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攻的思想解析 《墨子》和《墨经》是一回事吗
“非攻”是墨子理论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他代表墨子的思想理念，思想精华，以及对待人事的态度。非攻，其含义是，不要去攻打别人。墨子很早就看出了战争的残酷性，他认为战争是令很多家庭支离破碎的，战争中会有很多牺牲品，比如老弱妇孺，她们失去依靠，最终苦苦熬过一生。墨子在《非攻》一篇中，讲到了战争。他说杀人以万，寡独必千，意思是，战争中，牺牲多少人，就很有可能造成多少家庭支离破碎，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战争的认识有多深刻，只有真正理解民情，才会有非攻中的人本思想，他指出战争带给百姓的苦楚，积贫，积弱，惶惶不可终日。有个故事，楚国想要攻打宋国，当时引起了文人墨客的反对，可是他们并没有理论支撑，而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墨子，墨子‘非攻’思想在这里也体现出了。墨子极其厌恶那些为争夺城池，而殃及池鱼的战争，有次，楚惠王想要攻打宋国，公输般也赞成，墨子闻言，奔走了几天几夜，到了楚国的都城，他先去见公输般，见了面后，讲明来意劝他不要帮助楚惠王攻打宋国，公输般并没有赞同，基于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墨子去见了楚惠王，当着楚惠王的面，墨子态度谦和，有条有理的将自己的应对方法从容来意，的说出来，最后让楚惠王和公输般都无言以对，终于避免了新的战争。非攻的思想，在故事中也一览无余，墨子的非攻思想，对后来其他学派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墨子》和《墨经》是一回事吗根据历史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所著的《墨经》一书中就包含了丰富的知识，甚至涉及到力学、几何学等。甚至于像一本百科全书，不得不说墨子的才学是跨越时间的。《墨经》大致在战国末期的时候完成，里面已经涉及了礼的论述，还有小孔成像等等物理方面的知识，可谓是涉猎极广。但是关于《墨经》的作者问题，现在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有人说《墨经》是墨子的后人整理所著，因为里面有许多政治思想与之前墨子主张的思想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是更多的人却是相信墨经是墨子所写，因为里面很多的知识确实和墨子所表现出来的一致。相信墨子能够写出《墨经》这般科学技术含量高，有思想有文化的书，他的却是一个全面发展，学术方面涉及到许多领域的不可多得人才，所以看来墨子不但是个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在物理天文文学方面人家也是有着颇高的造诣的啊。《墨经》是《墨子》书中的重要部分，涉及到伦理、心理、政法、经济、建筑等方面的条文。《墨经》作为中国战国时期后期墨家的著作，在中国的历史上地位还是不小的，《墨经》在今天依然可以让我们许多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可以说，一部《墨经》不仅仅在当时的时代受到了追捧，即使是现在，里面也有很多知识、原理和胸怀天下的胸襟，都是值得后世人学习的。2、墨子与公输班的故事墨子和公输班两个人，让世人经常拿来比较的就是他们的工艺。众所周知，无论是墨子还是公输班他们的机关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谓是出神入化，甚至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讨论二者究竟谁更高一筹。公输班，一般指鲁班，(约公元前507年到公元前444年，)姬姓，公输氏，名班，人称公输盘，公输班，班输，被人尊称车输子，惯称“鲁班”。鲁国人(现山东滕州)，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三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发明家。他发明的许多工具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约公元前450年后，鲁班从鲁国到了楚国，担任楚国大夫，开始帮助鲁国制造兵器。《墨子公输》中记载鲁班将云梯改制成凌空而立，用来攻城。墨子还特意赶到楚国，劝说鲁班，这就是著名的“止楚攻宋”。相传鲁班曾被墨子所屈，鲁班发明了许多战争的兵器和机械，墨子向来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又信奉仁义至上，所以在楚国攻打宋国之时，墨子曾前往劝说楚国君主和鲁班。鲁班开始时像墨子炫耀自己的发明，墨子语言巧妙，用心精巧，很快就让鲁班折服。后来在比拼的过程中，鲁班所创造发明的攻城器械全部用完，墨子守城却还有别的法子，最后让鲁班心服口服。无论怎么说，他们二人在这一方面都是杰出的人才，对后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3、墨子守义原文及翻译公输盘为楚国造器械云梯攻打宋国，墨子听后到楚国会见公输盘。墨子见公输盘说北方有人欺侮他，希望可以借公输盘之力除掉那人。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愿意献给他黄金，公输盘却以奉行义不杀人回他，墨子对公输盘说宋国何罪之有，攻打宋国是没有智慧的人所做的。公输盘信服了他，墨子问他为何不收回攻打宋国，公输盘说他已经向楚王说了，墨子又提出让公输盘将他引见给楚王，墨子见了楚王对他说有一个人，舍弃他华丽针织去偷邻居的粗布短衣;舍弃他的美食佳肴，去偷糟糠。问楚王这是什么样的人？楚王回是患了偷窃病的人，墨子回他楚国好比华丽针织，宋国好比粗布短衣，楚国进攻宋国，与有偷窃病的人一样。楚王若这样做，定会伤了道义，却不能拿下宋国。楚王认为公输盘既给他造了云梯，就一定要攻取宋国，于是召公输盘来与墨子比试用防御，公输盘九次陈设攻城器械都被墨子抵拒，公输盘攻战器械用尽，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公输盘受挫却说他知道怎么对付墨子，但他却不说。楚王不明，墨子知道他是想杀了自己，宋国便没人能防守了。墨子又说他的弟子禽滑厘等二百人，已知道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等待。杀了他，守御的人却杀不尽的。4、楚王为此放弃攻打宋国。墨子从楚国归来经过宋国到闾门去避雨，士兵却不接纳他。看来有智慧与并用神机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而大多数争辩不休的人却有很多人知道。5、墨子到底是哪国人墨子到底是宋国人还是鲁国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然而这却是一个谜一样的问题;但大多数的学界都认为墨子姓墨名翟，是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也就是现今的山东省滕州市，不过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到底墨子是哪国的人，文学中都是各有各的说法。从古籍文献中来看墨子的生活习俗以及他的穿着鞋履来看，都是邾娄族所制，而邾娄也正是现今的山东滕州内。也曾有人接二连三的说墨子是外国人，认为“墨翟”是“蛮狄”的转音，言下之意为“不知名的外国人”，但是在学界中多以墨子是中国人，借着古籍文学也实在是弄不清他到底是哪国人，先后就有了楚人说、鲁人说还有宋人说，不过，不管墨子曾是那个国家的人，他给我们后人带来的历史意义都是重大的。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虽然墨子出生卑贱，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生的思想家，他年轻时期或许当过工匠做过一些手工艺，具有非常丰富的工艺技能，墨子的科技成就也正是从工匠工艺的实践中总结而成;他也长期奔走各个国家，宣章他的政治主张;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策，墨子广收门徒，光是轻信弟子就已经达到数百人之多，因此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也就这样创立于世。墨子的行迹也很广阔，南到楚国越过、东到齐国鲁国、被盗郑国卫国，可谓是到处都在奔波，因此，到底墨子是哪个国家的人至今也还是一个谜题。
墨家思想：中国汉族哲学体系之一 ，为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先消亡的？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再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二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这里，我们主要来说一下最为神秘的“墨家”。墨子名翟，他的祖先本是贵族，奈何到了墨子这一代已经没落，再不复从前的光环，出生时已与平民无异的墨子。墨子曾做过牧童，后来，还跟着父亲学习了一些木匠活。正因为其早年的这些经历，墨子也被人们称作“布衣之士”。虽然，家道中落，墨子幼年还是接受了贵族必不可少的知识教育。《史记》曾记载，墨子曾是宋国大夫，可见，其应当是学识渊博之流。加之，其早年的农民经历，墨子称得上是最接近工农阶级的士大夫。作为一名战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墨子早年接受的文化熏陶，大多离不开儒家的“三纲五常”。虽然，他也认同儒学中的“仁政思想”，但是，却对儒家过度敬畏鬼神的态度嗤之以鼻，认为：儒家推崇的丧礼过分奢靡。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下，墨子主动辞去了其在宋国的官职，转而周游诸国拜访名师，以寻求更适合自己内心诉求的治国理念。当然，墨子此举并非单纯出于对工农的同情，他更希望通过游学的方式，重建家族昔日的荣光，实现古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光耀门楣”。墨子在各地游学的过程中，也曾师从儒者，潜心学习过《书》及《春秋》等儒家学说。但是，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儒家学说中提到的一些内容大多华而不实，根本难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出于这样的考虑，墨子决定“背周道行夏政”，即舍弃儒学，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从价值理念来讲，墨子基本认可儒家推崇的仁、孝、义、慈，两者在仁政层面的追求大抵相同。但是，在具体走向及诠释角度方面，墨子理论与儒学存在较大差距。另立学说之后，墨子便开始在游学的过程中，抨击诸侯国及儒家的暴政。当然，此举也使得墨子直接拥有了一大批下层追随者，墨子学派也随之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者。墨家宣扬“仁”政，其与同时期的儒家并列“显”学。随着墨家学派影响力的扩大，民间渐渐有了“非儒即墨”的说法。墨家学派推崇实用主义，即：他的很多主张和想法都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缺陷有感而发的。譬如：《墨子•鲁问》提到的墨家十大主张，便是针对儒家丧葬礼乐奢靡的问题提出的。但这十大主张并不需要同时发挥效用，在墨子的理论中，统治者则需要根据本国国情针对性的选择方案，若国家积贫积弱，就选择“节用”；若家国混乱，则选择“尚贤”。墨家的实用主义虽富理性，但是，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前后矛盾的问题。即：一些理论在提出时能够解决问题，若一旦时过境迁，这种理论便失去了存在价值。墨家提倡的“兼爱”、“非命”理论刚好与儒家的“爱有等差”、“天命”相对立，墨子坚持的“民无终贱”、“饥者得食”等论点，则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里，我们再来说一说墨子的主要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周朝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而出生于这个时代的墨子，显然，听到了下层贫苦百姓的心声，他提出的“兼爱非攻”理论，表明官绅贵族与平民百姓地位相同，人与人之间应当友好互助，国家之间应当追求和平，统治者自己则要“节用”，如此，才可国泰民安。墨子思想的另一大特色则是“天志明鬼”，他认为：上天兼爱所有贫苦百姓，若有统治者擅自违逆天意，他便会受到鬼神的惩罚。由此也可推知，墨子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的，这一点与儒家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太一样。当然，若统治者能够勤政爱民，他便会受到上天的封赏，这种思想与西方君权神授的理论极为相似。