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 (220年)由命其制定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这种选官制度,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其选拔标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同时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拔标准开始发生变化,仅仅重视门第出身。这就使得九品中正制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意义。首先,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多由二品官吏担任,而被选拔的人才也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同时他们也往往出任高级官吏。久而久之,官吏的选拔权就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有:1、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2、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3、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4、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3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太康盛世是指晋武帝统一全国,经济繁荣,在西晋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 西晋占田制的实行,使农民依法占有了一定的土地,从而调动了农民辟田开荒,从事生产的热情。再加上 晋武帝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所以,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因为晋武帝此时的年号叫“太康”,所以史称“太康之治”。也就是280年至289年,共计十年。 1、政治 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晋武帝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晋武帝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2、改章易制 晋武帝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晋武帝实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晋武帝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晋武帝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晋武帝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号称“八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 3、提倡节俭 晋武帝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赐臣下,自己不留。又下令削减各郡国政府对皇室的贡调,禁止乐府排演开支较大的靡丽百戏,停止有司制作各种游戏田猎的器具。此外,在用人方面晋武帝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晋武帝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4、颁布律法 泰始四年(268)正月,晋武帝批准颁行新律。这部晋律因初施于泰始年间,故史称《泰始律》。《泰始律》是晋武帝晋武帝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晋武帝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在损益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泰始律》为20篇,计为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与诸侯律,共620条,27657个字。《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晋书·刑法志》称其“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泰始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5、军事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7。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而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根本,最终成了孤家寡人。对他劝谏的中书令贺邵不但没有受到他的表扬,反而被他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他要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使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晋武帝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晋武帝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晋武帝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 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69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今湖北钟祥县)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迅速夺取胜利,晋军分5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6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20万晋军直扑东吴。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公元28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晋武帝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6、平定秦凉 270年,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并于六月在万斛堆的战争中杀秦州刺史胡烈,又在金山击败凉州刺史苏愉。