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仑山的由来传说:昆仑山,又称昆仑虚、中国一座神山、万祖之山、昆仑丘或玉山。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曾是一座非常著名的神山。比如《山海经》、《禹贡》、《水经注》对它都不只一次提到,其中描述往往带有极为神奇的色彩。它是“天帝的下都”,诸神的乐园;它方圆数百里,高插云表,雄峻巍峨。这里有西王母的瑶池,有结有珍珠和美玉的神树。它既是中国的神话之山,是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发端。古人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是“神圣”之境,编织出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因此昆仑山在中国的神话与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这座在中国神话传说与历史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高位的神圣之山竟然被我们的先民遗失了它的具体地点和方位,成了一个难解的地理之谜!是我们的先民集体性失忆,还是它本来就不存在?难道一座这么重要的神圣之山在数千年的时间之河的冲涮之下竟然悄悄隐形?可是再看看《山海经》等书中所记载的其他地名,比如不周山、钟山之类到现在不也一样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吗!可笑的是,当初人们对这些神话传说与历史文化丝毫不加重视、不知爱惜与保护,甚至肆意、故意地破坏、践踏它的存在,一旦失去它的踪影、感到它的珍贵之后,又根据对书中一言半语的记载而按图索骥,竟把这座当时位于天地之中、繁华奇丽的“神圣之山”考证到了古人极难涉足的西疆,考证到一片荒凉冷酷的冰川雪原。我们真不知道先民们是怎么膜拜这座自己从未到过、见过的圣山的。神话中的昆仑山处于天地中心,处于大地的腹心部位,人类环绕在它的周围,众神居住于其上,还有宇宙树等众多神物。而现今的昆仑山我们的先民根本不可能在其周围生活的。所以我们应知道,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昆仑山与现今我们所说的昆仑山绝对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那么这座古代先民所说的昆仑神山到底在哪儿呢?也许,我们要找到这座圣山,还它本来的面目,就应从古代先民所生活的地域去找,从神话传说所可能发生的土地上去寻找它的踪迹。我认为,这座昆仑神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是位于富庶的陕西河渭平原上的“西岳”华山。原因如下:1、它南接秦岭,北靠黄河与渭水,是中国大地远古文明的心脏地区。华山地区自从远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清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考证,“中华”、“华夏”以及中国汉族的前身“华族”都是因为华山而得名。《尚书》里已经就有关于华山的记载;《史记》中也载有黄帝、尧、舜在华山巡游的事迹。2、炎帝黄帝的出生地都在此附近。它西是陕西,为炎帝族的发祥地,东是河南中原,正是古代神话传说中黄帝轩辕族的发祥地。它夹在炎帝与黄帝两大神话传说中诞生地的中心地带,自然有可能被这两大部族当作一座“天地中心”的圣山而对它膜拜与敬祀。3、炎黄大战、黄帝与蚩尤之战的许多地点比如阪泉、涿鹿、常羊山都在华山附近,在这里可以找到大量流传下来的关于这些战争的传说与古迹遗址。关于大战在此地发生的种种传说远比将战场移到极其遥远荒僻的今河北涿鹿之地要更有说服力与可信性。4、古代传说中的尧舜禹所建之都也在此附近,围绕在华山的北方与东方。5、古代夏商周三朝的兴衰、战争也多与此地有关。禹子启所建立的夏朝被东方的商朝打败后,被赶往西方,迁移到华山地区及其西部与北部;然后,在华山地区兴盛强大起来的周朝再经过这儿征服了东方的商朝。周朝所建立的两个都城也恰好位于华山的两边,似乎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华山在古代中国的中心地位。虽然它过去雄踞于远古中国的繁华中心,但后来战乱频仍,朝代更迭,各民族间迁徙不定,战败者文化湮灭无闻,有关他们的一切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也被破坏殆尽,战胜者用他们本族的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来代替了战败民族的一切,于是中国才有了包括昆仑山在内的那些失踪的山水、文化之谜。虽然如此,这些最为明显的直接的理由,还是使我们相信,古代华山就是先民们神话传说所说的昆仑神山。

