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都知道,“丁忧”是古代官员为父母居丧守制的代名词,是古代官场、公文上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眼。 “丁忧”一词由谁首创,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作为一个词汇,“丁忧”最早见于《宋史·礼志》:“咸平元年,诏任三司、馆阁职事者丁忧,并令持服。”那么,古人为什么把居丧守制称为“丁忧”呢?究竟什么是“丁”?什么又是“忧”呢? 据《尔雅·释诂》:“丁,当也。”是遭逢、遇到的意思。据《尚书·说命上》:“忧,居丧也。”所以,古代的“丁忧”,就是遭逢居丧的意思。“遭逢居丧”时,儿女们会忧伤,会居丧,会遵循一定的民俗和规定“守制”,这显然比单纯“人丁忧伤”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丁忧”,体现了古人对文字运用的炉火纯青。丁忧期限三年,期间要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丁忧”作为一种习俗,一种伦理,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在中国存在和沿袭了数千年。到了现代社会,“丁忧”的繁杂形式和持久战,显然已经不能适应飞速发展和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所以基本上消失了。但它却作为一种古代文明,一种道德符号,一种历史见证,永久地在古籍中保存了下来。

我们将皇帝的女儿成为“公主”,将皇帝的女婿称为“驸马”,这在现代的戏曲、影视作品中司空见惯。但这种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始于哪个朝代呢?1、“公主”称呼的溯源与由来“公主”,是帝王之女的称号。关于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公叔为相,尚魏公主”。古时候,一般都是由父亲主持自己女儿的婚事。最早周朝是称周天子的女儿为王姬。西周第十一任天子姬静即周宣王执政期间,遇到自己的女儿要下嫁于诸侯,同样要有人主婚,可是周宣王觉得自己身为“九五之尊”的一国之君,亲自为女儿主婚,岂不降低了自己的身份!那么谁配得上主持这样的大事呢?最后在大臣们的建议下,让仅次于王“公”来为他的女儿主持婚礼,而一般的“侯”根本就不够格。“主”,是主婚的意思;顾名思义,“公主”就是由“公”“主”婚。秦汉以后,政府明文规定由朝臣“三公”代皇帝天子主婚。所谓“三公”,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政最高长官:西汉为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的合称;东汉为太尉、司徒、司空的合称。因由“三公”代天子主婚,所以就把皇帝的女儿叫公主。汉制规定:皇帝之女称“公主”,帝之姊妹称“长公主”,帝姑称“大长公主”。“长”和“大”都是表示尊敬的意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沿用此称谓。从汉朝开始,只有皇帝之女才能称公主,诸候王的女儿就称为翁主了。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下》“女子公主”下的解释是“天子不亲主婚,故谓之公主。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日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日王主,言王其主其婚也。”2、“驸马”的本义与含义变迁“驸马”一词系由“驸马都尉”演化而来。《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驸马都尉,掌驸马,武帝初置。”颜师古注说:“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副马。”顾名思义,驸马都尉(又叫副马都尉)是掌副车之马的一种官职。“副车”的来历传说。话说秦始皇经常出巡,每次出巡都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张良会同大力士阻击秦始皇,只击中副车。这一下使秦始皇吃惊不小。因此,在以后的巡游中,他乘坐的车辆常有变换,同时安排了许多副车。他还特地设了一个替身来掩人耳目,借以表明皇帝在“副车”上。从此以后,历代皇帝出巡时,都仿效秦始皇的做法。汉武帝时期,设奉车、驸马、骑三都尉,分别掌管正车、副车、御林

什么是腰斩?腰斩是用重斧从腰部将犯人砍作两截。这种刑罚周代已经出现,直到雍正年间方被废除。股票下跌至一半的价格时,也被称作腰斩。殷商时代的死刑,保留了不少原始部落享受人肉大餐的习俗,烧、烤、蒸、煮,无不围着口腹之欲打转。如“醢”是把人剁成肉酱,“脯”是把人做成肉干,“炮”是把人绑在大火炉的金属外壳上烤成熟肉,而“镬烹”则干脆把人扔到饭锅里煮成肉羹。到了周代,“砍斫”逐渐取代“烹饪”,成为死刑的主流。周代的死刑有车裂、斩和杀三种。其中的“斩”就是腰斩,而“杀”才是后世所谓的斩首。腰斩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历史的进步”。最初腰斩行刑时用斧或钺,因为青铜毕竟要软些,不够锋利,必须做成斧钺,砍下去才有力度。待铁器普及后,刀渐渐在斩刑中唱起了主角。不过刀虽然锋利,却容易磨损,用起来更要求技巧,得像庖丁解牛一样,谙熟腰椎骨空隙,否则,一刀下去不能砍断,场面自然尴尬,会遭围观的人群嘲笑其手艺不精,有损刽子手的“职业操守”。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腰斩开始启用更顺手的铡刀,不仅刃利背厚,不易磨损,而且对杀人技术要求比较低。包龙图那著名的三口铡刀,其实并非电视上演的那种用途:把人头塞进去,刀起头落,仿佛中国式的断头台,而是腰斩时用的,把人截成两段,“手足异处”。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脱光身上的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伏在铡床或木、铁的砧板上,正是刀俎之间“我为鱼肉”的架势。人的主要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被从腰部砍作两截后,还会神志清醒,过好长一段时间才断气。