271年,树机能联合其他胡人在青山围困凉州刺史牵弘,牵弘军败而死。 晋武帝命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坐镇关中,275年,司马骏对鲜卑进行讨伐,消灭三千多人,树机能送质子向晋朝请降。277年,因秃发树机能意图劫夺佃兵,晋将文鸯率军讨伐,树机能战败,诸胡共计有二十万人归降。278年,秃发树机能命部将若罗拔能在武威大破晋军,斩杀凉州刺史杨欣。279年正月,秃发树机能攻陷凉州,[4] 晋武帝非常后悔,临朝哀叹说:“谁能为我讨此虏者?”马隆请命而往,率三千五百勇士西征。期间,匈奴刘渊也自请而往,孔恂、杨珧坚决反对,认为刘渊的祸患远大于秃发树机能。马隆向西渡过温水,秃发树机能等人带领几万名部众凭借险阻抵抗。因为山路狭隘,马隆就造了扁箱车,还造了木屋,置于车上,边作战边前进,走了一千多里,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自从马隆西去,音讯断绝,朝廷为他担忧,有的人说他们已经都死了。后来马隆的使者夜里到了,晋武帝拍着手高兴地笑了。清晨,召集群臣对他们说:“假如听从了渚位的意见,就没有凉州了。”于是下命令,赐给马隆符节,授官宣威将军。马隆到了武威,鲜卑部落首领猝跋韩且万能率领一万多部落来归降。十二月,马隆与树机能大战,杀了树机能,凉州于是平定。[5]7、改革经济制度 全国统一后,西晋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据说,长安东南的蓝田县,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其他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西晋初年,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他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 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8、占田制 曹魏时期推行的大规模屯田制度,到魏末已逐渐遭到破坏。到264年,魏元帝下诏罢屯田官,将典农官分别改为太守、令长。次年,晋武帝又重申前令,民屯制度正式废除。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晋武帝时,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16岁~60岁为正丁;13岁~15岁、61岁~65岁为次丁;12岁以下为小,66岁以上为老。占田制规定:丁男一人占田70亩,丁女占田30亩。同时又规定:每个丁男要缴给国家50亩税,计四斛;丁女缴20亩税;次丁男缴25亩税,次丁女免税。 民屯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统一全国后,西晋政府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又规定可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最多可至九族。 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 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不过,在占田制的规定中,一些积极因素。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晋书·食货志》云:“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虽有夸大之处,但多少反映出占用制实行后,太康年间的繁荣情况。 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 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9、户调制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10、品官占田荫客制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1、兴修水利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12、减免徭役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17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婆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20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公元268年,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由于晋武帝采取了这样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国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 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共有人口1616.3863万人,每户人数6.57人,增长率为-1.00%。 13、发展屯田 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66),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罢农官为郡县” 。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6] ”,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 14、文化 太康年间,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生活有了好转。与此同时,晋武帝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古代灿烂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时,盛行着一种被后人称颂的“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公元282年,洛阳的人们纷纷购买纸张,原来有一个名叫左思的文人,写了著名的《三都赋》,人们纷纷传抄,引起了纸张奇缺,纸价飞涨,“洛阳纸贵”从此便流传开去。“赋”是一种文体,兼有诗歌及散文的性质,极讲究文采与韵律。据说,最早的赋是战国时荀况的《赋篇》,一般赋都写得比较短。而左思的《三都赋》不仅辞藻优美,铿锵有声,而且长达一万多字,成为举世仅有。左思门第不高,母亲死得早,他又是个结巴子,小时学过书法、音乐和兵法,但都没什么成就。