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骑兵的崛起：长矛和马镫让骑兵称霸欧洲千年
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骑兵就开始协同步兵进行作战了。不过那时他们在军队中所占比重很小，通常只有皇族和贵族方能充当骑兵。他们或者乘坐战车，或者骑着高头大马奔赴战场。到了大约公元前600年时，在亚洲中部和西南部的广阔平原地区，骑兵在作战中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斗力量了。为此，波斯和中国都不得不使自己适应骑马作战的要求，以对付野蛮民族敌手所主要依赖的骑兵。到了赛勒斯王的时代，波斯的重骑兵和弓箭骑兵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劲旅。纪元初期，弓箭骑兵在中亚和西南亚已经是所向无敌的了。但是，亚洲骑兵在对付训练有素的希腊、马其顿和罗马步兵时从未做到屡战屡胜。 在菲利普王和亚历山大时期，骑兵是马其顿军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兵种。它跟步兵一样，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它的精华是由马其顿贵族组成的“随从骑兵”。之所以如此称呼它，是因为菲利普和后来的亚历山大都习惯于亲率这支骑兵出征。在技术上与它几乎不相上下的是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在战斗队形中，随从骑兵通常占据步兵方阵右侧的荣誉位置，而塞萨利亚骑兵则位于左侧。塞萨利亚重骑兵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约10英尺的长矛。这种长矛轻的可以远投，重的可用其将对手挑下马来，或刺穿敌人步兵的心脏。随从骑兵携带着跟正规重步兵相同的长矛。每个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重骑兵都头戴头盔，胸挂鳞甲，腿裹胫甲，手持盾牌，腰插短剑，而且他们的坐骑也披着鳞状头胄和胸甲。 马其顿军队也包括配备有长矛、标枪或弓等武器的轻骑兵和中型骑兵，他们担负着掩护、侦察和侧翼保护等任务。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则负责突击冲锋。 在古罗马军团战功卓著的时期，他们使用骑兵的方式跟马其顿军队并无二致。但效果却差了许多。他们的玛利安军团加上其配属部队总兵力约达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作战时，罗马骑兵通常象军团中的大队那样，以棋盘方格阵势排列于步兵的侧翼。但是，他们在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时，从来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而这种协调配合恰恰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取胜的重要原因。罗马军主要依靠步兵赢得作战的胜利。 公元前53年，发生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卡尔海战役，它预示了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向。在这次战役中，帕提亚将领苏伦纳斯率领的弓箭骑兵以强大的优势战胜了罗马执政官克拉苏斯的步兵军团。尽管亚历山大没有跟帕提亚人发生过较大的摩擦，但是，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没有出现一位象他那样的天才统帅，在对付非正规的弓箭骑兵时，能够把训练有素的步兵和骑兵协调配合得象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卡尔海战役之后的几十年里，帕提亚人当然变得害怕和尊重罗马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后者害怕和尊重前者。尽管如此，卡尔海战役还是代表了军事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几个世纪后，弓箭骑兵终于取代军团步兵，成了罗马和拜占庭东部边境的主要防卫力量。 从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可以看作是古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组织体制和军事理论的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作为几个世纪来罗马军队战斗编队核心的重步兵逐步丧失了它的重要性，让位于骑兵，最后，骑兵不仅是古罗马军队而且也是西方其他各国军队中最主要的兵种。 骑兵的兴起虽然主要应归之于军事上的需要，但与政治社会因素也不是没有关系的。罗马人要在东部沙漠和欧洲东部平原这样广阔而平坦的区域作战，他们的军队就必须具备更大的机动性、更高的运动速度和更灵活的调遣能力。与此同时，投射式兵器(弹射器、弹弩和抛石机)的扩大应用，使步兵的队形逐步趋向于又长又窄，更容易被骑兵冲锋突破，同时，也减少了步兵白刃战的机会。此外，由于古罗马军队的纪律正在缓慢而又明显地削弱，军团士兵更难抵挡敌人骑兵的冲锋突击。最后，由于野蛮民族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野蛮人骑兵压境，罗马人需要大力加强其漫长的边界防卫，不得不逐步削减军团重步兵的力量，扩大骑兵和轻步兵的比例。 古罗马发展骑兵，特别是将骑兵运用于突击行动，最主要的刺激因素是来自亚洲军事技术的发展。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带马镫的马鞍问世了。在发明马镫之前，骑兵是坐在垫毯和鞍毯上，甚至没有马鞍而骑在马的光脊背上，从头顶来挥刺长矛的。马镫究竟发明于何时何地虽已无从查考，但印度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使用马镫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马镫的应用使士兵骑在马上有了一个稳固的依托，这样他就可以用上臂端着长矛，利用马匹高速前进所产生的冲力(这种力量由于马和骑马者的重量可得到成倍的增加)猛烈刺向敌人。 其次，在波斯和亚洲中部平原培育出了特别适合于突击冲锋的新品种高头大马。到了公元四世纪时，罗马人已经采用了这种马匹。他们也跟波斯人一样，给士兵和马匹披上了锁子甲，使他们不容易遭到小型投掷式兵器和轻型白刃战兵器的袭击。 公元四世纪初，古罗马军队中的骑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而马略和凯撒将军时代则不足百分之十，在东部沙漠地区跟波斯和阿拉伯军作战时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在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重骑兵首次大败古罗马步兵。东罗马帝国皇帝法伦斯集结一支大军要与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决一死战。东、西哥特人在各自洗劫了多瑙河各省之后两军会师，渡过多瑙河侵入巴尔干半岛。西哥特军由菲列德根酋长统帅，东哥特人由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saPhrax)率领。 公元378年8月9日大约中午时分，法伦斯率部抵达阿德里安堡。侦察兵在附近发现以马车作为壁垒的哥特兵营，并得知大部分哥特骑兵已外出搜集粮草。于是，法伦斯当机立断令部队向哥特兵营进击。当罗马军队逼近时，兵营里留下的唯一主将菲列德根才派人前去召回领兵搜集粮草的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并设法寻找机会跟法伦斯谈判以争取时间。 尽管法伦斯的部队在仲夏烈日下经过一个上午的长途跋涉，早已人困马乏，但还是即刻布阵以待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却又诡称同意与菲列德根进行谈判。可是这时罗马军的辅助部队却突然向西哥特一方的谈判组开火，在双方都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拉开了战幕。这时，罗马军团还只是将一部分行军纵队改成了作战队形。不过，位于侧翼的骑兵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因此法伦斯只好命令部队发起全面攻击。 当两军激战犹酣之际，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率领哥特骑兵的主力抵达正在进行战斗的河谷旁的高地。就在罗马骑兵的右翼抵达哥特兵营时，哥特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了袭击，并把他们赶了出去。哥特骑兵的冲锋是如此之猛和如此之有力，以致整个罗马军队乱作了一团。接着哥特骑兵又转身进攻罗马军的左翼骑兵。有的穿过了兵营，有的紧跟在罗马军的后面左砍右杀。与此同时，菲列德根命令西哥特军从兵营的马车壁垒后面发起反攻，罗马骑兵即告全面崩溃。哥特军接着又进攻并席卷了罗马军的左翼步兵，把他们压向罗马军队的中央。步兵你推我拥，挤成了一堆，其中一部分还保持着原先的行军纵队，根本无法展开成作战队形。在挤压过程中，军团士兵也无法施展手中的剑和梭镖，又不能逃跑，无奈，只得任凭手持矛和剑的哥特骑兵从侧翼和背后肆意戮杀，这时，哥特步兵也杀出兵营，冲向罗马军的正面。 在这次战斗中，罗马军的伤亡极其惨重。皇帝法伦斯和所有的主要将领阵亡，士兵死亡多达四万之众。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右翼和中央的数千步兵。没有参战的骑兵总算突围出去免于一死。罗马军实际上被彻底歼灭了。 战斗的胜方哥特人所使用的长矛和剑并非新式武器。但是，这两种兵器跟骑兵的机动性充分结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杀伤力。决定这次战斗结局的四项因素是：机动性(使大批骑兵从远处迅速逼近敌人的侧翼)，突然性，翼侧突袭和长矛兵冲锋的猛烈性。一方面由于一定的偶然性，另一方面由于菲列德根及其同僚们的天才智慧，使得这四项因素协调一致地发挥了作用。但是，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和骑兵的勇敢精神。在后来的十个世纪里，这四项因素构成了骑兵战术的基础。 就罗马一方说来，阿德里安堡一战的失败意味着军团步兵作为进攻性作战体制的时代已告结束。从此由弓箭骑兵和长矛骑兵组成的重骑兵取代了军团步兵，成为罗马军的主力。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称雄了约1000年的时间。 从军团步兵到骑兵的转变势必带来兵器上的变革。因此在后来的1000多年时间里，骑兵使用的兵器可谓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不过，大多数是由人们早已使用过的兵器改进而成的。 骑兵的主要兵器之一是标枪或矛。希腊、马其顿和古罗马骑兵都曾以不同方式使用过它。到了公元四世纪，标枪的枪身一般长约9至11英尺，直径2至3英寸，从头至尾一样粗细，顶端有一枪尖。查理曼王朝的军队曾用过一种带翼的梭镖，在梭镖尖头的后部有一横档，这样，在刺穿敌人后可以更容易地拔出来。 骑兵的另一重要兵器是剑。各个日尔曼部落都使用它，不过，他们的剑是用未经淬火的铁制成的，质量较差。这种剑两面有刀锋，剑头削尖，剑身长约25至32英寸，既可劈砍又可刺杀。到了西罗马帝国查理曼皇帝的时代，剑有了很大改进。它质地坚硬，剑身约40英寸(包括一个有着交叉形护挡的剑柄)。它既可骑在马上使用，也可以在马下挥刺。使用这种剑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掌握熟练的技巧，因此，用来对付那些训练良好，纪律严格的野蛮民族的骑兵是不在话下的。 古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发现，使用重型长矛和剑的骑兵并不能完全取代波斯、中国和中亚人长时间来有效使用着的轻重弓箭骑兵。这两种骑兵在作战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弓箭骑兵先把敌人围住，为长矛兵的冲锋作好准备。长矛兵的进攻又迫使敌人不得不保住密集队形，这样，就更容易受弓箭骑兵的袭击，因此，从古罗马的后期开始，欧洲军事上弓箭的作用变得越发重要了。 要能有效地使用弓箭必须经过长期不断的训练，也需要合适的开阔地形，它成了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雇佣弓箭兵的专用兵器。 公元5世纪时，东西罗马帝国越来越多地使用野蛮民族的雇佣军。随着骑兵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当然优先录用那些本来就善于骑射的部落的士兵。因此，来自亚洲血统部落的匈奴人、阿兰人、艾伐尔人和布尔加人等均被编为弓箭轻骑兵，而居住在多瑙河和黑海之间平原地区的日尔曼部落，其中主要是哥特人、赫鲁利人、汪达尔人、盖皮达人和伦巴底人则编入了重骑兵队伍，他们主要用长枪或长矛实施突击冲锋。 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几十年里，跟匈奴弓箭骑兵和波斯军作战所取得的经验，对罗马骑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起初，罗马军主要使用轻骑兵。它跟野蛮民族的雇佣骑兵相比，只不过组织得较好，纪律性较强而已。后来，罗马骑兵逐步披上了重型盔甲，使用长枪、剑、盾和弓箭等兵器。这样，到了公元6世纪初的时候，便出现了所谓的重骑兵。它作为后来几个世纪里的拜占庭军队的骨干，可以说是中世纪最可靠的一支部队。这种重弓箭骑兵将兵器的威力、纪律性、机动性和突击能力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成为继古罗马军团之后的又一支强大军事力量。
揭秘中世纪辉煌的波兰翼骑兵：走向重骑兵之路
早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几个中队的骠骑兵就已经开始披上了盔甲，这可能是为了让他们替代当时已经开始悄然退出战场的重装骑士战场冲击的角色。 我们在当时波兰军中的卷宗和清单中可以看到骠骑兵重型化为翼骑兵的整个过程，这部资料保存分得相当完好，因为在当时这些卷宗是军人损失装备或伤亡后发放赔偿和抚恤的依据。 开始只有骑兵们最主要的武装才记录在内，包括头盔、锁子甲、盾和骑枪。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在单据中出现了军刀、直剑、标枪、战斧、弓和箭囊等武器装备的记载。在1550年后的卷宗中也提到了豹、虎、熊、狼毛皮的使用，根据这些资料，不披兽皮时骠骑兵们就穿一种甩过肩膀的特制斗篷，称之为“克里姆”（killm）。 翼饰：战斗装备还是装饰品？ 同一时期的史料中还出现了翼骑兵翼饰的最早记载。这些翅膀用鹰羽、鹤翎或者鸵鸟毛制成，若用鸵鸟毛，则一般都染成红色、绿色或者蓝色。无疑这些翼饰还是对土耳其德利骑兵的效法，但其样式是波兰自己的独创，其主体是一根漆成红色或者裹着深红色天鹅绒，并包着铜皮的直木条，在木条上钻上一排大小适中的洞眼，羽毛就插在这些洞眼里形成一只巨大的翅膀。木条下端铆接着一根金属棒，金属棒则插在背甲上的插座里。 十六世纪乃至更晚的年代里一直有些翼骑兵未装备甲胄（见图），因此若战士们没有甲胄或者未穿戴背甲，则可以把一只或一对翼饰插在马鞍的后桥上。只是由于固定在鞍后的翼饰会妨碍跨马，就只能在战士上马后由别人代劳了。事实上无甲的翼骑兵并非少见。斯蒂法诺-德拉-贝拉（Stefano della Bella）曾分别于1633年在罗马和1645年在巴黎仔细观察过来访的波兰使团中的骑兵，他所作的一幅精美的铜版画就刻画了一位不着寸甲，鞍后却插着一只高大的鸵鸟毛翼饰的翼骑兵形象（见图）。看来在当时，披甲的和无甲的翼骑兵同时存在，只有翼饰才是这个兵种的招牌特征。 话说回来，这种翼饰的确切作用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完全解释清楚。有人说在战斗中，风吹过翼饰所发出的飒飒声能够惊吓敌人的马匹，但即使是上千只翼饰同时发出的声音也会淹没在战场上巨大的嘈杂声中。还有人解释说这种翼饰能够防护东方骑兵，尤其是鞑靼人惯用的套索的袭击，但好好勘查一番之后，你就会把这种解释也剔除出局。 实际上这种翼饰最确定，也是唯一的作用是建立一种强烈的由视觉上到心理上的冲击。包裹在层层铠甲中的武士，背后插着巨大的翼翅，肩上披着猛兽的毛皮，这些形象都给人以超凡入圣般的感觉，能在观者心中掀起阵阵漩涡般的情感：惊恐、敬重、敌意或者是羡叹。 而到了战场上，就很难说这些僵硬地固定在骑手背后的笨重而又庞大的家什能真正起到什么作用了。也许，我们可以推断翼骑兵很少–如果不是根本不，也许在大战役中他们也会盛装上阵–在战场上带着这些翼饰，而主要把它们保留到阅兵场上或者庆典仪式上去使用。 斯蒂芬-巴托瑞的改革 不管怎么说，十六世纪才过半不久，大多数翼骑兵就演变成了重武装的战士，但这些沉重的装备和饰物却反过来拖累了他们的行动，就在看来翼骑兵又要步过了时的重装骑士之后尘而被无情淘汰的时候，1576年被选举为波兰国王的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斯蒂芬-巴托瑞对波兰军队进行了深入而有效的改革。 斯蒂芬-巴托瑞是一位有着杰出军事天才的统帅，曾对莫斯科瓦公国发动过一系列的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还策划了对土耳其人的庞大远征行动，但就在远征即将开始之际这位波兰国王突然殡天，没能看到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 巴托瑞对翼骑兵部队改革的结果是建立了一支大为灵活机动而又具备极高纪律性的新军。 在装备上，他永久地摒弃了旧式的重盔、木盾和沿自中世纪骑士的大型马鞍，代之以“契斯卡格”（zischgge，当时一类带龙虾式层片护颈和穿过盔檐的单片护鼻的开面轻盔–译注）式或者其他式样的轻盔、锁子甲和穿在外面的轻型半身甲，或仅着半身甲和锁甲护臂、带有浓重东方风格的专用马鞍马镫，以及长颈马刺。 马刀还是主要的近战武器，但现在除了马刀之外翼骑兵又常常在马鞍旁再系上一把重军刀（德语：pallash，波兰语：Koncerz，其实是一种与西欧的estoc相似的重型刺剑，在冲锋时很好用，马刀则利于混战–译注）。 马鞍前的枪套里插着两把轮燧手枪或一把轮燧马枪。 战锤和权杖还是军官们喜爱的武器。骑枪的长度被缩短了，前端挂上了长长的矛旗，在冲锋时，无数拍打飘扬着的鲜艳小旗在敌人的眼里是一幅既壮丽而又可怕的画面。 巴托瑞改革后的翼骑兵最典型的形象存世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军械博物馆（Livrustkammaren）的一幅被称为“斯德哥尔摩长卷”的绒呢画卷中。这幅长卷长15米，宽50厘米，展示的是1605年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和他的王后康丝坦丝入主克拉科夫市的进城仪式。 两个中队的翼骑兵穿着全副节日盛装和武备侍卫着国王和王后（见图）。这些翼骑兵顶轻盔，穿轻甲，锁子护袖，背后插着一只大大的黑翎翼饰，披着豹皮或者豹皮图案的斗篷，手持带矛旗的长枪，马刀在鞘，长剑鞍旁。他们的马镫是源自突厥-鞑靼风格的波兰式样。 位于波兹南市的波兰国家博物馆还保存着一幅几乎与上述画卷同时代的翼骑兵军官肖像画（见图），展示了保存于克拉科夫大教堂档案室的一幅画作的缩微胶卷，描绘的是两名未插翼饰的翼骑兵正在进行枪术比赛。 头盔 在波兰本国的博物馆中可以找到一部分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早期翼骑兵装备的实物。在华沙的波兰军队博物馆、克拉科夫瓦维尔城堡的国立艺术收藏馆和马尔堡的城堡兵器馆都收藏有一些无疑是波兰本国制造的头盔（见图）。 这样一顶典型头盔的盔体由两块铁板从中接合而成，和中世纪流行的锅状铁盔（kettle helmet）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平坦的帽檐上接上了可移去的护鼻、护耳和护颈，护耳上还打了一个心形大洞以免影响听觉。 一战前夕在维斯瓦河的河床上发现了一辆完整的大车，车上就装满了这种头盔。尽管有些锈蚀，但头盔的形制保存得非常清楚，所有的盔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般相似，无疑是来自同一个盔甲工场里的。军官的头盔经过了精工细作，大多数常要从国外进口，同时当时翼骑兵式的武装风格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也是风尚一时，极大带动了这类型盔甲的生产。 带装饰契斯卡格盔最大的产地在南德地区，尤其是在纽伦堡市。我们在瓦维尔城堡国立艺术收藏馆内就找到了这么两顶头盔。其中一顶的年代大约在1550年左右，是为特斯科维茨家族（Tyszkiewicz Family，波兰豪门，以拥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而闻名–译注）制作的，镀着黄金，嵌着珍石，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见图）。另一顶则原先是拉齐维尔家族（Radziwill family，亦为波兰豪门，以拥有广大土地而著称–译注）的财产，这是一顶1561年制作的匈牙利-土耳其样式的头盔，但上面的蚀刻花纹却是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 铠甲 铠甲方面，奥地利的老格拉兹兵器馆（old Arsenal of Graz）藏有大量十六世纪晚期的翼骑兵胸甲，在波兰本国的华沙、克拉科夫、柯尼克等市的博物馆中也有很好的铠甲存世。 这种特殊样式的半身甲最早由意大利的盔甲师傅制造，在意大利语中称之为“阿尼玛”（anima），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流行了。其最大特点是胸甲和背甲系由数块条状钢片拼连成龙虾状，再用纵向的皮带和一系列铆钉在背面固定，成本低，灵活性好，在当时各国的海军中尤其受欢迎，一套典型的翼骑兵轻铠甲就包括一件这种式样的胸背甲和一个护喉。现存的有些波兰铠甲上装饰着铜制玫瑰或者其他铜饰，但这有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见图十）。 翼骑兵会在这种甲的下面再穿一件锁甲衬衣或者只保留锁甲护袖，只是相对板甲样式在几百年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进步来说，锁甲的工艺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仍由铆接的铁环编缀而成，所以有时很难从一大堆锁甲中准确鉴定出哪些是十六世纪晚期的制品，哪些是百多年后的制品。 马具 翼骑兵所用的马鞍是波兰本地制造的，尽管受到了东方风格的极大影响，但还是根据战术要求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如鞍桥较高，可以给骑手的后背以很好的支持，特别在擎矛冲锋时这一点非常重要。鞍弓上包着铜或者银，鞍上则覆以绣着花纹的皮革或天鹅绒。马镫被称为波兰式样，但基本是属于鞑靼-突厥风格的。 翼骑兵现存最完整的马具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军械博物馆（见图），俄国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兵器博物馆（Orusheynaya Palata）内也有很好的藏品。在克拉科夫的札托里斯基国立博物馆（Czartoryski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内我们还找到了几件翼骑兵用的马刺，这些马刺由镀锡的钢铁制成并镶嵌着黄铜，连接着刺轮的颈部极度延长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马刀 波兰的博物馆内收藏着大量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早期的匈牙利-波兰式马刀，当时波兰的步兵和骑兵部队都使用这种马刀，只不过骑兵用的刀身要稍长一些，大约在80-85厘米之间（见图）。大多数马刀都产自匈牙利或波兰本地，但其中最好的还是从斯特利亚（Styria，现为奥地利一省–译注）地区和意大利，特别是从热那亚进口的。 相对当时大多数弯刀来说这些匈-波式马刀算是相当大了，刀身上通常会有数条血槽（血槽是约定俗成的叫法，实际作用为增加大型刀剑的强度而并非真的能放血–译注）和突起的加强肋（yelmen），刀柄上包着黑色皮革，有着长长的铁质棒状护手。刀鞘也包着黑色皮革还有铁或铜皮，有时还会根据翼骑兵们的个人喜好打上数个心形镂空。
