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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襄樊之战：史上蒙古铁骑滞留了五年的保卫战

襄樊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樊失陷而告结束。蒙古忽必烈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攻宋的根据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元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这一时期元军在襄樊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其次，建立水军，寻求制服南宋的战术优势。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术率军攻打襄阳，俘人略地而归，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都元帅阿术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卒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将领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之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与阿术谋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从咸淳四年(1268年)蒙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政府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樊之战的序幕。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任命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十一月，为打破蒙军鹿门、白河之围，吕文焕命襄阳守军进攻蒙军，但被蒙古军队打败，宋军伤亡惨重。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与包围樊城的蒙军作战，又被阿术打败。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率军救援襄阳，遭到蒙古军与汉军的联合伏击，兵败虎尾洲，损失2000余人，战舰50艘。咸淳六年(1270年)春，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军诱敌深入，乘宋军士气衰退，蒙将张弘范、李庭反击，宋军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咸淳七年(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将阿术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这一时期，宋蒙两军虽然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但因蒙军包围之势已经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樊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不可能胜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败局已定。咸淳八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襄樊之战正式开始。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二张率轻舟百艘，士卒3000及大批物资出发，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当时3000水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五月，救援战斗开始，二张在高头港集结船队，把船连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准备强弓劲弩，张贵在前，张顺在后，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张贵率军强攻，将士一鼓作气，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短兵相接，冲破重重封锁，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宋军胜利抵达襄阳城中。当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二张入援成功，极大的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这次战斗中宋将张顺阵亡，几天以后，襄阳军民在水中得到他的尸体，披甲执弓，怒目圆睁，襄阳军民怀着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张顺并立庙祭祀。张贵入援虽然给襄阳守军带来希望，但在元军严密封锁下，形势仍很严峻。张贵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计划范文虎率精兵5000驻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和范文虎会师。张贵按约定日期辞别吕文焕，率兵3000顺汉水而下，检点士兵，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大惊，对士兵们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他们果断地改变了秘密行动，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阻截，把江面堵死。张贵边战边行，接近龙尾洲，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接应部队，举火晓示，对方船只见灯火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他们先占领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宋元两军在龙尾洲展开一场遭遇战，宋军因极其疲惫，战斗中伤亡过大，张贵力不能支，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元军派4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祭祀。元军为尽快攻下襄樊，咸淳八年(1272年)秋采取了分割围攻战术。元将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为切断襄阳的援助，元军对樊城发起总攻。咸淳九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忽必烈又派遣回回炮匠至前线，造炮攻城。元军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江上浮桥，使襄阳城中援兵无法救援，樊城有全孤立了。刘整率战舰抵达樊城下面，用回回炮打开樊城西南角，进入城内。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投火殉职，偏将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拆屋作柴烧，陷入既无力固守，又没有援兵的绝境。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元军在攻城的同时，又对吕文焕劝降，吕文焕感到孤立无援，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宋元襄樊之战经过长期较量，终于以元胜宋败结束，蒙元的胜利，在于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建立了包围襄樊的堡垒，以逸待劳，又注重弥补战术上的不足，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在裹樊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宋朝统治者不重视边备，将帅软弱无能，吕文德见利忘义，使蒙古军队占据了襄阳有利地位，在反包围战过程中，因将帅不和，步调不一等原因犯了一系列战术错误，战斗中基本上执行了消极防御策略，导致了被元军围困5年之久的不利地位，最后归于失败。二张援襄的传奇式行动，气壮山河，留名青史，体现了南宋爱国军民保卫领土、抗敌御侮的智慧和勇气，为后人所传颂。