炎黄子孙由来:炎黄,尤其是黄帝实质上是中国从部落时代走向国家形态的标志与象征。根据传说记载来看,是黄帝统一了中原大地的各部落,通过炎黄两大部落的联合,最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甚至可以说,黄帝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缔造者,是真正的中华之父,华夏之父。炎黄子孙,也称黄炎子孙,黄帝子孙,是华夏民族的自称。传说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居住着许多氏族部落,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帝部落、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黄帝部落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现今陕西省的地方,后来向东迁徙,最后定居在今河北涿鹿一带的山弯里,过着游牧生活。炎帝部落在今陕西省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一带活动。蚩尤部落又称为“九黎族”,居住在中国东部今山东、河南一带。这三个部落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曾在今河北北部一带,发生过数次大的战争。炎帝部落从渭河流域进入黄河中游以后,与蚩尤部落发生了长期的冲突。炎帝被蚩尤打败以后,逃到了河北涿鹿,投靠黄帝部落。后来,这两个部落联合起来,与蚩尤在涿鹿大战一场,蚩尤战败,被黄帝部落杀死,黄帝取得了胜利。这就是史书上有名的“涿鹿之战”。黄帝对蚩尤部落成员采取安抚政策,留在北方的蚩尤部落成员就加入了炎黄部落。其他部落听说蚩尤已死,对黄帝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共同拥戴他为天子,黄帝就在涿鹿建都。打败蚩尤以后,炎帝部落要争做霸主,与黄帝部落又发生了大冲突。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落,在阪泉(今河北怀来一带)又大战一场,结果炎帝被打败,归服了黄帝部落。后来,他们的后裔就从河北一带向南发展,进入黄河流域,定居中原,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繁衍,互相融合,共同组成了中国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奠定了后来华夏族的历史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黄帝部落的力量比较强大,文化也比较高,原始社会劳动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都记在黄帝的名下,黄帝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以后这一部族逐渐发展,居住在中原地区原来不同祖先的居民,都自认为是黄帝的子孙。春秋(公元前770至前476年)以后,这些居民自称为华夏族,到汉朝以后称为汉族。后世的汉族人就把黄帝尊称为自己的祖先,自称是“炎黄子孙”。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营建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是天下中心,故称为“中土”。而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又是华夏族,所以又把这地区称为“中华”。后来,华夏族和其他各族不断融合,华夏族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高度发展的华夏族文化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中华”便逐渐成为代表整个中国的名称,“炎黄子孙”也随之带有更广泛的含义。中华民族融合和形成的初期,与河北这块古老的土地及其居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河北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也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我们把河北这块土地称之为“炎黄子孙”的摇篮,不无道理吧!

龙的传人由来:在中华文化中,龙有着极高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几千年来,龙已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民族的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龙的传人”这个称谓,将每一个炎黄子孙紧紧的联系在一起。龙的传人约公元前6000-4000年,原始人聚落而居,开始产生图腾崇拜。龙是古老的炎黄子孙的图腾。有学者指出,后世的龙的形象,基本由半坡长鱼纹演变来的,最早的龙应该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种蛇状长鱼。古往今来,海内外亿万中华儿女都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将中华文化称为“龙的文化”。那么,“龙”这种神奇的动物,为什么能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心中呢?龙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真龙,当然也概括不出它的具体形象。据说它集九种动物的特征于一身: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这样稀奇古怪的特征给龙的存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原来,龙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图腾”。原始人认为,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有着亲族关系。这种动物或植物就被该氏族视作他们的象征或保护者,这就是图腾。