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肘后备急方》：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
《肘后备急方》是古代汉医方剂著作，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也是中医治疗学专著。全书共8卷70篇，为东晋时期葛洪著。原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系作者将其原著《玉函方》（共100卷），摘录其中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验方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经梁代陶弘景增补录方101首，改名《补阙肘后百一方》。该书主要记述各种急性病症或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药、针灸、外治等法，并略记个别病的病因、症状等。书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都属于首创，尤其是倡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 《肘后备急方》中收载了多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到了肠结核、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书中还记载了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的方法，虽然该方法没有作用，但是原理上还有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另外，对于流行病、传染病，书中更是提出了“疠气”的概念，认为这绝不是所谓的鬼神作祟，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来讲，也是十分有见地的。书中对于恙虫病、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病的描述，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出现时间最早，叙述最准确的。
卢循起义：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农民起义
卢循起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是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晋斗争。此次起义前后历时十一年半，沉重打击了东晋封建王朝，但由于作战指导上优柔寡断，几次错过有利战机，失去主动，终于导致全军覆没。 义熙六年（410），刘裕北伐南燕慕容超，据广州的卢循在其姐夫徐道覆的建议和支持下，乘机北伐东晋。二月，北伐军兵分两路杀向北方。一路由卢循率领越过五岭，直指江陵，在长沙击败荆州刺史刘道规。另一路由徐道覆率领直下庐陵（今江西吉水北）、豫章（今江西南昌），大败官军，杀死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何无忌。五月，卢循、徐道覆兵合一处，在桑落洲（江西九江东北长江中）大败晋卫将军、豫州刺史刘毅。卢循连败何无忌、刘道规、刘毅后，东晋朝廷赶紧召回北伐的刘裕。而此时卢循和徐道覆动在进军趋向上发生争执，这给刘裕一个难得的喘息休整机会。刘裕乘机大募士卒，修补城池，从全国各地调集人马，入保建康。从五月到七月，卢循的北伐军陈兵建康城下，无所作为，不仅丧失有利战机，而且还大大削弱了军队战斗力。最后，不得不撤退，退守寻阳。十月，徐道覆率水军3万进攻江陵，在破冢为刘道规所败，损失万余人。十二月，卢循又与晋军在大雷、左里等地大战，均失利，只得退守广州。义熙七年二月，刘裕派兵击杀徐道覆。三月，卢循攻番禺不下，转往交州，又为交州刺史杜慧度所败，投水自杀。
《南方草木状》：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志
在今人的印象中，古代中国的各种学科都很发达，数学、史学、文学、绘画、音乐、建筑乃至科学，都有诸多名著存世，但印象中植物学方面似乎没有什么著作有所耳闻。今天就来介绍一部世界现存最早的地方植物志——《南方草木状》。 《南方草木状》是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嵇含著。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它的渊源比较古，内容丰富、详实。它主要记载我国广东番禺、南海、合浦、林邑等地的植物。它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南方植物的著作，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地方植物志。 这部书共分三卷：卷上叙述草类，有甘蕉、耶悉茗、茉莉花、豆蔻花、鹤草、水莲、菖蒲、留求子等二十九种；卷中叙述木类，有榕、枫香、益智子、桂、桄榔、水松等二十八种；卷下叙述果类和竹类，果类有荔枝、椰、橘、柑等十七种，竹类有云丘竹、石林竹、思摩竹等六种。全书共记述植物八十种。其中大多数是亚热带植物。虽然所记述的植物种类和种类繁多的南方植物相比还差得很远，但所记载的植物如茉莉花、诸蔗、龙眼、椰树等，都反映出了南方植物的特色。所记录的各种植物，除少数名称无法考订外，大多数都和现在所知的植物相符①。这说明当时人们对植物的观察和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南方草木状》依据植物的生物学特性，描述了它们的形态、生活环境、用途和产地等，文字相当生动简练。例如书中说：“榕树，南海桂林多植之，叶如木麻，实如冬青。树干拳曲，是不可以为器也。其本棱理而深，是不可以为材也。烧之无焰，是不可以为薪也。……枝条既繁，叶又茂细。软条（指气根——引者）如藤，垂下渐渐及地，藤梢入土，便生根节。或一大株，有根四五处，而横枝及邻树，即连理。” 《南方草木状》首次记载了我国劳动人民利用益虫防除害虫的生物防除法。书中介绍：当时广东一带栽培的柑橘有很多害虫，种柑橘的人普遍知道用一种蚂蚁（惊蚁）来防除。