奥斯曼土耳其：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奥斯曼(Ottman)土耳其帝国是15至20世纪的强大伊斯兰帝国。它兴起于小亚细亚，靠着其草原”加齐”（Gazi，即”圣战勇士”）的传统，在与拜占庭和穆斯林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发展起来。14-15世纪间进入巴尔干半岛，1453年攻占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并大举向中欧、西亚和埃及扩张，16世纪后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将整个阿拉伯世界与巴尔干半岛及中欧联系在一起。17世纪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伴随着巴尔干和近东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成为欧洲列强角逐近东和黑海地区霸权的牺牲品。 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 突厥、西突厥和塞尔柱人 奥斯曼土耳其人属西突厥人，黄色人种。其祖先最早出现于贝加尔湖以南、戈壁沙滩以北的今外蒙古一带，与中国早年史籍所提到的匈奴人共处于一个庞大的联盟中。公元前6世纪，一个叫”突厥”（或”兜鍪”）的部族正式出现于中国史料中。 汉唐以降，突厥人主要活动于中国长城以北。在现西伯利亚一带，曾经出现早于8世纪30年代的突厥语铭文，说明突厥人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由于同中原王朝经常发生边境冲突，这支突厥部族辗转西迁至咸海和锡尔河之北、里海和伏尔加河以东、额尔齐斯河之西南的广漠草原上。552年，突厥人击败中亚柔然人，建立突厥汗国，其首领额尔浑汗领可汗称号，统领汗国东部；其弟室点密统领西部，领叶护称号，此即西突厥。不久，西突厥与波斯人结盟击败白匈奴人（中国古籍称哒人），扩大了领地，利用地处丝绸之路要隘的便利，积极开辟东西方贸易商路，与拜占庭、波斯和中国商人建立了活跃的贸易关系。 伊斯兰教兴起后，一些突厥族人进入伊斯兰教地区，还有一些人进入伊斯兰国家军队中当奴隶，在伊斯兰教商人和苏菲派苦行僧人的影响下，接受正统派伊斯兰教。11世纪中期，西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人部落越过锡尔河南下，在今伊朗境内建立国家，并进入巴格达，迫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授予其首领以素丹称号，称”东西方之王”。塞尔柱人并不满足于这一称号，他们相信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理当拥有被异教徒占据的东地中海地区和埃及，相信伊斯兰教的”圣战”信条，自称”加齐”勇士。他们与”土库曼人”组成乌合之众，骚扰信奉基督教的和平居民，迫使拜占庭皇帝迎战。这样，已经停止扩张的伊斯兰教帝国开始了新的发展，而拜占庭帝国的东面边界再无宁日。 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率领抗突厥大军在两河地区凡湖附近遭到惨败，皇帝本人被俘。这次失败引起了拜占庭的改朝换代，罗曼努斯被赎回国后，被政敌刺瞎双眼，悲惨死去。突厥人却从此在东安纳托利亚获得了一片领地。”土耳其人开始在以往曾经辉煌的古罗马的废墟上支起了游牧帐篷。人类文明的摇篮从此落入穆斯林的野蛮而极其残酷的统治之下”。1077年，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罗姆素丹国。从此，这个素丹国成为拜占庭文明与突厥人草原传统及西亚伊斯兰文明交流融汇的重要平台，小亚细亚逐渐突厥化。1230年左右，罗姆苏丹国达到极盛，其文明达到相当高水平。安纳托利亚地区保留至今的道路、石桥、商栈、清真寺、经院和防御工事等，昭示着这支部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 突厥人在近东的崛起引起了西方社会关注，诱发了以拯救圣地为名的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近东建立了四个国家，小亚出现了多种文化和宗教势力激烈冲突的局面。第四次十字军攻取君士坦丁堡之后，这种形势更加严峻。当时近东的所有政治势力，包括突厥人势力、拉丁－十字军人势力和希腊人势力等竞相角逐，突厥人”加齐”势力受到了抑制。蒙古人西征使近东局势更趋复杂。罗姆素丹国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抵制蒙古人进入西亚的桥头堡，并与希腊人的尼西亚帝国结盟。1243年，罗姆素丹国被蒙古人摧毁。1261年，尼西亚帝国的皇帝迈克尔八世”光复”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再度成为突厥人”加齐”战士重新活跃的战场。在数十个加齐人小公国中，奥斯曼国家开始独领风骚。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著名族长奥斯曼的后人。塞尔柱人兴盛时期，它只是处于罗姆素丹国监护下的小邦国。该邦国位于拜占庭帝国边区，在所有酋长国中离君士坦丁堡最近。它以圣战为号召，将周边好武善斗的”加齐”勇士吸引到自己周围，帮它传播伊斯兰教、帮它征战掠夺，不断蚕食拜占庭边境。酋长奥斯曼被称为”加齐的素丹”。一部编年史强调：”信仰武士（加齐）是传播真主宗教的工具，是涤净人世间多神论污秽的神的仆人；信仰武士是安拉手中的利剑……” 1337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兼并了小亚细亚的数个突厥人公国，自称”加齐”素丹，正式发行货币。不久后，马尔马拉海周边的伊兹尼克（原名尼西亚）和伊兹密特（尼科米底）以及周边重镇也相继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奥斯曼人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黑海之滨不断扩张，很快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奠定了向巴尔干半岛进军的基础。 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奥斯曼人进入欧洲1341年，奥斯曼素丹奥尔汗应拜占庭权臣、后来的皇帝约翰六世之约，参与拜占庭内战，乘机进驻巴尔干半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岸边的加利波利（1354年）城和巴尔干重镇亚得里亚堡。1365年，奥斯曼人迁都亚得里亚堡，将此作为向欧洲扩张的基地。往东方向，奥斯曼人势力扩张至安纳托利亚中心。此后，奥斯曼人就在近东和巴尔干两线作战，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当它摆向东方时，目标是另一支穆斯林突厥人部族卡拉曼人；当它摆向西方时，则不断深入巴尔干半岛，向中欧推进。 1389年，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的科索沃平原血战中，以沉重代价镇压了当地被征服各族居民（包括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抵抗，巩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虽然素丹在此役中战死沙场，但此后君士坦丁堡成为被奥斯曼人四面围困的孤城。 1396年，欧洲各国组成联军试图阻止奥斯曼人的西向扩张，遭到惨败。 1402年，帖木儿受土库曼诸酋长的策动，率大军在安卡拉重创土耳其军队，素丹战败被俘，次年去世。随之，奥斯曼国家内部发生了争夺素丹权位的内乱，引发了长达10年的国内危机。奥斯曼的扩张暂时停止。 1444年，匈牙利民族英雄约翰·洪亚迪领导巴尔干人民和部分西欧十字军在瓦尔纳城下抗击土耳其人，极其惨烈地失败。 1453年5月，奥斯曼人攻下君士坦丁堡，从此得到了一个出色的军港和商港、一个扼守欧亚贸易中枢的重要据点。征服者穆罕默德骄傲地自称为罗马皇帝和”两块陆地”与两片海域的统治者。 1453年至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土耳其军队凭借其先进的火器和大炮，越过陶鲁斯山脉，将穆斯林名城大马士革和开罗，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纳入帝国的版图。奥斯曼素丹从此自命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和穆斯林文化的代表，开始使用”虔诚信徒的首领”这一封号。 苏莱曼二世时期，土耳其人加快向多瑙河上游发展，1526年，在莫哈奇战场战胜了匈牙利骑士精锐部队，3年后，将匈牙利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从此，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尼罗河第一瀑布，都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奥斯曼人之所以能在巴尔干半岛上迅速扩张，有着多方面因素。首先，巴尔干半岛地势舒缓，少有难以突破的天险，多瑙河及其支流构成有效的联系通道，进军便利；而且，巴尔干半岛上从来没有统一的政治实体，拜占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竞相争斗，使奥斯曼人能够”渔翁得利”。另一方面，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世界正处于民族国家建立前的阵痛之中，英法百年战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上的争夺、罗马教会内部的混乱，都使他们无力关注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进展，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进展对未来欧洲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内部看，奥斯曼政府对征服区居民实行比较宽松的宗教和税收政策，鼓励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以减轻税收负担；也鼓励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通婚及融合，使小亚细亚及安纳托利亚地区迅速实现突厥化，成为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进军的稳固后方和人才资源。早期奥斯曼素丹从这里吸纳了许多有经验的行政人才、各类手艺人、行东和穆斯林学者，较好地继承了罗姆素丹国的宗教和行政管理传统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器 奥斯曼的国家结构有利于集权统治。”草原传统”、”加齐”理想及借鉴于波斯和罗姆素丹国的高级伊斯兰传统，是维系奥斯曼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 所谓”草原传统”，就是严格的家族血统世袭制，与早期伊斯兰教由选举产生领袖的体制是不同的。奥斯曼统治者强调，他们是真主挑选出来的统治家族。在这个家族里，只有素丹本人才是帝国的真正主人。他的臣民、家人，甚至妻子和儿女，只是他的奴隶或奴才。著名美国历史学者李比耶在其《苏里曼大帝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一书中揭示了奥斯曼奴隶主集团的性质，他说： 奥斯曼的统治机器包括素丹和他的家庭成员、他的家族中的官吏、政府中的行政官员、常备的步兵和骑兵及一大群正在受教育以便将来参加常备军、法院和政府的青年人。是这些青年人掌握着武器、书写工具和权力。除了”圣法”所涉及的少数有关判决的事务以及由非穆斯林臣民和外国人所管理的有限职责外，他们控制着政府的全部机构。这一部机器的最关键性和最突出的特征是：第一，除了少数例外，它的全部人员都是基督教徒的子孙；第二，这一部机器里的每一个人都以素丹的奴隶身份参加工作，而且终身是素丹的奴隶–不管他取得了多少财富、权力和名声…… “加齐”理想，就是以”圣战”为荣，积极从非穆斯林手中夺取土地和财富。这决定了奥斯曼国家以征服立国、靠战争起家的军事封建主义特点和奉军人为至尊的价值观。在政治体制上，奥斯曼人继承了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宗教和政治习俗及财务管理方式，而所有这些都是当年伊斯兰教征服者从被征服民族包括希腊人、波斯人那里学来的。奥斯曼人将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制。 为保障军人的财产、政治地位以及其卓越战斗力，奥斯曼帝国广泛实行所谓”古兰”（gulam）制，作为其补充步兵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重要方式。”古兰”，是经过精良训练在军队和国家机构中服役的奴隶。奥斯曼人继承了塞尔柱罗姆素丹的传统，将”古兰”的使用系统化，制度化。他们在基督教徒集中地区定期征集基督教男孩，将其集中起来接受伊斯兰教割礼和严格的军事、政治和宗教教育，结业后补充近卫军、宫廷侍从及政府机构官员。这样训练出来的奴隶近卫军队伍是奥斯曼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的重要支柱，后来成了反对土耳其民主革命的顽固力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这种制度曾有精辟的评价： “对于游牧社会的文明来说”，他们所驯养的”辅助性的动物”（狗、骆驼、马）”是它的得意杰作，而且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动物当中训练出来这样一批助手乃是游牧民族的最高成就；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不同于阿瓦尔帝国也就是因为他们把这样一种较高级的游牧艺术应用在定居的环境里，因此才取得了长久得多的寿命。奥斯曼的巴迪沙们维持他们帝国的办法是从他们的奴隶当中训练了一批人类助手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人类畜群”里维持秩序。” 在长期对外征战的同时，奥斯曼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管理体制也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素丹凌驾于整个统治集团之上，其专制程度已达到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极限，并先后有”帝政会议”（素丹本人主持）和”国务会议”（辅政大将军主持）负责管理国家要务。国务会议在素丹宫中的圆顶会议室举行，参与会议的被称为”圆顶官员”，他们是素丹政府的核心人物。地方军人、新兵出身的官吏和书吏以及受过神学和法学训练的乌莱玛成员，构成地方统治机构成员，称”阿斯喀里”即”军事长官”，其中，领有”将军”和”帕夏”头衔的官员居于顶层。非军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帝国的纳税人阶级，他们被称为”雷阿雅”即被统治者。这一时期奥斯曼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执法相对公平，没有太多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帝国进入了空前的盛世。 帝国盛世 这时帝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本国与欧洲各国的商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贸易特权。欧洲各国的大使也相继到任。在苏莱曼指令下，奥斯曼帝国的标准法典《群河总汇》问世，苏莱曼因此以”伟大的立法者”而著称于世。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文化也有了惊人发展，它融合了草原游牧部落传统，波斯人的艺术主题、文学典范及崇拜王权的政治观念，拜占庭人的军事和政治制度，以及阿拉伯人的科学、宗教和文字，成为近东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咖啡的传入成为16世纪奥斯曼国家生气勃勃的象征；来自新大陆的烟草也通过英国人传入了奥斯曼帝国。民间的文化活动更展示了帝国的繁荣和昌盛。 1557年落成的著名苏莱曼清真寺是建筑师锡南的传世之作。这座清真寺，是奥斯曼人征服亚欧非三洲胜利的象征，四座尖塔和十条长廊，象征着奥斯曼人征服的里程碑。”十”象征着苏莱曼是这个家族的第10位素丹；”四”象征着苏莱曼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第4位素丹。它的庄严圆顶，比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要高16英尺，以此来炫耀帝国是前无古人的。在当时的欧洲世界，堪与苏莱曼对抗的君主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苏莱曼以征服者的声威傲视着这些同代人，他曾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这样自称： “朕乃素丹之素丹，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君主王冠的分配者，真主在地球上的投影；朕系管辖着白海（地中海）、黑海、鲁梅利亚、安纳托利亚、卡拉曼尼亚、罗姆国……整个阿拉比亚、也门以及崇高祖辈及赫赫先人（愿真主光照吾先人之陵墓）借武力征服以及由朕本人以燃烧之剑、胜利之锋所征服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素丹和君主……” 在地中海上，奥斯曼人与航海强国威尼斯、热那亚及西班牙人进行了长期争夺，维持了地中海制海权。1571年的勒颁多海战，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帆船大战。威尼斯人取得了战胜奥斯曼人的辉煌胜利，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欢欣鼓舞；但随后威尼斯人企图收复塞浦路斯的庞大舰队，则遭到了致命打击（1573年），奥斯曼海军再次展示了强大的实力。随之，奥斯曼人夺取了西北非洲的摩洛哥，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出于同英国人抗衡的战略需要，于1580年放弃了对摩洛哥的主权。从此，直布罗陀海峡成为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自然分界和两大对抗文化之间的缓冲区。 16世纪中叶，经历了十代素丹征伐和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洗礼的西欧国家也迎来了其科技文化发展的迅速进步。奥斯曼人叱咤风云的时代开始结束。1566年后，土耳其人扩张的步伐终于被迫停止了。它在印度洋海域的扩张中，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在向伊朗进军的征途中，遇到了新兴什叶派萨非王朝的抵制。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人的征服之师多次受阻，不得不疲惫地停留在匈牙利平原上。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岸，使地中海真正成为一潭死水，土耳其人失去了地中海贸易的丰厚利润，经济实力也随之下降。 与欧洲殖民者的较量 从欧洲撤退 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占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将原属于拜占庭人及其强邻的领土囊括在素丹版图内时，就将自己面对整个欧洲的敌视和对抗。在其庞大的帝国内，民族分离因素也日益增长，巴尔干各基督教民族开始谋求民族解放之路，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全欧洲关注的中心。17世纪以后，中欧强国奥地利和东欧新兴的俄罗斯帝国，开始激烈地争夺巴尔干这片”中间地带”，迫使土耳其人从欧洲撤退。 1606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签订西特瓦托罗克条约，这是奥斯曼扩张史上第一次与交战国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素丹承认奥地利皇帝是”罗马皇帝”，意味着奥斯曼不再以征服者自居。但是，保持着扩张之余威的奥斯曼人还是在17世纪中顶住了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军事压力，将威尼斯人势力排挤出东地中海贸易区，夺取了克里特岛。不久奥斯曼人又卷入俄国与奥地利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的冲突。两败俱伤之后，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人议和(1681年)，俄国占有了基辅及其周围地区。 