在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龙作为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图腾的很多证据。最原始的龙的形象是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壶龙纹。它蛇身鱼形,是仰韶文化居民和后来夏人的图腾形象。在江苏吴县良渚文化出土的器物上,有似蛇非蛇的勾连花纹;在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墨绿色的工艺品玉龙。大量的实例证明,龙的崇拜在我国至少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从半坡到夏墟的原始的龙纹来看,最早的龙应该是生活中的一种蛇状的长鱼。有的学者指出,后世的龙的形象,基本上都是由半坡长鱼纹演变过的。仰韶文化古人和夏人为什么把这种蛇状的长鱼作为他们的图腾呢?可能是他们常常面临洪水灾害,都希望人类能像龙鱼那样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于是就把龙鱼当成他们的保护神来崇拜。有的学者认为,“龙”在古代确实存在,只不过它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神奇罢了。有些鳄的外形,都与传说中的“龙”很相似。它们天生就有一些奇异的功能,如能敏锐地预知晴雨,每当下雨之前,常常怒吼如雷。古代先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就把它们视为神兽,拜它为雷神、雨神、鼓神等。有的学者认为,远古人类过着狩猎和游牧生活,和种种野兽打交道,但它们从没见过“龙”这种最神秘、最具威胁性的动物,所以十分害怕它,从而崇拜它,把它看作是地神、水神、战神等,使得“龙”也就越来越神奇。不管“龙”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但千百年来,“龙”在炎黄子孙的心中,一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在神州辽阔的大地上,处处都是龙的崇拜。神话中的龙千变万化,能够呼风唤雨,上天入海。古代皇帝自称“真龙天子”,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描绘着龙,雕刻着龙,简直是“龙的世界”。人们生活中以龙为图案的服饰、器物、玩具随处可见,甚至谈话之间也离不开龙,如“龙凤呈祥”、“藏龙卧虎”,等等。以龙为名的民俗比比皆是,如龙舟、龙灯、龙笛,等等。以龙为名的建筑不胜枚举,如龙门、龙壁、龙亭,等等。“龙”,是中华民族权威和神灵的象征,我们以我们是“龙的传人”而骄傲。

东夷族来源:东夷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商朝、周朝时期,对东部部族的称呼。随着商代的东夷与华夏的融合,东夷后来改为对东方外族的泛称。在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中,东夷和北狄、西戎、南蛮并称四夷。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方和“”“”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太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肃慎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夫余,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南蛮来源:南蛮,中国最古老的原生民族。是世界稻作文明、海洋文明的创造者;茶、陶器、漆器...手工业的发明者;世界女神祭祀、南蛮为世界古老民族之一。南蛮的称谓最早记载来自于周代,周人自称“华夏”,便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先秦时期居于我国南部的少数民族统称为“南蛮”。他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称呼。夏朝时称卉服岛夷、有苗、三苗、和夷、裸国。商朝时有荆蛮、庸、濮、蜀、髳、微、越。周朝时称南蛮、荆蛮、荆越、扬越、百越、闽、庸、百濮、巴、蜀、僬侥。南蛮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大体可分为百越、百濮与巴蜀三大族系。百越族系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百濮族系分布于今湖南、贵州一带,巴蜀族系分布于今四川、重庆一带。现今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由南蛮民族演变而来。分布于中国西南方(现云南、贵州一带)的异族统称,又叫西南夷。刘备死后,曾对蜀发动叛乱,后被诸葛亮平定。所谓南蛮也就是指南方的异族,东汉时代则专指荆州南部的异族。其中最大一支的称为武陵蛮,此外尚有长沙蛮与零陵蛮等异族。三国中提到的南蛮则是位于益州,也就是历史所称的西南夷。公元二二三年,刘备死后,益州南部诸郡相继举兵造反,当时越隽的夷王高定也参加了叛乱的行动。不过诸葛亮远征云南后,西南夷的叛乱事件共非就此平息,公元二三三年,南夷的首领刘隽就曾经再次叛乱。