甲午海战：慈禧是甲午海战失利的替罪羊吗？

将北洋海军的停止购舰和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等工程联系起来，据说最早滥觞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势同水火，这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上述说法确切的话，那么，断然不能排除梁启超等人是在故意夸大事实，欲借此将慈禧彻底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以报当年菜市口杀害六君子的旧仇。所以，严格说来，梁启超氏的这些言论只能当做一个参考意见，根本不能当成历史的定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向来缺乏深刻的反思精神。因此，在一些需要反思的关口，往往浮皮潦草，匆匆搪塞而过。最常见的办法是匆忙之间抓一只“替罪羊”，将一切责任推卸给这个人，余下的关联方便可以得过且过，继续敷衍下去。譬如，中国学界的主流意见到现在为止，仍然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三海工程”和修缮颐和园。其背后的逻辑链条很直白：假若慈禧太后不动用海军的军费，北洋海军就不至于在1888年成军后停止购舰。不停止购舰，北洋海军的势力就不至于被后起的日本轻易赶上，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就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而只要北洋海军不败，日本就得不到完全的制海权，甲午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应当说，类似上面这样地“反思”北洋海军之败，倒也恩怨分明，简单明了。只不过，历史的真实情况绝非这样“漫画化”。诚然，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之后，的确停止了购买军舰的计划。在此前后，“三海工程”和重修颐和园工程的确花费了不少的银子，而且在修建园子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动用过海军衙门的款项。但是，修建园子动用海军衙门的款项和北洋海军停止购买军舰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度?是不是这些被挪用的款项直接导致了停止购舰的结果?显然，需要有翔实的史料来做出周密而科学的论证。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截至目前的一些结论总显得浮光掠影，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实际上，就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军费修建园子这个问题，目前能够看到的研究成果数字悬殊。其中，最少的认为只有数百万两白银，最多的认为有8000万两白银，而学界普遍采用的则是2000万两白银和3000万两白银说。仅就这些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就能看出来这些数字基本上属于没有过硬证据的猜测而已，与基本的历史事实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出入。首先，将北洋海军的停止购舰和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等工程联系起来，据说最早滥觞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势同水火，这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上述说法确切的话，那么，断然不能排除梁启超等人是在故意夸大事实，欲借此将慈禧彻底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以报当年菜市口杀害六君子的旧仇。所以，严格说来，梁启超氏的这些言论只能当做一个参考意见，根本不能当成历史的定论。实际上，稍具历史常识就会知道当时的海军衙门不可能拿出2000万两白银以上的经费去赞助“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明白重修颐和园等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其中又有多少是动用了海军衙门的经费?根据中国海军史专家姜鸣和王家俭的研究成果：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学、岁修及庆典)一共花费了约600万两白银。其中，从1885年到1895年这10年中，“三海工程”从海军衙门经费中共挪借了437万两白银。而且，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1版)一书中特别指出：“三海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予以归还。其后的修缮颐和园工程也大抵是如此。据统计，整个颐和园工程耗费的资金约在1000万两左右。根据姜鸣先生的查档计算，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查的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往大里说也断然不会超过750万两。而台湾的王家俭先生则在《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版)一书中考证：整个“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海军衙门有案可查的拨款数额为2322700两白银。如此，又何来挪用2000万两、3000万两乃至8000万两白银之说?我们姑且采用姜鸣先生的750万两白银的说法。750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参照1880年代初期北洋海军的两艘德国造的定远级的铁甲舰的价格来对照一下。当年，建造并将两艘战舰驾驶回国的费用一共有340万两白银。如果把将物价上涨等因素算进去，这些钱到甲午战争前大约可购买三艘定远级的铁甲舰。如果真是这样，北洋海军多了这三艘铁甲舰，是不是就一定有把握打赢日本的联合舰队呢?相信只要不是“唯武器论者”，恐怕谁也不敢站出来打包票吧?我们知道，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有很多，有时甚至就是纯然的运气等偶然性因素。以此论之，则北洋海军即使多几艘军舰，多几挺快炮，以当时舰队内部的腐败程度和派系林立、华洋杂处的复杂局面而论，完全不敢断言它就一定能称雄海疆，将日本联合舰队赶至日本国内的几个岛屿之间。