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山列岛是出入渤海惟一的海上通道,也是保卫京津门户的铁门闩。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前夕,我军向这里发动了我军战史上首个乘木帆船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战役。提起长岛,人们就会联想到阳光、沙滩和美景。今天的长岛是一个旅游胜地,对于63年前我军对固守长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渡海登陆进攻作战,人们如今还能记得多少呢?当年参加解放长岛战役的部队是由华野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和山东省军区部分部队组成的,他们这一战役开创了人民解放军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登陆作战、摧毁敌军立体防御的先例,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光辉战例。为让后人重温历史,牢记这段光辉战史。记者乘船登陆长岛,在长岛县老干部局负责人的陪同下,再踏战场遗迹、观瞻战争纪念馆,探访亲历作战的老干部,了解了解放长岛的那次渡海两栖登陆战役的全过程。在战争纪念馆,面对渡海登陆的战争场面照片,记者的思绪被拉到了63年前的那场战争中。1949年8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我国北方大陆基本解放。而位于渤海海峡的长山列岛,仍在国民党残部手中盘踞。驻守在岛上的国民党海军陆战二团依仗海峡天险,在岛上构筑了以峰山和西山为核心阵地的严密火力防御体系。其军舰、炮艇不停地在黄海和渤海沿岸游弋,并劫持过往船只,炮击我解放区,掐断了我华东、华北、东北的海上运输通道。同时,对即将从港、澳经海路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民主人士也造成了很大安全威胁。岛上国民党守军,狂妄叫嚣:“南有台湾,北有长山,国军防御,固若金汤”,妄图伺机对我解放区反攻,以光复大陆。为解放山东全境,拔掉这颗位于海上交通要道的毒牙,并为我军日后渡海作战积累经验,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第三野战军抽调山东军区及胶东军区的部分军政干部组建“解放长山岛前方指挥部”,时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许世友担任总指挥。我华野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在完成渡江战役之后,奉调北上,接受山东军区指挥。同时调配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十三团、胶东警备第四、五旅各一部以及北海分区的地方武装组成攻岛部队,发起长山岛战役。谈起长山岛战役,现已88岁的长岛退休干部刘政华满脸神采:1949年8月11日当晚,我军渡海攻击船队分别从蓬莱刘家旺、解宋营和栾家口等港扬帆出海。三路劲旅,乘风顺流,剑锋直指敌军踞守的岛屿。12日凌晨1时左右,左翼部队乘船驶至大黑山岛附近,停泊在南长山岛左侧的3艘敌舰听到动静,随即向左翼部队的两个营扑来。我军将士面对敌舰沉着应战,驾5只木帆船乘风破浪利用夜暗迅速向敌最大的“美宏”号驶去,在200米的距离上,轻重武器一起开火,只打得敌舰甲板上人仰马翻,慌忙调头鼠窜。据当时在渡海指挥船上做向导、85岁的长岛离休干部林仿先介绍,解放长岛战役的胜利,开创了人民解放军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登陆作战、摧毁敌立体防御的先例。他告诉记者,为让后人牢记解放长岛战争的胜利,县委、县政府修建了这座战争纪念馆,目的是让长岛人牢记长岛的解放不易。许世友亲自坐镇指挥林仿先告诉记者,解放长岛的那次渡海登陆作战,是名将许世友亲自指挥的。许世友在指挥长山岛战役中,沉着冷静,长于谋划,用兵如神。在战前准备阶段,他亲临前沿察看地形,了解敌情。攻岛战役前,他多次找到当地渔民和支前民工,详细询问潮汐海流和气象,就连船工掌舵、摇橹、拨缆、掌帆等技术,他都要研究明白。他经常和指战员们一起摆沙盘,设敌阵,研究如何泅渡、抢滩登陆炸敌舰、抢救落水人员等细节,甚至对敌占岛屿沿岸的礁石、港湾等,都做到了如指掌。他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制定出“隐蔽接敌,强攻登陆,逐岛攻击稳步推进”的作战方案,受到军委的肯定。从战争纪念馆存放的史料上记者看到:我军渡海攻岛的时间原定在7月31日。但是天有不测风云,7月26日,就在总攻前夕,一场在胶东半岛罕见的12级偏北大风刮来,直至28日,天空风雨雷电交加,我军准备参战的几百只木帆船几乎全被巨浪抛上了海滩。风后的海岸线上,到处都是破损不堪的渔船,这场台风有弊也有利,它给我军攻岛作战增大了难度,但是也让岛上国民党守军产生了侥幸心理,造成了守备上的思想麻痹和松懈。面对眼前的困难,在许世友的激励动员下,经过我参战军民的连续奋战,被台风破坏了的海上输送能力得以恢复,被损坏的船只也被一一修好,同时上级又从烟台、龙口一带调来补充船只200余艘,攻岛作战准备工作一切就绪。8月11日,许世友下达了渡海攻岛作战命令。夜里22时左右,我军船队航渡至一半路程时,海上风力突然减小,给帆船航行速度造成了很大困难,船队被搁置在海面上漂浮,部队一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困境险情,许世友果断地命令部队,就是摇橹划桨也要渡到岸边。12日凌晨2点左右,我先头部队抢滩登陆,一串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给期待登陆成功的人们带来了胜利的喜讯。“榴弹炮给我开火!”随着许世友的命令,攻岛部队各炮群齐声怒吼,一群群炮弹划破长空,掠过海峡,准确地击中岛上各个军事目标。在攻岛部队暴风骤雨般的炮火打击下,敌人苦心经营了近两年的“海上壁垒”终于被摧毁了,为登陆长岛作战扫清了进攻障碍。站在南长山岛山前村西南的一片海滩上,长岛老干部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年我军将士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就是从这儿登上长岛作战的。据长岛史志办的同志介绍,在渡海作战中,国民党的军舰对我输送木船威胁最大。长岛守敌不但拥有“中权”、“美宏”号炮舰,还有“太和”、“太照”号运输舰和8艘炮艇。作为渡海作战的总指挥许世友,对敌情早已了然于胸。他认为,要取得渡海作战的胜利,首先要战胜敌舰。为分散敌舰的注意力,他安排部队施放炸药包制造声响、打信号弹假进攻,并以频繁不断的冷炮和试射对敌射击;还用马拉着树,沿公路来回奔跑,造成我军调动之假象,旨在迷惑和调动敌舰。逐步使敌舰在海上东来西去,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在疲于奔命中,一点点麻痹起来。到了临战阶段,许世友又采取声东击西,以诈取胜的策略。在我主力部队出发攻打长岛之前,我左翼部队警备四旅,首先奉命佯攻大、小黑山岛,以诱敌舰增援。当敌舰发现中计后,我主攻部队已在南长山岛打响了,当敌舰准备增援时,又被我左翼部队的炮火拦截在珍珠门水道以外,他们只好无奈地在主战场的圈外打转转。在史料记载中,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记录:1949年8月12日凌晨,当主攻部队悄悄靠近南长山岛时,从蓬莱西庄至栾家口几十里长的海岸线上,我军炮火齐鸣,顿时,南长山岛上和岸边一片火海,敌前沿阵地大部分被我军摧毁。3时20分,我主攻部队相继登陆。抢占滩头之后,立即兵分三路向岛内纵深发展。14时我主攻部队乘胜进军占领北长山岛。23时,左翼部队又占领庙岛,长岛全部解放。由于我军在解放长岛的战役中战斗决心坚决,筹划准备工作细致,参战指战员勇敢机智,后勤保障得力,军民同心同德,以较小的代价换来长山列岛的胜利解放。此战,我军毙敌200余人,俘敌1305人,缴获舰艇10艘,火炮15门,各类枪支1200余支和大批弹药物资,为我军进行渡海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此,1949年8月24日大众日报报道,长山列岛全部解放,守敌除少数逃窜外悉数被歼,并发表社论《胜利鼓舞我们战胜困难——祝解放长山列岛的胜利》。同年9月23日大众日报又出版了反映“长山岛战役”全貌的画刊。

英法的军舰静静地停泊在大沽口岸,宁静的海水之下却是暗潮汹涌。5月20日,联军向谭廷襄下了最后通牒。他们决定,这份通牒在交给中国政府两个小时以后,假如答复仍是不满意的话,那么就要开始进攻炮台。两个小时以后,10点钟,没有答复。5月份的大沽口海风徐徐,风平浪静,然而这样的平静却被一场战争破坏了。战争开始了。成蝶形的两组军舰冲向大沽炮台。“鸬鹚”号和“雪崩”号位于两支舰队之首,迅速向前冲去。“霰弹”号和“火箭”号追随在“鸬鹚”号之后,攻打南岸的炮台;“龙骑兵”号和“纳姆罗”号追随在“雪崩”号之后,攻打北岸的炮台。“鸬鹚”号刚一开动,防卫左岸的清军炮台和炮兵阵地的大炮便立即打来了第一批炮弹。轰鸣声在两岸引起低沉的回响,并慢慢地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双方的激战很快让一片烟雾笼罩了河流和炮台。通过这片烟雾,联军在平静的白河水面上可以看见到处都有火花在闪烁着,这是清军烧着的50多艘船只,把它们当作放火筏顺流而下,意图烧毁敌舰。不幸的是风向是反的,联军也派出了小艇去把这些放火筏调转方向,让它们搁浅在河岸上,他们的使命就在自己慢慢地烧掉中完结了。联军舰队凭借大口径火炮,同时对大沽口南、北炮台发起攻击,炮台的设施都遭受了重大的破坏:炮架被打坏了,许多大炮就倒在地上,或炮口都被炸碎,无法使用。然而清军却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阵地,官兵们继续奔向那些还没有被打坏的大炮。在《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中记载“他们的炮手一个接一个地被我们灵活的射手所击中,然而却立即有人替补。” 然而,清军岸炮“都是装在不能移动的木架上的”,不能自由移动,难以进行有效攻击。而且大炮位置都是预定敌舰涨潮时航进安设的,没有料到英法联军使用浅水蒸汽炮艇在低潮时发起攻击。联军的“羚羊”号在退潮时不慎搁浅了,很糟糕地置身在交战双方之间。很多军官都从帆舰上走过来目睹这场战斗。人们很奇怪地看到当第一颗炮弹飞过时,“羚羊”号是如何躲避的。联军看着很多炮弹从空中朝着他们打来,总有人在高喊:“他们在朝着我们开火!”但是很快这种担心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们看到炮弹每隔5分钟或10分钟才有规则地打过来,显然都是出自一尊大炮,在越过他们头上后就都落到后面几百码的水中去了。后来才知道,大炮都是固定在不能移动的木架上的。“考虑到他们的大炮很可怜,中国人的确打得不错。”虽然守军奋勇还击,击沉敌舢板4只,毙敌近百名,法炮艇“霰弹”号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但在危急时刻,直隶总督谭廷襄、直隶布政使钱忻等带头逃跑。最后,中国兵营归于沉默,并且消失在一片耀眼的烟雾中。在被炮弹打掉或被火焰吞没前,“有些旗帜还在继续飘扬”,敌军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

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太平天国带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是太平天国,其次才是一战、二战。太平天国使中国的人口由原来的4亿减到了2.4亿。上帝爱疯狂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广东花县人。他爹是邻近诸村的保正 ,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他有两个哥哥,三兄弟中唯有他读书求功名。洪秀全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从13岁考到30多岁,考了四次,都未能考上秀才。洪秀全学问太陋,总是达不到小学毕业水平。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收选了500首天王大作,其中476首是洪秀全进入南京头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叫妻妾宫女们背诵。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天父的诗,是洪天父订的 “十该打”条规: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 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诗17、诗18)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诗197)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诗237)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诗294)看毕天王创作的这些诗歌,大家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四次参加科举都考不上。天王在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坐馆当私塾先生,教小孩识字和基础文化知识,私塾先生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此类老童生的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罢了。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举,并再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这回现大了。精神、心理受到巨大打击的洪秀全,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发烧做梦,据说梦见了上帝。洪秀全梦里的上帝是个黑袍,背一把龙泉剑的白胡子老头。进过教堂的人看见过耶稣像、圣母像,上帝是什么模样?上帝是个灵,没有形象。洪秀全见到的大概是太上老君。