并且，墨子还有着“尚同尚贤”的思想，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在科学技术方面也颇有造诣，他提出的“宇宙同一论”中，则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统一的，而其中的个体，则都是其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墨子对物理及数学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还提出了许多的定义和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鲜为人知的是，才华横溢的墨子还十分擅长机械和兵器制造，相传，他的工匠技术与木匠祖师鲁班不相上下。作为出身工农阶级的思想家，墨子在重视生产实践的同时，极为看重教育。他认为：教育应当量力而行，注重因材施教。而为人师表者，则应当讲清楚事物的所以然，以实践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墨子看来，“教育”应以“除天下之害”为目的，如此才可“兴天下之利”。墨子所推崇的“人人平等”及“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时至今日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他提出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墨子也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于人性形成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以素丝和染丝为喻，形象地说明环境、教育对人性形成的重要性。所以，他强调“染不可不慎也”。从“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出发，墨子主张以“兼士”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通过他们去实现贤人政治等等。墨家学说是诸子百家之中非常重要的学说，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基础，认为天下兼相爱，可以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同，尚贤和非攻。这种理念在当时可以说非常超前，可是，最后却成为各种学说里最先消亡呢，这是为什么呢？第一，首先，从墨家的学术思想角度来说，不为统治者接受，从某方面讲，是代表大多数小生产者的利益，跟后世儒家董仲舒积极迎合统治者的需求不一样。第二，从他的组织构成来说，墨家组织制度深严，一切行动听巨子指挥，说明白一点就是独断独行的家长制度。没有一个王朝能接受像墨家这样游离于政府之外的组织存在。平民百姓也不会接受这样制度深严的组织，规矩太多太严，老百姓们大多喜爱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所以墨家也不受大众的欢迎。三。最后再加上历朝历代独尊儒术，用儒家治国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而墨家由于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境地，自然发展不起来，最后只能消亡了！
门阀制度兴于察举败于科举 经历了七百年之久 门阀制度到底是如何最终走向毁灭的呢？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应有江湖”，人们在争斗不休中，认识到个人力量的微薄，逐渐抱团取暧，形成了在历史上有名的门阀制度。所谓门阀，即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法律承认的拥有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及优越的社会地位的士族大家。人类素来好拉帮结派，而门阀在此一事上成为集大成者。门阀制度形成于魏晋时期。自东汉始，大土地所有制度的缺陷开始展现出来，累世产生的高官大族，开始如脱缰的野马般影响政治、经济，他们成功立足于地主阶层之上，形成了种种在经济、政治之上的特权。此时可看作是门阀制度的初现，但制度上，这种形式并未被承认，没有明确的规定，世族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更像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但如需长远的影响，还需要各大族不懈地努力。汉朝时，选拔官吏主要靠两种办法，即征辟、察举。这两种办法均无资历、出身的限制，所以在汉朝，多有寒门人士入朝为官，甚至有很多布衣卿相。这两种选官方式，在中央政府强力的时候看不出来问题，但当中央集权减弱，朝廷势微时，其弱点便爆发出来。高门大族对天下的影响远超寒门、布衣，他们甚至可以在朝廷力量减弱时控制政治局势，而寒门在此时便显得微不足道，而两汉的选官制度对高门对政治的影响显然不利。于是，为了寻求与大族的合作、争取世族的支持，曹丕“轰轰烈烈”地向“察举”“征辟”宣战了，他接受了颖川人士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官人法”，也就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实行初期，以“世”、“才”、“德”三个方面为考察因素，合格需三者并重，此时选官，仍注重社会的影响，观察着舆论方向，但不久世族便露出了其丑陋的嘴脸。选官时，以吏部在各地选取著姓士族中人为“中正”，“才、德”渐渐被剔除在三个选才基准之外，九品中正制虽然还挂着“九品”之名，实际上只是选择家世了。因此，西晋形成了“上品无寒门，正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一力促进了士族门阀的发展。汉末后，门阀对朝廷的影响力更为巨大，加之三国以来的持续割据混战的局面，获得士族的支持成为了各军阀的重要战略，士族乐见其成，甚至通过政府所颁行的一些其它的制度牟取在经济上的一系列特权。如三分天下时东吴推行复客制、领兵制，直接保障世族的利益，甚至在此后，世族通过政府获得了免役、免税的特权，如曹魏后期所推行的“给客”制度，“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族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也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此后，此风愈演愈烈，在西晋时期甚至发展成为一个较为系统的制度，“荫户制度”，“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魏晋时其士族门阀的发展之风，虽然猛烈，但尚不足以致寒门于“死地”，因为他们尚未完全填死寒门士子上升的道路。此时的士族门阀的发展虽然令寒门与士族的竞争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但仍能举才德之士——毕竟士族之间也有竞争，光养着一无才无德之人又如何与其它的大族相争，他们也希望能够吸收到才德之士。如西晋时期，王浑之子王济欲以其妹给一“有俊才”的兵家子为妻子，连他母亲都称赞“诚是才者，其地可遗”。这说明无论世家大族还是朝廷，都是求贤若渴的。门阀发展的巅峰，是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的士庶之别，几为天隔，寒门晋升的途径几乎被完全地斩断，门阀发展到了与皇族联合统治的地步，可畏可怖。西晋之后，东晋虽然建立起来，但其皇权弱小，东晋皇族无力约束门阀，又需要依赖门阀维持统治，最终作出让步，确立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方针。世家大族在皇帝的默许之下，跳出了法律的约束范围。国家通过设置侨州、郡、县，为世族做官增加位置，又通过不收租的形式来讨好门阀，导致门阀势力急剧发展，甚至于专断朝政，对国家安危造成严重威胁。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因为国家洗牌，影响力减弱了一些，无法再控制朝政，但其政治、经济睥特权及社会地位未受到削弱，仍在法律上存在效力，北魏孝文帝甚至积极推行鲜卑贵族的士族化，可见门阀此时的影响力。南朝甚至有明文规定，“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同理，这条规定仅对寒门士子有效力，大多数的高门，其子弟仅十余岁便入仕为官，如梁进王锡年仅十四岁便入朝为秘书郎，又有范阳张缅，出身南渡中原大族，仅十八岁即出任淮南太守，其弟张缵十七岁入朝，二十三岁便拜吏部长史，兼任侍中，活脱脱的朝中大员，人言“恨其晚矣”——高门大族的狂欢莫过于此。高门大族为巩固其地位，下手之“黑”可谓耸人听闻，十四岁的孩子入朝为官，二十三岁的朝中大员，只是其“狂欢”之下的缩影，朝政时势难免被这群“孩子”搞得乌烟瘴气。虽然士族中总会有大才冒出来，但又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的说法，就算被纳入朝廷亦难以支撑下来，统治也就逐渐崩盘。高门大族为了巩固统治，拼命地往朝中塞自己的人，但也正是这些人，逐渐将统治推倒，实在是犀利的讽刺。门阀制度的危害在隋朝时期猛烈爆发出来。隋文帝杨坚以莫测的手段结束了近四百年的纷争一统全国，其继承人杨广虽然看出了门阀的危害，却操之过急，以激烈的手段打击门阀，最终引门阀激变，隋朝便与门阀同归于尽，倒了下去——倒让唐朝捡了便宜。门阀到底是如何最终走向毁灭的呢?一、察举制下诞生的怪物集团其实门阀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群体，门阀士族在很多人眼里是九品中正制的产物。然而这里作者得和大家解释一下，并非九品中正制诞生了门阀士族，而是门阀士族选择了九品中正制。这里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这莫非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先有门阀才有九品中正制，而生出门阀这个怪物的“母鸡”，则应该是察举制。所谓门阀，首先要和大家明确一下概念，门就是门第，阀就是阀阅。说穿了，门阀就是高门才能称为门阀，有世代为官的显赫背景，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在朝廷地方都能一呼百应，这是一个优秀门阀的基本素养，典型的就是汉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群雄面前就是如何选拔人才。众所周知，天下人才出魏国，魏国人才去秦国。战国时期如魏国这样的国家，产生了李斯 商鞅 范雎这些人才，然而他们统统跑去了邻国，就是因为人才选拔机制出现了问题。在秦国可以军功得爵，但是在东方六国的上升通道十分闭塞，这一问题到了汉朝时期刘邦首先开始想办法解决。刘邦毕竟是泥腿子出身，气量宽宏，眼界博大，他认识到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才者未必是王侯，所以下诏求贤。到西汉中后期，汉朝已经形成了一套察举体系，就是地方官发掘优秀人才，然后开始层层推举到中央，但是这种体系的弊端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与察举制一起存在的还有所谓的“恩荫”也就是老爸当了官，你也能接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套利益网络。参与察举的官僚往往都倾向于选择家族内部人员，通过恩荫继承职位再通过察举扩大规模，不同家族之间互相联姻。外加上儒学体系所造成了各大家族之间的广泛交流，终于到了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大量“高门”，他们盘踞朝廷的重要职位，占据着最大的社会资源，手握重权，而且和地方的关系密切，最典型的就是袁绍先生。在曹丕篡位之后，顺应士族们的要求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但是大家可不要以为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第选人，《宋书•恩幸传》说得好：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九品中正制设立的目的，并非是以门第，而是希望以才能选人。然而九品中正制的设计比察举制更加不合理，察举制的推举通道州郡官吏都有资格推举，可以说还是相对比较广泛的。而且汉代盛行清议，就是品评人物，名士们掌握很强的话语权，可以评价人才，比如曹操先生就曾经得到过所谓：“治世之贤臣，乱世之英雄”的说法。然而问题在于，九品以后，所有的地方选拔权利全部集中到了中正官的手里。所谓中正官就是专门负责地方选拔评定人才的，那么选拔人才的标准呢?——九品。所谓九品就是把人才等级分就等，但是人才这东西不好分，所以发展了一下就是把你祖上分了九等，所以九品中正制就彻底变成了一场门阀士族的盛宴。在东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发展到了巅峰，王谢等高门子弟出生就是五品。也就是说王谢的高门子弟那就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大熊猫水平。他们一出生就是官，至于说干什么职位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比如王羲之父子就曾经被人问到他们是干嘛的?王徽之先生仔细思考了以后表示，自己能可能是管马的，然后就进入了无厘头问话，“您既然是管马的，那么您管几匹马呢?” 王徽之这时候直接进入了哲学模式，“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管马的，哪能知道管几匹马?”