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指的是哪几德？厚德载物是什么意思
“厚德载物”意思是说，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今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一﹑口德得饶人处且饶人：1.直话：可以转个弯说;2.冷冰冰的话：可以加热了说;3.批评人的话：一对一的说，要顾及别人的自尊。二、掌德赞美别人，学会鼓掌：1.每个人都需要来自他人的掌声;2.为他人喝彩是每个人的责任;3.不懂鼓掌的人，人生太狭隘;4.一赞值千金;5.给别人掌声其实是给自己掌声。三、面德在某些情况下，不给面子是最大的无礼：1.中国人最讲究的是面子;2.任何时候，给对方一个体面的台阶;3.看破别说破，面子上好过;4.伤什么，别伤人面子;5.在某些情况下，千万不要揭人老底。四、信任德生性多疑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1.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2.有多少信任，就有多少成功的机会;3.疑人不交，交人不疑。五、方便德与人方便，自己方便：1.请主动坐里座;2.与人方便，自己方便;3.在他人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扶一把;4.为对方着想，替自己打算。六、礼节德有“礼”走遍天下：1.彬彬有礼2.礼多人不怪;七、谦让德锋芒毕露者处处树暗敌：1.切忌锋芒毕露;2.放下身段，降低自己;3.勿在失意者面前谈论你的得意;4.人前勿张狂，人后别得意，为人应低调。八、理解德人人都渴望他人的认可：1.理解，就是给人方便;2.理解一般人不能理解的事;3.换位思考，替别人着想。九、尊重德把别人的自尊放在第一位：1.努力使人感到他的尊严;2.给弱者的尊重更可贵;3.真正的高手好像平平常常;4.地位越高越不能轻视别人;5.把别人放在心上。十、帮助德关键时刻，谁不希望有人拉一把：1.无私胜有私;2.你的好，别人是会记住的。
古人算命靠什么？算命真能预测未来嘛？
古代的人一直认为人的命运是可测和可转变的，算命先生便应此需求而生。他们凭借所谓的《周易》知识，号称懂八卦、会看手相面相、能解灾避祸。他们的算命方法有很多，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常见的几种。 一、四柱法 宋代徐子平创立。把年、月、日、时称为“四注”，再分别用天干地支表示，即用生辰八字去推算人的命运，也叫“推八字”。然后，围绕生辰八字进行阴阳五行生克冲合的演算以预测人的命运。 二、称骨算命法 唐代袁天罡所创。这种方法认为每个年、月、日、时各有定数，重量也有具体规定。将出生年、月、日、时的4个重量加在一起，得到八字重量。再按照“称骨歌”一查，就可确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称骨歌的骨重由2.2两至7.1两，愈重愈佳。 三、大六壬 中国古老三式预测绝学之一。大六壬的预测原理是依据日、月、星、辰的变化为准则尺度，运用十天干及十二地支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产生的人天合一的规律，并结合五行的相生相克规律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沟通人体信息密码场的智能、高效、准确的预测方式。 四、拆字 又称“测字”、“破字”、“相字”等。主要做法是以汉字加减笔画，拆开偏旁，打乱字体结构进行推断。古人常常用这种拆字法，来判断人事因果，预言吉凶祸福。
三潭印月的来历， 三潭印月的传说
西湖里有三座石塔，象三个宝葫芦一样，长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每到中秋之夜，明月当空，人们喜欢在石塔的圆洞里点上灯烛，把洞口糊上薄纸，水里就会映出好多小月亮，月照塔，塔映月，景色十分绮丽。那就是有名的“三潭印月”。那么，这三座石塔是哪里来的呢?还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呢!有一年，山东的巧匠鲁班，带着他的小妹，到杭州来。他们在钱塘门边租两间铺面，挂出“山东鲁氏，铁木石作”的招牌。招牌刚刚挂出，上门来拜师傅的便把门槛都踏断了、鲁班挑挑拣拣，把一百八十个心灵手巧的年轻后生，收留下来做徒弟。鲁班哥妹的手艺巧极了，真是鬼斧神工：凿成的石狗会管门，雕出的木猫会捉老鼠。一百八十个徒弟经他们一指点，个个都成了高手。一天，鲁班哥妹正在细心给徒弟们教生活，忽然一阵黑风刮过，顿时天上乌云乱翻，原来有一个黑鱼精到人间来作祟啦，黑鱼精一头钻到西湖中央，杭州一个三百六十丈的深潭。它在深潭里吹吹气，杭州满城鱼腥臭;它在深潭里喷喷水，北山南山下暴雨。就在这一天，湖边的杨柳折断了，花朵凋谢了，大水不断往上涨。鲁班哥妹带着一百八十个徒弟，一齐爬上了宝石山。他们朝山下望望，只见前面一片汪洋，全城的房屋都泡在臭水里，男女老少都逃到西湖四周的山头上。湖中央，转着一个老大老大的漩涡，漩涡当中翘起一只很阔很阔的鱼嘴巴，鱼嘴巴越翘越高，慢慢地露出整个大鱼头，鱼头往上一挺，蓦地飞起一朵乌云，升到天上。乌云飘呀飘呀，飘到宝石顶上，慢慢落下来，里面钻出一个又黑又丑的后生。黑后生滚动圆鼓鼓的斗鸡眼珠，朝鲁妹瞟瞟：“哈!漂亮的大姑娘，你做的啥行当?”鲁妹说：“你问姑娘啥行当，姑娘是个巧工匠。”黑后生把鲁妹从头看到脚：“对了，对了!我看你亮亮的眼睛弯弯的眉，想必能绫罗绸缎巧裁剪。走，跟我去做新衣。”鲁妹摇摇头。黑后生把鲁妹从脚看到头：“对了，对了!我看你苗条的身材纤巧的手，想必有描龙绣凤好针线。走，跟我去绣锦被。”鲁妹摇摇头。黑后生猜来猜去猜不着，心里想一想，眯起眼睛说：“漂亮的大姑娘，不会裁剪不要紧，不会刺绣不要紧，你嫁到我家去，山珍海味吃不完，乐得享清福哩。”说着，伸手来拉鲁妹。鲁班一榔头隔开他的手，喝声：“滚开点!”黑后生仍旧咧开大嘴，嘻皮笑脸：“我的皮有三尺厚，不怕你的榔头!大姑娘嫁了我，什么都好讲;大姑娘不嫁我，再涨大水漫山冈!”鲁妹心里想：倘若再涨水，全城人的性命都保不住了。她眼珠儿转两转，办法便有了，对黑后生说：“嫁你不急，让阿哥替我办样嫁妆。”黑后生一听开心了：“好姑娘，我答应，你打算办样啥嫁妆呢?”“高高山上高高岩，我要叫阿哥把它凿成一只大香炉。”黑后生高兴得拍大腿：“好好好!天上黑鱼王，落凡立庙堂。有个你陪嫁的石香炉，正好拿它来收供养!”鲁妹拉过阿哥商量了一阵。鲁班对黑后生说：“东是水，西是水，怎么办呢?你先把大水落下去，我才好动手。”黑后生张开阔嘴巴一吸，满城的大水竟飞了起来，倒灌进他的肚皮里去啦。鲁班指指山上的一块悬崖问黑后生：“你看，你看，把这座山劈下来凿只香炉怎么样?”“好哩，好哩。大舅子，你快凿，凿得越大越风光!”“香炉高，香炉大，重重的石香炉你怎么搬呢?”“喏喏喏，只要我抬抬脚，身后就会刮黑风;小小的石香炉算得了什么，就是一座山我也吸得动!”射避在四周山上的人都回家去了，鲁班他们便爬上那倒挂着的悬崖。鲁班抡起大榔头，在悬崖上砸下第一锤：他一百八十个徒弟，跟着砸了一百八十锤。“轰隆”一声，悬崖翻下来了。——从此以后，西湖边的宝石山上便留下了一堵峭壁。悬崖真大呀，这边望望白洋洋，那边望望洋洋白，怎么把它凿成滚圆滚圆的石香炉呢?鲁班朝湖心的深潭潭瞄瞄，估好大小，就捏根长绳子，站在悬崖当中，叫妹妹拉紧绳子的另一头，“啪嗒啪嗒”绕着自已跑了一周，鲁妹的脚印子便在悬崖上画了一个圆圈圈。鲁班先凿了大样，一百八十个徒弟按着样子凿。凿一天，又一天，一共凿了七七四十九天，悬崖不见啦，变成一只顶大顶大石香炉。圆鼓鼓的香炉底下，有三只倒竖葫芦形的尖脚;尖脚上，都有个三面透光的圆洞洞。大石香炉凿成了，鲁班朝黑后生说：“你看，你看，我妹妹的嫁妆已办好，现在就请你搬下湖!”黑后生要新娘子。鲁班说：“别忙，别忙，你先把嫁妆搬去摆起来，再打发花轿来抬。”黑后生高兴死了，一个转身就往山下跑，他卷起的旋风，竟把那么大的一个石香炉咕碌碌吸在后面滚。黑后生跑呀跑呀，跑到湖中央，变成黑鱼，钻进深潭潭;石香炉滚呀滚呀，滚到湖中央，在深潭潭旁边的斜面一滑，“拍得”一下子倒覆过来，把深潭潭罩得严严实实，不留一丝缝隙。黑鱼精被罩在石香炉下面，闷得透不过气来;往上顶顶，石香炉动不动;想刮一阵风，又转不开身子，没办法，只好死命往下钻。它越往下钻，石香炉就越往下陷……黑鱼精终于闷死在湖底了，石香炉也陷在湖底的烂泥里，只在湖面一露出三只葫芦形的脚。从此，西湖留下一个奇妙的景致：每年中秋节夜里，人们划船到湖中央去，在炉脚上那三面透光的圆洞洞里点烛火;烛光映在湖里，就现出了好几个月影。后来这地方便叫“三潭印月”。
鲜卑族是如何崛起的？拓跋氏，慕容氏的逐鹿中原