犯人的家属往往会打点一下刽子手,让他行刑时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可以使犯人死快点;如果有人想要犯人多受点罪,就贿赂刽子手从下面一点的部位动刀,甚至将被腰斩之人上半截移到一块桐油板上,使血不得出,可使犯人多延续两三个时辰不死,真是残忍至极。腰斩这一刑法有人认为是在雍正朝被废,当时雍正皇帝对俞鸿图实行腰斩的刑罚,俞鸿图被腰斩后在地上用自己的血连写七个“惨”字方自气绝身亡,雍正听说之后便觉残忍,命令废除这一刑罚。但是根据《清史稿·世宗本纪》及《清史编年》等史籍记载,俞鸿图因纳贿营私被诛杀,时判斩立决而并非腰斩。而且也没有关于雍正皇帝废除腰斩的记载。关于俞鸿图腰斩的说法,有现代人林涛的历史通俗读物《正说清朝三百年》。书中声称,俞鸿图是中国最后一位处以腰斩的政府官员,由于行刑时形状甚为凄惨,雍正帝亦恻然不忍,遂宣布废除腰斩刑。但此事并无正史佐证。

什么是烹杀?宰杀烹煮。汉桓宽《盐铁论·通有》:“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烹杀,是一种酷刑。施刑者先将犯人的衣服脱光,并将犯人推入一个如成人般高的大锅,放在柴火上烹煮。犯人大多数都因灼伤而死,有些甚至全身烧焦。著名神魔小说《封神榜》中,西周始祖西伯(后称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西伯之子伯邑考遭到妲己的陷害,被纣王处以烹刑,放在大锅里“烹为羹”。司马迁《史记》记载,秦朝末年的项羽也时常使用这样的刑罚,他曾烹杀不肯屈服的汉将周苛;也曾威胁要把汉王刘邦的父亲烹杀,不过刘邦表示并不在乎,最后项羽只好放弃这个想法。其中最著名的被烹杀的人就是郦食其。郦食其(yìjī)(?~公元前203年),秦朝陈留县高阳乡(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开封县东南。高阳,今河南开封杞县西南)人。他少年非常喜欢读书,但家境贫寒,穷困潦倒,连能供得起自己穿衣吃饭的产业都没有,只得当了一名看管里门的下贱小吏。但是尽管如此,县中的贤士和豪强却不敢随便役使他,县里的人们都称他为“狂生”。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陈胜、项梁起义,食其隐匿不出,静观时局发展。刘邦兵临陈留,访求当地豪杰,食其乃跟随刘邦,用计攻克陈留,得到大批军粮。刘邦封食其为广野君,出使各国诸侯;以其弟郦商为将,进攻秦朝。秋,兵临武关,食其劝秦将归降,不战而下武关,刘邦攻入咸阳,秦朝灭亡。在楚汉两军相持苦战难解难分情势被动的局面下,他建议汉王夺取荥阳,占据敖仓,获得巩固的据点和粮食补给,为日后逆转形势反败为胜奠定了基础。又出使齐国,劝齐王田广归汉,齐王乃放弃战备,以七十余城降汉。汉王四年戊戌初(公元前204年11月),汉将淮阴侯韩信嫉妒食其之功,发兵袭击齐国,齐王田广认为被骗,乃烹杀郦食其,时年约六十有五,墓在雍邱(今河南省杞县)。郦食其以其三寸之舌游说列国,为刘邦的”统一战线“做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楚汉战争后期,游说了齐国归顺,刘邦平定英布后,分封时很挂念郦食其,想封其子郦疥为侯,虽然郦疥多次领兵打仗,但军功未至于封侯,最后刘邦仍破例封郦疥为高粱侯。

什么是剥皮?剥皮,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凌迟。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脂肪,不好分开。另外还有一种剥法,可信度未知。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头顶“光溜溜”地爬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汉景帝时,广川王刘就曾经“生割剥人”,但他怎么个剥法已难查考。三国时吴国末帝孙皓曾剥人脸上的皮。吴亡之后,孙皓降晋,有一天,晋武帝司马炎和侍中王济下棋,孙皓在旁边观战,王济问孙皓:“听说你在吴国时剥人面、刖人足,有这回事吗?”孙皓回答说:“作为人臣而失礼于君主,他就应当受这种刑罚。”这时,王济的腿正在棋桌下面伸着,两只脚伸到司马炎坐的一边去了,他听了孙皓的话,立即把腿缩回来。这件事说明,孙皓对自己曾使用过剥人面皮的刑罚毫不掩饰,也可以看出,像王济这样有地位的人,听到剥皮之刑也会不由得产生畏惧之感。十六国时期,前秦苻生曾经把一些死囚剥去面皮,让他们唱歌跳舞,借以观赏取乐。北齐统治者高氏也惯会剥人面皮。侯景从北齐南逃回梁时,高澄命令逮捕侯景的妻和儿子,先剥下他们的面皮,然后用大铁镬盛油把他们煎死。幼主高恒继承了他的祖父辈和父辈的残暴,经常剥人面皮,亲眼观看被剥者的痛苦之状来取乐。根在可见的史料,六朝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元朝初年时,元祖忽必烈诛杀了阿合马籍没了他的家。阿合马有个爱妾名叫引柱,武士们搜查时从她的衣柜中搜出两张熟好的人皮,每张皮上都连着两只完整的耳朵。问她存放这人皮有什么用,引柱说,这是诅咒时用的,把它放在神座上,发咒语时人皮就会出现应声。世祖下令把引柱和画师陈某及阿合马的另外两名亲信曹震圭、王台判共四人,剥皮示众。

什么是宫刑?在古代中国,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阴茎与睾丸一并割除的,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当时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大致相同的解释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谓"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注:是连同阴囊和阴茎一同割掉,避免以后再长出来,但是阉割是个技术活,割得太浅割不干净,割得太深小便就会分叉,所以古代的太监怕尿撒到身上就只能蹲着尿)、破坏男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所谓蚕室,据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也许是最早的无菌室概念),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这就是说,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宫刑又称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另一种说法是,宫刑的人像腐朽的木头不能开花一样。