虽然这帮人确实是令人无语，但是又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毕竟士族高门的利益集团牢不可破，中国历史上皇后名字能够完整被人记录的朝代其实只有东晋。因为东晋的皇后基本都出自高门，随便翻一下就知道，王谢占了一多半，皇帝是谁无所谓，皇后肯定是门阀出身，这样就能万年不倒，整个南朝基本都是如此，所以尽管南朝风云变幻，但是士族都是不动如山，然而这些门阀士族想不到，就在他们以为高枕无忧的时候，空前浩劫已经悄然而至。二、 门阀士族的空前浩劫公元549年，侯景进入金陵。他已经抛弃了最初维持军纪的温情面孔，露出了狰狞的爪牙：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门阀士族的末日开始了。侯景进入金陵之后，首先对梁武帝提出要和王谢结姻，梁武帝表示王谢高门，侯景配不上，侯景表示，我配不上，但是我的屠刀配得上。侯景使用武力彻底清洗了江南高门，曾经在金陵城中高卧谈笑风生的门阀贵族们遭遇了灭顶之灾：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侯景之后再无王谢，所有的荣耀和梦想都化为灰烬。侯景解放了那些作为门阀贵族奴仆的隐藏户口，可笑的是，侯景的这个做法居然颇得人心：人人感恩，为之致死。一面血腥的屠刀，一面是被解放奴仆的狂欢，整个金陵仿佛人间地狱一般。南朝的门阀就此一蹶不振。然而北朝的门阀并没有因此彻底毁灭，自晋末以来，进入中原的北魏等政权无不与门阀紧密合作共同治理天下，侯景之乱毁灭了南方，但是起于关陇的贵族门阀集团还是最终夺取了天下，唐廷上台之后建立了所谓的“五姓七望”的门第品级，似乎门阀的好日子已经重见天日了，但是隋文帝到唐玄宗历代皇帝的一项制度真正给门阀政治的毁灭埋下了伏笔——科举。通过考试选拔官僚，这一制度在隋唐的完善使得寒门子弟进入上层变得名正言顺有法可依，同时也让整个中国的门阀开始颤抖，不过唐朝时期仍旧是门阀的天下，因为唐廷的荫袭继承和门阀选官的基础还在，另外五姓七望为代表的门阀实力依旧强大。所以河东裴氏 弘农杨氏等门阀仍旧远超于寒门。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唐朝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数量太少了，整个唐朝时期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人数才7448人。唐朝有将近300年历史，平均一年的人数还不及3人，所以唐代科举并未能占据主流。但是门阀贵族们想不到，比侯景之乱更加恐怖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黄巢之乱以后，崩溃的唐帝国中央再也无力控制全国藩镇。以朱温为代表的军阀势力快速崛起，掌握全国，另外朝中宦官与朝臣的争斗也是十分疯狂。终于在公元904年，河南军阀朱温率军进入关中，诛杀了所有的宦官，同时，也清洗了唐廷朝堂上几乎所有门阀。朱温为了逼迫唐廷迁都洛阳，在亲信李振的鼓动之下，借口诛杀左仆射裴枢等朝臣三十余人，“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伴随着黄河水的滚滚浊流，朱温展开了对朝廷范围内所有忠于李唐的门阀贵族的大清洗，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摧毁了门阀存在的基础。宋太宗扩张科举之后，门阀这一曾经主宰中国历史的贵族集团，彻底退出了舞台，应该说，依靠屠刀打破秩序总是格外的残忍和暴虐。
毛南族都有哪些民族信仰？毛南族宗教简介
毛南族是个信奉多神的民族，他们所信仰的原始教名目很多，其中主要是动植物崇拜。植物崇拜。每个村子都供奉着一棵大树，称为“坛木”(音)，说是护村树，具有很大的神威，谁都不能伤害它。每个村子都将一株状似茅草的长升草(学名卧乌草)，奉为神草，借助它镇魔驱邪。妇女背小孩远行，要取它一两张叶子打个结，插在背上，回到家才取下来。家里有人生病，在门口就斜放一根木柱或扁担，系上“神草”，贴一小张红纸于其上，示意外人。如果谁家的小孩被认为缺“五行”中的“木”类，必须备办酒肉礼物，求拜“木”命者为“寄父”或“寄母”。若对方不答应，便选一棵树供奉，以补“木”之不足。此后若有病，缺“木”者须再备办酒肉供品祭树，以求消灾去病。动物崇拜。原始意识一直使毛南人把牛、猪等牲畜及鸡、鸟禽兽之类看做灵物。刚买回来的猪仔，要经过“烙棋”(燃火烤熏猪笼、猪栏)的洗礼。屠宰猪、牛等牲畜，主人要端起盛有食肴的器具呼唤该牲畜，谓之“叫魂”。此举意在祈求死畜宽恕，日后饲养才不遭报复，牛犊服役之前，也要举行种种神秘的仪式，目的是使它驯服。公鸡会报时，被认为能晓神明，而当做群众观灵物卜吉。母鸡啼叫则视为反常现象。对龙蛇的崇拜也很突出。传说龙的活动同雨水有关，故以往的分龙节都少不了要举行隆重的祭龙仪式，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毛南族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中，有道士、鬼师、巫师、鬼谷先生、法童等，他们有一定的分工，互不统属，有的已专门依靠“法事”活动的收人为生活的重要来源，“道士”在表面上崇尚道教，而实际上则同佛教的关系甚为密切，他们专为过世的老人“打斋超度”，挂佛像、念佛经、“道士”之中又分为“正教”“丙教”“准教”三种：“正教”的从事“法事”活动时吃斋，“丙教”和“准教”则不忌。“鬼师”是学梅山派的道教徒，一般人称道士为“文教”，称“鬼师”为“武教”，“武教”的人专门从事“还愿”和“赶鬼”活动，不会“打斋超度”，不忌荤，他们是专门的神职人员。“巫师”和“鬼谷先生”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能做“法事”的人很少，只能做卜挂，择日，看风水等。“法童”又称“降豪”，分为“压”、“禁”(均毛南语)两种。做“压”是一种“问鬼”活动，如家里有人生病则认为“祖先”找不到住处而同家作崇，这时要“问压”，做“压”的人头上蒙白布，伏在桌子上颤抖不停地与“祖先通话”，然后转告来问“压”的人该做何种“法事”报孝祖先，从而求得平安。做“禁”和做“压”的原因和目的不大一样，场面比较隆重。因为家里常发生或现在发生了非正常伤亡事故时才做“禁”。做“禁”时，除米头和钱外，还有鸡、猪肉等供物，“法童”躺有供床前的席子上，盖上被单，并由另一“法事”在其身边念经，让他到“阴间”与伤亡的人“通话”，从而“弄清”家中发生不幸事故原因，在毛南族地区，做“压”和“禁”的“法童”很少，因为在成为“法童”之前，须有神经失常如狂言乱语和能咬碎茶杯、瓷碗等“癫狂”异象的人，即所谓“成仙”的过程，才到使人们相信，然而，这样的事儿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毛南族信仰多神，在进行各种敬神活动时，诸神又分家神与外神两种，家神有祖宗，灶王、财神(又土地神)、三界公爷、婆主(即圣母娘娘)，社王、观音等。前五种神都写于一张红纸，贴在厅堂的神龛上，过年过节要用肉酒供祭，家神中的门神则贴在大门上，护卫门庭，不让恶鬼进住，保伤人畜安全，外神有蒙官，莫六官，李广将军等，蒙官是一种恶神，人们生病都认为是它在作崇，须用小猪和鸡鸭作祭品，请“鬼师”到水边禳解，莫六官被认为是“保护地方的善神”因此，人们在结婚“还愿”时均请莫六官，李广将军的神位设在每个村头的进口处，被认为是护卫人畜平安的村神，每年除夕和七月中元节时，家家户户都用猪肉或鸡、鸭酒饭供奉，为小孩“招魂”。
科举制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舞台上盘踞着一千三百多年，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科举制度废除的时间是哪年呢？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科举制度废除时间是1905年，这是历史可以明确的时间。那么，为什么科举制度是在20世纪初废除呢？因为科举制度为国家建设网罗了许多人才，而且存在一千三百多年，却在这个时期被废除，横向纵观世界历史比较，科举制在20世纪初被废除，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放眼看世界，十七八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再加之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传播，西方众多国家前后进行暴力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或者资本主义共和制，先进的统治阶级促进社会进步。同时改良后的蒸汽机的催化下，许多国家或多或少，或早或迟着都进行了工业革命。这些国家相继成为了世界霸主。然而纵观这时候的中国，由于明朝末年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横行霸道，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明朝的安定，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此清政府在成立初期就实习了闭关锁国政策，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中国严重落后于世界文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度，缺乏思考与创新，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种种原因导致19世纪40年代，国门被迫打开，清政府腐败无能，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这时期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挽救国家，拯救民族，必须要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因此，此时的科举制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并最终在1905年，废除了在历史舞台中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1、科举制度产生的原因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它的一套统治机构，机构里的人才有的是沿袭前朝的人才选拔，也有的是自主创新建立一套新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那么科举制度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隋朝建立初期，因为是历经长期战火摧毁，国家要想安定平稳运行，迫切的需要选拔人才。但是隋文帝博古发现前朝前代的人才选拔制度都有自己的利弊之处。世袭制不能选拔民间优秀人才;九品中正制初期可以为国募集人才，后期世族势力扩大，严重影响阻碍了人才选拔，而且权力分散在士族大家中，不利于国家中央权力的集中。而且正因为国家大权旁落士族手中，导致了国家长时间的分裂和混乱。因此隋文帝决定通过一种全新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国家挑选栋梁之材。根据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创立了科举取仕制，这也就是后来完善和发展的科举制度。那么，科举制度的产生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吗？科举制度是国家组织考试，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高官贵族，只要有才华，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且科举制让许多人才少了怀才不遇的愁怨。而且通过科考选拔的人才，直接隶属于中央管辖，很大程度上促进皇权更加集中。皇权集中，国家也能够更加安定。这也是隋文帝当初选拔人才，为我所用的意愿。鉴于上面的种种原因，科举制应运而生，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科举制度从隋朝产生，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是采取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在中国存活了一千三百多年，最终被废除，那么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是什么呢？要想知道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就要了解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科举制度自产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习狂潮，社会风气也变得温文尔雅。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对象不再局限于世族达官贵人，而是全民参与，没有条件限制，不论是稚嫩少年还是垂暮老人，不论是寒门苦士还是名门望族，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自从实行科考后，为国家招揽了大量优秀人才。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和后人唾弃的秦桧都是进士出身，为官出仕。可以说科举制度不仅促进社会风气良性发展，而且也使得国家安定繁荣。