他的父亲曾对人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现在还远远不及我年轻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左思,他从此刻苦攻读,奋力笔耕,用了一年时间写出了《齐都赋》,受到人们好评。公元272年,他决心写出《三都赋》。“三都”,即邺、成都、建业,分别是三国鼎立时魏、蜀、吴的都城。他感到自己资料缺乏,便向朝廷提出,要求当一名管理图书和著作事务的秘书郎。晋武帝随即同意了,并告诉他,凡是朝廷里收藏的有关这三个都城的图籍和资料,他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和查证。 在晋武帝的关照下,左思这个出身寒门之人,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写出《三都赋》。这是由《蜀都赋》、《魏都赋》、《吴都赋》三篇独立又相联结的赋组成的。赋中有三个假设人物:东吴王孙,西蜀公子,魏国先生。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倾诉,写出三个名都的概况、历史、物产、风土人物和各自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面貌。《三都赋》一问世,立即轰动整个洛阳城,它不仅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考证、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诗也写得非常好。著名的《娇女诗》语言朴素,感情真挚,把对小女儿的疼爱之情跃然纸上,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的《责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隐的《骄儿诗》等,都受到它的影响。 在西晋的文坛中,最负盛名的要算陆机,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他的诗歌意新词秀,讲求形式的华美,以其深厚的笔力,优美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太康文学的艺术倾向。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行》中“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的诗句,被不少后来的人所引用,以反映人们对政治环境和人生祸福无常的体会。《赴洛道中作》,是陆机五言诗的杰作,其中“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等,都是情景交融的佳句。陆机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有画论。 西晋初年,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除了左思、陆机等一批文学家外,在其他领域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的这些文明与晋武帝晋武帝开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地理学家裴秀,是晋朝的尚书令。裴秀的旧交郝诩给他人写了一封信,说:“尚书令裴秀是我的老相识,你如有什么事要他帮助关照,我给你去说说,这点面子他总会给的。”于是,有人将信作为罪证告到晋武帝面前,说裴秀假公济私。晋武帝为裴秀辩解说:“别人求裴秀办事,是别人的事,裴秀怎能预先防止呢?况且假公济私还没有成为事实,裴秀有什么罪呢?”不久,司隶校尉李熹又告发说:“刘尚替裴秀强占官田,裴秀有罪,应该关押!”晋武帝又给他开脱说:“强占田地罪在刘尚,为何要关押裴秀?”晋武帝的公正无私,不信谗言,使裴秀在地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魏末,裴秀曾随司马昭出军讨伐诸葛诞,跑了不少地方,由于地图有误,吃了不少苦头。明明地图上似乎很近的地方,但跑了几天也看不见影子,明明地图上没有山也没有水的标记,但真到了那儿,却冒出连绵的山冈或汹涌的河流来。尤其是宫廷珍藏的那份地图,是几十匹绸子制成的,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裴秀发奋钻研,改革地图,修正错误。他首先运用了简缩的技术,用“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几十匹绸子做的巨图缩画成了《地形方丈图》。裴秀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要点,即比例尺、方位、交通 路线的实际距离、地势起伏、地物形状和倾斜缓急等。这些都是世界地图学史上划时代的创新,除了经纬度和等高线外,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这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大医学家皇甫谧,也是生活在西晋太康年间。他42岁得了风湿病,半身瘫痪,长期卧床,但他博览群书,很有才华。晋武帝得知后,多次下诏要他出来做官,但他推说有病,婉言谢绝。他在病床上开始摸索针灸,一边攻读医书,一边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经过7年苦心钻研,他不仅治好了自己瘫痪多年的疾病,而且针灸技术越来越高,发现了不少针灸穴位,创立了自己的针灸理论,写出了《针灸甲乙经》。此书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且还流传到国外,从公元6世纪开始,朝鲜、日本的医生都把它奉为必读的书籍。15、评价太康之治 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共有人口1616.3863万人,每户人数6.57人,增长率为-1.00%。但它作为一段短暂的历史,记入 了中华民族历史的画卷。晋太康年间,民族融合加速,各民族间的交流频繁,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朝宋永初元年(北魏泰常五年,420)至陈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589),南朝与北朝为扩张势力和疆土进行争夺、兼并的战争。东晋、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代;北朝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建立北魏。拓跋珪称魏王后,即进行统一北方的战争。在击败后燕、夺取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之后,于天兴元年(398)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称帝。拓跋珪死后,其子拓跋嗣即位,开始向黄河以南发展。与此同时,东晋北府兵将领刘裕起兵讨灭篡晋称帝的原荆州刺史桓玄,灭南燕、后秦,于公元420年代东晋称帝,建国号为宋。