宫刑又称阴刑,是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刑。称为椓刑,见于《尚书·吕刑篇》,“椓”据《说文》释是以棍击伐之意,据马国翰《同耕帖》载,古有椓窍之法,谓用木棍敲击女性下身,以破坏其生育机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便受过此刑。宫刑是残酷性仅次于大辟的一种肉刑,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这种认识,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之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便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可以说,宫刑是比死还要难受的最耻辱的惩罚。中国最早的去势据考证发生在商朝,甲骨文中已出现“凸刀”字,其形状为用刀去势,《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五二五片载:“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死。”便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就出现了被去势的阉人。到了周朝,受了宫刑的男子就被称之为“寺人”。在《尚书》中有几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例如《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今出土的周鼎金文字中有“仲宦父鼎”,文曰:“中宦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尚书·吕刑篇》中有“宫辟疑赥,吕刑篇罚六百锾,阅实其罪”语;又云:“爰始淫,为劓、刖,椓(即宫)、黥。”又云:“舜典五刑,宫。”《慎子》一书有:“虞五诛,以艾毕当宫。”《周礼》则云:“夏宫辟五百。”从以上记载看来,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如《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据考证,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伏生书》传更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后的事,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对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的惩罚了。而且,再从五刑的排列来看,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生殖器官崇拜的影响,生殖器官的价值仅次于头颅。传说中的尧舜,大致是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一夫一妻制逐渐确立,所以宫刑在那时开始出现是完全可能的。宫刑的最初作用,只限于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这在人类的婚姻制度刚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宫刑的施刑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与初意完全不相干的地步,成为镇压平民和思想异己者的一种严酷手段。这种扩大始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至迟到周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西周时受宫刑的罪名已相当多,而且受刑对象是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至于奴隶主贵族是“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不剪其类”就是不绝他们的后代,奴隶主贵族即使犯了当宫之罪,也只服椓刑,即将犯人剃光头发,锁住颈项服劳役,“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可见,古代的刑罚带有多么鲜明的阶级性。宫刑施用的范围到了后世越来越大,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国,秦王处以宫刑,罪名是“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已经用危害国家的罪名处人以宫刑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造阿房宫筑骊山时竟发隐宫刑徒70余万人服劳役,这里的“隐宫”是指宫刑,这70余万人中已受过宫刑的人肯定是不少的。

刖刑是什么?刖刑,中国古代刑法之一,又称剕刑,中国古代一种酷刑,指砍去受罚者左脚、右脚或双脚。刖刑在夏朝称膑,周朝称刖,秦朝称斩趾。亦有指刖刑是削去膝盖骨(膑骨)使犯人不能站立的说法。刖刑乃隋朝以前的五刑之一,属肉刑;亦有指它是满清十大酷刑之一。刖刑不同于膑刑。膑刑,指挖去膝盖骨。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膑正是受此刑而将名字“孙宾”改为“孙膑”。而刖刑指砍去双脚,春秋时和氏璧的发现者卞和即被施以刖刑。在中国历史上,夏朝开始有肉刑,当包括刖足在内。到了周代,刖刑普遍施用,文献中有很多记载。春秋时诸侯各自为政,各国国君对臣下或百姓动辄使用刖足之刑,法律规定的应受刖刑的条款也相当繁多,如“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左传》记载,公元前六七八年郑国刖强鉏之足,公元前六三二年卫侯刖针庄子之足,公元前五七四年齐国刖鲍牵之足,等等。