中国古代皇室各种称谓的由来:古代君王有许多称谓,每种称谓都有它的来历。朕:在古代,原为大家通用的第一人称代词,相当于“我”。如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首句中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朕”便成为帝王自称的专用词,不准别人再用。天子:君王认为自己是“天之子”,拥有的地位是上天赋予的,因此,“天子”成了君王的代称。万岁:约始于秦汉。“万岁”一词本是人们喜庆时的欢呼语。如《战国策》中记载,冯谖替孟尝君烧掉债券,百姓们“高呼万岁”。秦汉以后,臣子朝见君王,拜恩庆贺,以呼“万岁”为常,遂成为帝王的代称。皇帝称谓的由来历史上把君主称为“皇帝”,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王”或单称“皇”和“帝”,如周文王、周武王、“三皇”、“五帝”等。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一些国力强大的诸侯国的国君也自称为王,如秦王、楚王、齐王、赵王、燕王等。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灭掉六国,平定天下。赢政自认为这是亘古未有的功业,甚至连三皇五帝也比不上他,如果不改变“王”的称号,“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让李斯等人研究一下怎么才能改变自己的称号,以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李斯等人商议后报告秦王说,上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可改“王”为“泰皇”。秦王反复考虑,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决定兼采“帝”号,称为“皇帝”,以显示自己的尊贵。古代皇后为何自称哀家另一种说法:秦灭六国后,秦王政觉得自己的功绩超过三皇五帝,如果不改名号,显不出他的伟大,更不能让后代明白他的豊高德厚,於是他招集了李斯和博士们商议改帝号之事。丞相王绾禀奏:“三皇五帝的名称,是天下共主,实际上本身所占有的领土,不过方圆千里,而自商周称王后,才真正拥有天下,而且周维持了八百年的朝代,所以臣认为王的称号最好。”秦王政不悦的说:“我不要商朝七百年或周朝八百年的天下,而是要万世永传的朝代。”李斯上奏道:“陛下平定天下,如今海内都已成为郡县,法令由中央统一,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的事,所以陛下的功业为三皇五帝所不及。臣认为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最尊贵,臣建议称泰皇。”秦王政一听,高兴的说:“泰皇仍与以前分别不出来,我看,去「泰」留「皇」,采上古「帝」号,称「皇帝」。我称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直至万世,传之无穷。另追尊庄襄王为太上。”就这样,赢政被称为“秦始皇帝”,通称“秦始皇”。皇帝为何自称“朕”在秦始皇以前,朕只是一个普通的字,谁都可以用的,并非国君专有。此前国君专有的是孤和寡人,意思是寡德之人,谦称。自秦始皇开始,只有皇帝才可以用朕。孤归了王爷以下的贵族,例如侯爵,孙权致书曹操,“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当时他只是吴侯。寡人就没人用了,反正也不需要再谦虚了。皇帝为何自称“寡人”寡人,寡德之人。这个词的用法比“孤”复杂些。古代王侯可自谦为寡人,《左传》:“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邹忌讽齐王纳谏》:“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古代士大夫也有自称为“寡人” 的。《世说新语》:“晋王衍诸婿大会,郭家与衍婿裴遐谈,衍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古代诸侯夫人也有自称寡人的,《诗邶风》: “先君之恩,以勖寡人。”这是卫庄公夫人庄姜自称。唐以后唯皇帝得称寡人。“陛下”的由来人们在文艺作品中,经常会看到臣民把皇帝称为“陛下”的情况。为什么把皇帝称为“陛下”呢?“陛下”是封建时代臣民对皇帝的称谓。“陛下”本来是指宫殿的台阶,又特指皇帝座前的台阶。皇帝临朝时,“陛”的两侧要有近臣执兵刃站列,以防不测和显示威风。群臣常常不能直接对皇帝说话,而要由站在“陛下”的侍卫者转达,以示皇权的崇高。“陛下”这一称呼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后来,人们就用“陛下”作为对皇帝的直接称呼,表示自己虽然是在对皇帝说话,但在礼仪上不敢忘记自己本来无此资格。“太上皇”的由来秦朝末年,楚汉争霸,汉高祖刘邦最终取得了胜利。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项羽被刘邦十面埋伏,围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突围不成,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后,每天都去参拜自己的老父亲。谁知有一天当他又去参拜父亲刘太公时,却见父亲穿着一件旧袄,手拿扫帚,毕恭毕敬地迎接他。刘邦大吃一惊,急忙上前搀扶父亲,而刘太公却连连后退。刘太公说:“您贵为天子,谁敢不敬?我虽然是您的父亲,也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平头百姓不敬皇帝,是要被杀头的。我也不想为这事坏了天下的法纪。”汉高祖犯了愁,对于怎样才能不失礼度地对待自己的父亲,他一直想不出个好办法。后来,有个大臣说秦始皇曾尊去世的父亲为太上皇,建议封刘太公为“太上皇”。刘邦听了这话大喜过望,马上举行大典,将刘太公扶上太上皇位。皇帝的父亲从此就被称为“太上皇”,这一叫法历代沿袭下来。