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跟他交谈,没准上帝也会讲客家话。反正就这么个人,把龙泉宝剑交给他,让他到人间斩邪留正,并且跟洪秀全说你是我的二儿子。上帝唯一的儿子应该是耶稣基督,他非说是上帝的二儿子,这容易让上帝解释不清楚,人品败坏,满口诳语嘛。烧糊涂了的洪秀全依稀记得一本宣扬基督教的小册子上有天主上帝几个字,经过本土改良,他开始小范围传播他的“教”。这应该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不过,洪天王勇气实在可嘉。1842年,洪秀全第四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却依旧不尽如人意,榜上无名。一起落榜的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秀全“多异相”、“有王者风”,鼓动洪秀全造反。冯的劝说,符合洪秀全烧糊涂时的梦幻,于是洪天王彻底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老洪决心造反之后,正式改名为洪秀全。据学者潘旭澜分析,洪先生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回顾洪天王走过的这些路,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只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太平天国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幕滑稽剧。甭管什么宗教都是博爱不杀生,洪秀全却不,他就创立这么一个教,叫做拜上帝教,目的是反政府。兔子见到鹰中国民族革命的洪流,起伏约200年,太平天国最终成在两广地区,成为汹涌的波涛发展起来有其深层次原因。英国在广东受了多年压迫,对于广东政府和人民怨气颇深,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对于此地人民的盘剥便开始变本加厉。此处积怨最深。加之,广东人民族观念强,性情刚毅,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广东人民便自发地组织三元里平英团抗击英军。而地方官吏不能处理,压抑人民顺外夷,广西同广东交界,所以两广地区的人仇英仇官便是常事。作为最早受到资本主义压迫的两广地区,人民一方面要抵抗外力,一方面要反抗政府,转而发展成为一种自觉。两广成为革命的策源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两广地区,民间自发组织的抗英活动不断,民间流传着“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说法。广东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广东人见过真的基督教,人家不信洪天王那一套,于是他辗转到了广西深山里传教。两广地区对于朝廷和洋人的仇恨,可谓一触即发,洪秀全起事的时机比较成熟。1851年老洪金田举事前,朝廷得到密报,派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去平定叛乱。当时林则徐正生病卧床,接到命令后星夜兼程,病情加重。其子心疼老爸,劝他休息,林则徐回答:我在新疆,两万里冰天雪地里尚且只身持戈从来没有说过苦,现在又怎么会害怕劳累?林则徐并随口写了一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继而继续赶路。带病急行的林则徐最终死于半路。得知林文忠公要来的洪秀全一伙本准备作鸟兽散,结果没想到林文忠公半路离世,这下子一场大戏就开始上演了。财色与天齐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建号太平天国。刚弄一村就建国,这也太失策,一下子把朝廷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可不是小流氓偷鸡摸狗的行为,这可是性质严重的反革命颠覆政府的大动作,朝廷立马调集重兵进行镇压。洪秀全在转战中攻下一乡,就自称天王。就是这个打了一个村就建国,打了一个乡就称天王的主,称天王的时候,光嫔妃就有36人,什么叫邪教,就在这里,不光骗财还得骗色,不过那个地方的色大概也没什么。到最后洪秀全80多个妃子,都认不全,只能编号,一号妃二号妃,完全实现数字化管理,清朝嫔妃最多的乾隆爷也只有50多个。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天国重要领导人杨秀清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是有准确的数字记录的。据太平天国多位人士供认,洪秀全耽于女色。1864年湘军收复南京,“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称:“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9岁时就给我4个妻子。”天王有88个后妃,已经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天王可以日日醉卧温柔乡了。攻下南京后的洪天王,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全心投入自己的天子生活,天王从41岁进南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11年中从未迈出过京城一步。正值壮年的洪秀全大小事务全部交给了底下人,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进驻南京后,洪天王每做生日,部下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要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后来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被天王选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京城的3000名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天王府宫中有横直均八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一共拥有多少个女人,恐怕永远难以准确统计。据一本叫做《江南春梦笔记》的书说,天王府连太监也不设,妃嫔加上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个男人。洪秀全在后妃的管理上,有他过人之处。他的88个后妃,一律没有封号,统称为妻。因妻妾太多,洪秀全自己连姓名都记不住,怎么传唤享用呢?洪秀全来了个古今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创举,数字化依次编号,于是就有了第25妻、第73妻等旷古未闻的名目。至于上千个如花似玉的宫女,更是比妻妾还要等而下之的备用享乐工具,所以连个数字编号都摊不上。洪秀全不理朝政,把精力放在了管理后宫上。后宫女人不敢惹恼天王,太平天国成立之初,“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口号,多少有些可笑。曾国藩捉摸不透他的这位对手,也绝对想不到自己处心积虑剿灭的对象,日日坐享荣华,夜夜在后宫与嫔妃娘娘饮酒笙歌,生活竟是这般模样。天国要燃烧在永安,洪秀全重赏手下,封了五个“王”, 这封王的词估计是老洪从戏台上学来的。文盲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应该包括日本,东方各国都归他管;帮会头子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不知道英国听不听他的。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当然包括马来西亚都归他管了;地主韦昌辉是“北王”,这包括俄罗斯的地界都归他管;最后“翼王”石达开,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里学历最高的,武举出身,据说还能写两笔诗,应该不是秘书代笔。洪秀全智商太低,没有驾驭群雄的本领,他的朋友洪大全,谋士冯云山,勇将萧朝贵都战死,更使他失去了灵魂。洪秀全让杨秀清独掌大权,其他人都受他节制。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南王七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这就是所谓太平天国的“首义六杰”。太平天国继续北伐,洪秀全的人马占领南京,改为天京,定为都城。据说这个时候的洪秀全是拥兵50万,战舰上万艘,估计这50万一半是家属,你想他有多少个家属?这个时候,从广西那么个山旮旯里边打到了南京,应该怎么样,北上,直捣黄龙!洪秀全若是全军北上,拿下京城,不是不可能。问题是洪秀全哪有如此政治智慧,他到了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洪秀全到那儿眼珠子都不够使,小天堂,天堂路就跟这儿开始,该开始造了。洪秀全盖起了豪华天王府,占地面积与北京紫禁城相仿佛,紫禁城可是1300万平方公里的帝国皇宫。洪秀全只占了三座城市,南京、镇江、扬州,就建这么大一个天王府。老百姓讲话叫小人乍富,就忘了自己干什么的,完全是暴发户心理。建了天王府的老洪,终日不理朝政,在天王府里,陪着那些个妃子,业余时间,编一些“天书”。他不见大臣,一见大臣,大臣就该明白天王的水平。朝政就归东王杨秀清等人来管,这腐败的程度也算得上是惊为天人。蚊子衔秤砣太平天国最低的官叫两司马,一共管25个人,出门要坐4人抬的轿子。25人去掉一半女人,剩下11个男人,里边还有4个得给他抬轿子,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那轿子,不行八仙桌倒过来就扛着走。清朝七品知县两人抬的小轿,总督是8抬,皇帝是16抬,皇帝出殡的时候,那个梓宫是128个人抬的。洪秀全的轿子是64抬,杨秀清48人抬,他们一出来南京城就全城戒严,老百姓都得背对着他们的仪仗队,跪在路边,如果你冲撞他的仪仗队,斩首不留。再厉害点的,凌迟,点天灯,把你熬成油,这事多了去,洪秀全的想像力多丰富,滥用私刑。要知道清朝谋大逆才是凌迟,一般人享受不到这个待遇。洪秀全暴虐无度,他还没有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得要死,进入南京后,参照天王的佳作《天父诗》,天王反反复复地强调,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跪求息怒,不求就别怪洪天王大开杀戒。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太平军打进南京清除妖人的做法令人发指。清朝官员、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都被当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称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王多如牛毛天朝的人事任免制度自然就是洪天王说了算。太平天国本是有首义六杰,可是内讧不断。韦昌辉杀掉杨秀清,接着韦昌辉被处死,继而石达开率领精锐部队出走,天国几乎是朝中无人。生性多疑的洪秀全估计被争斗、猜忌伤透了心,干脆任人唯亲,用自家人。“安王”、“福王”分别是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担任,自家人名虽掌权,实则是洪秀全借此希望压制、监视石达开。不过这两人实在太荒唐、愚蠢了,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位。为不引起事端,这两个哥哥虽不做王,但洪秀全依旧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二人一直干预朝政,掌握实权。在太平天国,自家人还是最受信任。洪秀全也敢大胆提拔一些年轻将领,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玕执掌。洪仁玕,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秀全家族十多号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这些皇亲国戚,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粗鄙野蛮,胡作非为,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却又都无计可施。不仅是任人唯亲,太平天国全无章法可言,完全是由洪秀全说了算,任其恣意妄为。本来太平天国逼走石达开后,洪秀全把军事、行政大权揽在一身,既是皇帝又是军事长官。可是这家伙智慧有限,脑容量有限,军事、行政他一样都管不好,抓在手里也无计可施,过两天就嫌烦,而且为这些事情操心费神,不符合洪天王的秉性,转而甩手交给他人。最可怕的是,太平天国的官爵混乱到了一定地步,甚至开始大肆甩卖。等东、南、西、北、翼王分配完毕后,又出现义、安、福、燕、豫、侯六爵。1857年洪秀全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封洪仁玕为“干王”。反正干尽这些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事。为了安抚人心,消除诸将领的不满,洪秀全封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领为王。洪秀全一方面想削弱李秀成的力量,一方面想多捞些银两,竟然让自己的哥哥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卖给陈一个王位,是为护王。此举一发便不可收拾,其后,王爵大甩卖,一毛钱十一个。“昭王”黄文英说,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达到2700多个。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将搜刮合法化,大建王府,大搞腐败。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恐怕也只有洪天王能够干得出,而且觉得自己赚翻了。