这种蚂蚁能在树上营巢，专吃柑橘树上的害虫。因此经常有人从野外捉这种蚂蚁来卖给管理果园的人，作为一种职业。利用天敌防除害虫的思想，在西方最早见于1877年在德国哈提的著作，首先应用的是德国博吉陶和1889年美国里莱。而我国早有这种思想，应用也远在哈提和博吉陶之前。 从《南方草木状》还可以看出，我国早在三国时期吴国永安年间（公元258年到264年）已开始出现实物绘图。书中“水蕉”条说：“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黄。吴永安中，孙休尝遣使取二花，终不可致，但图画以进。”看来当时的植物图已能真实地反映植物的性状。但后来的各种版本如《百川学海》、《汉魏丛书》、《格致丛书》、《龙威秘书》等都没有附图，当是传抄中已经失落。195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加入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珍藏的图六十幅，为鉴定植物学名提供了依据。 这部书对中国古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宋代以后，曾被许多花谱、地志所征引，特别是后世本草学著作引用更多。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在他的名著《本草纲目》一书中描述到南方植物时，有不少是以《南方草木状》的记载作为注释的。这部书还传播到国外，如德国植物学家毕施奈德（1833－1901）在他所著《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①中认为《南方草木状》是中国最早的植物学著作，是解决植物学若干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
晋朝史学和哲学成就
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那么晋朝在史学和哲学方面有哪些成就？ 1、晋朝史学成就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釐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2、哲学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间（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在这个最高最大的自然里，日月星是有，太空是无，所以说，“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意谓有“无”才会有“有”，有“有”才会有“无”。有和无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体称之为自然，它的法则称之为道。先有自然后有道，这个道对人所生存的天地说来，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学说属于唯物论范畴。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兰亭集序》：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不仅文章朴素，富有表现力，且在书法艺术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历来为人所称颂。 《兰亭集序》描绘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作者时喜时悲，喜极而悲，文章也随其感情的变化由平静而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美，所以《兰亭集序》才成为名篇佳作。这篇序言疏朗简净而韵味深长，突出地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琅琅上口。是古代骈文的精品。《兰亭集序》在骈文的几个方面都有所长。在句法上，对仗整齐，句意排比，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无斧凿之痕，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属于议论部分的文字也非常简沽，富有表现力，在用典上也只用“齐彭殇”和“修楔事”这样浅显易储的典故，这样朴素的行文与东晋对代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 《兰亭集序》的更大成就在于它的书法艺术。通篇气息淡和空灵、潇洒自然；用笔遒媚飘逸；手法既平和又奇崛，大小参差 ，既有精心安排艺术匠心，又没有做作雕琢的痕迹，自然天成。其中，凡是相同的字， 写法各不相同，如“之”、“以”、“为”等字，各有变化，特别是“之”字，达到了艺术上多样与统一的效果。其文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苏轼《寒食帖》并称三大行书书法帖。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兰亭集序》对中国书法的最大影响是确立了中国书法艺术审美的最高标准，即气韵中和雅正，散淡简远；技法穷微测妙，推移无穷，堪称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
王与马共天下：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
“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效，甚至还有过之，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进入极盛时期。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王导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王氏兄弟权倾内外，司马睿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称王导为“仲父”。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王导每次上朝，晋元帝都要起立相迎。所以"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有着实际的历史含意，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 可以说，永嘉南渡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
