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揭张学良等人的风流韵事
朱光沫与朱五（朱湄筠），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多封“缠绵”信（朱湄筠在天津，朱光沐在沈阳等地）中，多次提到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风流韵事”。通信中也揭露了那些达官贵人，不思抗日，每天沉迷歌舞酒色；富佬阔少，狂赌烂醉，日掷千金之情景。此间，东北老百姓却在日寇蹂躏之下，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清共”“剿匪”正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马君武曾写过一首诗《哀沈阳》讽刺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日军进攻沈阳我军北大营，他仍沉迷歌舞。《哀沈阳》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诗中的朱五，就是朱光沐信中的P.P.朱湄筠。 张学良说他最恨马君武“赵四风流朱五狂”的诗了，曾澄清过与朱五的关系。在他生前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时候，曾有如下说法:“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那首。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没有任何关系。” 我永久亲爱的P.P.： 今日收到初四日的来信，照药方看来，头痛恐由阴亏所致，我二十几岁时，也是如此，吃六味地黄丸好的，既然不愿服中药，就赶快找西药经治，不要种下病根。我母亲也有头痛的病，因为起居不注意，直到现在数十年，还是时发时愈,协和治病不敢说好，但检验确很周密，你到北平何妨乘便去一次呢？ 昨晚王充学请小吴夫妇二奶奶和我在大和旅馆吃牛肉火锅，久不尝此味，觉得格外甘美。你闻见了也要垂涎三尺咧。我们猜想，那时你一定和老铁去看电影，不知道对不对?我并没有把安眠药的真意图告诉若愚，我说是代表RUN不是轻得多吗？这种安眠药人人从小吃到大，有什么窘呢？哈哈，我听说四小姐又身怀六甲，有一个多月了，现在正设法堕胎呢？老铁的二百元，已经面交二奶奶，东大还无回信，明天再问。 旗袍装像照好了，赶快寄给我，恰巧我买了一个很好的镜框，所以愈加着急要装上，一天近一天了，不过觉得还迟慢，P.P.常来信，免得悬望。 沫三十一夜三时 信中所说的四小姐就是赵四，而P.P.就是朱五。“赵四朱五”是谁？赵四是张学良红颜知己赵一荻，朱五则是出身豪门，北洋政府总理朱启钤的五女儿朱湄筠，人称朱五小姐。朱湄筠与张学良素有家族渊源，赵四朱五是天津华西女中同学，朱五嫁给了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朱六嫁给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 朱光沐，字秀峰，1887年生，浙江绍兴人，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法科。历任张学良秘书，安国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秘书及军法处处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处长，同泽新民储才馆教育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等职。1931年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总务处处长。1932年任北平绥靖公署总务处处长。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朱光沐一会在沈阳，一会在南京，又来往于上海、杭州。朱五此时在天津。朱光沐与朱五的通信中，大都在畅谈天各一方的思念之苦，朱光沐更是用古人诗句“心如膏火独夜自煎，思等流波终朝不息”来表达他对朱五的思念。 也多次出现朱五的舞信消息：本月十六日，北洋画报曲线新闻登载，今晚俄国医院假座西湖别墅开慈善跳舞大会，名交际家朱眉筠及王涵芳女士，亦将参加舞会共襄善举云云，就是你说的音乐会了？（这是身在异乡的朱光沐看到报载舞信后给朱五小姐的信）。 通信中也透露出一些对当局的不满与无奈，世道人心和男女情长：“军事紧张，不过多添麻烦，并不十分忙碌”“到前线看热闹，据眼下情况，恐怕要成画饼”“这两天每晚赌钱，睡得很晚”（朱光沐给朱五的信）。 “二爷等整夜狂赌，每人输赢数万”“中国目前是无心肝的（人）实在让人伤心，劝你不要太傻，卖命的卖命，开心的开心”（朱五给朱光沐的信）。 朱光沐在给朱五的一封信中还特意提到赵四小姐堕胎之事： “我听说，四小姐又身怀六甲，有一个多月了，现在正设法堕胎。”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正非常缠绵。 朱家小姐利用她们的特殊关系也做了些别人难于做到的事情。据说，周恩来总理1960年写给张学良的“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十六字密信就是托朱五湄筠通过妹妹朱浣筠送给了在台湾的张学良。
趣说军阀的绰号 从“狗肉将军”到“袁大头”
民国初年，军阀纷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人们憎恶他们，便根据他们的丑闻或生理缺陷起了很多绰号。 人们给段祺瑞起的绰号叫“歪鼻将军”。段祺瑞鼻子有毛病，平时鼻子就有点向左歪斜，如遇刺激，会突然严重向左歪斜，这时需要经过按摩才能慢慢正过来。 据传，段祺瑞有四次被气歪了鼻子，一次是袁世凯坚决不同意他推荐的心腹任国务院秘书长，另一次是听说他的得意门生在天津被杀，再一次是得知他的三姨太与儿子有染，还有一次是他带着一份《对德参战提交国会案》要黎元洪盖章，黎不同意盖，并怠慢了他。这几次歪鼻都是经过按摩才正过来的。 冯国璋的绰号是“糊涂将军”。冯国璋长相憨厚，处事优柔寡断，有时办事糊里糊涂。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的糊涂程度：袁世凯为了控制他，将自己的家庭教师介绍给了他，冯国璋与这位家庭教师结婚后，他的一言一行都被这位夫人密报给了袁世凯，而他直到死竟不知内情。 孙传芳的绰号是“笑虎将军”。孙传芳表面上笑容可掬，但实质上却心狠手辣。1925年，孙传芳与奉军作战，俘虏了对方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施当时已七十高龄，见到孙传芳，还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孙传芳笑容满面地握着施从滨的手说：“施老，你好啊，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的吗？那就马上上任去吧。”就这样，施从滨被押出去枪杀了。 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得知后，发誓要为父报仇。后来，终于在天津的居士林将孙传芳刺死。 山东军阀张宗昌的绰号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嗜赌，当地人称玩骨牌九叫“吃狗肉”，张宗昌赌时常耍无赖，参赌的多是他的部下，不敢得罪他，只好背地里骂他是“狗肉将军”。他还有一个绰号叫“三不将军”：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三不知自己有多少老婆。他的兵太乱太杂，有招募的，有收编的，还有投降的外国兵；他的钱有抢来的，有骗来的，而且公私不分；他的老婆有正式的，非正式的，有长期的，短期的。以上三项，他自己常常说不清。据说，1931年，张宗昌在北京府第宴请新闻界人士，到席的女主人竟有25人之多。张宗昌死后3年，济南大观园还有一位名伶自称是张宗昌的第27位姨太太。 鲁迅在他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就提到了这位三不知将军，文中写道：“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足见张宗昌的这些绰号流传之广。 还有一位直系将领叫王怀庆，他是袁世凯的心腹，曾任京畿卫戍司令，在当时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有一个很不雅的绰号“马桶将军”，也叫“厕所将军”。 王怀庆肠胃不好，时时离不开马桶，就是办公的时候也要坐马桶，为此，他让人专门给他做了一个高级的马桶椅。平时他就坐在马桶椅上办公，公办大便两不误。如遇行军打仗，他则让挑夫挑着，紧随其后，以备随时使用。为此，人们给他起了个“马桶将军”的绰号。还有人叫他“王拉”。 北洋军阀中的“龙”、“虎”、“狗” 历史上，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他的长兄诸葛瑾、堂弟诸葛诞曾被人们分别誉称为龙、虎、狗。