1682年，奥斯曼帝国在柯普吕吕家族几代大臣主持下进行改革，暂时恢复了以往的强盛和生气，但这未能阻止奥斯曼大军于1683年败于维也纳城下。随后，奥斯曼人又在1687年第二次莫哈奇战役和1697年的山塔之役中接连败于奥地利人及其盟军，任由其占领匈牙利、希腊和黑海沿岸；俄国沙皇则趁火打劫夺取了亚速海（1696年）。在英国和荷兰的”调停”下，土耳其人接受了屈辱的卡洛维茨条约（1699年），将几乎整个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克罗地亚的大部割让给了哈布斯堡王朝；将卡曼尼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割让给波兰；将摩里亚及达尔马提亚一些地区割让给威尼斯。后来又将亚速海割让给俄国，沙皇由此进入了本属奥斯曼内海的黑海地区。这个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作为战败国而签订的和约，是其退出与欧洲大国的竞争、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1714至1718年，为了门德内格罗的归属问题，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发生了冲突，奥地利趁火打劫，强迫奥斯曼接受帕萨罗瓦茨条约（1718年），将贝尔格莱德和多瑙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割让给奥地利。在此期间，法国人使用外交武器有力地支持了土耳其人，换得了对奥斯曼治下东方基督徒的保护权。这一保护权，使法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土耳其和”东方事务”中，后来成为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 黑海与克里米亚之争 18世纪中期后，为了争夺黑海上的重要战略基地克里米亚，并维持对乌克兰地区的控制，奥斯曼人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战争，史称俄土战争。从历史上看，俄土战争的爆发是伊凡四世以来沙皇俄国向黑海和里海出海口发展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土耳其人是阻止这一政策实现的强大障碍。西方海权国家不希望看到俄国继续在东方扩张，积极支持奥斯曼人。1757年后，奥斯曼的东方邻邦萨非波斯瓦解，帝国享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成为欧洲事务的”观望者”：它坐视欧洲列强的七年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又静静地观望叶卡特琳娜女皇削弱波兰①。但波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奥斯曼帝国拖进欧洲政治漩涡中，第一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年）爆发。 战争先后在多瑙河、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三个战场进行，多瑙河为主战场。最后，土耳其军惨败，签订了屈辱的”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承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独立，听任俄国人割占亚速、克里米亚、第聂伯河和布格河之间的草原地带等大片地方，从此，黑海不再是土耳其的内海，而为俄土两国所共有，俄国还获得商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自由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并成为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者”。条约使俄国得到了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为向巴尔干扩张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学者认为，沙皇发动俄土战争，有利于巴尔干各斯拉夫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建立，恩格斯则认为，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是”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是”沙皇式的解放”。对于土耳其来说，坏事转变成了好事，它开始放弃大帝国梦想，在以后一个世纪中逐步走上民族、民主和近代化之路。 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2年）是俄国沙皇南下政策的继续。克里米亚问题是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的爆发以俄国向克里米亚和整个库班地区出兵为前导，随后是欧洲各派势力紧锣密鼓的积极干预，使它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区域战争。其间，瑞典成为土耳其人的盟友，奥地利参加俄方对土耳其人作战；普鲁士和英法持观望态度，只在势力均衡的天平发生不利变化时才伸手干预。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列强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法国，沙皇俄国于是抓住机会迅速结束了这场战争。土耳其在多瑙河下游的防御全线崩溃，在高加索的攻势也被俄军遏止，最后被迫接受屈辱的雅西和约。该和约重新确认了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的条款，迫使土耳其人放弃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沙俄乘机控制了黑海制海权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行权，并获得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会的”保教权”。从此，土耳其成为西方列强与俄国争夺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制海权的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被大国所操纵和利用，主权地位日益丧失，一度狂妄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成为真正的”欧洲病夫”。 此后的土耳其继续被欧洲列强瓜分和宰割：1775年土耳其将布科维纳让给奥地利；1812年把比萨拉比亚让给俄国；1878年，又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割让给奥地利，把巴统和卡尔斯割让给俄国等。军事和外交上的连连失利，使奥斯曼的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考虑富国强兵之策略。 对外战争节节失利的同时，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独立运动也风起云涌，西欧列强密切关注这场斗争，提出”不让土耳其灭亡，也不让土耳其强大”的口号，纷纷染指奥斯曼事务。法国人侵入非洲，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人获得了苏伊士运河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德国人亦通过在近东修筑铁路而将其触角伸至巴格达，掌握帝国的经济命脉。奥斯曼帝国政府负债累累，连连丧失主权，走向最后崩溃的边缘，改革迫在眉睫。
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千年缠怨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历史纠葛始于威廉一世（征服者）时代。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军队征服英格兰，击败了英格兰原有的势力。原势力的继承人之一逃亡到苏格兰，并将妹妹嫁给了国王马尔康姆三世，这一行为激怒了征服者威廉。图为贝叶挂毯上的征服者威廉一世。 1304年9月，在英格兰首都伦敦街头，一位男子被押出监狱，去往伦敦桥刑场处死。他被控叛国、谋杀拉纳克执政官哈泽里克等重罪。英格兰政府还告知民众，这是一名罪大恶极的匪徒、叛国者，而且杀害了许多无辜的英国人。于是围观人群纷纷辱骂嘲笑他，并向他投掷腐烂的蔬菜，面包。 然后，犯人在历经绳勒、刀割、火烧等酷刑后，最终被斩首，身体被肢解为四块，分别送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四方。头颅则被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然而，这位男子实际上并不是英格兰人，他来自正和英格兰交战的苏格兰，他叫威廉•华莱士，苏格兰抗英武装领袖。 华莱士的结局，大约是苏格兰与英格兰千年恩怨情仇中最为血腥的一幕。 千年缠怨的序章 在1066年征服者威廉入侵英格兰、建立诺曼底王朝之前，英格兰与北方的苏格兰王国一直只是两个互不隶属互相独立的邻国。后者是来自北欧的诺斯人——也即拉丁化的维京人，在征服了周边的皮克特人(苏格兰原住民后)后，于843年建立的一个古老王国。 是征服者威廉势如破竹的进军步伐，使得两者意外地纠缠在了一起：这年，威廉的军队自诺曼底东来登陆，迅速横扫英格兰，原英格兰本土政权西撒克斯王朝的继承人之一，逃亡到了苏格兰寻求庇护，并将妹妹嫁给了苏格兰国王马尔康姆，此举激怒了正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威廉。 于是，在1072年，苏格兰遭遇了和英格兰同样的命运，面临威廉所向披靡杀入苏格兰的军队，马尔康姆只能宣布投降，宣布臣服于征服者威廉，更将王子邓肯送到了英格兰为人质。 这样的臣服关系，在中古世界上任何两个邻国之间都再正常不过了，但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王位的继承人之争，成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千年缠怨的真正起点。 苏格兰国王马尔康姆，在臣服于英格兰之后又活了26年，直到1098年才去世，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弟弟。而此时英格兰支持的，却是已在其庇护之下生活26年的的邓肯。在压服苏格兰人后，邓肯如愿回到而来苏格兰继承王位。但仅仅几个月后，邓肯便倒在了血泊中，不满英格兰干涉内政的苏格兰贵族，成功将其谋杀了。 不过，这无改于国力强盛的英格兰继续干涉苏格兰王位继承。此后200年间，苏格兰王位纷争不断，而这背后始终有着英格兰的影子，英格兰人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或明或暗地插手苏格兰王位之争。 此间，随着诺曼底王朝的建立，英格兰则逐渐诺曼化，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密切联系，却有增无减，并未随着两国民族成分的差异而弱化，与中世纪的欧洲诸国一样，苏格兰与英格兰两国王室开始了长期联姻，联姻带来的是文化和习俗的渗透，以及血缘的连接。 这百余年间，双方似乎有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甚至，在苏格兰王位继承人出现难以抉择的状况时，苏格兰贵族会主动邀请英格兰国王仲裁。1290也是如此：苏格兰女王玛格丽特去世，无后，苏格兰人习惯性的邀请了英王爱德华一世前来仲裁。1305年，华莱士因被部下出卖而被逮捕，并被交到爱德华一世手上，以叛国罪之名处以极刑。此后，苏格兰几乎成为英格兰王国领土的一部分。图为威廉·华莱士在威斯敏斯特接受审判。 1305年，华莱士因被部下出卖而被逮捕，并被交到爱德华一世手上，以叛国罪之名处以极刑。此后，苏格兰几乎成为英格兰王国领土的一部分。图为威廉·华莱士在威斯敏斯特接受审判。 《勇敢的心》之真实惨烈 最后选出的苏格兰王位继承人，是150年前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的第五代外孙，后者于1292年11月30日加冕。但爱德华一世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雄主，他对苏格兰有领土野心，于是用各种手段削弱巴里奥的权威，乃至当众羞辱。 懦弱的巴里奥不敢反抗，苏格兰贵族们却很是不忿，决心公开对抗英格兰。1294年，英法战争打响，看到机会的苏格兰贵族，当即交好法国，两者于1295年10月23日在巴黎签署协议，商定让约翰一世的长子爱德华•巴里奥迎娶腓力四世的侄女，并约定，如果两国中有任何一个国家遭到英格兰的攻击，另一个国家就得进攻英格兰。这就是苏格兰历史上著名的“老同盟”。 但这没有苏格兰人面对英格兰时的完全劣势，爱德华一世于1296年发起了强力报复，大军再度入侵苏格兰。兵临城下，巴里奥别无选择，于7月8日同意退位，而后被送往伦敦塔监禁。 随着巴里奥的退位，苏格兰出现了历史第一次空前危难——它可能被英格兰彻底征服，从此亡国。危局也催生了苏格兰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他起兵和英军血战了十年之久，其事迹甚至被改编成了奥斯卡金像奖电影《勇敢的心》。 1296年下半年，华莱士率手下夜入拉纳克城堡，血洗了郡长府邸。在《勇敢的心》中，这一事件被编排成捍卫“初夜权”的官逼民反，并作为大起义的导火索。历史的真实则是，这一战斩杀英军240多人，使华莱士声名大振，在他周围迅速聚集起三千多起义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军队。而在此之前，追随他的不过是数十名亲族。 此后，华莱士率领义军连续攻城拔寨，席卷整个北部高地。在多加特湖之战、北方重镇珀斯之战，起义军连战连捷，都全歼了英军。在达诺塔城堡，对英军暴行记忆犹新的华莱士，拒绝给逃入城堡避难的4000多英格兰人及其追随者任何怜悯。抵抗者最终被赶下悬崖，甚至教堂也被点燃，躲在里面的人被活活烤死。 在1297年9月11日的斯特灵桥之战中，华莱士所部乌合之众，更歼灭了五千多英军，成为他军事生涯的巅峰。此战，英军在过桥渡河时遭遇华莱士所部突然攻击，全军崩溃。 但仅仅一年不到，实力的悬殊终究使得华莱士无力回天，在法尔科克之战中，华莱士全军覆没，仅以身免，从此行踪诡秘，回到了此前的隐匿游击状态。1304年8月，由于伙伴约翰•曼提斯的出卖，华莱士在格拉斯堡附近被俘，随即押往伦敦。 经过一场形式上的审判后，华莱士被处死。没有资料记载华莱士在临死前高呼“自由”，但有一首华莱士最喜欢的诗却流传至今。原文为拉丁文： 告诉你，我的孩子，在你一生中，有许多事值得争取。但，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永远不要带着脚镣，过奴隶的生活。 风波再起 华莱士死后一年，梦想未竟的爱德华一世也死了，英军进逼苏格兰的势头随之减弱，而苏格兰贵族、原王位继承人之一的罗伯特•布鲁斯，这时却加大了反抗独立运动的力度，更获贵族普遍拥戴，成为苏格兰新国王。 1314年，布鲁斯在班诺克本大败英格兰军队，取得实际上的独立。 1320年，苏格兰的地位获得罗马教皇的认可。1328年，爱德华一世之孙爱德华三世签订协约，承认苏格兰是独立国家，并许诺妹妹与罗伯特•布鲁斯的四岁的幼子大卫联姻。苏格兰第一次独立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与此同时，巴里奥家族却遭到了苏格兰人的敌视。巴里奥死后近20年，他的儿子爱德华•巴里奥得到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支持，重回苏格兰，自称巴里奥一族才是苏格兰真正的王室，并曾短期称苏格兰国王。但他的政权几乎没有获得苏格兰人支持，完全成为英格兰的傀儡。 罗伯特•布鲁斯那一头，在与英格兰的协约签订后一年就去世了，继承者是5岁的儿子大卫二世。英格兰见有机可趁，又支持傀儡爱德华•巴里奥，于1332年再度进攻苏格兰，苏格兰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 与之前一样，英军仍然进军神速，很快将其中的八个郡以“傀儡国王”的名义正式转让给了英格兰。1334年，10岁的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与12岁的王后(爱德华三世幼女)到法国避难。苏格兰又一次处在被彻底征服的边缘。 但苏格兰再次幸运地避免了被彻底征服，1337年，英国的东线，与法国的长期纷争终于升级成了战争，英军主力随即从苏格兰回调，苏格兰由此得以喘息。坚持到1341年，17岁的大卫二世返回苏格兰，正式领导独立战争，国内士气大振，兼之与法国同盟，局势迅速好转，苏格兰军甚至在1346年攻入英格兰北部。 不过，在英格兰北部的内维尔十字之战中，苏格兰军意外惨败，大卫二世被俘押往英格兰关押。但这时，两线作战的英格兰，也无力再大举入侵苏格兰，局势至此胶着，到1357年，双方终于再度签订和约，大卫二世被释放，苏格兰唯一的付出是向英格兰支持高额赎金，分期偿还。 因女孩而来，由女孩而去 大卫二世的继承者，是其父罗伯特•布鲁斯的外孙罗伯特•斯图亚特，也就是罗伯特二世，从那以后，苏格兰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这是苏格兰历史上王室传承相对稳定的时代，几乎都是父子直系传承。 政治的稳定，造就了国家的繁荣，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苏格兰迎来了建国八百年的巅峰时期，更从丹麦王国获得了奥克尼和设德兰群岛的主权，最终确立了迄今为止的疆界。文化教育方面，此时的苏格兰已建立了四所古大学，在数量上一度超越了英格兰。 至于和苏格兰的关系，双方虽然一直心存敌意，但彼此也都互相克制，同时通过王室和贵族间的联姻，加强了联系和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联姻，是詹姆斯四世迎娶了英格兰都铎王朝的第一代国王亨利七世之女，此后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也同时有都铎王朝的血统。 苏格兰王室同时也恪守着与法国的“老同盟”。1513年，国王詹姆斯四世为遵守两百多年前与法国建立的“老同盟”，同意在英法战争中帮助法国、入侵英格兰北方，结果却在英格兰境内遭遇惨败，全军覆灭，詹姆斯四世丧生，继位者是年仅1岁的詹姆斯五世。国家实际控制权又落入摄政大臣之手。 詹姆斯五世有几个私生子，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却是在他临终前几天出生的女儿玛丽。詹姆斯五世在病中听到王后生的是个女儿时，不仅脱口而出：“因女孩而来，由女孩而去。”指斯图亚特的王位来自罗伯特•布鲁斯的女儿，却也终要由他的独女而送给他人。 1542年，出世六天的玛丽一世继位。同时，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有了一个夙愿：让幼子将来迎娶玛丽一世，从而名正言顺的获得苏格兰王位。但在1558年，15岁的玛丽一世却嫁给了法国当时的王太子。一年后，她的丈夫弗朗索瓦二世登基，玛丽一世同时成为法国王后。结婚只一年，弗朗索瓦二世便去世了。 1561年，玛丽一世回到苏格兰开始履行女王的权责。 我的末日正是我的开始 玛丽一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使得刚刚即位为英格兰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将之视为重大威胁。因为伊丽莎白一世的政权信奉新教，而国内尚有大量天主教支持者。 并且，玛丽一世由于其祖母的关系，也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表侄女，有继承都铎王朝王位的资格。伊丽莎白一世多次想为玛丽一世指定一个合适的丈夫，以缓解这种危机，但是都被玛丽一世拒绝。1565年，玛丽一世与同属斯图亚特王族的堂弟结婚，并很快生下一子，即将来的詹姆斯六世。 不久后的一次内乱中，玛丽一世被推翻，几次试图复辟无果后，不得以逃亡到英格兰，随即被拘禁了18年多。1587年，玛丽一世最终被处决。但是由于“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无后，玛丽一世的长子、已经继位苏格兰国王的詹姆斯六世也是英格兰王位的第一继承人选。玛丽一世在被囚禁期间曾穿的衣服上写着：“我的末日正是我的开始”，指她的儿子终将继承英格兰王位。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逝世，指定继承人正是苏格兰在位国王詹姆斯六世。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从此形成共主联邦(Union of Crown)，虽然仍然是两个独立国家，但是元首和最高权力的掌控却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联合王国的形式或者名称。 1625年，詹姆斯六世之子查理一世继位。不过英格兰要求政体改革的愿望已经很强烈，不久之后英国内战爆发，苏格兰各势力也积极参与其中，最终的结果结果是，查理一世被处决。 光荣革命之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继承曾经出现再度分化的可能。为了从此确立两个地区的关系，君主立宪制下的英格兰议会与苏格兰的议会达成协议，两个国家的议会正式合并，两个国家去除独立称号，改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两国公民享有共同国籍，商贸自由流通。 1707年，两国通过《联合法案》构成了新成立的大不列颠王国，苏格兰也就此在法律上成为了英格兰的依附。主张独立公投的苏格兰首席大臣亚历克斯•萨尔蒙德宣称之“304年的从属关系”，即追溯于此。 这次合并在苏格兰争议极大，所以能最终实现的主要推动力是英格兰当时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实力。持续了八百多年的苏格兰王国从此消失，但已经是大不列颠群岛至今为止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 面包与梦想的较量 历史再翻过270年，此间苏格兰民间的独立呼声从未断绝。1977年，一直以苏格兰脱离联合王国为最高纲领的苏格兰民族党，打出了“北海油田属于苏格兰”的竞选口号。 当时，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困扰着英国经济，苏格兰200年来第一次召开地方议会，并举行了独立公投，但出乎意料，多数苏格兰人在真正面临选择的时候还，是投下了否决票，面包显然是梦想不能代替的。 这次独立公投，北海油田问题是导火索。这个对英国最重要的油田，有90%以上位于苏格兰境内，但丰富的石油收益并没有按这个比例分配给苏格兰财政，而对于英格兰人来说，苏格兰由于税率较低，经济欠发达，上缴的税收远不如中央拨款，这又让英格兰人觉得苏格兰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1995年，电影《勇敢的心》上映，轰动一时，苏格兰人的民族独立意识由此再度催长。与之相对应的是，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后，为了争取苏格兰地区选票，着手积极推动苏格兰自治。改革后的苏格兰，在医疗、教育等方面获得了自主权，这反而使得苏格兰独立更有底气了。 2011年5月，主张维持统一的工党，在苏格兰地方选举中败给苏格兰民族党，这使得苏格兰民族党再次有机会就苏格兰独立问题发起公投，而这次公投仍然与石油有关。据法新社报道，苏格兰境内的北海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目前每年缴税大约88亿英镑(约合144亿美元)，这笔税收直接归属英国政府。 苏格兰民族党认为苏格兰一旦获得独立财政权，可凭借北海石油和天然气获得可观收益，实现苏格兰经济繁荣。但对苏格兰人来说，现实并不如梦想那么美妙。大英帝国的光荣和鼎盛虽已远去，但经济总量仍然远胜欠发达的苏格兰。关于独立自主的虚幻光环与现实生计问题的较量，1977年的公投已经检验过苏格兰民意的底色。