东胡鲜卑族显于史书者，共五部：乞伏氏、秃发氏、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它们先后在我国华北、西北地区建立多个割据政权，其中以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版图最大，历时最久。当刘裕在长江流域代晋建宋时，就意味着黄河流域的五胡十六国行将谢幕，而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最后戛然收尾的胜利者，即为鲜卑族之拓跋部。拓跋部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到439年统一北方。肇基北朝，拉开了南北朝对峙的帷幕。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386年～534年），北方万里江山尽为其所有。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善于吸收汉民族文化的精髓，从而使该民族脱胎换骨，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提升。当时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每个民族都面临诸多对手，互相杀伐，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稍有闪失，整个民族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好在拓跋部的几代首领都能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确定先后打击的目标，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鲜卑族拓跋部谱写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最强音。正是在这种血与火交织成的惨烈熔炉中，铸就了中华民族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鲜卑族拓跋部是其中融合最为彻底的游牧民族，他把原始部落的尚武精神与华夏民族的辉煌文化与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催生出新的民族精神与性格，喷薄出勃勃生机。在中国的历史书页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可以说，如果没有北魏帝国的承前启后，也就搭建不起隋唐恢弘盛世的桥梁。 1、拓跋史迹 鲜卑拓跋部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后渐南迁至蒙古草原，以“射猎为业”，靠游牧为生。“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他们在大兴安岭北端或东麓游牧渔猎了数百年，繁殖了六七十代人。在中原的夏商时期，史书上始出现一个叫毛的首领，才开始组成氏族部落联盟。史书上说：“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但是，强悍的匈奴人雄踞漠北，恃强凌弱，一路追杀着他们。鲜卑人几乎无路可逃，最后逃到大兴安岭深处一个天然的洞穴里，即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在此休养生息。 北魏建立后，拓跋贵族依据“人相传授”的口碑史料，约略知道自己的祖先发源于大鲜卑山石室。石室坐落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首府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侧，鄂伦春人称之为嘎仙洞（1980年7月考古发现）。在离洞口西侧的洞壁上，刻有201字的祭文，是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时刻下的。 东汉初年，匈奴境内连年灾害，人畜死伤大半。乌桓（我国北部游牧民族）乘机进攻，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空虚。时拓跋部落联盟首领推寅，率领族人，向南迁移到“大泽”地区，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呼伦湖区一带游牧。 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北匈奴被汉朝与南匈奴、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又大规模成扇形南迁与西迁，进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南匈奴10余万众，亦自号鲜卑。拓跋部落一个叫邻的酋长，为便于迁徙，“七分国人”，加上拓跋本部，共有8个部落单位，即拓跋八族，放弃呼伦湖附近的牧地，南迁填补匈奴留下的空白，最后到达了今河套平原东部一带，“逐水草而居”，拓跋部被人称为“索头鲜卑”。由于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尤其适合畜牧业发展，拓跋部慢慢强大起来。拓跋部逐渐与土著汉人、丁零、乌桓、匈奴人残余等通婚融合成一新的部族，社会生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邻因此被大家推为“推寅”。显然，“推寅”此时已演进成拓跋酋长的称号。 邻的儿子诘汾，相传与天女相配，生子力微（175年～278年），故当时谚云：“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说明在中原的三国时期，拓跋部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没有产生一夫一妻制家庭。曹魏甘露三年（258年），力微取得世袭权，在定襄郡的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一带），尝试着建立了政权。初现国家的雏形，这是拓跋部迈出的重要一步。 西晋末年，部落首领猗卢（？～316年）统一了拓跋各部，在永嘉之乱中依附西晋，抗击匈奴刘聪、羯赵石勒。因有功于朝廷，在310年被西晋怀帝册封为代公，314年，进封为代王。拓跋部居住的定襄郡则被称为代国。猗卢得晋人帮助，开始设置百官，“明刑峻法”。猗卢把境内各族分为南北二部，由南北两部大人统率。这时的代国虽已初具国家政权性质，但部族的传统习俗依旧，仍处在部落军事联盟崩溃的前夜，部落首?为原始民主选举产生，君民平等，礼俗宽简，谁也不能有特权。而猗卢要仿效汉制，行使君王的绝对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祖宗传统、各酋长的根本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当时，在代国境内有很多归附者和土著汉人，鲜卑贵族就用新旧人来区分这些归附者。他们把鲜卑八部人称为旧人，归附的晋人、乌桓人及其他民族的人称为新人。新旧人之间，互不信任，矛盾重重。猗卢信任新人，引起了旧人的憎恨。猗卢便用残酷的刑法压服各部，前后杀死上万人之多，在拓跋八部引起恐慌，但也引起了公愤。316年，也就是西晋灭亡的那一年，拓跋其余七部（猗卢部除外）联合猗卢子六修，发兵往讨猗卢部，猗卢兵败逃匿民家，被民妇认出，猗卢被杀。猗卢死后，拓跋部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之中。 2、 建国立制 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其首领什翼犍（318年～376年）重新统一拓跋各部，在繁（今山西浑源西南）继位，自封代王，建立代国，又重新迈出了建国的艰辛步伐。 什翼犍曾在后赵石勒都城邺城做人质10年，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后被迎回，即代王位。制定法律，设置官职，选贤任能，各司其职，起用汉族人作长史。他设左右近侍，宣传诏命；又设内侍长4人，参与政务。汉人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官号完全复制晋朝。制法律六条，规定犯大逆之罪男女老少皆斩，盗私物者以一赔十。“控弦百万，号令若一”，部落酋长此时已成了军事长官。代国的国家体制开始确立了。公元340年徙都盛乐，初步涉足农业生产，封建因素有很大增长。 鲜卑拓跋部从力微建都定居始，中经猗卢，再到什翼犍，拓跋部经历了14个首领，终于走向了正式建立国家的轨道。到什翼犍时，国家机构更趋完备。拓跋部的社会形态也彻底摆脱了原始公社制而向阶级社会迈进。其表现形式就是不再以血缘关系组成氏族，而是以地域来划分居民，组成行政单位。一些新加入的部落、逃亡的流人和战争中俘获的奴隶，成为拓跋部落新的成员。在力微时期，就有内地诸姓75姓，四方诸姓35姓，其中有匈奴、高车、柔然等族，加入到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中来。如此以来，象征国家权力的军队、监狱等也就随之出现了。再加上生产力的发展，交换也产生了，汉族商人长期往来于拓跋部与汉地之间，用牲畜交换金帛缯絮。这些都毫无例外地加速了奴隶制国家的形成。 正当拓跋部在建国的道路上疾走的时候，不幸与前秦大帝苻坚遭遇，苻坚一代雄主，有志于统一中国。因此苻坚在灭掉前燕之后，就把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创中的代国。 公元376年，前秦大军在石子岭一战中大败代军。身患重病的什翼犍逃到阴山之北，太子寔君在堂兄拓跋斤的挑拨之下，起兵将什翼犍以及自己的继母、六个异母弟弟全部杀死。拓跋部发生内乱，前秦趁势攻下盛乐城，代国灭亡。苻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拓跋寔君弑父之举，深为痛恨。遂把拓跋寔君和拓跋斤押至长安，处以车裂之刑。为奖赏伐代有功的匈奴族首领，又将代国一分为二：黄河以东归匈奴族独孤部刘库仁统率，黄河以西归匈奴族铁弗部刘卫辰统率。 代国灭亡时，寔君子拓跋珪5岁，随生母贺兰氏逃到了舅家贺兰部，依附拓跋珪的舅舅贺兰讷。