拥有东自青、兖二州,西至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的黄河以南地区。与北魏隔黄河对峙。 1、北魏与南朝宋、齐、梁的战争 宋永初三年(422),拓跋嗣乘刘裕病故,发动北魏攻宋河南之战,先后投入十余万步骑,重点进攻黄河南岸的宋军事重镇。至次年闰四月,先后攻取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北)、虎牢(今荥阳西北汜水镇西)、滑台(今滑县东)和东阳(今山东青州)等城,占领司、兖、豫等州。宋元嘉七年(430)三月,宋文帝刘义隆乘北魏与柔然作战无暇南顾之机,出兵北伐。七月,收复滑台、洛阳(今洛阳东北)、虎牢、碻磝(今山东茌平南),一度收复河南失地。十月,魏军渡河,再次攻克洛阳、虎牢。十一月,复攻滑台。次年初,宋将檀道济救滑台被阻。守军粮尽,滑台被北魏军攻占。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10万步骑部南下攻宋,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四十余日不克,退还平城。七月,宋军攻魏,取碻磝,围滑台。十月,拓跋焘以号称百万之众渡黄河,解滑台之围,长驱南进。十二月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声言欲渡江夺取建康(今南京)。次年正月,因乏食、疾疫流行而北撤。宋泰始二年(466),宋内讧,边将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后,淮北四州及淮西之地尽入于北魏。宋无力收复河南失地争夺中原,遂沿淮设防。 升明三年(479)萧道成代宋建立齐朝,史称南齐。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又频繁南下攻齐。北魏、南齐沿淮河进行长达23年之久的战争。南齐由于农民起义的打击和宗室内战,国力日衰,使北魏得以夺占南阳(今属河南)、寿阳(今安徽寿县)。齐雍州刺史萧衍乘政局混乱,举兵东下攻占建康,建立梁朝。天监四年(505),梁武帝萧衍兴兵攻北魏,以其弟萧宏为主帅。萧宏临阵怯懦,指挥不力,导致梁军大败。六年,在钟离之战中,梁守将昌义之坚守疲敌,配合韦叡等率援军适时反攻,击败北魏军,取得了自宋元嘉初年以来南朝对北朝作战的一次大捷。对稳定淮南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北魏后期,朝政腐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正光四年(523),北部边防六镇军民不堪镇将压迫,相继聚众反魏。北魏六镇起义后,关陇、河北和山东等地掀起了各族人民起义的浪潮。这些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对北魏王朝仍是一次沉重打击,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永安元年(528),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控制北魏朝政。三年,孝庄帝杀尔朱荣。荣侄尔朱兆起兵杀孝庄帝,另立元恭为帝。普泰二年(532),在韩陵之战中,以晋州刺史高欢为首的六镇鲜卑联合河北大族武装大败尔朱氏军。不久,尔朱氏势力消亡。高欢居晋阳,遥控北魏朝政。 2、东魏、西魏、北齐与南朝梁的战争 北魏永熙三年(534)七月,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受高欢控制,逃往长安,投奔关西大都督宇文泰。十月,高欢拥立元善见为帝,由洛阳迁都邺城,史称东魏。次年正月,宇文泰在长安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此后,东魏与西魏展开了20余年的争夺战。西魏大统三年(537),在东西魏潼关之战和沙苑之战后,西魏乘胜东进,攻下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和金墉,与东魏争夺洛阳。东魏武定元年(543),东魏与西魏又先后在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黄河上)南城、邙山(今洛阳北)交战,东魏先胜后败,高欢逃离洛阳。西魏因无力巩固洛阳而撤兵,以黄河为界设防。四年,高欢大举进攻西魏重镇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苦战50余日不能下,损失7万人,被迫退兵。五年,高欢病卒。八年,高欢子高洋代东魏称帝,改国号齐,史称北齐。 梁乘东西魏相互兼并之机,欲攻中原,以恢复对河南的控制。梁太清元年(547),东魏叛将侯景许以所据河南之地降梁,求梁出兵援救。梁武帝不顾群臣反对,出兵支援侯景,被东魏击败。侯景南逃,据梁寿阳。翌年,侯景反对梁与东魏议和,联结临贺王萧正德反梁,渡江攻建康。三年,攻入台城(今南京玄武湖南),侯景等所过之地,屠城掳掠,造成严重破坏。大宝二年(551),梁湘中王萧绎遣王僧辩、陈霸先等征讨侯景。三年,攻破建康。侯景败走,被部属所杀。不久,萧绎在江陵(今湖北荆沙)自立为帝,是为梁元帝。西魏、北齐乘侯景乱梁之机,争相南下略地,分别取得益州、淮南等地。西魏大统年间,宇文泰创立府兵制,扩充了兵源,强化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梁承圣三年(554),在西魏军破江陵之战中梁元帝被杀,西魏立萧败为梁主,史称后梁。次年十月,陈霸先于建康拥立萧方智为帝。绍泰二年(556),陈霸先等在北齐攻梁之战中,得到江南民众的支援,将北齐军逐回长江北岸。 3、北周、北齐与南朝陈的战争 西魏恭帝四年(557)正月,宇文泰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史称北周。十月,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陈太建五年(573),陈宣帝陈顼派部将吴明彻等率军10万分路攻北齐,连下历阳(今安徽和县)、秦郡(今江苏六合北)、寿阳等数十城、戍,尽复江北、淮泗诸地。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后,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使经济发展,国力、军力增强。北周建德四年(575)至六年,在北周灭北齐之战中,宇文邕三次率军进攻北齐,最后攻占其都城邺,灭亡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广大地区。北周灭北齐之后,南朝陈试图收复淮南失地,在陈攻北周之战中,于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击败北周军,围北周彭城(今江苏徐州)。于淮口(今江苏清江市泗水入淮河处西)被北周军阻塞水路,几近全军覆没。北周军攻占淮南地区,陈军退守长江以南。北周大象二年(580),北周宣帝宇文赟卒,子宇文阐继位(是为北周静帝),隋国公杨坚辅政。大定元年(581),杨坚废静帝自立,建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改元开皇。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结束了东晋、十六国以来约270年南北纷争局面。 