古罗马军团：用短剑和重标建立横跨三大洲的帝国
当马其顿运用方阵作战达到了精通熟练的地步时，古罗马也开始崛起为难以对付的军事强国了。在古罗马王国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初期，士兵是从公民中动员来的。由于他们必须自备武器，因此，骑兵以及装备最好的重步兵均来自最富裕的阶层。如同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一样，古罗马军队中也有装备稍差的步兵分队，如标枪兵、投石兵和其它一些不带盔甲的辅助兵。各种部队均以一百人为单位进行编队，称为百人队。这些早期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也是方阵。盔甲较好的重步兵排在正面，轻步兵在方阵主体的前面作战并负责掩护方阵的侧翼。 古罗马军队多年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对他们的军事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对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进行了许多改进。这些改进有些是伴随着兵器的改良而进行的，有些则是政治因素或社会性质所促成的。 到了大约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古罗马逐渐形成了由支队组成的军团作战体制。在人类军事史上，单兵作战的士兵第一次从密集队形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了，而且在他的侧面和背后还能得到必要的支援。这一切都是伴随着短剑和重标枪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而实现的，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古罗马军团才有可能形成。 在此之前，骑兵和步兵主要采用长矛和弓进行作战，剑是他们的辅助兵器。公元前三世纪末，古罗马军队淘汰了用于砍杀的剑，改用一种稍短的剑，用于刺杀，称为短剑。据希腊历史家波里比阿和罗马历史家李维说，这种剑是按照西班牙雇佣军的剑设计的，它的长度约为两英尺，剑宽约两英寸，很重，剑头十分尖利。剑柄可用木、骨、象牙或金属制成。 古罗马短剑使用起来比梭镖更加灵便，用处更广。它可以作为劈刺式兵器，砍下敌人方阵中梭镖兵的脑袋。它比单纯用于刺杀的剑更能杀伤敌人。在当时不管什么伤(特别是砍裂刀伤)都可能造成生命危险，因此，剑有这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李维曾在著作中描述过马其顿士兵“当见到西班牙士兵用剑把人体剁成碎块，将胳膊从人体上剁下，肩、四肢或脑袋与身体分离，颈部被刺得血肉模糊，内脏裸露在外”的情景时，都吓得魂不附体。 另一方面，由于短剑的作用距离较近，不象梭镖那样能够拒敌于较远的距离之外，它对士兵的保护功能要差一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们把盾作了较大的改进。马其顿人加大了原来较小的希腊圆盾的直径，古罗马军队则把盾改成结实的长圆形凸面体，高约四英尺，宽两英尺，可以将身体的大部分遮盖住。其形状有些象琵琶桶的平面。它用木头制成，上面蒙有兽皮，并用窄条金属加固。用这种护身装具，古罗马士兵比马其顿甲兵行动较为轻便。 古罗马士兵使用短剑时，在其右前方需要大约六英尺的空间。他必须逼近敌人才能刺伤敌人，因此，这样的战斗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短兵相接，需要具有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古罗马直到共和国时期才具备了成熟的政治和心理条件，使得士兵基本上能够独立自主地使用兵器。共和国的罗马人是国家的公民，而不再是君主国的臣民。 古罗马兵器的一项重大发展是重标枪。它是标枪的一种，跟短剑一样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据考证，标枪从旧石器时代起就已问世。在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中，在战斗的开始阶段，辅助部队用标枪来动摇敌人的士气，打开突破口或者骚扰其侧翼。古罗马军队曾经试用过多种不同类型的标枪，到公元前二世纪时似乎基本定了型。这种标枪容易投掷，穿透力大。它一半是金属杆，一半是木头制成。也就是将一根长四点五英尺的铁杆插入一根四点五英尺长的木杆，其总长度约为七英尺。为了将标枪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通常是用两个销钉。从古罗马的马略将军时起，这两个销钉中有一个是木制的，因此标枪在插入盾或人体时很容易断裂。后来，到凯撒大帝时期，在软金属杆上加了一个坚硬的铁枪尖，这样，标枪在穿透盾或人体后枪身便随之弯曲而不会断裂，不过要重新拔出则比较困难。 重标枪用单手投出，最大投射距离约六十英尺，但实际上往往没有这么远。作战时，军团士兵一齐投出，这样就可以取得最大的心理威慑效果。为了提高命中率，有时也为了增加投射距离，因此，在重标枪的木杆上绕一根绳索，在投射的霎那间用劲一拉，使标枪旋转着向前飞去。倘若正好穿透敌人的盾，盾就失去作用，持盾的士兵只好听凭古罗马士兵冲上来用短剑砍刺。如果重标枪的入射角为45°或45°以上，就能穿透胸铠和头盔。假如把重标枪握在手里则完全可以当作一支威力强大的近刺长矛来使用。起初，重标枪只是剑的辅助兵器，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它的作用就变得跟剑同样重要了。古罗马军团的士兵通常都携带着这一重一轻的两种兵器。 短剑的启用和由分队组成的高度机动的军团的发展，使古罗马军团进入了作战效能最高的阶段。这种高度机动的军团取代了早期的方阵队形。古罗马依靠这种军团冲出了意大利，经过一连串几乎很少吃败仗的战争，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古罗马军队的士兵有四种类型，他们都是自由公民，具有忠诚于国家的强烈意识，第一类是少年兵或称轻步兵，他们年龄最小，最灵活敏捷，但又最缺乏训练；第二类是青年兵，他们年龄稍大，经验较多，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一战列；第三类是壮年兵，平均年龄约三十岁，他们成熟，顽强，经验丰富，是整个军队的中坚力量，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二战列；第四类是成年兵，他们年龄最大，老成稳健，正好弥补了少年兵鲁莽的缺点，组成了重步兵的第三战列。 古罗马军队的基本战术组织是小队，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连。每个小队由两个百人队组成，相当于现在的两个排。百人队原先为一百人，后来改为60至80人。每个成年兵小队只包含一个百人队。鉴于由一名军官(百人队长)来指挥一百人的队伍常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后来减少了人数，但百人队这个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营，由450至570人组成，其中有120至160名少年兵，还有相同数量的青年兵和壮年兵，60至80名成年兵，另加一队30人的骑兵。大队里的骑兵很少跟大队一同作战，而是自己合起来组成较大的骑兵队伍。 古罗马军团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一个师，它由10个大队组成，约4500至5000士兵，其中包括300名骑兵。每个古罗马军团配有(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一个联合军团。它们两者的组织体制相同，不过联合军团的骑兵通常有600人。有些人士认为，联合军团的组织体制跟古罗马军团不一样，它是古罗马采取的一种策略，以大约相等数量的联合部队来支援各古罗马军团。联合部队最大的正式编制是大队。但至少在凯撒时期，联合军团跟古罗马军团的组织体制是同样正规的。 古罗马军团和联合军团合起来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军，约9000至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两个古罗马军团加上两个联合军团组成一个野战军，称为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由两名罗马执政官当中的一名指挥。每个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通常有18000至2万人，其正面战线宽约二千五百米；整个集团军战斗编队占地约六十万平方米，大约三倍于同样规模的古希腊方阵队形。 军团的机动性取决于每个横队中各分队之间的战术关系，也取决于重步兵的各个作战横队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小队就象一个古希腊小方阵，它的每个横列约20人，纵深6人，士兵间隔略大于古希腊方阵的士兵间隔。每个士兵所占位置约1.5平方米，横队的各个小队之间有一个相当于小队正面宽度的间隔，约30米。各小队交错排列，第二和第三横队中的小队正好对着前面横队的间隔，形成棋盘状的纵横交错队形。二个重步兵横队之间约有100米的间隔。 这种棋盘方格状的作战队形较之古希腊方阵有许多优点。它比较容易在地形崎岖的乡村实施机动，不用担心部队前后失去紧密的联系，也不必担心横队中出现前后脱节的现象(因为队伍本来就有一定的间隔)。必要时，第一横队可以穿过第二横队进行撤退，第二横队也可以穿过第一横队向前推进。成年兵横队实际上是军团的一支有机的后备队。不管怎样说，指挥官是有意识地把它当作后备队来使用的。各部队之间的间隔当然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但是，当出现危险情况时，前两个横队的间隔后面会有其他部队来加以填补，因此，这种危险性始终是有限的。作战时，前两个横队可以合成一体，形成一种方阵队形。一旦部队重新需要实施机动时，又可以迅速拉开间隔距离。 青年兵和壮年兵均配备有两支重标枪和一支宽刃的护身短剑。每人还携带着长圆形凸面体的古罗马盾。成年兵不配备重标枪，也不带短剑，只有一根12英尺长的长矛。少年兵配备有普通标枪和投镖。为了使远距离投掷兵器能够取得多种效果，古罗马人有时还使用外国雇佣军，如巴利阿利投石兵和爱琴海地区的弓箭手等，跟古罗马军队的少年兵配合作战。 作战时，青年兵(可能也有壮年兵)推进到接近敌人时便一齐将重标枪投射出去，接着，用剑跟敌人进行近战。当他们拼杀得精疲力尽时，壮年兵便上来替换，青年兵下去休息。进攻在一条很宽的战线上展开，通常要进行好几个批次的替换。士兵都是按进攻战的要求配备武器和进行训练的。只要可能，指挥官总是力图先发制人。 在对付野蛮民族的部队时，古罗马军团用齐投重标枪的办法来阻挡敌人的进攻，然后用短剑进行近战。这种战斗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剑术的较量。由于古罗马军队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其军事组织体制又能经得起战斗的考验，因此总是稳操胜券。 在跟马其顿方阵作战时，一名古罗马军团的士兵要对付方阵第一排的两名梭镖手，还要抵挡他们后面四排士兵的梭镖的袭击。他用手中的二支重标枪可以抵销敌人的一、二支兵器的作用。然后，他必须采取边进边退边机动的办法，用短剑架起、拨开或击断敌人的梭镖，最后，在敌人的队伍中打开一个突破口。接着，军团士兵才能用短剑在方阵的密集队伍中进行拼杀。 马其顿方阵和古罗马军团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交战。一次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一次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皮德那战役。两次战役均由古罗马军团获胜。公元前197年在希腊东北部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中，两支军队(各有约26000人的兵力)在大雾中的山间乡村不期而遇。马其顿军由菲利普五世统帅，罗马军(当时正支持独立的希腊，企图反抗马其顿征服希腊半岛)由卓越的年轻将军泰特斯·奎因克修斯·弗拉米尼纳斯率领。菲利普因初战告捷而忘乎所以，在不适宜方阵作战的地形上与古罗马军全面开战。他的右翼部队将罗马军的左翼顶了回去，但当马其顿的左翼部队正要由行进纵队在平坦地形上摆开阵势时，却遭到弗拉米尼纳斯率领的罗马军右翼的袭击而被击溃。一部分前进中的罗马军右翼转过来进攻马其顿军队的右翼，将混乱中的马其顿军赶出了战场，使之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充分表现出古罗马军团的极大的机动灵活性。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由于马其顿国王柏修斯(菲利普五世之子)重新试图控制希腊而引起的。罗马人再次干预了马其顿的举动。战争在皮德那达到了高潮。柏修斯率领一支32000人的军队跟阿森河对岸由卢修斯·艾米留斯·保罗斯率领的一支规模稍小的罗马军相对峙。公元前168年6月22日，正当阿森河两岸的军队都在饮马时，因发生某一偶然事件拉开了战斗的序幕。柏修斯抓住主动，首先集合方阵，向河对岸发起攻击。艾米留斯虽然竭力设法集合他的队伍，马其顿方阵则以锐不可挡之势向靠近河岸的平坦地区席卷而去。但马其顿军在继续南进时遇到起伏不平的地形，队伍无法保持前后呼应。这时艾米留斯乘机挥师反击，突破了马其顿军方阵中出现的缺口。缺口一经突破，整个方阵便土崩瓦解。战争结果使罗马人控制了希腊、马其顿和地中海东部地区。 古罗马军团是由可以单独机动的部队组成的，他们能在敌人防线上打开缺口并利用缺口进攻敌人。而每个军团士兵也都经过严格训练，能在较小规模上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战斗。他们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以这种战术队形、这种方式进行作战的，也是最早以剑而不是梭镖为主要兵器进行战斗的士兵。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较强的独立性和高度的训练素养，标志着一个团结一致的罗马国的崛起。它的军队能够长年不息地打仗。罗马士兵是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意识到是为自己肩负的重任而战。 古罗马逐步扩展成为一个地中海帝国，从而导致了由步兵大队组成的古罗马军团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军团是从步兵分队组成的军团演变而来的。它在公元二世纪时得到发展，在二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盖尤斯·马略将军又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这种体制。由于罗马帝国扩张的需要，加之许多外国对这一广阔地区的威胁，迫使罗马在军事上进行了巨大和必要的改革，同时也导致罗马政府由共和国改成了帝国。 由于罗马帝国的疆土步步扩张，使得连年不断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采用每年征募公民来组建民兵的办法已不能满足军队兵力的需求，因此必须建立一支由专职士兵组成的常备军。许多士兵是从不太可靠的社会成分中征集而来，他们的纪律、训练水平和忠诚可靠程度下降了，官兵之间互不信赖。为了加强作战的指挥控制，不得不缩小军团各小队之间的间隔。因此，古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实际上开始向陈旧的古希腊方阵演变了。这就使古罗马军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从而造成他们在帝国边缘地区的作战连连失利。 由于事态的发展，迫使罗马执政官马略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对罗马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以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罗马的讲究实际的高级首脑也多次从事过这样的改革。马略在担任罗马执政官期间，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组织体制。这种体制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纪元初年。该体制消除了民兵内各旧贵族间的界限，又消除了他们的年龄和作战经验方面的差别，增进了各部队之间和士兵之间的交流，提高了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进行了兵员的补充和更新。他还制定了一套新的完整的训练教范，虽然后来几经修改，但在凯撒时代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训练法规。由于军队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因而克服了士兵在尚武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方面日益下降的弊病。 马略接受了罗马军团逐步向方阵队形演变的趋向，并把步兵大队作为基本的战术组织。小分队虽然保留了下来，但仅仅作为大队里的一个行政单位。每个军团由十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400-500人。 作战时，大队编为十或八列横队，每列横队约有50人。在排成密集队形时，士兵间距约三英尺，这样很适合部队的机动和密集的标枪投掷，但不宜用于白刃战，因为间距太小，剑无法施展。为此，在进行近战时采用了间距为六英尺的疏开队形。为使密集队形能够迅速扩展为疏开队形，在交战前各大队之间必须留出相当于一个大队宽度的间隔距离。如果一个军团由二或三个横队组成，马略就把横队中的各大队按棋盘方格形状加以排列，从而使军团保持了原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并在士兵之间保留了战斗中挥剑所需的间隔距离。同时利用这种队形的灵活性可以适应方阵中士兵往往自然而然地挤到一起去的倾向，使军团在近战时正面阵线始终保持连贯均衡，不致产生缺口。这是一项简单、高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使古罗马军团继续保持了固有的灵活多变的特性。 大队在行进时编成四路或五路纵队。若要变为战斗横队，只须先合并成二路纵队，然后作向右或向左转即可。行进间的队伍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排面和方向的变换时，跟现代军队密集队形的操练方式相似。 军团通常编为三个横队。第一横队包括四个大队，第二和第三横队各为三个大队，后面横队中的各大队对准前一横队的大队间隔，以传统的棋盘方格形式交错排列。如果将军团编成二个横队，那末，显然每个横队就由五个大队组成。军团的队形很少编为一个横队，编成四个横队则更属罕见。每个大队正面宽度约为120至150英尺，各大队的间距相等，这就是说，正规的三横队军团正面宽度约为1000英尺。各横队的间距通常约为150英尺，因此军团的纵深约为350英尺。 一支由每个军团平均兵力为4500人的八个军团组成的军队，排成三横队式的队形，其正面总宽度约为2500英尺，跟过去以分队为基本单位的军团相似，但纵深要稍浅一些。即使如此，马略将军率领的军团正面每公尺宽的距离后面平均排有13人，而马其顿方阵则为25人，因此，军团队形的密度约为方阵的一半。 军团的主要防御队形有横队、方队和圆队等。横队通常由十个大队排成一列，部署在设防阵地或战壕的后面。方队按普通三横队形式组成，其中三个大队朝正面，七个大队分别朝着其余三个方向，三个大队向后，另四个大队两两面朝两个侧面。方队和圆队(即方队的变形)均用来对付骑兵。通常若侧翼受自己骑兵或辅助轻步兵的保护，那末军团喜欢以横队对付敌人的骑兵。只要将重标枪、盾和短剑结合使用，就足以抵挡最强大的骑兵冲锋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以大队为战术单位组成的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古代适应性最强的作战部队。军团最杰出的统帅凯撒在战术上虽无重大贡献，但在军团的运用上却不愧是一位卓越的能手。由于改组了后勤供应车队，作战部队只需携带自身的基本必需品，因此他和他的部队能够迅速前进。侦察兵和骑兵部队能够超前部队主力20英里实施敌情侦察。这是极不简单的。因为原先的军队往往都是莽莽撞撞地进入遭遇战斗的。 古罗马的将军们都强调打进攻战，只要可能，就尽量寻找机会袭击或逼近敌人的侧翼。他们跟敌人一样，总是力争占领制高点，这样可以增加兵器投掷的距离，冲锋时不仅有力，而且冲击力量更大，同时剑和梭镖刺出时也更加容易些。凯撒通常把最得力的大队安排为第一横队，这样一开始突击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轻步兵进行小规模袭击和用投掷式兵器进行骚扰之后，双方的主力横队便开始互相接近。罗马军团的横队或者主动前进，或者等候敌军逼近至相隔20码的距离。这时，第一横队的前面两列士兵便将标枪投出。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军团已经采取半方阵式的疏开队形。但有时疏开队形的动作有迟滞的现象，要待标枪投出之后才完成疏开动作。 军团几乎总是在主力横队开始跟敌人进行白刃战前发起冲锋。这时，第一横队的8或10列士兵就迅猛冲向敌人，但只有前面的两列士兵能够用上剑，后面各列士兵则将手中的标枪从混战中的士兵头顶掷过去。几分钟后，双方的第二批士兵便上前替换正在交战中的士兵。