清末民初，北洋军阀中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也曾分别有过龙、虎、狗的称号。只不过诸葛三兄弟的龙、虎、狗，是人们赞誉他们的绰号，而北洋军阀中的龙、虎、狗，则是人们送给他们的褒贬参半的绰号。 王士珍善谋略而不露锋芒，看上去谨慎怕事，实际上却城府不浅。民国初期，政潮纷起，王士珍却能左右逢源，抓住时机，谋取利益。如同潜龙一般，在政坛上时隐时现。故人们对他以“龙”相称，称其为“王龙”、“北洋之龙”。 段祺瑞办事干练、自命不凡，摆出一副名将的架势，他性情暴躁，又刚愎自用，常常发威，如恶虎一般。故人们称他为“虎”、“段虎”、“北洋之虎”。但其长相却没有虎威，脸膛扁平、眉毛疏淡、鼻子微歪、胡子散乱，毫无英雄气概。但值得一提的是，段祺瑞与其他军阀还有不同之处，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没有积蓄，没有房产，人们为此给他起了一个“六不总理”的绰号。 冯国璋生性优柔寡断，胸无主宰，遇事顾首顾尾，又贪婪嗜财，但他却谦逊和气，广结善缘，他曾长期效忠袁世凯，他貌似憨厚，却很有心计。故人们对他以“狗”相称，称他为“冯狗”、“北洋之狗”。 袁世凯最有名的绰号是“袁大头”，这个绰号缘于当时流通的银元。因银元上印有他那肥头大耳的头像，人们称这种银元为“袁大头”，这也成了他的代称、绰号。 袁世凯还有一个绰号叫“袁宫保”，这是他喜欢的一个绰号，这个绰号缘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据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清廷认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袁世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三人保卫东南疆土有功，于是都晋为太子少保衔，太子少保本是一个空衔，但在封建王朝得到这个头衔是很荣耀的。所以，袁世凯很喜欢这个头衔，喜欢人称他“袁宫保”。当时袁府家中的人，包括佣人都叫他“宫保”。袁世凯另一个绰号是“洹上渔人”，这个绰号缘于戊戌变法失败后。 他东山再起，重握实权。继而，他又疯狂镇压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又称帝。所以，当时外国人又送他一个“皇帝总统”的绰号。 曹锟有许多绰号，最有名的是因贿选总统而得的“贿选总统”绰号。 吴佩孚秀才出身，平时又喜欢读书画画、写诗作文章，早年，他军中传唱的军歌就是他写的。吴佩孚一生还坚持三条信念：不敛财、不纳妾，失意后不进租界。这些他都做到了，他虽为军阀，但文人气息很浓，所以，人们称他为“儒将”、“儒帅”。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则直接称他为“学者军阀”。 张学良大家都熟悉，他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贡献，被人称作“千古功臣”。 人们喜欢称张学良为“少帅”，许多影视片和纪念他的文章中也多用“少帅”称呼他。但张学良却很不喜欢这个称号 白崇禧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他胆识过人，用兵机巧百变，谋略深长，善于捕捉战机，在国民党将领中素有“小诸葛”、“白狐狸”、“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等雅称，毛泽东对他的军事才干也很赞赏，称他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日本人在与他交战后，也深感他的军事才能非同一般，称他为“军神”。 阎锡山在克难坡时，平时不大讲究衣着，常常一身灰色布制服，脚穿布袜布鞋。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就是不骑马而骑驴，骑的是一头黑驴，骑驴时，由两三个卫士将他连扶带抬地放到驴背上。骑在驴上，他手不持缰，脚不踩蹬，而是由卫士在两边扶持着往前走，其形象颇为滑稽。外国记者见了，便作为有趣的新闻予以报道，称他是“毛驴将军”，从此，他这个“毛驴将军”的绰号便名扬四海了。
上海大享杜月笙的绰号由来 一段你不知道的年少时光
杜月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黑社会有名的大亨。他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的“三大亨”、“三闻人”。他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出身低微，父母早逝，但却能闯荡大上海，最后成为大上海的青帮老大，并成为上海滩上唯一一个能横扫华、英、法三界的大亨人物。他不仅能出入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军界和政界，而且还涉足于金融、工业、新闻报业、文化娱乐等等领域，成为这些领域的财富大亨。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所以，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之称。 当年，杜月笙在上海滩履风蹈浪、叱咤风云、左右逢源，上至高官权贵，下至三教九流，无不为他所用，连蒋介石都说“我都不敢惹他”，就是外国人也要看他的眼色。当时上海滩流行着一句话“杜先生没有摆不平的事”，足以说明他的势力影响之大。所以，人们又称他是“上海皇帝”、“中国第一帮主”。 杜月笙“上海皇帝”、“中国第一帮主”、“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绰号与其纵横于上海滩大亨的身份和名声是一致的。可杜月笙还有两个绰号却很难与他的大亨身份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绰号，一个是“莱阳梨”，一个是“水果月笙”。 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这两个绰号源于他发迹之前。杜月笙出身很苦，父母双亡，他只好一个人去上海闯荡。开始，在一家水果店当伙计，后来自己摆了个水果摊，也到茶楼、烟馆、赌场里叫卖。杜月笙做事很精明，他知道，要想将水果生意做得好，就要有与众不同、引人注意的方法，他在卖水果时，练就一手高超的削水果的手艺。他在赌场卖水果时，站在别人身后，看着别人搓麻将或推牌九，嘴里和大家说着话，眼睛不看水果，就能很快地削下果皮，而且削下的果皮还是厚薄、宽窄一致，并且一刀到尾不折断，如同耍杂技一样，令人称奇。人们也因此喜欢买他的水果，并送他一个“水果月笙”的绰号。 当时，上海人很喜欢吃莱阳梨，这种梨，肉细、味甜、汁多。杜月笙的水果摊也以贩卖莱阳梨为主。莱阳梨长途贩运到上海总有不少烂梨，但杜月笙却能凭着他高超的削水果的手艺，将烂梨也派上了用场。当顾客到他水果摊前一站，他便借与人搭话的时间，将烂梨削好了，完全看不出烂梨的模样，只闻到那诱人的香甜的梨味。随后，他把削好的梨往空中一抛，雪亮的水果刀准确地把梨接住，递到顾客的面前，说道：“甜脆喷香的莱阳梨，价钱便宜，来一个。”让人感到不好意思不品尝，更乐意购买。为此，杜月笙又多了一个“莱阳梨”的绰号。 杜月笙的这一手绝活，在上海滩很有名气，杜月笙对此也沾沾自喜。据说，他发迹之后，与朋友和弟子们相聚时，还常常即兴表演一番，一显身手。
李大钊崇拜袁世凯：统一全国之功绩堪与拿破仑
多少年来，袁世凯在人们心中是“窃国大盗”，是个奸雄。然而，可能没有多少人之道，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创建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李大钊，早年对袁有过一段从真心拥护到公开批判的真实经历。 李大钊与很多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赞扬袁世凯统一全国之功绩，一度赞扬袁世凯堪与拿破仑、克伦威尔和华盛顿等媲美。多少年来，袁世凯在人们心中是“窃国大盗”，是个奸雄。然而，可能没有多少人之道，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创建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李大钊，早年对袁有过一段从真心拥护到公开批判的真实经历。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此时，中国还是实行封建帝制的满清皇朝，而他毕业之时，已是实行民主体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连学校的名称也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改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与很多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力量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力量的同意携手，对国家和民族的中兴有望，充满欢欣。