在这方面，可以对比的参照物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和日本联合舰队开战的俄国舰队。如果按照当时的海军实力，俄国显然要比日本强大多了。但是双方在对马海峡的大决战中，俄罗斯舰队却被相对弱小的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屁滚尿流。在这场著名的大海战中，日本的联合舰队以损失战舰9艘，死亡117人的微弱代价，取得了击伤、击毁俄国战舰31艘，毙敌5000人，俘虏6000人的骄人战绩，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一个奇迹。日俄对马海峡之战的案例加上甲午战争中战胜北洋海军的案例充分说明：日本海军一向擅长和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作战，他们的胜利并不完全依仗着武备的先进和强大。其实，即使我们暂时认可“唯武器论”者的逻辑，承认如果北洋海军在成军后持续扩充军舰，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海军的话，我们也不能将导致北洋海军停止更新武备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的身上。很显然，这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如果单论北洋海军停止更新武备的原因，则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区区被挪借和挪用的数百万两银子绝对不是其中最主要的和最关键的原因。事实上，北洋海军之所以停止更新军备，并不是因为缺少资金，而是清廷上下包括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存在着要命的“短板”。大家都知道，北洋海军的成立源于清朝的自强欲望，是朝廷中的开明官员对西方世界进入中国的一个被动性的回应。因为是被动性的回应，而且碍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即使具有世界眼光的李鸿章，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世界海战专家马汉那样的“海权论”之类的超前思想。这样的一只舰队虽然起点很高，但它也只能是一支立足于近海防御的“黄水海军”，而不会是志在外洋的“蓝水海军”。所以当醇亲王奕譞和李鸿章在视察了北洋海军成军时的大操之后，都觉得海军的近海防御使命已经完成，继续扩军的压力已经不再那么紧迫了。于是，我们看到，恰恰是李鸿章自己主动向朝廷提出了暂时停止购买舰船的要求。李鸿章做出这样的决定，可能的确有修建“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需要挪借海军军费的考量，但这显然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当时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并不是一个穷光蛋，他手里还是有些经费的。根据同样担任过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回忆，李鸿章卸任后，曾经将1000万两白银留给了王文韶等后任，这笔钱后来一直传到了袁世凯的手中。李鸿章的总督府有这样不菲的一笔“小金库”，而且他根本不想据为己有，据此推断，假如李鸿章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一定是会动用这笔钱在战前武装北洋海军。这笔钱直到李鸿章卸任时还没有动过，恰恰反证了北洋海军其实是“不差钱”的。另外，北洋海军在建军后出现了发展速度明显迟缓的现象，不能不说与清政府内部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倾轧大有关系。当时，朝廷里主管财政的是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而翁本人又是清流党的领袖之一。对于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举动，清流党的攻击一向不遗余力，有的人甚至造谣说“北洋海军非国家之海军，乃李鸿章一人之海军也”。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主管财政开支的翁同龢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利用自己的权力打压李鸿章和北洋海军。1891年6月，翁同龢以户部之名义上书皇帝，要求“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这曾经令李鸿章等开明派大为恼火，他在写给当时的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大发牢骚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也?”(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真正奇怪的是这个翁同龢。他一方面在费用开支上多方为难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一方面却力主让北洋海军和日本一战!有人提醒他说：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的军力对此已非昔日模样，中国不宜轻易开战。翁同龢却说：“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见姜鸣先生上书)事实上，翁同龢未必不知道北洋海军的虚实，他之所以一味主战，其实是在经过了精心权衡之后所做出的一个极其精明的决定。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翁同龢的角度考虑问题，不难发现“主战”对他最为有利。一方面，如果大清国真的打败了日本，那再好也不过了，国家扬眉吐气不说，他本人也会因为一向主战而赢得“政治正确”的巨大声誉，搞不好甚至还会是首功一件呢!而如果不幸战败了呢?则正可以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彻底削弱北洋海陆两军的实力，对李鸿章来个釜底抽薪，让他成为“光杆司令”。对此，他并不隐瞒，曾经对人说过这样一句令人寒心的话——“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这真是赤裸裸的夫子自道!在他翁同龢的小算盘里，私怨才是第一位的，国事算老几啊! 必须指出的是，清廷上层给李鸿章和北洋海军“下绊子”的人绝对不止翁同龢一人。关于当时朝廷内部的斗争伤及北洋海军的情况，李鸿章的幕僚、后来担任过大清国封疆大吏的周馥曾经有过很详细的分析——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刁难、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若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按，指翁同龢)在户部竟如此!”(转引自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试问：朝中有此等大佬坐镇，北洋海军的实力纵使再强大一些，又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呢?所以，评价历史人物宜客观公正，反思历史尤其不能浮光掠影。百年之后的今天，或许可以这样说，慈禧作为清廷的最终决策者，甲午战败固然罪责难逃，但若说北洋海军数年不更新军备是由于“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挪用了大量的海军军费，并且是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北洋海军的折戟沉沙的话，就未免有些过于肤浅和武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