被西罗马联军从两翼包抄的危险。阿契斯面对他的老朋友阿提拉,走出了一步险棋。阿提拉针锋相对,亲率匈奴精骑居中,把东哥特人放在左翼,其他蛮族军队组成右翼。 公元451年9月20日,两军在沙隆展开决战。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投入的兵力超过100万。匈奴联军首先发动进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精骑风驰电掣般冲向西罗马联军的中央,由蛮族组成的中央战线抵挡不住,被匈奴骑兵以楔形深深插入。这时匈奴骑兵开始向左旋转,包抄西哥特军队。阿提拉对战局洞若观火,他知道西罗马军团抵挡不住匈奴人最猛烈的攻击。但西哥特人兵强马壮,是个劲敌,如果能将其歼灭,就胜券在握。他组织匈奴联军的两翼一起压上来,会战到此已经变为一场混战,西罗马联军形势危急。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 强悍的西哥特人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年过六旬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亲率铁甲骑兵反击,结果中箭落马,被紧跟其后的西哥特铁骑践踏而死。失去首领的西哥特人只出现了片刻慌乱,在王子托里斯蒙的指挥下迅速恢复了秩序。西哥特骑兵凌厉的反击将匈奴人压了回去,而慌不择路的匈奴骑兵迎头撞上了左翼西罗马军团的盾牌防线,纷纷倒在标枪的攒射之下。这时匈奴左翼的东哥特人也抵挡不住西哥特铁骑的冲击,率先败逃,沙隆会战到此分出胜负。 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回马恩河畔的营地,用匈奴人的大篷车首尾相连,弓箭手密布其间,组成一道相当坚固的防线。阿提拉用木制马鞍堆起一座小山,将他所有的金银珠宝和妃嫔置于其上,他自己端坐在中间,打算一旦西罗马军队攻破他的营垒,就引火自焚。 阿契斯关键时刻放了阿提拉一马。这位西罗马的杰出领袖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他认为西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不是匈奴,而是高卢蛮族。保留匈奴这个外患可以让以西哥特人为首的蛮族有所忌惮,不得不和西罗马帝国继续合作。如果阿提拉一死,匈奴帝国势必崩溃,高卢蛮族肯定要掉转矛头来对付西罗马帝国。 阿提拉死在新房中 阿提拉在沙隆之战中侥幸逃生后,仅仅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他曾组织军队进攻东罗马帝国,企图挽回匈奴帝国的颓势。公元453年,阿提拉迎娶一位日耳曼族的新娘伊尔迪科,婚宴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众人走进新房,发现阿提拉血管爆裂,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而他的新娘缩在床角瑟瑟发抖。当时有人认为阿提拉死于循环系统疾病,也有人怀疑是伊尔迪科谋杀了阿提拉。在阿提拉的葬礼上,匈奴人割断头发,刺破脸颊,用鲜血悼念他们的国君。阿提拉的棺材分为三层:最外层是铁,第二层是银,最内层是金,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流的水,把阿提拉的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下,然后再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都被处死,以便使后世的盗墓者无机可乘。他的坟墓至今未能找到。 阿提拉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大单于之位,打起了内战,匈奴帝国遂土崩瓦解。公元454年,东哥特、吉皮底人组成联军,在匈牙利打败了匈奴,从此,匈奴人被迫退回了南俄罗斯草原。461年,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战争,遭到失败。468年,他又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结果自己战死沙场,从此匈奴人彻底沉寂了下去,直至被历史遗忘。

俄罗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伊凡雷帝,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藏有大量珍贵的书籍和重要的文件,这一说法既流传于民间,也记载在书本上。但遗憾的是,亲眼见过的人却很少。虽然从16世纪起就开始有人进行探索,然而时至今日,所谓伊凡雷帝“书库”仍是欲穷底蕴而不能的一个谜。 1533年,年仅3岁的伊凡雷帝即位。1547年1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加冕仪式,大主教马卡里把镶满珠宝的皇冠戴到莫斯科大公头上,伊凡正式加冕为俄国第一个沙皇(沙皇一词来源于罗马皇帝的称号“恺撒”,意即皇帝)。 1550年,伊凡雷帝颁布新法,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和军事机构。为了巩固具有专制政权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对以前的封邑公爵、世爵封建主、大贵族曾进行镇压。“雷帝”这一使人感到恐惧的外号,正是由此而来。 伊凡雷帝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可能是真实的。这主要是从有关弗恩修道院的修道士马克西姆?克里柯的传说而得知的。据说这是一大批非常宝贵的古代抄本,其数量之多,足以抵得上一个图书馆。 这批书籍从何而来呢? 据说,是伊凡雷帝从祖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和祖母索菲娅·帕妮奥洛克丝那里继承来的。索菲娅是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康士坦丁鲁斯十一世的侄女。她来到莫斯科时,曾从帝国的皇家图书馆里带走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古代抄本,无疑,这些都是稀世的珍本。 伊凡三世想把所藏的书籍编个目录,就叫马克西姆?克里柯来完成。此人曾在巴黎、罗马的教堂学习过,很乐意做这项工作。此外,他还利用这个机会,把本国使用的斯拉夫教会的翻译本同希腊的原著进行了对照,对许多误译之处,逐个地加以订正。 克里柯的这种做法使莫斯科的大主教约瑟夫大为不悦,认为有损教会的尊严。不久,他就离开了皇宫,后又被教团开除,还受到各种迫害。 以上就是有关修道士马克西姆?克里柯和伊凡雷帝书库的传说。从这些传说中,对图书的编目工作是否完成了,大量书籍藏在克里姆林宫的什么地方,则无从知晓。 在16世纪编辑的《里波利亚年代记》中,对此事有如下记载: “德国神父魏特迈曾见过伊凡雷帝的藏书,它占据了克里姆林宫地下室的两个房间……” 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在同时代的其他文献或记录中,都没有提起伊凡雷帝“书库”之事,这是什么原因?是藏书已散失了,抑或是本来就不存在呢? 到了19世纪,有两个德国人对帝室书库之说很感兴趣。其中一人为了弄清藏书的来龙去脉,还特意来到莫斯科。他在古代记录保管所里查遍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找到所需要的线索。后来,他又对克里姆林宫的地形进行了调查,也难以确定书库的下落。尽管如此,他在离开莫斯科时,仍然认为: “我坚信,伊凡雷帝的书库还沉睡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解开这个谜,对世界的文化来说可能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发现。” 对书库的命运,专家们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人说,“克里姆林宫发生火灾的时候,这批藏书可能被烧毁了”,有人说,“这些书全移放到莫斯科大主教的图书馆,后来好像都散失了”,还有人认为,“伊凡雷帝的藏书确实存在,有必要对克里姆林宫进一步进行探索……” 这些看法暂且不谈。而关于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还有如下一段传闻: 19世纪末,克里姆林宫古玩器类的权威——历史学家扎贝林,曾听某官员说过,他在造币厂的文书保管所里看到一本很奇怪的书,上面记的全是从前的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 在1724年,彼得大帝决定迁都彼得堡,把莫斯科作为陪都。同年12月,一个在教会工作的名叫奥希波夫的人,来到彼得堡,向财务管理部门提出一份报告,谈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的地下有两个秘密的房间,房间的铁门上贴了封条,还加了大锁,里面好像是放着许多大箱子。 经过一番研究,有关方面立即着手对克里姆林宫地下的调查。但不久,从彼得堡传来指示,命令停止调查。 9年之后,这个奥希波夫再次提出要求,希望能对克里姆林宫地下进行发掘。 结果怎样呢?在公文保管处所保存下来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尽管全力以赴,但没有发现秘密场所。” 苏联科学院的素伯列夫斯基院士认为,虽说奥希波夫失败了,但不能断言伊凡雷帝书库就不存在,他深信,这个谜总有一天会解开的。

从十六世纪起,裸浴渐渐消失,但是在中世纪时,沐浴作为社交活动而长盛不衰。在浴盆中待客,不管是正在洗浴还是入浴、出浴都不算失礼。在十六世纪的绘画中,经常看到贵妇人正在沐浴的场景,切不可对这种事情有其它想法。那只不过是借此展示裸体美而已,因为直到十八世纪,贵妇人在洗浴时见客并不失礼。德.日尼夫人在罗马召见国王派到教皇身边的大使伯尔尼主教时,她一只脚已经迈进澡盆。这种时刻去见一位夫人,不仅这位上了岁数的主教觉得很坦然,而且身边还有他年青的侄子陪伴着。而男人甚至把浴室当作客厅,这当然比较少见,更常见的是入厕时见客。玛丽-安杜瓦耐特王后的导师维尔蒙神父就是在洗澡时接见大臣和主教的。王后的贴身女佣康邦夫人很讨厌这个资产阶级的暴发户,她认为这是虚荣心膨胀的表现,因为他把“高层人物当作与自己平等或比自己低的人物对待”。古典主义绘画盛行时期,想要在大胆的油画中欣赏淑女裸露的乳房是不行了,但是亲朋好友进入主人正在洗浴的房间还是屡见不鲜的。为了不过分暴露身体,往往在澡盆里放上一品脱牛奶或香精,使水变混。因此,小说中提到的“牛奶浴”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另外还有在浴盆上面加盖的,这样见客时就没必要把水弄成不透明的了。浴盆加盖的另一好处是可以保持水温。至于真正的密友……日尼城堡中就有可供四人入浴的大浴盆,德.日尼人就是这个浴盆中加上牛奶和玫瑰花瓣与她的小姑子共同入浴的。见客时如有机密要谈,可以不用有人在旁侍候。玛丽-安杜瓦耐特王后沐浴时穿着法兰绒的袍子,钮扣一直扣到脖子,并要侍从在她出浴时用布幔挡好,那是过分谨慎了。其他贵妇人并没有这些讲究。比如曾经激发过伏尔泰伟大 爱情的《杰出的爱弥儿》,夏特莱夫人在男仆面前脱衣服就没有丝毫不好意思的感觉,这个男性仆人叫隆尚,1746年来到巴黎的,可是他自己“却怎么也不能与他所服侍的女主人那样放得开”。一天,漂亮的爱弥儿正在浴盆中戏水,当时她的贴身女佣正在忙别的事,夫人就打铃叫来隆尚。“我赶快跑到夫人的房间里,”隆尚讲道,“夏特莱夫人让我把火上的水壶拿来,给浴盆里加些热水,因为盆里水有点凉了。我走近一看,她身上一丝不挂,而且盆里的水清彻透明,没放什么香精之类的东西。夫人把双腿分开,以便倒水时别烫着她。我开始倒水,目光落到了并不是我故意想看的地方……我特别难为情,赶快转过脸,我的手直发抖,水倒到那里就管不了许多了。‘“小心,”’她突然大声对我嚷道,‘“您要烫死我呀!”’我只好把眼睛转过来,盯着水倒到哪里,把倒完了水才算算松了一口气。”仆人不愿意搞明白女主人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自己太傻了?几天以后夏特莱夫人起床时又上演了同样的把戏。公爵夫人刚让女佣把窗帘拉开,就当着隆尚的面,脱掉睡衣,穿上女佣给她准备好的衬衣。这位男仆,惊得目瞪口呆,显然比女主人更为尴尬,眼睛不知往哪里看……“当我与姐姐单独在一起时,”他说,“我就问,夏特莱夫人在别人面前是否也这样换衬衣。她说不是,夫人只是在她认为不妨碍自己的人面前才会这样。我姐姐嘱咐我,下次再碰上这种事,我应该装做也没看见。”人们常说没有二哪来的三……后来过了一段时间,隆尚跟随夏特莱夫人前往沙约,同行的还有几个贵妇人,其中有布夫雷公爵夫人和几个侯爵夫人,天气太热,只见女士们“摘下了首饰,脱掉衣衫,身上只剩下一些在礼仪上不得不保留的饰物”。这些贵妇人在“红房子”酒巴就餐,差不多赤身裸体了。从此以后,隆尚便习以为常了,他说:“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127页)最后他总算明白了,“贵妇人把下人当做没有生命的机器人一样看待。肯定,浴盆里的夏特莱夫人命令我给她倒水时从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在她的眼中我这个人与我手中的水壶没什么两样。”对于这个小伙子的激动我们也不要太夸大其词。夏特莱夫人的死对头杜.戴芳夫人有一段对其尊容著名的精彩描绘,如果属实,伏尔泰这位“神圣”的情妇恐怕不会引起新来的男仆激动不已的。