他赞扬袁世凯统一全国之功绩，一度赞扬袁世凯堪与拿破仑、克伦威尔和华盛顿等媲美。当听到日本狂热的侵华主义分子中岛端指责袁世凯是“奸佞小人”、“荣禄的爪牙”时，李大钊毫不客气地一一反驳。究其缘由，李大钊拥袁是有来由的。那时中国的社会舆论并不像后来那样对袁充满指责的声音，而是有比较多的人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统一”和“稳定”。在这一点上，袁世凯能起非常正面的作用。李大钊倾向于以宪政的方式在袁世凯领带下统一中国，也是符合情理的事。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此时，中国还是实行封建帝制的满清皇朝，而他毕业之时，已是实行民主体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连学校的名称也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改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与很多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力量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力量的同意携手，对国家和民族的中兴有望，充满欢欣。他赞扬袁世凯统一全国之功绩，一度赞扬袁世凯堪与拿破仑、克伦威尔和华盛顿等媲美。当听到日本狂热的侵华主义分子中岛端指责袁世凯是“奸佞小人”、“荣禄的爪牙”时，李大钊毫不客气地一一反驳。 究其缘由，李大钊拥袁是有来由的。那时中国的社会舆论并不像后来那样对袁充满指责的声音，而是有比较多的人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统一”和“稳定”。在这一点上，袁世凯能起非常正面的作用。李大钊倾向于以宪政的方式在袁世凯领带下统一中国，也是符合情理的事。 事实上，民国初年的中国，刚从封建帝制转化而来，民众的政治意识也好，精英们的政治意识也好，都处于幼稚的状态。北洋政府一提出宪政，举国上下一夜之间冒出了3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的组成人员并无欧美国家政党组成人员那样的综合素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结党”达到“私营”，捞取本党利益的最大化。李大钊对此当然不满意。他认为必须通过一个公认的领袖挺身而出，把这一切理顺，从而建立起完备规范的民主国家体制。而袁世凯自然是理想的领袖之一。 然而历史终究要水落石出的。在袁世凯称帝后的1916年2月，应进步党领袖人汤化龙的要求，李大钊从东京回到上海，参与反袁斗争。在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后，他的历史观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英雄史观”变为“群众史观”。他认识到，必须通过启蒙，使民众认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力量，将盲目崇拜英雄豪杰的心理转变为依靠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观念。
蒋介石未按时拜见岳父：当众挨骂后甩脸而去
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双方家长做主包办的旧式婚姻，毛氏又是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年纪比他大，长相又一般。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二人感情极其一般，蒋介石对她很冷漠。所幸毛福梅心地宽厚，性情柔顺，“大姐姐”般地悉心照顾心无定性的小丈夫，事夫维谨，同时尽心尽力地辅助蒋母操持家务，极具孝道，深得王采玉疼爱。 《蒋家女人》记载说，浙江省奉化有一个“生头女婿上门”的风俗，在新婚第一年的大年初二，新女婿要到丈人家去拜年。当地人对这个风俗都很重视，因为这不但是新女婿送礼上门，同时也是娘家人考验新女婿的时机。 蒋介石与毛福梅结婚的那年初二早晨，听完母亲的唠叨，蒋介石便带上礼物上路了。适逢蒋氏家族的花灯会，爱热闹的蒋介石一激动便将送给岳父一家的礼物全部捐给了花灯会，获取了进入花灯会串演的资格。一路吹拉弹唱好不热闹，他也早把“生头女婿”的重任抛到了九霄云外。 岳父毛鼎和一家为了迎接新女婿上门，早早就准备妥当。然而直到日落西山，也不见人影上门。一打听，才知道蒋介石正在串花灯。毛鼎和又气又怒，他无法想象，一个饱读诗书之人，怎么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正在这时，蒋介石与花灯队来到毛家大门口。毛鼎和恼羞成怒，指着兴致勃勃的蒋介石大骂道：“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还敢闹到我家门前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叫你给败光了！” 蒋介石被岳父当众责骂，深以为耻，头也不回地走掉了。虽然后来经过调解，蒋介石最终还是进了岳父家的大门，但是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几十年间始终无法跨越。一边是至亲的父亲，一边是至爱的男人，夹在中间的毛福梅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她最爱的两个男人貌合神离，始终无能为力。 1911年以后，蒋介石浪迹于上海滩，花天酒地，娶娘姨出身的姚冶诚为侧室，并一度把姚氏带回溪口老家。毛福梅明媒正娶，当然不会喜欢上海来的新客，可是丈夫纳妾，在流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蒋介石再非昔日之顽童，早已混出了头脸，沸腾于乡里，毛氏除了予以容忍，宽宏雅量，哪里还敢存反抗之心？毛氏为了讨丈夫的欢心，对姚冶诚极力笼络，嘘寒问暖。蒋介石曾经说过“娶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他在决定携姚氏还乡的时候，也准备丰镐房将醋海兴波，甘受责难。没想到妻子竟能如此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率先认同纳妾事实，一方面心存感激，但同时也愈发轻贱毛氏。再至后来与其离婚另娶
民国第一美女胡蝶为什么会被戴笠幽禁整整三年？
在去年公映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袁泉饰演的吴小姐就是以胡蝶为原型，将这个故事又重复了一遍。 蝴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可谓红极一时，她脸上那对招牌式的酒涡，成了美女的重要标志，而身上穿的旗袍，戴的首饰，都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那时的胡蝶除了拍电影，还是宣传海报的模特儿，做肥皂香烟的广告时，画里的样子非常美。 她很快嫁给洋行工作的潘有声。抗日战争，潘有声在香港做生意，胡蝶一家人随往，上海失守而他们却在香港过着太平的日子，潘有声工作稳定，业余买马，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命运的改变是从胡蝶的30箱珠宝丢失开始。 戴笠泡胡蝶是1942年的事，胡蝶夫妇从香港逃到了重庆的途中，胡蝶夫妇寄运的30箱财物却在广东东江一喧被劫匪抢了，这是胡蝶夫妇多年的积蓄，对于处在困境中的电影皇后来讲，这是雪上加霜。 戴局长就是这个时候和胡蝶连上线，是胡蝶找上门求戴局长还是戴笠主动为美人请缨，已经不可知，但戴笠开始为胡美人忙前忙后，调动了军统一帮干将前往广东侦破案件。 查了半天，这批财物也没能追回来。 为了求爱，戴局长豁出去了，他干了一件人傻多金的土豪才会干的事儿，按胡蝶开出的丢失珠宝、衣物的清单，让人在国外购置，然后谎称是从土匪手中追回来的，送到了胡蝶手中。 这批财物价值不小，而且是不是自己的东西，胡蝶怎么可能会不清楚，但是她还是接受了戴局长的“美意”，给了军统头子“进攻”的空间。 第一步得手后，戴笠开始下一步动作，胡蝶毕竟是有夫之妇，且丈夫潘有声在身边，再是军统头子戴笠也不可能强抢民国第一天后，于是戴笠又想出了一招，给身为商人的潘有声介绍了几单大生意，让他在滇缅线上倒卖运输货物，最初潘有声也许是没识破戴笠的诡计，也许是不愿开罪权高势重对胡蝶夫妇有庇护之恩的戴局长的美意，也接爱了戴局长的“美意”。潘有声一走，戴笠再也按奈不住强行占有了胡蝶。面对戴笠强大的势力，胡蝶无以反抗，虽痛苦难耐，也只好违心顺从。自此，胡蝶开始了在重庆被幽禁三年的日子。 胡蝶被幽禁的日子看起来还是很富贵的。戴笠为了不让胡蝶对潘有声有负疚感，潘有声一走他就让胡蝶住进杨家山公馆。胡蝶嫌公馆的窗户狭小，楼前景物不好看，戴笠马上派人在公馆前重建别墅。还从印度空运来胡蝶喜欢吃的水果，买来一大堆鞋子让胡蝶选。甚至花费上万的银元弄了个大花园，每天陪胡蝶在花园里散步。 胡蝶不爱戴笠，却被迫与他过起同居生活。这也是胡蝶与阮玲玉的不同，阮玲玉无论与哪个男子在一起都是为了爱，如果没有爱便宁愿自毁自己。胡蝶不，她在被幽禁的日子，在被他强占身体的日子，可以一滴泪也不掉地等待时间来化解这场屈辱。 戴笠对胡蝶说：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与你正式结为夫妻，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戴笠准备在1946年下旬迎娶胡蝶，这时，他搭乘的飞机遇难，戴笠丧生于此，胡蝶终于结束了被幽禁的日子，重新获得自由。