但是科举制度最终还是废除了，下面就来说说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虽然每个朝代都是依靠科考来选拔人才，但是每个朝代也都有了自己的发展。最显著的就是明清科考为八股文。八股文有着严格的格式，不允许考生去创新，去思考，只要熟读四书五经就行了。而且一些人为了能够做官，费尽一生都在参加考试，好比《范进中举》中主人公因得知中了，大喜导致晕厥并且疯疯癫癫了，因此可以说这时的社会风气是病态的，而且这种闭塞懒惰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不仅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且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当西方国家进行着工业革命日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中国人依然拿着四书五经摇头晃脑。当西方国家强迫打开中国大门时，这时的有识之士才知道国民的落后愚蠢。2、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在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非常多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非常有利于当时的中国的发展的，其中有一个制度名字叫做科举制，到现在为止都还是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的，但是有关于对科举制度的评价，不一样的人说法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说科举制是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的一种制度，这种选拔贤能的人的方式，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在还没有科举制度之前朝堂上的职位基本上都是有当时的在朝堂上非常有地位的人向皇上推荐人才或者是直接由自己的孩子接替自己的位置，所以出现了科举制之后人们对于科举制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开始能够有机会真正和政治有一些接触了。对于那些非常有政治想法的人来说，他们可以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方式来为国家策划计谋，展现自己得才能，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科举制度是一项非常好的制度，因为他开始让人们走入到朝堂中去，但是对于科举制的评价还有一些人是非常反对的，那就是当时的名门贵族，他们的地位因为科举制收到了动摇，所以他们对科举制的评价是非常不好的，而对于现在大多数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于科举制度的评价，实际上都是认为是有利的方面大于不利的方面的，虽然它的根本目的是可以加强皇上的统治，但是很多人对于科举制度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郡县制与分封制都是君王集权的手段吗？
分封制即分邦建国，盛行于奴隶社会，主要在周朝和西汉初年时实行。它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之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郡县制是建立在国家大一统的基础之上，按地域划分，彼此之间毫无血缘关系，盛行于封建社会。分封制中最高统治者将土地分给自己的亲属或者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臣子，每一块封地就是一个诸侯国，也就是国家的土地不是完全属于王室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里拥有的绝对地位，诸侯王位可以世袭，并且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诸侯王只天子不能随意插手诸侯国内的事务。而在郡县制下只有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称为皇帝，是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者，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由皇帝任命和调动，官员职位不得世袭，官员也没有土地。地方不能私设军队，任何事务都要向皇帝负责。分封制下，诸侯需向王室缴纳贡赋，定期向天子朝觐述职;而在郡县制的体系下，是皇帝向官吏发放俸禄，官吏不用向国家缴纳贡赋。由于分封制产生了很多的诸侯小国，王朝初期天子与其兄弟和功臣之间的关系密切，会有利于王朝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与天子的关系逐渐变得陌生，就会发展成诸侯国的势力超过王室，造成地方割据势力。郡县制的官员因为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手上没有实质的权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1、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关系分封制与郡县制同时都是古代君王掌握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分封制出现的时间要在很早之前，而且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时期到了周朝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完善，这种制度在当时的社会还是产生了许多有利影响的。但是到了周朝后期王室的权力渐渐衰退，从而引发战乱，秦朝统一之后郡县制开始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分封制，那么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关系还要内容上说起，首先分封制是君主将土地分封给功臣或者贵族，虽然分给他们一定的统治权，但是却始终不能摆脱君主的命令和约束，可以说分封制也是加强中央权力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王室的权力足够强大，否则很容易造成诸侯国过于独立强大，很容易因此就脱离了君主的掌控。郡县制却是秦朝在周朝的经验教训中重新总结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相比于分封制来说，更加保险也更加容易管理。除此之外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关系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分封制最后失败了才促使秦朝开始实行郡县制，而郡县制的出现也就代表了分封制的失败，所以说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关系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分封制在一定意义上是郡县制的前身，而郡县制的出现却代表着分封制的失败，换句话说郡县制的出现否定了分封制，毕竟郡县制可以弥补分封制的一些缺陷。2、分封制的目的分封制在古代时期受到了多君主的广泛应用，从出现开始分封制就一直以重要的政治制度而存在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分封制的目的是什么吗？其实要分析分封制的目的可以从西周时期这个历史环境中分析，因为分封制在西周时期达到了最顶峰，所以在这个时期分析分封制的目的还是比较现实的，那么分封制的目的是什么呢？分封制的目的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始分析，首先分封制作为君主手中有力而重要的政治手段，可见对于君主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分封制的目的就可以看出来了，主要就是为了加强君主对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分封制将一些功臣和宗族都分散到了各个地区，尽管他们手中开始掌握一些地方的政权，但是对于君主来说还是可以控制的，而君主通过他们治理这个地区的百姓也让国家的统治更加的稳定。其次分封制的目的还在于希望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将国家的领土进一步的扩张，君主安抚这些功臣王族的时候，会将一部分的土地和人民交给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考虑一些深远的边区，这样的地区或许还有着一些少数民族，君主通过诸侯将这个地区进行治理，人民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交流，这样分封制扩张领土的目的就达到了。其实分封制的目的很好理解，既然这种制度可以持续这样长的时间，那么也就说明这个制度还是有利于君主的，不管是加强统治还是扩大领土面积，其实意义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分封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君主。3、分封制何时被废除分封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西周之前的时期，包括西周的君主都将分封制作为主要的制度来施行，但是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在铁器出现之后提高了很大幅度，分封制最终还是因为满足不了人们的追求，最终还是被淘汰出人们的生活。那么分封制何时被废除呢？要了解分封制何时被废除还要从西周时期开始说起，在西周时期分封制发展的已经比较完善了，而且还达到了整个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但是从西周结束之后君主手中的权力开始慢慢减退，到了东周时期尽管君主已经无法完全掌控诸侯们了，但是那个时候分封制还是存在的，那么分封制何时被废除的呢？到了战国时期虽然还有许多的诸侯国存在，但那时候诸侯手中的权力已经不是很大了，只拥有管理的权力，除此之外政权和军队都不在诸侯国的掌控之内，而且诸侯的世袭在这时候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这时候距离分封制被废除已经不远了。等到了秦国时期吸取了许多的教训之后，开始实行了全新的郡县制，这是和分封制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秦国的时候这种制度变成了相当重要的内容。而后来的汉代又实行过两种制度相结合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分封制虽然没有完全被废除，但是诸侯和之前时期相比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其实纵观历史分封制一直存在在封建社会当中，就算是最后时期影响力已经非常小了，但是依旧没有被完全废除。如果一定要问分封制何时被废除的话，应该直到最后清朝完全结束之后这种制度才完全的消失在历史之中。
希腊精： 古代西方哲学思想的最原始集合