《三都赋》：一手造就洛阳纸贵的名篇
古人写下的名篇，是时人夸赞的宝贝，也是流传后世的经典。左思写的《三都赋》，就是这么一篇佳作。 《三都赋》，是晋朝时期左思的作品。分别是《吴都赋》，《魏都赋》，《蜀都赋》。历时十年所作，一时被传为经典。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这些赋实际上不只是写三个都城，而是写魏、蜀、吴三个国家的概况。左思早年曾写成《齐都赋》，全文早佚，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一年后又欲赋三都。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是因为当时人们竞相抄写《三都赋》的内容，而造成纸张供不应求，纸价上涨的情形。陆机原本打算写《三都赋》，听说左思也在写《三都赋》，很不以为然。但是当左思历时十年，将《三都赋》写成的时候，陆机看完便将自已的写的手稿烧掉，于是有“洛阳纸贵”、“陆机辍笔”的典故。 皇甫谧看过《三都赋》以后，予以高度评价，为这篇文章写了序言。今人 傅璇琮考证,《三都赋》成于太康元年（280年）灭吴之前。 姜亮夫认为《三都赋》作于291年。 白居易《和酬郑侍御东阳春闷见寄》：“一缄疏入掩 谷永，三都赋成排左思。” 王鸣盛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 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文选·三都赋》 李善注引 臧荣绪《晋书》一段文字，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
晋朝的书法水平为何受到历代推崇
晋朝的书法水平受到推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蔡伦造纸术推广在晋朝广泛普及到民间，书写成为普遍需求。晋朝司马氏皇族又有书法传统，在张彦远《法书要录》中记载曹魏五名杰出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占两席，被赞有“雄神”气势，开始具有艺术品流。晋朝还能开创书博士，继承前朝钟胡正字，普及文字书法的基础教育。正是有对钟繇、胡昭规范字书写的继承，才会有晋朝书法水平进一步提升，并上升为艺术层级。晋武帝本人不仅组织创立书博士普及书法教育，同时也是杰出的书法家，尤其精通草书，被苏轼评价与唐太宗书法相仿，有英伟气息；米芾也称赞其草书有太古风范超凡水平，临摹《大水贴》收入岳珂的《宝真斋法书赞》；张谦德评价晋武帝《我师贴》是帝王书法之冠。晋武帝的弟弟司马攸的书法也很有名，王僧虔记载晋朝洛阳士大夫都以司马攸的书法为楷法。晋朝由上到下普遍都重视书法，这也为晋朝书法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在张彦远《法书要录》中记载的历朝著名书法家中，晋朝有六十三人，数量最多，卫恒发表了著名的《四体书势》等专门研究书法的理论。晋朝南渡后的书法水平仍有所发展，不仅继承山涛、索靖、刘琨、蔡克等名家，还产生了新的一批书法家，其中书法世家有王氏、谢氏、庾氏、郗氏、刘氏、范氏、张氏、孔氏等都产生很多书法名家，和宗室书法名家共同提升了晋朝的书法水平。晋朝王羲之的行书影响深远，后世评价其为书圣，与儿子王献之在书法界并称二王，现存最著名的书法文物多是晋墨，有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父子的《雪晴贴》、《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索靖的《出师颂》等。晋人对书法的发展还体现在不断追求提高书法技艺，不是把书法仅作为交往工具，众多的士大夫交往间，相互以书法为竞争内容，也促进了不断提高整体书法水平。 晋朝不仅有很多皇族书法家、世族书法家，还有杰出的女性书法家，最著名的有卫铄卫夫人、才女谢道韫等，在晋朝形成了非常浓厚的书法学术气氛，极大提高了中国的书法水平。晋朝的书法水平在唐朝得到继承和发展，唐太宗本人就非常推崇晋墨，在草书上接近晋武帝，苏轼评价：“晋武帝书，甚有英伟气，乃知唐太宗书时似有之。”在行书上又模仿王羲之，得晋人书法精髓。唐宋书法的发展都是在晋朝书法的基础上，历代对晋朝书法的评价都很高。晋朝书法艺术有长久的影响力也体现在其书法表现了晋朝自由浪漫的社会风尚，晋人崇尚自然、自由的思想气质也流露在晋朝的书法作品中，这对士大夫具有很强吸引力。晋朝书法就不仅具有艺术性，更有思想性和文化性。
《脉经》：首开脉象鉴别先河的著作
中医历史上的名著有很多，名医大家也是浩如星海，但是呈现的多是相对集中的态势，像汉朝唐朝的佳作比例就比较高，晋朝虽然国运不长，但也有一本重要的医学著作问世，是为《脉经》。 《脉经》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先取《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等有关论述分门别类，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全书共十卷。卷一论三部九候，寸口脉及二十四脉；卷二、三则以脉合脏腑经络，举其阴阳之虚实，形证之异同，作为治疗依据；卷四诀四时、百病死生之分，并论脉法；卷五述仲景、扁鹊脉法；卷六列述诸经病证；卷七-九讨论脉证治疗，其中卷七以伤寒、热病为主，卷八为杂病，卷九为妇产科、小儿病证；卷十论奇经八脉及右侧上下肢诸脉。原有“手检图三十一部”，今已亡佚。本书的最大贡献有二。其一：首次将脉象归纳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二十四种，并对每种脉象均作了具体描述。其二：本书将晋以前的诊脉方法、脉象所反映的病理变化以及脉诊的临床意义等许多重要文献资料均收集保存下来。 