哀家一词应该是太后用的,而且是皇帝已死情况下,其皇后也就是后来的皇太后用的,意思是未亡人,哀痛先皇。皇后自称哀家应该是个笑话,否则岂不是诅咒皇帝?那可是死罪。“哀”隐含先帝去世之意,称“哀家”的只能是太后、太妃,电视里的玩意儿不能够当真的。

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二十多个别称。蓟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另说周以前就有燕国,后燕并蓟,以蓟城为国都,这就是现在北京的前身。秦灭燕之后,设置蓟县,故址在今北京城。幽州远古时代的九州之一。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燕曰幽州。”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所治均在今天的北京一带。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据说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后在一些古籍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版过一种北京文史的刊物,其名就叫《燕都》。日下始见于《晋书》,颍川距晋国都洛阳极近,故称日下。后来唐朝诗人王勃作《滕王阁序》时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即运用于此典故,此后便以“日下”为国都的代称。作为北京的代名词来用的有清人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和乾隆年间成书的《日下旧闻考》等。幽都唐代曾设置幽都县,辽时也曾设置过幽都府,所治在今天的北京一带。燕京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自称燕帝,以范阳为燕京。安史之乱平定后,罢燕京。后来北京的正式命名虽屡有变动,而燕京这个名称却广泛使用。近百年来,“燕京”是北京最常用的一个别称,甚至一些企业的名称、产品的命名也多用这两个字。春明起源于唐代,唐朝首都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古人认为东方主春,于是后人遂以“春明”作为首都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曾被称为“春明”。清人孙承泽著有《春明梦余录》,盖其意即此。京城唐天宝元年(742年)以前,称首都长安为京城,以后京城就泛指国都,北京成为国都后,也多将其称为京城,时至今日也是人们称呼北京最常用的代名词。南京辽会同元年(938年),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又称燕京,作为辽的陪都。当时辽的首都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部)。燕山北宋宣和四年(1123年),宋、金联合伐辽,攻占燕京。宋、金议和后,燕京回归北宋,建燕山府(因临近燕山脚下),故燕京又称燕山。中都宋宣和六年(1125年),金人南侵,占领宋的燕山府。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人迁都燕京,改称中都,所治均在今天北京西南一带。大兴金在将燕京改为中都的同时,设大兴府,所治在今天的北京东南部,包括今东城区、崇文区、朝阳区及大兴区的东部。大都元代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至元九年(1272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汗八里元时蒙古人称大都为汗八里,蒙语的意思为“汗城”,即可汗所居之处。所以元朝定都北京后也被称为汗八里,马可·波罗在他著的游记中就称大都(北京)为汗八里。北平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灭掉元朝后,为了记载平定北方的功绩,将元大都改称北平。北京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取得皇位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将准备都城迁于此,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京师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清代。京师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公刘》:“京师之野,于时处处。”后世遂称国都为京师。还有一种说法,陕西凤翔有山曰京,有水曰师,因周文王和武王在此建都,故统名为京师,以后便将京师当成国都的代称,北京被称为国都后,也曾被称为京师。宛平这是老北京人对北京的泛称,其实不准确,明清的宛平县治区只是今天北京的一部分,大致方位是现在的北京西南部,包括今西城区、宣武区、海淀区的一部分以及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和大兴区的西部。京兆民国二年(1913年)废顺天府,翌年置京兆地方,直隶中央,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大部分地区,民国十七年废京兆地方,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历史上除了用过上述名称外,还有秦汉之时,北京曾是广阳郡的治所;隋大业年间,曾是涿郡的治所;唐天宝年间,曾是范阳郡的治所;辽代时曾是析津府的治所;明清之时,曾是顺天府的治所,于是广阳、涿郡、范阳、析津和顺天府也成了北京的别称。