南北朝战争前后达150余年。其中既有南北朝之间争夺疆域的战争,也有王朝内部更迭的战争,矛盾错综复杂。北朝拥有强大骑兵,军事上占有优势。南朝得到汉族民众支持,在几次北伐中曾一度收复失地。但由于实力弱于北朝,作战主要是凭借江河屏障,组织水上防御,迟滞北朝的进攻;防线由黄河退至淮河,最后以长江为界。北朝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南迁后,特别是经过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战争,北方民族逐渐融合,民族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北周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增强了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南朝在侯景之乱后走向衰败,民众要求统一的愿望逐渐增强,南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使隋朝完成了统一。 南北朝战争丰富了中国古代战争实践,涌现出许多优秀将领。骑兵战术和筑垒、攻坚、江河防御作战方面比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历史上有3次因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现象,分别是:西晋末晋元帝渡江,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徙;北宋末,宋高宗渡江,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其中,史学界亦有只认可西晋末与北宋末这两次为“衣冠南渡”,但在文学应用上,三次都冠以“衣冠南渡”者比比皆是。 “安史之乱”时期的“衣冠南渡”不被史学家认可的原因:“安史之乱”并非外敌入侵,而是内部叛乱,中原地区虽遭浩劫,但叛乱最终得以平息,唐王朝并未灭亡。而另外两次“衣冠南渡”是因为异族入侵并其灭亡了汉族人统治的王朝,中原的汉族成了被异族统治的人,一些汉人南渡,建立割据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因此,从政治角度看,“安史之乱”时期的“衣冠南渡”与另外两次有本质上的区别。1、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这是中原政权和文明首次南迁,由西晋京师洛阳南渡至建康(今南京)。西晋晋怀帝、晋愍帝时期中原地区大规模战争不断,内徙的周边部族相继建立君主制政权,强大起来威胁到西晋政权,并最终酿成永嘉之祸,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后西晋渡江后,在建康(今南京)定都,史称东晋。中原汉族士族等臣民相随南逃,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王导依赖南渡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 晋统治者衣冠南渡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这是第一次比较重大的南移事件。2、安史之乱,衣冠南渡 唐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对唐王朝,史称“安史之乱”,这次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自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起,至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结束,前后7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随后,北方的胡族攻入中原,唐朝进入战乱和藩镇割据时代,以及之后更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段时间,从安史之乱的“明皇幸蜀”到黄巢起义时的“僖宗幸蜀”,四川成为了唐王朝最后的回旋之所,也成为了人口迁移的另一个主要方向,之后朱温篡夺大唐,另一只旁系的李氏子孙占据南方(即南唐),大量中原人口向南方迁移,南方地区与北方中原的差距开始缩小。有学者甚至认为,南北人口甚至已接近均衡。 一般认为,中晚唐至五代十国的这次衣冠南渡,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3、靖康之难,衣冠南渡 1126年(靖康元年)北方的金兵攻克宋都城汴京。1127年(靖康二年)三月,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楚帝,驱掳徽、钦二帝和宗室等北返,北宋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统治者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南宋。中原汉族大量向南方迁移。之后蒙元又占领中原,中原地区破坏很严重。南方的江南地区作为南宋的统治中心区域取代中原成为了新的经济中心。此次南渡,发生在1127年(即赵构建炎元年、靖康二年),故也称建炎南渡。 一般认为,经过这三次主要的大规模南移,经济中心最终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参合陂之战是十六国后期,北魏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一说在今山西阳高)大败后燕的一场重大战役。登国十年(395年)五月至十一月,后燕太子慕容宝率领八万后燕军进攻北魏。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采取“敌进我退,诱敌深入,拖而不打”的战略,渡黄河南下,与后燕军队隔河对峙。后燕军队长途跋涉,不能速战速决,加之天气渐冷,又误信慕容垂去世的消息,决定撤兵。被拓跋珪率领的二万北魏军在参合陂大败。这场战役加速了后燕的灭亡,也奠定了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北魏建立初期,在后燕扶植下成为塞外强国。鉴于后燕不断索取马匹,双方关系恶化,北魏于是联合西燕威胁后燕。北魏登国十年(395)五月,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率兵八万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出发讨伐北魏。北魏得知后燕来攻,采取避开后燕主力不与决战的策略。慕容宝离开后燕时,慕容垂已重病在身,拓跋珪暗暗派人在通往后燕都城中山的路上,劫获了使者,然后逼迫使者向慕容宝诡称慕容垂已死,后燕军心大乱。十月,寒流忽至,黄河河面结冰,拓跋珪留下辎重,亲率精锐骑兵两万余人,日夜兼行,到叁合坡(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北)西时,后燕军队驻在坡东。慕容宝虽采纳部下建议加紧设防,但因数日不加岗哨戒备,将士们都放松了警惕,魏军将人已分成几路,封住马口,乘夜色,悄然无声登上山顶。