“她的身材又高又瘦、没有臀部、胸部扁平、臂壮腿粗、一双大脚、脑袋尖小、一张瘦脸、鼻子尖尖、一双眼睛蓝得像海水、皮肤黝黑、发红、爱激动、嘴唇板平、一口牙齿七零八落、磨损严重……这就是漂亮的爱弥儿的尊容,她自己非但没有自知之明,还总要找机会臭美。”如果这就是可怜的隆尚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的裸体”,那也真难为他了。在河里裸泳的现象渐渐消失,但是裸浴在另处的地方还照样存在,那就是温泉浴或海滨。塞纳河里禁止女人游泳,去维西和波旁洗温泉便成了时髦。医生根据病人的病情,科学地分析了不同温泉的疗效。路易十四的御医瓦洛发现国王对温泉水非常敏感,并有记载,所以不建议国王洗温泉。因为肛瘘病发作时,必须动手术之际洗浴是绝对禁止的。尽管波旁的温泉对这种疾病很有疗效也不建议国王前去洗温泉浴。但是达官贵人对这些瘟泉却津津乐道,经常写信交换感受。赛维涅侯爵夫人喜欢维西的温泉,为了找到合适的温泉,跑遍了奥佛涅的乡村,要是洗温泉浴不用受那么大罪,她的行动倒很有些十七世纪的爱情小说中描写的寻找情人阿斯雷的浪漫情调。“这简直是炼狱,”侯爵夫人揶揄道,“人要脱得精光,钻到地下某个窄小的地方,温泉水从一根管子里流出来,一个女人带您到要去的地方。这时您身上只有一块无花果叶子遮羞,这种样子,使人觉得很难为情。我曾让我的两个女佣先行探看有没有熟人。洗浴时,在布幔后面还有一个人在不停地鼓励您一定要坚持半个小时。一片无花果叶子……一块布帘,布幔后面是医生,还在跟您说话……不管怎么说,总有一种受虐待的感觉……看来在贵妇人的沙龙里产生了一种新型羞耻感。虽然这种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却是不可抗拒的。人们之所以感到羞耻,并不是由于被别人看到了,而是为自己的不得已而裸体而感到屈辱。有时候,身上连无花果叶片也不能有。比如,在波旁这个地方,治疗不育症洗温泉浴时就必须脱得精光。十七世纪时,人们认为海水浴可以治疗疯犬病,下海治疗时也要脱光衣服,同样会产生屈辱感。 1671年,王后侍从中有三个女孩子被一条小疯狗咬了,立即被送到迪耶普海滨去治疗。她们这时的感受不是羞耻而是屈辱。耶普海滨去治疗。她们这时的感受不是羞耻而是屈辱。

罗马人的“边界”观念是不断变化的。表示罗马边界的术语limes在罗马国家发展过程中,意义也不断变化,体现了罗马从狭小城邦国家走向庞大帝国的政治空间的变化。 罗马人最初的“边界”是指能够维持他们生存的罗马城的“城界”。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罗马城的疆界是由第二位国王努玛确立的,并由疆界神特米努斯捍卫。努玛颁布法令规定,任何破坏和移动奉献给疆界神的石头的人,都被认为是对神�o的亵渎。后人以此为依据得出推论,认为这是朕兆,表明罗马国家的边界将决不后退。 到共和国后期,随着罗马国家版图的急剧扩大,罗马“边界”观念延伸到了整个“已知世界”。生活在共和与帝制交替时期的科学家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学》中所说的“落入我们版图的这部分地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罗马人的“已知世界”,而它也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罗马世界”,他们大规模向外扩张就是要不断地拓展他们的边界。 到帝国时代,罗马人的“边界”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已知世界”,而是全世界(或整个领土世界),其“边界”是整个世界帝国的边界。在世界帝国边界理想的编织过程中,维吉尔的颂歌最具代表性。他在《埃涅阿斯纪》中“塑造”了这一理想,即“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无限的统治权”。在罗马观念中,整个领土世界,即“全世界的陆地和海域”就是他们的罗马世界,其范围是全人类、全世界。尽管罗马人的“全世界”,实际上只是他们当时所统治的全部区域,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世界帝国的边界理想。 罗马人的世界帝国“边界”观念在罗马社会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世界帝国的责任,扮演世界帝国的角色。直到帝国晚期,这一观念仍然在罗马人心目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提奥多西称自己的皇帝瓦伦提尼安是“世界之主”。罗马人的世界帝国“边界”观念一直持续到帝国的灭亡,他们才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即便如此,世界帝国观念仍然保持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查士丁尼企图恢复罗马帝国的努力、“既非神圣、更非罗马”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出现、希特勒的世界帝国之梦等都可以在罗马人的世界帝国观念中找到渊源。 在罗马人“边界”观念不断变化的同时,表示“边界”的术语limes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limes来自于limus(泥泞,泥浆),最初是指光秃秃的泥路。罗马帝国建立后,这一术语的用法开始发生变化,其意义变得丰富起来。 在公元1-2世纪,limes的含义变成了军事道路,同时也开始具有“边界”等含义。如塔西佗在《阿古利可拉传》中说“帝国的边境”指的就是帝国的“陆地边界”。在《帝王传略·哈德良传》中,类似的提法也多次出现。在《拉丁颂词》中,limes一词既包括“边界”,也包含有“边境、边境线”的意思。在希罗第安的《罗马帝国史》中也有类似的提法。从这里可以看出,limes不仅指军事道路,而且还包括军事道路在内的边境线,其实体意义在逐渐发生变化,所指范围也越来越广。 从公元3世纪末起,特别是4世纪以后,limes这一术语又被作为“边境地区”的意义加以使用。如《拉丁颂词》在讲到公元297年的君士坦提乌斯时使用的limites,明显是指边境地区,而不是单纯的边界线或军事道路。阿米阿努斯·马尔凯努斯在提到“阿拉伯行省边境地区(Arabianlimes)”时,也是指这里的边境地区。《帝王传略·三十僭主传》对伊索里亚的描写、普罗柯比在《秘史》中对东部边境地区的描述,其limes术语都是指“边境地区”。因此,到帝国后期,limes这一术语的含义与其最初的含义已经相去甚远,它代表的是一种行政概念,是帝国政治空间范围的反映。 limes含义的演变实际上就是罗马国家从狭小城邦国家走向庞大帝国的演变,它更直接地体现罗马政治、军事统治主张,体现了罗马人“统治万国”的军事霸权和政治空间范围。但是罗马人的理想“边界”只是一种民族野心的极度膨胀,是想象中的理想范围。不断对外扩张、版图无限制扩大的前提是无限制、超极限的经济、军事能力。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边界扩张的征服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已征服边界的守卫上,但无论哪一方面,罗马国家都不可能具备无限制的能力。按照吉本的说法,前现代经济是不能维持庞大帝国边境防御所需的数目庞大的卫戍军队的。因此,尽管罗马帝国通过它的军队已经获得并消融了被征服地区,但它并没有能力通过它的军队来保持住帝国。这样,无论罗马帝国怎样扩张版图,它的世界帝国的理想“边界”都是无法实现的。 生活在“罗马和平”时代的史学家阿庇安在解释罗马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帝国的统治到达了“它的自然极限”。哈德良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帝国的扩张政策,实际上宣告了罗马人的“边界”理想的破产,它“标志着’帝国极限’第一次在制度上得以承认。”至此,罗马帝国终于从事实上承认了帝国边界的极限,承认了自己远非真正的世界帝国和全人类主宰。伴随帝国极限而来的是帝国的衰落,罗马从不断向外扩张走向退而防守,最终在蛮族入侵浪潮中走向四分五裂,罗马人的世界边界帝国理想也从想象到现实都彻底覆灭了。

1919年 3月成立、1943年 6月解散的第三国际与第三罗马有很多相同之处,换用现在流行话语,“共产国际”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态的升级版,是用社会主义语言包装的“第三罗马2.0”版本,是用意识形态语言包装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阶段。 从苏联时期,莫斯科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麦加”、“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心脏”、“世界苏维埃联邦的总指挥部”就可以窥其实质。对第三国际的通俗解释是,“苏维埃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的性质而言,它可以担当世界的拯救者”。普通的俄国老百姓认为“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从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时反对它的组织叫“圣灵第四国际”可以看出来,第三罗马渴望而没有实现的愿望第三国际都实现了,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也是以俄罗斯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是相互重叠无法区分的。 十月革命时苏维埃的领导人都怀有不可抑制的“世界革命”的激情,这里面既有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有“弥赛亚精神”沉积散发的效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后的苏俄会孤立地存活。俄国革命被看作是掀起欧洲革命的冲锋号,是推欧洲革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列宁认为,只要俄国发生了革命,整个欧洲都会很快行动起来,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不愁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不会跟上。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的宣言上写着:“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会刀剑入鞘。”在第三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人的结束语都是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就是筹备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列宁认为,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就应该在一个“总指挥部”的指导下运行,各国的运动都必须在第三国际范围内统一协调,斯大林甚至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标。(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47页。) 为此布哈林提出“红色干涉”的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组建一支骑兵军,去远征印度,策动南亚的革命。1919年苏俄还组建过一支不属于红军的“苏维埃多民族特别军”,并由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瓦采季斯统一指挥。季诺维也夫乐观地认为,不出两三年,整个欧洲就会苏维埃化。 1920年红军曾进入伊朗,建立过“吉朗人民共和国”,1921年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借口消灭白军强行进入蒙古,扶植建立了亲苏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还曾组织过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政府和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波兰政府,对波罗的海三国也兵戎相见。在西方受挫以后,又改换“西守东进”的策略,在东方四面出击,尤其是在中国,命令远东局联合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组建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行动,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都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用意。(参阅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110页。) 