不久，贺兰讷的弟弟贺兰染干发现外甥拓跋珪英武多智，就想方设法要除掉他，多亏贺兰氏机智保护，才屡屡化险为夷。拓跋珪在战乱流离中，度过了10年寄人篱下的日子。 拓跋珪（371年～409年），出生于参合陂北（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鲜卑族人，北魏开国皇帝。为什翼犍嫡长孙，故幼年生活在皇宫中。虽然早年过着流亡生活，但拓跋珪性格刚强，被拓跋诸部认为是能“光复洪业，光扬祖宗者”。 383年，苻坚兵败淝水，前秦土崩瓦解，北方短暂的统一又为分裂割据所取代。拓跋珪借助贺兰部家族的势力，乘势纠集诸部，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在牛川（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召开部落大会，宣布即代王位。迁居盛乐，重建代国。定年号为登国。这是北魏的开始。拓跋珪时年15岁。同年4月，拓跋珪称魏王，改国号为魏，制定典章，重建国家，史称北魏。拓跋珪即太祖道武帝。 拓跋珪继代王位时，整个塞上还处于分裂状态。为了稳固地位，统一各部，拓跋珪连年征伐，向四周各部落如高车、柔然、库莫奚、独孤部等不断发动战争，收服了周边许多部族，获得大量牛马和牲口。尤其是对拓跋部世仇刘卫辰父子，拓跋珪更是怀着复仇的决心。394年，在北伐柔然凯旋之后，又一鼓作气回师大破刘卫辰部，刘卫辰父子相继死于乱军之中，拓跋珪犹有余恨，把5000多名俘虏全部投入到黄河激流之中淹死。刘卫辰族诛，只有第三子郝连勃勃逃脱，他就是后来十六国之一大夏国的建立者。 此役拓跋珪缴获良马30多万匹、牛羊400多万头，一跃而为塞北唯一的强大部落，周围各部族无不闻风臣服。 魏道武帝是北魏前期一位十分英明的君主，在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汉族人才，凡士大夫来谒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量才录用。才使北魏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并在参合坡大破强大的后燕，使北魏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地区。
细说古代历史上科举的高考生跳的龙门在哪？
人们常说，读书人如果可以高中状元，就如同鲤鱼跳过了龙门，从此脱离凡胎肉身，飞黄腾达。这对于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扭转命运的学子们来说，的确是形象的比喻。那么，北京城里究竟有没有这样的“龙门”呢?北京城外有城，城内建城的建筑布局，使得连接内外各城之间的城门成了极为重要的设施。在北京众多的城门当中，的确存在着所谓的“龙门”，当然，这与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由隋朝起创建的科举制度，取代了过去一直以来的世袭制度，由此，学子们得到了通过求学考试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相对公平的社会育才机会，使得封建王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稳定。科举考试分为很多个级别，在历经各地区主持的考试之后，通过层层选拔的胜出者会取得到京师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机会。在京师的考试有两场，会试和殿试，而最终能够冲进殿试，并取得名次的，就拿到了进入仕途的入场券，成为国家的栋梁。也就是说，原本平凡无奇的鲤鱼越过了“龙门”，晋级龙族，真可谓是“一步登天”了。完成这一象征性加冕仪式的就是长安门。长安门分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长安左门位于大明门(清代改大清门，辛亥革命后改中华门，1959年拆除)内东北角(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前稍东)，长安右门位于大明门内西北角(今中山公园正门前稍西)。长安左门和右门是皇城通往中央官署衙门的总门，门前均竖立有巨大石碑，上面刻有“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诫语，并有禁军站岗。平日，百官上朝都要从长安左、右门进入，并且无论官级大小、爵位高低，都要下马下轿，步行进入长安门，经天街(今天安门前的长安街)，经金水桥，入承天门(今天安门)，继而进午门，上朝觐见皇帝。并非两门都是“龙门”，只有长安左门被称为“龙门”。明初时，曾在承天门(今天安门)外金水桥畔设案举行殿试，后来移至太和殿。清沿用了这一形式，但后将殿试的场所改在了保和殿。殿试以后，凡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在殿上广布姓名，然后将名字写入“皇榜”，捧出午门，在鼓乐御杖的导引下，经承天门穿过广场，张挂在左面的“龙棚”内。参加殿试的贡生们在这里集结看榜，无论考中与否，都经由长安左门离开。所以，长安左门被称为“龙门”或是“生门”，靠中进士的人成为“登龙门”。新科状元会披红插花，骑着御赐的高头大马，经此门出游“天街”(今长安街)，以显示“皇恩浩荡”，当然，这也是唯一允许在“天街”上骑马的时候。此后，金榜提名的进士们会被接到顺天府衙(位于今安定门内大街西边的东公街)饮宴祝贺，即所谓的“金殿传胪”的仪式。越过“龙门”的学子们最终不负多年的寒窗苦读，一跃成为天下闻名的新权贵。与长安左门相对的，长安右门则是刑部主持全国“秋审”、“朝审”的地方，被称为“虎门”。每年农历八月中旬，皇帝派刑部官员会同大理寺、都察院或九卿、王公大臣，在这里设案“秋审”，联合审理犯人。每逢此时，由东到西，横列几十张大八仙桌，上铺红毯，判官面北端坐，互审各犯判文，然后再呈皇帝，皇帝只要红笔一勾，该犯的死刑就确定了。“朝审”则是委派兵丁，将刑部监狱内的死罪犯人全部提出来，押送到长安右门，排成整齐的队列，由长安右门的南门洞走入，一字形地跪在“朝审” 公案桌前，听候审问。期间，每个犯人不能倾诉冤情，等到这一年冬至的清早，用囚车把犯人押到刑场砍头。犯人由长安右门提解进广场，不免悲伤哭泣，犹如身进虎口。所以，长安右门会被称为“虎门”。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长安街的交通问题，遂于1952年8月将长安左、右门拆除。虽然，现在已经找不到长安门了，但是，同为改变人命运的“龙门”和“虎门”却永远在历史上留下了传奇的故事。
中国境内从古至今的四大风水宝地
1、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北京建城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上一直是军事、政治中心，历来被风水学家认为是“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理想都城。关于北京的最早记载是周武王当年封尧的后代于蓟丘——就是现在的北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里曾是燕国的国都。辽代时被称作燕京或南京，是辽国的陪都。到了公元1153年，金迁都北京，改名为中都，这里从此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元代以“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建北京为大都，初步奠定了现在北京城的规模。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体现皇权的核心地位，把全城的中轴线向东推移了150米，新建的宫殿都在中轴线上，又在线北堆筑了一座景山，用以镇元代残余的王气，以便明代长治久安。清代仍以北京为都城，分别在城的北、东、西面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分别表示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用来举行祭祀典礼。在古老的中国文化里，风水地理文化一直备受重视。堪舆家们认为：“京城者帝之都也，国之要地，龙脉要冲，需依五行方位而建，山阳而水北，坐北而面南，受上天之佑，聚五帝之德。”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正是古人心中建立帝都的理想的风水宝地。其西部的西山，为太行山脉;北部的军都山为燕山山脉，均属昆仑山系。两条山脉在北京的南口(南口是兵家要地)汇合形成向东南巽方展开的半圆形大山湾，山湾环抱的是北京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河流又有桑干河、洋河等在此汇合成永定河。在地理格局上，“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有利于发展和控制的战略优势。宋代大儒朱熹一生精于研究堪舆之道，《宾退录》记载了朱熹对北京风水的评价：“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代表了当时朝野对于北京地势的看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元代蒙古贵族巴图南在忽必烈选择定都地点时极力推荐北京，《元史·巴图鲁》中记载了他的话:“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大臣们认为这里是元代亡国之地，王气已尽，不宜建都，于是定都南京。