这样周而复始地替换着打下去，直至战斗结束。与此同时，轻步兵要负责给后面各列士兵补充标枪。这些轻步兵除了要掩护军团的背后和侧翼外，还要负责找回所有能够找到并尚能使用的标枪和投镖。 若第一横队的进攻未能取胜，或者被敌人压住，那末第二横队的士兵就穿过第一横队士兵的六英尺间隔向前推进，第一横队中精疲力尽的士兵则退下来休息并重新编队，最后便作为后备队的第三横队使用。因此在整个战斗中，横队中的各列士兵以及二个或三个主力横队之间都在连续不断地进行调动。要进行这样的调动和替换，军队必须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正因为古罗马军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在高明的军事将领的指挥下，不断战胜规模更大的野蛮人的乌合之众以及别的文明国家的军队。 马略军团并没有启用过什么新型兵器，他们通过严格的训练，采用斗剑术以及士兵的真正专业化，提高了当时兵器的效能。长期服役的士兵编成了常备军，佩戴着银鹰标志。忠于自己的军队是对每个士兵的基本要求。古罗马长盾堪称古代最好的盾，巧妙地使用它，再配以头盔、胸铠、皮制的或金属制的上身盔甲及胫甲(只包右腿)，使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身体得到了极好的保护。当时小型投射式兵器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凯撒大帝时，每个军团均配有30架小型弹弩和投石器，每架投石器由10人操作。这些武器除用于围城战、保卫野战工事和掩护渡河外，有时在重步兵横队实施突击行动前也在开阔的战场上使用。 约从公元前50年至公元300年，古罗马军事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几个世纪来它的军事技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同时也说明古罗马在其国力鼎盛时期曾经不遗余力地使当时的技术适应了战争艺术和战争科学的需要。 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为了把帝国的安全与经济的稳定紧密结合起来，曾按照“经济效能”的合理比例关系制定了他的军事方针。在他的领导下，除保留10000名古罗马禁卫军负责维护国内安全外，军队的二十五个军团全部分散部署在边境上。为此建设了一套优质道路网，使军队在遭到外来威胁时能够从一个地区迅速运动到另一地区。 为了支援这二十五个军团，奥古斯都又建立了一支规模与之相当的辅助部队。这支部队包括弓箭兵、投石兵、轻步兵和骑兵。他们大多是从帝国外面的野蛮或半野蛮部落中征募来的。开始时允许辅助部队保留其部落组织和头领。后来发现这样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反叛和兵变，因此规定野蛮人辅助部队必须调离故乡去守卫别的边疆地区，并按罗马人的规定改造其部落组织，掺进其他部落的人来冲淡原部落人的成份。 古罗马皇帝哈德里安(公元117-138年在位)登基后，将奥古斯都的机动防御方针改为边境的坚固防御。他在边境建造了许多人工障碍以弥补河流山脉等天然屏障之不足。德国的要塞边界和英国的哈德里安墙都是用土筑成的高墙，并在墙头上设置了木栅栏。这种设防的界墙为古罗马边境巡逻部队提供了保护和隐蔽物，同时也使野蛮部落的入侵者更难偷越边境。 后来又有一些古罗马皇帝继续改革从别的边境向发生战事的边境派送援兵的边防体制。最后认为原先的边防措施容易引起各部队内部的混乱乃至解体，有时甚至数年不能恢复，因而不能适应边防要求。为此，决定建立一支机动预备队以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采取了奥古斯都和哈德里安两种边防思想的折衷方案。军队分成了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为边境常备军，另一部分为机动野战部队。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兵力部署在边境要塞，剩下的三分之一为机动部队，集中部署在几个战区内。 早在奥古斯都在位时期，罗马人为其所组织的野蛮人辅助部队进行编组、加以训练和提供装备，所有这些，有时反而被野蛮人用来反对罗马人自己了。一些被遣散的辅助部队士兵和逃兵参加了野蛮人对罗马边境的袭击。野蛮人的军队在跟罗马军队作战中也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经验。他们不断改进作战方法，最后，终于推翻了罗马帝国。不过，由于罗马人毕竟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社会结构又相当严密，加之许多卓越的罗马将领具有高超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因此罗马帝国还是苟延残喘了一段较长的时期。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欧洲：所有欧洲强国都卷入战争
虽然任何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的国家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造成欧洲战争升级和扩大范围的普遍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导火线是1517年马丁·路德对教皇专权的反抗。这为传统的王朝斗争增加了凶险的新内容。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宗教改革以及它的对立面，即天主教对异教运动的反改革，都倾向于将欧洲南半部与北半部分开，把新兴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开。在这一大分化及归类中，当然会有不少例外情况。但基本的一点是，基督教社会分裂了，欧洲大陆有许多人被拉入了为教义而进行的超国界的斗争。直到17世纪中叶，当宗教战争的过火行为和徒劳无益使人们消极退缩下来时，他们才普遍地或许亦是勉强地承认对欧洲教派的分裂。 使得1500年以后的战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第二个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联合体。该联合体的领土，从直布罗陀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一个网络。欧洲自700年前查理大帝时代以后，再没有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哈布斯堡王室家族起源于奥地利，这些统治者不断地想方设法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中世纪盛世以来，此一头衔已大失实权，但仍有不少王公孜孜以求，以便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发挥更大作用。 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是通过婚姻和继承权来扩大领土的，这种做法举世无双。一个例证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477年通过这种做法一举获取勃艮第的富饶土地遗产，另取得尼德兰。另一例证是，在1515年通过一纸婚约，取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虽然前者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且拥有相当多的自由权，但哈布斯堡王朝因之获得横跨中欧的大片土地。马克西米利安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联姻，是其子费利普娶西班牙国王之女胡安娜，而胡安娜的父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已通过自己的联姻把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领地（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联为一体，这些婚姻的“遗产继承人”是查理，即费利普和胡安娜的长子。他生于1500年，15岁时成为勃艮第大公；一年后成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9年，更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治者。因此，他作为皇帝查理五世，到1555-1556年间退位时止，一直领有全部四份世袭领地（见地图3）。1526年，无嗣的匈牙利国王路易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摩哈赤之役中阵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冠。 这些领地的多样性及其分散状况将在下面具体讨论。哈布斯堡主权的状况使人联想到它绝不是亚洲式的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甚至在16世纪20年代，查理就已把奥地利的世袭地产和刚得到的匈牙利及波希米亚行政管理权–亲王主权交给了他弟弟斐迪南。也就是说，早在查理退位之前，他已承认，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不可能由一个人有效地统治。尽管如此，其他王公和国家并不这样看待哈布斯堡政权的大规模兼并。法兰西瓦罗亚家族的国王们刚刚巩固了在国内的地位，便急欲将其势力侵入富饶的意大利半岛，在他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不夸张地讲，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法国在欧洲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同样，德意志的王公和帝侯长期以来一直就反对让皇帝在德意志本土有任何实权。他们看到，查理五世由于新添领土而实力大增，他可能会运用这些资源推行自己的主张，因而不能不警觉。许多教皇也如此，尽管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去同土耳其人、路德派及其他敌人战斗，但他们仍不愿让其权力扩大。 由于欧洲国家体系所固有的竞争机制，很难想像哈布斯堡王朝会不受挑战。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与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纠纷相结合，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现实冲突。事实是，在一个半世纪里，最为出色、最有权力的哈布斯堡君主，也是保卫天主教的最顽强的斗士。如查理五世及其继承人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都是如此。结果，企图把这个时期折磨欧洲大陆的竞争中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派系分离的想法全部落空。当时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到，如果查理五世能在16世纪40年代打垮德国新教王公，那将不仅是天主教信仰的胜利，而且是哈布斯堡势力的胜利。同样情形还有，费利普二世在1566年以后镇压尼德兰宗教动乱；1588年，西班牙舰队入侵英格兰。简言之，民族和王朝的竞争现在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断寻求战争，而在以往，他们是可以妥协的。 即使如此，使用“哈布斯堡家族争霸”这个标题，概括从1519年查理五世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1659年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和约》上认输的整个时期，仍有些过分。显然，他们的敌人确实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想要掌握绝对的控制权。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就曾伤感地描述了“西班牙的野心与压迫”： 法兰西已被颠覆，葡萄牙也被篡夺，低地国家遭战火，阿拉贡终难放过，自由人沦为奴隶，印第安人悲惨啊! 尽管有些哈布斯堡大臣夸夸其谈，偶尔提到“世界君主”，但从没有一个像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欧洲。有些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和继承权属于幸运，最多不过是出于灵感，尚无证据说明是一个长期的领土扩张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哈布斯堡统治者是受到挑衅，而不是去挑起事端。例如法国对意大利北部频繁的进攻。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及其帝国的部队因不断遭受复兴起来的伊斯兰国家的进攻而处于守势。 无论如何，事实仍然是，只要哈布斯堡统治者达到他们有限的、地区性的目标，甚至是防御性的目标，欧洲霸权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奥斯曼帝国将被挡回去，沿北非海岸退出地中海；德国内部异教派将被压制下去，尼德兰起义将被扑灭；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友好政权会保持下去。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波兰、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不服从哈布斯堡政权。同时还有反宗教改革的胜利。虽然如此，那时的欧洲与明代中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相比仍是望尘莫及的。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两个中心（马德里和维也纳）所主张的政治和宗教原则，将严重侵蚀欧洲大陆的多元性，而长期以来，这种多元性正是欧洲最重要的特点。 在此简要分析上述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年表，对现代读者来说，引人注目的不是各个战役的名称和结果（如帕维亚、吕岑等），而是这些冲突所拖延的时间。与土耳其的战争拖了几十年；西班牙从16世纪60年代到1648年镇压尼德兰起义，其间只有一小段间歇，史称“八十年战争”；由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为一方、以敌对国家不断组成的联盟为另一方的范围广泛的冲突，从1618年拖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定，则被人们称为“三十年战争”。在这种冲突中，每个国家承受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战争负担的相对能力十分重要。正是在此时期，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使以后战争耗费猛增，支撑战争的物质与财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个变化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下面很快就要讨论到。但在我们对事件进行简略的描述之前，也应该知道，16世纪20年代的军事冲突，比17世纪30年代的军事冲突，无论在投入的人力，还是在使用的物力方面，其规模都要小得多。 第一系列的主要战争集中在意大利。早在1494年，意大利富饶而脆弱的城邦国家已遭致法国君主的入侵。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它们也促使各种竞争势力（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甚至于英格兰）组成联盟，逼迫法国人后退。1519年，正当西班牙和法国还在为后者对米兰的权力争执时，传来了消息：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继承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遗产。于是，野心勃勃的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看到自己的劲敌有如此之多的头衔，就极力在意大利本土并沿勃艮第边境、西班牙和南尼德兰挑起一系列反对活动。弗兰西斯一世进入意大利的结果是，在帕维亚战役中兵败就擒。不到4年，这位法国君主又率军开赴意大利，同样被哈布斯堡军队挫败。尽管弗兰西斯在1529年的康布雷条约上再一次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权利，但是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仍与查理五世为这些领地进行战争。 由于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领土、实力大不一样，按说查理五世不难挡住法国的扩张。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也承继了很多其他敌人，因而使这项使命难以完成。其中最为可怕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在16世纪20年代扩张到匈牙利平原（在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对意大利构成海上威胁；此外，他们与北非海盗勾结，袭击西班牙海岸。更为严重的是，奥斯曼帝国与弗兰西斯一世达成默契，组建反哈布斯堡的非神圣联盟：1542年，法国和奥斯曼的舰队联合进攻尼斯。 查理五世的另一困境在德意志。这里已被宗教改革所分裂，路德对旧秩序的挑战得到新教公国同盟的支持。考虑到查理五世的其他困难，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到16世纪40年代中期才集中力量对付路德派在德意志的挑战。查理五世的行动，开始十分成功，特别是在米尔贝格战役（1547）中击败由新教公国指挥的军队。但只要哈布斯堡和帝国权威一扩大，查理五世的竞争者就立刻紧张起来，于是德意志内部的公国、土耳其人、法兰西的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甚至于教皇，全都力图削弱他的势力。1552年，法军开进德意志，以支持新教国，这些新教国得以抵制皇帝的中央集权倾向。这一点在暂时结束德国宗教战争的奥格斯堡和约（1555）和结束法、西冲突的卡托·坎布雷奇条约（1559）上都得到承认。查理五世退位本身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1555年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让给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1564年在位）；1556年将西班牙王位让给儿子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如果说此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支系仍然密切相关，那么，其情形恰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言：从此，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哈布斯堡拥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 正当东部支系斐迪南一世及其承继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任皇帝）在领地上享受相对和平的时候（不算土耳其人在1566年至1567年的进攻），西部支系西班牙的统治者费利普却十分不幸。北非海盗进攻葡萄牙和卡斯提尔海岸，土耳其人随后开始重新争夺地中海。结果，西班牙不得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规模的新战争，从1560年出征杰尔巴，经1565年在马耳他的搏斗，1571年勒班陀战役，以及各有胜负的突尼斯争夺战，直至1581年方实现最后的停战。与此同时，费利普的宗教褊狭政策和日益增加的赋税使尼德兰的哈布斯堡属民由愤愤不满变成公开起义。16世纪60年代中期，尼德兰的西班牙政权崩溃，导致阿尔巴公爵率军北上，实行军事专制。这反而导致四面环海，易于防卫，由荷兰和西兰岛所组成的荷兰人省份的全面抵抗，造成英国、法国和北德意志对西班牙人所怀意图的不安。1580年当费利普二世兼并邻国葡萄牙连同它的殖民地和舰队时，英国人更加心慌意乱。然而，正像哈布斯堡家族要强化（或扩展）权力的所有企图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他们的众多竞争对手觉得有责任进行干预，以防止权力平衡过于失调。到16世纪80年代，原本是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性起义，已经扩展成一场新的国际斗争。在尼德兰本土，攻城和反攻城持续不断，毫无惊人结果。海峡彼岸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顶住内部对其权威的所有挑战（不论支持来自西班牙还是教皇），坚定地向荷兰起义者提供军事援助。在法国，君主政权的削弱导致一场激烈的宗教内战，由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同盟与其对手–受伊丽莎白和荷兰人支持的胡格诺派拼死相争。在海上，荷兰、英国的私掠船则切断西班牙对尼德兰的补给线，并将战火引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这场斗争的某些阶段，特别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和16世纪9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西班牙战役看来就要胜利了。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战；另一支军队在帕尔马公爵出色指挥下由北方进军巴黎。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反西班牙的部队还是顶住了。