第三国际策动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产国际就是超国家的共产主义联盟的雏形,是苏俄对外政策的工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历史的火车头带动我们去建立国际革命苏维埃”(《真理报》1918年1月29日),新的国际采取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的形式。 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国际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具体事宜。列宁在为此起草的文件中说:通过联邦制来实现苏维埃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专政变成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性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发迫切了。为了确保俄共的老大地位,列宁为申请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规定了20个条件,特别强调,“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改变自己的名称。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所有的他国党作为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并向其宣誓效忠。共产国际对其直接实行组织控制,完全可以凭他们的考虑选择该国共产党领导人,旨在于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和“俄国利益化”。 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就名称问题曾有过一番争议。有人提议,目前其他地区的革命尚且遥远,而欧洲革命指日可待,因此可以“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名,简称“欧联”。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诘问到,那是否意味着以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便不能加入“欧联”?最后大家觉得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命名更妥当,这样凡是苏维埃国体形式的国家都可以参加进来。苏联在成立宣言中强调说:这种国体形式“保证现有的或将来产生的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加入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成立宣言》,见《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出版社1987年,73页。)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前夕,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文中说:“从前教会常说:光来自东方,其实在我们的时代,革命已在东方开始了。”接下来他写道:不再是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而现在在欧洲大陆上昂首阔步的是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了。欧洲不能不看到拯救欧洲的只有全大陆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一旦德国加入这个联邦,苏维埃意大利和苏维埃法国也都会加入,只不过是早一个月迟一个月罢了。(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494页。)亚洲的苏维埃国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将来我们的苏维埃联邦会无比壮大。如果暂时还达不到“大苏维埃联邦”的设想,那么就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培养维护苏维埃俄国利益的势力也极为重要。 1920年列宁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告:“我们将手挽手地同德国苏维埃政府一起前进,这已为时不远了。”正因为如此,红军把波兰人赶出乌克兰后,列宁主张打波兰,以便穿过波兰去帮助德国。当时的口号是:只有苏维埃华沙红旗飘,我们才罢休。 苏波战争是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打出国界的军事行动,当时认为波兰是俄国通向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路,打下了华沙,德国革命就为期不远了,整个西欧的革命便指日可待。俄共对其所属的波兰支部是这样教导的,“没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波兰的自由”,红军的对波战争是“正义之师”的“解放行动”。1920年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把白色波兰变成废墟”、“英雄们,向华沙前进!”“向西进军!”(Маршна Варшаву назапад)的动员令,并拨款10亿卢布组建“红军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准备随红军接收波兰政府。 在部队动员的时候,列宁、托洛茨基反复向部队强调,我们是解放者和拯救者,是去帮助波兰工人阶级摆脱奴役,而波兰政府的进攻是违反本国工人阶级意志的,红军的到来将会受到波兰民众的欢迎,我们将在白色波兰的尸体上,和自由独立的波兰工农会师。列宁说:“要谴责保卫祖国的思想”,号召波兰工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 和中国在抗战时提出的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相反,第三国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不应该对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感兴趣,所以不给本国政府以任何支持,而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放在一切利益之上。但实际上苏俄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实下,维护的是大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列宁坦陈:没有料到波兰这一在俄罗斯传统上“附属小国”骨头那么难啃。他说:“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列宁全集》第2版) 1920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全世界工人谴责波兰对红军的反击。苏维埃俄国的入侵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表现,就是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波兰的自卫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的强盗行径,就是对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1918年11月11日重新获得独立的波兰人丝毫不认同苏俄的“大苏维埃”构想,他们以爱国主义概念团结一致。社会党领袖毕苏斯基说:不管红军打着什么旗号,不管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如何叫嚣“世界革命”,只要进入波兰领土的军队对波兰人来说就是入侵者,应坚决予以痛击。波兰各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毕苏斯基元帅的领导下迎头痛击越界大举进犯的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第七集团军,使苏俄红军终于兵败华沙。 对此,布尔什维克总结说,欧洲工人的保守性是政治外表下的假象,在外表下面潜伏着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本能,而所需要突破的是这层薄薄的外壳,使它释放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潜能以及表达出与俄国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意愿。这些都反映出早期布尔什维克在心理上没有能力承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孤立,也反映出俄罗斯人追求建立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超国家的本能的释放,只不过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包装了一下,而“苏俄中心论”和“俄国利益化”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 后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社会主义阵营的华约组织、经互会组织也是以老大哥苏联为轴心,将苏联的模式强加于兄弟国家。苏联自恃“老子党”发号施令,从来都是把苏联与“阵营”内部的国家看作是“主导和附庸”的关系,处处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粗暴干涉和无理制裁稍微表现出“自主倾向”的力量,扶植亲莫斯科的派别,在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主导下,出兵匈牙利,出兵捷克,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也为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第三罗马、第三国际都是这种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超国家”思想的体现,但事实证明它是不成功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轴心国的强制的基础上的。 “后苏联时代”的独联体 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大家庭难以为继,“超国家”思想遇到了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已经意识到,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不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鼓吹的“兄弟情谊”基础上,而应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俄罗斯不应靠强制迫使原小兄弟国家追随自己的政策,推动他们走向更积极一体化的应该是,成员国主权平等和经济主导下的正常关系。 剧变以后的俄罗斯领土大大收缩,加盟共和国纷纷拉旗单干。虽然中亚一些国家是不情愿的“被独立”,但各国领导人一旦尝到“独立国家”的甜头,是不可能再逆转受制于联邦的制约,所以“独联体”内“独”的实质大于“联”,落单的俄罗斯为了维护传统势力范围,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苏联的思维模式照旧,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牺牲经济利益,喂那些过去的伙伴吃“一体化的胡萝卜”。这叫做“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例如1990年代在能源价格方面,俄罗斯给这些国家供应的能源价格比出口欧洲的低2/3,提供给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每1千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是50—60美元,是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政治价格”,卖给波罗的海和北约成员国的是85—90美元,卖给波兰的是120美元。 遗憾的是,俄罗斯放下身段的“经济置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依然是一边用着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一边向北约、欧盟抛媚眼。俄罗斯人对这种行动感到十分恼火。