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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胤禛

1、人物生平早年经历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时，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很可能有意巴结她。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岁进尚书房，胤禛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作《春日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此役胤禛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岁的胤禛受封为贝勒。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二十三岁的胤禛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2、经营争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康熙帝的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十四皇子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胤禵和稳定西北地区。3、巩固帝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4、主政改革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5、执政中期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与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雍正帝还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雍正七年（1729年），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楠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同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雍正帝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雍正帝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6、离奇去世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贵州古州、台拱的苗匪在边境滋事，雍正帝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征讨。又命果亲王胤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协同办理苗疆事务。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帮办苗疆事务。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叛乱。雍正帝在位时期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雍正帝崩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泰陵。为政举措政治强化密折制度雍正帝扩大密折的范围和内容。密折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统治。为充分发挥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递密折的范围扩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内容则扩大到生计、风俗等方面。7、设立军机处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时期恢复明朝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旨在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皇帝的监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话记录的。可见，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住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使皇帝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允许臣下阻挠旨意。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地方官员下达命令，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就渐渐形同虚设了。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时处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权力比明太祖还要集中，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权力更没法与他相比，他是真正的集权力于一身，总理天下庶务。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8、用人制度雍正初年，重用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先后被任命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赴青海征讨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成功后封为一等公，成为实际的西北王。隆科多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兼理藩院，赐太子太保衔，被雍正尊称为“舅舅”。两人都显赫异常，但未过几年，即被雍正整肃。年羹尧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同时雍正兴起文字狱打击两人势力（汪景祺案和钱名世案）。雍正一朝宠信四位臣工：李卫（江苏人）、田文镜（福建人）、张廷玉（安徽人）、鄂尔泰；其中李卫、田文镜和张廷玉为汉人，田文镜为汉军旗人，足见雍正确实了解并重用汉人。9、密建皇储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1723年）八月宣布秘密立储法——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匣中，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又以密旨藏于内府，以备核对。这个方法避免了皇子争权而引起的激烈斗争。后世几代都效法他。改善秘密选储制度，即皇帝在位时不公开宣布继承人，而将写有继承人名单的一式两份诏书分别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和皇帝身边，待皇帝去世后，宣诏大臣共同拆启传位诏书，确立新君。这样使得使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10、整饬吏治雍正帝重视吏治。