没想到“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以燕王的身份夺了天下，他觉得燕京(即北京)是自己发迹之地，“龙潜于此，多有经营”。他的臣僚也纷纷上疏陈述北京作为都城的好处：“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万世之都也。”于是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时人一片赞同之声。到了明朝末年，由于政局颓势日显，一些反对意见又被重提，将危局归罪于当年迁都之举。通观明朝立国将近300年，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的觊觎之下，多灾多难。这和北京离北边的边界太近，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并非地理，而在于朝廷的腐败无能，这是历史所能证实的。北京城是完全在中国风水理论指导下规划建设的，大至选址、布局，小至细部装修，处处寓涵风水思想，是风水学应用的典型实例。近代以来，北京得到了历代政府的悉心保护。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将故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故宫成为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历经五个世纪的古都。2、沈阳：山环水绕、自成一系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之称的沈阳是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地处古沈水(浑河支流)之北(阳)而得名。这里孕育了辽河流域的早期文化，在7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沈阳从公元前229年设立侯城起，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迁都于此，满语称沈阳为盛京，意思是兴盛的城市。1636年，皇太极在此改国号为“清”，建立清王朝。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仍然把盛京作为陪都。沈阳的地理位置有很大优势。它北有外兴安岭，西有蒙古高原，东有大海，南有鸭绿江。西北高，不失为天然屏障，东南低，水域环绕。它离中原近，是关东与关西的咽喉，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融合点，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兵家必争之地。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召集群臣，商议把都城由东京(今辽阳市)迁往沈阳，有人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而努尔哈赤却执意要迁。他的观点是：“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努尔哈赤是从军事和生活两方面看待沈阳的，他把都城迁到沈阳，奠定了灭明的基础。以风水学的观点来看沈阳，这里也是王气充沛。古云：“来龙不去数千里，决然不是王侯地。”中国自万岳之尊昆仑山分出南龙、中龙和北龙三条风水龙脉，沈城属于北龙长白山之浩瀚风水余脉，经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层层脱换，辞楼下殿，穿狭过涧，蜂腰鹤膝，回龙顾祖，承袭亘古不朽之旺气，不远千里迢迢绵延而来，于棋盘山、辉山收势住形，平原结穴于沈水之阳(浑河北岸)，难得之至，是以奠定了沈城为北方众城之首的格局。沈城的母亲河浑河，是沈城发祥之活水源头，对于此地的风水意义不同寻常。在古人看来，浑河有着界合两岸地脉，兜收天地精华，护侍沈城，并吸纳东来源源财气，以富养清朝国力，绵延八旗子弟的祥瑞之意。此外，浑河水系和平区段，水曲S形，抱北而绕南，天机造化，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恰恰是太极图吉形。清初浑河被辟为皇家河道，用来运输宫廷所需物资，这就要求整个河道不得有任何侵占和污染。现在的沈阳是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国际大都市和政治、金融、文化、交通、信息及旅游中心，在新的时代，沈阳焕发着勃勃生机。3、太原：三水包围、险关为塞山西省的省会太原是一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城，历史上称之为晋阳，简称“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太原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史载有“控山带河，踞天下之肩背”的盛誉。太原始建于公元前497年的春秋时期，当时被称为晋阳邑，战国初期赵国建都于此。秦代，太原郡为全国36郡之一，西汉又称并州，为全国13州之一，这也是太原又称并州的渊源。南北朝以前的前赵、后燕、前燕、前秦及北齐，都以太原为国都。隋朝时，晋阳在全国是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城市。唐王朝发祥于晋阳，封晋阳为北都，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北汉亦以太原为国都。到清代，太原已发展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业、手工业城市。翻开历史，可以发现，在公元11世纪以前，许多对古老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中和许多王朝的治乱兴衰之中，都曾有太原这个名字，而这些都跟这块土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500多年来，太原孕育了悠久灿烂的文化，也造就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耀眼夺目的文人才俊。唐代边塞诗人王翰、王之涣寓细致委婉于雄壮豪放之中，抒写了独具苍凉之美的千古绝唱;罗贯中开创了我国语体章回小说的先河，创作了《三国演义》;明末清初的大儒傅山以其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气节为后人所敬仰。还有元好问、阎若璩……他们无不为中华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太原之所以成为这样一座历史与文化之都，是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富足雄厚的经济实力、人文环境密不可分的。首先，太原地处山西黄土高原的中心，周围雄关险隘环绕，历来是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军事要地。同时，由于太原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过渡地带，两种文明导致的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兴替与治乱。晋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原人见多识广，对于战争极为熟悉，在他们心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意识很是普遍。历朝历代统治者利用这一优势，经常在当地招募、组织素质精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这是晋阳在历史上占据重要战略地位的人文因素。因此，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华夏文明和中国政治力量的核心半径之内的太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华夏的政治格局。此外，处在西北高原上的太原，西倚蒙山和天龙山，东边和南边有汾河环绕，中间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之间又有晋水和风峪沙河，如此三水包围的地形在干燥的高原上殊为难得，非常适宜农业生产，所以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太原盆地东、西、北三面的山地丘陵地区，植被繁茂，水草丰沛，是理想的牧场，因此畜牧业也很发达。太原的自然矿产资源丰富，早在春秋时期，太原的冶铜业就很发达。历史记载董安于建晋阳城“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太原的冶铁业也很有名，唐代杜甫诗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就是对太原冶铁业精湛工艺的真实描述。