太平天国女兵的诞生内幕：洪秀全防后宫红杏出墙
太平天国的女兵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1864年天京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自焚而死。 1856年，三千名来自广西的妇女，挡在了杀红眼的“北王”韦昌辉前，为“天王”洪秀全筑起了最后一道屏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千女子以及曾经一度达到十万人的“天国”里的女性，是古典世界里第一批女兵，也是最后一批女兵。 天国女兵的诞生 天国女兵的诞生，始于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洪秀全誓师起义，同时颁布了五条军纪，其中第二条是“别男行女行”，设立女营。这是天国女兵的最早记载。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支女兵队伍。那么女兵何以产生在“贫困”、“蒙昧”的广西紫荆山下？在此时已多达四万余人的天国队伍中，她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1844年，冯云山来到广西北部，他已“远离儒家教义和影响的中心，远离人烟稠密的城镇集市，远离最肥沃的农田及有权有势的地主。”生存在大山深处的万千烧炭佬、矿工、农民、村妇们成了洪秀全、冯云山拜上帝教的最早信徒。 这些人中，还包括了大批的女信徒。而1851年1月11日，伴随着洪秀全武装对抗清廷的开始，她们又有了中国历史上至今鲜闻的一种身份女兵。这些大部分来自客家的女人，由于不缠足，她们在战斗中的勇猛一点也不比男人逊色。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就尝过客家妇女的苦头，以至痛恨地称这些英勇的客家女为“大脚蛮婆”。 就这样，太平天国的妇女着实让外界感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当时，一些外国人看见她们或骑马，或步行，大大方方地走在道路上，他们称“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使我们想起了国内的生活情景。如果此次革命可以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那将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这种“新现象”的出现，与太平天国提倡的“男女平等”教义不无关系。洪秀全宣称：“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 正因此，在天国崭新的社会图景里，一切都显示着与旧生活的决裂，之前被家庭、男人奴役的妇女，成了与男子一般可以行军打仗的女兵，还不止如此，连之前曾奴役着女子的家庭制度，也被天国的律令击得粉碎。 所以，自金田开始，在太平天国中就有了男女隔离的制度，洪秀全说：“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也正因此，在永安城，洪秀全颁行了模仿摩西“十诫”的天条，他说，“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他说，“邪淫尽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 然而，洪秀全努力创造的新天国社会，军法维系下的种种清规戒律，却与天国领袖的荒淫生活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史料记载，离开金田时，洪秀全就有妃子15人；仅一年后，离开永安时，他的嫔妃达到了36人之多。 荒诞的男女隔离制度 清教徒般的禁欲制度、男女分营政策，乃至洪秀全为“天国”设计的每一项规则，不仅存在于这个面貌混沌而又矛盾的团体中，还存在于太平军途经的城市。 1852年5月，他们跨过漓江，通过古运河抵达全州，由此进入了长江流域；这一年6月12日，在经历蓑衣渡大败后，他们走出广西、占领了湖南道州。在湘南，他们先后招募了大约5万名新兵，他们无一例外地遵循着男女分营制度，这也仅仅是金田、永安的延续。1853年1月12日，他们占领了长江重镇武昌。 太平军到达武昌时，清廷的衙门被打倒，咸丰的年号也代之以太平天国的名字。与国号的变化相比，社会制度的改变则更加剧烈。 正是在武昌，分营、禁欲乃至拆散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战时政策存在着，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施着。其实又何止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家庭、职官、宗教、礼仪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变，乃至日常的生活中的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律令，无不表现出与旧世界决裂的色彩。 洪秀全改变的不仅是武昌，太平天国的妇女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前期的女营变成了女馆。天国的女兵，不仅包括信仰上的追随者，还包括武力下的被征服者。据史料记载，当时，武汉三镇一片混乱，太平军进城后设立女馆，规定城中妇女全部迁往武昌火巷“归馆”，“迟延者鞭棰促之”。 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就这样，原有的财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瓦解破裂了。 又何止是武昌，这一年3月20日，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三万湖北妇女，又加之新被征服的十万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地驳杂、混沌，等级差异在女馆中出现了。 那些来自广西的“大脚蛮婆”，由于资格最老，被视作忠诚的“老兄弟”，成了女馆中的女官，在她们之下，是还算自愿的、还可相信的湖南妇女；又之下，则是大批被征服的湖北、江南妇女。 洪秀全设计新的社会图景的同时，似乎是抱定了誓与旧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心。太平天国中，男女分馆的制度、“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乃至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规定，无一不具有改天换地的色彩。与此同时，一种“非我即敌”的人际关系，也悄然产生。 在太平天国，世界被截然地分作信徒与“妖孽”两个部分，而没有中间分子。但凡不肯跟着他们走、依旧遵循过往生活方式的，都是儒教的遗民；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妖”。正如革命者内部是“兄弟”、是“姐妹”那样，“妖”是可以漠视、可以杀戮的。正因此，在武汉，几千童子持刀勒逼几十万武汉男子上船，而几千名“大脚蛮婆”也以焚屋烧人为逼迫，裹挟了几万武汉女性。他们的裹挟，不同于黄巢、李自成，他们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支撑。正因此，他们同样挥舞着刀枪器械，杀进了南京。 当时即使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都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他只有趁洪秀全上朝时才能偷偷地溜出去，与自己的母亲姐妹见上一面。天王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么在整个天京，似乎再难找一个地方还存有家庭的幸福与温情。 然同时，“天国”的领袖们却广选嫔妃，妻妾成群。有些荒唐的是，洪秀全还曾颁发了一纸《多妻诏》，宣称天国居民，海外番众，皆以多妻为荣。并诏定：“东王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娶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洪秀全则“有妇八十八人。” 就这样，男女分离的制度，在天国的事业鼎盛时，却走向了无比尴尬的地步。于是，1855年，在进驻天京一年半后，洪秀全终于下达了解散女馆的命令。