楚国还有和氏得玉璞,楚王以为狂,先刖其左足,又刖其右足。齐国在景公时,刑罚特别重,受刖足之刑的特别多。秦有刖刑,称断足或称斩趾。《秦简·法律答问》载:“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从西周开始,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文书。“刖”,断足,刖刑是古代社会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刖刑作为惩罚犯人的一种肉刑,被西周奴隶制社会所继承并沿用到春秋战国以后,直到汉文帝时,把应断右脚的改为死刑,应断左脚的改为笞五百。刖刑在夏朝称膑,周朝称刖,秦朝称斩趾。亦有指刖刑是削去膝盖骨(膑骨)使犯人不能站立的说法。春秋时将人判处刖刑时,视所犯罪行的轻重,有的刖去一只脚,有的要刖去双脚。战国时,刖足也是常见的刑罚。如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的故事更是一桩典型的事例,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时,庞涓仕魏为将军,他忌妒同学孙膑的才能,把他召来,设计“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所谓“刑断其两足”,显然是刖足的意思。《潜夫伦》记此事云:“孙膑修能于楚,庞涓自魏诱以刖之。”这更明言是刖足。但也有人说孙膑受的刑罚是被剔去双膝盖骨。历史上关于孙膑所受刑罚的两种说法,具体地证明了前面所谈到的关于刖、剕、膑的含义彼此混淆的情形。被刑者多有死亡,充分暴露了奴隶主的极端凶残。不过,这许多奴隶被锯掉下腿,必定是怕他们逃跑。因此,商代刖刑如此频繁,正说明当时的奴隶们用逃亡来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是经常大批进行的,而奴隶主对他们施以刖刑反而暴露了统治者的虚弱。由此可见,残酷的刖刑正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产物。

中国皇帝自古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之说。但盘点史料,一夫多妻者中的“多”字上限在44个,创此“中国纪录”者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最少者不过2人……在中国,谈到皇帝们的婚姻时,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有人从“一夫多妻”制推论出每个皇帝都有数不清的妻妾,换言之,至少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事实果真如此吗?美国《侨报》对一些史料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新结论。1、“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系杜撰三宫,其意本来是指古代诸侯夫人的宫,《谷梁传·桓公十四年》有“甸粟而纳之三宫”的记载,范宁注曰:“三宫,三夫人也。”杨士勋疏曰:“礼,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故知三宫是三夫人宫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三宫”指的是诸侯夫人(顶多是个王后),而不是皇帝的妻子。2、“六院”疑是从“六宫”演义而来。“六宫”,本义是指古代皇后的寝宫,后来代指皇后或皇帝的其他妻子。《周礼·天官·内宰》中有“以阴礼教六宫”的记载。郑玄解释,皇后寝宫有六,其中一正寝,五燕寝,合起来即六宫。唐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汉书·马皇后纪》:“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这两个“六宫”都是用的引申义。“七十二嫔妃”来历不详,或许是从“三”的倍数而来,或许纯是言成数以表其多。“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显然是个杜撰的说法。那么,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二十五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后妃传”之前都会有一段大同小异的概述: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侄,凡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广继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祸乱也。后亡,则媵为继室,各以其叙。无三媵,则娣侄继室,亦各以其叙。继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袝,不并尊也。鲁成风始两袝,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阍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司服又次之。《昏议》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宫遂至数千。(《金史·后妃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皇帝的妻子其正式的称呼应当是:“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别的叫法,如: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婕妤、才人、美人、昭仪、侄娥、八子、充依、良人、采女、淑妃、淑媛、贵人、常在、答应、女史等。皇帝的妻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隋书·后妃传》中记载,在隋代“贵妃、淑妃、德妃是为三夫人,品正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员,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员,品正第四,是为世妇;宝林二十四员,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员,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员,品正第七;是为女御,总一百二十,以叙于宴寝” 。