正月十五将近,又到了吃汤圆的日子。但是,你知道中国人是何时才开始吃“汤圆”的吗?1、汤圆起源于何时?我们先看几个传说故事: 故事一:传说有次元宵节,乾隆爷下江南,在村庄里迷路了,肚中又饥又渴,就向一户农家敲门寻些吃的。开门的是位老婆婆,她家里很穷,没啥食材,只有一些糯米粉和黑芝麻,就用糯米粉裹黑芝麻团成圆球,在汤里煮熟给乾隆爷吃。乾隆爷吃了大加赞赏,问这是啥好吃的呀?老婆婆看这东西在汤里团团圆圆的,就顺口说这是“汤圆”。第二年元宵节,乾隆爷在宫里想念汤圆的味道,就让御厨依样做出来。后来“汤圆”的做法从宫中流向民间,成了元宵节的一道著名小吃。这就是汤圆的起源。 按:此故事出自《古今人物通考》,但有学者怀疑这是一本伪书,所以这个关于汤圆起源的说法是不太可信的。 2、故事二:传说春秋晚期的楚昭王有一次经过长江,看到江里漂着很多白皮红瓤的小球球,在水面上沉沉浮浮的,捞起来尝着还挺好吃,就派人问孔子,这是啥东西呀?孔子说,这叫“浮果”,是复兴的兆头啊。楚昭王很欢喜,就命令大家,每年元宵节都用米粉裹山楂煮成“浮果”。而“浮果”就是汤圆的前身。这就是汤圆的起源。 按:这个故事不见于六经、正史的记载,估计是小说家言,不可信的。况且春秋时期还没有“元宵节”一说,精细的米粉也不普及。 3、故事三:传说汉武帝的时候,宫中有一个宫女,名叫“元宵”,做得一手好汤圆,于是大家就用她的名字来称呼这种食品:“元宵”。这就是汤圆的起源。 按:所谓“元宵”,元者,上元也,就是正月十五;宵者,夜也。“元宵”就是正月十五的晚上,根本不是宫女的名字。这个故事也是小说家言,不可信的。4、汤圆起源于何时:那些动人的诗歌与传说 那么,排除了上面三种传说的误导,“汤圆”到底起源于何时呢? 首先,我们要界定一下到底什么才算是“汤圆”?汤者,热水之谓也;圆者,囫囵之形也。以糯米为主要原料、用水煮熟的圆形食物,才算得上是“汤圆”。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类似“汤圆”的食物,或有汤圆之形、而无汤圆之实,或有汤圆之实、而无汤圆之名。如果只论形似,“汤圆”可谓出现得非常之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汤圆。 汉唐之间,元宵节(上元节)是不吃汤圆的。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根据《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正月十五这天喝豆粥,吃“白粥泛糕”,丝毫没有提到有类似汤圆的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元宵节其实是喝粥的) 唐代的时候,据《太平广记·尚食令》记载,有一种点心,名叫“焦 子”,以南枣面裹馅儿搓圆,放在麻油中炸。这种“焦 子”很类似汤圆,不过是用面粉而非米粉,是炸而非煮。 汤圆真正出现,要等到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当时元宵节的各种吃食,有:乳糖、圆子、、科斗粉、豉汤、水晶脍、韭饼及南北珍果,并皂儿糕、宜利少、澄沙团子、滴酥鲍螺、酪面、玉消膏、琥珀餳、轻餳、生熟灌藕、诸色珑缠、蜜煎、蜜裹糖、瓜萎煎、七宝姜豉、十般糖之类…… 是不是只看这些菜单就很诱人?当时之繁华可见一斑。姜白石有一首诗就讲宋代元宵节盛况的:

1、含义 在评书与旧戏中经常可以听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话。 所谓“三巡”,就是三遍。主人给每位客人斟一次酒,如巡城一圈,斟过三次,客人都喝光了,这就叫“酒过三巡”。 这句套话表明宴饮已经到了一定的深度,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可以开始谈了,或者说宴饮已经到了尾声。 2、来源 “酒过三巡”这种说法大概起源于人们围桌进食以后。唐代以前,人们进食方式是席地而坐,各有一套食具,分餐而食。与宴者各有一席,分散而坐,为之斟酒也不会有“巡”的感觉。随着胡床(一种高脚折叠椅)传入中原,人们有了高凳,为此逐渐发明了桌子。 到了唐代人们围着桌子(类似长方的高案)吃饭的图画出现了,像《宫乐图》中,宫女围着案子而坐,一位宫女执长柄杓为其他宫女轮流斟酒,这才有“巡”的意味。 古人倡导饮酒有节,饮不过三爵,过则违礼。 因此“酒过三巡”的深层含义应是:酒已经喝得不少了,有正事谈正事,没有正事的话,也就应该散了。

“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这不是道德律,而是价值律。 人们会把夫妻之事戏称“周公之礼”,其来有自。须知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从古及今,便是性教育,一则需要养成正常的伦理,二则需要养成优美的感情。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远古洪荒时代,人民野生土长,女不知有夫,子不知有父。男女成年,性生活与生育不可避免;而以一种礼制的形式来规范性生活,确定其权利与责任,生儿育女,男有妇,女有夫,子子孙孙知父知母,脱离远古洪荒梦寐野蛮,这能不说是一件极大极大的功德,也是觉悟的先民最重要的一件事业。 周公乃彼时这个民族文化和一切自然法的集大成者。周公制礼,最主要制的便是“风化”,就是这个“性关系”礼。其实“风化”一词的本意,很直接,就是以性关系性生活来训化教育人民,而不是后来说的那么蕴藉。今人更诧异的是,性生活如何还能化育人民呢? “周公制礼”,所制之礼便是后世被推崇普及的礼教,即圣人制度。《礼记》所载诸种礼制,乃是围绕此婚姻制度为核心的家庭观念、道德观念以及诸种维护此婚姻制度的礼仪法度。我们可以看到随之确立的其实是家庭制度,和个人、家庭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有礼成婚姻,而后才算有婚姻制度。