一并而来的，还有准许男女配偶的诏命，专门设立媒官负责。这与其说是解散女馆，还不如说是将妇女赏赐给太平天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出于担心卫队与后宫有染，千余名来自广西的女兵，成了天王府的守卫者。 孤独的牺牲品 女兵们的疯狂守卫，表明她们的信仰没有消退。但女馆制度消失了，这些最后的天国女兵，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后来的年月，她们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在经历征服、屠杀、自相残杀之后，她们依旧没有出走天国梦。由此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直到1864年天京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还以宗教徒特有的狂热，自焚而死。 太平天国宗教 太平天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宗教以独尊上帝为中心，后世学者称之为上帝教或拜上帝教。上帝教是洪秀全在接触了西方基督教以后创立的。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阅读了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的助手、中国人梁发所著传道书《劝世良言》，后即自行施洗,信仰上帝，以上帝为独一真神,排斥佛教、道教。
杨广弑父真相， 隋炀帝杨广弑父夺位
根据一些野史的记载：在仁寿四年七月，文帝病危时，太子杨广写信向杨素询问文帝的病情，杨素回信给太子时，宫人却误送到文帝手中，文帝大怒。同时，文帝的宠妾宣华夫人告诉他，太子杨广欲行非礼。文帝这才下决心将太子杨广废掉，于是令柳述、元岩紧急召前太子杨勇前来，准备让他继承皇位。杨素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报告杨广，杨广立即伪造圣旨，逮捕柳述、元岩，将自己的心腹派到宫里，又派亲信宇文述等控制宫门，把后宫的人遣住别处。一切布置妥当后，派张衡入宫侍疾，不久文帝就崩了。“杨广弑父”野史乱谈争议“杨广弑父”在史学界和学术界都是颇具争议。关于文帝被弑的说法，唐朝编写的隋书在文帝和炀帝的本纪均不采用。而指控杨广“弑父”的资料都是出自野史和隋朝末年为了讨伐杨广而写的檄文。为了政治需要，而刻意歪曲事实，丑化隋炀帝。而唐朝既得天下，也必须刻意的妖魔化前朝末代皇帝隋炀帝，以证明自己得帝位是顺应天意，证明其的正统性。事实上，在文帝驾崩前，文帝正式与百官诀别，杨广的帝位即将到手，据隋书上说的杨广一向擅长隐瞒欲望，那怎么连几天都等不了，甚至在文武百官和文帝诀别的关键时刻作出调戏妃子这种事？疑点此外，杨广“弑父”的故事本身也存在不少硬伤，大致上有以下几点。1、既然杨广和杨素同时在大宝殿，两人为什么需要用送信的方式交谈？2、即便真的要送信，肯定会小心再小心，怎么会把信送错到文帝手上？3、隋书记载，杨广和宣华夫人关系本来就不正常，那么，宣华又怎么会在文帝死前跑去告状？4、据说隋文帝要换掉杨广时派遣的人是柳述等人，假如他们真有换掉杨广的行为，杨广即位后岂有不杀他们灭口之理，只是流放？野史此外，换掉太子要付出的政治代价肯定不小。杨广即使真的调戏妃子、或者讨论皇帝的后事，是否真的严重到让病入膏肓的文帝想要废掉他？所以，尽管这个故事很流行，终究是出于野史。
乾隆身世之谜 ，乾隆帝为何被传是海宁陈家的儿子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是清王朝定鼎中原后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六十年，励精图治，出现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在民间，乾隆皇帝的身世被人传得十分离奇，传说他是海宁陈家的儿子……1、离奇传说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雍亲王府里一片欢笑，这一天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同一天，海宁陈家也添了一个小孩。这海宁陈家指的是浙江海宁的陈世倌家，人们俗称他为陈阁老，在康熙年间曾入朝为官，并且和当时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雍亲王妃和陈世倌的夫人都怀有身孕。不久，两家先后生了孩子，雍亲王生了一个女孩，而陈家生了一个男孩。过了几天，雍亲王让陈家把男孩抱入王府看看。王命难违，陈家只好把孩子送进王府。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的胖小子竟变成了一个小丫头。久在官场的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声张，不久就辞官带着全家回原籍去了。而那个被换入王府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随着这个传说的广泛流传，乾隆帝六次南巡甚至被说成是为了探望自己的亲生父母。而那个雍正换出去的女儿，长大后嫁给了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蒋溥。蒋家是江苏常熟的大姓，雍正之女所住的那栋楼被后人称为“公主楼”。中国历来就有俗文化压倒严肃文化，演义小说埋没正史的传统。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不断被吸收到文艺作品中。1925年，上海出版了鸳鸯蝴蝶派大家许啸天的一部《清宫十三朝演义》。书中说：乾隆原来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被雍正用调包之计换了来。乾隆长大后，从乳母嘴里得知此事，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望亲生父母。因陈阁老夫妇早已去世，乾隆只好到陈氏夫妇的墓前，用黄幔遮着，行了做儿子的大礼。近些年，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仍连续不断地进入到文艺作品中，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从小便听说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因此《书剑恩仇录》紧紧围绕乾隆身世这条线索展开。不但如此，金庸还在书中杜撰了陈世倌的三公子，也就是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他在于万亭去世以后继任红花会总舵主，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陈家洛的香香公主则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陈家洛一臂之力，不幸失败自刎，葬于“香冢”。金庸先生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老老实实地告诉广大的读者，“陈家洛这个人物是我的杜撰”，同时他还声明，“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说靠不住”。2、史家考证一般来说，凡是有影响的传闻逸事，不管它怪诞荒唐到何种地步，总是有某种合理性和或多或少的历史原因。那么，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这种说法，又有什么根据呢？首先，乾隆在位六十年中曾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阁老家的私园——隅园中，并将“隅园”改为“安澜园”。其次，海宁陈家有清帝御赐的两块名曰“爱日堂”和“春晖堂”的堂匾。“爱日”也好，“春晖”也好，用的都是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一诗的典故。乾隆若不是陈家的儿子，谈得上报答父母如春晖一般的深情吗？再次，乾隆的父亲胤禛为皇子时，生育不繁。由于当时皇太子两次被废，储位迟迟未定。出于争储的目的，胤禛有可能不择手段地将女儿“调包”成儿子。以至于以后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雍正之所以能登上皇位，是因为康熙皇帝看到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颇有英雄气概，有一代雄主之气象，于是为了让弘历以后继位，就把皇位传给了胤禛。第四，那个被换走的雍正的女儿由陈家带回海宁，长大后嫁给了当朝重臣、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蒋溥也甚得皇上恩宠，官至大学士。当地人遂将蒋氏夫人所居之楼称为“公主楼”。最后，在清一代，海宁陈家科名最盛，名相迭出，宠荣无比。据传，当年陈崇礼科举及第之后蒙道光帝召对，得知他是陈世倌的后人，道光帝微微一笑说：“汝固海宁陈家也。”