太原这种农牧结合、渔猎并举，手工业、商业相兼的经济地理环境，为其在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使得太原见证了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中国古代城市所应有的各种角色与功能，太原都经历过、扮演过，它的历史成为我国城市文明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4、西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西安古称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王朝周、秦、汉、唐都在这里建都，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西安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中国历史前半期为何定都于关中?这与关中南阻秦岭、北滨渭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宏观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作丰邑，后来周武王都镐京，一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近300年时间，丰、镐二京一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也是西安作为中国首都城市的开始。在周人之后，秦人也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并先以栎阳后以咸阳为首都，对后人建都于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定都关中，在今西安市西北郊龙首原北麓兴修起长安城。当年张良建议刘邦定都长安时说：“关中左函谷，右陇蜀，北有胡苑之利，南有巴蜀之饶，正可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金城千里”指关中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为屏障，东面也有黄河阻隔，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其后二百余年，长安城一直作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文景之治”造福百姓，“汉武盛世”建功立业。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当时与罗马一起称雄东西方世界。魏晋南北朝时代，作为多个割据政权的都城，长安城一直使用到隋文帝建成大兴城的583年。唐代改大兴城为长安，并且增修宫殿，成为当时大唐盛世绚烂繁荣的象征。今天的西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的省会，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在教育、科技、制造等方面走在中国大城市的前列。由于西安处于中国的腹地，20世纪70年代，当我国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大地坐标系统时，通过科研人员的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最后确定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境内，具体坐标为“34° 32′ 27.00″N、108° 55′ 25.00″E”的地方是我国的大地原点，也就是我国水平控制网中推算大地坐标的起标点，利用它我们可以精确地知道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我国的国家授时中心(陕西天文台)本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这里承担着我国标准时间的产生、保持任务。我们所得到的北京时间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国家授时中心是国家的关键技术基础设施、重要战略资源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撑，是我国至为重要的科研部门。
座主和门生：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一种独特关系
明代的座主，是一个颇有份量的名词。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读书人的晋升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途径。今人往往按现代的观点，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窃以为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中国的政治，从势豪大户的博弈转而有了一点“仕”的特点，实得益于科举。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救时良相，皆出身平民，若没有科举，他们就找不到由江湖而入庙堂的途径。我曾在《让历史复活》这篇文章中谈及，研究中国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与宰相这两个系列。皇帝的产生只有两途，一是改朝换代，用暴力攫取，是为开国皇帝；二是世袭。宰相的产生也是两途，新朝的开国宰相，都是辅佐新皇帝打下江山的读书人。其后的宰相，基本上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历史上，有文盲皇帝，但绝没有文盲宰相。盖因宰相的出身都是读书人。 今天的读书人出路很多，既可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又可当企业的CEO，即便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日子也过得下去。古时则不同，读书做官是士人惟一的出路。所以，科举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经过的道路。 明代沿用唐宋两朝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参加县、省、全国三级考试。县试合格者为秀才；省为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全国为会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的甲科，即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产生。每逢乡试与会试，主考官都由礼部任命。特别是会试，主考官往往由皇帝亲自挑选并任命。参加乡试与会试的读书人，若考中举人或进士，则要拜本科的主考官为座主。而座主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 明代以孝治天下，每家都有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文革”以前，偏僻的小城镇还保留这种类似神龛的牌位。我小时候，每逢年节，长辈便领着我到这牌位下磕头。这五个字，天与地放在前头，乃是敬畏神灵的表现。跟着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师三位，都是每个人必须终生依附和顺从的权威。 座主的称呼源于老师，但比老师更受人尊重。因为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身份。明代的座主，一般都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如解缙、方孝孺、杨士奇、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 所以说，门生对座主，无不奉事惟谨。这里头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含蕴了一些功利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时代，朋党政治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朋党政治，就是执政者多用私人。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于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于私人的范围。古人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操作中，不避仇的很少，不避亲的倒是比比皆是。因为这层原因，就不难理解座主在门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显赫和重要了。 