“希腊精神”的特点是“求健康”、“好学”、“创造”、“爱好人文”、“爱美”、“中庸”、“爱自由”。“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有得一比，但在“爱自由”方面特别欠缺。“何谓希腊？何谓希腊人？”《希腊的遗产》([英]F•I•芬利主编，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开宗明义提这样的问题。冒失地谈论“希腊精神”之前，不如先请毕生研究希腊文化的罗念生先生说几句，他的话更有体会：“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高峰，是近代文明的源泉。近代的西方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民主政体，都是从希腊传来的。”罗先生还提到，“希腊精神”的特点是“求健康”、“好学”、“创造”、“爱好人文”、“爱美”、“中庸”、“爱自由”。希腊人的“种种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这最后一种爱自由的精神。”(《希腊漫话》，1941年)换句话说，罗先生认为：“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有得一比，但在“爱自由”方面特别欠缺。虽然学者们认为希腊和中国的文化最为相像，都主张“人文主义”，但是两者其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辈学者罗念生已经发现，中国人在追求“自由”的时候远不如希腊人。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文化的分途，正需要认真探究。当我们被今年博大精深的雅典奥运会开幕式折服，并担心四年后北京奥运会可能被这里的儿戏导演们弄坍台的时候，最后的争议，常常是归结到中国和希腊的文化差异。那么，“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差异到底从何而起呢？怀揣这类问题，《希腊的遗产》可以一读。虽然本书没有专门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比较希腊和中国，但是书中正面诠释的“希腊精神”，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自己。以“自由”为特征的希腊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循此路径，我们或许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本书主编芬利教授在“引论”里作了提示：“城邦”是理解辉煌希腊的关键词——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城邦不止是希腊文化得以展现的舞台。希腊文明给我们一个突出的印象：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文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是以城邦为单位筹划的。他们的“天下”，就是“城邦”。在希腊语言文字传统里，“城邦”(Polis)是最重要的一个词。希腊人最重视的“政治”(Politics)，来自这个词。所谓“政治”，就是城邦事务，是城市市民自己的事情。后来英语和法语里出现的“警察”(Police)一词，先头也是指那些管理“城市”的人。“城市，而非乡村，是处理公务之地，是大部分宗教中心所在之地，是大型建筑和雕塑坐落之地，是开展教育、军事训练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之地。”(第3页)希腊文化中，最辉煌的是哲学。谈到希腊哲学中“形而上学的诞生”，另一位作者也把它归结为“城邦”。他说：“希腊小城邦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活在批判的、反思的思想成长中，或许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与大帝国的‘亚细亚式不确定的庞大’(叶芝语)形成鲜明的对照。”(第236页)作者认为：自治的“小城邦”，给市民们一种秩序感，探究这个秩序，使得“形而上学”成为可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信，只要把握住这个“形而上学”，希腊的城邦就能繁荣。相反，在亚细亚的“大帝国”，人们生活在一种“庞大”和“不确定”中，帝国的动乱和强权，臣民们无助并茫然，思想家便没有信心去探究一种形而上的世界秩序，也就没有希腊这样的“形而上学”。这个解释相当有趣，作者或许还想说：希腊哲学的严密逻辑，表现了希腊哲学家对城邦生活的负责精神。苏格拉底挑战市政当局的权威，质疑雅典市民的智力，发出哲学上无穷追问，与中国思想家逃不出暴君的广大统治，只能用寄情“天下”、“宇宙”，用儒道佛思想来消解内心痛苦的逃避行为适成对照。“城邦”，是社会文明的关键词。近代西方的城市文化，源头在希腊。曾几何时，汪达尔、日尔曼等北方蛮族入侵，城市广场被辟为牧场，议会大厅被改成教堂，文化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开始后，欧洲文化才回归城市，恢复雅典、罗马遗址，到处布置廊柱建筑，近代城市生活方才洋洋大观。比之于欧洲，中国的城市文化更是惨遭蛮族入侵，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总是文明较低的部族集团入主都城，践踏前朝文化积累，重起文化炉灶。改朝换代的“革命”之后，万事从头来过。王朝的文化虚无主义，造成两千多年间中国城市文化的周期性衰败，更使得士大夫思想无所凭借。文人官宦，多数产自田陇山沟，初无“城邦理想”。诗酒高论，畅论“仁义道德”，常怀“天下之忧”，却随时会在城市生活的具体事务中丢弃起码的“权利”和“自由”。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方法，正是本书作者指出的所谓“亚细亚式”的“庞大”和“不确定”。中国士大夫思想的基本形态，不是“城邦”，而是“乡愿”。清末民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有“言必称希腊”的风气，后来被讥评为“崇洋媚外”，以后便偃旗息鼓。其实，那倒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走向城市，崇尚“自由”的时代。希腊城邦重视“市民身份”，强调“自由民”的主体地位和自治权利，无论如何是要肯定的。城市要有文化，市民要有空间。只有当市民阶层获得权力，能够按照“理想国”的蓝图，遵循“政治学”的原则，自主建设城邦的时候，文化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通则，且不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在“现代”，抑或是在人云亦云的所谓“后现代”。读《希腊的遗产》，生以上的感叹。掩卷之余，当然要感谢作者、译者和前辈学者，他们提供了一个虽然遥远，却能让中国人收到回响的“希腊城邦”。
焚书坑儒烧了那么多书为什么没有毁灭文化
作为千古名帝--秦始皇，虽然在位时间并不长，但他在政治上的不同凡响，赢得后人的好评。但是，就有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历经2000多年遭到后人的唾骂，甚至称之为暴君。其原因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措施。关于这次的“焚书坑儒”事件，直接发生原因就在于当初的分封和郡县制度。当时秦始皇平扫天下，在政治，经济领域上实行改革，但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统一之前，就在要不要分封诸侯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但也有人坚持“封国土，建诸侯”制度。于是秦始皇力排争议采取了李斯等人的话，实行了郡县制度。但是仍然有多人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是希望秦始皇能够按照先王的做法。他们认为春秋战国之所以战乱不停，就是因为分封造成的后果。只有废黜分封的制度才能免受战乱。可是秦始皇不听劝阻，最终还是走上了法家的治国之路，在很多事情上抑古尊今。于是就激发了这批知识分子的极为不满甚至发起诋毁，于是开始对秦始皇颁布的相关指令进行指责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听信小人的话，采取了“焚书坑儒”这样一个极端的手段。众多知识分子在此次措施中遭到坑杀，大量的图书也被烧成灰烬。这样的措施其结果摧毁了许多文化宝典，毁灭了先秦宝贵文化，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灾难。1、焚书坑儒烧了多少书千古名帝--秦始皇，为了实现大一统的社会，做了许多留名千史的事情。但是，就有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历经2000多年遭到后人的唾骂，甚至将他称之为暴君。其原因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措施。“焚书坑儒”这一事件中到底烧了多少书，却无人知晓。但是清楚的是，当时秦朝的统治对人民的刑罚残酷，剥削严重。当然在思想上面也是严格禁锢的。对于“焚书坑儒”这件事是秦始皇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有不同意见的有士之人所进行的残酷镇压。在一次宴会上，始皇很是高兴，可有一个思想固执的人叫做淳于越的，本是齐国人。他当时就当场批评周青臣是阿谀奉迎的人。紧接着他又批评了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度以及郡县制的举措。又举列说，如果有大臣发生篡权的事情，始皇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随后他讥讽到始皇不遵循古道，政治是不能长久的。丞相李斯当场与他反驳，斥责淳于越是愚蠢的儒士，还谴责儒士们口是心非。他认为朝廷上有儒士们的存在对当今的朝政是有危险的，于是强烈建议秦始皇打击他们的活动，还提出焚书的建议。在李斯的一席话下，秦始皇批准并实行了这个建议，于是就出现了史上的“焚书坑儒”事件。关于此次焚书的数目并无人知晓，但关于书目的大致范围确定是：第一、史书除了《秦记》以外的所有相关的六国史全部烧掉。第二、《诗》、《书》、百家语除了博士官收藏的以外，有关其他人写的藏书都要集中到郡部那里，由郡守等人相互监督烧掉;第三、有《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第四、有关医药、占卜、种树等书不在焚烧范围里面;2、焚书坑儒为什么没有毁灭文化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分封，实行郡县制度。不在继承像战国时期一样分封自己的帝国，而是将这些国家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划分为36个郡县，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之一政治。一次宴会上部分大臣斥责秦始皇不遵循古道，大怒。于是在听从大臣李斯的建议后，实行焚烧儒家书籍的的指令，便出现了历史上的“焚书”一事。一年之后，有两个书生本来任命给秦始皇炼就长生不老的丹药，后来他们认为秦始皇贪欲念很强，吃了药也是浪费时间，于是就豁然请辞。秦始皇得知后大怒，又想到每次都在书生手里求不到仙药，于是下令将国内多达四百左右数量的方术之士和书生统统活埋，便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不久之后，国内四处起义，出现了反秦高潮，秦朝逐渐灭亡了。汉朝建立后，那些在秦朝政治中受到边缘化的书生，因为受到文化重建的影响，又回到了政治中心。后来汉武帝在位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才得以站在正统的地位。从古至今，文化是一个民族恒定的一个支撑点，与政治经济相互作用。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国度里，一个统一的政治就需要从文化当中寻找并获得自身自由。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表现正是体现了对自己的统治经不起文化的质疑。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也正是自身统治需要文化作为支撑。所以上下几千年以来，政治于文化相交融，而这种交融性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刺史制度的重大意义 加大中央集权
西汉刺史制度是由汉武帝实行的一种管理国家的政策，西汉时期的一些皇帝在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面，大多都是沿用秦国的治国政策。只是在汉朝刚统一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取消了监御史制度。而在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制度则是沿用秦国的监御史制度而实施的，并在监御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并且加以完善。汉武帝摄政的时候，国家对于各个州县地方管理不够彻底，对地方行政区域没有真正的控制权利，因而，汉武帝决定沿用秦国的监御史制度，并在其政策上加以改动。因而，汉武帝将整个国家除了三辅，三河还有弘农之外的地区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分为十三个州，并且他在每个州都设立了一位刺史，让他们在每年的八月就开始巡查每个地方，检查官员的作风问题，并检查每个官员所管理的区域还有没有存在的问题，并且对官员赏罚分明，还对一些冤案进行审判，因此，刺史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背后代表着皇上。至此，西汉刺史制度就流传开来，而西汉的刺史制度的成立，对西汉当时的国力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西汉的刺史制度是一套非常完整的地方管辖政策，它对加强中央管理，以及维护皇权都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因此，西汉刺史制度的实施可谓是汉武帝在位时期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1、最早实行刺史制度的是谁刺史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产物，这种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最早实行刺史制度的是谁呢？提到最早实行刺史制度的是谁这个问题，其实汉武帝就是最早实行刺史制度的皇帝。汉武帝是是西汉的第七位皇帝，他在位时期不仅实行了刺史制度，而且汉武帝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像文化方面，他听从董仲舒的建议，使得儒学在西汉时期发扬光大。