《脉经》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西藏，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13世纪～14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学，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此书的贡献颇多，主要有：1、确立脉象指下标准 《脉经》第一次系统论述各种脉象，总结归纳脉象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24种，并准确描述了各种脉象的不同指下感觉。如谓：“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脉经》后历代中医著述对脉象的描述，均未离开《脉经》的基本概念。 2、奠定脉名种类基础 《脉经》对古代医学文献散载的30余种脉名进行整理，归纳为24种脉象名称，从而奠定了脉名种类的基础，成为历代脉书中脉名及其分类的基本准则。3、首开脉象鉴别先河 《脉经》在提出24脉象后，紧接着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提醒医生要注意脉象的区别对照，对后世医家对脉象的鉴别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4、确立三部脉法和脏腑分候定位 《脉经》在《难经》基础上，将寸尺二部脉法发展为寸、关、尺三部脉法；把《内经》遍身诊脉法之三部加以发挥，解释为掌后脉口寸关尺三部，并以寸关尺三部各有天地人三候，合为九候。这是最早的寸口三部九候提法，并提出寸关尺三部左手依次候心小肠、肝胆、肾膀胱，右手依次候肺大肠、脾胃、肾膀胱的脏腑分配观点，从而使独取寸口脉法在理论与方法上趋于完善，推进了这种简便易行的诊脉法的临床普遍应用。《脉经》的脏腑定位，历代除大小肠、三焦脉位略有歧议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医脉学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5、总结脉象临床意义 《脉经》对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也作了大量论述：一是对脉象主病进行原则概括，如“迟则为寒”，“洪则为热”；二是结合脉、证、病机、治疗进行综合总结，如“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虚血去故也。宜服竹皮汤、黄芪汤，灸膻中”等等。这类论述对脉象临床意义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反映出当时的脉象病理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同时一直对临床有重要参考价值。
《搜神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志怪小说
《搜神记》是一部志怪小说，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四百多篇，开创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搜神记》原本已散，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20卷，共有大小故事454个。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一部分属于民间传说。故事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搜神记》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传奇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神话戏《天仙配》及后世的许多小说、戏曲，都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 《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有神仙术士的变幻，有精灵物怪的神异，有妖祥卜梦的感应，还有人神、人鬼的交通恋爱，等等。其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人们喜爱。神话，如卷十四的“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历史传说，如卷十一“干将莫邪”讲述的复仇故事；卷十六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民间故事，如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韩凭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也是如此。这些故事是《搜神记》的精华所在，历代长传而不衰。1、《搜神记》的特色 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应该体现在《搜神记》上。它与地理博物作品不同，以辑录鬼怪神仙故事为主，也包括一些琐闻杂记，是直承《穆天子传》及《山海经》影响而出现的。它的作者是东晋初年著名史学家干宝。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人。出身世家，少即勤学，博览群书，着《晋纪》二十卷，时称良史。据《晋书》本传载，他作《搜神记》是有感于父亲之婢和兄长死而复生的神异经历。遂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而成的。一方面"考先志于载籍"，另一方面"收遗逸于当时"，涉猎颇广，历数十年而成。原书为三十卷，唐宋时尤存，大概在宋元之际佚失。今本为二十卷，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的。 《搜神记》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语言也雅致清峻、曲尽幽情，确是"直而能婉"的典范。其艺术成就在两晋志怪中独占鳌头，对后世影响极大。它不但成为了后世志怪小说的模物，又是后人取材之渊薮，传奇、话本、戏曲、通俗小说每每从中选材；至于其中故事被用为典故者，更是不可胜计。