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树和猢狲的关系。树大猢狲多，树倒猢狲散，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座主对门生，是提携和保护；门生对座主，是依附和顺从。 若要从历史中寻找座主与门生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典型，那就太多太多。若要找两者之间生出嫌隙甚至仇恨来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我所知，整个明代，门生弹劾或讽刺座主的，只发生过两例：一是武宗朝的首辅李西涯；二是神宗朝的首辅张居正。 先说李西涯。 武宗皇帝初承大统，信任阉党，臭名昭著的刘瑾得以成势。国事迅速颓败，内阁首辅刘健秉持正义，与刘瑾之流斗争不懈，眼见圣意不可挽回，便率领内阁辅臣集体辞职。在刘瑾的主持下，辅臣大都斥逐，但留下了李西涯一人。李西涯腆颜受命，每日周旋于刘瑾、张永之间，曲意逢迎，几无臣节可言。当时的士林，虽然对他腹诽甚多，但慑于他的权势，很少有人敢于指责。李西涯有一位门生，叫罗玘，时任监察御史。他看不惯座主的品行，于是修书一封，投到李西涯门下。这封信不长，兹全录如下： 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不觉狂悖干冒之至。 这封信虽然多有愤激之语，但罗玘仍不忘师生之谊，只是把信送到李西涯手上，并未公之于众。据说李西涯看了信之后，默默地流泪，不置一语，想是他有很多的难言之隐。 此后，刘瑾伏诛，王振等另一批小人又粉墨登场。李西涯仍琉璃球儿似的周旋其中。罗玘的规讽，显然没有起到作用。但罗玘终究没有撕破脸，与座主闹翻。 李西涯主持内阁近二十年，尽管昏昏老矣，仍不肯离去。一日，又有人朝他的门缝儿里塞了一首诗： 清高名位斗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 诗的意思很明显，要李西涯不要再当“伴食中书”了，赶紧回他的湖南老家去。这首诗是不是罗玘写的，已不得而知。 不过，信也罢，诗也罢，罗玘对座主的态度，是激烈而非极端。过后六十年，刘台弹劾座主张居正，就没有罗玘那么温文尔雅了。 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张居正，名符其实的座主。 张居正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当上内阁首辅，提拔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刘台幸运地被张居正选中，由刑部主事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辽东。这对于一个入仕才两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晋升。此时的刘台，对张居正这个座主可谓感激涕零。但是，到了万历三年，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 那一年秋天，辽东总兵李成梁对蒙古作战取得胜利。刘台抢先向朝廷奏捷。按规矩，奏捷的事应由巡抚和总兵联合上疏，巡按没有奏捷的权利。刘台出于私心上奏，有邀功之嫌。他的奏章送达京城后，张居正看了很生气，便去信将他训斥了一顿。 斯时万历新政刚刚展开，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对官员的管理甚严。刘台奏捷邀功，虽非原则性问题，但在这种大前提下，张居正将他当作典型申斥，其意图是让士林看到他整饬吏治的决心。 收到张居正的申斥信后，刘台感到没有面子，大概年轻气盛，不思后路，竟轻率地作出了反抗的决定。万历四年的正月，刘台写了一道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呈给神宗皇帝。 这篇弹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 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亦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 接着，刘台列出了张居正“擅作威福”的五条罪状：（1）两面三刀，驱逐高拱；（2）违背生不称公、死不封王的祖制，给成国公朱希忠赠以王爵；（3）降黜与己政见不合的言官；（4）任用张四维、张澣等私人；（5）接受边鄙武臣的贿赂。 张居正自担任首辅以来，得到了李太后与神宗皇帝母子二人的绝对信任，各方面的改革亦进展顺利，他在朝野之间的威望，也远胜过了前面的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一连五位首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候，刘台的奏疏到京，在朝廷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作为当事人的张居正，更是震怒异常。 前面讲过，明朝门生与座主闹别扭，见诸文字的，刘台之前，只有一个罗玘。但罗玘只是规劝李西涯，尚没有将矛盾公开化。刘台这次却是公开弹劾座主，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首例。因此张居正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当即向皇上写了辞呈，说了“我朝开国以来，未有门生弹劾座主，臣深感羞耻，唯有去职以表明心迹”这样的话。神宗皇帝当然不会让张居正辞官，而是下旨着锦衣卫将刘台押解进京，榜掠之后，逐回老家江西安福，削职为民。 刘台这件事做得太绝，张居正虽然表面上劝皇上不要给刘台太过严厉的惩罚，但心中却对这个忤逆的门生恨之入骨。底下人看出张居正的真实心境，于是又编织罪名，再将刘台流徙充军到偏远的贵州都匀卫。万历十年，当张居正病死在任上的当天，刘台也在流徙地病死。这一对终生都不肯互相原谅的门生与座主，在同一天死亡，或许也是天意。
吐谷浑怎么读？吐谷浑历史简介
“吐谷浑”这个名词怎么读?很多人都读错。“吐谷浑”的读音是：tū yù hún，发音：突欲魂。1、吐谷浑简介吐谷浑，亦称吐浑，中国古代西北民族及其所建国名。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廆悔之……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后扩展，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建立国家。至其孙叶延，始以祖名为族名、国号。南朝称之为河南国;邻族称之为阿柴虏或野虏;唐后期称之为退浑、吐浑。2、吐谷浑历史建立国家吐谷浑，是中国西北古代民族名，原为人名，是辽东鲜卑慕容氏单于涉归之庶长子，涉归分户700使别部以牧。4世纪初，慕容涉归死，其嫡子慕容廆继为单于，与慕容吐谷浑不和，吐谷浑遂率所部西迁上陇，止于佨罕，以此为据点，子孙相承，侵逼氐羌，成为强部。吐谷浑死，长子吐延继位。昂城(今阿坝)羌酋姜聪刺吐延，伤致命，死时嘱咐其子叶延迅速保卫白兰(今青海巴隆河流域布兰山一带)以巩固其统治。叶延在沙州(今青海省贵南县穆克滩一带)建立慕克川总部，设置司马、长史等官。以祖父吐谷浑为其族名，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和族名。叶延传子辟奚。辟奚传子视连，通聘于西秦，被封为白兰王。视连传弟视罴，西秦封他为沙州牧、白兰王。视罴传弟乌纥提，曾败于西秦，求保持于南凉。乌纥提传位于视罴之子树洛干，势力复振，率部落数千家奔慕贺川，自称大单于、吐谷浑王。曾败于西秦，被西秦封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3、中兴时期自吐谷浑至树洛干，经6世8传，其中多具才略，且留心吸收士人、司马、博士等官，均用儒生。而其时正当16国割据混乱，吐谷浑部得据甘、青间，实控东至洮河、龙固(今四川省松潘)，西达赤水、白兰，北界黄河，南至大积石山。北邻南凉，东为西秦。4、南北朝时期吐谷浑420年左右，树洛干传弟阿才，兼并氐羌数千里，居浇河(青海省贵德县)，处诸羌中，号为强部。曾登上西倾山，寻找江源，以求至长江下游的通路，派使至建康，通贡于刘宋，被刘宋封为沙州刺史、浇河公。阿才传弟慕瞶，宋封为陇西公、陇西王。慕瞶曾擒获与北魏为敌的赫连定，送至北魏，魏封慕瞶为西秦王，占有金城、陇西等郡。慕瞶传弟慕利延。这时吐谷浑土地广袤，除总部在沙州外，还有4座大城，分别在清水川、赤水、浇河、吐屈真川等地。慕利延传位于树洛干子拾寅，始邑于伏罗川，总部西移。拾寅受宋封为河南王，又受魏封为西平王。拾寅传子度易侯。度易侯传子伏连筹。伏连筹传子夸吕，居伏俟城，始称可汗。5、走向灭亡后来隋朝两次征战吐谷浑，曾在吐谷浑地区设河源、西海、鄯善、且末4郡。隋末，吐谷浑渐复故地。夸吕传子世伏，娶隋朝光化公主为妻。不久，世伏死，弟伏允立，依照风俗，仍以公主为妻。唐初，吐谷浑累为边患，唐贞观九年(635)伏允兵败，奔走至鄯善，自杀。从此吐谷浑分成东西二部。西部吐谷浑由伏允子达延芒结波率领，居鄯善，后来降伏吐蕃，吐蕃称作"阿柴"或"阿辖"。东部吐谷浑由伏允长子慕容顺率领，居伏俟城，唐朝封为西平郡王。不久，慕容顺死，子诺曷钵继位，唐朝封为河源郡王，号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贞观十四年(640)唐朝以弘化公主妻之，加封青海国王。他的两个儿子又娶唐朝的金城县主和金明县主为妻。吐蕃兴起以后，向甘青地区扩张。唐龙朔三年(663)，东部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诺曷钵奔凉州，后率数千帐内附唐。唐徙其部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安乐州刺史，子孙仍世袭青海地号，直至贞元(785～804)时为止。6、后裔去向吐蕃占据灵州后，吐谷浑移居河东，被称作退浑、吐浑。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曾附属于沙陀李氏，后属后晋石氏。天福初(936)燕云地区割属契丹，吐谷浑人附契丹，后世多同化于汉族或其他民族。吐蕃灭吐谷浑后，仍有一部分吐谷浑人留居故地，附落犹存，达延芒结波与素和贵等仍拥重兵。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后，吐谷浑居住在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12世纪后，河东的吐谷浑人返回甘青故地，与湟水流域之吐谷浑人聚会。元朝时，称作西宁州土人。依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今青海土族即吐谷浑的后裔，此说能否成立，尚待进一步研究。