从以上资料可明显看出,皇帝的妻子不能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称之。3、成吉思汗妻子最多皇帝的妻子,是一个外围可宽可窄的概念。从广义上说,凡是宫里的女子(皇帝本人的亲生母亲及女儿除外)都有可能是皇帝的妻子,但若是如此划分,则嫌太过宽泛。事实上皇宫里百分之九十的女子是不能得到皇帝垂青的,唐诗、宋词中有许多关于宫中怨女的描写。所谓“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所谓“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苏逢)”,真是举不胜举。因此,这些在皇帝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女人并非全算皇帝的妻子。有人专门对正史所载皇帝的妻子(包括“妾”)做过统计,结果发现,富有四海的皇帝们既有一夫多妻的,也有一夫一妻的。本处所说的“一夫一妻”是指在官修正史中除了“一妻”以外再没有别的妻子的。这里面有可能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皇帝们真的是一夫一妻,如五代十国时南吴的让帝杨溥。此人虽然名为皇帝,实际上还不如一个囚徒,举个例来说,他常常挨打,被其手下的大臣说揍就揍,这种囚徒似的皇帝根本不敢娶几个老婆。再如元朝的宁宗皇帝懿璘质班,他死时只有七岁,其妻答里也特迷失与他同年,小小年纪有一个老婆可能都形同虚设,根本不可能多“配备”更多的妻子。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皇帝本来一夫多妻,但由于正史中只留下众多美人中的一个人的芳名,后人无从知晓。一夫多妻者中的“多”字上限在44个,创此“中国纪录”者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最少者不过2人。4、不同的朝代“多”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明代以前(包括明代),各个大的帝国诸任皇帝中总是“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并存,惟有清代12任皇帝全部一夫多妻。过去人们常说“多妻多子多福”,且不说妻子一多,难免会有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之事发生,而且多妻也未必多子。如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有妻7人,却没给他产下一个子嗣,到了最后,还得从族人秀王赵子称那里过继来一个义子继承皇位,这个义子就是南宋第二任皇帝孝宗赵伯琮。明熹宗朱由校有妻4人,也没留下一个子嗣,帝位只好留给他的弟弟朱由检(崇祯)。清穆宗载淳(同治)有妻5人,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帝位只好由其堂弟兼表弟载湉(光绪)继承。有人开玩笑说,因为是周公定的周礼,而不是“周婆”定的周礼,所以,一夫多妻似乎成了一件亘古不变的常理。但并非所有的正宫皇后(皇帝的正妻)都能对此容忍,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隋文帝杨坚的正牌妻子独孤皇后,她与丈夫结婚时就逼丈夫表态“誓无异生之子”。杨坚当了皇帝之后,有一次“花”心大起,临幸了一个复姓尉迟的宫女,独孤氏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将尉迟氏处决,保住了丈夫与她一夫一妻的局面。但她一去世,隋文帝就又册立了好几个妻子。检阅古今史籍(正史),从未发现有哪一位皇帝曾经有过“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以前的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以及民间口头文学中,常常把隋炀帝杨广和金朝第四任皇帝完颜亮“提”出来示众,说他们如何如何地荒淫,有成千上万的妻妾。这种夸大其辞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无知和误解,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创作者们所带有的一种灰色的欣赏心理。(摘自《中国历史上的49个谜:颠覆历史》)5、中国历朝开国皇帝娶妻多少秦始皇无记载。西汉高祖刘邦有妻5人,她们是:高皇后吕雉、戚夫人、赵夫人、管夫人、孝文太后薄氏;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妻2人,她们是光武皇后郭圣通、光烈皇后阴丽华。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有妻2人,她们是:文昭皇后甄洛、文德皇后郭女王;蜀昭烈帝刘备有妻3人,她们是:昭烈皇后甘氏、穆皇后吴苋、孙夫人;东吴大帝孙权有妻7人,她们是:夫人谢氏、夫人徐氏、皇后潘氏、皇后朱氏、大懿皇后王氏、敬怀皇后王氏、夫人袁氏。西晋武帝司马炎有妻6人;东晋元帝司马睿有妻3人。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武帝刘裕有妻3人;南齐高帝为一夫一妻;梁武帝萧衍有妻子3人;陈武帝陈霸先有妻2人。北朝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有妻3人;文宣帝高洋有妻3人;北周孝闵帝为一夫一妻。隋文帝杨坚有妻3人。唐高祖李渊为一夫一妻。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太祖朱温有妻3人;后唐庄宗李存勖有妻4人;后晋高祖石敬塘为一夫一妻;后汉高祖刘知远为一夫一妻;后周太祖郭威有妻4人。北宋太祖赵匡胤一夫三妻;南宋高宗赵构有妻7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一夫一妻。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有妻5人。元太祖铁木真有妻44人。明太祖朱元璋有妻4位。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妻12人。