法兰西王冠的竞争者、颇具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纳瓦尔的亨利，为了争取对他的王位的支持，在教派归属上灵活到可从新教徒转信天主教；然后，又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兰西民众去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到1598年，《韦尔芬和平协议》达成，正值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去世，马德里同意放弃对法兰西的一切干涉。到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的英国也保住了。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两次入侵均遭惨败，在爱尔兰挑动天主教起义的企图也破灭了，伊丽莎白的军队稳固地重新征服了爱尔兰。1604年费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都已去世，西班牙同英格兰妥协言和。又经过5年，直到1609年，马德里才与荷兰起义者停战，谈判和平协议。虽然在此之前，局势早已清楚：无论是从海上，还是经由莫里斯指挥的战斗力极强的荷兰军队坚守的拿骚陆地（和水路），西班牙政权都无法击溃尼德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联合省这三个国家继续存在，而每个国家都有潜力干扰哈布斯堡家族未来统治的事实，再一次肯定了1600年的欧洲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霸主。 这一时期震撼欧洲的第三次大交战发生在1618年以后，德意志身遭重创。仅仅因为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削弱和他个人的才智，以及土耳其对多瑙河流域的再次威胁（1593-1606），德意志在16世纪后期才幸免于一场全面的教派战争。然而，在德意志团结一致的表象背后，敌对的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方的力量。17世纪初，福音派联盟（建于1608年）和天主教同盟（建于1609年）的斗争加剧。况且，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坚决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表兄弟，而福音派联盟的首领，即帕拉泰恩·弗莱德里克第四选侯与英格兰和尼德兰都有关系，于是，欧洲多数国家都加入各自阵线，似乎准备为他们的政治、宗教矛盾决一死战。 1618年波希米亚的新教集团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为另一轮残酷的宗教战争，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所需的导火索。斗争开始，皇帝的军队进展顺利，斯帕诺拉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军队有效地支援了他们。然而结果却是，一群成分复杂的宗教和世俗军事力量卷入冲突，于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向。荷兰人在1621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1609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帕诺拉的军队对抗。1626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它的君主克里斯琴四世的率领下，从北方进攻德意志。在幕后，颇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想尽一切办法给哈布斯堡家族制造麻烦。不过，这些军事的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纪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的有权势的副官华伦斯坦简直就要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到德意志身上，其范围甚至远及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更加奋力地与之拼搏。17世纪30年代初期，最坚决果敢的人当属引人注目、有影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二世（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挺进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冲入莱茵兰和巴伐利亚。虽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中阵亡，但绝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对德意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抵消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反之，到1634年，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华不凡的首相奥里瓦列斯公爵所率领的西班牙人，决定给他们的奥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们派往莱茵兰的、以红衣主教茵凡特为主将的军队，反而促使黎塞留决定法国直接卷入，于1653年命令军队在多处跨过边界。多年以来，法兰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联盟的默契的、间接的领袖，向所有反帝国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贴。现在冲突已公开，每个联盟开始动员更多的军队、武器、钱财。讲话的语言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强硬。奥里瓦列斯在1635年制定下一年三路进攻法国的计划时曾写道：“要么丧失一切，要么使卡斯提尔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是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所力不能及的。其军队刚刚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长战线，横跨欧洲。瑞典和德意志军队在北方进逼帝国军队。荷兰和法国“钳住”西属尼德兰。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义使一部分西班牙军队和物资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北欧转移到本土，尽管这些兵力和资源还不足以重新统一这个半岛。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受到法国人热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有可能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如果说尼德兰在后几项活动中获得好处，那么，其他交战国这时大都因多年的军事活动而损失惨重。17世纪40年代的军队比30年代要少些，各国政府的财政应急措施更加不顾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议日趋猛烈。然而，正因为这是一场相互牵连的斗争，参加的任何一方都难于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国家要是知道瑞典也愿停战回家，他们就会退出。奥里瓦列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与法国谈判停火，但后者不肯抛弃荷兰。不同级别的秘密谈判与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同时并进，每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说，再打一次胜仗就能加强自己在总体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并不干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同年，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终于给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留下来进行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首相马扎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655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1659）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费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战争目标”只是保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甚至这个目标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弃。因为那时葡萄牙的独立已获得正式承认。欧洲大陆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着查理五世1519年继位时的大致状况，尽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纪末仍需为它最初过分的战略扩张付出代价，遭受更多的起义和领土损失的折磨。
教皇曾多次被迫退位：本笃九世1500磅黄金卖权
由于一系列虐童丑闻的曝光，有不少声音将矛头指向梵蒂冈，要求教皇退位以平息风波。在天主教世界，罗马教皇无疑具有神圣的地位。按照罗马教廷的有关规定，教皇是终身制，除非他本人自动提出退位，任何人都无权免去其职位。不过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还真有不少教皇被迫退位。 1046年，惊天丑闻导致教皇被废黜 自公元9世纪查理曼帝国分裂后，罗马教皇一度成为意大利各大贵族争夺的对象。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教皇的产生非常混乱，致使教廷内部腐败丛生、丑闻迭出，有时甚至会出现好几位教皇都出现在罗马的局面。1032年，来自意大利权贵图斯库拉尼家族的狄奥菲拉托登上了教皇的宝座，称本笃九世，此时刚刚12岁的他正是前任教皇约翰十九世的侄子。 成为教皇后，这位出生豪门的少年对宗教毫无兴趣，从小娇生惯养的他反而荒淫无度，胡作非为。由于对教皇的种种丑闻极度不满，罗马民众愤而发动起义将他赶出城去。1045年，罗马人又推选出新任教皇西尔维斯特三世。这时，不甘失败的本笃九世纠集了一群流氓和亡命之徒进攻罗马。由于无力应付混乱的局面，西尔维斯特三世仅仅当了20天教皇便主动宣布退位——这还不是任期最短的教皇，1590年，教皇乌尔班七世在位仅12天就因疟疾去世。夺回教皇的宝座后，心虚的本笃九世居然将这一神圣职位以1500磅黄金的价格出售给他的叔父格拉齐亚诺，后者于次年成为教皇，称格列高利六世。没想到，反悔了的本笃九世和西尔维斯特三世不久又相继返回罗马，并都宣称自己是合法教皇，不承认格列高利六世。这样一来，罗马竟同时出现了三个教皇。最终在104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召集宗教会议，宣布西尔维斯特三世冒充教皇而予以监禁，同时以买卖神职罪废黜本笃九世和格列高利六世，并决定推选来自德意志的苏伊德吉为教皇，称克雷芒二世。 塞莱斯廷五世仅当了5个月教皇 在12、13世纪，经过一系列整顿，罗马教会开始强大起来，并成为欧洲大陆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教皇甚至一度凌驾于众多王侯之上，广大信徒更是对其敬若神明。不过在十字军东征过后，罗马教会的影响有所下降，教廷内部随之出现了尖锐的纷争。 1294年7月，教皇尼古拉四世去世。按照规定，枢机主教团准备选出一位新教皇。但由于教廷内部各方力量的激烈斗争，最终一位名叫莫罗·彼得的老年教士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彼得出身贫困，信仰虔诚的他从小就进入修道院。与当时大多数修道士不同的是，他选择了极端的苦修方式。据记载，彼得在山岩间为自己挖了一个洞穴，然后进入里面过着原始的生活。在洞穴内过了3年苦修生活后，他前往罗马。由于这时他已经声名鹊起，罗马的许多修道院都邀请他。1241年，彼得离开罗马，在另一个山区的洞穴里继续苦修。由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信徒前来投奔他。但是不喜欢喧闹的彼得又选择了逃离。没想到，这样一位隐士却最终被推上了教皇的宝座。 1294年8月29日，新教皇正式加冕，称塞莱斯廷五世。尽管这位新教皇受到广大信徒的尊敬和崇拜，但是他显然不适合新职位。由于其本人来自民间，长期过着隐士生活，对世俗事务毫无经验，塞莱斯廷五世很快就厌倦了教皇的宝座。在即位仅仅一个月后，他就公开表示希望退位。面对这种教会史上罕见的情形，枢机主教团举行了紧急磋商，并在随后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同意了塞莱斯廷五世的请求。12月13日，在担任教皇一百多天后，塞莱斯廷五世悄然离开了罗马。后来他再度过上了隐士的生活，直到1296年5月19日默默去世。 1415年，3位教皇集体退位 进入14世纪后，罗马教廷的影响进一步被削弱。特别是在1378—1417年间，由于法国、德意志以及意大利各诸侯国争夺对教廷的控制权，结果竟造成天主教会同时有两个教皇甚至三个教皇鼎立的分裂局面，这便是著名的天主教会大分裂时期。1409年3月，在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倡议下，法国阿维尼翁和意大利罗马的枢机主教团决定在比萨举行会议，希望罗马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和阿维尼翁的本笃十三世同时退位，然后选出一位新教皇。但是经过了近半年的争吵之后，两位教皇都拒绝了这项建议。于是比萨会议只好前所未有地宣布罢免他们，另选亚历山大五世为教皇。这样一来，天主教世界竟同时出现了三位教皇。一年后亚历山大五世去世，比萨会议又选举约翰二十三世为新教皇。 就在约翰二十三世被比萨会议推举为教皇的那年，一向拥护罗马教廷的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率兵占据罗马，宣布保护格列高利十二世，而其目的是对抗政治对手安茹家族的伯爵路易二世。路易二世则与约翰二十三世联合起来。1412年，约翰二十三世与路易决裂而与拉迪斯拉斯妥协，后者答应放弃对格列高利十二世的保护。不过一年后，拉迪斯拉斯再度毁约，逼使约翰二十三世逃至佛罗伦萨。为了结束这种纷乱的局面，驻兵于佛罗伦萨的德意志皇帝西吉斯蒙德建议召开一次大规模宗教会议。1415年，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大多数枢机主教承认比萨会议和其选出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但过了不久，许多代表又转变态度，要求三位教皇一律退位。最终约翰二十三世被迫化装逃出康斯坦茨，但不久后被关进监狱，直到1418年才被释放。 近代以来多位教皇差点退位 步入近代以后，天主教会逐渐与世俗社会分离开来。尽管如此，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教皇同样曾被逼得位子差点不保，而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庇护七世和庇护十二世。 18世纪末，由于推翻波旁王朝后的法国与罗马教廷矛盾尖锐，1799年，法国军队一度扣押了教皇庇护六世，后者悲惨地死在狱中。第二年，庇护七世成为新教皇。他在位前期，也同欧洲霸主拿破仑发生冲突。据说，1804年，在前往法国为拿破仑加冕途中，这位教皇曾准备好一份特殊文件，文件中说，如果他被法国人监禁，将自动宣布退位。 教皇庇护十二世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新近披露的资料显示，纳粹曾将他视为眼中钉，而后者也秘密准备了一份文件，内称一旦自己被绑架将视同自动退位，甚至嘱托有关方面在中立国葡萄牙选举继任者。据说1943年占领意大利后，希特勒曾亲口下令德国驻意大利党卫军司令沃尔夫将军执行绑架庇护十二世的“拉巴特行动”，但是这名军官不但拒绝执行命令，还向教皇发出了警报。幸运的是，不久后的1944年6月，盟军就解放了罗马。
探秘乌克兰东西部分裂的历史渊源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工业城市也发生了拥护俄罗斯的示威游行，有的示威者打出了俄罗斯的国旗，要求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相反，在反对总统亚努科维奇，支持2014年2月成立的临时政府的群体中有很多来自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等地。 2010年2月7日，乌克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计票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选民大多支持地区党的领导人亚努科维奇，西部地区选民大多支持亲欧美的女候选人季莫申科。在下图中蓝色越深表示亚努科维奇得票越多，红色越深表示季莫申科得票越多，可见乌克兰亲俄与亲欧美势力的分界线大体沿第聂伯河为界，河西的利沃夫州、沃伦州、罗夫诺州、赫梅利尼茨基州、捷尔诺波尔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文尼察州、切尔诺夫策州、日托米尔州、基洛沃格勒州(又称基洛夫格勒州)等地，季莫申科的得票率较高，而亚努科维奇在东部的卢甘斯克州、哈尔科夫州、顿涅茨克州、扎波罗热州等地得票率较高，而在第聂伯河流经的基辅州、基辅直辖市、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双方势均力敌，在乌克兰南部靠近黑海的敖德萨州、尼古拉耶夫州、赫尔松州、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也是亚努科维奇占优势。27个省级行政区中有25个的计票结果符合地理分布趋势，即东部、南部地区支持亲俄候选人，西部地区支持亲欧候选人。 乌克兰东、西、南三大区域的历史演变 乌克兰现有疆域直接继承了苏联时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其中包括东部、西部、南部三个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差异较大的区域。从一定意义上说，领土面积居欧洲第二位的乌克兰是一个被苏联中央政府强力粘合而成的国家。 公元10世纪，一些东斯拉夫部落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结合成古代的罗斯部族，并建立了基辅罗斯国家，它是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现在国家的共同摇篮。1187年“乌克兰”一词最早见于《罗斯史记》。 13世纪中期，蒙古西征军征服基辅罗斯各个公国，建立金帐汗国。今天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等地区成为金帐汗国直接统治区，15世纪分裂出克里米亚汗国。15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势力向北扩张到乌克兰南部，在克里米亚半岛和亚速海沿岸修筑要塞，克里米亚汗国成为其藩属。这样，在13世纪中期到18世纪后期的500多年中，乌克兰南部的主要居民是游牧的鞑靼人，他们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这一地区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北部边疆和内陆亚洲游牧文明的西部边陲。14世纪后期，金帐汗国逐步衰落之后，波兰—立陶宛王国向东扩张，控制了当代乌克兰疆域中第聂伯河以西的部分，这一地区被称为右岸乌克兰，受到天主教文明的影响较大。当代乌克兰疆域中位于第聂伯河以东部分的居民则保持了基辅罗斯时代绚丽的东正教信仰，在文化和心理上与日益强大的俄罗斯接近。 17世纪，乌克兰地区成为当时东欧三大强国——波兰、俄罗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反复争夺的舞台，这一地区四处征战的半独立的哥萨克人，以基辅、波尔塔瓦和切尔尼戈夫为中心，逐渐演变为现代乌克兰民族。 俄罗斯逐步兼并乌克兰 1648年，哥萨克领袖赫梅利尼茨基发动反抗波兰贵族的起义，建立盖特曼政权，但对波兰作战不利，决定联合俄国。1654年，赫梅利尼茨基与俄国代表在佩烈亚斯拉夫与俄罗斯代表签订条约，宣布联合。此后相对弱小的乌克兰逐渐从俄国沙皇的盟友变成其臣属，自治权力日益缩小。1686年，俄国击败波兰，夺取乌克兰中部的基辅等地。17世纪后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占领右岸乌克兰，后被俄罗斯击败。1707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率军攻入乌克兰，盖特曼首领马泽帕趁机造反，被彼得大帝残酷镇压。此后乌克兰的自治权力逐渐被废除，俄罗斯在乌克兰实行同化政策，强行推广俄语俄文，并以“小俄罗斯”称呼这一地区。18世纪后期，俄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夺取了原属波兰统治的第聂伯河以西的左岸乌克兰。18世纪30年代，俄国击败土耳其夺取了乌克兰南部的亚速，1783年，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这样除了最西边的利沃夫等地由奥匈帝国统治之外，俄罗斯统治了今天乌克兰疆域的绝大部分地区。 苏波战争与东西乌克兰的分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曾深入乌克兰控制基辅，但1918年德国战败投降后，其扶植的乌克兰中央拉达势力，随即土崩瓦解。1920年，刚刚独立的波兰发动对苏俄的战争，试图恢复对乌克兰的统治，但波军在攻占基辅后很快被逐出。