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著的官员。如田文镜、李卫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康熙末年财政亏空严重，雍正位后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他组织了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亲王胤祥总理事务，皇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清查亏空首先在中央进行。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清查不力的官员，则予以调查处理。清查使财政好转。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雍正帝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帝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11、废除贱籍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改革，那就是削除一类人的贱民籍。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陕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编入“乐户（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民户。12、军事雍正帝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康熙帝三征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二十万人进攻西宁反清，雍正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13、经济整顿财政清理钱粮亏空，是雍正帝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他即位不到一月，就将此事提上日程。雍正帝认为钱粮亏空的主因是上司勒索与官员自身侵贪，这一判断切中要害。据此，他向各级官员发出警告，要求不得苛派民间，限期完结亏空，否则从重治罪。之后，雍正帝又成立了专司审查钱粮奏销的机构——会考府，由其亲信怡亲王允祥主持。同时，他还令允祥管理户部三库，以整顿财政。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加大对亏空钱粮官员处分的力度。他一改其父的纵容态度，凡亏空钱粮者一律革职，并由本人负责归还。雍正二年八月，雍正帝鉴于相关案件量刑过轻，加重处罚：“那（挪）移一万两以上至二万两者，发边卫充军；二万两以上者，虽属那（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对因贪污、勒索而造成亏空的官员，雍正帝毫不留情，凡有犯者即革职抄家，用其家产赔偿亏空。他特别设置了一个封桩库，“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经过多年努力，康熙朝遗留的亏空基本追缴完毕。各级官员也大受威慑，不敢轻易以身试法。14、火耗归公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帝曾说，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银制度”，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15、摊丁入亩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古代收税，只到老百姓家，官绅自外。老百姓还要当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绅是属于统治阶级，不必当差不交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让他们也交税当差，当然不是真要他们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银两兑买。但由于触及官绅利益，因此实行起来有较大难度。但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必须暂时牺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这种暂时的利益牺牲是为了王朝巩固之后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利益。16、实行铜禁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实行禁用铜器的政策，这是保护钱法的需要。他于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员，设立收买铜器公所，动用藩库钱粮银子为基金，大力开展民间收购。雍正帝注意铜的生产，然而它的产量没有达到铸钱的需要，所以尽量他大力开展铜禁活动和严行私铸处分，仍不能达到预期目的。17、重农轻商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雍正帝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清史稿•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但是，他过分重农抑商，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18、文化文化专制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同时又将唯唯诺诺已经去世40多年的汤斌入祀“贤良祠”，树立为正面典型令汉人效仿。19、理学思想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20、民族改土归流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改革。雍正四年（1726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改土归流对于减轻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帮助，对清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有重要意义，但清朝在推行改土归流时过度强调使用武力，对一些地区的反抗采取了残酷的武力镇压，也给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21、统治西藏雍正帝继位之初，清廷调整西藏驻兵的政策，将驻藏清兵撤回内地。随着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清廷再次派兵驻藏。戡平叛乱后，年羹尧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涉及整个藏区的治理方略：严控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加强康区的防务；清军再次从西藏撤出。清廷开始对藏区进行行政划界厘定各藏区范围。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1727年3月1日），僧格、马喇已由京起程赴藏，成为驻藏大臣设置之始。清廷为防止生变，固未派兵随大臣们紧张。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颇罗鼐获得卫藏战争胜利，八月，查郎阿、迈禄领北路军，周瑛领率南路军同抵拉萨。