八抬大轿,指八个人抬的娶亲大花轿,旧时的结婚讲究明媒正娶,由夫家用轿迎娶是其主要内容。现在多用来指请的态度诚恳,仪式隆重;摆架子,多含讽刺意味。那么古代的八抬大轿只有新人能坐吗?除此之外,还有人什么能坐呢?什么级别的官员能坐八抬大轿呢?古代的轿子,大致有两种形制或类型,一种是不上帷子的凉轿,也叫亮轿或显轿,一种是上帷子的暖轿,又称暗轿。不同的官品,在轿子的形制类型、帷子的用料颜色等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如明清时期的一般官吏,得用蓝呢或绿呢作轿帷,所以有“蓝呢官轿”、“绿呢官轿”之称。另外,轿子按其用途的不同,也有种种不同的名字:皇室王公所用的,称为舆轿;达官贵人所乘的,叫作官轿;人们娶亲所用的那种装饰华丽的轿子,则称为花轿。抬轿子的人有多有少,一般二至八人,民间多为二人抬便轿,官员所乘的轿子,有四人抬和八人抬之分。如清朝规定,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至于皇室贵戚所乘的轿子,则有多到10多人乃至30多人抬的,此外,乘轿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规定,处处显示着封建社会里森严的等级制度。古代轿子的形制上也有规定。例如在清初皇帝后妃乘坐的豪华的辇,亲王坐的轿子是银顶黄盖红帏。三品以上大官虽可用银顶,皂色盖帏,在京城内四个人抬,出京用八人。四品以下只准乘锡顶、两人抬的小轿。至于一般的地主豪绅,用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的。

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公元1402年,朱棣继承了皇帝之位后,下诏在北京城营建紫禁城。紫禁城占地72万平方米,包括宫殿楼在内的建筑共786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紫禁城取紫微星居于天地中心之意,表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紫”是指居于中天的紫微星,古代是天地的象征,另外皇宫戒备森严,又是禁地,所以称为紫禁城。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紫禁城的房屋传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只比天帝的一万间少半间,据现代古建筑物专家的科学统计,故宫大小宫、殿、堂、楼、阁等共有房屋8700多间。太和殿是外朝的主殿,俗称金銮殿,现在人们看到的太和殿是康熙三十四年重建的,殿前广场面积3万多平方米,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婚等重大庆典的地方。举行盛典时,文武官、仪仗队近千人在此整齐地排列等待谒见皇帝,由于过于宽广,大臣们可以说完全看不到在殿内的皇帝,使皇帝和眼前的金銮殿越发显得神秘莫测。向太和殿延伸的台阶,雕凿着云和龙的纹样,这样的台阶只能允许皇帝一人通过。上面就是中国民间所说的金銮宝座。宝座正上方有“盘龙藻井”。藻井上雕刻着一条龙,龙嘴下面叼着一个晶亮的圆球,称为“轩辕镜”。据说它是中国古代祖先“轩辕氏”制造的,可以分辨真假天子,袁世凯登基时,因为心虚害怕轩辕镜会掉下来砸死自己,于是下令将龙椅往后移了若干寸。永乐帝在营建紫禁城时,将处理各种政务公事的场所外朝和皇帝的个人生活场所内廷分开了,在保和殿的北侧是内廷,也就是皇帝的住处。内廷的进出口乾清门前,放置着雌雄各一只金狮。尽管当时的永乐帝把宫殿造得异常高大,戒备十分森严,甚至想用这些铜铸石雕猛兽慑服他的臣民,但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改变了紫禁城的命运,宣统皇帝溥仪成为了在紫禁城的最后一个皇帝,也被称为末代皇帝。紫禁城位于北京市中心,今天人们称之为故宫,意为过去的皇宫。故宫东西宽750米,南北长960米,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为世界之最;故宫的整个建筑被两道坚固的防线围在中间,外围是一条宽52米、深6米的护城河,河水环绕;接着是周长3公里的城墙,墙高近10米,底宽8.62米。城墙上有4个门,南有午门,西有西华门,城墙四角,还耸立着4座角楼,角楼有3层屋檐、72个屋脊,玲珑剔透,造型别致,缜密布局举世无双,堪称中国古建筑中的杰作。偌大的故宫处处体现中国文化。故宫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南为工作区,即外朝;北为生活区,即内廷。外朝内廷的所有建筑排列在中轴线上,东西对称,秩序井然。不可不看的外朝主体建筑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殿均建筑在8米高的巨大平台上,总面积85000平方米。其中的太和殿最为高大、辉煌。太和殿后的中和殿是皇帝出席重大典礼前休息和接受朝拜的地方,最北面的保和殿则是皇帝赐宴和殿试状元的场所。内廷包括乾清、交泰、坤宁三宫以及东西两侧的东六宫和西六宫,这就是皇帝及其嫔妃居住的地方,一般称为“三宫六院”。在居住区以北还有一个小巧别致的御花园,是皇室人员游玩之所。明朝和清初的皇帝均住在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交泰殿则是皇后活动的场所。清朝后期,皇帝和皇后都搬至西六宫等地去了。最著名的是养心殿,从雍正皇帝起,这里就成为皇帝理政和寝居之所,慈禧太后也在此垂帘听政,时间长达40余年。更有趣的是,故宫的一草一木都有某种象征意义,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精粹。“紫禁城”这个名字就与中国古代哲学和天文学有关。中国人认为“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因此故宫的结构是模仿传说中的“天宫”构造的。古代天文学把恒星分为三垣,周围环绕着二十八宿,其中紫垣(北极星)正处中天,是所有星宿的中心。紫禁城之紫,就是“紫垣正中”之紫,意为皇宫也是人间的“正中”。“紫”则指皇室所居,尊严无比,严禁侵扰。