可见在基辅以东的乌克兰疆域中，主张与俄罗斯联合的势力占据上风。由于苏俄军队在华沙城下失败，最终，1921年3月，苏俄与波兰签订“里加”条约，乌克兰西部的加利西亚等地区被并入波兰。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提到自己的家乡舍佩托夫卡，就在边界线东侧不远的地方。1922年苏联成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作为首批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这样，乌克兰民族被分为苏联统治的东部和中部乌克兰以及波兰统治的西乌克兰两个区域。此外，原属奥匈帝国统治的小块领土——喀尔巴阡乌克兰被划归捷克斯洛伐克。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随着苏联推行五年计划，东乌克兰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乌克兰语和民族文化也受到鼓励，而波兰统治的西乌克兰仍是落后的农业地区，波兰政府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尽管，20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联强制统治的集体化的乌克兰出现了严重饥荒，苏联对东乌克兰的统治仍然比较稳固。1934年，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从接近俄罗斯的哈尔科夫迁到基辅。 相反，西乌克兰出现了反对波兰统治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1934年该组织头目班德拉因密谋刺杀波兰内务部长而被波兰政府逮捕。 苏联合并西乌克兰及当地的反苏游击运动 苏联领导时一直试图夺回西乌克兰，实现乌克兰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统一。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的秘密议定书划分了两国在波兰境内的势力范围。同年9月17日，苏联在波兰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以保护波兰境内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同胞免遭纳粹蹂躏为借口，出兵波兰，夺取西乌克兰，并宣布将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苏联随即在西乌克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批逮捕反共人士，加剧了当地社会的紧张。 1941年6月，德国闪击波兰，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分子趁机发起暴动，袭击撤退中的苏军。同年6月26日，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占领西乌克兰主要城市利沃夫，6月30日，宣布成立“乌克兰独立国”。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的一个派别与纳粹合作，参与了德国占领下的基辅等城市的民政管理。2010年2月，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称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二战期间屠杀了十万波兰人，对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授予该组织头目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表示严重不满。 1943—1944年苏军反攻，逐步收复了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对苏军展开游击战。1944年2月29日，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大将遭受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袭击，伤重牺牲。此后，在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森林和沼泽中民族主义游击队一直与苏军战斗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些研究者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曾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亨廷顿称乌克兰跨越文明的断层线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认为乌克兰正好跨越了西方人民与东正教文明的断层线，乌克兰西部倾向欧洲东部倾向俄罗斯，除了上文所述的历史背景之外与现实的人口和语言构成密切相关。从19世纪开始，俄罗斯人大量移居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是在14岁时从俄罗斯移居乌克兰东部的。这些地区的很多乌克兰族人在俄罗斯移民的影响下，母语变为俄语。1956年，由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也是俄语为母语的人口为主。这导致乌克兰公民中母语为俄语比例(2001年统计为29%，2004年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家里使用俄语的比例高达43%-46%)大大超出了俄罗斯族在乌克兰总人口的比例(一般认为不到20%)。 可见乌克兰作为一个有着复杂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如果想保持统一无论是“脱俄入欧”还是“脱欧入俄”都不是明智的选择。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说，乌克兰需要成为东西方的桥梁才能免于灭亡。
古希腊文学怎样燎原全欧洲
如果说，全世界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节日的话，那么这个节日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只要提起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自然会令人想起她的发祥地古希腊。那一处处的残垣断壁无时不向我们传递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她与我国差不多同一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的灿烂文化，以及埃及、印度的古代文化高峰互相辉映。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是，这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的繁荣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都衰落了，而古希腊文化，经过中世纪的千年禁锢，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即我国的明代那个时候，却重新崛起，并且在全欧洲发扬光大。这里不妨以文学为例，以窥一斑。 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最初几乎都是从想象出发的，因此留下无数丰富多彩的神话，成为后来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古希腊文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古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代表的众神们几乎成了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性人物。围绕他们的故事奠定了古希腊文学的基础。古希腊文学创作一兴起，起点就很高，犹如奇峰突起，在叙述文学、戏剧、散文、诗歌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来。叙述文学如荷马史诗迄今一直被列为欧洲“四大名著”之榜首。紧随这一高峰之后，抒情诗汹涌而起，著名女诗人萨幅和阿尔克曼、品达罗斯、阿那克里翁等9位大诗人被认为这一高潮的代表。接着是戏剧的大潮，所谓“三大悲剧家”埃思库鲁斯、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皮得斯都是欧洲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此外还有与他们齐名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米南德等人。最后压轴的辉煌是散文，约公元前4、5世纪左右，散文家如群星灿烂，因为那时的散文都是集文学、哲学、美学、史学等于一身的，犹如我国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论著。因此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名字无论在欧洲文学史上，还是在欧洲哲学史上都是名垂千古的人物。此外，比他们早三四百年，还涌现出一批司马迁式的历史学家，他们卓越的史学著作文采沛然，希罗多德、修息底德、色诺芬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古希腊文学的繁荣是以当时这个国家的初级民主制为背景的。人们精神上比较宽松，创作上有充分想象的自由。作家们把这种自由意识注入文学，使其蕴含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即是希腊文学、也是整个希腊文化得以持续发展壮大的强大“基因”，凭着这个基因，希腊文学拥有了一种巨大的征服力。难怪后来的罗马诗人贺拉斯说：罗马把希腊征服了，但希腊人反过来又以他们发达的文化征服了罗马。确实，面对希腊文化的强大魅力，罗马征服者不但没有去毁灭她，而是把她接受下来，进行认真的学习，并随着它的扩张，把她传播到小亚细亚、北非、埃及和两河流域，也就是说，使希腊文学的影响扩大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大国”的版图之内。而富有进取精神的罗马人学习希腊文化的结果，是创造出了带有希腊文化基因又具自己民族特征的罗马文化。在文学领域，学习希腊的结果，是原来相对落后的罗马文学很快繁荣起来，使她拥有了像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等这样一些优秀的剧作家；像西塞罗、塔西图、普鲁塔克等这样一些杰出的散文家兼历史学家、演说家；特别是像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卢克莱修、卡图卢斯等这样一批不朽的诗人。罗马人的博大胸怀甚至让被他们俘获的希腊奴隶李维乌斯 安得罗尼库斯成为了罗马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和剧作家。因此可以说，罗马人接过了传承希腊文学的“第一棒”。 自公元4世纪起，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与上述希腊、罗马文学和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相敌对的罗马基督教教会控制了政权，神权取代了人权，禁欲主义取代了人文主义，整个欧洲从此经历了近千年的中世纪黑暗，古希腊罗马文学和文化遭到严酷的禁锢和摧残。直到13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由于偶然的考古发掘中惊现了古代的辉煌，激起人们对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极大兴趣和向往。一个叫“文艺复兴”的伟大运动蓬勃兴起，其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并持续了三百年之久。这个运动的“主旋律”正是古希腊文学中的精魂或“基因”�D�D人文主义。这个运动的策源地依然是古罗马的本土�D�D意大利。意大利的伟大儿子但丁为这个运动鸣响了第一声礼炮：他通过他的巨著《神曲》悍然将教会的头目们打入“地狱”，而将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凡人送上“天堂”。接着是但丁的两位伟大的同胞彼德拉克和薄伽丘，这两位同时代的好友和人文主义者都是古希腊、罗马典籍的热情搜集者和研读者。前者通过他的《诗集》，后者通过他的故事集《十日谈》，对教会统治及其禁欲主义进行无情的轰毁，对青年男女的正当爱情和人们对正常生活欲望的追求给予衷心的赞美。彼德拉克更是直言宣称，“我不想成为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这不啻是人的觉醒的宣言。彼德拉克因此被称为“第一个近代人”。对人的觉醒的宣言表达得更精妙的当推莎士比亚，他通过哈姆雷特之口把人赞颂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翁对古希腊文学倍感兴趣，他至少有两出戏的题材采自古希腊神话。他的作品充盈着人文主义精神。 文艺复兴是欧洲人传承古希腊文学的“第二棒”，她在文化层面上是对古代的一种回归，又是对它的一种超越；回归的是它的精神，超越的是它的形式和风格，而这才是最好的继承。这一精神在本土之外首先体现在两个与希腊、罗马（意大利）邻近的国家�D�D法国和西班牙。法国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拉伯雷对希腊古籍的发掘和研究欢欣鼓舞，他的《巨人传》，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以及教会、僧侣、巴黎神学院等等历史绊脚石无所顾忌地进行嬉笑怒骂。从15世纪起，西班牙文学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激荡下也开始挣脱宗教的禁锢，以意大利文学为榜样，创造了不失西班牙文学特色的新型诗体�D�D感怀诗。打破禁锢的西班牙作家无所顾忌，充分发挥想象力，以生动、幽默的小说对政教恶行、社会败象或辛辣讽刺，或尽情嘲弄，极具杀伤力，从而开了欧洲文学史上“流浪汉小说”的先河。 这是一个原创精神激扬的时代。许多崇尚古希腊文学的作家并没有在形式上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是强调以自己的独创与前人媲美。如莎翁就没有严格遵循古人关于悲剧和喜剧的严格规定，他经常在喜剧中加入悲剧因素，在悲剧中加入喜剧因素。再如德国的歌德和席勒，在德国文学还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有的人主张仿效法国，有的人主张学习英国。这两位文艺复兴式的巨人互相携起手来，在肯定英国文学的同时，毅然转向古代（希腊、罗马）。他们要的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人文精神，那种理性的沉稳和形式的完美，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为此，歌德不惜“弃位”、“背友”（施坦因夫人）和“违纪”（不向公爵告假），私自前往意大利，进行了近两年的考察，搬回了满屋子的古代艺术品和典籍。正是出于对古代精神的憧憬，歌德最终接受了席勒的竭诚建议，与之进行了十年创造性的亲密合作，终于奠定了独立的德意志民族文学的丰碑，并把德意志文学推向了高峰。 在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古希腊精神继续在蔓延，英国杰出诗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题材来自古希腊神话和古希腊悲剧，主题却有了发展。艺术主张与西欧浪漫派相歧异的德国浪漫派依然尊重古希腊文学。这个流派的主要理论家F 施莱格尔虽然认为描写客观的艺术终将被表现主观的艺术所取代，但他仍然认为古希腊文学是典范。他甚至还撰写了《希腊文学研究》和《希腊罗马诗歌史》两部学术著作。他与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合办的浪漫派喉舌《雅典娜神殿》的“雅典娜”即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德国后期浪漫派的重要作家荷尔德林在其代表性小说《许佩里翁》中借主人公之口歌颂了古希腊的光荣。此外他还亲自翻译了索福克勒斯的两部代表作。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现代主义“反传统”的巨大声浪中，古希腊文学的崇高地位依然受到尊重。即使像尼采这样的“偶像破坏者”，其美学名著《悲剧的诞生》也是在研究古希腊悲剧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再看尼采的精神传承者卡夫卡，他有好几篇简短的小说都直接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如《普罗米修斯》、《波赛顿》、《塞壬的沉默》等。德国伟大戏剧革新家布莱希特也是一个“非亚里士多德美学”的倡导者。但他的戏剧美学中就包含了不少古希腊悲剧的因素，如歌队的运用、旁唱的加入等。比布氏小一辈的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也有这个特点，他的代表作《老妇还乡》甚至被称为“现代古典剧”。欧洲戏剧史上对迪氏影响最大的两个喜剧家，第一个就是阿里斯托芬。健在的克丽斯塔 沃尔芙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影射前民主德国现实的长篇小说《卡桑德拉》，其故事和人名全借用希腊神话。
前南斯拉夫分裂的原因：改革令中央大权旁落
原来的大南斯拉夫曾是改革开放最早、市场体制最完善、经济最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45年之后，于1991年顷刻之间分疆裂土，“五马分尸”。此后，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建的小南斯拉夫，一直在国际制裁的条件下挣扎着，后来又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78天的狂轰海滥炸，落得满目疮痍，复原遥无时日。英雄的人民，苦难的历程，到头来遭遇的是悲剧性的结局。之所以如此，有多种原因，但没完没了的民族利益冲突，即民族问题是这个国家所遭遇的各种不幸的总根源。 前南有二十几个民族，其中六个大的都有自己的共和国。从历史上看，该国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无不系于民族关系的演变，如同洗衣盆撒进了墨水，里边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浸染着它的颜色。 前南的民族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一、从上世纪初建国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解体，民族间的冲突绵延不已，即使在铁托时期，矛盾斗争也在暗中时起时伏。二、冲突往往极为激烈、残酷，二战前克罗地亚人曾暗杀国王，塞族曾集体屠杀克族议员，二战期间南牺牲的170万人，很大一部分是克塞两族自相残杀的。90年代，在克罗地亚、波黑和科索沃的冲突和战争中，死伤人数上百万，仅波黑战争就有20万人丧生。三、斗争主要是在塞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特别是和克族之间进行，当塞族和另一民族较量时，其他各族总是明中暗里支持后者，例如，科索沃阿族反塞斗争中，一直得到其他各族不同程度的支援。四、在解放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始终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铁托推行了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友爱”的国内政策;在国际上他是不结盟运动的旗手之一。这种适合南国情的内外政策，使国家保持了二、三十年的繁荣稳定，但仍未能摆脱“按下葫芦浮起瓢”式的往复循环。当他还健在时，矛盾已开始表面化，他死后十年，好端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在民族仇杀的烈火中化为乌有。 下面介绍几点我所经历过的情况。 改革夭折的原因 80年代，我们国内很注意研究学习南斯拉夫经验，就在这时，南的经济恶化日甚一日，引起我学术界和领导层的思考。1988年5月我去南斯拉夫当大使，赴任前夕，钱其琛部长交待说，南是实行改革政策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搞得不错，现在越来越困难，是什么原因，中央领导很关心这个问题，你去后把它搞搞清楚。到任后我带着这个题目走访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三个共和国，访问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人和专家，结果发现，问题主要出在各共和国，其实质是民族问题。 南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和协商经济体制，早期曾获得巨大成功。但后来随着联邦当局权力节节下放，各共和国(民族)便打着加强“自治”和“协商”的旗号，纵向与联邦政府争权，横向相互之间夺利，结果是前者大权旁落，后者权力不断扩张，民族主义膨胀，形成了多个分散而平行的经济、政治权力中心。各共和国当局大权在握之后并未认真贯彻社会自治和经济协商制度，而是实行官僚集团的集中领导，例如，企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大会和选举产生领导人等制度一概有名无实，生产计划均由共和国政府下达，企业和社团的领导人都由他们委派，政企依然合一，权力并未下放。因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和管理高度集中的那些弊端在南斯拉夫也都存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南斯拉夫经济改革中途夭折，主要原因是，各共和国自治省并没有实行国家的改革措施，而是截留了联邦下放的权力，形成“中梗阻”之症。这件事情使我开始悟到在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之尖锐。 