不久，陈崇礼即被擢升为盐运使。若无雍正、乾隆和海宁陈家的这层关系，陈崇礼怎会受到如此眷顾？更有野史传说，乾隆自知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侍从自己是否像汉人。一位老臣赶紧跪下说：“对汉人来说，皇上确实像汉人；对满人来说，则不像。”乾隆听后很久没有说话，而且此后也不再提起此事。对于上述说法，金庸先生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分别援引史实加以批驳。首先，来看一下海宁陈氏家族的历史。海宁陈氏的先世为北方渤海高氏，后南迁到江南地区。陈家的真正发达在万历年间，其中，陈元成这一支，与传闻中的“海宁陈家”关系最大。陈元成之孙陈诜官至刑部尚书。陈诜之子陈世倌在雍正当朝时已历任巡抚，至乾隆六年以工部尚书授文渊阁大学士。他就是金庸在小说中所写的乾隆生父。陈世倌的侄子陈用敷官至巡抚，那已是乾隆中期以后的事了。据此，孟森先生明确指出，海宁陈家仕宦之盛，发端于明朝末年，到康熙和雍正时达到了顶峰。乾隆即位之前，陈氏为相者多已谢世，陈世倌尚存，却并未得到乾隆皇帝的格外关照。乾隆六年(1741)升任内阁大学士的陈世倌，不久因起草谕旨出错被革职。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当面斥责他“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如此不留情面的呵斥，就是很普通的前朝老臣也很少受到，更不用说是传闻中皇帝的生父了。关于陈家的两块匾额“爱日堂”和“春晖堂”一事，孟森先生肯定确有其事，但这并不是乾隆所题写，而是其祖父康熙皇帝书赐的。这两方匾额与乾隆毫无关系，更谈不上乾隆是陈家之子的证据了。从乾隆出生的时间和当时的背景来看，其为雍正急欲抱养外姓之子为己子的说法也不合情理，且没有根据。按照皇帝家谱《玉牒》所记载，乾隆出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当时雍亲王胤禛三十四岁，已先后生育了弘辉、弘盼、弘昀、弘时四个儿子(但前三子均夭折)。乾隆出生时弘时已经八岁，而且就在乾隆出生后三个月，雍亲王又得了一个儿子弘昼，后来又陆续生育了弘瞻等四个儿子。在这种情况下，雍亲王偷偷摸摸换一个汉人的儿子，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时皇太子两次被废，且从此以后皇太子的储位一直空缺，为争夺储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以雍亲王的精明和谨慎，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冒着给别人留下把柄的风险去抱一个汉人的孩子呢？再说，他又怎么会知道自己一定会继承大位，而陈家之子就一定会大富大贵呢？在这“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微妙时刻，雍亲王决不会冒这个险。另外，一个满族旗人在《皇室见闻录》中称：“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因为按清朝皇室的规矩，皇孙诞生时，皇子要立即派王府里的太监到皇宫的内奏事处口头上报给皇上，然后再由宗人府专门写折子奏报，以备皇上为皇孙取名；若雍亲王府当时已按时辰报生的是女儿，又怎么能过了几天再改为男孩呢？这从理论上来看也是说不过去的。就算传说是真的，乾隆是被雍正用女儿从海宁陈家换来的，那么这位真正的金枝玉叶的下落也应该有所交代。据说，这位公主后来嫁给了当朝重臣、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蒋氏夫人所居之楼被称为“公主楼”。可许多熟悉当地历史的人，都不知道家乡有座“公主楼”；就连蒋家后人，也都说不知道。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件事情为讹传。早在清军入关时，曾对顽强抵抗的江南人民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因此江南地区的反清情绪异常高涨。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的统治者就采取了各种方法，如设立博学鸿词科，征调明朝遗民编修明史等，极力笼络前朝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大夫。海宁陈家中科举人数之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和统治者重视科举，极力笼络南方世族，借以消弭江浙一带士大夫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意识的政策有关。而到了乾隆时期，这种科举之盛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将此作为乾隆出自海宁陈家并眷顾陈家的根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3、六下江南如此，支持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几条证据都被逐一批驳。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乾隆六次南巡，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氏的私园中，这是为什么呢？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一心想要效仿祖父的乾隆也有过六次南巡，并且前两次和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以浙江杭州为终点，还登上绍兴会稽山祭禹陵而还，意在炫耀国力、安抚江南民心。从第三次南巡开始，乾隆连续四次都到了海宁，主要目的是视察耗费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古代钱塘江口江流海潮的出入有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三个口门。如果海潮趋向北大门，则海宁一带的海潮首当其冲；趋向南大门，则绍兴一带的海塘坐当其险；唯有主流走中小门，南北两岸才少有海潮之灾。从乾隆二十五年开始，海潮北趋，海宁一带潮信告急。一旦海宁一带的大堤被冲毁，那么临近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些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将会被海水淹没。因此，乾隆皇帝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时，亲临海宁勘察。另一方面，海宁地方的地势和土质都不是很好，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负责的官员们在具体措施等问题上还有很大分歧。因此，乾隆每次南巡都要亲往阅视，以便更好地做出决策。就这样，在乾隆皇帝的督责之下，海宁一带修建起了耗资巨大的鱼鳞石塘，成功地抵挡住了海潮的侵袭，对保护当地及附近地区的百姓、土地以及农业生产的安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时至今日，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海水冲刷，这座石塘的某些地段依然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金庸先生小的时候，就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修的石塘边露营、玩耍。由此可见，乾隆四度前往海宁，根本不是所谓的探望亲生父母，而是要阅视和筹划海宁的海塘工程。
历史上的多尔衮怎么死的 ，多尔衮与孝庄的关系