《搜神记》的续作、仿作很多，最著名的当推署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十卷。这部书是否真为著名的大诗人陶渊明所作，尚难以确定。该书除少数故事与《搜神记》、《灵鬼志》等书相重外，绝大部分采自当时的民间传闻。书中多爱讲神仙故事，其中不乏佳篇，如卷五的海螺女故事和"阿香推雷车"故事等，都十分优美，历代传诵，广为引用。但也得承认，在艺术方面，尚处于小说发展的初期阶段，一般是粗陈故事的梗概。 2、《搜神记》的影响 六朝“志怪”远承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近继先秦两汉史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中的神鬼妖异故事，下开唐代传奇和宋代评话中“烟粉灵怪”故事的先河，一直深远地影响到元、明、清三代的小说和戏剧文学，而明清的笔记小说则可以说是六朝志怪的嫡传。六朝“志怪在我国文学史土，特别是在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搜神记》则是现存“志怪”小说中价值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是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六朝志怪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对我们充分认识六朝“志怪”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历史地位无疑是有帮助的。 前代神怪作品的创造性继承者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志怪小说，特别是《搜神记》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辉，首先在于它对前代的神怪作品有着创造性的继承。马克思指出“古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我们也可以这样评价中国的神话。《搜神记》正是在中国神话和前代其它神怪故事的沃土上生长出来的一株奇葩。‘已对前代神话鬼怪传说故事的继承乃是一种创造性继承。 首先，从《搜神记》中故事的来源来看，既有对前代作品内容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造。 该书中著录的汉代故事就不下百条，且有文献可查的不少于几十则。如《董永》第则②引自刘向的《孝子传》，《东海孝妇》引自刘向的《说苑?贵德》，又如《阴子方》、《张助》、《张汉直》《到伯夷》等等，卿裤见东汉应确的《代俗通义》一方面《搜神记》有对前代神怪传说的转录保存之功，另一方面又有它自己在题材内容上的更广泛的开拓。魏晋前的神怪作品就其总体而言，反映的生活面是广泛的、主题也是多样的但就具体的某一作品看，表现的题材或思想内容却有明显的局限性。就拿现存保留古代神话最多的《山海经》来说，书中有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概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分之三类一是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故事，如《海外北经》中钟山之神“烛阴“又称“烛龙””的传说，《大荒西经》中关于女娲的传说。二是战胜灾害的英雄故事，如《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等。三是反映部落间的战争，如《大荒北经》中黄帝与蚩尤之战，《海外西经》中刑天与帝争神座等。 《搜神记》除有上述类型的内容外，还有许多更按近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吝。如有反映和歌颂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作品。《盘瓠》中描写的“无关嬬、符传、租税之赋”的理想世界。有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本质，歌颂反抗者的优秀品质的作品，如《韩凭妻》、《三王墓》。有揭露贪官、昏官的、如《蒋山祠》，也有欲烦清官的，如《小黄令》、《软辅》。有反映封建社会中男女婚姻问题的，如《王道平》、《河间郡男女》。此外还有各种异怪的描写。这些大多是作者采撷传说写成的。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神话的许多因素，万物有灵的精灵论，无所不能的法术、人鬼杂糅的野性世界，宇宙万物人化思想，小说中塑造了不少死后再生、永恒仙乡、魔法幻化等事件情景。而且，《搜神记》中也开始出现写社会人物的作品，如《天竺胡人》、《李寄》、《管辂》、《郭璞》、《钟琳》等。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搜神记》一书较之前代的神话、神怪故事，在题材上既有明显的继承、也有较大的开拓和发展。 其次，从艺术上来看，《搜神记》继承了前代神话中强烈的夸张、丰富的想象和神奇的幻想等浪漫主义手法。 如《千日酒》中写刘玄石到狄希那里要酒喝，狄希的酒还没有发酵酿好。玄石要了还没有酿熟的酒喝了，他到家就一眠千日，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埋葬了他。三年后，狄希去访刘玄石，令其家人去掘坟墓，只见“冢下汗气彻天”，破棺后，掘墓人被刘玄石的酒气冲入鼻中，竟然也都各醉睡了三个月。书中还记叙有“长五丈，足履六尺”的大人，也有身高仅一尺乃至数寸的小人。再从作品的形制篇幅上看，前代特别是上古神话，比较简单、零散，首尾完整的故事很少。《搜神记》在这力面的突破也是明显的。《搜神记》中出现了许多叙事婉转、文学性很强的作品，如《华山使》，故事情节虽然不及唐传奇中《柳毅传书》的情节那么曲折动人，但也写出了郑容路经华阴，受华山使托书，传书的经过，传书的结局等等。又如《宋大贤》，先用概括描写的方式写出宋大贤的性质“以正道自处”，然后写他夜宿南阳西郊亭与妖精鬼怪的斗争，作品中有声有色地描写了他与鬼魅斗争的三个回合。这些故事中矛盾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大体具备，表现出了较为完整的艺术构思。 可见《搜神记》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上对前代神怪传说都显示出有着继承，更有着创造性的发展。