在选拔人才上，他开创了察举制度，这样使得官吏的自身素质更高，对国家的建设也更有帮助。汉武帝在位时期，设置了多个机构以及多种制度，目的就是使得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固，国家发展富强。汉武帝在位时候对社会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番具体的改动，当然这个改动都是有利于加强西汉的统治以及社会的稳定，其中刺史制度就是其中一个措施，汉武帝之所以在西汉实行刺史制度首先就是想要加强中央的权利，其次就是防止地方权力过大会影响汉武帝的统治。正是因为汉武帝实施的这些措施，使得西汉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有汉武盛世的局面。可是汉武帝在后期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像巫蛊之祸，这造成了社会以及朝廷的混乱，使得人们对汉武帝美好的印象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防止较高官位的人员会借着权力不认真履行他们的职责，刺史制度在汉武帝时期确立，加上之后不断的更新，这一制度为以后社会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刺史制度什么时候设立的关于刺史制度什么时候设立的这个问题，其实刺史制度是在西汉时期就设立了，但在西汉之前也已经有这种模式的工作机构了，只是叫法不同，在西汉时期正式命名为叫做刺史制度。之所以在西汉时期设立刺史制度是有一定的原因，首先在西汉之前的朝代就有刺史制度的模型了，当时的皇帝就设立了类似的机构来加强对国家的管理，在西汉时候汉武帝将此制度丰富一些然后也就正式确立了刺史制度。其次西汉时期也经历了取消以及重新建立刺史制度的一个过程，在汉惠帝又重新确立了刺史制度以后，这对当时的国家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还有就是在当时地方权力很大，有些时候皇帝都不可以控制，所以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便进一步强化刺史制度。在汉武帝之前的皇帝都有过刺史制度方面的改革，汉武帝登基以后，综合分析利弊，意识到了刺史制度的重要性，而且汉武帝为了防止地方官员权力过大，影响他的统治，认为实行刺史制度更有必要。因为当时社会上已经表现出来了地方监御史没有认真履行他们的职责，反而是利用权力和官员贪图利益，对工作不负责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于是便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套新的监察制度，那就是刺史制度，这样便使得这种权力的过于集中的问题解决了。这样一来，关于刺史制度什么时候设立的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经过前人的积累以及完善，在西汉汉武帝时期便正式设立了刺史制度。3、刺史制度的影响在西汉时期，由于中央对地方管理的不够彻底，不能真正的了解整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因而，汉武帝决定重新运用秦国的监御史制度，并且在其基础上加以改动和完善，最终改名为刺史制度。那么，刺史制度的影响到底有哪些呢？关于刺史制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刺史制度作为汉朝的一种国家政策，它其实在西汉和东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国家管理政策的始终。因此，刺史制度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皇帝的影响。刺史制度让国家的政权集于皇帝一人，能够让皇帝更加透彻的管理的整个国家，让国家的贪污腐败分子大大的减少。因而，刺史制度对老百姓的影响也非常大，能让老百姓的生活过的更舒坦，而且，刺史在巡查过程中还会为老百姓申冤。总之，刺史制度的实施不仅仅对皇帝有很大的影响，更对老百姓也有着巨大的好处。刺史制度的实施，还对国家政治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刺史制度是典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决策，它对于西汉和东汉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更为后世研究中央集权政策和地方分权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且，刺史制度的影响还存在于国家的发展之中，因为刺史制度的实施，国家的各种腐败行为渐渐的减少，而且百姓的生活也渐渐变好，因此，国家也渐渐的变得强大起来，因此，刺史制度的实施是开启汉朝盛世的必须条件。4、刺史制度的意义刺史制度是西汉汉武帝时期正式设立的一项制度，那么刺史制度的意义有哪些呢？刺史制度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刺史制度的意义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刺史制度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设立，是因为在刺史制度确立前，国家曾设有监御史，这个机构没有像皇帝所希望的那样的，反而是利用权力官员之间相互勾结，对工作也是很不负责，这使得工作效率下降了很多，所以汉武帝设立了刺史制度，意义就是对官员工作的进一步监督，使得那种徇私舞弊的行为有所减少，从而使得工作效率提高，对皇帝的统治更加稳定。刺史制度的设立，还标志着西汉时期社会制度的更加完善，从而更有利于皇权的稳定发展。而且作为中央的一项制度，刺史制度就是要对地方官员的进行进一步的监察与管理，防止他们滥用自身的权利以及对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刺史制度也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当然刺史制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更加严密，使得中央权力更大，集权于皇帝使得统治更加稳固。刺史制度下设的人员都是由皇帝亲自挑选的，其中大部分都还是宰相大臣，这使得大臣的权利日益扩大，当然这背后的权利主使者还是皇帝本人。所以说刺史制度的意义还是使得皇帝的权利范围更广，使得统治更加稳固，社会发展也会更加稳定。
揭秘菜市口刑场 多少生命葬送在屠刀之下
菜市口刑场，在古代是不少犯上作乱的人的噩梦。菜市口刑场作为北京最大的一个刑场，里面隐藏着多少血腥故事？菜市口刑场的典故大家又了解多少？今天，小编搜集了相关菜市口刑场的资料，和大家一起揭开里面的风云岁月。菜市口刑场，清代杀人的法场，设于今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附近。北京的胡同多，街口就多，名气最大的当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菜市口刑场名气大是因为那曾是杀人的地方，是刑场，有不少名人都是被斩首在菜市口。戏文中唱道“推出午门斩首”，其实是拉到菜市口刑场“出红差”，砍头！犯人被杀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即被黄土垫盖上，尔后便有人在此卖菜，菜市生意兴隆，故菜市口由此而得名。菜市口刑场在京城的名气可是不小，一千年前的辽代，这里是安东门外的郊野，金代是施仁门里的丁字街，明朝时是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场，沿街菜摊菜店众多，所以四九城的许多人都来此买菜，并把菜市最集中的街口称为菜市街，清代时改称菜市口，此名一直沿用到今日。使菜市口刑场名声大振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将杀人的刑场从明朝时的西四牌楼(当时叫西市)移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据说当年的刑场就设于今天的菜市口大街北侧十字路口附近(原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旧址附近)，每到冬至前夕对判为秋后问斩的囚犯执行死刑死囚在天亮前被推入囚车，经宣武门，走宣外大街到菜市口刑场，囚犯由东往西排好，刽子手手执鬼头刀也依次排列，头被砍下来后，挂在或插在街中木桩子上示众。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政权，实行首次垂帘听政时，受咸丰皇帝遗诏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中的肃顺，就是在此被杀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将谭嗣同、刘光弟等志士同仁杀害于此。据马芷庠编写的《北平旅行指南》记载：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之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执刀由东向西顺序斩决。所用鬼头刀五柄、凌迟分尸刀十柄，现存于历史博物馆。旧时，犯人被押出宣武门(顺承门)，过断头(魂)桥，经迷市，送往菜市口法场，就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了。犯人被杀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即被黄土垫盖上。以后菜市口刑场逐渐成为刑场的代名词。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菜市口刑场被转移以后这一带逐渐成为宣外大街最繁华的商业街和交通枢纽。传说：有这么一家裁缝铺子，就住菜市口刑场，由于手艺好，生意很旺盛。时间久了就远近都出了名。就说这有这么一年，夏景天儿，菜市口外砍死了一个乱X。当天晚上，裁缝铺掌柜的睡着正香，突然发现屋里有人走动，心里一想，八成闹贼。可又一想，这贼就让他闹吧，反正我这屋里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就眯缝着眼睛瞅着，这贼摸索了一会，倒也懂事出门随手把们给关了。第二天，菜市口刑场掌柜的起床看看丢没丢什么东西，一收拾发现自己的针线笸箩不见了。就在这时外头有人喊：掌柜的快出来看看吧。掌柜的出门跟众人到荒郊一看，昨天那个斩首的人，脑袋和身子连在了一起。而且脖子上有一串细细的线痕，旁边就扔着裁缝铺的笸箩！菜市口斜对过儿有个鹤年堂，刀伤药出名。每次行完刑，夜里总有“人”拍门买刀伤药。后来，到鹤年堂买刀伤药也成了老北京的一句骂人俗话了。菜市口刑场老铺现在应该已经拆了。菜市口刑场，在古代是不少犯上作乱的人的噩梦。菜市口刑场作为北京最大的一个刑场，里面隐藏着多少血腥故事？菜市口刑场的典故大家又了解多少？今天，小编搜集了相关菜市口刑场的资料，和大家一起揭开里面的风云岁月。菜市口刑场，清代杀人的法场，设于今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附近。北京的胡同多，街口就多，名气最大的当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菜市口刑场名气大是因为那曾是杀人的地方，是刑场，有不少名人都是被斩首在菜市口。戏文中唱道“推出午门斩首”，其实是拉到菜市口刑场“出红差”，砍头！犯人被杀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即被黄土垫盖上，尔后便有人在此卖菜，菜市生意兴隆，故菜市口由此而得名。菜市口刑场在京城的名气可是不小，一千年前的辽代，这里是安东门外的郊野，金代是施仁门里的丁字街，明朝时是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场，沿街菜摊菜店众多，所以四九城的许多人都来此买菜，并把菜市最集中的街口称为菜市街，清代时改称菜市口，此名一直沿用到今日。使菜市口刑场名声大振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将杀人的刑场从明朝时的西四牌楼(当时叫西市)移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据说当年的刑场就设于今天的菜市口大街北侧十字路口附近(原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旧址附近)，每到冬至前夕对判为秋后问斩的囚犯执行死刑死囚在天亮前被推入囚车，经宣武门，走宣外大街到菜市口刑场，囚犯由东往西排好，刽子手手执鬼头刀也依次排列，头被砍下来后，挂在或插在街中木桩子上示众。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政权，实行首次垂帘听政时，受咸丰皇帝遗诏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中的肃顺，就是在此被杀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将谭嗣同、刘光弟等志士同仁杀害于此。据马芷庠编写的《北平旅行指南》记载：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之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执刀由东向西顺序斩决。所用鬼头刀五柄、凌迟分尸刀十柄，现存于历史博物馆。旧时，犯人被押出宣武门(顺承门)，过断头(魂)桥，经迷市，送往菜市口法场，就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了。犯人被杀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即被黄土垫盖上。以后菜市口刑场逐渐成为刑场的代名词。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菜市口刑场被转移以后这一带逐渐成为宣外大街最繁华的商业街和交通枢纽。传说：有这么一家裁缝铺子，就住菜市口刑场，由于手艺好，生意很旺盛。时间久了就远近都出了名。就说这有这么一年，夏景天儿，菜市口外砍死了一个乱X。当天晚上，裁缝铺掌柜的睡着正香，突然发现屋里有人走动，心里一想，八成闹贼。可又一想，这贼就让他闹吧，反正我这屋里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就眯缝着眼睛瞅着，这贼摸索了一会，倒也懂事出门随手把们给关了。第二天，菜市口刑场掌柜的起床看看丢没丢什么东西，一收拾发现自己的针线笸箩不见了。就在这时外头有人喊：掌柜的快出来看看吧。掌柜的出门跟众人到荒郊一看，昨天那个斩首的人，脑袋和身子连在了一起。而且脖子上有一串细细的线痕，旁边就扔着裁缝铺的笸箩！菜市口斜对过儿有个鹤年堂，刀伤药出名。每次行完刑，夜里总有“人”拍门买刀伤药。后来，到鹤年堂买刀伤药也成了老北京的一句骂人俗话了。菜市口刑场老铺现在应该已经拆了。