他们说,“我们在经济上援助了他们,他们却在背后捅刀子”。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以后不会再按照不利于自己的价格向这些“白眼狼国家”提供能源,从2006年1月1日起,乌克兰将以160美元的价格高价购买天然气。 另一种极端是,俄国仍用大家庭的眼光看待那些已经独立的国家。在俄国至今“小鸡不是鸟,乌克兰不是外国”的观念仍很有市场。2005年俄向乌提供的天然气价格是1000立方米/50美元,是为了维护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以俄做出经济牺牲为代价的特惠价格。乌克兰“颜色革命”以后,俄罗斯使用“天然气杠杆”狠狠地惩治了一把基辅。这次“斗气”,俄罗斯就是想让乌克兰明白,你这种在夹缝里生活的国家,一次“颜色革命”就忘了自己是老几了,别忘了传统的依赖对象,一头扎到欧洲的怀抱,就以为自己抱上了粗腿,兴许欧洲连自己个儿也顾不过来了。看准了,欧洲4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还要靠俄罗斯供应,离了张屠夫,它没准儿还真要吃连毛猪了。 2005年9月,普京在柏林与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商定,要建设一条通过波罗的海海底、绕过波兰和乌克兰的输气管道。在2011年建成以后,乌克兰立即就丧失能源过境运输的诸多好处。俄国明确指出,凡是按西方原则和与亲西方政权建立关系的国家,不再享受“兄弟式”的优惠,今后俄不再对能源制定政治价格,也不再为独联体国家的能源买单。 事实证明,用自然资源作为筹码的外交手段也是失败的,运用能源武器扭转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趋势也是不成功的。以这种方式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努力和达到的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实用主义策略,也许可以拢得住一时的人心,却助长了“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心理,从而更限制了建立长期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其实“一体化”本来是一种互惠双赢的政策,它的双向意愿很重要,任何国家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和配合,前提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让每一个成员都能体会到联合协作的必要性,自然会加强彼此间的依存度。按市场原则并不意味着放弃独联体,承认有权维护自身利益和市场原则并不矛盾。 自独联体建成以后,它的内部分裂就在所难免。独联体国家目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向西方靠拢的国家,即“古阿姆”成员国,它们包括:乌兹别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这些国家在一些大原则上能够基本协调一致,同时得到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罗马尼亚的支持。这是让俄罗斯感到不快和担忧的地方,感到在俄的周边正在形成一个被西方同化的“颜色革命圈”。如果任凭这一势头肆意发展,它会步步进逼俄的核心地带,接下来说不定其他国家也会被传染,不知什么时候也会去加入到“民主联合体”的阵营里。那对莫斯科来说将是致命的威胁。 另一种类型是亲莫斯科的忠实盟国,比如欧亚联盟提到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作为第二梯队的共同体观察员国家,比如乌克兰、亚美尼亚等。对俄罗斯来说,迫切需要调整战略目标,拉住传统的“伙伴”,不要使这些“亲莫斯科”国家再心猿意马发生摇摆,导致俄罗斯失去了外衣的“保护”裸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结论:第三国际、共产党情报局因为是靠强制维持,不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建立起来很容易,在高压强制下也可以延续,但是既不符合时代潮流又不符合民族国家特性,是无法长久的,苏联的解体是陈旧性大帝国瓦解。 欧盟的跨国家方式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超国家,它不再企图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比如轮值主席就和苏联老大哥的领导职位不一样。它要建立一种氛围,习惯听到各种声音,互相之间既不是雇主与附庸的关系,也不是强国庇护弱国的关系,因为联盟内各国水平参差不齐,又要体现民主的原则,所以难度就格外大。因此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反复。普京倡议的“欧亚联盟共同体”如果能够形成的话,它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我们将拭目以待。

如今的爱尔兰富庶发达,而160年前,这个国家曾经历了一次令人恐惧的灾难,人们称其为爱尔兰大饥荒(Great Irish Famine,1845—1852;以下简称“大饥荒”)。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引发大饥荒的原因是当时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马铃薯受到病菌影响而大幅减产。最近,学术界对此提出了新观点,认为来自政治领域的暴力和非人道的冷漠才是大饥荒得以蔓延、肆虐并最终导致100多万人丧命的根本原因。 回顾爱尔兰大饥荒历史 在大饥荒16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邀请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史和文化政策学者艾米丽·马克-菲茨杰拉德(Emily Mark-Fitzgerald)于日前举办了一场关于大饥荒公共记忆及相关艺术作品的讲座,希望通过图片、雕塑等视觉化艺术作品再次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思考。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罗杰斯(Edmund Rogers)曾在《英帝国及英联邦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上撰文指出:“这是一场无可辩驳的人类悲剧。”大饥荒让1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并且迫使100多万爱尔兰人背井离乡,移居他乡。此后,爱尔兰的人口数量一直维持在400多万,至今也没能恢复过去的“辉煌”。甚至有人认为,大饥荒也是爱尔兰历史的分界线。 殖民地经济的悲剧 在“黑色的1847年”(The Black Forty-Seven),爱尔兰科克郡地方官员尼古拉斯·康明斯(Nicolas Cummins)有这样一段描述:“我走进了一间农家小屋,其场景令我瞠目结舌。6个因饥饿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脏稻草上。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但当我靠近他们时,耳畔却传来了一声声低吟。这些‘人’还活着……” 仅因为“天灾”就造成了爱尔兰如此景象么?罗杰斯表示:“当时政府在阻止大饥荒方面的政策是否失败?这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学习这段历史的学生必须仔细权衡——这场灾难究竟如民族主义者所说,是一场种族屠杀;还是像历史修正主义者所言那样,是爱尔兰经济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 对于大批爱尔兰农民以马铃薯为口粮的历史,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表示,“英国统治爱尔兰后,为了满足其国内市场对牛肉的巨大需求,便将爱尔兰作为其‘牧场’。爱尔兰农民为了生存,只能用小片土地种植马铃薯糊口”。爱尔兰海两岸的居民在生活水平上竟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是两岸居民对食品的诉求有天壤之别?当然不是。这无疑是殖民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不公平政策的悲剧。 政治因素是大饥荒危害深重的根本原因 剑桥大学学者大卫·P.纳利(David P. Nally)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大饥荒并不单纯是一次自然灾害,而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如同所有粮食危机一样,大饥荒也有着政治因素。” 都柏林大学经济史学教授科尔马克·奥格拉达(Cormac Gráda)指出,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低地国家在当时也遭受了马铃薯疫病的灾害,同样也因此引发了人口数量的削减。不过,没有一个地方像爱尔兰这样受灾严重。归其原因,除了爱尔兰人较单一的饮食结构以外,英国统治者缺乏有效对策和“无作为”也是导致灾害肆虐的根本原因。 据土耳其《今日时报》(Today’s Zaman)2012年1月报道,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默西德(Sultan Abdlmecid I)宣布他将向爱尔兰饥民捐资1万英镑。不过,维多利亚女王要求苏丹捐资1000英镑即可,因为女王本人不过捐资2000英镑。于是苏丹在捐资1000英镑之后,又“悄悄”将三船粮食运到爱尔兰,援助饥民。此外,1847年,美国印第安乔克托部族(Choctaw)也筹集了710美元善款捐助给爱尔兰饥民。 纳利认为,大饥荒是一次现代饥荒,与古代饥荒等生存危机不同,这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生产和政权形式的体系中发生的。纳利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饥荒是宗主国决策的结果,其目的是通过在饥荒中的不作为来改变爱尔兰的社会结构”。同时,纳利把当时英国政府的冷漠行为称为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并且认为这种政治暴力是导致后来人类多次遭受饥荒之害的根本原因。 链接 爱尔兰大饥荒 1845年,拥有800万人口的爱尔兰还是英国的一部分,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在当时,大批爱尔兰人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成为英国地主的佃农。为了生计,近半数爱尔兰农民不得不在农闲之余种植马铃薯以填饱肚子。这种当初作为园艺植物引进爱尔兰的高产农作物,一英亩土地产出的马铃薯足以满足一个贫困的六口之家一年的口粮需求。1845年9月,爱尔兰的马铃薯大规模枯萎,造成很多人口粮短缺;1846年夏,爱尔兰凉爽湿润的天气“助长”了诱发马铃薯枯萎病病菌的传播,最快时病菌以高达每周50英里的速度在爱尔兰境内的马铃薯种植园间传播。马铃薯产量的急剧降低,致使爱尔兰境内饿殍遍野。这场大饥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才结束,最终导致100多万人丧命。