与这婚姻制度配套的社会制度成长起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确定了雏形,以人伦为道德基石的传统中华文明也随之自我发展、成熟起来。这当然是人类史的文明飞跃。 周公之礼的核心就是建立被约束的“性关系”和性道德,将“性关系”以男婚女嫁的婚姻形式立法规范,而不是随机野合,上不知君父羞耻,下不知家庭父母。夫妇为人伦之本,乃天地间人类生命所自出者。以“周公之礼”来喻夫妇人道,大义自在其中。而男婚女嫁、男娶女嫁这种家庭婚姻制度的确立,实在不是天然自然发生,实是远古圣人的创设,至周公而集其大成,遂得以凝固其形式而在全社会做普遍的推广。 如此“风化”,便是以性关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道路伦理规范教育人民,性关系不再是含蓄蕴藉的“阴阳调和”、“天地交泰”的虚无缥缈之说,还其实是“名教”的核心价值所在。《诗经》之《风》部,其主旨便类似于“性生活考察报告及指南”,或可称为中国的“爱经”。“风俗”便指各地嫁娶习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自然法。不过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性生活”乃是礼教的基本点,反而将其他的听起来更高尚的忠孝节义之类,作为“礼法礼教”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固定不变的男娶女嫁也客观上造成了女子地位逐渐低落的现实,《鄘风?蝃蝀》诗中所谓“蝃蝀在东,莫之敢指”的怨叹,便也不无理由。 周公之礼教就是以人的性生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伦理制度。《国风》,就是各国以性生活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教育大法。在周时,《诗经》是被雕刻在玉版上,传赐天下,以行风化之教。此谓“诗教”,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高妙最伟大的传统之一。中国古语云:“法不外乎人情”。诗教其中,既有事务性的技术提醒,也有人情心理的精微经验,将外在的伦理道德,内化为文化的传承,和审美的精神。

“洞房”在唐代以前并不是指新婚夫妇的卧房,它是指宫廷中豪华而又幽深的居室。由于唐代的文人骚客多用“洞房”一词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时间久了,人们便把“洞房”一词专门指代新婚用的卧房了。 1、在古代,结婚用的婚房不叫“洞房”,而称“青庐”。 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曹操与袁绍年轻的时候,非常要好,经常出去“侠游”,这样就免不了做一些恶作剧的事情,有时还会偷鸡摸狗。有一天他俩见一对新人结婚,便偷偷地溜进人家的院子,看到新娘貌美,就冒出了个坏主意。突然大喊“抓贼”,把“青庐”里的人都引了出来,混乱之中把新娘劫走了。 我们姑且不去论证这个故事的真假,但古代人把举行婚礼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帐篷叫“青庐”,却是千真万确的。 从东汉至唐初,古人都是在青布搭成的帐篷里举行婚礼,“青庐”一般设在住宅西南角的“吉地”上,下轿的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走过,最后进入青庐。《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神女》:“公子辞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钩辰,天孙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备青庐。’” 古人除把“青庐”作为新人结婚用的婚房外,有时也把结婚称为“青庐”,这一点,与我们现在用“洞房花烛”指代结婚是一样的意思。到了近现代,仍有人把“青庐”指代结婚,如郭沫若《卓文君》第二景:“卓翁,你该晓得,司马长卿名扬四海,如今尚未青庐,假使他能得女公子为他的内助,那岂不是天作之合吗?”唐代以前的“洞房”一词又是什么意思呢? 2、唐以前“洞房”与新婚无关 “洞房”在唐代以前并不是指新婚夫妇的卧房,它是指宫廷中豪华而又幽深的居室。《楚辞·招魂》:“姱容修态,絙洞房些。”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北周时庾信的《三和咏舞》中虽然让“洞房”与“花烛”携手了,“洞房花烛明,燕馀双舞轻”。但这里的“洞房”依然不是描写新婚之夜的。 由于唐代的文人骚客多用“洞房”一词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时间久了,人们便把“洞房”一词专门指代新婚用的卧房了。 刘禹锡《苦雨行》:“洞房有明烛,无乃酣且歌。”顾况《宜城放琴客歌》:“新妍笼裙云母光,朱弦绿水喧洞房。”《古今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双双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后交拜礼毕,送归洞房做花烛筵席。”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二幕:“二十年以前,男女总要在入洞房以后,才说到爱情。”还有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等等,这里的“洞房”都是新婚夫妇的新房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