第二天日出时,魏军从山顶长驱直下,冲入后燕军营,后燕军队惊慌失措,人马相踏,压死、溺死者数以万计。慕容宝及其兄弟只身逃走,魏军缴获器甲、辎重、资财无数,并将燕军俘虏全部活埋。 叁合坡大战是后燕衰弱,北魏强盛的关键性一战,为北魏推进中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世人皆知,但一切都只是作者的想象。很多人都好奇是否真的有桃花源呢?历史上,这么一个地方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就存在于作者生活的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那就是仇池国。 仇池国,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很小的割据政权,即便是在那个动荡不堪的多事之秋,它也没能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往往被历史所忽略。仇池,在今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交汇处,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晋书》),所以此地又被称作“百顷”,是个地域狭小的弹丸之地。五胡十六国时期,主战场不外乎四个,一是群雄逐鹿的中原;二是西部要塞凉州地区;三是山西河北一线的边缘;四是巴蜀与荆楚之间(主要是东晋和成汉之间)。仇池国地处边缘,又居山险,远离主战场,使它幸运的躲避了战火洗礼,换来了几十年的宁静,成为乱世中的一方净土,从而也演绎了一段人间佳话。 相较几乎无月不战的中原、五凉争霸的要塞,这里鲜少有兵戈铁马之声,人民可以正常的生产生活,是乱世中难得的避世之所。这里的地域特点也很像传说中的桃花源,“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山险偏僻,让它显得尤为宁静;“山上丰水泉”,又有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而“煮土成盐”,则又充分表现出那里生活上自给。不管古代还是现代,盐,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各朝各代都设有盐官,负责盐的供应运输,而这里的人们“煮土成盐”,解决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活需求,这就让他们有了自足的条件,并不需要与外世贸易。 宁静只是相对而言,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绝对的平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该说,仇池国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淡中度过的,这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仇池国的建立者是氐族杨氏,建国历程也是几经风霜,其间还一度被灭,之后又得以复国,所以仇池国又分成前仇池和后仇池两段。氐族杨氏世居陇右的略阳清水(陕西省西南部)一地,自秦汉以来,“世为豪族”(《晋书》),属于氐族中的贵族。到了东汉末年,部族首领杨驹带领部众“始徙仇池”(《晋书》),后来杨驹的儿子杨千万被曹魏封为“百顷氐王”,算是稳定下来。到了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一代时,部族逐渐强盛,西晋武帝便任命他为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晋书》),离开了仇池。 杨氏再次回到仇池,是杨飞龙的养子杨戊搜为部帅的时候。适逢晋末丧乱,杨戊搜为躲避齐万年的祸乱,便“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重新回到仇池故地,并自称“辅国将军、右贤王”,一时间,“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晋书》),流民的大量依附,使其逐渐发展成为西部的一股势力。杨戊搜之子杨难敌袭位后,前赵皇帝刘耀来伐,杨难敌投奔成汉,刘曜退兵后,杨难敌“复还仇池”(《晋书》),三入仇池一地。咸康三年,也就是公元337年,杨难敌的族侄杨初,杀掉杨难敌的儿子杨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晋书》),之后向后赵石虎称臣,又遣使称蕃于东晋。自此,开始了仇池一地将近40年的平静生活。 咸安元年,亦即公元371年,前秦苻坚攻下仇池,并“徙其民于关中,空百顷之地”(《晋书》)。将仇池一地的氐族部众全部迁往关中,仇池成为无人之地。肥水之战后,前秦一蹶不振,杨氏此时的部族首领杨定“乃将家奔陇右”,而后“置仓储于百顷”,回居陇右,重建仇池,并“招合夷、晋,得千余家”(以上均见《晋书》),杨氏四入仇池,也恢复了此地往日的繁荣热闹。杨定自称龙骧将军、平羌校尉、仇池公,仇池国开始进入后仇池时代。一直到南北朝时,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派兵平定仇池止,仇池没再发生大的变故。 仇池政权虽然名义上遥奉晋室,也曾一度称蕃于后赵、前秦,看似君臣关系,其实并不承担什么义务,只因它国小兵弱,不得不采取求全之策。仇池自有一套行政系统,“置百官”(《魏书》),自主任命官员,有军队,有疆域,总瓢把子也是皇帝一样的礼仪和待遇,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作为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仇池不但创造了“世外桃源”般的人间仙境,而且它在五胡时期建立的诸多割据政权之中,是存活时间最长的一个。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永嘉之乱是什么?永嘉之乱是指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西晋初年八王之乱,加以天灾连年,胡人遂乘时入侵。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刘渊正式称帝,四年刘渊死,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1、永嘉之乱爆发过程:西晋惠帝时,朝廷腐败,发生八王之乱。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於离石(今属山西省),国号汉(后来的前赵)。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立。次年四月其将石勒歼晋军十馀万人於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同年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屡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余人。