天国完全没有章法、制度可言。上层因为毫无斗志,贪图享受,追求这些华而不实的爵位,而且互相争斗,攻伐不休。下层军民则不堪搜括之苦,不胜负担之重,苦不堪言。洋洋得意的洪秀全不过是在自掘坟墓而已。老虎住进城太平天国王多,排场也大。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天国最低级别的两司马都是乘四人抬的黑轿,开个会,王爷多得数不过来,门口的车位更是没法安排,王爷们轿子找个地方停靠大概不会方便,抬轿子服侍的人员可是多如牛毛,那场面何等威风。至今浙江还流传侍王李世贤出门坐54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于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达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不怪农民要跟天国闹,天国定都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国库。国库就是圣库,全交给他们家,要不然他怎么弄那么大的皇宫,88个媳妇,靠什么养活?那么多王,还有王的美人拿什么养活?那些历来为人们歌颂的天国制度和口号不可信,“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给你地还不收粮,不收粮他吃什么,而且还得比你吃得好,满朝文武靠什么养?无非是让太平军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作的工具,农民除了自己的口粮,其他一切都要上缴国库,尽最大可能地剥夺底层劳动人民的成果。洪秀全想通过这个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如果要建立,就是原始社会,那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要是这么实现了,麻烦了,就回到中世纪了。不管是地皮刮下来,还是粮食,财宝,都进了大小王爷和地方官的腰包,太平军的各个领袖都是财大气粗,到处都是大兴土木,讲究排场,奢侈糜烂,有人曾经记录下在太平天国王府的见闻,那些人的吃穿用度远非农民可以想象,据说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精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长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凡各器物可用银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扇子、鞭子、蚊拍其柄全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短短时间内,太平天国的“王爷”们个个富可敌国。家家都关门太平天国干的事现今依旧无法想象。太平军所到之处,没别的,孔庙、岳王庙、关帝庙、佛寺一扫无余。尤其是洪秀全倾尽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是被炸掉的,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破城门。好多名家藏书楼藏书全给毁了,书不是烧了,就是浇了,或者扔粪坑里,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册扫荡殆尽。中国文化彻底给连根刨,多少名家藏书楼藏书毁于一旦。洪秀全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完全是仇视的。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洪秀全扫荡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用自己的一套取而代之。而洪天王推崇的一套就是自己的那套《天条书》、《天父诗》,如此之流。洪天王大量地造字,造词,采用了很多的方言俚语,而且洪天王一直有一个宏愿便是自己出题考别人。难怪曾文正公讲,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只要你还认字的,还坐得下去吗?坐在书斋里的,都该起来跟这帮邪教徒干一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你想反清,你想号召汉族人来反清,曾国藩比他棋高一着。我不谈民族,我保卫的是中国文化。要把文化毁掉,就是把中国连根刨掉。可惜大清军队八旗绿营全是无用之兵,英法联军打不过,人家洋枪洋炮咱不说。这农民钉耙锄头粪叉子也干不过,朝廷每年数百万有用之饷,养此数十万无用之兵,正规军靠不上。朝廷号召各地办团练,曾文正公毁家纾难,组建湘军,去跟他们作战。 湘军本是地方团练,咸丰初年,各地暴乱,官兵不仅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朝廷知道官兵无力承担剿匪的重任,只得奖励团练 。曾国藩的湘军,强调军队素质,他招人的时候,不要地痞流氓,都是些健壮朴实之人,保持着我国农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在编制上,比较科学,有自己的营制;而且曾国藩尤其注重湘军的精神教育,维护名教伦常是曾国藩对于湘军的要求;曾国藩的营官都是任用了一些儒生,这种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的精神纠正了绿营的习气;曾国藩的军饷高出绿营一倍,每次出征,曾国藩的补给都很充足;湘军多是湖南人,曾国藩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加强队伍的团结。曾国藩的治兵之道,令整个清朝的队伍为之一新。自有降魔人出兵前,曾文正公发表《讨粤匪檄》,大意是说:从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都重名教和伦常,君臣父子关系,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如同帽子和鞋不能倒置一样。但是太平天国的那帮人,盗来外夷那套,自称崇尚天主教,自立君主,自封臣相,从君相到兵卒奴役都以兄弟相称,除了把天称为父以外,其他都以兄弟姊妹互称。而且不能自己耕作不缴纳赋税,谓之都是天王的田;商人不能自己做买卖留下余钱,谓之货也是天王的;士不能读诵孔子之经,因为有别于耶稣的新约;中国数千年的人伦礼仪,《诗》、《书》典籍,都扫荡殆尽。这不是我大清以来的变数,是名教 开辟以来前所未有的事。孔孟在九泉之下痛哭,凡是读书识字的人,怎么可以袖手旁观,不思有为呢?自古以来,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然有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也往往敬畏鬼神。李自成到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到梓潼,也祭文昌。粤匪焚烧所到之处,都是先毁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人,也将安放供奉他们的地方玷污,让他们的身像残缺;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烧,无像不灭;这些行径,神鬼共愤,希望此次出征能够雪此之耻。本来,洪秀全起事的时候,西方人特别高兴,罗马教廷特别派了主教到中国来考察。这玩意要成功了,世界上一下子增加四亿基督徒,多好啊。谁知,主教一到这儿就气死了,这哪叫基督教,上帝弄一个二儿子,这是什么事呀,简直是侮辱我们的宗教信仰!主教说教皇要是能管得着洪秀全,早把他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了!太平天国带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政府因为顾及到太平天国内战,无心与外敌对抗,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是太平天国,其次才是一战、二战。太平天国使中国的人口由原来的4亿减到了2.4亿。

中国和印度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兵戈之争,发生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太宗年间。当时中国派往印度的一个小小特使,没费唐朝一兵一卒,便大败印度军队,灭了中印度古国,令东印度国王折服,声势威震整个印度次大陆,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这事还得从玄奘“西天取经”说起。玄奘法师历尽艰险到达天竺(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历谒名贤,求法讲经,行踪遍布整个印度次大陆,其中就曾到访了摩揭陀国。摩揭陀国是当时统治中印度的一个强国。那时的印度,按方位共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部分,亦即《旧唐书》中说的“五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国内王邦林立,其中大的国邦有十六个,摩揭陀国即为十六个大邦之一,位于恒河中游南岸地区。摩揭陀一直被印度人视为佛教圣地,因为相传佛陀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摩揭陀国内度过的。所以玄焋西游,必到摩揭陀。在摩揭陀,玄奘受到国王尸罗逸多(即戒日王)的优渥礼遇,玄奘开坛讲经,举办了一场持续十八天的大型辩论会,从此名震五印。中印建交,玄焋功不可没。除了讲经学法,玄奘法师还向戒日王“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新唐书》,简单介绍了中国大唐的盛况以及太宗的英明神武,戒日王钦佩之余,不禁对中国大唐充满了憧憬,说“我当东面朝之”(《新唐书》),羡慕得不得了。玄奘回国后不久,贞观十五年,亦即公元641年,戒日王“遣使朝贡”,并向大唐递交了国书,表示要世代友好。唐太宗“降玺书慰问”,戒日王“膜拜而受诏书”(《旧唐书》),算是臣服于中国。之后唐太宗多次派使者回访印度,“礼之甚厚”(《旧唐书》),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关系算是正式建立起来了。贞观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48年,唐太宗“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新唐书》),又派使团出访印度,结果这次出访却发生了个小小的意外。而正是因为这次意外,引发了中印历史上第一次的兵戈相见。这个叫王玄策的使团团长,没用大唐一兵一卒,仅靠孤身之力,借师南下,就把兵强马壮的摩揭陀国给灭了,一时“天竺震惧”(《旧唐书》),大壮中国国威。王玄策,汉族,唐朝河南洛阳人,曾于公元643~661年间三次出使印度。发生意外的,是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当时摩揭陀国内已经发生了变故,原来戒日王于同年病死,其臣属阿罗那顺趁机起兵,自立为王,掌控了政权。但是当时通讯不发达,唐朝并不知道,搁现在,早全球轰动、妇孺皆知了。阿罗那顺听说大唐遣使到来,并不买账,于是出兵拦截,拒绝唐使入境。他不但抢夺了唐使带来的礼品,还将王玄策及随从的30人全部俘虏,投入狱中。后来在戒日王妹妹的帮助下,王玄策和副手蒋师仁才“挺身宵遁”(《旧唐书》),侥幸逃脱,跑到吐蕃去搬救兵。吐蕃是中国西南边陲崛起的强国,文成公主入藏和松赞干布联姻后,松赞干布接受唐朝官位(驸马都尉)和封爵(西海郡王),“吐蕃与大唐和为一家”,关系甚为亲密,民间接触更为频繁,“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新唐书》),可见当时友好亲热的情形。王玄策请兵救援,吐蕃自是大为支持,于是松赞干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旧唐书》),不但派了精锐骑兵,还从泥婆罗(今尼泊尔,当时是吐蕃属国)调遣7000骑兵,全部交由王玄策调遣。王玄策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印度兵溃不成军,被斩首三千多人,水中淹死上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被副使蒋师仁追上生擒。王玄策声威大震,远近城邑望风而降,连下580余城。阿罗那顺的皇族全部被俘,王玄策“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新唐书》)一时“天竺震惧”。东印度(东天竺)国王尸鸠摩一看这阵势,吓的闻风丧胆,赶忙“送牛马三万馈军”(《新唐书》),并进献珍奇异宝,就此向大唐臣服。中国和印度在古代史上发生刀兵相见的战争,就只有这一次。作为中印度古国的摩揭陀,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在路卫兵看来,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大唐盛世,国运兴隆,王玄策底气十足,又遭受侮辱,怒发冲冠,人在气头上也就特别有勇力;二是吐蕃刚刚崛起,兵强善战,又与大唐和亲,鼎力相助;三是印度向来崇尚佛教,兵法不济,武力羸弱;四是摩揭陀国适逢内乱,政局不稳。这点从戒日王的妹妹帮助王玄策逃狱不难得出。后来王玄策又第三次出使印度,到达婆栗阇国(今印度达班加北部),造访摩诃菩提寺,礼佛而归。带回了许多珍贵的佛教文物,并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对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不同朝代都有异族侵略之患,只不过程度大小不同,那么在他们强大之前是否有必要把它掐死在萌芽状态呢我相信这样一个原则,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没有绝对的公理和正义,永恒不变的只是国家利益。但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能理解并遵循这一原则,甚至包括中国近现代的一些精英领袖们,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犹如孩童般的天真,哥们般的义气,愚夫般的鲁莽。