禁卫军公开出价将帝位卖给德第乌斯·尤利安努斯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在不列颠、佩西尼乌斯·尼格尔在叙利亚、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潘诺尼亚,公开声讨谋害佩尔蒂纳克斯的叛贼塞维鲁赢得内战的胜利军纪的废弛政府的新措施(193 A.D.197 A.D。) 一、禁卫军公开出售帝座(193 A.D。) 幅员广大的王国比小社区更能感受到刀剑的威力。杰出的政治家能清楚计算出来,任何国家若将不事生产的军队,维持在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 [译注] 这个原则就今日而言亦至为合理。国家除非处于战时,经动员以后兵力较高外,平时的常备部队不应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一的比例。很快就会民穷财尽。虽然说是相对的比例一致,军队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影响力,还是依据实力而有所不同。军队要由相当数量的军人组成,受将领统一指挥,否则就不能发挥兵法和军纪优势。组成的人数过少无济于事,庞大的部队甚难控制也不切实际,机器的动力会因弹簧过于精细,负载太重而损毁。为证明此种说法,大家只要想一下,一个人不可能只靠着体力、武器和技术上的优势,就让一百个跟他地位相等的人唯命是从。一个小城邦或区域的暴君,会发现一百名武装人员无法抵挡一万名农夫或市民,但十万名训练精良的士兵,可用专制的方式控制一千万臣民。一支一万到一万五千人的卫队,能让庞大首都拥塞在街道上的群众闻风丧胆。 奥古斯都创立的禁卫军,人数并未到达上文所提的数目最早大约是九千到一万人,分为若干个支队,维特里乌斯将兵力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从现存碑铭上面找到的数据来看,以后的数目大致维持在这个标准。,但是违法乱纪和干政谋篡,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征兆和起因。那位政治手腕高明的暴君,知道法律只是表面的掩饰,夺取的政权要靠武力来维持,于是组织这支强大的卫队,好随时用来保护自己、恐吓元老院、事先防范谋叛活动并且及时扑灭暴乱行为。他以双薪和特权来笼络受宠的部队,首都只驻扎三个支队的兵力,其余散布在意大利邻近的各城镇。这支部队飞扬跋扈的作风,让罗马人民感到忿愤不平与惊慌难安。但经过五十年的和平,人民逐渐被奴化,提比略贸然采取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使国家从此戴上枷锁,动弹不得。他用免除意大利对军营的负担,以及加强禁卫军的军纪作借口,将他们集中在罗马一个永久营区,置于要冲之地禁卫军营区在罗马城的西北方,靠近城墙,位于基里那尔(Quirinal)和维米纳尔(Viminal)两座小山宽广的顶部。,建造最精实的工事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打内战,禁卫军营区的攻防作战,就像围攻防务森严的城市那样,使用各式各样的投射器具。 专制政体固然需要使人畏惧的奴仆,却也给本身带来致命的威胁。皇帝将禁卫军派进宫廷和元老院,等于是教他们窥探自己的实力和文官政府的弱点。保持距离和神秘,才能使人对无所知的权力产生敬畏之心,要是对主子的败德恶行了如指掌,就难免产生蔑视的心理。他们驻扎在富庶的城市,镇日无所事事过着闲散的生活,感觉到自己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越发骄纵自满。尤其是君主本身的安全、元老院的权力、国家的金库和帝国的宝座,无可隐瞒落于他们的掌握之中。为了转移禁卫军产生危险的念头,就是意志坚定和根基稳固的皇帝也不得不运用权术,务求恩威并用,赏罚分明,在另一方面是满足骄纵心理,迁就享乐爱好,姑息越轨行为,用大量赏赐来收买并不完全可靠的忠诚。所有这些特权和恩典,从克劳狄登基以来,对每位新皇帝即位成为合法的需索和要求克劳狄是第一个当过士兵而后爬上皇帝宝座的人,他最先发给禁卫军赏金,每人一万五千塞斯退斯(约一百二十英镑)。马可和卢修斯·维鲁斯很平稳的登上帝座,每人还发了一百六十英镑。从哈德良的抱怨中,可以知道需要的总金额很庞大,他在升做凯撒时,花了大约两百五十万英镑。。 禁卫军的支持者极力辩称,拥有武装部队就有合法的权力,根据政府体制组成的重要原则,坚持在指定皇帝的同时,必须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执政官、统领大军的主将和重要官员的选举权,虽然后来被元老院所夺走,那些都是罗马人民从古以来不容质疑的权利从李维的《罗马史》第一卷和狄奥尼西乌斯的《古罗马史》第二卷,可以知道罗马主权属于人民,包括选举国王在内。。然而现在要从哪里去寻找罗马人民呢?当然不是充塞在罗马街头的奴隶和外国人,这批满身带着奴性的群众,不论在精神还是物质方面,都是一无所有。要从意大利的年轻精英中挑选国家保护者最初征召的人员限于拉丁姆、埃图里亚和古老的殖民区,奥托皇帝为了感谢起见,特别赐给他们“意大利之子”、“罗马青年”等头衔。,他们受过军事和品德上的锻炼,才是人民的真正代理人,最有资格来推选共和国的军事统帅。这些论点固然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等到凶狠的禁卫军增加发言的分量,像征服罗马的蛮族一样,拔出刀剑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容旁人置喙了。 禁卫军用残忍的手段谋害佩尔蒂纳克斯,是侵犯神圣的帝座,随后的行动更是侮辱帝制的尊严。军营中闹哄哄无人出面领导,就是激起这场风波的统领莱塔斯,非常小心谨慎不敢触犯众怒。正在军心大乱法纪荡然之际,罗马郡守提尔皮西阿努斯(Sulpicianus)是皇帝的岳父,在得知叛变就被派到军营,企图平息这场事故。等到这群凶手将佩尔蒂纳克斯的头颅插在长矛上,兴高采烈的回来,他也只有黯然无语。受到野心的驱使而丧失原则和忘记悲痛,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提尔皮西阿努斯居然在如此恐怖的时刻,渴望要登上血迹未干的王座,真令人不敢置信,那被弑的皇帝是如此圣明,与他的关系又如此密切。他开门见山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磋商继位的条件,禁卫军深知奇货可居,不愿吃亏,又怕私下接触得不到好价钱,登上壁堡大声叫喊,用公开拍卖方式将罗马世界让售给出价最高者迪翁、希罗狄安和卡皮托利努斯这三位历史学家,都认为有拍卖帝国这个事实。只有希罗狄安很肯定的说,士兵们站在壁堡上喊价。 二、尤利安努斯登基激起众怒(193 A.D。) 军方无耻的叫价真是狂妄嚣张到了极点,全城民众知道以后莫不痛恨,人人气愤填膺。这消息传到德第乌斯·尤利安努斯(Didius Julianus)耳中,他是一位有钱的议员,根本不管民众有什么疾苦,毫无心肝放纵于奢豪的饮宴斯帕提阿努斯(Spartianus)在这段历史中,把尤利安努斯的个性和贿选最可恶的情节都加以淡化处理。。他的家人和门下的食客,都在呶呶不休劝他争取王位,千万不要放弃这个大好机会。这个虚荣心极重的老家伙急忙赶到禁卫军营区(193年3月28日),提尔皮西阿努斯还在讲价钱,于是他也在壁堡的墙脚下叫价竞争,接着就在双方代表的奔走下进行卑鄙磋商,来回把出价告诉对方。提尔皮西阿努斯原来答应给每位士兵五千第纳(大约一百六十英镑),尤利安努斯急于获胜,出价一下子跳到六千两百五十第纳,等于超过两百英镑。营门立即打开,欢迎买主进入。他被拥立为皇帝,接受士兵的宣誓效忠,士兵还要求他谅解提尔皮西阿努斯的竞标,不可追究此事,看来还很讲公道。 禁卫军现在要尽义务来履行卖方的条件,新皇帝虽为他们所不齿,但还是要给予扶持,将他簇拥于队列的中央,四周用盾牌围绕,以密集战斗队形,通过城中静寂无人的街道。元老院奉命召集会议,不论是与佩尔蒂纳克斯来往密切的朋友,还是与尤利安努斯发生私人冲突的仇敌,为了不吃眼前亏,只有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共同分享革命成功的喜悦迪翁·卡修斯那时正担任法务官,就是尤利安努斯的政敌。。等到尤利安努斯带着士兵布满元老院以后,大言不惭谈到这次选举是多么的自由,本人的德行是多么的高尚,以及在尊重元老院方面要给予充分的保证。善于奉承逢迎的议会为他们自己和国家的幸福而祝贺,矢言要对他忠心不贰,并且授与帝国的全部权限我们从这里发觉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新皇帝不论是用什么手段获得王位,立刻就有一大群贵族簇拥在他旁边。。离开元老院以后,尤利安努斯用同样的军队行列去接收宫殿。首先,让他感到极为刺目碍眼,是佩尔蒂纳克斯砍掉头颅后留下的躯体,接着是为他准备极为俭朴的御膳。他对于死者根本无动于衷,就是饮食也弃而不用,只是下令准备丰盛的宴席,自己玩骰子并观赏著名舞蹈家皮拉德斯(Pylades)的表演直到深夜。然而可以想象得到,在一旁奉承的人员散去以后,留下他在黑暗中独处,恐怖袭上心头整夜无法入睡,必然想起操之过急的愚行,品德高尚的先帝惨遭横死,何况他的权势危疑不定,毕竟皇位并非以功绩获得,而是花高价买来这里有两位作者的说法相互矛盾,我只有尽力调和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史实。 他实在应该战栗难安,身处世界的宝座却发现自己没有一位朋友,甚至连支持者也没有。禁卫军也因贪婪而接受这样的皇帝,大感颜面无光。每一位公民都认为推举他当皇帝就是一场灾难,也是对罗马盛名的最大侮辱。有钱有势的贵族非常小心的掩饰情绪,用满意的笑容和恭顺的言辞,来应付皇帝虚伪做作的姿态。但是一般人民则不然,自恃人数众多而且身分低微,可以尽量发泄不满。罗马的街道和公共场合回响着一片谩骂和诅咒的声音,义愤填膺的群众当面质问尤利安努斯,拒绝接受他的施舍和赠与,大家知道自己的愤怒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只有求助驻防边疆的军团,出动维护罗马帝国被侵犯的尊严。 三、边疆将领同声讨伐弑君与卖国罪行(193 A.D。) 公众的不满情绪很快由中央传播到边疆。不列颠、叙利亚和伊利里亚的军队,哀悼佩尔蒂纳克斯的惨死,他们不是曾与他共事,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完成征讨的任务。接到禁卫军将帝国公然拍卖的信息,无不感到惊讶和愤慨,或许也有些妒忌,因此坚决不同意无耻之尤的买卖。这场兵变发起非常快速,获得全军一致的赞成,固然可置尤利安努斯于死地,同时也破坏国家的和平。尤其是各军的将领,像是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Clodius Albinus)、佩西尼乌斯·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渴望夺取皇位之心,远较替佩尔蒂纳克斯复仇更为急切。他们之间的实力大致旗鼓相当,每人统率三个军团以及大量协防军部队,虽然性格各有不同,都是能征善战的军人。 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担任不列颠的总督,是古老共和国显赫贵族世家的后裔就是波斯特米亚(Posthumian)家族和切约尼亚(Cejonian)家族,前者是罗马历史上第五任的执政官。,身世远较两位对手占优势。只是他的祖先算是旁支,已经衰败没落,而且迁移到遥远的行省。我们很难明了他真正的性格,据说是在哲学家严肃外表下掩藏着绝灭人性的罪恶斯帕提阿努斯搜集很多的资料,但是并没有加以整理,把很多的德行和恶行都混杂在一起,形成张冠李戴的现象。,但是那些指控他的人都是被收买的作家,不免要对塞维鲁顶礼有加,把失败的对手踩在脚下。阿尔比努斯的德行,至少他表现出来的作为,获得马可的信任和好感,后来其子康茂德也保持这种印象,证明他不仅世故而且圆滑。暴君并不是只宠爱没有功勋的人,有时也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奖赏那些有才干或值得受奖的将领,因为他发现拉拢这种人对他的统治还是很有用处。当然也不表示阿尔比努斯在马可的儿子统治之下,成为执行残酷暴行的大臣,或者当做共同享乐的玩伴。他带着荣誉的头衔在很远的行省指挥部队,曾经接到皇帝送来的密函,里面提到有些心怀不满的将领,企图进行谋叛的行动,要他接受“凯撒” [译注] 尤利乌斯·凯撒的遗嘱以屋大维为继承人,使用他的名字,以后就引用“凯撒”为储君或皇帝副手的尊号,皇帝本人则使用“奥古斯都”的尊号。的头衔和旗章。经过这样的授权以后,他就成为王位的监护人和储君。不列颠总督很明智的拒绝这种危险的荣誉,以免遭到康茂德的猜忌,何况暴君的覆亡在即,不必卷入其间导致身败名裂。就他拥有的地位而言,至少要用高尚或更讲究技巧的方式来取得权力。阿尔比努斯接获皇帝死亡的信息以后,立即集合部队,在演讲中发挥雄辩的长才,悲悼暴政下不可避免的灾祸,追述先民在共和政府所享受的安乐和光荣,并且宣称已经下定决心要恢复元老院和人民合法的权力,这番义正辞严的讲话非常符合大家的看法。不列颠军团回报以热烈的欢呼,罗马亦在暗中大加赞许。阿尔比努斯在他的地盘很安全,所指挥的军队数量不少,战力也很强,只是军纪较差一点佩尔蒂纳克斯几年前担任不列颠总督,有次士兵哗变,但他并未处死任何一人。。所以他不在乎康茂德的威胁,对佩尔蒂纳克斯的尊敬也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现在立即公开反对尤利安努斯的篡夺行为,首都的骚动增加情感上的压力,使他的爱国心更加表露无遗。考虑到礼节体制,他拒绝了奥古斯都和皇帝的荣衔,或许他是在效法伽尔巴而已。想当年伽尔巴也是处于这种状况,还一直称自己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代理人。 佩西尼乌斯·尼格尔完全靠自己努力,从寒门出身和低微地位,爬升到叙利亚总督。这个职缺获利极丰且地居要冲,使他在内战时有登上帝座的希望。他虽是优秀将领,还不是塞维鲁的对手,因此只能屈居第二把交椅。塞维鲁后来反倒显示广阔的胸襟,采用败军之将很多有用的制度。尼格尔领导的政府获得军人的尊敬及民众的爱戴,严格的军纪使士兵在作战时奋不顾身,平时也能服从命令,秋毫无犯。柔弱的叙利亚人对温和与坚定的施政作风感到满意,更喜欢他带着和蔼可亲的态度,参加他们举办的丰盛宴会安条克的约翰·马拉拉(John Malala)所著的《编年史》,提到他的国人热心参加各种节日庆典,不仅崇尚迷信,而且更喜爱欢乐的生活。。谋害佩尔蒂纳克斯的消息很快传到安条克,亚细亚人希望尼格尔能穿上紫袍登基,为先帝报仇雪耻。东部边疆的军团全都支持他,从埃塞俄比亚边境《罗马皇帝传》里提到,埃及的底比斯国王是罗马的盟国,也是尼格尔的朋友。要不是出于作者的杜撰,这个向罗马纳贡的王朝,在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到亚得里亚海岸,这些繁荣富裕而缺乏武备的行省,乐于听从他的指使。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国王,以宣誓效忠和提供协助来祝贺他当选皇帝。尼格尔心理上虽还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运道,但是自认只有他继任,才能避免争执,不会爆发内战。这时正当他做着凯旋归去的白日梦时,完全忽略了如何去巩固胜利。他没有与拥有强大军队的西方势力展开积极谈判,达成的决议可以左右,起码也能平衡这场激烈的竞争。他也没有及时挥军回都,即刻出现在引领企望的意大利和罗马。