1、多尔衮简介：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即爱新觉罗·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爱新觉罗·多尔衮是后金（清朝的前身）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努尔哈赤一共有十五个儿子，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他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作继承人。可那时多尔衮才十五岁，年纪太小。八子皇太极依仗自己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夺得了继承权。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2、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之迷孝庄和小叔子多尔衮之间的情感纠葛描绘得凄美缠绵。他们是不是一见钟情的痴情男女？他们的爱情能否修成正果？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历史上对于庄妃和多尔衮的关系一共有三种猜测。一说两人在皇太极驾崩之后就结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第二种说法是两个人非但没有结婚，还相守以礼，保持着纯粹的皇嫂与小叔子的关系。第三种是两个人没结婚，而是非法同居了，保持着情人关系。《孝庄秘史》里面取的是第三种说法。在《孝庄秘史》中，多尔衮与孝庄两人偶然相识在蒙古大草原上，多尔衮对美丽的孝庄一见钟情，于是对着敖包互许终身。情节美则美矣，可惜根据史料考证，一见钟情这件事却不大可能发生。因为多尔衮在建州女真，孝庄在科尔沁（蒙古），两人之间相隔数百里，连见一面也是很困难的。两人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孝庄的姑姑哲哲与皇太极的婚礼上。那时多尔衮三岁，孝庄两岁。别说一见钟情了，两三岁的小孩记不记事还是个问题。那会不会是二见钟情呢？也不可能。两人第二次会面时，孝庄10岁，多尔衮11岁。那天，多尔衮在那忙着结婚呢。不过新娘子不是孝庄，而是同部落的其他小女子。三见钟情就更不可能了。这回轮到庄妃结婚了，12岁的她嫁给了皇太极。我们现在觉得12岁一小孩，结什么婚呀？但游牧民族以食肉为主，激素分泌过多，所以小孩发育很早。不论男女，12岁算是大龄青年了，再不结婚就嫁不出去了。所以孝庄12岁出嫁，是合情合理的。这样一来，才见了三次面的两人就已经各自结了婚。像电视剧说的那样，多尔衮和孝庄原来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皇太极跑来横刀夺爱，是极不现实的说法。事实上对孝庄来讲，她的婚姻本身无关爱情。每个蒙古女子的婚姻都承载着民族的使命。任何一个科尔沁部落的女人都是抱着沉重的使命出嫁的。满蒙联姻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蒙古族曾经是个战无不胜的民族，大蒙古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但这个帝国不到百年就衰亡了。蒙古分化成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块。孝庄所在的科尔沁部落是在漠南东边的一个分支。科尔沁部落不善打仗，偏偏强邻又多。东有大金、西有察哈尔，再加上南方的大明朝，哪一个都得罪不起，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依附于建州女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科尔沁蒙古的首领认为仅靠自己部落的男子汉是难以带领民族重新崛起的。唯一的办法是改变人种。所以，他们才心甘情愿地将部落里所有美女都嫁给建州女真，让满州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一半蒙古人的血，再由满蒙联合收复被汉族人夺去的江山。科尔沁部落的每个女人都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出嫁的。所以，多尔衮与孝庄之间并没有什么一见钟情、生死相许。当然首先是没有机会，在集体聚会上见过三次的两个人，就要爱得死去活来是不太现实的。其次是没有合理性。对科尔沁部落的女人而言，婚姻是一种使命的达成。爱情，从来没想过。皇太极死后，又是一场汗位争夺战。多尔衮与豪格两个人实力旗鼓相当，要是两人真干起来，满清非得亡国不可。无奈双方决定各退一步，另立别的皇子。经过孝庄从中斡旋，福临继承了皇位。小皇帝尚年幼，摄政王多尔衮大权独揽，政权易主随时都可能出现。庄妃如何保住自己儿子的皇位？她必须得嫁给多尔衮，这多少有些政治婚姻的味道。说庄妃嫁给了多尔衮，有三条证据。一个论据是明末清初抗清将领张煌言的《建夷宫词》中写道，“上寿称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上寿”就是祝寿的意思，所以应该在说一个寿宴。“合卺”是古代少数民族结婚时候的一种习俗，有点像现代的交杯酒的意思。“慈宁宫里烂盈门”，就是说太后宫里的人都非常高兴。“大礼恭逢太后婚”，这个就说得特别清楚了。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与婚宴在一起办的意思。第二个证据是多尔衮称谓的变化，从“辅政王”到“摄政王”，到最后的“皇父摄政王”，称谓的变化是大有讲究的。最后称“皇父摄政王”是孝庄和多尔衮结婚的一个重要证据。这恰恰证明了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两个人的关系从隐秘到公开的过程。还有一点是，清朝的三大皇家陵园分别为清北陵、清东陵和清西陵。皇太极的墓地位于辽宁沈阳的清北陵，而孝庄被葬在了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两地相距400多公里。按照清朝早期丧葬制度，皇后无论是死在皇帝之前，还是死在皇帝之后，那都是要和皇帝进行合葬。孝庄没有和皇太极合葬，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几分端倪。电视剧中，多尔衮好像很痴情。除了自己很不愿意地讨了一个小玉儿做老婆外，就没讨过老婆。实际上不算上孝庄，多尔衮有妻妾10人。但他总共就一个女儿，没有男性后代。而且在松锦大战后，多尔衮元气大伤，再生不出孩子来了。这一点也是孝庄皇太后敢于嫁给他的原因之一。因为知道跟他不可能生出孩子来，真要是生出来了那算是皇子还是亲王？正因为多尔衮不能再生育，所以他们的婚姻不会对孝庄跟皇太极的儿子福临造成威胁。这样看来他们的婚姻，多少有点名不副实。而且多尔衮短寿，不到39周岁就病死了。多尔衮死后，辅佐13岁的顺治的重担全落在了孝庄身上。她以她的智慧和胆识，扶持着年幼的顺治度过了皇位交替的暴风疾雨，又辅佐孙子康熙登基，实现政权易手。她在风雨兼程中度过了坎坷波折的一生，留给后世一个美丽的传奇。3、历史上多尔衮怎么死的孝庄秘史里多尔衮是怎么死的?镇守山西大同的前明降将姜镶得知多铎病故、多尔衮染病而叛变，多尔衮经不起福临讥讽，不顾大玉儿劝阻，坚持率兵攻打姜镶。不料，多尔衮虽杀死姜镶，自己却也伤重身亡。这是在历史剧孝庄秘史中多尔衮的死因。那么历史上的多尔衮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多尔衮到底是个怎样的人？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医治不得要领，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享年只有39岁。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追尊他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的葬礼依照皇帝的规格举行，埋葬在北京东直门外(今新中街三条3号附近)。多尔衮弥留之际，他的同胞兄长阿济格当时在他身边，两人有过密谈。多尔衮刚一断气，阿济格立即派自己统帅的三百骑兵飞驰北京，颇像发动军事政变的动作。大学士刚林身为多尔衮的心腹，洞悉此中底细，立即上马飞奔进京，布置关闭城门，通知诸王做好防变准备。顺治帝听从王爷们的建议，将三百飞骑收容在押，诔杀殆尽。阿济格随多尔衮的灵柩进京时，立即成了囚犯，被送入监牢幽禁。他在监狱中企图举火，被赐令自尽。这个举动剪除了多尔衮的嫡派势力，清算多尔衮也从此开始。4、多尔衮与顺治小皇帝如何结怨的顺治八年正月，多尔衮的贴身侍卫苏克萨哈向顺治皇帝递上一封检举信，揭发多尔衮生前曾与党羽密谋，企图率两白旗移驻永平(今河北卢龙县)，“阴谋篡夺”;又说他偷偷地制成了皇帝登基的龙袍服装，家中收藏着当皇帝用的珠宝。这时只有13岁的顺治皇帝，第一次亲理朝政。他召集王爷大臣密议，公布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的奏折，抖数多尔衮的罪状，主要是“显有悖逆之心”。少年天子福临向诸位王爷宣告说：“多尔衮谋逆都是事实。”多尔衮被撤去帝号，他的母亲及妻子的封典全都被削夺了。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1943年夏天，盗墓者曾将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只见地宫中摆放一只三尺多高的蓝花坛子，里面放着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士全向盗墓者解释说：“九王爷身后被论罪，其中的金银圆宝都被掘去，据说坟地遭过九索(挖抄九次)。坛子是骨灰罐，是一个虚惊位(象征性的尸棺)。”彭孙贻笔记中有关焚骨扬灰的说法，当然是可以相信的。顺治帝仇恨多尔衮福临对多尔衮是仇恨的，其中有多种原因。多尔衮是想当皇帝的，暂时没当皇帝只是策略而已，这对小皇帝是个寝食不安的威协。顺治五年十一月，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用皇帝的口气批文降旨。当时人写的《汤若望传》说：“他穿的是皇帝的服装。”顺治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他操纵追封自己的生母、努尔哈赤的大妃纳喇氏为太皇太后，他自己完全以皇帝的面目出现。