这一点,他们还不如我们的先祖,强盛隋唐时代的伟大君王,具备高强的洞察力和不懈的斗志。1、稍懂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高句丽。这个神密王国,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史的重要部分。可自隋之后,中国中央政权几个英名垂史的皇帝象着了迷一样发疯似地进攻这个王国,历经四代,终于将这个王国最后消灭。征高句丽之战,历来被史家们咒骂为“不恤民力,劳师远征”,甚至被骂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隋唐封建贵族对弱小国家赤裸裸的侵犯!更多人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征讨”。果真如此吗?翻开隋唐史,征高句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就将征讨高句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多次面临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消灭高句丽。让我们先看看隋唐时代让全体中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征高句丽之战吧!公元589年,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后,就将征高句丽做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他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公元598年,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进扰辽西,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已无力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更是念念不忘高句丽之患,一直在寻找借口讨伐高句丽。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次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全军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辽东城久攻不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边打边退,引诱隋军,致隋军疲于奔命,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高句丽得胜后,将数万中国士兵的尸体筑成“京观”,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中国人。公元613、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二次攻高句丽之战。皆以失败告终。隋炀帝狂征高句丽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加上修运河等工程,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山东有一个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战的情绪,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乱。隋实际上间接亡于征高句丽之役。唐朝的天下是由太宗世民打下来的,作为一代明君,深知隋亡的原因。太宗继位后,接受隋灭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天下出现少有的治平景象。可唯独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英明的唐太宗却和暴君杨广如出一辙。贞观十九年,太宗以高句丽欺新罗为由,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碰到顽强阻击。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唐太宗并不因此次失败放弃征服高句丽的目标,他多次训命边关进扰高丽。太宗晚年,他命四等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句丽之用,结果造成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英明的唐太宗差点走了炀帝杨广的老路。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更是将最后消灭高句丽提上了日程。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却是逢上历史的最好机遇。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2、读遍这些历史,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动员中华之物力,非欲除之而后快?难道隋唐的君主们真的只会欺软怕硬,专打弱小国家?按照很多人的描述,征高句丽只是封建君主们“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对弱小国家的欺侮,如果是这样,有几点是解释不清的:一是为什么自隋以来,连续几个政治观点、思想作风、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皇帝独独在高句丽一事上观点认同?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风流倜傥、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满口“君舟民水”,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象个斗劲十足的公鸡,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二是征高句丽是不是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国家?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象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百济,东北后有渤海,南有南诏,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可为何隋唐的君主独独盯着高句丽不放,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有人说,高丽和中国接壤,其实不然,新罗统一半岛后,唐朝并未对其采取什么大的军事行动,终唐之世,相安无事。三是征高句丽之役是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不错,表面上看是得不偿失的。征灭高句丽让六七世纪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沙场,间接死亡的人就更多。灭高句丽后不过十余年,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领土多让于新罗。征高句丽的实际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的。3、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在大秦帝国军消灭了东方六国后,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把统一的目光放到了南边的百越之地,发动了对百越的战争,百越之地一般意义上也叫岭南,就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在秦与百越的战争中,总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击百越;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百越之战,该战平定了百越之地,统一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第三次是公元前210年,秦将赵佗攻瓯骆之战,历史学家一般称这次是第二战争的延续而已。总之这三次统称为“秦始皇三征岭南”。这三次发生的秦军和两广土著军的战争,本文重点介绍其中最重要和最惨烈的第一次战争。第一次秦与百越的战争,在历史上也叫“秦瓯战争”,但是在史书上记载比较少,只有《淮南子》等少数书籍中有少量相关记载,这主要的原因我想主要是秦将赵佗在公元前214年攻占百越后不久就与秦朝廷貌合神离,在秦末又拒绝派自己手下的秦军部队北上与反秦起义军作战,封锁了两广与中原的联系,并在秦灭亡后建立起了南越国,按照现在的说法南越国属于地方割据政权,现今历史学家对地方政权的历史了解历来都不是很多,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对这次战争的了解仅仅局限在少量史书的记载上。但是我们就从这不多的史料上也可以看出,这同样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秦军统一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惊人的。历史上之所以也叫此次战争为“秦瓯战争”,主要由于百越土著部队的最初首领是西瓯国首领译吁宋(西瓯国的位置在现在的广西),其实参战的百越军不仅仅是西瓯国军队,其他百越地区的越人其他土著武装也参加了战争,但是总指挥是西瓯国首领译吁宋、而主力是西瓯军而已,“译吁宋”这个名字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是百越土著军首领的名字,但是也有不同看法,说“译吁宋”这三个字很可能是百越军总指挥官在战场上喊的口令,因为“译吁宋”这个三个字和现在两广的壮语和粤语的“一二三”都很相似,秦军是外来人,这次战争秦军并没有深入两广腹地,对西瓯军的底细应该也了解不多,所以有可能把百越土著军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喊的口号当作该指挥官的名字了。但是可以确定该战争的百越军首领确实为西瓯国首领,至于该首领是不是叫译吁宋?如果不是的话,那战争中西瓯国首领的名字叫什么?为什么西瓯军在战场上喊“一二三”?这些都已经无法考证。在历史上一般都把秦军的对手称为西瓯军,但下文为了顾及到当时广东和广西境内的其他越族士兵,所以以下把秦军的对手统称为“百越军”,其实主要是西瓯国军队。(如果按照现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则主要是广西的军队与秦军作战。)秦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参战兵力以及组成,在几乎所有的史书中都说到秦军调动50万大军在屠睢的率领下进攻百越,在《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但是这里也有疑问,五路秦军是同时进攻的吗?在广东和广西的地方志中记载,秦军在开始时期是屠睢一路和赵佗一路这两路一共20万人马最先发动进攻。但是那剩下的30万人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加入战争的呢?从史书上看,剩下的30万人应该在前线部队陷入战争泥潭,也就是在屠睢写部队缺粮的战报给秦始皇以前就出动了,因为在屠睢写的信中说到了自己的“五十万大军已经伤亡甚重”,而且根据考证,其中一路秦军开始攻击的是东瓯闽越地区(主要在现在福建),这路秦军也是五路中最晚才加入两广战场的一路。秦军这50万大军到底是那里的兵为主呢?根据我们湖南等地的地方志记载,秦军这次战争所动用的部队还是以以前灭楚国的部队为主力,但是为了适应南方作战,秦军这50万大军中也有不少于10万人的原楚国部队。

一部人民解放军与21国的交战史,就是一部人民军队的壮大史;一部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史;一部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的英雄史。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军曾先后与日军、英军兵戎相见;朝鲜战争中,曾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新西兰等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共17国部队,决一雌雄;20世纪60年代后,又与印军、美军、南越军、苏军、越军交过手。一部人民解放军与21国部队的交战史,就是一部人民军队的壮大史;一部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史;一部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的英雄史。美国军队——与我军三次交战均损失惨重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我军曾与美军三次交战,而且都是在国外,第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二次是援越抗美战争,第三次是支援老挝抗美防空作战。朝鲜战争是美军与我军首次交锋。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志愿军开赴朝鲜,与“联合国军”进行了近3年的浴血奋战。美国三军大规模卷入了侵朝战争,动用了陆军兵力的三分之一,战场兵力最多时达到302483人;海军兵力的二分之一,出动各种舰艇210艘,海军航空兵的作战飞机383架;空军兵力的五分之一,先后出动各种飞机数万架次,战场上保持飞机最多时达1700多架。美军动用了大量的精锐部队,有“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美利坚之剑”陆战第一师、“滴漏器师”美军第七师、“王牌飞行队”航空兵第一联队等。