使馆将上述看法报告国内，得到的反馈是：钱部长向马大使交待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走不出的科索沃泥潭 我到南斯拉夫不久，就遇上了科索沃问题的猛烈爆发。在科省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全民性罢工、罢课、集会、游行，在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其它城镇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和领导人言词激愤而富煽动性的演说。被集会的塞族群众封住大门的联邦议会大厦里，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吵，一片混乱。我初来乍到，面对当时的局势有些发蒙，后来同志们才帮助我理出了头绪。 铁托时期民族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反对各族的民族主义，重点是遏制和削弱大塞尔维亚主义。最突出的措施是在塞境内建立了科索沃和伏依伏丁纳两个自治省，并赋予他们和共和国基本同等的权力，以安抚阿族和匈族的民族主义者。塞族不能忍受其境内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族(还有匈牙利族)同自己平起平坐，因此早已对铁托心怀不满，有人说，克罗地亚人铁托在塞尔维亚胸膛上扎了两刀。大塞民族主义并未削弱，而是被压制着，并且憋足了劲，铁托去世不久便爆发出来。1986年成为塞尔维领导的米洛舍维奇便是塞族这种强烈情况的历史性代表人物。另一方面，阿族民族主义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满足于自治省的地位，进而要求脱离塞版图建立共和国，极端分子还提出了建立独立国家或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口号。这些情况就是形成上述1988年紧张局势的背景。 塞尔维亚当局处理科索沃问题的方针是，不对话、不区分、不疏导，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宣布紧急状态，增派军警，逮捕科省的阿族领导人和闹事为首者，包括那些不赞成科独立的温和派人士，派塞族人组成新领导班子。1989年初，塞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收回了科省的外交、国防、内务、司法、计划等各顶大权，只保留了自治省的建制。 科索沃的动乱被压了下去，但阿族的独立运动还在继续，只是转入地下。被解散的议会召开了秘密会议，于1991年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后来被塞当局宣布为非法。从此，阿族抵制塞尔维亚的一切活动，包括共和国的议会选举。激进分子开始搞武装斗争，成立了“解放军”，武力冲突不断升级。塞军警在镇压武斗分子时，也连累了阿族平民。十年来，科索沃局势就这样演变至今天的地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南联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毕竟力量对比悬殊，塞尔维亚遭到了难以弥补的民族牺牲，而科索沃实际上已从塞的版图上消逝。 前南是怎样瓦解的 民族矛盾导致了经济利益冲突，进而导致政治危机，八、九十年代之交，这种危机达到了顶峰，把前南推向了十字路口：走向分裂还是以邦联的形式保持国家统一。虽然危机严重，但当时有利于维护统一的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因为这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其他东欧国家不同，南是不结盟国家，国际上不管西方还是东方，反对分裂南斯拉夫的是主流，因为保持南的统一对巴尔干和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 当时的情况是，北方共和国(克、斯)虽有要求独立的呼声，但真实意图是压联邦当局更多地接受他们的要求，主张分离的极端分子力量有限，官方的政工口号是改联邦制为邦联制;当时的联邦政府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纲领，核心思想是推行“彻底的市场经济”，按市场原则协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逐步实行私有化，把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定为奋斗目标，对此纲领多数共和国均表赞同;从本世纪初起各南部斯拉夫民族就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相互间建立了全面的联系，经济关系密切，混合家庭比比皆是，各族人民希望继续和平、稳定的共同生活;在国际上，除德国之外，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都明确反对南斯拉夫分裂，以保持巴尔干的稳定，防止德国从中渔利。 这期间，我们接触过大量权威人士讨论南形势，其中有图季曼、格里戈罗夫(现马其顿总统)和驻南外交官。格是著名经济学教授，他认为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决定性因素，现在又有一个大家接受的改革纲领，因此分裂的可能性不大。1990年底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会见我时说，南斯拉夫不会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但存在的形式将有所变化(克主张邦联制)。 最有意思的是同美国驻南大使齐默曼的一次谈话，他对我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美)的个别朋友可能想从南的分裂中得到好处，但这是危险的。南内部出现了好的倾向(指新经济改革政策和政治自由化)，没有理由不让它发展下去。正在此时齐接了一个来自扎格勒布的电话，只听他高声说道：告诉他们，美国反对肢解南斯拉夫，美国不会支持他们的分裂活动，告诉他们，这不是齐默曼的、而是华盛顿的立场。放下电话后他对我说，是他的一位去克罗地亚出差的同事打来的电话。此时恰好有一位南通社记者在座，他听完齐的电话立刻告辞而去，当夜该社发了一条新闻，导语是美国反对分裂南斯拉夫，次日南各报均以此为标题，头版头条报道了美国大使的这次谈话。 国内国际条件均表明，前南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南共盟衰落和联邦政权式微，国家已失去了运转的轴心，命运落到了相互攻讦、倾轧的各共和国、特别是塞尔维和北方两共和国手中。 塞尔维亚族占前南2340万人口的百分之37%，在上世纪初的巴尔干战争和二战期间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过赫赫战功，向来以老大自居。早在王国时期他们就提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王》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口号。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也不逊色，特别是其中较大的克罗地亚和最发在的斯洛文尼亚，他们从来不买塞族的账。有天主教文化背景的克、斯与东正教文化背景的塞历来不和，正是他们之间冲突的激化最终导致了前南的解体。 北方共和国视大塞民族主义是对他们的威胁，为了摆脱这种威胁，坚决主张改联邦制为邦联制。塞的政策是，紧抓维护联邦制的旗帜，反对邦联化，同时表示不愿留在联邦的共和国可以自便，但所有塞族居民都必须留下来，他们要“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国家内”。其他共和国认为，塞坚持的是以它自己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联邦制，而所有塞族生活在共同国家的口号，意味着塞凯觎居住着60万塞族的克罗地亚的1/4领土，居住着140多万塞族的波黑的一半领土，因此绝对不能同意。 这场激烈的国体之争导致了灾难性结果：首先是加剧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的分离倾向，使他们下决心相继宣布独立;在克境内引发了大规模战争，塞利用军事上的优势曾一度占领1/3的克领土，导致了克问题的国际化，塞最终被迫撤出;在波黑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穆、塞、克三族相互混战，抢占地盘，进行民族清洗，塞族亦曾一度占据优势，由于美国为首的北约介入，最后达成了代顿协议，波黑领土得以保持完整;1992年初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建立了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在前南解体过程中，死伤人数上百万人计，沦为难民者达数百万人之众，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使巴尔干地区陷入了看不到边际的动荡时期。 令人最为苦恼的问题 列宁说过，民族问题是令人最为苦恼的问题，南斯拉夫的历史和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证明了这句名言的深刻内涵。 南共和铁托从开始就认识到本国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并把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定为立国之本，建国后使民族矛盾缓和下来，国家走上了繁荣的道路。从南的实践中看，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实行“民族平等”、“社会自治”加联邦制。由于前南这个多民族国家六个主要民族的大小并不悬殊，互相间的历史、文化差别和疆界是明了的，因此应当认为，铁托时期民族政策符合南的国情。但是正确事物如果超越合理的界限，便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前南的解体宣告了其民族政策的失败，对此固然可以列出包括国际背景等多种原因，但其症结，恐怕正是上述辩证法的规律不幸而应验。 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大力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在政治和经济管理上不搞过多集中，让各民族享有名实相副的自治，让人民多些民主权利，这些政策在前南建国后的前期都贯彻得很出色，都是行之有效的。但从70年代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晚年的铁托没有顶住各民族主义的压力，而一味迁就退让，在他领导下，197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的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各共和国，1974年通过了新宪法，又把剩下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等大权全部下放，从此，各共和国、自治省也就变成了国中之国。 南斯拉夫率先抛弃苏联模式，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但由于从极度集中的一端走到了极度分散的另一端，把保证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权力也都下放给了地方，为国家的解体创造了条件，这是最惨痛的教训。 前南的解体是从南共盟的分裂开始的。为体现党政分开，该党早已放弃对社会的领导作用，改提指导作用。在1990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我在来宾席上亲眼目睹了该党发生分裂，斯洛文尼亚代表率先鱼贯离席而去，各共和国共盟之间再也没有找到弥补分歧的办法。大会提出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政党的垄断，肯定了多党制。在此后各共和国进行的多党自由选举中共盟纷纷下台，成为反对党。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国家丧失了维护统一的核心，这是前南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严重教训。
英国曾侵略世界90%国家仅22国幸免
英国历史学家斯图尔特·莱科克(Stuart Laycock)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英国曾侵略了地球上几乎90%的国家。莱科克分析了世界上大约200个国家的历史，并根据史料确定哪些国家曾经被英国入侵。他发现，只有22个国家未被英国染指。在大英帝国大肆扩张版图的过程中得以保全的国家往往远离英国本土，比如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但也有像卢森堡这样的“窝边草”。 在日不落帝国时期，英国没有入侵过的22个国家是：欧洲的安道尔、白俄罗斯、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哥、瑞典、梵蒂冈，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巴拉圭，非洲的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马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亚洲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 英国侵略过的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后来作为英联邦国家为人熟知。事实上，英国曾通过军事胁迫、谈判或交易手段，在更广阔的地区实行过军事进驻，尽管有些历时短暂。另外，英国政府批准的海盗、私掠船只和武装探险家的活动其实也是侵略行为。因此，很多曾经的西班牙殖民地，比如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等，看似与英国关系不大，但它们曾多次被英国水手入侵。 一些被英国侵略过的国家着实令人意想不到。1741年，英国海军上将弗农(Admiral Edward Vernon)进攻古巴关塔那摩湾，并把此处重新命名为坎伯兰湾。不久，由于当地人的反抗和军队中疾病蔓延，弗农被迫撤退。1940年，冰岛因为坚持中立、拒绝加入盟军而遭到英国入侵。越南自17世纪以来不断遭到英国侵略，最近的一次是在1945年到1946年，英国试图打击该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但由于后来法国和美国先后入侵越南的历史更受瞩目，英国的入侵行动反而被遮蔽。莱科克认为，英国侵略过的国家或许更多，但现在还缺乏可以确证的史料。
从汉诺威王朝到温莎王朝：英国王室扯不断的德国情缘
回首大不列颠的历史， 很难找到一个纯粹英国血统的国王，英国王室的日耳曼血统则要追溯到近300年前，即乔治一世时代。时间回到公元1714年，英国女王安娜逝世后，没有后嗣，为了寻找一位新教徒的国王，议会请了安娜的表兄、德国汉诺威侯选之子乔治·路德维希·冯·汉诺威到英国即位，史称乔治一世。这就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开始，也是英国王室日耳曼血统的开始。从汉诺威王朝到温莎王朝：英国王室扯不断的德国情缘 温莎公爵和夫人（资料图） 11月2日下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包括柏林、波茨坦以及杜塞尔多夫。有意思的是，回首大不列颠的历史， 很难找到一个纯粹英国血统的国王，英国王室的日耳曼血统则要追溯到近300年前，即乔治一世时代。今天，这已是伊丽莎白二世第四次踏上这块祖先曾经生活的土地，继续她的寻根之旅。 血统渊源 时间回到公元1714年，英国女王安娜逝世后，没有后嗣，为了寻找一位新教徒的国王，议会请了安娜的表兄、德国汉诺威侯选之子乔治·路德维希·冯·汉诺威到英国即位，史称乔治一世。这就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开始，也是英国王室日耳曼血统的开始。 当年54岁的乔治很不情愿地离开位于德国北部的汉诺威，前往泰晤士河边的伦敦参加加冕仪式。他在位13年都不曾将英语学通。由于对英语的掌握非常有限，这位曾经的“英国国王”与大臣都是用法语进行交流，不能亲自主持也很少参加内阁会议，这使得内阁首相的作用开始变得突出起来。不仅如此，乔治一世作为统治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德国度过。1727年，他告别人世，长眠于德国。 乔治一世使英国王室从此有了日耳曼血统，也使他的子孙们有了扯不断的德国情缘。他的儿子乔治二世和父亲一样，继位后仍经常出没于汉诺威，还在52岁的时候找了一个德国情妇。 与祖辈父辈不同的是，乔治三世在英国出生并接受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执掌英国王位期间，他倒是从没访问过汉诺威，但却娶了一位德国公主做王后。乔治四世则为了得到国会协助还清巨债，迎娶了德国表妹卡洛林。 乔治三世的孙女维多利亚女王是汉诺威家族的最后一位君王，由她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朝代，即萨克森-科堡-哥塔王朝，但这并没有切断英国王室与德国的联系。恰恰相反，她的母亲、家庭老师以及作为监护人的舅父莱奥波德都是德国人，都来自德国的科堡家族，而女王自己也认为她是那个家族的成员之一。更重要的是，1840年她嫁给了她德国的表哥萨克森-科堡-哥塔家族的阿尔伯特王子。 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嫁给了日后的德皇弗雷德里克三世，她的儿子就是后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温莎公爵。 但据近年来逐渐解密的官方文件显示，爱德华八世离位的主要原因是“美人”沃利斯·辛普森支持纳粹，使英国无法面对美法盟国。在放弃王位后，温莎公爵1937年还在慕尼黑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温莎公爵夫妇的亲纳粹倾向非常担心。在夫妇俩流亡国外的日子里，英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都曾对他们的行踪进行监视。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嫁了多半血统为德国人的菲利普伯爵。这位伯爵不仅能说流利的德语，而且与德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曾在德国上过一年学，他的4个姐妹全部嫁给了德国人。 血统风波 来自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塔家族的英国王室在200多年前就曾宣布具有日耳曼血统。直到20世纪开始前，英国王室都一直在德国贵族中寻求伴侣，和亲政策对他们来说不但不陌生，而且可说是王室生存的一种方式。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作为却让他们有失体面，于是开始在姓氏上改头换面，并对血统的问题谨言慎行。 一战时，英国民间反德情绪强烈，英伦三岛上的人们痛恨所有带有德国印记的东西，甚至包括面包。为了表示对德皇维廉二世的讥讽和不恭，英国人将Wihlelm的昵称Willy用作口语上指称男性生殖器的某一部位。 英国王室对血统的说辞也变得小心翼翼。为了体面，也为了表示与臣民共同反对德国的决心，英国王室认为有必要寻找出一个正宗英国的姓氏。1917年，英王乔治五世就宣布放弃家族名字中“萨克森-科堡-哥达”一节，杜撰出听起来更加英国化的“温莎”姓氏，温莎王朝从此开始。 到了他的儿子乔治六世在位时(1936-1952年)，更是不惧德军轰炸呆在白金汉宫，表现出与德国的疏离。他的妻子，即谢世不久的伊丽莎白王太后一生都未能改变对德国的某种敌意。直到临终，她也没有改变把德国人称为“匈奴人”的习惯。他们便是当代伊丽莎白二世的父母。 德国之旅 对于父母对德国的敌意以及母亲对德国人的蔑称，伊丽莎白二世不以为然。虽然这名女王于1940年亲眼目睹了德国空军对白金汉宫的轰炸，但她却不将这笔账整个算在德国头上。 1958年，伊丽莎白亲自在温莎宫设宴欢迎来访的德国总理阿登纳。阿登纳事先得知这样的安排后，临时跟着女秘书勉强学了几句英语，便于急用。英国首相麦克米兰也在场，他是这样记录当年的那一幕的：“年迈的总理坐在两位女王之间(女王和其母亲)，容光焕发，谈兴十足。” 1965年，女王第一次访问联邦德国。当时，德英双方都认为那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但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当她在柏林遇到一大批欢呼的群众向她高呼“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时，这一很不英国式的做法让她感到有些诧异。 当时英国外长斯提沃特(Stewart)后来解释说：“我想，她可能感到有些过分了。”这类呼喊令她回忆起德国人当年对纳粹致敬时的呼喊。 1978年，女王第二次访德。 1992年，菲利普陪同伊丽莎白女王第三次出访德国时，借机促成了一次家庭大聚会。这类访问已成了一种礼尚往来的形式。美中不足的是，那两次访问时，英国的经济都处在萧条时期。 而在第四次访德时，女王表示，在德国访问的3天使她对于发展英德两国的友谊“重新充满了信心”，她希望两国的年轻人能够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不仅要牢记过去，更要展望未来。 据美联社11月4日报道，伊丽莎白二世在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访问时指出，紧密的经济合作使二战后两国关系不断缓和。她说：“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过去，更不能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这一切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但是，在过去60年里，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长的路。我相信，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情。在21世纪里，我们的友谊对彼此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