魏晋时期的宽衣博带之风
魏晋时期政治险恶、社会动荡，然而魏晋风度却是今天人们乐意探讨的话题。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气度，就连他们所着服饰也以宽衣博带为主要特色。这是为何呢？ 魏晋时期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残杀，北方游牧人如洪水一般从高原横冲直下，同中原汉人争夺生存空间。从汉到三国鼎立到司马晋代魏，政权不断嬗递，王朝频繁更替。这样的社会现实，加剧了魏晋士人内心的幻灭感，滋生出人生无常的观念，传统的人生价值观，由神圣变为虚伪可笑，过去敬仰、崇拜的东西顿时灰飞烟灭，昔日风流皆作幻梦一场一切都给人以虚无的感觉。梦醒过后依然如故，只有自我、只有潇洒活着才是真实的。因而，人们无限地珍爱自身的生命本体，生活放荡，愈气豪迈，尽情地追求物质享受与声色之欢。在有限的岁月中获得逍遥超脱的生活乐趣，摆脱人生苦闷与孤独。于是上流社会的男子为主形成了热衷自身修容美饰的新潮流，这种热衷与追求，淡漠了《周礼》的服饰威仪与等级，消解了孔子的服饰伦理情感，而是从美化人体自身，从对自身生命的珍爱与欣赏的角度出发的。时代的氛围也在此中积淀。于是王公贵族、士人??自上而下的，一个乔装打扮低眉顾影的男子服饰新潮迅速形成。虽然《礼记》上明确指出：“男女不通衣”，但是在新时代风潮中，也许因为贵族女装别具一格的缘故，所以儒家教义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出现了贵族男子着女装的现象。这也是热衷自身修容美饰的一大表现。 然而这股对容貌、服饰过分刻意追求的潮流渐渐引发了另一种思潮的产生，一批不甘溶入浊流的哲人、诗人们一方面不满甚至不屑于这种具体琐屑的世俗装扮，他们也主张珍惜生命，欣赏人类自我，但他们寻求的是精神自由，追求的是一种超然的境界。他们一反世俗的精雕细琢，提倡粗服乱头、宽衣博带，以叛逆的姿态奏响了中国服饰反文化的交响曲。当时上自三公名士，下至黎庶百姓，均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袒胸露腹为尚，整个社会在服制礼仪上显得不那么泥古拘束了。这种服饰境界，凝聚着他们既开放又孤独，既浪漫又压抑的心灵结构。如当时的竹林七贤，其深沉讥世、放荡不羁的形质大多借助于袒露上身或宽衫大袖的着衣方式来表现。阮籍宽袍大袖，以旷放任诞、蔑视礼法而著名，这同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谨慎适成对照。嵇康于众目睽睽之下坦然裸态或者宽衣大袖，不修边幅，笃信神仙，研养生之术。刘伶解衣而饮，以屋室为衣裤与客人抗辩。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自己穷无以晾，便以竹竿将大裤头高悬院中以互相映衬。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魏晋的服饰从何晏、曹植时代的华服严妆发展到阮籍、嵇康时代的粗服乱头、宽袍大袖，二者看似矛盾，其实都是对服饰境界过分重视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后者宽衣大袖、飘若游云的风格打破了衣服的束缚与匠气，与古希腊的服饰异曲同工遥相呼应。这些人在服饰美的追求上有一种不谋而合的高逸时尚。 粗服乱头、宽衣博带的浪漫超脱、不拘礼法的服饰风度是魏晋服饰的主流。魏晋时期文人穿着方式的改变源于对本身的存在价值的慨叹、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索，而玄学引导了魏晋的思想。以表达自我为主要目的，对传统的礼法服饰非常蔑视。对精神的放达、容貌的俊美和神采的飘逸的追求反映在服装上首先是款式的“松”。而魏晋时期的男装则飘逸洒脱。造成魏晋宽衣博带服饰风格的原因是多元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动荡的社会环境对晋人思想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几百年间政权林立，国家分裂，长期陷于动荡离乱之中。由于战争不断，豪门世家、士族之间相互争斗，给士人们带来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于是，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主导了整个社会，士人们极力地放纵，侈靡享乐，却又弥漫着对死亡的恐惧与对人生短促的感慨。由于这两种矛盾的冲突，使得当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形成了种种异端思想，冲破了汉朝以来高度集权政治下的儒家大一统思想，老庄的无为思想抬头，政治经济虽然混乱，但在精神上却是极为热情解放的年代，社会思潮空前的活跃。这时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文人雅士纷纷毁弃礼法，行为放旷。玄学在士人们之间成为了一种时尚，强调返璞归真，一任自然。对人的评价不仅仅限于道德品质，而纷纷转向对人的外貌服饰，精神气质的评价，他们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现出高妙的内在人格，从而达到内外完美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即著名的魏晋风度。表现在服饰上就产生了粗服乱头、宽衣博带的风潮。2、玄学与自然理想的影响 因为读书不能立功有为，所以玄学、佛学、道学便成为魏晋士人的共鸣之音。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崇尚对个体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兴盛，体现出动乱时代士人们对个人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学与佛学兴盛的土壤。