江南对历史的影响及江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
江南，中国古代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我国历史上，江南拥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很多朝代在末期都会退守江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江南的位置一直在变化。江南地区的开发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两国对当地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起到促进作用。此后，中国的历代统一政权都为当地的平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另外，每次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和封建政权的内部动荡，都造成中原百姓的大量南迁，都为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技术。这就使得南方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如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乱。都促成了江南华南地方的大发展。再加上北方自然环境之过度破坏，也客观上迫使人们把开发的焦点由中原逐渐转向南方。这样，多种因素促成下，中国经济重心终于在南宋初年正式南移，南方成为了经济中心。而且是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中心。此外运河运输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要通过运河向北面运输粮食和商品。江南的地理位置，江南是指地理区域，顾名思义，意为长江之南，在人文地理概念里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先秦时期，江南属汉地九州，江南以才子佳人、富庶水乡、繁荣发达等著称。江南是一个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地方，从古至今“江南”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但始终代表着美丽富饶的水乡景象;至今也是自然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商品生产发达、工业物链齐全，是中国综合水平最高的发达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江南的文学意象不尽相同。江南最早出现在先秦两汉时期。在东周澃时期是以吴国、越国等诸侯国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即今上海、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北部等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摘自央视纪录片《何处是江南》)。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江南，指的是现今湖南省和湖北南部、江西部分地区。现代认知上的“江南”其实是唐宋人的认知，一般指的是吴语(俗称“江南话”)区，但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江南的地理区域一直在不停的变化。“江南”是一个历史地理的概念，，它是一个变化的地理概念，起码一开始和今人认知里的长三角。战国以前，“江”甚至不是长江的专称。“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国语•吴语》)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从未以长江为界，两军对峙之“江”，自然不是长江。《国语》韦昭注：“松江也。”在今天浙江嘉兴附近。1、吴越争霸在秦汉之际，江南更多地是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为诸侯国楚国故土，主要是湖北和湖南。“春，王正月，许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郑伯，复田江南，许男与焉。”(《左传》昭公四年)昭公四年，楚子、郑伯田猎的“江南”，据我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谭其骧考证，在当时郢都附近为今长江南岸的松滋、公安一带。屈原《九章》中有诗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也是荆楚江湘之地。秦汉时，个别文献也会把长江中下游以南之地都算作江南，如《史记•始皇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 降越君，置会稽郡。”2、战国末期楚国、越国不过，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而言, 秦汉时人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得最多的还是“江东”。长江在自九江往南京一段为西南往东北走向，于是将大江以东的地区称为“江东”。最早出现“江东”一词的是《战国策•楚策》，“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楚一》)“园女弟承间说春申君曰: ……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 (《楚四》) 句章是宁波的古县名;春申君封地在吴，位于今天的苏州一带。在秦汉之时，相对江南而言，今江南地更多地被称作“江东”。3、秦江东诸郡古江东最为有名的典故当来自西楚霸王项羽。吴越唐宋以来给人的印象是阴柔风，上古却是尚武地区，项羽带着八千江东子弟横扫秦军，在巨鹿之战威震天下。《史记•项羽本纪》提到了“江东子弟”“江东父老”等典故，“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渡江而西”，它是指与“江东”相对的是“江西”，这个“江西”当然不是现在的江西省。它是指长江以北的安徽、江苏，即今人所称的“江北”。“江东”“江西”的概念一直沿用到东汉和三国，孙策托孤张昭就提到“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三国志•张昭传》)虽然孙策是吴郡富春(今杭州市富阳区)人，但是他们家是从江北打过来的，江东大族并不全服他们，才有“西归”的想法。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但是江东极早就被孙策、孙权控制，孙吴政权长期保持了地区的稳定发展。280年西晋攻吴，东吴投降，又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战争的损害。从此，经济逐步发展，为东晋和南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古人地理左东右西，东晋、南朝之时，又常称江东为“江左”。东晋、南朝偏安于江左，故而常把江左当成它们的代词。热门电视剧《琅琊榜》背景为萧梁时期，于是主人公梅长苏就有了符合时代特色的外号——“江左梅郎”。东晋以后，“江左”最为重要的地理范围，又出现了“三吴”这一名词，它的说法有很多种。最早应该也是最正确的说法，来自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渐江注》(“渐”通“浙”)，“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一吴”即秦朝就设立的会稽郡，郡因今绍兴市南部的会稽山得名。由于郡治在吴县(今苏州城区)，汉初别称又叫“吴郡”，如“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汉书•高帝纪》)从此，“吴”“会”关系如同春秋的“吴”“越”一样，为可同义替换的地理名词，如《滕王阁序》“目吴会于云间”。4、西汉会稽郡(吴郡)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浙江以西置吴郡，治所在吴县;会稽郡治所移至山阴县(今绍兴城区)。东吴宝鼎元年(266年)，分吴郡之阳羡、永安、余杭、临水，丹杨郡之故鄣、安吉、原乡、于潜、乌程九县置吴兴郡，治乌程县(今湖州城区)。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郡也越来越多，此时的会稽郡辖地也大为缩小，基本只剩宁绍平原一带。可见，东吴以来的“三吴”基本为后世江南的核心区域，即地理上的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5、东汉会稽郡、吴郡6、西晋会稽郡、吴郡、吴兴郡7、唐宋：独占江南美名的两浙明确的“江南”概念是从唐代“江南道”开始。贞观元年(627年)二月，唐太宗按照天下山川形势，分为十个“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故每道各辖若干州。江南道范围极广，治所在苏州，辖境包含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湖北、贵州长江以南之地。之后江东、江左等词汇也逐渐不再为人所使用，取而代之的是范围更大的江南。唐太宗的道实在是太大，于是他的曾孙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在贞观十道的基础上，重新将全国进一步拆分为两直属区京畿、都畿及十三道。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之势已成，开元十五道名存实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 江南东道又析为浙西、浙东(浙东与浙西时有分合，合称两浙)、宣款、福建四道。虽然“浙”和“浙江”作为政区名很晚出现，但在民间很早就作为地名使用了。东吴、西晋时期的名将周处，为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他的《风土记》记载了家乡的风俗：“浙江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这里的浙江显然等同于后来的两浙。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 成为湖南、江西两省名称的起源。上述诸道，只有江南西道还保留“江南”之名;但中唐以来，“江南”美名却逐渐被两浙所独占。文人墨客诗词中的“江南”基本上指的是两浙。“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江南忆，其次忆吴宫”，这是白居易回忆浙西苏杭二州任职时的诗词。北宋词人王观在越州(绍兴)送别回家乡明州(宁波)的好友鲍浩然，写了首至今流传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名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指的是浙东明州的春景。这说明，在外人(王观是淮东泰州如皋人)眼中，“江南”已经是两浙的同义词了。而江南西道的后身江南西路和宣款道的后身江南东路，就没有这个待遇了。8、北宋两浙路古代的美名，往往是经济带来的，经济发达，才有话语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说：“苏州唐以前不盛。”此语正面理解是：在唐代以前，以苏州为中心的两浙并不比全国的其他地区更发达更富庶，而从另一角度理解，即为自唐代开始，两浙则成为了中国最为经济繁荣发达的地区。