登闻鼓制度：击鼓鸣冤这个词的制度由来
过去臣民或如今日之所谓“犯罪嫌疑人”，若有冤案或不服地方判决，可以直接到中央上诉。朝堂外置有一鼓，由升朝官掌管，臣民可击鼓上闻。这种“登闻鼓”，《晋书》上就有记载，此后历代都有设置。而宋代还有专设的与这面“鼓”有关的机构。宋初叫鼓司、登闻院，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改鼓司为登闻鼓院，改登闻院为登闻检院。鼓院、检院将案状直呈皇帝，由皇帝审理。无名氏《陈州粜米》第一折：“任从他贼丑生，百般家着智能。遍衙门告不成，也还要上登闻将怨鼓鸣。”可见登闻鼓之有意思。当时甚至还规定，如鼓院、检院还不受理，可向御史台乃至皇帝申诉。一般人当然无法见到皇帝，所以朝中又设理检使，你可以向他报告。 要皇帝断官司，他当然忙不过来，又无法设替身。当他那个登闻的规定下达的时候，天下可真有许多人进京，乃至事无大小。这可怎么办？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下诏：诸路禁民不得越诉。后来又详细说明，须是当地路、州、县有受理案子的才接受。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又规定，县之事经州而州不理经路后，州县长官、转运使、在京臣僚有机密案件或刑狱司不受的案件，可以登闻进。上诉有一定期限，北宋规定为半年，南宋绍兴年间放宽为1年。朝廷官员比百姓长，为3年。如遇大赦等特殊情况，还可延长至5年。这个“登闻制度”最终徒有其名。 不过皇帝倒不是全不负责任。他知道自己断不了那么多案子，便把这个权力委托给各级官吏。而这得有一个保护公正的办法。所以宋代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刑事审判制度，其中包括审判管辖、审判机构的组成、法官回避、法律起诉及审判程序等几个方面。 宋代的县级审判无甚重之刑，最大止于杖一百而已。州级有权判决县级报呈的徒刑以上案，同时本身也受理诉状、审讯刑案。元丰改制以前，州可以对包括死刑在内的大小案件进行判决，之后则必须报路提刑司核准才能执行。州级受诉权限的设置，可以弥补登闻院之受理容量不足。路级设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负有定期巡历审查本路州县刑案、平反冤狱之责。这是一种监督性的措施，以弥补州县诉讼制度的不足。中央监司则不治狱，无刑狱机构，仅负责审查地方案件，平反冤案，监督地方官吏，使之依法审判。京师为皇族、达官贵人的居住地，又有皇帝直接受理案件，所以设了开封府院（南宋为临安府院）、左右军巡院、御史台狱、大理寺狱、三司及各寺、监刑狱20余所治狱机构。这又是一种扩大登闻范围的措施。宋初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京师案件通常由开封府和各寺、监的刑狱机构审判，送大理寺审核，再送刑部复审。大理寺不治狱。宋后期则开封府、大理寺和御史台成为最主要的司法机构，京师刑案常移审于三者之间。 宋朝的司法审判制度特别周密。皇帝以为，如此一来，非但案子有人受理，而且受理了就能判准，那么他自己就可以省省心，少面对百姓的告状了。自太祖乾德元年（963年）逮南宋末，每个皇帝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法律编修，致使法律形式十分繁杂，有律、敕、令、格、式、断例、申明等，甚至司、路、州、县也别有敕。仅仁宗皇祐时（1049—1053年）编修法典，《一司敕》2317条，《一路敕》1827条，《一州一县敕》1451条。叶適曾说：“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小大，一听于法。”“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叶適集·水心别集》卷三《官法上》、卷一二《法度总论二》）审判分为鞫与谳两大步骤。鞫是审理犯罪事实，谳是检法议刑判决。这两大步骤各自又分为两个程序，前者分成审讯和录问，即审讯后再录问，核实审讯结果；后者分成检法议刑和判决，在检出适用的法律条款后，先由别的州官拟判，再交其他州官审议，最后由知州定判。审判中知州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审判法还规定，参与审判活动的所有官员都负法律责任，如果错判，一并处罚。如此细致的审判制度在中国古代独一无二。在这套制度下，法律的公正性确实大有改观。 当然，皇亲大臣不能管得这么严。皇帝没忘了给他们以特别的方便。在他看来，他们的身份高于平民百姓，是不能依常法的。徽宗在一道诏书中说，如果品官依常法审理，“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宋史·刑法志》），所以在专门管辖中规定，朝廷命官犯法，地方无权处置。犯法官员有荫身的特权，可免杖、黥法。品官死刑案，司法机构判决后，还须经朝廷百官集议才能定判。 如此一来，皇帝不大听登闻鼓便能摆平天下臣民之纠纷，还让他要保护的人活得相对自由放纵一些。这真是个好主意。登闻鼓之最大作用，恐怕不在为民申冤，而是让百姓监督皇帝的僚属为皇帝工作的情况。这也有意义。
古代的古人们为什么都喜欢占梦？
古人都喜欢占梦，希望用占梦之法给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找一个合理说法。古书也记载了很多占梦的故事，《诗经》《尚书》《周礼》等经书里就有许多天子占梦的记载，而且梦境都与现实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比如：商高宗武丁因梦得到贤德的丞相傅说;周文王梦见天帝赐予他九年的寿辰，因而他活了97岁;武王因为做梦与占卜相同，才开始伐纣;周宣王拷问牧人，牧人说自己梦见很多蝗虫、鱼类和旗帜，这与梦见熊罴虺蛇一样是吉祥之兆，宣王于是招来大臣元老，询问这样的梦如何占卜。《左传》记载的梦就更多了，如孔子梦见自己坐在堂屋前的两根柱子之间受人膜拜祭奠等等。由此可见，古人对梦境非常的迷信，连圣贤之人都不曾轻视过梦。《汉书·艺文志》和《七略》等史料都著录杂占类共18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两书为首。作者还解释说，所谓杂占，就是记录各种各样的现象，观测善恶吉凶的征兆，占卜的种类很多，而占梦最为重要，因此周代设立了专门的占梦官。现在许多人认为《周公解梦》的作者是周公，其实并非如此。《周礼》就有“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就是说，掌管占梦的官员叫“太卜”，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认为，致梦是夏代所作，觭梦乃商代人作品，咸陟才是周代的产物，咸陟是解释梦境与现实关系的经书，意思是梦到的都能够实现。周代占梦的官员，以日月星辰占卜六梦的吉凶，六梦是指：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这六梦与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魏晋时期人们还比较重视占梦，有不少医卜星相之士精于此道，比如：朱建平就曾断言曹丕只能活四十岁，曹丕果然四十而终。孙权偷袭关羽前曾做梦向吴范求问，吴范说“得之”，结果关羽兵败麦城。至唐宋以后人们就不再轻信占梦之术，虽然城乡集镇庙会等场所相面算卦的人随处可见，数不胜数，但却没有一个挂牌占梦的，大概是因为占梦本来就是为帝王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民间很少有人占梦，除非特殊情况，即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迷信而不能自拔。占梦在南宋似乎就已经绝迹，如今人们也不再迷信占梦，只是将它作为一种娱乐的方式而已。
历史真相：只有清朝皇帝的龙袍才是黄色的