道教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那里充分吸取思想资料；在神仙世界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 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来源；在道教上，道学家们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追求归本返朴、归根复命的养气健身术，倡导以长寿去病为宗旨的“房中术”，研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全力关注“人如何不死”的问题。这一思想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二学（佛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这种格局致使魏晋士人尚虚无超脱，重旷远放达。而粗服乱头、宽衣博带正是表现出这样一种玄远、高逸的气质。3、对前朝服饰的集成和对异族文化的抵制 一方面是因为宽大的裙裾式服装历来是汉族衣装的主流，大体上承袭了秦汉遗俗，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是少数民族政权，在北方异族占领，到处是紧身窄袖的异族服装的情况下，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族文化的冲击与之融合，但南朝名士们坚持穿这种宽松的汉族衣冠也隐含了抵制异族文化的意识。4、出于方便、实用的考虑 一方面，南方气候相对温暖，利于宽衣的存在。魏晋文人宽衣博带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服药有关，服药是魏晋上流社会的风俗，当时的人们把服药作为求生、求美誉、求享乐的手段。这种药名为“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是一种巨毒药，服用后伴随药力发作，产生巨大的内热，因此需要一整套极其烦琐而细微的程序，将药中的毒力和热力散发掉，若散发不当则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散发程序包括吃冷饭、步行、冷水浴、喝热酒，而且是好酒，并不能穿过多过暖的衣服。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这样评述服药对服饰的影响：“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如说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与宽衣博带相搭配的是木屐，这一行为一方面是与魏晋名士潇洒飘逸、目无礼法的行为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与服药有关，鲁迅说：“吃药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
《九章算术注》：将古代数学推向一个高峰
中国古代对于数学痴迷的人才一直都有，《九章算术》是我国最古老的术书，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写的《九章算术注》将古代数学推向一个高峰。 刘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十进小数概念的人，并用十进小数来表示无理数的立方根。在代数方面，他正确地提出了正负数的概念及其加减运算的法则，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几何方面，提出了"割圆术"，即将圆周用内接或外切正多边形穷竭的一种求圆面积和圆周长的方法。他利用割圆术科学地求出了圆周率π=3.1416的结果。他用割圆术，从直径为2尺的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割圆，依次得正12边形、正24边形……，割得越细，正多边形面积和圆面积之差越小，用他的原话说是“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他计算了3072边形面积并验证了这个值。刘徽提出的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奠定了此后千余年来中国圆周率计算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刘徽在数学上的贡献极多，在开方不尽的问题中提出“求徽数”的思想，这方法与后来求无理根的近似值的方法一致，它不仅是圆周率精确计算的必要条件，而且促进了十进小数的产生；在线性方程组解法中，他创造了比直除法更简便的互乘相消法，与现今解法基本一致；并在中国数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定方程问题”；他还建立了等差级数前n项和公式；提出并定义了许多数学概念：如幂（面积）；方程（线性方程组）；正负数等等．刘徽还提出了许多公认正确的判断作为证明的前提．他的大多数推理、证明都合乎逻辑，十分严谨，从而把《九章算术》及他自己提出的解法、公式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虽然刘徽没有写出自成体系的著作，但他注《九章算术》所运用的数学知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包括概念和判断、并以数学证明为其联系纽带的理论体系。刘徽在割圆术中提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这可视为中国古代极限观念的佳作。《海岛算经》一书中，刘徽精心选编了九个测量问题，这些题目的创造性、复杂性和富有代表性，都在当时为西方所瞩目。刘徽思想敏捷，方法灵活，既提倡推理又主张直观。他是我国最早明确主张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的人。 我国魏晋时期的数学水平已经领先世界很多，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数学好在国际上都是出名的，也算是继承先人的遗志，将数学优势发扬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