按照清廷早前的安排，留周瑛、迈禄领二千兵驻藏，这样大臣驻藏有了军队的保障。驻藏大臣设置之初职数尚无定制，无规定的任期，尝试轮换。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马喇则负责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至里塘，这样驻藏大臣由二人增至三人，此后包进忠进藏，大臣驻藏又有增减。起初亦没有按照岳钟琪所设想的三年一换制，清廷还没有明确提出驻藏官员的轮换。这样驻藏大臣进入了新的轮换，同时清廷恐新任人不能熟悉西藏事务，著马喇先回，留僧格协同青保、苗寿等办事一年。这个过程是清廷摸索、完善大臣驻藏制度的过程。22、“正统”思想雍正帝宣称“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意思是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反驳明末遗民说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统，严防汉族士大夫阶层离心。23、外交海禁政策开始严格执行海禁，后来考虑到闽福百姓生计困难，同意适当开禁；雍正二年降旨准广东人移民台湾。但对外洋回来的人民仍有戒心。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24、对俄政策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派遣策凌为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清俄中段边界，稳定了清俄边界局势，促进了清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25、人物评价总评雍正帝与康熙帝一样勤于政事。后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间，“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26、史书评价《清史稿》：“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历代评价康熙帝：“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清宗室、史学家昭梿说：“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余尝闻内务府司员观豫言，查旧案档，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祠，以备祈祷雨旸外，初无特建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故当时国帑丰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濮兰德白克：“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止，而其批臣下之摺，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法国传教士杜赫德评论道：“尽管雍正皇帝很少表现得像是一个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不能不值得称赞的是他不知疲倦地热衷于政事，他为了天下百苍生的福乐安康夜以继日地致力于改革政弊。您能给雍正皇帝带来最的乐事就是向他提出一个能够提高民众福利、缓解百姓的生活压力的良策；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将这项计划尽快诉诸实践。他制定了一系列弘扬美德奖励善举的政策，使得臣工们纷纷效法雍正皇帝（节俭的作风）以帮助灾荒之年的百姓渡过难关。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得雍正皇帝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全国百姓的拥护与爱戴。”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评价道：“新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父王。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他对这一于国民生计不可缺少的百艺之首亟为重视。各省农民被所在州、县长官评选为最勤劳、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为八品官。农民为官，并不需为此放弃他已卓有成效的农事耕作，转而从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钱谷。”魁奈：康熙皇帝的继承者（雍正）制定了各种法规，全都有助于树立起尊重农民的观念。除了他自己亲自犁田播种作出表率外，还下令各城市的总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辖地区选拔出勤恳耕种、诚实正直，并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杰出农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声誉及相称的特权。”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评价道：“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满清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平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的分析问题并有魄力的作出应对。他的改革同时包含力行整顿与和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近代日本学者、清史研究专家稻叶君山说：“帝承康熙疏节阔目之后，稍加清理，遂创定清朝财政之基础。至日后盛运期之财政，实帝之所赐也。譬如农事，康熙为之开垦，雍正为之种植，而乾隆得以收获也。”中国历史学家、清史专家萧一山说：“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世宗治国天资独高，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好名图治，於国有功，以文景之治的景帝喻之。”清末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唯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著名清史研究专家冯尔康说：“雍正本人是有作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续发展，成为清朝的鼎盛时期。更有甚者，雍正立志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百年积弊，所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成功解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税问题，是巨大创举。所实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政策，具有现代财政预算、财政管理的意义。在古代历史上，唐朝刘晏实行两税法，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很得人们的赞誉，雍正的经济政策，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统观雍正的历史地位，他应当是古代历史上的杰出帝王。”