尼格尔在安条克悠闲度日,谁知良机不再,塞维鲁果决的行动使他追悔莫及。 位于多瑙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是罗马费尽千辛万苦最后才征服的国家。这些蛮族为了保卫国家自由,一度有二十万人涌上战场,震惊年老力衰的奥古斯都,迫使慎谋能断的提比略亲掌兵符,倾全国之力出征可以参阅韦勒乌斯·帕特库拉斯(Velleius Paterculus,1世纪罗马的士兵和历史学家)对这次战争的记事,他在提比略的军队里服役。。潘诺尼亚人最后还是屈服在罗马的武力和统治之下,这些已归顺的人民,还有邻近尚未征服的蛮族,甚至连同那些混血的部落,或许是水土和气候之故,都是一批体型壮硕、心智迟钝的蛮汉这是希罗狄安在那时所持的观点,现代的奥地利人会承认这种说法吗?,有着凶狠残暴的天性,与罗马省民温顺柔和的面貌比较,他们那种刚毅坚定的特征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来。当地英勇好战的青年,给驻防在多瑙河沿岸的军团,供应源源不断的新兵,他们与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经常作战,最佳部队的名誉可受之无愧。驻扎在潘诺尼亚的军队这时受阿非利加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指挥,他从平民身分逐渐爬升,能够掩藏雄心大志,不会因为欢乐的诱惑、危险的恐惧和人性的弱点而改变稳健的作风和企图康茂德在给阿尔比努斯的信里,指出塞维鲁就是位有野心的将领,而且塞维鲁攻讦阿尔比努斯指挥不当,想要抢去他的位子。。在得到佩尔蒂纳克斯被谋害的消息以后,他马上集合部队,很生动的详述禁卫军的罪恶、傲慢和懦弱,鼓励军团起兵报仇,他在最后的结论里(这段话一定极有说服力)答应给每个士兵四百英镑潘诺尼亚很穷,无法凑出这样一大笔钱,可能是在军营里先答应,等得胜以后到罗马再支付。至于到底每人给多少,我采用卡索邦(Casaubon)推测的数目。。像这样充满荣誉的犒赏,比尤利安努斯用贿赂的手段购买帝国的价钱高了一倍,欢呼的军队立即以奥古斯都、佩尔蒂纳克斯和皇帝的名号尊称塞维鲁(193年4月13日)。他生性迷信,相信梦兆和占卜给他带来的运道,同时也靠着显赫的功勋,制订至当的策略所获致的成果,使他能够攀登到巅峰的地位塞维鲁称帝的地点,希罗狄安说是在多瑙河河岸,按照斯帕提阿努斯的说法是在卡农图姆(Carnuntum),而维克托又说是萨巴里亚(Sabaria)。大卫·休谟认为以塞维鲁的出身和地位,当时要称帝的分量还不够,所以他是以主将的身分向罗马进军,没有想到事态的发展能够完全如他所料。 四、塞维鲁进军罗马取得帝位(193 A.D。) 塞维鲁决定逐鹿中原之后,马上争取主动,发挥所据有的优势位置。潘诺尼亚的边界延伸到尤里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这是进入意大利的快捷方式。记得奥古斯都说过,潘诺尼亚的军团十天之内可以出现在罗马城外这是照韦勒乌斯·帕特库拉斯的算法,从潘诺尼亚边界到罗马只有两百哩。。他的竞争对手和意大利隔着海洋和大陆 [译注] 阿尔比努斯从不列颠到罗马,要跨过海峡,横越整个法国,再翻过阿尔卑斯山,到罗马的路程约有一千三百哩;而尼格尔从叙利亚到罗马,要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亚得里亚海,路程更为遥远。,所以争雄天下必须抢先下手,在让他们知道大事定局之前,他已经替佩尔蒂纳克斯报仇雪耻,处罚尤利安努斯,接受元老院和人民的宣誓,成为合法的皇帝。他在远征期间不眠不休的赶路,全副武装走在行军纵队的前头。他的作法赢得部队的信任和爱戴,督促大家要勤劳,激励大家的士气,鼓起大家的希望,愿意与士兵同甘共苦,同时让大家知道未来还有更丰厚的报酬。 处境可怜的尤利安努斯原打算与叙利亚总督争夺帝座,潘诺尼亚军团势如破竹地前进,使他即将面临灭亡。边境传来警报,让他忧虑难安。他不断获得告急信息,说塞维鲁已越过阿尔卑斯山;提到意大利城市不愿阻挡塞维鲁进军,非但没有能力拒止,还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拉文纳这个重要的城镇,没有加以抵抗就立即投降,亚得里亚舰队落在对方手中,敌军离罗马仅有两百五十哩,每一刻时光都在减少尤利安努斯短暂的皇帝生涯。 尤利安努斯尽一切努力想要免于覆亡,或者至少要能撑一段时间。他要求花钱收买的禁卫军在城内备战,环绕城郊建立防线,甚至加强宫廷的防御工事,好似那些最后的护城壕,在没有解救的希望下,还能抵御胜利的侵略者。恐惧和羞辱使禁卫军的士兵不敢抛弃连队队标 [译注] 罗马每个军团有十个支队,每一支队有三个连队,连队再分为两个百人队,军团以金鹰为标志,连队则有连队队标。士兵入营服役,要发誓用生命保护金鹰和队标,绝不遗弃,作战时的行动要听从连队队标的指挥。逃亡,他们听到潘诺尼亚的军团,由百战沙场的将领指挥,曾在冰冻的多瑙河岸很轻松的征服凶狠的蛮族这并非吓小孩的话,迪翁把它当一回事记录下来,可见这种状况不止发生一次。,人人无不惊慌失色,哀声叹气离开浴场和剧院这些声色场所,好进行备战的工作。兵器久不上手,早已忘却如何使用,甲胄的重量也让他们吃不消;想靠外形凶猛的野兽来吓唬北方的部队,未经调教的大象 [译注] 凯撒的《阿非利加战记》记载,朱巴(Juba)国王有一百多头大象要参加作战,凯撒手下的部队听到就很惊慌,于是凯撒下令由意大利运几头大象过来,让士兵熟悉这种动物的外观和习性,好知道如何对付。却把技术欠佳的驭手摔下背来。从米塞卢姆抽调来的舰队,在海上的操练错误百出,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元老院在一边冷眼旁观,对于篡位者的焦灼和软弱,端出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根据迪翁和希罗狄安的看法,不是意大利各地的戍卫部队缺乏战力和技术,而是人心涣散和斗志消沉所致。 尤利安努斯所表现的任何动作,都可看出他已六神无主,心惊胆裂。他坚决要求元老院宣布塞维鲁是国家的公敌,同时又央请潘诺尼亚的将领一同治理帝国。他派遣执政官阶层的人员出任使节与对手谈判,一面又派刺客去谋取塞维鲁的性命。他想要灶神处女 [译注] 灶神是罗马最古老的女神,也是家庭的守护神,公开的祭祀仪式由六位灶神处女负责。灶神处女选自六到八岁的女孩,誓言保持贞洁,而且贞洁有关国运,极受重视,侍奉的时间以三十年为限。和所有各级祭司 [译注] 罗马的祭司有大祭司、占卜官、十五人祭司团、七人祭司团、阿尔瓦莱斯(Arvales)兄弟团、蒂蒂(Titii)祭司团和外交仪典团等职称和组织。穿着祭祀的服装,带着罗马诸神的祭器和贡品,摆出庄严的行列迎向潘诺尼亚军团。同时,他又举行诡异的仪式和非法的活人献祭,卜问未来的凶吉和祈求神明赐福改运。 塞维鲁既不在乎尤利安努斯的武力也不畏惧他的法术,唯一的危险是行刺的阴谋,于是选了六百个忠诚的卫士,行军的全程,日夜甲不离身在四周严密防护。他领军长驱直入,部队快速挺进,毫无困难的通过亚平宁山的隘口,把派来阻挡的军队和使节纳入麾下,然后在距罗马七十哩的因特朗尼亚(Interamnia)稍作停留。塞维鲁胜券在握,但是禁卫军处于困兽之境,难免引起流血冲突,所以不愿动武登上皇位维克托和优特罗皮乌斯(Eutropius,4世纪末罗马历史学家)曾提到,在米尔维亚(Milvian)的摩尔桥(Ponte Molle)附近发生一次战斗,当时的作家并没记载。,这种用心值得赞誉。他派到首都的使者向禁卫军提出保证,只要交出一无是处的皇帝和谋弑佩尔蒂纳克斯的罪犯,接受胜利者公正的审判,他就不会将此一悲痛事件视为团体行为。禁卫军的反抗出于情绪的固执,他们毫无忠诚可言,欣然接受简单的条件,抓住大部分凶手,通知元老院不再为保护尤利安努斯而战。执政官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塞维鲁为合法的皇帝,敕令封佩尔蒂纳克斯为神�o以为荣耀,宣布尤利安努斯的退位并判处死刑。尤利安努斯被私下带到宫殿的浴场,像一般罪犯斩首(193年6月2日),离他花费巨款买到帝位,到岌岌可危的政权垮台为止,不过六十六天而已。塞维鲁在极短期间内,率领大军从多瑙河地区远征到台伯河畔,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但是可以证明帝国的状况: 农业和贸易能够充分供应军用粮食;道路的状况良好;军团有严格的训练;行省明哲保身的退避态度佩尔蒂纳克斯在3月28日被弑,塞维鲁最可能是4月13日称帝,在这六十六天里面,先要扣除十六天。我们认为他在登基以后,最少要花十天准备,才能使大军开始运动,剩下只有四十天可以作急行军之用。经过计算从维也纳附近到罗马有八百哩,假若塞维鲁的军队每天行军二十哩,中间就无法暂停或休息。 塞维鲁首先要处理佩尔蒂纳克斯身后事宜。他采取两种措施,一个是基于策略而替他报仇,其次就是根据礼法尊以荣名。他对禁卫军下达指示,新帝在没有进入罗马之前,他们不准携带武器,要穿着典礼的制服,就像平时随护君王那样,在罗马附近的大平原上等候他的驾临。这批傲慢的部队既后悔又害怕,当前的情势逼得他们只有服从。一支精选的伊利里亚军队将长矛平举起来团团围住,禁卫军已经无路可逃也没有能力抵抗,在惊怖的笼罩下静待命运的安排。塞维鲁登上临时法庭,严厉斥责禁卫军的不忠和怯懦,以谋叛和背信解除官兵的军职,剥夺华丽的勋标服饰,发配到离首都一百哩的地方,不从则处死。在这段处理期间,另外派部队去收缴遗留的武器,占领位于罗马的营房,以免发生负隅之斗。 佩尔蒂纳克斯的葬礼以及被尊为神明的祭祀,极为庄严而隆重迪翁是元老院的议员,协助筹备这次大典,所以在传记里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元老院用哀痛的心情为爱民如子的皇帝举行最后的仪式,以极为敬重的典礼来表达怀念的深思。继任的君主所呈显的关怀并非绝对的真诚,他虽推崇佩尔蒂纳克斯的德行,只限于细枝末节而未能及于勤政爱民的抱负。塞维鲁以极为动人的语气在葬礼上致辞,表面上看来很哀伤,内心却感到非常满足。他用虔诚的追思,使群众认为只有他够资格接替先帝的位置,然而他深有所感,是武力而不是典范使他拿到帝国。他在三十天之后离开罗马,不容许自己因轻易获胜心满意足,准备要应付更难缠的对手。 五、塞维鲁击败敌手统一天下(193 A.D.197 A.D。) 塞维鲁的才华和运道极其出众,使得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拿他与第一位最伟大的凯撒相提并论,但是这种对比让人感到汗颜。凯撒拥有豪迈的心灵、宽厚的仁慈和天赋的异禀,能够调和爱好享乐、渴求知识和开创伟业于一身卢坎(1世纪罗马叙事史诗诗人)的意图并不是要吹捧凯撒,但是确实把他视为心目中的英雄。在长诗《法萨利亚》(Pharsalia)第十卷,叙述凯撒在同一段时间内,可以与克莉奥帕特拉谈情说爱,抵抗埃及大军的围攻,又能和当地的哲人讨论问题。实在说,这是最高明的赞颂之辞。,在塞维鲁的个性中,难道我们也能找到这些特质?唯独有一件事可以相互媲美,那就是他们都以迅速的行动获致内战的胜利。塞维鲁以不到四年的时间从193年4月13日塞维鲁登基那天算起,到阿尔比努斯死于197年2月19日为止,前后不到四年。,征服了富庶的东方和骁勇的西方,击败两个既有名声又有才能的敌手,歼灭许多在武器和训练方面势均力敌的部队。凡是那个时代的罗马将领,都通晓筑城的技术和用兵的原则,塞维鲁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在运用上不仅匠心独到而且别具慧眼,所以比起他的两位对手更是占尽优势。我不再详细叙述这些军事行动,对抗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的两场内战,整个过程和结局几乎相同。我把影响到征服者性格的发展和帝国的形势所呈现的特别情况,整理出我个人的看法。 谎言欺诈和虚伪作假运用在公共事务上,虽然会损害到自己的尊严和信用,但不像在私人交往时,被视为无耻和堕落的行为。所以会产生这些举动,是因为缺乏道德勇气使然,至于为政之道也会如此,那是追寻权力过程中所衍生的缺陷,即使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只凭着个人的力量,征服数百万的追随者和敌人,基于政策的名义,这个世界允许骗术诡计和伪装掩饰大行其道。然而塞维鲁所运用的策略,却不能以维系国家特权作理由来辩护。他为了出卖你而事先给予承诺,为了毁灭你而事先多方奉承,虽然有时也会受到誓词和条款的制约,利害关系远比良知良能更为重要,必要时不受任何责任义务的束缚。 设若他那两位竞争者因为共同的危险而能相互合作,毫不迟疑地向前挺进,塞维鲁可能会在他们的协力下溃散。如果他们只是基于各自的着眼,用所属部队向他发起攻击,内战也会拖很久,成败也未可知。然而他们却在敌人高明的战略和武力下,受骗于和缓的宣言而感到安心,终致在迅速的行动中被各个击灭,轻易成为战争的牺牲者。塞维鲁害怕尼格尔的声誉和实力,所以先向他进军。塞维鲁拒绝发布含有敌意的宣告,根本不提对手的名字,只是向元老院和人民表示,他意图整饬东方各行省。他在私下称尼格尔是他的老朋友和指定继承人他打算指定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做继承人,是他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因为他对这两位既不尊重也不关心,完全是一种伪善的行为,这种批评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表现极为亲切,并且大力赞扬他要替佩尔蒂纳克斯报仇的义举,认为惩罚卑鄙的篡位者是每位罗马将领应尽的责任。同时他也让尼格尔了解,拥兵自重抗拒元老院承认合法的皇帝,本身就是罪行。尼格尔的儿子和其他总督的儿女,都被他拘留在罗马当做人质,当做父亲忠诚的保证康茂德首先采行这种作法,塞维鲁证明很管用。他在罗马时发现,对手的主要支持者的子女都在罗马,他可以利用小孩恐吓或利诱他们的父母。。只要尼格尔的实力仍旧令人敬畏,他便会将尼格尔的儿女视同自己的子弟一样,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照顾。