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许多战役的炮火密度、战场兵力密度、空袭轰炸密度,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但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世界头号强敌,毫不示弱,英勇抗敌,使美军遭受重大损失。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损失兵力162708人,其中战死54246人,伤103284人,失踪、被俘5178人。其死亡人数占侵朝“联合国军”死亡总数的94.16%。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是美军伤亡14万多人,日平均伤亡数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笔。我军与美军的第二次交锋是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的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援越抗美战争中,先后派高炮部队分5批开赴越南轮战,连同配属援越工程支队的高炮支队,共有16个支队(师),辖63个大队(团)及部分独立营、高射机枪连和勤务分队,共计15万余人。在与美军作战的时间里,我军共对空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铁道兵、工程兵部队10多万人,帮助越南抢修被美军炸毁的桥梁、铁路、公路、涵洞等。在援越抗美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付出了很大代价,4200多人负伤,1100名官兵壮烈牺牲,长眠在越南国土。美军在中越军队的联合打击下,终于以败军的身份撤出了越南。我军与美军的第三次交锋是1969年至1973年的支援老挝抗美防空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援老抗美防空作战中,派炮兵部队开赴老挝,掩护我军赴老挝筑路部队防空作战。在老挝期间,我军对空作战95次,击落飞机35架,击伤24架。与此同时,还派出约11万工程、后勤、地面警卫部队,帮助老挝完成筑路任务。在援老抗美防空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有269人献出了生命,其中210人被安葬在老挝孟塞和班南舍烈士陵园中。日本军队——我军战胜的第一个外国侵略军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闻名遐迩的成名仗有三个: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首次与日军大规模交锋,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对手是号称“陆军之花”的日军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第五师团是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组建于日俄战争时期,曾驻守日本广岛,因此也有“广岛师团”之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第五师团由广岛出发,经朝鲜釜山到达天津,随即向平绥路沿线地区发起进攻,铁蹄践踏察哈尔,攻蔚县、占广灵、取灵丘、霸涞源……为日军立下了犬马之劳,号称“铁军”。平型关大捷,震惊中外;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扬名天下;平型关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毛泽东大喜,致电说:“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八路军第二个成名仗是夜袭阳明堡。1937年10月19日深夜,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袭击了山西代县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击毁机场上的24架飞机,消灭日军机场卫队100多人,在全国引起轰动,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八路军第三个成名仗是黄土岭大败日军独立混成旅团,击毙日军旅团长、“名将之花”阿部规秀。阿部规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此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爱国人士,纷纷给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发来贺电,热烈祝贺八路军将士所取得的胜利,全国各大报刊也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黄土岭战斗的经过,并发表祝捷诗文。英国军队——与我军两次交战均丢盔卸甲英军与我军首次交战是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之前,1949年4月20日,为阻止我解放军渡江,英国军舰向我军进行挑衅,我军立即予以还击。三次交火,英舰损失惨重,据当时上海《字林西报》援引英海军当局的报告显示:“紫石英”号包括舰长在内有17人死亡,20人受重伤:“伴侣”号带回10具尸体和12名伤员,两门主炮被击毁;梅登中将的旗舰上也有10名水手被打死,另有13人受伤;“黑天鹅”号算是走运的,只有7人受伤。在四艘军舰中有5名正副舰长伤亡。后据英国海军部公布,还有103名官兵“失踪”。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英国国会叫嚣,要派两艘航空母舰前去“实行武力报复”,而更多的议员则感到,现在已不是“一艘炮舰就能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的时候了”。4月26日,“紫石英”号上的一名上尉带几名水兵乘一小舢板来到我军阵地,承认该舰已被炸死之舰长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请求我军不要再开炮。4月30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发表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声明,痛斥丘吉尔的狂妄叫嚣。然而,英军并没有接受教训,一年后,又在朝鲜战争中与我军为敌。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共投入兵力14198人。先后有陆军第二旅、二十八旅、二十九旅,海军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舰艇21艘、飞机80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英国遭受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人民交手的最惨重失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经典”之战是消灭了英联邦第一师第二十八旅的“皇家苏格兰团”、英联邦第二十九旅的“格洛斯特营”和“皇家重型坦克营”三支“王牌”部队。1951年10月3日,在朝鲜马良山,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第一师与英军“皇家苏格兰团”开始了生死决斗。“皇家苏格兰团”是英军的精锐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获得不少荣誉称号,其连以上军官大都在二战中立过战功。该团装备优良,训练有素,屡建战功,有着悠久的辉煌战史,在各国军界享有颇高的知名度。朝鲜战争中,始终是“联合国军”的“拳头”部队,哪里出现危机,便被派往哪里。志愿军坦克一师一团受命配合六十四军步兵一九一师攻占马良山。马良山主峰有“皇家苏格兰团”第一营4个连的官兵把守。战斗结束后,“皇家苏格兰团”第一营的1701名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布满主峰,在被坦克摧垮的碉堡里,发现了英军营长的尸体,幸存的46名英军官兵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整个战斗只用了3个多小时。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死、伤、被俘、失踪官兵4435人,马良山一战损失就占总数的39%。“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听到“皇家苏格兰团”第一营被全歼后,大惊失色。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声痛呼:“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英军被歼的第二支“王牌”是“格洛斯特营”。“格洛斯特营”编制在英军第二十九旅的序列中,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早在1801年英国征服埃及的殖民战争中,就以突破敌方重围,转败为胜的辉煌战绩受到奖赏,全营官兵荣获英王授予的有“皇家陆军”字样的帽徽一枚。因此,该营官兵佩带两枚帽徽,有“皇家陆军双徽营”之称。在1951年4月24日的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团在雪马里使英军“格洛斯特营”成为瓮中之鳖。雪马里战斗,志愿军六十三军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格洛斯特营”和一个炮兵队、一个重型坦克连,毙敌中校营长以下官兵129人,俘敌副营长以下459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俘虏英军961人,雪马里战斗占了近一半。此战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一人活捉了63名英军,创造了朝鲜战争中一人俘获战俘最高记录,荣获了志愿军总部授予的“孤胆英雄”称号。志愿军消灭的英军第三支“王牌”是二十九旅“皇家重型坦克营”。朝鲜战争中,英军投入战场的有两个坦克团,其中“皇家重型坦克营”不仅装备好,而且名气大,它装备着性能优越的“丘吉尔”重型坦克,在多次进攻战中大显锋芒,是“联合国军”公认的“装甲劲旅”。在第三次战役中,被志愿军五十军一四九师利用夜袭,一举端掉。法国军队——与我军两次交战均惨败收场我军与法军的第一次交锋是建国初期在越南进行的。1950年1月,胡志明秘密访华,代表越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4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从二野、三野、四野各选一个师,包括师、团、营三级的全套顾问,又从四野挑选了顾问团团部人员和教员,组成了赴越军事顾问团。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8月12日,韦国清团长率领329名军事顾问团成员到达越共总部广渊。1950年底,中国顾问团协助越南军队准备进行边界战役,在中国境内装备和训练了一大批越南主力部队。边界战役举行前,越共中央又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赶到越南,经过战场调查,很快拟订出边界战役的作战方案,得到了武元甲等越军前线指挥部高级指挥员的一致同意。随后,中国师、团、营三级军事顾问团成员,分别深入到越南各参战部队,协助越军各级指挥员做战前准备。战役发起前,胡志明看望了陈赓等顾问团成员。胡志明对陈赓说:“部队交给你指挥了,但有一条,只许打胜,不许打败。”陈赓回答:“打胜仗主要靠越南军民,但我一定尽力协助指挥打好这一仗,不辜负胡主席期望。”按照陈赓拟订的作战方案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精心指挥以及越南军民的奋勇作战,经过七昼夜连续激战,越军全歼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解放了高平,并乘胜攻占了七溪,同登、谅山、亭立、安州等地的法军望风而逃。当时美国合众社报道:“法国在中越边境3500人的精锐部队,遭受到在新中国受训和武装的越南军队的强大进攻,法军大部分被消灭,在与中国接壤的约250英里地区,法军已完全没有防卫力量。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边界战役后,陈赓回国。后来,越南军队与法军的红河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展开的。特别是奠边府战役,宣告了法国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朝鲜战争期间,我军与法军交战不再是间接的顾问团,而是两军真枪实弹的短兵相接。1950年7月22日,法国派遣一艘驱逐舰前往南朝鲜,加入“联合国军”海军行列。8月25日,又创建1个独立营,番号为“联合国军法国营”,莱米勒中校为营长。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法国营战死262人,伤病、失踪、被俘1127人,共计1389人。南朝鲜军队——与我军交战最多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我军与南朝鲜军交战的次数最多,抗美援朝第一仗是与南朝鲜军打的;抗美援朝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也主要是与南朝鲜军打的。朝鲜战争中,南朝鲜军投入的兵力有陆军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军团、第五军团和配属美军的部队共23个师;海军4个舰队和陆战队,舰艇67艘;空军飞机146架;总兵力达718477人,全部美式装备。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以及上甘岭、金城等战役: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六师、七师大部,歼灭第一师、三师、八师各一部,共计7584人,俘敌4741人。