清史专家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怕早已衰亡。”“有人说他雄猜阴鸷，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劳，勤于庶政确是事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贡献，但为期过短，遽尔暴卒，留下尚未完成的任务；即使已经施行的，由于“人亡政息”，反而引起流弊的也有。正如遗诏中所说：‘志愿未竟，不无微憾’。他如果像乃父康熙那样的寿考，多活十一年，政局就会不同；要是像儿子乾隆那样的长命，多活三十一载，政治上变化之大，自不在话下——夸大的说，也许因而改易了此后中国的命运，亦为可定。”日本东洋史学者、文学博士佐伯富：“谚语云‘王朝基础多奠基於第三代’，雍正帝正是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的基础盘石，即为雍正所奠定。”林瑞汉：“雍正在位十三年，严厉明察、循名责实、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大大矫正康熙以来宽纵的弊端，雍正一朝吏治清明，臣下莫不奉公守法，吏治之隆是清代之最，历代仅见。”清史研究专家杨珍说：“雍正帝在位仅有13年，然而他却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扭转了康熙晚期积弊严重，社会发展受到阻止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康乾盛世方能进入鼎盛时期，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其最高峰。这一为期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雍正帝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无可或缺。如果从在位时间相对短暂，但建树之多，政绩之大并不亚于其他历史名君这一角度审视，雍正帝当属更为不易。”著名历史学家郭福祥说：“清代的雍正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他那出色的才华、刚强的性格、传奇式的政治生涯以及充满矛盾的思想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佐哲说：“雍正帝是一个卓越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刘桂林：“清世宗初政所表现出来的才能，非同一般，其精力过人、勤奋、干练，亦为常人所难及。”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南怀瑾说：“清朝入关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学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雍正皇帝。他的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内肃权贵，不避亲疏。外立纲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当然可使内外肃穆，谁敢与之抗衡。他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儿孙好自经理。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著名历史学家易中天说：“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日本人亦尊重和推崇雍正帝，将雍正帝称为“希世仁君”。轶事典故资助书生雍正帝当皇子时喜欢微服出行，广结侠义。某年到杭州，准备泛舟西湖游玩一番，刚出涌金门，看到一个书生在卖字，笔法颇为精到，胤禛便让他写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个“秋”字，书生却将“火”字旁写在了左边。胤禛便问：“这个‘秋’字你是不是写错了？”书生不以为然，说没写错，然后拿出一本名帖，翻开让胤禛比对。胤禛说：“你既然如此博学，为何不去博取个功名呢？干嘛要在这卖字为生？”书生说：“我家里穷，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只能靠卖字为生，哪敢想什么大富大贵呢！”胤禛于是慷慨解囊，说：“我这有钱，可以资助你博取个功名，到时候别忘了我就行。”书生万分感谢，后来还真就考取功名，入了翰林。此时胤禛也已登基，一日从名册上看见书生的名字，想起那次杭州之行，于是便召其入内。胤禛随手写了一个“和”字，故意将“口”字边写在了左边，然后让人拿给书生看。书生不明所以，回答说这是个错字。胤禛微笑不语。第二天，胤禛让书生拿着诏书去浙江，浙江巡抚受诏，诏中说：命此书生在涌金门再卖字三年，再来供职。书生这才恍然大悟。27、崇仰佛道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帝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御选语录》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帝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雍正的佛学著作，以中国佛教特有的禅宗为主，安抚喇嘛教只是为了防止西藏叛乱。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世宗皇帝，自许为禅宗血脉，编集《雍正御选语录》，并撰写《拣魔辨异录》，以上谕要求各地地方官对法藏、弘忍一系的僧人严加调查取缔，这样实属国王护法。28、西式服装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欢玩赏钟表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装更多的是满足追新求异的猎奇心理。29、御用眼镜眼镜最早出现于1289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是欧洲人的一项重要发明。雍正帝很喜欢西洋眼镜，倒不是雍正帝附庸风雅，确实是他已经眼花了，需要眼镜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造办处为雍正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达35副之多，如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等等。雍正帝把这些眼镜随处安放，每到一地，随手可取。在雍正帝经常起居的大内与圆明园的宫殿里，甚至在他的銮轿中，都放有专门的御用眼镜。不仅如此，雍正帝还把眼镜发放给泼灰处的工匠，作为一种实用的福利待遇。30、迷恋丹药雍正帝对道教也颇有兴趣，特别宠幸龙虎山驻京道士封娄近垣，封他为四品龙虎山提点、钦安殿住持，并加封为“妙正真人”。雍正帝早在当皇子时，就对炼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炼丹的主要目的是做给他父皇看，说明自己不谋求皇位，只一心炼丹。他还因此写过一首题为《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雍正帝对丹药的痴迷程度可谓是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31、亲属成员父母父亲：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养母：孝懿仁皇后佟佳氏。后妃皇后：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皇贵妃：敦肃皇贵妃年氏、纯懿皇贵妃耿氏。妃：齐妃李氏、谦妃刘氏、宁妃武氏。嫔：懋嫔宋氏。