我们看的影视剧里，皇帝无一例外都穿着明晃晃的龙袍。其实这在清朝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剧里那些穿着黄色衣服到处跑的皇帝，都只不过是穿着“寿衣”而已！现在的影视节目中，经常让以前的皇帝穿上明黄色的龙袍，其实这是错误着装。 唐朝以前的君王、皇帝，对穿什么颜色的袍服，时有规定，时无规定。西周、东周时期，据专门记载此时典章制度的书籍《礼记月令》记载，天子“着青衣”。从战国到秦汉魏晋之际盛行“五行”（水火木金土）终始说，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按水、火、木、金、土（五行）与黑、白、青、赤、黄（五色）分别相配的“五德”说，穿黑色袍服。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后来，“五德”说受到挑战，一些皇帝也不再以“五德”说为惟一行事准则。到了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开始在百官百姓中禁穿黄色衣服，黄袍遂成为皇帝专用之服。《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说，至唐高祖，以赭黄袍、中带为常服，接着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遂禁臣民服。并规定了其他官员的服色：三品以上为紫，四品五品为朱，六品七品为绿，八品九品为青。 从周至明，皇帝的正式着装都是黑色的冕服，虽然秦至西汉早期的冕服全黑无纹章，后来的朝代又喜欢把十二纹章的排列方式改来改去以显示自己比前朝更尊重周礼，但大体是不变的，遵循周礼的总路线也是不变的。 秦朝是水德，汉朝是火德，唐朝是土德，宋朝是火德。水德尚黑，火德尚赤，土德尚黄，但是火德的赤并非现在流行的中国红，而是发黑的暗红，土德的黄也不是明黄，而是带点红又有点发暗的朱黄。 唐代的皇帝，依旧是以黑底十二纹章的冕服为上朝和祭祀的正式服装，但是平时也穿朱黄色的常服。初唐时，普通陈明还可以穿戴明黄色衣服，只是不能穿朱黄色，但是到后来，由于明黄和朱黄太容易混淆，所以凡是黄色系的衣服都被禁止了。 “明”音与“冥”通，明黄色的衣冠通常是作为明器（冥器），也就是皇帝的寿衣。 宋朝和明朝都是火德，尤其明朝皇帝姓朱，都以红色为贵，皇帝的常服也多为红色，日常也有黄色，但不是那种会发亮的明黄。现存的明代皇帝画像中的明黄色常服，是因为那些画像多是死后遗像。而那种纯金打造的黄澄澄的金冠，更是只有在皇帝的墓穴里才能找到的陪葬用品。 以明黄色为贵，穿着本来只有死人才用的明黄色衣冠到处跑的，只有清朝的皇帝。传统戏曲艺术因为经历了清朝的服饰文化断层，所以发生了一些变异，而现代的影视剧，也只是满屏幕的寿衣而已。 由于影视剧的误导，让我们以为黄色就是皇族的象征，皇帝理所穿的龙袍理所应当应该是黄色。而其实穿黄袍的皇帝，只有清朝才有。
中国古代为何少有“豆腐渣”工程？
在豆腐渣工程泛滥的今天，你不知道你住的楼房会不会一夜间倒塌，你不知道上学的学校究竟能不能经受的起这么多人上课。人们也许会想，为什么会有豆腐渣工程呢？古代的人们也是这样愚弄百姓的吗？其实不然，在古代其实很少有豆腐渣工程。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在南京内城南门的墙垛上，许多明代留下来的砖头都刻有铭文，其中有一块灰砖上刻着这样三行文字：“招甲席俊翁甲首方朝张/窑匠卢立/造砖夫广福寺”。长沙天心阁的古城墙也发现了一块勒刻着铭文的明代窑砖，铭文也是分为三行：“长沙府礼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司吏冷荣/□作匠王□人户刘高叔/洪武七年八月造”。 在城墙的砖头上勒刻自己的姓名，这不是为了青史留名、千古流芳，而是在执行明王朝强制推行的“质量追溯制”。砖上铭刻的那些名字，其实就是一份对某处工程质量问题负责的责任人名单。透过这份名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严密的技术质量监管体系：每一处工程，都有制砖的窑匠、造砖夫与提供劳役的人户来承担建筑质量上的直接责任，由基层组织——里甲的负责人(招甲、甲首)承担担保责任，并且监工的官吏(典史、司吏)也负有连带责任。这样，如果一块砖头被发现有质量问题，或者出现“豆腐渣”工程时，便不致于“无法查询到是哪家单位负责”，所有名字刻在砖上的人，都会被追究责任。在明代，这些出了问题的相关责任人，严重者会被处死。 明人祝允明的《野记》记述了一则轶事：“太祖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时出阅视。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汤之固也。”翻译过来，就是一段有些恐怖的故事：明初修建南京城，为了使城墙更加坚固，用石灰、桐油、糯米汁制成的夹浆来浇灌墙体，朱元璋还时常亲自到工场监工。城墙是分段包干的，老朱随便走到一处，叫人砸开夹浆检查，如果发现“稍杂泥壤”，立即就将这一段工程的监工、包工头、工匠通通捆起来，塞进墙垣的空隙处死。官吏与工匠不敢造次，将南京城修得固若金汤。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朱元璋的手段显然过于残暴，执法不够“人性化”。不过，明代修建城墙确实非常重视建筑质量，按照官府的要求，“基有穵陷者，起而实之;墙有滥恶者，毁而筑之;砖石有弗坚良者，除而易之;楼橹有弗如式者，撤而更之。务图经久，以为百逸永宁之计。”对修好的城墙，要“设法稽验，务求坚久。但有修筑不如法，三年之内致有坍塌者，查提各催工人员及原筑工匠问罪，责令照依原分地方修理”。 要求在公共工程的用砖刻上相关责任人的名单，固然是为了方便“问罪”，但最终的目的则是追求砖石的“坚良”、工程的“坚久”。这种实打实的问责制度，放在今日也有借鉴价值。我曾在香港的一处路边斜坡上看到一块铁牌，上面写着此处斜坡工程责任人的姓名，并告示市民：若发现工程有任何质量问题，可致电哪个机构。这与明代的“城砖落款制”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有人说“城砖落款”是朱元璋的发明、创造。不对。其实这是中国社会很古老的一项礼法传统，在律法上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物勒工名”。《唐律疏议》中就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的记载，而疏议的说法则是引自先秦的儒家典籍《礼记·月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礼法传统对“诚信”的强调。有意思的是，十三世纪初的英格兰也实施了一项暗合“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精神的法案，即要求面包师必须在他烤制的每一块面包上，适当标上自己的标记。这样，市民如果发现购买到的面包不合格，一看标记就可以知道是哪一个面包师作出了欺诈行为。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开始只是强制的责任认定，但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当品牌形成之后，拥有这一品牌的工匠就会一改被动的“物勒工名”，而倾向于积极在自己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以便跟其他人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这便是商标的渊源，如清代的“张小泉”剪刀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时候，“物勒工名”已成为了主动的诚信宣示，为了维持自己的品牌与信誉，工匠会自觉地避免以次充好、避免制造“豆腐渣”。 在传统社会，促使工匠不敢以次充好的力量，除了“物勒工名”的官方监管以及基于品牌自觉的自我控制，由行会执行的行业自治监督也非常重要。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石匠、铁匠、砖匠等行业都各自出现了行会组织，与建筑业有关的工匠行会有时候也叫做“鲁班会”。这些行会组织具有向本行业工匠提供精神认同(比如鲁班会的工匠通过共同祭祀鲁班，以此强化同仁对共同体的认同)、利益表达(比如向东家提出加薪要求)、秩序维持(比如制订本行业的行规、调解工匠之间的纠纷)等功能，出于对行业声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性考虑，行会也会对工匠的产品质量提出“行业标准”，这也是传统社会自治本能的体现。让我来举个例子吧——清光绪年间，某地泥作匠行业订立行规，其中有一条即规定：“泥墙须包三年，如三年内倒塌者，归泥匠赔修”。当地加入本行会的所有泥作匠，均须遵守这一条款。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当一名古代的工匠参与修建某处工程的时候，至少会有三种力量督促他必须注意产品质量：官府强制执行的“物勒工名”;维护自己品牌声誉的道德压力;本行业的行规约束。所以，古代尽管也有“豆腐渣”工程，但出现的几率，一定远远低于既无强制问责、又无道德自觉、复无行业自治的时代。 如今法制健全的我们竟没有古人的自制力强。古代人们都知道建筑的质量一定要好，坚守的官员都尽职尽责。为什么在当今社会这点优良传统就消失了呢？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导致现在的人们如此的贪婪与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