顺治十二年，福临对诸王大臣回忆当时的事说：“那时墨尔根王摄政，朕只是拱手做点祭祀的事，凡是国家的大事，朕都不能参与，也没有人向朕报告。”多尔衮一旦机会得手，亲自登上皇帝宝座，没有任何理由排除这种可能。逮杀豪格后强占他的妻子，是多尔衮引起福临愤怒的一个焦点。顺治元年四月，以往支持豪格的正黄旗头子何洛会，向多尔衮告发豪格图谋不轨，说豪格后悔当初在继位大事上有失谋算。其中有一句侵犯多尔衮的话说：“我豪格恨不得扯撕他们的脖子。”多尔衮以“诸将请杀虎口王(豪格)”为理由，企图谋杀豪格，由于他的同胞弟弟顺治小皇帝哭泣不食，才得以免死。顺治五年，反对毫格的人建议将毫格处死，多尔衮假装说：“如此处分，实在不忍!”便将豪格幽禁起来，等于判了无期徒刑。数月后，豪格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强迫豪格的福晋(妻子)博尔济锦氏做自己的妃子，又害怕此事贻笑后人，秘密布置大学士刚林在史档中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娶皇嫂孝庄皇后，是福临痛恨多尔衮的难言之衷。孝庄皇后是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生母，蒙古人，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叫布木布泰。多尔衮是个好色之徒，他一共娶了多少个王妃妻妾，没有史籍能够说得清楚。他的原配福晋博尔济锦氏刚刚去世，很快就强占侄儿豪格之妻为妾，后来屡在朝鲜境内选美，又在八旗区域搜娇，至于汉家小娘更是任他随意糟蹋。他不放过寡居深宫的皇嫂孝庄太后，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乾隆四十三年，弘历阅看实录，以为多尔衮“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明示平反昭雪，还其原爵，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从清廷爱新觉罗氏家族看，多尔衮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创建者，乾隆帝为他重新作出评价，是件非常正常的事。但乾隆多心，避免日后惹起宫廷是非，上谕中说：“为后世征信计，将从前关于此事之上谕，均不得载入国史。”于是有关多尔衮的档案概行销毁，以至《八旗通志》中的多尔衮传，记他死后的事也只寥寥数笔，后人很难弄清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事的本来面目。多尔衮得祸的原因，史书归罪为他想当皇帝。乾隆帝以为，这是“诬为叛逆”。他明白，中国历史上那些当了皇帝的人，包括他的父亲雍正帝在内，在他们没有当皇帝之前，有谁没有想当皇帝的念头和动作?想当皇帝的人，为什么当了皇帝就没有罪，没有当上皇帝就有罪呢?问题就在于做皇帝的怎样对待反对派。彭孙贻以为，多尔衮“初称摄政，次称皇父，继而称圣旨”，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没有称谓的皇帝。但多尔衮“无成谋，拥戴者駸駸，骑虎难下。”这是认为，多尔衮不是毁于政敌，而是拥戴者拍马招摇所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一件当年审问多尔衮心腹刚林的档案，其中说：“刚林昼夜不断往默尔根王处阿谀奉迎”。多尔衮死后，他在以往的一片“皇父之恩浩荡”的呼声中败下阵来。对于反对派，如果多尔衮能像李世民收用魏徵那样，那就称得上胸有成谋了。或者退一步说，他生前能在反对派的挑剔监视下，严于律己，谨慎从事，与朝廷大臣之间的距离不要拉得太远，反对他的人就不会那样蜂拥而上，以至于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造成全局的败亡。
史上奇葩年号大收集：盘点历史上那些搞笑的年号
年号是东亚地区古代帝王用以纪年的标志，起源于中国。年号的雏形发端于西周周公与召公的“共和执政”，“共和”是那一时期的纪年名号，但这种方式没有延续。真正意义上的年号是汉武帝首先创立使用的，年号建元。从此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代王朝一直沿续这一传统，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年号宣统。汉武帝之后每个皇帝登基后都会起一个新年号，一方面用来纪年，另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或美好憧憬。年号的选择非同小可，“或取修美之称，或宣纪德化，或章明功烈。”可谓是冥思苦索，用心良苦。据《中国历史纪年表》的统计字汉武帝首次使用年号以来，共有500多个。其中，不乏在今人看来非常幽默的年号，请看下面这些。一、动物类1、白雀(后秦姚苌)2、大象(北周静帝)3、神龟(北魏孝明帝)二、名企类1、嘉禾(孙权)2、光大(南陈)3、大成(北周宣帝)4、大中(唐宣宗)5、正大(金哀宗)三、地名类1、大兴(东晋元帝)2、昌平(西燕)3、大同(梁武帝、辽太宗)4、保定(北周武帝)四、民族国家类1、大明(宋孝武帝)2、大和(唐文宗)五、专有名词类1、和平(北魏文成帝)2、文明(唐睿宗)3、中和(唐僖宗)4、中统(忽必烈)六、无语类1、大亨(晋安帝)2、大宝(梁简文帝)3、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4、保大(辽天祚帝、南唐)七、搞笑年号亚军1、武则天：如意 长寿 天册万岁 万岁登封 万岁通天 神功 大足 长安八、搞笑年号冠军1、梁武帝：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宋江为什么要选择招安
宋江为什么要招安？这件事可以说是水浒传里面英雄人物的噩梦。在梁山上，宋江是何等的英雄人物，宋江为什么要招安呢？最后推出宋江为什么要招安的答案确实让人吃惊。接下来就说说宋江为什么要招安吧。宋江是水浒梁山中的领军人物，在他的手中有很多有勇有谋之人。按常理说宋江足够可以自己当皇帝，反朝廷。可是他最终选择了朝廷的招安，难道他对当皇帝一点兴趣都没有吗。宋江为什么要招安，宋江是刀笔吏出身，很懂世故人情，其中原因自然很耐人寻味，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1、梁山就这么大，既不是一座大州，也不是一座大城。人口也不是很多。想要凭借它来与大宋朝廷抗衡，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宋江之所以借助它来打个漂亮仗，就是为自己谈判谋个好价位。2、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宋江自己就是文人，且写得一手好诗词，虽然曾经想着要做黄巢，但是骨子里缺乏改朝换代的本领，入了山寨之后，常常把朝廷放在嘴上，动辄以忠孝教育大家，那个孝义黑三郎和山东呼保义的名号都不是胡乱叫的。至于梁山的军师吴用本身就是个不第秀才，自然也把宋江的思想揣摩透。3、山寨的领导成员大部分都是清一色的投降分子，或者与大宋朝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呼延灼、关胜、秦明等人本身就是朝廷的将军，因为战败才暂时栖身水泊，一旦归顺朝廷，再能够去端国家的铁饭碗，如何不争先恐后，因此都是赞成朝廷招安的。虽然几个很激进不愿意与朝廷合作的人物，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也大都被宋江等人同化的差不多了，因此大是大非还都是唯宋江马首是瞻。4、向朝廷妥协，自己一生可有荣华富贵。自己继续革命，万一不成功，自己和手下弟兄可能会万劫不复，谁能跟朝廷抗衡，自己手下虽有人马，可是长期下去，如何得了。如果掳掠百姓财物，肯定会激起民变。如果不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掳掠，自己又不能自给自足。时间一长，梁山上的弟兄自然缺乏最基本的保障，无衣无食。这样下去，自然会让梁山走投无路。5、造反的目的是什么不外乎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只要朝廷对自己招安，自己和手下的马仔就能过上好日子，既然胜利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何必还要东奔西跑。再说一旦革命成功了，说不定还有其他人借机上位。梁山上英雄众多，至于谁笑到最后，这一点还真不好说。宋江为什么要招安？可以说宋江两手准备，一方面把梁山水寨搞得红红火火，什么一败高俅再败高俅，另一方面和朝廷的公关小姐李师师不惜重金相求，这样两手都做足之后，才招安进朝廷，顺利成为体制里面的人物。说到底梁山并不是宋江一个人的，还有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宋江可能只想让自己的兄弟过上好日子，不想冒风险，所以选择了朝廷的招安。不过这些都是小编的猜想，历史已经过去，很难知道当时宋江为何做出如此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