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消灭南朝鲜第七师、八师5962人,俘敌5568人。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二师、五师4593人,俘敌5967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三师、五师、六师、八师共计8861人,俘敌7769人。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三师、五师、六师、七师、九师60537人,俘敌5233人。另外,在1951年防御作战、1952年巩固阵地作战和上甘岭防御作战、1953年反击战役等战役、战斗中,志愿军歼灭南朝鲜军25万多人,俘敌8354人。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消灭南朝鲜军313500多人。并重创了南朝鲜军“王牌”首都师,彻底捣毁首都师的“王牌团”?穴“白虎团”?雪团部,使该团团旗至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展出。与志愿军交战的其他“联合国军”1951年1月31日,比利时派出一个步兵营入朝,当时为558人,到1953年7月增兵到944人。比利时营隶属于美军第一军团指挥。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比利时营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先后损失440人,其中死伤395人,被俘5人。要不是不断补充新兵,比利时营几乎不复存在了。朝鲜战争期间,土耳其投入一个步兵旅,人数最多时达5455人。它的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4位。土耳其旅开始配属在美军第九军团,后来配属在美军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土耳其旅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人员从土耳其全军志愿人员中挑选军官259人、军士395人、士兵4414人、文职人员22人,共5090人。1951年7月26日至9月23日,该旅在安卡拉市附近的兵营和波拉特勒市附近的炮兵学校接受战前教育和作战训练。土耳其部队装备不如西方军队,不过这一点遗憾也由美国人帮助弥补了。10月20日,土耳其旅亚基希旅长拜访了美军第九军团长官库尔特少将。库尔特少将当即表示:一、为实施统一的军需供给,土耳其旅要在今后3周内全部以美式武器换装,换下来的武器装备,可送回本国。二、全旅要进行熟悉美式武器装备的训练。同时,进行机动、搜索与侦察训练。此外,美军还派出以比甘比上校为团长的军官顾问团,指导土耳其旅作战。“百里挑一——美式装备——美式训练”,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所面临的土耳其精锐部队。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与土耳其旅作战十余次,土耳其旅死伤、被俘、失踪3216人,其损失的兵力在”联合国军“中居第3位。泰国陆军二十一团是从泰军中精选出来的混成部队,美式装备、美式训练,但在铁原以西190.8高地战斗中,被志愿军消灭一个加强连。后来又屡战屡败,共损失1273人,超过了入朝时的1057人。朝鲜战争中,澳大利亚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精锐加入“联合国军”,有两个步兵营,三艘驱逐舰,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空中运输中队,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5位。“联合国军”中有5个国家在朝鲜战争中出动了陆、海、空三军,澳大利亚是其中之一,其他4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还是追随美国,主张突破“三八线”吞并北朝鲜的9个国家之一,其他8个国家分别是英国、加拿大、菲律宾、荷兰、挪威、巴西、巴基斯坦、古巴。朝鲜战争期间,澳军战死746人,伤病、失踪、被俘1112人,共计1416人。朝鲜战争中,加拿大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3位,陆、海、空三军精兵强将共同出动,其主力是步兵第二十五旅。加拿大共出动了1个步兵旅、1个炮兵团、1个坦克团,3艘驱逐舰和1个空中运输中队,共计5403人。1953年7月增兵到6146人。但加拿大出兵不出力,仗打的寥寥无几。规模最大的战斗是1953年5月2日在下勿闲北山与志愿军四十六军三九七团3个排交锋。这次战斗,加军动用了二十五旅3个连队,被歼220人。另一次是芝浦里战斗,加军动用二十五旅配合美军第三师、二十五师与志愿军十五军二十九师交锋,也以失败告终。此外,加拿大海军还参加了运输美军和南朝鲜军的大逃亡。朝鲜战争中,加拿大军战死312人,伤病、失踪、被俘1244人,共计1556人。朝鲜战争中,埃塞俄比亚派遣1个步兵营参加“联合国军”,人数1153人,1953年增兵到1271人。埃塞俄比亚营配属在美军第九军团的序列中。朝鲜战争期间,埃军仅在上甘岭战役与志愿军交战一次,就死121人,伤病536人,共计657人。上甘岭成了埃军的“伤心岭”。朝鲜战争中,新西兰没有出动短兵相接的步兵,只派炮兵十六团和两艘护卫舰参加“联合国军”。虽然没和志愿军面对面交战,但也有23人在炮火中丧生,79人伤病、失踪,共计102人。1951年4月30日,哥伦比亚派遣1艘护卫舰;6月15日,又派遣了1个步兵营,共计1153人来到朝鲜半岛。后来经过不断补充,到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前,兵力保持到1068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在上甘岭战役、老秃山战斗和汉江地区防御战中,给哥伦比亚营以沉重打击,击毙哥军163人。哥军在朝鲜战争中伤病、失踪、被俘476人。朝鲜战争中,希腊派遣皇家空军十三大队和一个步兵营参加了“联合国军”,其空军担任运输任务,步兵营配属给美军“王牌”骑一师对志愿军作战,但美军“王牌”没能挽救希腊营的失败命运,192名官兵成了美军的替死鬼。在朝鲜战争中,希腊最初派遣1027人,1953年7月增兵到1263人。朝鲜战争中,希军有545名官兵伤病、失踪、被俘,加上战死者共计737人。朝鲜战争爆发后,菲律宾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致使两国直接贸易中断。1950年10月,菲律宾派遣一个由1143人组成的步兵第十营参加“联合国军”,1953年7月补充兵员到1496人。而当时菲律宾全国总兵力仅有34000多人。朝鲜战争中,菲律宾军战死112人,伤病、失踪、被俘356人,共计468人。朝鲜战争后,菲律宾仍未接受历史教训,强行占领我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并信口雌黄地把强占的岛屿说成是菲律宾领土。菲律宾是最早对我国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之一。从1946年以来,菲律宾就一直叫嚣“南沙归属未定”,为侵略我国南沙制造舆论。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又先后派兵侵占我国的8个岛礁,非法将4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版图,提出对位于巴拉望岛以西230海里范围内的50个小岛“拥有主权”,并强行经菲律宾议会通过,将这些小岛更名为“卡拉延群岛”,作为菲律宾岛国的延伸。他们在岛上修筑空军基地和陆军基地,以及配套的军事、生活设施,并继续扩充驻岛部队的军事实力。还对我国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垂涎三尺,不断派军舰、飞机前往该海域侦察、巡逻,驱赶我国的考察船和渔船,拆除我国的主权标志。尽管如此,为了世界和平大局,中国忍辱负重地在南沙问题上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希望菲方能加以克制,避免争端升级。但菲律宾对中国的大度和让步,不以为然。从1989年以来,中国渔船、渔民在中国领海捕鱼时被菲海军扣留、追击、撞沉、枪杀等事件达30多次。朝鲜战争中,荷兰出动1个步兵营和1艘驱逐舰,共725人参加“联合国军”,1953年7月增兵到819人。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荷兰军队在汉江地区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中交锋,荷军战死120人。此外,还有648人伤病、失踪、被俘。1951年1月31日,卢森堡用滥竽充数的一个步兵排44人参加了“联合国军”,尽管出兵最少,但比例却最大,因为卢森堡全军仅有一个营550人。虽然它伤亡仅有15人,但伤亡的比例最大,占出兵总人数的34%。1950年11月14日,南非联邦派遣空军第二大队的25架飞机参加“联合国军”,该大队有“飞豹部队”之称,是南非的飞行劲旅。在朝鲜战争中,南非“飞豹”尽管享受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也未能逃脱志愿军布下的“空中坟场”,34名飞行员命丧蓝天,8人跳伞生还,但最终还是成了志愿军的俘虏。领土争端,与印军、南越军、苏军、越军兵戎相见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中国迫不得已进行的一场战争。此次反击战,印军伤亡人数是我军的3倍多。中国在胜利后主动后撤,并将其被俘人员全部交还,表现了中国与邻为善、和平共处的大国风范。南越海军是西沙一霸,在中国领海和岛礁称王称霸。1974年1月,南越的“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号护卫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了西沙海战。结果,“怒涛”号护卫舰沉入海底,“陈庆瑜”、“陈平重”、“李常杰”号驱逐舰受到重创,侥幸逃生。西沙之战,我军打退了敌人对琛航、广金两岛的进攻,收复了被南越军抢占的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珊瑚岛上的36名南越军官兵,除被击毙的外,其余全部被俘,包括一名美国领事馆的联络官,中国的五星红旗插遍了西沙群岛的每一个岛屿。西沙海战后,我军在1979年至1987年进行了长达8年多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至1978年8月,越军在中国边境地区制造了3398起挑衅事件,侵占中国领土达162处,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34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苏联边防军挑衅珍宝岛、血战珍宝岛、兵败珍宝岛;人民解放军捍卫珍宝岛、鏖战珍宝岛、得胜珍宝岛。中苏之战,历史自有评说。

蒙古窝阔台汗七年至十三年(宋端平二年至淳祜元年,1235—1241年),在蒙宋战争中,蒙古军进攻南宋四川、荆襄、江淮地区的作战。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蒙、宋联合灭金后,宋乘蒙古军北撤之机,派兵北上收复西京、东京、南京(今河南洛阳、开封、商丘南),被蒙古军击败。七年夏,蒙古窝阔台汗以宋背盟为借口,遣军分两路大举攻宋。东路由其三子阔出(曲出)及宗王口温不花、国王塔思等统率,攻宋荆襄、江淮地区;西路由其子阔端、都元帅达海绀卜等率领,攻取四川。战初,东路军沿汉水南下。八月,先锋口温不花军攻克唐州(今河南唐河),继而转攻淮西,掩护主力进攻襄、郢(今湖北襄樊、钟祥)。十月,塔思率军攻破枣阳(今属湖北),阔出率军西掠襄、邓(今属河南),攻取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西北)。塔思率军一部南攻郢州,遭守城宋军顽强抗击,屡攻不克,掳掠北还。十一月,西路军以巩昌总帅汪世显部为前锋,自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南进。攻占沔州(今陕西略阳)后,进围方进屯青野原(今陕西略阳北)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宋差权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曹友闻率军救援,击败蒙古军。蒙古汪世显率军转攻大安军(今陕西宁强西北),又被曹友闻军击退,宋军北上扼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参见沔州之战)。八年三月,阔出率东路军攻降鄂北重镇襄阳,使南宋在长江中游的荆湖战略要地失去了屏障。四月,阔出军攻克随(今属湖北)、郢二州及荆门军。八月,破枣阳军、德安府(今湖北安陆)。九月,阔端率西路军分兵两路合击成都。阔端亲率主力出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攻取武休关(今陕西留坝东南),击败宋将李显忠军,占领兴元(今陕西汉中);以一部猛攻大安军,主力攻阳平关(今勉西县西老勉县)。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未纳曹友闻坚守沔州仙人关要隘的建议,强令其前往无险可守的大安御敌。数经激战,曹友闻于阳平关全军履没,蒙古军长驱南下。宗王末哥率军攻克宕昌(今属甘肃)、阶州(今甘肃武都)后,挥军南进,攻取文州(今甘肃文县)。宋知州刘锐、通判赵汝向率军民固守,蒙古军久攻不克,后断城中水源,破城。继招降吐蕃18族,经石泉(今四川北川西北)等地,趋汉州(今四川广汉)。十月,东路军主帅阔出病死于军中,窝阔台派忒木台率军继续南攻江陵(今属湖北)。为突破江陵东西防线,兵分两路,一路攻复州(今湖北天门),一路在枝江(今湖北枝江西南)、监利(今属湖北)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宋廷闻讯,急遣节制蕲黄光信阳四郡军马孟珙赴援。孟珙巧施疑兵计,反复变换旗帜和军服颜色,夜点无数火把,以少示众,并遣军袭击蒙古军,破24寨,夺回被掠军民2万余人,迫蒙古军北撤。与此同时,蒙古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率军攻真州(今江苏仪征)也被击退(参见真州之战)。是月,西路军阔端攻破成都,大掠四川腹地。后闻东路主帅阔出死,率军北归,至汉州会末哥军,遂留部分兵力扼守沔、阶、兴元等要地,主力退出四川。不久,所占州县均被宋军收复。九年十月,蒙古东路口温不花、塔思军破光州(今河南潢川),继而进取随州、复州、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围攻黄州(今湖北黄冈),宋守军迎战失利,孟珙率军救援,将其击退(参见黄州之战)。口温不花率军东进,会史天泽攻安奉军(今安徽寿县)。蒙古军集敢死士强攻,遭宋守将杜杲率军奋勇抵抗,攻城失利,遂填平城濠,筑27坝,乘风纵火攻战;宋军反击,奋勇冲杀,夺取高坝;后池州都统制吕文德率军入城增援,合力守御。蒙古军屡攻不克而退兵。西路汪世显部袭掠武信城(今四川遂宁)、资(今四川资中)、普(今四川安岳)等州。达海绀卜部将郝和尚拔都及梁秉钧窥开、达(今四川开县、达县市)二州,进逼瞿塘(今四川奉节东)。十年九月,窝阔台复派察罕率东路军攻庐州(今合肥),欲造舟巢湖,以窥长江。蒙古军筑高坝攻城,守城宋将杜杲率军奋力抵抗,大败蒙古军。蒙古军遂转军东下,克滁州(今安徽滁县),又转战天长(今属江苏),被宋军击败,察罕被迫引军退出宋境(参见庐州之战)。西路蒙古军由达海绀卜率领复入四川,攻克隆庆(今四川剑阁)后,四出掳掠。十一年四月,孟珙乘东路蒙古军进攻淮西,对长江中游放松进攻之机,遣军收复京襄诸郡。六月,阔端遣达海绀卜、率军入蜀,再战成都,四川制置使丁黼战死。汪世显部经开、达二州,进至万州,宋军守大江南岸,蒙古军以夜乘革舟迂回渡江之策,击溃宋军,东下破夔州(今四川奉节),抵巫山,企图出三峡,入两湖。十二月,宋将孟珙分兵屯峡、归(今湖北宜昌、秭归)、施(今湖北恩施)诸州,控扼蒙古军东进之路,于归州大垭寨一举击溃蒙古军的进攻,收复夔州。宋廷旋以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加强四川防御(参见大垭寨之战)。十三年十一月,蒙古军复入蜀,破20余城,进围成都。宋制置使陈隆之固守10余日,其部将夜开城门出降,陈隆之被俘杀。是月,窝阔台汗病死。蒙古军主力北归,蒙宋战争暂告一段落。