贵人：郭贵人、李贵人、安贵人、海贵人、张贵人、老贵人。常在：李常在、高常在、马常在、常常在、顾常在、吉常在、春常在。答应、格格、官女子：苏答应、英答应、汪答应、德答应、常答应、伊格格、张格格、云惠。儿子长子：爱新觉罗•弘晖（1697—1704年），追封端亲王，生母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弘昐（1697—1699年），生母齐妃李氏。次子：爱新觉罗•弘昀（1700—1710年），生母齐妃李氏。三子：爱新觉罗•弘时（1704—1727年），生母齐妃李氏。四子：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即清高宗乾隆帝，初封宝亲王，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五子：爱新觉罗•弘昼（1711—1770年），和恭亲王，生母纯懿皇贵妃耿氏。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福宜（1720—1721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福惠（1721—1728年），追封怀亲王，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福沛（1723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六子：爱新觉罗•弘曕（1733—1765年），果恭郡王，生母谦妃刘氏。女儿公主（无封号）：1694年生，生母懋嫔宋氏。和硕怀恪公主（追封），（1695—1717年）生母齐妃李氏，额驸那拉•星德。公主（无封号）：1706年生，生母懋嫔宋氏。公主（无封号）：（1715—1717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和硕淑慎公主（1708—1784年），生父理密亲王胤礽，生母侧福晋唐氏，额驸博尔济吉特•观音保。和硕和惠公主（1714—1731年），生父怡贤亲王胤祥，生母嫡福晋兆佳氏，额驸博尔济吉特•多尔济塞布腾。和硕端柔公主（1714—1754年），生父庄恪亲王胤禄，生母嫡福晋郭络罗氏，额驸博尔济吉特•齐默特多尔济。31、相关争议即位之谜从雍正年间时，对雍正继位的谈论便不绝于耳。虽然史学界对皇位合法性尚无定论，但流传的把"十改于"的改诏之说是不成立的，因为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的康熙遗诏是雍正登基后拟就并颁布天下，并非康熙真迹，所以遗诏不能说明问题。主张篡位说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康熙去世过于突然，未来得及留下任何传位遗诏，而雍正和隆科多等合谋抢占了先机；有的认为康熙生前两立两废太子，对立储君一事劳心伤神，直到临终前才属意皇十四子为储君。按照正统继位说学者观点，如果没有实在的证据证明其他皇子为康熙所属意，雍正的即位是有理由的。并且在诏书中一般都是加上个皇字的，比如传位于皇四子，假如这样”十“改为”于“是没有根据的。32、死因之谜关于雍正之死，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的死亡，史料没有记载。张廷玉的私人记录，当时雍正七窍流血，令他“惊骇欲绝”。雍正暴卒，官书不记载其原因，这自然就引起人们的疑惑，再加上当时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颇多，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于是就产生了各种说法。病死有一说认为雍正帝“是中风死去的”。暗杀（1）吕四娘刺杀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2）宫女太监刺杀还有一种传说，说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在雍正睡熟时，用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丹药中毒历史学家们近年来对清宫档案进行了大量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如金梁曾怀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药毒死的，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认为雍正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死的”。鉴于雍正帝亲近道士，误食丹药中毒是很有可能的。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爱新觉罗·皇太极

1、人物生平早年经历皇太极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592年11月28日）申时，努尔哈赤第八子，从小就受到努尔哈赤的喜爱。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孟古哲哲，是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仰加奴）之女。杨吉努为了与努尔哈赤结盟，把小女儿许配给他，称这是天生的“佳偶”。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成婚，时已三十岁，新娘只有十四岁。当时努尔哈赤有众多妻子和儿女，地位最高的是富察氏衮代，即莽古尔泰之母。但是努尔哈赤与叶赫那拉氏感情甚笃，喜欢她只知侍奉丈夫而不干预政事。皇太极本人生来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他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诸将中惟有他识字。当父兄长年累月忙于出征作战时，七岁的皇太极就开始主持家政了，不但把家里日常事务、钱财收支等管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有些事情不烦努尔哈赤操心指示，皇太极就能干得很出色，与自己想的一样，因而努尔哈赤对皇太极更是爱如“心肝”。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季，孟古哲哲生病，想要见娘家母亲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通知这事情，叶赫贝勒纳林布禄没有同意。同年九月，孟古哲哲因病去世，皇太极时年12岁。孟古生前的时候，做大福晋时间较短，皇太极做了大汗后，尊奉其母孟古哲哲为孝慈高皇后。皇太极在母亲死后，跟随父兄，迅速成长，很快变成一个能文能武的少年。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向他父亲学习本民族的传统风俗，从小就参加打猎，练得勇力过人，步射骑射，矢不虚发。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我们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即事先进行调鹰蹴球，作好各种准备。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过去，无论老少，竞相奋进，皆以行兵出猎为大喜事。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很像他父亲，吃苦耐劳，体格健壮。沈阳实胜寺曾藏有他用过的一张弓，矢长四尺余，不仅一般人不敢问津，就是一个壮士也很难拉开，而皇太极当年运用自如。2、初战四方皇太极自少年起常随父兄狩猎和征战，骑射娴熟。万历四十年（1612年），从父出征海西女真乌拉部，克六城。在逐步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皇太极帮助他父亲努尔哈赤建立了新的后金国家。