但他们不久也随着父亲的覆亡,在公众同情的眼光下,先是被放逐,后来被处死。 正当塞维鲁全力投入东方的战争的时候,极为忧虑不列颠总督会越过大海和阿尔卑斯山,进而据有后防空虚的帝国,挟着元老院的权力和西方的军队,阻止他班师回朝。阿尔比努斯的举措暧昧不清,并未僭用帝王的头衔,留下谈判的余地。接着,他很快就忘记所宣示的爱国言论,对帝座起了觊觎之心,接受凯撒这个危险的封号,作为他在生死攸关时刻保持中立的报酬。等到第一次竞争的胜败已经揭晓,塞维鲁对要毁灭的人还是保持很恭敬的态度,甚至在通知他已战胜尼格尔的信函中,还称呼阿尔比努斯是亲密的兄弟和治理帝国的伙伴。他的妻子朱丽亚(Julia)和儿女也致上诚挚的敬意,特别请求阿尔比努斯忠于他们的共同利益,要保有军队来维持共和国的权力。送信的使者奉命要以尊敬为借口,请求给予私下的接见,好趁机拔出短剑取他的性命。这件阴谋被发现,误听人言的阿尔比努斯,最后还是渡过海峡来到大陆,准备和他的对手进行力有不逮的竞争。这时塞维鲁指挥一支身经百战的常胜军向他迎头痛击。 东方最重要的征战对塞维鲁而言不过举手之劳,只发生两次接战,一次在赫勒斯滂附近,另一次在西里西亚狭窄的隘道,就决定叙利亚对手的命运,欧洲的部队对柔弱的亚细亚人一直保有经常的优势。情势的发展在西方略有不同,里昂之役有十五万罗马人参加战斗,对阿尔比努斯之战可谓存亡在此一举。不列颠军队的骁勇善战与伊利里亚军团的严格训练,正好形成一场猛烈而且胜败难料的抗争。在很短一段期间内,塞维鲁的一世英名像是付诸东流,幸而善战的皇帝收容残破的部队,领导他们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这次会战的地点是特雷武(Trevoux)平原,离开里昂有三到四里格(译按: league,每一里格约等于三哩)。,就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结束战争。 近代欧洲内战之所以名声响亮,不仅是竞争派系之间有深仇大恨,而且这种斗争更是顽强固执,绝不退让。他们通常揭橥宗教、自由和忠诚的理念,或者至少要能以此为借口。领导人物是有独立产业和世袭势力的贵族,部队作战就像人们吵架那样要争出一个结果,何况好战精神和党派热情强烈充斥着整个社会;失败的领袖很快又会有新来的拥护者,渴望为同样的理念洒下他们的鲜血。罗马人在共和国覆亡以后,只是为了选择和追随主子而战斗。那些争天下的候选人拿自己的名望当招牌,加入的人员中少数是因为真心敬爱,还有一些是感到害怕,人数最多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根本没有人基于抱负和理念。军团无法感受到党派的热情,在大量赏赐的诱惑之下参加内战,接着就是更多的承诺。首领在失败以后,无法兑现所开出的价码,他的追随者用钱买来的忠诚也跟着瓦解,同时也要顾虑到自己的安全,找一个无关痛痒的理由赶快逃走 [译注] 这种情况在共和国时期并不常见,执政官领军出战,战败时就随之牺牲不会苟且偷生。等到内战开始,主将战败常弃军逃走,最有名的一次是庞培在法萨卢斯会战,未等会战结束,看大势不好拔腿先逃。还有就是安东尼在阿克兴海战,因为克莉奥帕特拉怯战退走,以致功败垂成。。对于行省而言,无论是受到谁的压榨或统治,完全一样毫无差别。省民只顾眼前,听命于那鞭策的权力,要是当权者屈服于更大势力之下,他们就赶紧乞求新来的征服者大发慈悲。征服者已欠下部属庞大的债务,不得不牺牲那些有罪的城邦,来满足士兵的贪婪。在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几乎没有防备森严的市镇能够阻止溃散部队的骚扰。要是没有政府权力的支持,无论是任何人、任何家族或阶级,对一个没落团体的主张都不可能再有兴趣。 在尼格尔和塞维鲁的火并过程中,只有一个城市例外,确实值得赞扬。拜占廷是欧洲进入亚洲的主要通道,配置强大的城防部队,一支有五百艘船只的舰队在港口据推测大多数是小型长龙,还有一些双层桨船以及少数三层桨船。。塞维鲁发起猛烈的攻击,受制于精心的防卫,计划无法得逞。他派部将留下来围困拜占廷,克服赫勒斯滂这个防卫较弱的通道,把退缩在城里的敌军置之不理,率领部队前进寻求敌军主力决战。攻击拜占廷的兵力逐渐增加,到后来整个帝国的海军力量全部投入战场,但是拜占廷怀念故主尼格尔,仍能保持忠诚的信心,支持围城达三年之久。公民和军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敌忾同仇的决心并肩作战,尼格尔的主要部属知道赦免无望,也不屑向敌人屈服,全部来到最后的庇护所。此地城池坚固享有无法攻陷的美誉,一个著名的工程师在这个古城,把毕生所知的技艺全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位工程师叫普里斯库斯(Priscus),技术高明所以没有被杀,转为征服者服务。。拜占廷最后因饥馑而投降,官吏和士兵都被刀剑斩杀,城墙被摧毁推平,所有的权利被剥夺。这个注定要成为东方首都的城市,现在完全像一个普通村落,臣属于佩林里乌斯(Perinthus)羞辱统治之下。历史学家迪翁赞美拜占廷的繁荣富裕,后来也感叹它的荒凉没落,不免要谴责塞维鲁的报复行动,使罗马人民丧失对抗本都和小亚细亚蛮族的坚强城堡虽然斯帕提阿努斯和一些现代希腊学者,根据迪翁和希罗狄安的说法,言之凿凿,但是我们确认拜占廷被毁,是在塞维鲁死后很多年的事。。此一观点要到后代才能证实,那时哥特人舰队满布黑海,通过毫不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的腹地。 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逃离战场被逮捕后处死,遭遇的命运不会令人惊讶和同情。拿着生命来作为赢取帝国的赌注,就会有这种下场。塞维鲁也没有傲慢自大到能让敌手以平民的身分活下去。他记仇的个性受到贪婪心理的刺激,沉溺于毫无谅解余地的报复之中。大多数省民对于这个幸运的候选人并无嫌恶之情,只是处于正好当地总督治下,不得不服从行省的命令,结果也受到失败者一样的命运,不是被处死就是遭到放逐,特别是财产也全被没收。很多东方城市被剥夺自古以来的荣誉,被迫奉献塞维鲁财库的金额,是尼格尔统治下所缴总数的四倍。 直到战争的最后决定时刻,因为整个大局未定,表面上要对元老院保持尊敬,让塞维鲁的残暴多少还受到一点约束。不久之后随着阿尔比努斯的头颅落地,在一封充满威胁的信件中,他通告所有的罗马人,对于不幸对手的支持者,采取绝不宽恕的态度。他一直疑惧自己没有受到元老院的爱戴,因而感到非常愤怒。虽然新近发现一些通敌的信函,他还是把宿怨隐藏在心头,三十五名议员被控支持阿尔比努斯叛党,他毫不追究的加以赦免,从这个行动看来,像是完全忘记和原谅他们所犯的罪行。接着就在这个时候,他将四十一名议员迪翁告诉我们只有二十九人,但是《罗马皇帝传》里列出四十一个人的姓名,其中有六个人都叫佩西尼乌斯(Pescennius)。,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和部从 [译注] 庇主(patronus)是最初建立殖民区的领导人,受其保护的人民,或曾接受恩惠的部落,称之为部从(client)。庇主有世袭的地位,可传之子孙。在罗马世界里,庇主和部从是极重要的社会关系。全部处死。西班牙和高卢一些高贵门第的省民,全都牵涉在里面而被一网打尽。这些事情的始末和姓名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塞维鲁认为,只有靠着严刑峻法,才是唯一可行的措施,确保人民的和平与皇权的稳定。而且他不胜惋惜地提到,要推行仁政,必先施重典。 六、塞维鲁的新政及对后世的影响(197 A.D。) 专制君主的真正利益在于符合国家整体的利益,要把臣民的数量、财产、秩序和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基础,这样才能凸显君主真正伟大之处。再无所作为的帝王,谨慎也可以补才能之不足,还是能够制订出相同的行为准则。塞维鲁把罗马帝国视为他的资财,到手以后刻意培植和改良如此珍贵的产业,制订有益的法律,刚直坚定的执行,不久以后就矫正自马可逝世以来,政府各部门的滥权恶习。在依法行政的程序中,皇帝的判决以详察、明理和正直为特色,即使有时会偏离公平的严格分际,通常是为了帮助穷苦和受压迫的人员。他这样的作法与其说是基于人道的情感作用,还不如说是专制的自然趋向,使得权贵和豪门收敛骄纵的气焰,将所有的臣民降到绝对隶属的同一标准。他兴建公共纪念物和壮观的剧场完全不惜工本,而且经常发放大量粮食和谷物,是获得罗马人民爱戴的有效手段塞维鲁举办的各种竞技和比赛的节目非常壮观,他建的粮仓可以储存七年的谷物,同时每天发放两千五百夸特(两万蒲式耳)粮食给民众。。内讧的灾害已经清除干净,行省再度感受到和平繁荣的宁静,许多城市在塞维鲁的慷慨设施下恢复生机,拥有头衔由他创立的殖民区,用兴建公共纪念物来表示感激和幸福可以参阅施潘海姆有关古代勋章的论文,还有就是碑铭,以及学识渊博的旅行家像是斯蓬(Spon)、惠勒(Wheeler)、肖(Shaw)和波科克(Pocock)等人。他们在阿非利加、希腊和亚细亚见到塞维鲁的公共纪念物,比其他罗马皇帝要多得多。。罗马的军威因皇帝崇尚武德和战无不胜而恢复原有的名声他率领常胜军到帕提亚的首府塞琉西亚(Seleucia)以及泰西封(Ctesiphon),我应该在适当的位置叙述一下这些战争。,他大可以夸耀自己的成就,即位于帝国蒙受内忧外患的危亡时刻,后来却建立一个深远而光荣的全面和平。 虽然内战的创伤好像已经完全痊愈,专制政体的关键所在仍藏匿着致命的毒药。塞维鲁文武兼备,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即使首任凯撒的英武或奥古斯都的智谋,还是无法控制武功辉煌的军团那种骄纵傲慢的气焰。塞维鲁基于感激的心情、政策的错误和表面的需要,终于放松对军纪的严格要求。虚荣的士兵讲究戴金戒指作为装饰,获准携带家眷无所事事的住在军营之中,助长了懒散成性的风气。皇帝给他们超过前例的加薪,以至于养成动辄需索的习性,担任危险的任务或公开的庆典,均要求额外的赏赐。军队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因奢华而委靡衰弱,也因为要担任危险的工作而享受特权,过着高于人民一般水准的生活尤维纳利斯(Juvenal,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1世纪罗马的讽刺诗人)在他的第十六首讽刺诗里,对士兵的跋扈和特权有很生动的描述。这首诗并非他的作品,从诗的风格和内容看来,好像是要我们相信,作于塞维鲁或他的儿子所统治的时代。;长此以往,便无法忍受军务的辛劳,不愿接受国法的约束,更不耐烦成为守本分的部属。各级军官要用极度挥霍和无限奢侈,来维持阶级的优越。现在还保存着塞维鲁的一封信,对于军队表现出放纵和失职的情况有很大的感慨,信中告诫他的一个将领,从要求军团主将自身开始进行必要的改革。如同他所说,军官要是失去士兵的尊敬,就会得不到他们的服从。皇帝如果肯正本清源的探索始末,就会发现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虽然不能说是最高统帅缺乏身教言教,帝王之尊的恶意放纵却难辞其咎。 禁卫军谋害皇帝出卖帝国,以叛国罪名得到惩处,这种军勤制度虽然危险但却必要,塞维鲁很快用新的模式加以恢复,而且将人数增加四倍。这支部队以往都在意大利征召,由于邻近行省逐渐感染罗马柔弱娇贵的习气,募兵范围延伸到马其顿、诺里库姆和西班牙。原来那些优雅的部队,只适合华丽的宫廷,无法用来作战。塞维鲁以新血接替,规定所有边疆的军团,挑选最为健壮、勇敢和忠诚的士兵,到禁卫军来服役,当做一种荣誉和奖励。此种新制度实施后,意大利青年不再热中于练习武艺,首都出现大批奇装异俗的蛮族而使人惊骇不已。塞维鲁却深表自满,军团势必将这批经过挑选的禁卫军,看成维护军中秩序的代理人,以现有五万人的兵力,在兵器和配备方面均优于任何武装力量,可以立即开入战场,从此粉碎一切叛变的希望,使他能够保有帝国并传之子孙。 指挥这支受宠而强大的部队,不久就变成帝国的最高官职。禁卫军统领在最初只是卫队的队长,现在不仅亲率大军,还握有财政和司法的大权。在各行政部门,他代表皇帝本人和行使皇帝的权力,这样一来,使得政府堕落成为军事独裁政治。普劳提阿努斯(Plautianus)是塞维鲁所宠信的大臣,成为第一任享有并滥用大权的禁卫军统领,拱卫中枢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到他的女儿和皇帝的长子结婚,看来可以长保荣华富贵,谁知却成为覆亡的原因他滥用权力最令人发指的事,就是阉割一百多位罗马自由奴,有些已经结婚甚至做了父亲。他这样做仅为了在他的女儿嫁给年轻国王的时候,就像东方的皇后那样尊贵,有一群太监伴随在身边。。宫廷之间相互倾轧,激起普劳提阿努斯的野心,也使他产生恐惧。皇帝感受到革命的威胁,即使仍然喜爱如前,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将他处死迪翁和希罗狄安都提到,这件事连亚历山大里亚的文法教师都很清楚,知道普劳提阿努斯是罪有应得,只是罗马元老院完全不敢置喙。。待普劳提阿努斯垮台后,名声显赫的帕皮尼安(Papinian)是一位优秀的法学家,奉派执行禁卫军统领繁重的职务。 历代皇帝对于元老院不论是真诚尊敬,还是表面应付,都能细心呵护奥古斯都建立的文官体制,彰显君王的德行和睿智。塞维鲁即位以后,由于他年轻时在军营中即接受绝对服从的训练,壮年又花费在军事指挥的专制独裁上,因此他那刚愎而倔强的个性,不可能发现或者承认,在皇帝和军队之间保持一个中介力量;须知元老院即使是拿来摆样子,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对一个憎恨掌权君王,却又在他不悦时表现出惊惶战栗的议会,塞维鲁不屑向议员声言自己是公仆。他摆出君主和征服者的姿态下命令,毫不避讳公开运用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 制服元老院可谓轻而易举而且并不光彩。