靖难之役,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起于建文元年(1399年)因建文帝因削藩引起燕王朱棣的不满,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联合各个藩王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登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事件经过由农民起义领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朱元璋是这样说的:“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从全国来看,这些封藩主要有两类,一是腹里,二是边塞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钧礼。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万人。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 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大宁的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 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有个叫叶伯巨的人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尾大不掉,到那时再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汉代“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朱元璋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把叶氏抓进监牢,囚死狱中。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叶伯巨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朱允炆即帝位 大力削藩 北京燕王起兵造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次子朱允炆(长子早亡)为皇太孙。洪武三 十一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不满,曾与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削藩对策。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并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命令将臣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明朝中央政府。朱元璋当国时,恐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朱棣初起兵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拟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即攻取了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和以东的蓟州、遵化、永 平(今河北卢龙)等州县,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便于从容对付朝廷的问罪之师。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之后,朝廷也无将可用,朱允炆只好起用年近古稀的 幸存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13万伐燕。建文元年八月(真定之战),师至河北滹沱河地区。燕王在中秋夜乘南军不备,突破雄县,尽克南军的先头部队。继而又于滹沱河北岸大败南军的主力部队。建文帝听到耿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任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对燕军作战。李景隆本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寡谋而骄,色厉而馁”。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的溃散兵将,并调各路军马,共计50万,进抵河涧驻扎。当朱棣侦知李景隆军中的部署后,笑着说,兵法有五败,李氏全犯了,其兵必败无疑,这就是政令不修,上下离心;兵将不适北平霜雪气候,粮草不足;不计险易,深入趋利;求胜心切,刚愎自用,但智信不足,仁勇俱无;所部尽是乌合之众,且不团结。为了引诱南军深入,朱棣决计姚广孝协助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亲率大军去援救被辽东军进攻的永平,并告诫朱高炽说:“李景隆来,只宜坚守,不能出战。”朱棣还撤去了卢沟桥的守兵。朱棣这一招果然灵验,李景隆听说朱棣率军赴援永平,就率师于十月直趋北平城下。经过芦沟桥时见无守兵,禁不住欢喜,说:“不守此桥,我看朱棣是无能为力了。”这时朱高炽在北平城内严密部署,拼死守卫。李景隆则号令不严,指挥失当,几次攻城,皆被击退。南军都督瞿能曾率千余精骑,杀入张掖门,但后援不至,只好停止进攻。又因李景隆贪功,要瞿能等待大部队一起进攻,错过了时机。燕军则因此得到喘息,连夜往城 墙上泼水,天冷结冰,待到次日,南军也无法攀城进攻了。朱棣解救永平之后,率师直趋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宁为宁王朱权的封藩,所属朵颜诸卫,多为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棣攻破大宁 后,挟持宁王回北平,合并了宁王的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朱棣带着这些精兵强将于十一月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军营。燕军内外夹攻,南军不敌,李景隆乘夜率先逃跑,退至德州。次日,士兵听说主帅已逃,“乃弃兵粮,晨夜南奔”。建文帝为大臣所蒙蔽,反而奖励打了败仗的李景隆。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会同郭英、吴杰等集合兵将60万众,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朱棣命令张玉、朱能、陈亨、丘福等率军十余万迎战于白沟河。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燕军一度受挫。但南军政令不一,不能乘机扩大战果。燕军利用有利时机,力挫南军主将,南军兵败如山倒。李景隆再次退走德州。燕军跟踪追至德州。五月,李景隆又从德州逃到济南。朱棣率燕军尾追不舍,于济南打败李景隆率领的立足未稳的十余万众。济南在都督盛庸和山东布政使铁铉的死守下得以保住。朱棣围攻济南三月未下,恐粮道被断,遂回撤北平,盛庸收复德州。李景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一败再败,建文帝撤免了他的大将军职务,建文帝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代之以盛庸。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建文二年九月,盛庸率兵北伐,十月,至沧州,为燕军所败。十二月,燕军进至山东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一带。盛庸率南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严阵以待。燕军屡胜轻敌,被南军大败,朱棣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借朱能援军的接应才得以突围。东昌战役是双方交战以来,南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兵败后,朱棣总结说:东昌之役,接战即退,前功尽弃,今后不能轻敌,不能退却,要奋不顾身,不惧生死,打败敌手。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打败南 军。接着,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克城邑旋得旋失,不能巩固。能始终据守者,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正在朱棣为此而苦恼之际,南京宫廷里不满建文帝的太监送来了南京城空虚宜直取的情报。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金陵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金陵。朱棣据此决定举兵南下,直指京城。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破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向南直进。而燕军已过徐州,山东之军才南下追截。四月,燕军进抵宿州,与跟踪袭击的南军大战于齐眉山(今安徽灵璧县境),燕军大败。双方相持于淝河。在这次决战的关键时刻,建文帝受一些臣僚建议的影响,把徐辉祖所率领的军队调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南军粮运又为燕军所阻截,燕军抓住时机,大败南军于灵璧,仅俘获南军将领即几百人。自此,燕军士气大振,南军益弱。朱棣率军突破淮河防线,渡过淮水,攻下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这时,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骑赶到,燕军军势大振。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同燕王议和,被拒绝。六月初三,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降城,朱棣率军直趋金陵。十三日进抵金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为朱棣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刘宋皇帝刘义隆进攻北朝的魏国,而北魏以它的国力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开始兵分五路,大举向南反击,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当时北魏太武帝达到了震慑南朝的目的,而未敢渡江以争江南。反观,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战争虽结束,与此相关的历史却在发展。燕王进京后,宫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建文帝于宫中自焚而死,或云建 文帝由地道出亡,落发为僧,云游天下,传说他于正统朝入居宫中,寿年而终;又有一说建文帝逃至东南亚,郑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寻找建文帝。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已不可确考,成为明史上的一大悬案。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齐泰、黄子澄、景清等被整族整族地杀掉: “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有“读书种子”之谓的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九族全诛,这还没完,又将其朋友门生作为一族全部杀掉,十族共诛873人。这次清洗极为残酷,共有数万人惨死于朱棣的屠刀之下。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可为严重,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当为真言。