盛唐以来，北方战乱严重，而两浙地区没怎么受到战争的影响;后来的吴越国还坚守保境安民的国策，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杭州的发展就符合这一历史的进程，作为江南经济发展的典型，它从浙西和浙东的交界小州，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柳永为其写出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豪言。南宋陆游说：“朝廷在故都(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这说明北宋的税收已经主要依靠东南地区，全国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江南。“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也从南宋时期开始流传。从此，两浙地区有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美名。两浙这一地名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吴”“浙”与“三吴”“两浙”也成了同义名词。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在乌镇官人桥西设立的“督捕同知署”，又称“江浙分府(署)”，衙门两侧楹联即为“屏藩两浙，控制三吴”。“吴浙”这一名词也不能好事占尽，设立江浙分府的目的就是为了抓捕太湖流域的湖匪，当时“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吴，而逃庇于浙”，这便是“吴盗浙窝”典故的由来。唐宋两浙政区对方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方言是语言发展在地域上的反映，它的分布，也大致可以看出旧政区的边界。除镇江因扬州移民演变成江淮方言外，两浙的方言基本为统一的“吴越语”，简称“吴语”(徽语往往被当成吴语的次方言，是否为独立片区，学界至今无定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设立江浙行省，辖区大致是南宋的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和福建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以南京应天府和老家凤阳府为核心，打造了一个州府直接向中书省负责的政区(后因胡惟庸案废置中书省，改为直属六部)——京师，俗称“直隶”。这个政区囊括了宋代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两浙西路，跨越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横跨江浙、江淮、中原三个方言区，是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的前身。后来，朱元璋自己也觉得京师着实大得离谱，浙江又小得可怜，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将浙西的湖州、嘉兴两府还属浙江省。但这么一来，他把传统政区给搞坏了，原属于浙西的润州、常州、苏州等地从此彻底脱离了浙江。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燕京，改京师为南京，相应地，俗称由“直隶”变成了“南直隶”。9、明南京(南直隶)、浙江南直隶的设立，使原本比较清晰的江南概念又糊涂了起来。《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载：“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俞本奏：江南、浙西带地广民稠，税粮浩繁， 国用所资……是以永乐中特命大臣于苏、松、嘉、湖、杭、常六府治水劝农，催督粮税。近年亦命侍郎巡抚：苏、松、常则周忱，嘉、湖、杭则王瀹。二人各守方， 民情不能相通，水利不能兼济。”这里的江南仅指苏、松、常三府，杭、嘉、湖则属浙西。江南和浙西变成了对立的关系。明朝对“江南”概念的混乱远不止于此。明末长洲县人卢泾才《上史大司马东南权议四策》提出：“联苏、松、常、镇并浙之嘉、湖、杭、严八府，属一督抚，以保江南腹心……然其腹心，则在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这里，浙西又成了江南。福建长乐人谢肇淛所认为江南则是这样的：“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甚。”转了一圈，“江南”概念比先秦还南了。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平定江南诏》载：“江南要地如广德、衢州、赣州、九江等处，或控引上流，或扼处形胜，应设镇守官员及水陆兵马。”这里的江南至少包括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等明朝省级政区。不过，江南概念的混乱日子也在当月到头了。是月，清廷改明南京为江南省，设江南省承宣布政使司，驻地为由应天府改名的江宁府。由于以“江南”为名的省级政区的出现，清人更多从政区名角度来理解“江南”的范围。这个滑稽的江南省八成以上领地在长江以北，出现了“江南扬州”“江南徐州”等莫名其妙的政区名词。既然江南省的很大一部分在黄河以北，叫“河北”不也一样?荒唐故事还没完。1649年，清廷设立两江总督，总管江南和江西两省的军民政务。江西得名来源于“江南西”道，如今却和“江南”成了并列关系。10、清两江总督辖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从江宁府迁往安庆府。巡抚也逐步取代了布政使成为一省之长，江苏、安徽实质上实现分省。但在官方书面文件上，江南才是正式的政区名，江宁布政使司和江苏布政使司的全名，分别为“江南江淮扬徐海通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和“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江南省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主要职官分布图江苏泰兴一块清嘉庆八年的石碑仍有“江南扬州府泰州”字样咸丰四年正面盖“江南江淮扬徐海通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的户部拾两官票由于江南省督抚分治，江苏巡抚和江苏布政使驻苏州府，称苏州府为“江苏省城”或“苏州省城”;两江总督和江苏布政使驻江宁府，称江宁府为“江南省城”或“江宁省城”。但是，从地图上看，这个“江南省城”管的地域基本在长江以北，真可谓名不副实。“江南”省名甚至一直使用到北洋政府时期，当时成书的《清史稿•李卫传》载：“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这个“江南”铜山人还把《李卫当官》的编剧给坑了。剧中一众贪官要把冒充钦差的小伙子李卫给找出来，这小伙的特征是“江南口音”。清代，铜山县属黄河以北的徐州府，那里分明是中原官话区。江苏方言图 黄色中原官话，绿色江淮官话，粉色吴语近代开埠以来，上海逐步发展成了江南第一大城市。伴随着城市的扩大，临近地区大量移民涌入上海。民间常用方言来区别移民族群，浙东的宁绍和苏南的苏常被称作“江南人”，方言为“江南话”;与此相对的，扬州为代表的淮语区移民被称作“江北人”，方言为“江北话”。民间层面上，江南的概念又基本等同于唐宋时期的两浙了。吴语又有了“江南话”的俗称。作为吴语区最大的城市，上海的文化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从上世纪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始，“江南话”有时又特指上海话。所以，现在的江南地区它是长三角地区，而古代的江南一直在变化，如在秦朝指的是湖南省和湖北南部、江西部分地区，但那时的江南并不知名，直到唐代才慢慢兴盛起来，唐代的江南指更多的是两浙地区，是我们现代认识当中的江南，也是诗词当中的江南。
古代升堂时“惊堂木”有什么作用？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诞生了许多被赋予意义的物件，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古代升堂时，“惊堂木”有什么作用？想不到一块小小的惊堂木中还有这样的学问！惊堂木是一块长方形的硬木，因其一响之下，满堂皆惊，具有严肃法堂、壮官威、震慑受审者的作用，故而得名。除此之外，又有醒木、气拍，或界方、抚尺等称谓。比如《平妖传》第十五回中，就有“瞿瞎子当下打扫喉咙，将气拍向桌上一拍”的记述;而人教版语文课本《口技》中，“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一句，更为读书人熟悉。根据历史记载，惊堂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使用。它的选材相当讲究，以结实耐用为本，多为质地坚硬，纹理细腻的檀木、酸枝、黄花梨、鸡翅木、黄杨木等名贵木材。此外，古人对其外形也有限制，如《国语•越语》：“惊堂木，长六寸，阔五寸，厚二寸又八”;明代永乐年间则规定，惊堂木净重应为“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两斤代表南北两京，十三两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五钱四分则代表五湖四海，寓意深刻。现代影视作品中，不管是什么历史背景，所用惊堂木大多都有一些精美的龙纹。其实，唐代之前，“惊堂木”并无图案，只是为方便起见，将其顶面做成弧形而已。唐太宗时期(公元627年—650年)，开始有人为了美观，在惊堂木上雕刻动物图案，有龙，有虎，有狮，不一而足。武后(武则天)永昌年间(公元689年)，朝廷把惊堂木图案规定为龙形，取龙乃皇权之象征意。宋代为卧龙，龙、龙纹大都是3爪或者4爪，张牙舞爪;元代刻三爪或四爪龙形，嘴尖头大，颈细身肥;明代龙形略有变化，嘴凸头大，颈粗身肥，刻有五爪，且头上有角。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又将惊堂木上的龙形加以统一修改，使之嘴缩身瘦，看起来就像一条小蛇。惊堂木的选料极为讲究，以结实耐用为本，多为质地坚硬，纹理细腻的高档红木，如檀木、酸枝、黄花梨、鸡翅木、黄杨木等，敲击桌案时声音响亮。但北方也有用桑、枣、黑槐木制作惊堂木的。惊堂木的重量也有一定之规，净重应该是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两斤代表南北两京，十三两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五钱四分则代表五湖四海。照这些寓意来看，惊堂木重量的定规应该是在明朝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只有那是的行政区划才符合醒木定规的寓意。“惊堂木”经历代制度的沿革与演变，从开始只是官员才能使用，后来流传到民间，成为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下至“三教九流”的艺人，皆沿袭使用的物事。只是由于使用人身份不同，“惊堂木”大小不同，名称亦随之各异。有民间流传的一首《惊堂木》诗，其诗曰：君称龙胆凤翥妃，文握惊堂武虎威;戒规振坛僧道津，唤醒压方紧相随。诗意是说，皇帝使用的“惊堂木”称“龙胆”，又称“震山河”，其意是天子一拍，四海皆闻，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后使用的“惊堂木”称“凤翥”，又称“凤霞”，以显示高贵;丞相使用的“惊堂木”称“运筹”，亦称“佐朝纲”，以显示其宰辅重任身份;将帅使用的“惊堂木”称“虎威”，又称“惊虎胆”，用以壮军威;御史、知府、县令等文官使用的“惊堂木”称“惊堂”，以助声势，严肃气氛;和尚、道士使用的“惊堂木”称“振坛”、“驱邪”、“戒规”、“醒木”、“令牌”，都用以醒神;私塾先生用的“惊堂木”称“醒误”，亦称“呼尺”或“戒尺”，和以维持课堂纪律;当铺用的“惊堂木”称为“唤出”;中药铺、医生使用的“惊堂木”称为“慎沉”，又称“审慎”;客栈柜房使用的“惊堂木”称“镇静”;说书艺人使用的“惊堂木”称“醒目”，又称“过板石”、“拎儿”、“止语”等等，开篇前一拍，是在告诉听众保持安静，说书马上就要开篇了。因而在我国的历史上，又有一句俗语，道：“天下惊堂木八分，上至君王下至臣。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传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僧家一块说佛法，道家一块劝玄门。一块落在江湖手，流落八方劝世人。”这句俗语所概括的，就是这天下间有名的八块惊堂木。一直到民国的时候，法官在判案的时候还一直在使用惊堂木，甚至一直沿用到现在，只不过是将惊堂木改成了法槌，用它来维护法院判案时的秩序，严格的控制审判的节奏。法槌虽然是由古代的惊堂木演变过来的，可是它们两个之间又有本质的区别：古代的惊堂木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逼迫罪犯说实话，而现代的法槌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公民的利益。时代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可是古代的一些制度还在被后世沿用，赋予了它们与时俱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