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 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这为东晋偏安一隅作了预备,大量的侨州侨郡的设立,深刻地影响了东晋的政治面貌。同时,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进一步迁往南方。 一般认为,现代闽南人的始祖,大多是来自於此时期汉人大规模南迁入闽的中原人。 八王之乱后期,匈奴刘渊据平阳、氐人李雄据成都,晋室已告分裂。羯人石勒、王弥,更率军队乘虚流窜,蹂躏大河南北。惠帝永兴元年(304),刘渊叛晋,自称汉王,上尊汉高祖与昭烈帝。怀帝永嘉二年(308),匈奴刘渊自立於平阳,建立汉国。两年后,其子刘聪继立,派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时怀帝以荀晞讨东海王越,越病死, 王衍率兵还东海国,为石勒所破,晋军力大削。永嘉五年,刘聪再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杀王公士民三万馀,并掳怀帝北去,史称“永嘉之乱”。从晋武帝篡曹魏,到晋愍帝出降,西晋国祚仅历五十一年。次年,安定太守贾疋迎立秦王业为太子,却传来怀帝遇害消息。司马业遂登位为愍帝,改元建兴,都长安。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陷长安,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西晋亡。劳榦剖析永嘉之乱谓:由於“据守江南的人勤王不力,对京师不作有效的援助”。亦备一说。自永嘉乱后,开启北方五胡乱华的局面,中原陷入胡人分裂混战近130年,影响深远。2、永嘉之乱的影响:史家谓永嘉之乱为中国历史上巨大的风暴,在此以前,中国本部的空间,全以汉民族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但自怀、愍二帝被掳北去,晋室南渡后,北方便成为胡族活动的大舞台。自匈奴刘氏兴起,五胡便展开连串的建国运动,彼此混战不休,令中原人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加上战争阻碍生产,使开发近千年的中原沦为白骨蔽野之地。此亦为异族首次入主中原。

西晋国祚51年,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大一统王朝之一,西晋代魏后,灭刘蜀、孙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那么西晋时期的军事制度、军事力量如何? 晋朝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司马炎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详见晋朝藩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顒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

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统中血统最近的亲属。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洛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样。 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兴元年(304)七月荡阴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他近属逃奔洛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 这时候,惠帝兄弟辈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人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 荡阴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把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 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颢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 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支撑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 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颍川庾衮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 司马越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刘裕掌控朝廷,荆州刺史刘毅忌妒,意图举兵。412年刘裕抢先讨伐之,刘毅兵败自杀。谯蜀为东晋叛将谯纵所建。在405年时,益州刺史毛璩率军讨伐江陵桓振,蜀军不愿远征,便推谯纵为主叛晋。随后攻陷成都,杀死毛璩,谯纵也自号成都王。408年晋廷派刘敬宜率军讨伐但失败。413年刘裕派西陵太守朱龄石率军西伐,攻占成都。谯纵败退自杀,谯蜀亡。 卢循为孙恩继承人,桓玄为安抚之任为永嘉太守,但他仍不断袭扰沿海。404年卢循由海路攻占广州,隔年晋廷为安抚而命他为广州刺史。410年卢循趁刘裕北伐南燕之机,与其姐夫徐道覆分二路北伐,合溃刘毅于桑洛州(今江西九江市),乘势攻入京师建康,史称卢偱之乱。 此时刘裕已赶回,卢循和徐道覆发生内讧,卢循久攻京师不破,撤守寻阳。10月徐道覆进攻江陵,为守将刘道规所败。12月卢循败于晋军,退守广州。411年刘裕派兵击杀徐道覆。卢循最后于交州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歼灭,投水自杀,至此乱事平定。 刘裕消灭若干异己后,为了名正言顺称帝,先后发动两次北伐。当时南燕慕容超屡屡入侵,409年刘裕率军伐南燕。于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擒杀慕容超,南燕亡。而后因卢循叛乱,刘裕回师。后秦因为屡遭夏主赫连勃勃入侵,国势大衰,幼主姚泓初立。416年12月刘裕再度北伐,连克许昌、洛阳。隔年刘裕兵分两路围攻关中,最后攻破长安,后秦亡。 但于该年冬天,留守京师的刘穆之突然去世,为免朝廷生变,刘裕不得不亲返。他命其幼子刘义真同王镇恶、沈田子等诸将防守长安,后来诸将内哄,夏主赫连勃勃率军攻击。417年冬刘裕命刘义真等将领率军东归,遭夏军追击,元气大伤,至此北伐结束。关中失守后,刘裕开始积极谋取帝位。同年刘裕杀晋安帝,立其弟德文,为晋恭帝。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宋,史称南朝宋,是为宋武帝,东晋至此灭亡。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后,至此进入南北朝时期。