细心的游客会发现故宫里的地名,都有“仁”、“和”、“中”、“安”等字,如**、太和殿等,这些字所代表的意义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中正”,“仁和”,突出传统的儒家理念。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六大文化古都之一。这里龙盘虎踞,地势险要,诸葛亮曾称此地为帝王之宅。那些曾经主宰过繁华古都的帝王们又有多少是长眠于此地的呢?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里依山傍水,钟山龙蟠,山川秀美,名胜古迹尤为众多。南京自古就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更是重要的商业经济中心。这座城市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存。在东郊汤山出土的猿人头骨,表明在35万年前南京就是古人类聚居的地方了。越王勾践在灭掉吴国之后,在今天南京的中华门西南侧建立城池,由此开创了南京的城垣史,迄今已有2471年的历史了。公元3世纪以来,先后有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此,所以南京素有六朝古都之称。以后的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皆在此建立都城,故又有十朝都会之称。南京城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然而那些曾经在此地主宰过繁华都城的帝王们,如今又是葬于何处?又有多少被葬在这帝王之宅的六朝古都呢?第一个被葬于此地的古代皇帝,便是三国时期的吴大帝孙权。蒋陵位于南京近郊的钟山独龙阜玩珠峰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孝陵的月牙形神道环抱其中。据传,在朱元璋建孝陵的时候,有人主张把孙权的蒋陵迁走,但是因为朱元璋敬仰孙权也是一位好汉,就留了下来,最后给孝陵“看大门”了。东晋、南朝各位君主也在建康(即南京)的附近建造了许多庞大的帝王陵墓,还有一些王公贵族的陵园。而且墓前多是一些巨大而生动的石刻艺术品,为我国的石刻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陵寝的建制方面,东晋更多地沿袭了西晋的旧有制度。而南朝由于有足够的财富作为物质基础,所以在宫殿的建筑方面非常奢华,而且地上建筑也是相当雄伟壮观。从南朝时期的第一个皇帝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开始,陵园的地下宫殿和地上建筑规模就开始日渐庞大了。虽然陵寝的那些建筑早已经毁于战乱兵火,但是今天从陵前的神道两旁的天禄、麒麟,这一双石雕上来看,还是能够显示出一种庄严古朴凝重的感觉,雄浑如生,十分威严勇猛。刘宋王朝共历经八代帝王,大多数帝王都葬在建康。在南朝中的帝王中,唯有刘裕的政绩可堪称为是中华雄杰,现在的初宁陵也被世人所知,至于其他的陵寝,除了昏君刘骏的景宁陵在1960年被挖掘出来,尚还存有遗迹外,其他的陵寝大多因为战乱已经再难以寻找了。南齐、南梁的各位帝王都为萧氏,侨居到丹阳郡南兰陵,所以他们在死后葬于旧居地。齐朝的各位帝王陵寝中现在有宣帝永安陵、高帝泰安陵、武帝景安陵、明帝兴安陵、景帝修安陵五陵还是有迹可寻的。再之后,葬于此地的还有著名的地下宫殿“南唐二陵”,即是南唐烈祖李盛钦陵和中主李顺陵,还有就是朱元璋与妻子马皇后的明孝陵也是建于此地。如此一个历经繁华的数百年的古都,虽然已是百世盛名,但所有的帝王将相留在世间的只是片片废墟,斑斑痕迹。唯有青山依旧在,虎踞龙盘的雄伟气势岿然于不动,向我们诉说着那曾经的繁华。南京是哪六朝古都?195年,孙策渡江占据丹阳、江乘、胡孰、秣陵等县。208年前后,诸葛亮出使江东,观察南京山川形胜,作出了“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的著名评语。211年,孙权听从谋士张纮之言,自京口迁秣陵,改名建业。229年,孙权称帝,是为吴大帝,自武昌还都建业,是为南京为国都之始。吴石头城遗址在今南京城西草场门至清凉门之间。280年,西晋灭吴,改建业为建邺。后因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名建康。琅玡王司马睿南渡,以建康为根基。317年,司马睿即位,是为晋元帝,东晋正式建立,定都建康。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是为宋武帝,宋立国,都建康。479年,萧道成代宋称帝,是为齐高帝,齐立国,都建康。502年,萧衍代齐称帝,是为梁武帝,梁立国,都建康。557年,陈霸先代梁称帝,是为陈武帝,陈立国,都建康。吴、东晋、宋、齐、梁、陈合称六朝,故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今南京图书馆保留有六朝建康城遗址。六朝建康城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达百万。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在江南保存了华夏文化之正朔。

皇帝是“九五至尊”,是上天选中,“君临天下”的骄子。所以,称呼皇帝当然不能像称呼一般人那样随意。皇帝的称谓要包含所有的威严和气魄,所有的德性和智慧,要体现出君王所独有的存在感。那么,究竟要如何称呼皇帝呢?称呼一般分为自称和他称两类,顾名思义,就是指自己对自己的称呼,以及他人对自己的称呼。在历史上,帝王的自称有着阶段性的变化。三皇五帝之时,所谓的帝、皇就是一些部落的首领,或是部落联盟的盟主,特权色彩并不浓重。所以那一时期,首领的自称与一般人没有区别,称“我”、“ 吾”、“ 余”、“ 朕”。根据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诂》的解释:“朕,身也。”可见,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自夏启开始,国家诞生,皇帝作为君主,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普天之下无人敢与皇帝平起平坐,“会当凌绝顶”之后,皇帝对自己的称呼发生了变化,除了保留“朕”外,又出现了“余一人”、“不榖”、“寡人”、“孤”一类的谦称名词,其意乃寡德无助。