要知道握有国家军事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一言一行都受到万民的注视和关怀。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中选出,没有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众爱戴的情绪,只是把逐渐消失的权势,完全寄望于自古以来的舆论基础上,但是这种基础不仅脆弱而且有随时倒塌的可能。共和国成效良好的理论在不知不觉中消失,转而让位给顺乎自然而又货真价实的君主政体。就像罗马的自由和荣誉相继传到行省那样,不论是否有意和所得的成果如何,共和国历久不变的传统也逐渐产生变化。安东尼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一边说风凉话,虽然罗马的君主忌讳使用国王的称号,却握有帝王的全权。塞维鲁在位的时候,元老院充满来自东方的奴隶,他们受过教育且辩才无碍,用奴化理论来解释个人的谄媚和奉承是正当行为。这些新来的特权拥护者,当他们灌输绝对服从的责任,详述过度自由将引起无可避免的灾难的时候,宫廷乐意倾听而人民只有忍耐。法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同意这些论点,帝国的权力并非由推派的委员会掌握,乃基于元老院在最后会顺从而得以维持。皇帝不受民法约束,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有生杀予夺大权,处理帝国如同私人遗产迪翁·卡修斯这个论点可说是一针见血,法学家费尽心力编成《罗马法典》,从另一面来看,都是为了维护在位者的特权。。知名的民法学家,像帕皮尼安、保卢斯和乌尔比安(Ulpian),在塞维鲁家族当政时全都飞黄腾达,罗马的法律体系和君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可说已到达极为成熟而完美的地步。 塞维鲁在位期间,人们享受强势治理下的和平与光荣,也就原谅因他而引起的残酷和暴虐。但是后代子孙身受恶法和特例所产生的变局,无不斥责他是罗马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

一位科学家有天突发奇想决定一年不用厕所,他每天坚持户外放松,并不可思议地将自己的宝贝全都小心收存。一年后,他发现风干了的肥料居然未装满两个鞋盒。由于未如厕,一年内节约的马桶冲水量为1.2万加仑,相当于5000个鞋盒的承载量。 两个鞋盒的排泄物需破费5000鞋盒的水资源,这是否过于浪费?况且排泄物中还蕴含着可以利用的珍贵肥料。马桶的发明到底是文明的进步还是退步?这个问题似乎难以回答了。不过,了解卫生间的革命史后,这个问题也许就有了答案。 古罗马的木棒海绵 古罗马时代,房舍中没有卫生间,若想方便就令家奴取来便壶。公元前1世纪,威斯庇申皇帝在罗马建造了公共小便池和公共厕所,它由一排排悬挂在水槽上的座位所组成。那时还未出现卫生纸的文明概念,人们在木棒顶端绑上海绵用来善后,海绵被浸泡在盐水里,一位用后冲刷一下再供下一位使用。显然,古罗马时代排泄堪称公共事务。 虽然到了中世纪时,开始有私人卫生间问世,但只有个别上流富豪享用得起。那时广为流行的是原始马桶座,通常设于两座小建筑物之间并悬在空中,使用它需要高超的平衡能力,很像《十日谈》中描述的那样。比如,书中马贩子安德罗西奥,就是在街头公共马桶边上失去平衡,跌进下面肮脏的污水沟。 英国挑战人类排泄传统 人类何时开始挑战户外排泄这一原始的传统呢? 据传第一座所谓现代化观念的卫生间,出现于1596年左右,应归功于英国约翰·哈林顿爵士的创举。当年他为其郡长官修建了一个新潮的抽水马桶,同时孝敬了其教母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同样的一座。不过,由于这个稀奇玩意的种种缺陷,终使得女王厌倦了对现代化尝试的耐心,改回使用传统的坐便盆更得心应手。 最考究的坐便盆,当属英王亨利八世的钟爱之物,那是用黑色天鹅绒、缎带及精美流苏装饰起来的艺术品,并特别镶嵌了2000枚镀金饰钉。 抽水马桶被毙掉后,便壶依然是举国上下的最爱,完事后将其倒入污水池或泼在外面的街道上。对此,苏格兰爱丁堡居民较文明些的方式是,人们在将污水泼向行人头顶之前,先吊上嗓门喊一声:“Gardyloo”。实际上这源自一句法语,意思是“小心水来了”。 路易十四在马桶上发布订婚消息 对于城里人来说,既需要维持城市的清洁,又不能随时拎着便壶游荡,于是“斗篷卫生间”应运而生。18世纪时,有一类在大街小巷闲逛的专业人士,他们的标志是一手提着木桶,另一手举着件斗篷,三急之辈讨价还价后,便匆忙钻进围起来的“密室”中畅快淋漓。 而在法国,公开方便甚至成为皇家庆典的一部分。比如,大名鼎鼎的路易十四,其马桶亦是国王上朝的宝座,他喜欢一边解放着自己,一边同围观的大臣商讨朝政。当年英国大使波特兰勋爵回忆说,在皇上的“私人时间”里被召见,意味着无上的荣耀。实际上,路易十四正是坐在此至高无上宝座的那一刻,宣布了自己的订婚喜讯。 抽水马桶经过几百年科学攻关后,到了1910年时,无论外观还是构造原理,都开始与当今意义上的马桶相差无几。但那时,它仍属于奢华玩意未能广泛普及,旧式住宅里的人们还是坚持使用茅厕。而所谓“厕所(Toilet)”这个划时代的文明词汇,是1914年《居室与花园》这份时尚杂志首次发明的,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才开始流行起来。 有了抽水马桶,卫生间也就变得高贵起来了,它的功能也越来越复杂。 “邪恶浴盆”专为下身“补妆” 在卫生间的使用上,各地居民各玩花样。首先法国人对待浴盆的独特态度,就极显法式生活风范。专门用于局部清洗的浴盆约在1730年时出现,甚至在法式建筑中,居然戏剧性地分门别类为洗澡间、洗手间和厕所。浴盆的兴起又与法国人对香水的狂热,以及流行在下身使用香膏的习惯密不可分。因此,浴盆既是清洁器具又是追求快乐的副产品,它是使大家随时冲洗后再补妆的必备工具。 最初,外国人面对法国旅馆中的“两个并排厕池”迷惑不解,有人误把二者全当作小便池或马桶使用,另外的人则独具匠心地堆上冰块,用它来冷却葡萄酒,要不干脆浸泡上自己的内衣裤。因为英美人无法想象,法国人如厕居然要享受“两个厕池”。英美人没有便后刷浴盆清洗然后再“上光”的概念,于是,外人难免想入非非地猜测,那多余的“邪恶浴盆”定是与性行为扯在一起。这种歪曲浴盆真正功能的错误想象,同时助长了对法国女人性方面放荡不羁的偏见。 据说戴安娜曾借卫生间泄愤 所有欧洲人对于解手和厕所的措词都尽量含蓄,以至于各地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一套称呼厕所的谦词。甚至连开放的法国人也有丰富的厕所代名词,如:Les water,就是Les W.C.(厕所)的缩写,是从英语转借过来的。法国人还不回避以名人来命名厕所,比如他们使用的“Vespasionne”,即源自拉丁语中第一位在罗马建造公共小便池皇帝的尊名。 其他西方人称呼厕所时则各有奇招,德国人拐弯抹角地称其为“外屋”、“密室”,而诙谐的名称是“打雷室”、“补妆室”和“倾其所有处”。德国厕所门上的标志“D”和“H”代表Damen和Herren,专门难为不懂德语的老外。爱尔兰洗手间门上的M或F简直就是拿外国人开涮,女性千万别自以为是地闯进F门,因为那并不是英语Female(女性)的字首,恰恰是爱尔兰语男性Fir的字首,M反倒是Mna(女性)的字首。难怪,观赏外地人上爱尔兰公厕,成为当地一大滑稽秀。 远在乔叟时代,厕所在英语中曾被称为“泥塘”、“私人间”或“躲不开的地方”,后来又被叫做“放松室”。到了20世纪才发明新词“gents”(男厕)和“ladies”(女厕),以及俚语“宗教的洗礼盆”。 欧洲人若离席去方便时常告诉旁人:“外出一下”、“去洗手”等借口。俄国人询问厕所方位时的台词是:“修饰室在哪里?”而意大利人就咨询“洗澡间”甚至“办公室”,即可会意。荷兰人类似的表达是称其为“最好的房间”。英国人对厕所的偏爱就更明显。例如:查尔斯王子有收集马桶座的嗜好,另外他对“茅厕段子”充满兴趣。而其前妻戴安娜王妃则棋高一招,将厕所布置成泄愤室,马桶上方悬挂的是戴妃最解恨的一幅画,邋里邋遢的卡米拉画像旁的注解是:“若查尔斯觉得卡米拉可爱,精神病医生可就有了新的攻关课题。” 酝酿中的“世界厕所日” 英国WTO(这里指的是:World Toilet Organisation世界厕所协会)发言人提议,每年的11月19 日为世界厕所日(World Toilet Day),现正积极申请联合国承认其国际合法节日地位。届时的节目是将安排世界公厕比赛,发言人声称,厕所能充分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倡议举办世界厕所博览会,当参观者接近一个国家的样板厕所时,就即时演奏该国国歌。 最显赫的欧洲名厕,当属伦敦上流百货公司哈罗斯的洗手间,得付1英镑入场费,比一杯英式下午茶还贵出20便士。在这里客人可享受到红地毯、盥洗台上芬芳的鲜花、墙上点缀着的名画,还有柔曼的音乐助兴。侍者的殷勤服务包括:恭候客人方便完毕,即刻奔进去冲刷消毒一番,旋即奔回来赶着为客人递上毛巾、发梳及擦手油,并有高级香水供奉。此公司隶属戴安娜王妃生前男友多迪之父的旗下,外国游客来到伦敦都会慕名前往该百货大厦“朝圣”。 中世纪时洗澡是调情必经步骤 古罗马时代,洗澡曾是上至皇帝下到黎民的一大生活乐趣。尤其是上流社会贵族,每天浸浴成为必需的仪式,更有一些嬉水皇帝将每天入浴七八次作为娱乐节目。嗜水风气之下,古罗马的公共澡堂和喷泉遍地开花,以至于今日游览罗马古迹,一大节目即是瞻仰古代澡堂和壮观的喷泉雕塑。 进入中世纪后的欧洲,洗澡的观念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浸浴成为流行的性爱前戏,一时间,情侣们在床笫之欢前喜欢先泡个鸳鸯浴,这一步骤被视为调情的必需程序。洗浴仅仅是为澎湃的情欲热身,因为中世纪欧洲人的清洁词典里没有洗澡的概念,每天清早洗手、洗脸和漱口就是他们的卫生习惯。 16世纪的法国,洗澡=要命 历史发展到16世纪时,法国演变成为著名的惧水民族。那个时代的法国人认为水是对人体有害的东西,首先水会通过皮肤渗透进身体内脏,而热水能使毛孔张开导致污浊的空气及瘟疫乘虚而入,从而一命呜呼。可以想象,古代曾风靡一时的澡堂和蒸气浴室,此时被“进步的新时代”斥责为传播疾病的祸水,泡澡尤其是集体澡堂,简直就是自杀行为。 那个时代的百姓,若必须洗浴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出于医疗目的,且必须在医生的监督指导下进行,浴后还得立即穿上保护衣以免毒空气杀人。缺乏抵抗力的孩子浸浴时更是如临大敌,浴疗前要给孩子涂上一层香油用以封住毛孔,以免年幼的他们因祸水而夭折。例如,法王路易八世的腿在其7岁之前从未清洗过。 亨利四世初次约会熏晕未婚妻 1671年,法国出版的一部生活指导大全建议:“用白布给孩子们擦拭脸和眼睛,这样不仅可以清除污垢,还能保持孩子们健康的肤色。洗澡,则会导致牙痛和黏膜炎,并会使脸色苍白,沾了水的身体,还会对冬天的寒风和夏天的阳光更为敏感。”恐惧洗澡,但为了驴粪蛋表面光的美容效果,法国贵族开始迷恋上法兰绒、香粉和香水的功效。他们用一块法兰绒或一片浸透了香料的亚麻布,用力地擦拭皮肤。这些“香精干洗”技巧,一直沿用到洗澡重新被挖掘为有利于清洁的时代。另外,当时人们还流行将香熏剂、香水、醋瓶和樟脑作为护身符,一碰到刺鼻的臭味立即嗅一下随身的宝贝。 有规律地更换衣服,亦是当时人们对抗洗澡的策略,卫生指导书籍提倡亚麻布衣对身体的健康作用,夸赞亚麻布能使人看上去清洁美观,且会散发出一股特殊的香味。例如,法王路易十四就以每天更换四五次高档亚麻衬衣来勤能补拙。法王亨利四世更以表演换衫狂戏剧著称,只可惜那些香喷喷的外衣及“香精干洗”术,根本无法掩饰他的体臭。史料上形容,亨利四世闻起来简直如一块腐烂的行尸走肉,以至于其未婚妻第一次与未婚夫会面时,几乎当场被熏晕过去。 18世纪英国人出汗当洗澡 18世纪的英国同样视水为人类大敌,出汗则被看成是身体保持清洁的良好途径。那时,英国人的清洁概念主要指的是表面功夫,人们虽然有洗手和洗脸的热情,但视清洗身体为多此一举,并伴随着水能致命的恐惧。直到1824年左右,肥皂生产终于达到商业推广的规模后,欧洲人总算开始认识到用肥皂和清水清洁身体的重要性。

古罗马帝国存在了503年,从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间),此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汉朝、三国两晋时期。当波斯帝国与希腊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意大利半岛悄悄兴起了一个国家,它就是罗马。公元前3世纪初,意大利半岛基本统一,罗马开启对外征战的步伐。凯撒、屋大维、提比略、尼禄、安东尼、图拉真无一不是对外扩张的君主。屋大维开创元首制,正式将罗马带入了帝国时期。帝国版图最大时,西起西班牙、不列颠,北达莱茵河、多瑙河,东至两河流域(今伊拉克一带),南有埃及、迦太基,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罗马的鼎盛时期,北方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蛮族国家也逐渐兴起,成为罗马的一大隐患。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将帝国的首都迁至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历史学家通常把东罗马称为拜占庭。西罗马最终还是倒在了日耳曼人的刀下。罗马帝国进入了拜占庭帝国时期。拜占庭帝国持续的时间长达千余年,直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帝国所灭。拜占庭时期,虽然存续时间较长,但其统治疆域逐渐萎缩,因为地中海东南岸又崛起了另一个帝国——阿拉伯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