公元265年,司马炎奋二世之余烈最后取代了曹魏王朝,建立西晋,是为晋武帝。又于15年后在大将军王濬(jun音四声)苦苦劝说下,本无心无志于环宇一统的司马炎无奈之下发兵讨伐孙吴政权,于是“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一举灭掉了当时最后一个分裂王朝东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三国以来近百年的战乱,实现天下一统。但是10年之后,即公元291年发生八王之乱,随后政局动荡,于公元316年亡国,国祚51年。西晋一个实现了大统一的王朝,为何却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间轰然倒塌。今天小编为大家解析西晋是如何灭亡的?1、西晋被谁灭亡的? 西晋历史(公元265年—公元316年)是由魏国司马氏建立起来的国家,它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当时还处于分裂之中的中国。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很短的时间内,西晋王朝便分崩瓦解,使中国又恢复到原来的分裂状态。 三国时期,司马懿作为曹操的军师与吴、蜀交战,因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指挥才能,连续辅佐曹丕、曹叡、曹芳三帝,成为魏国的实权人物。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卒,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掌权。司马昭权势极大,自封为晋王,封其子司马炎为太子,开始准备取魏而代之。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卒,其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该国号为晋,都于洛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西晋王朝。司马炎是为晋武帝。 司马炎即位之时,三国之中的吴国还未被平定,故而武帝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平定东吴统一全国。公元二八零年,晋军南下进攻建业(今南京),吴主孙皓出城请降,至此,魏、蜀、吴相继灭亡,中国出现了暂时的统一。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武帝分封十余有功同姓为王,又对晋朝的官制、兵制、法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但由于晋臣多为前朝的名门望族,故而他们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多以保障其自身利益为主,其中大部分并不适应当时晋的实际社会状况,所以晋朝初年的经济并未有太大发展。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故,由次子惠帝司马衷继位。惠帝本是愚痴之人,并不能治理国家,以至于朝中大权尽落于皇后贾氏之手。司马氏诸王不满于朝中贾氏专权,纷纷想杀贾氏而独掌大权,于是便发生了晋朝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其中八王全部是晋皇室宗亲。他们分别是:汝南王亮、楚王玮、齐王冏、赵王伦、成都王颖、长沙王乂、河间王顒、东海王越。公元二九九年,赵王伦杀贾后及其党羽,独揽大权。其后,又于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废惠帝自立为帝。是为“八王之乱”之始。此后,齐王冏、赵王伦、长沙王乂、河间王顒、成都王颖之间为了夺取政权不断发生战事。直至公元三零六年,东海王越毒死惠帝,拥立武帝司马炎第二十五子怀帝司马炽继位,历时五年的“八王之乱”方为结束。此次发生在晋朝后期的“八王之乱”使晋朝原本就衰弱的统治进一步恶化,至西晋末年,不仅国内人民纷纷起义反抗暴政,而且域外的匈奴、鲜卑诸族也对西晋的统治虎视眈眈。 公元三零八年,匈奴大单于刘渊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开始了灭晋的历程。登基后,刘渊立即谴其子刘聪与大将王弥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当时在洛阳掌握大权的东海王越,为了自保,竟带领四万人马和大批朝臣撤出洛阳,东驻于项,并于次年忧郁而死。刘聪趁此机会消灭了东海王所部人马,攻克洛阳,掠走晋怀帝司马炽。怀帝被俘后,豫州刺史阎鼎与雍州刺史贾疋等人又拥立武帝之孙司马邺为帝,都于长安。至建安四年(公元316年)长安被围,此时晋已无力御敌;晋愍帝司马邺出降,西晋王朝终结。 西晋王朝是经过长期战乱年代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加之“八王之乱”的发生,因此经济基础并不稳定。西晋的商业与手工业也是在经过了短时间的发展后,也被战争破坏而停滞不前的。与其他方面相比,晋朝的文化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至西晋年间,文学脱离了以往的史学与诸子百家的范畴,开始单独作为独立的形式存在。 晋自武帝建立政权以来,共历三代四帝,前后仅五十一年。西晋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外族消灭的王朝。2、西晋被谁灭亡 在各地流民不断起义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也相继起兵反晋,其中刘渊、石勒起兵最早。刘渊字元海,匈奴左部帅刘豹之子,汉化程度很深。刘豹死后,他代为左部帅,惠帝时为五部大都督。304年(永兴元年),刘渊开始起兵。很快发展到五万人,定都于离石(山西离石),建国号“汉”,自称汉王,“胡”、汉各族很多人归附他。渊谓群臣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建国号曰汉。……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资治通鉴》卷八五。 石勒出身羯族,居上党武乡。曾被卖为家奴。刘渊称汉王时,他参加起义。311年四月,石勒在苦县(河南鹿邑)宁平城消灭十余万晋军,晋军元气大伤。六月,王弥、刘曜等攻下洛阳,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俘获晋怀帝。八月,又攻下长安。后来,晋将贾匹等在关中汉人的支持下夺回长安,迎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316年(建兴四年),刘曜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1、文化 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2、学术思想 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这是因为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后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