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自认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遂取皇、帝二字之和,称为“皇帝”,并继续沿用“寡人”谦称。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嬴政统一天下后,规定:‘天子自称曰朕。’”从此,“朕”、“孤”、“寡人”便成了皇帝专用的第一人称名词,其他人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的覆亡。皇帝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除了在皇帝自称上做出了明显的区别,他称更是不能例外。直呼皇帝的姓名显然是不被允许的,因此,统治阶级规定了一整套关于“他称”的规制,分为生称和死称。皇帝还在世时,其他人对皇帝要称“陛下”、“皇帝陛下”、“圣上”、“主上”、“至尊”、“我主”、“吾皇陛下”、“大家”,等等,而皇帝的子、女们称呼皇帝为“父皇”。此外,皇帝生前还可以称呼他的尊号和年号。唐代时,为了神化皇权,皇帝在生前开始使用尊号。尊号,也称徽号,就是将溢美之词堆积起来,为皇帝歌功颂德。例如,好大喜功、爱慕虚荣,彻底断送大唐基业的唐懿宗李漼,就称自己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其实,这样的尊号除了美化、神化皇帝外,不具有实际意义。至于年号,最初是为了方便纪年而创造的称号。以前,人们用天干地支纪年,如甲午年,戊戌年,辛酉年,己巳年等。但是,干支纪年有很明显的缺陷,就是每逢六十年完成一个轮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果重复的出现甲午年、戊戌年等,会引发混乱,不利于纪年。因此,自汉武帝起,皇帝开始使用年号,以后每逢新君即位均更改年号,称“改元”。历朝皇帝年号使用时间不等,有数年的,也有达几十年的,一朝之内往往更换几个年号。明朝与前代不同,皇帝在位时只用一个年号,如朱元璋的年号“洪武”,朱厚熜的年号“嘉靖”、朱由检的年号“崇祯”等。到了清代,沿用了明代的规制,除了爱新觉罗·皇太极有后金时的“天命”以及大清后的“崇德”外,其他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如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为“康熙”,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为“乾隆”,等等。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年号也不再仅仅用来纪年,也可以用来代表皇帝,这一改变通过约定俗成,为人们所接受。皇帝去世以后,对其的称呼另有规定。如果皇帝刚刚去世,新皇帝还未登基,此时称“大行皇帝”,新皇帝称嗣皇帝;论定谥号、庙号以后,则称谥号、庙号。谥号,指的是皇帝死后,由继任的皇帝和下臣一起总结其一生的功过,并根据周公的所作的《谥法》,选定一个比较符合其事迹的字为其谥号。尊上谥号的法则千年以来,变化不大,大致可以分为褒扬、批评和同情三种。表扬皇帝功劳的有:经纬天地曰文,修德来远曰文,布义行刚曰景,柔质慈民曰惠,克定祸乱曰武,功德盛大曰高,如天好生曰仁,绥柔士民曰德;批评的有:乱而不损曰灵,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杀戮无辜曰厉;表示同情的则有:恭仁短折曰哀,慈仁短折曰怀,在国遭忧曰愍。例如,汉高祖之子刘盈即位后,为人柔弱,国家大事都由吕后决定,基本上沿袭了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政治上比较清明,所以刘盈死后被谥为“惠”,史称汉惠帝。此后两朝皇帝当政时,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则先后谥为文、景,即汉文帝、汉景帝。东汉灵帝时,宦官专权,朝政昏乱,但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动乱,故谥为“灵”。隋炀帝杨广奢侈荒淫,穷兵黩武,破坏礼仪,遂谥为“炀”。此外,如西晋怀帝、愍帝、东晋哀帝,这几位皇帝基本上都是年幼即位,国家大权为大臣所把持,后世为表同情,故谥为“怀”、“愍”、“哀”。后来,为了涵盖皇帝一生的作为,谥号越来越长,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谥号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谥号为“承天广运神功圣德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谥号按每两字断句,连读,记录了此皇帝一生的事迹,最后一个字就是最能代表皇帝一生事迹的字。如朱元璋、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是明、清两朝的开国皇帝,“功德盛大曰高”,故谥号的最后一个字都为“高”。庙号,是帝王死后,其后代在宗庙祭祀时追尊一种称号。根据《辞海》的解释:“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尊某祖某宗的名号,称庙号。始于殷代,其后历代封建帝王,都有庙号。”也就是说,皇帝死后,在立神牌祭祀供奉他时,要有一个称谓,这就是庙号。按规定,各朝第一代皇帝的庙号称“祖”,有太祖、高祖、世祖等,以后则一般称为“宗”,有太宗、世宗、穆宗等。其实,并非所有的皇帝都能得到“某某祖”或“某某宗”的庙号,商代和汉代的很多皇帝死后,都只有谥号,而没有庙号。明代时,第二代皇帝,朱元璋之孙朱允炆,谥号为“恭闵惠皇帝”,但没有庙号。此外,庙号的规制又有了变化,除了开国皇帝外,其他皇帝的庙号也可称“祖”。例如,第三代皇帝朱棣,庙号就为“成祖”。到了清代以后,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除了第一代君王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庙号为“太祖”外,第三代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的庙号为“世祖”,第四代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庙号为“圣祖”,其他的仍为“某某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