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郝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 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1947年3月,国民党军改变战略方针,由对解放区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编成3个兵团,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战法,于4月上旬成弧形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鲁中或迫使其北渡黄河。华东野战军决心寻机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但除于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1个整编师外,由于国民党军行动谨慎而未获战机。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国民党军密集不好打时,忍耐待机;一不要性急,二不要分兵,将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遵照这一指示,于5月上旬调整部署,将主力后撤至莱芜、新泰以东地区隐蔽待机。顾祝同得悉华东野战军主力撤退,即令所部向博山、沂水一线疾进。担任右翼进攻之第1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不待相邻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74师为骨干,在整编第25、第83师配合下,于5月11日自垛庄、桃墟地区进攻坦埠,企图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另以第7军及整编第48师北攻沂水,策应整74师作战。华东野战军原拟首先集中兵力,截歼孤立、暴露之国民党军右翼第7军及整48师,11日晚获悉处于中间战线之整74师冒进,便于就近集中主力加以割歼,当即改变决心,首先歼灭该师。第2、第3、第7、第10纵队分别钳制和阻击河阳、新泰、莱芜地区的国民党军第7军、整编第11师、第5军等部,使其不能向整74师靠拢,而集中主力第1、第4、第6、第8、第9纵队,实施中央突破和断其退路,歼灭整74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至13日,整74师先后占领杨家寨、马牧池等地。当晚,华东野战军担任迂回穿插任务的第1、第8纵队,分由整74师的两翼寻隙向纵深楔进。第1纵队第3师攻占曹庄及其以北高地,构成对蒙阴整65师的正面阻击。该纵队主力则攻占黄斗顶山、天马山、界牌等要点,切断整74师与整25师的联系。第8纵队攻占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切断了整74师与整83师的联系,一部占领孟良崮东南之横山、老猫窝。与此同时,第4、第9纵队从正面发起攻击,占领黄鹿寨、佛山、马牧池、隋家店一线。第6纵队从鲁南铜石急速北进,于14日晨抵达观上、白埠地区。整74师在其外围各要点失守后,仓促向孟良崮、垛庄收缩;华东野战军随即加速进攻。第4、第9纵队经彻夜猛攻,进至唐家峪子、赵家城子一线;第6纵队在第1纵队一部协同下,于15日拂晓攻占垛庄,切断整74师的退路;第8纵队攻占万泉山,同第1、第6纵队打通联系,形成对整74师的四面包围。整74师被围后,蒋介石一面命令该师固守待援,一面严令整编第11、第65、第25、第83师以及第7军、第84师等部,迅速向整74师靠拢,企图在蒙阴、青舵寺地区合击华东野战军主力。此时,向孟良崮增援的10个师多数只距离孟良崮一至两天行程,情况十分紧急。华东野战军严令阻援部队坚决阻住援军,主攻部队经调整部署后,定于15日下午发起总攻。盂良崮主峰向西北连接两个540高地,西北端为520高地;其东南为芦山,东为雕窝,东西长约10公里,向北岗峦起伏直抵汶河,向南4公里为临(沂)蒙(防)公路,该山区山峰陡峭,多悬崖绝壁,山上无水,草木甚少。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在向南突围未遂后,即以第58旅扼守主峰、芦山、雕窝高地;以第51旅扼守520与两个540高地;第57旅位于两旅之间的570(史称600)高地:师指挥所位于东540高地,企图凭险固守,并致电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求援。蒋介石认为此乃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良机,遂令张灵甫率部固守,并令空军空投粮弹,同时令整编第25、第83师等10个整编(军)向孟良崮增援。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迅速歼灭整74师,于当日13时调整部署后,即令部队发起总攻。第9纵队一部在炮火支援下,于16日8时攻占雕窝。第4纵队一部于攻占330、高地后,首先楔入520高地与西540高地之间,切断守军退路,连续打退守军4次反击,与第1、第9纵队各一部于午夜占领520高地,歼守军大部,其余部撤向540高地。各部继向西540高地发起攻击。第4纵队一部攀登陡峭山坡,从侧后插上西540高峰,突然向守军发起攻击,守军急速向东540高地溃退。张灵甫被迫率指挥所转至570高地;16日拂晓,整编第74师以1个连至1个团兵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西540高地进行连续反击,第4纵队坚守部队伤亡较大,在十分危急之际,第1、第4纵队各一部赶到,将敌击溃。第9纵队向东540高地攻击的部队遭守军优势兵力的反击,攻击受挫。期间第8、第6纵队于歼敌一部后,正向芦山攻击前进。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整74师伤亡惨重,伤员、勤杂人员、骡马、辎重满山遍野,阵地已逞混乱。国民党空军投下的大批粮弹,多为解放军所获。蒋介石严令督援的8个师又2个旅,于16日上午开始向孟良崮山区靠拢,又为解放军的阻援部队所阻击。此时,第9纵队继续以一部兵力由正北和东北向东540高地攻击,一部向570高地和孟良崮主峰攻击。13时,第4纵队主力附山炮5门,向东攻击540高地,第6纵队一部亦由南向东540高地攻击,战至14时,攻占该高地,守军第51旅大部被歼。第8纵队和第6纵队一部于13时攻占芦山,歼守军第58旅3000余人。在解放军的猛攻下,整74师余部被迫收缩于孟良崮、570高地及其间的凹地,隐蔽进行整顿和组织顽抗。第4、第6、第8、第9纵队合力总攻,战至17时,将国民党军精锐“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全部歼灭,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与此同时,第10纵队逼近莱芜,阻击第5军;第3纵队于新泰至蒙阴公路上,阻击整编第11师;第2、第7纵队在青舵寺阻击整编第48师、第83师,歼其一个团;鲁南、滨海地方武装逼近临沂,威胁国民党军后方,各阻援部队均达成阻击目的,有力地保障了主攻部队歼灭整74师。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所评述的:打击了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打击又出现于解放区举行全面反攻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重大的影响。毛泽东称赞说,歼灭整编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敌人由于损失了进攻山东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内部受到很大震动,被迫暂时停止了对山东的进攻。蒋介石哀叹该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借的一件事”。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因此被撤职。此战,华东野战军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魂,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一举全歼国民党军精锐“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此战创造了我军在敌重兵集团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战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这一战役的胜利,是在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能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机动位置这一指导思想下取得的。关键的一着在于,前线指挥员粟裕善于分析敌情的变化,适时而准确地看出了强敌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了致命的弱点,从而当机立断,迅速抓住战机,毫不犹豫地定下“虎口拔牙”的决心;在战役指导上,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改变了攻歼侧翼之敌的习惯战法,果敢地采取了“中间突破”的大胆行动: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隐蔽地楔入敌人纵深,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分割包围,连续攻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整顿的机会;并且严密组织了主攻兵团与阻援兵团的配合与协同,从而达成了全歼和速决。国民党军的战史在评述这一战役时说:共军“在我军云集区内……竟能大胆集中兵力,围攻我七四师,此诚一般始料所不及,亦造成奇袭之基本原因。”此战共歼灭国民党军32680人,其中俘敌19680人,毙敌13000人,华东野战军伤亡1.2万余人。

宋理宗,原名赵与莒,1222年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1224年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是南宋的第五位皇帝,他在位时间是从1224年到1264年。 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宁宗养子。宁宗病死后,宰相史弥远拥立其为帝,年号宝庆。理宗即位后,有史弥远专政,他只沉湎于酒色,朝政昏暗如故。1233年,史弥远亡,理宗亲政。1234年与蒙古军联合灭金。理宗崇尚理学,任用奸臣。 1259年,蒙古军攻打鄂州,,奸相贾似道称臣纳贡,划长江为界国家败亡之势已成。1264年10月,理宗病死于临安,在位40年,终年60岁。理宗在对内推行新举措进行“更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有了诸多变化。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遣王檝(jí)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灭亡。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废墟中找到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南宋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自北宋被金朝灭亡的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成为南宋臣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宗泽、岳飞的抗金活动和开禧北伐等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面对强大的金朝,回到故都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朝的灭亡,使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此时并非出兵的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而得以“赫然独断”的理宗,面对此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念头最终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决定。他罢免了反对出师的吴渊、吴潜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端平元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宋军进军河南。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开封蒙军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长期遭受主将崔立的侮辱,此时三人杀掉崔立,献城投降。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经历了战火的开封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宋军收复的只是一座空城,但毕竟他们还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的理想,圆了“靖康之难”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