努尔哈赤一度想立长子褚英为储，但是褚英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违反其愿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皇太极等向努尔哈赤揭发了褚英的阴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将褚英幽禁，两年后又毅然处死了他。从此皇太极进一步得到了信赖。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整合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正式完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皇太极被任命为管正白旗的贝勒。后金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称大汗，任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侄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简称四大贝勒。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下定决心要对明朝发动进攻，但是具体怎样行动，却议而未决。皇太极献上一计。他提出先打抚顺，“抚顺是我出入之处，必先取之”。并建议利用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要在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大开马市的机会，派遣五十人扮作马商，分成五伙，入城为市，继之由他亲自带领五千士兵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两面夹攻。努尔哈赤欣然接受他的建议。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征明，结果大获胜利。抚顺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战，对后金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皇太极的献计献策及亲临战阵，对后金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抚顺兵败城陷的消息传到明都，“举朝震骇”，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惊呼：“辽左覆军陨将，建州势焰益张，边事十分危急”。为了置后金于死地，明朝于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联合女真叶赫部及朝鲜王朝，发动了著名的萨尔浒大战。后金军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东侧），与明军大战。继而北向迎击开原总兵马林一路明军，途中皇太极又打败了杜松军的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在西、北两路已胜，准备转战东路时，皇太极紧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后，赶赴前线。明总兵官刘铤力战而死。另一路明军在李如柏率领下，未及交锋，狼狈逃回。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决战，皇太极为赢得此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年），皇太极与兄阿巴泰率精骑5000驰援科尔沁，迫使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远遁。3、继位为汗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宁远之战失败抑郁而逝。大妃阿巴亥和两个庶妃殉葬。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代善的长子贝勒岳托和三子贝勒萨哈廉，对诸贝勒大臣说出了拥戴皇太极的原因：“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众贝勒乃合词请上嗣位”，皇太极“辞再三，久之乃许”，被拥举为大汗。九月一日，皇太极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次年为天聪元年。皇太极即位时，明朝正因为宁远的胜利而变得强硬起来。皇太极一上台就曾致函宁远巡抚袁崇焕，表示希望“彼此和好”。明朝也并非坐等后金退兵，而是一边要地，一边修筑塔山、大小凌河城及锦州城，加紧备战。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继征朝鲜王朝之后，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明。这时明朝干将袁崇焕正在实施“恢复之计”，即“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他修城屯田，以屯养战，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皇太极想及早发动进攻，发动宁锦之战，结果自己伤亡惨重，宁远城却屹立未动。继续又攻十几天，依然无成。守宁远的正是袁崇焕，他命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出城拒战。皇太极督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等进击。明军呐喊抵抗。袁崇焕坐镇指挥，放大炮，后金兵一排排倒下，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伤。明将满桂也负重伤，士兵死伤大半。宁远不下，皇太极又返回锦州，时已六月四日。将士中暑很多，皇太极知不可久留，第二天下令退兵。此战明军防守成功，时称“宁锦大捷”。辽西不能攻取，便不能进山海关，如果要夺取北京，只有另找出路。皇太极对蒙古是有所了解的，当时他已参加过与喀尔喀、科尔沁等部的结盟，也曾领兵驰援过科尔沁。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皇太极首先带领两个幼弟多尔衮及多铎统大军亲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因敖木伦大捷，多尔衮被赐号墨尔根戴青，多铎赐号额尔克楚虎尔。八月，与喀喇沁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九月六日，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日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第二天追至兴安岭，获人畜无计其数。十月中旬胜利而归。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部，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蒙古诸部的统治。不久，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尔，凡管旗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驼，不至约会之地者也罚马。4、革故鼎新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至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皇太极在明朝关宁锦防线难以攻克的情况下率军从蒙古突入内地，攻打北京失利，史称“己巳之变”。但施反间计除掉了明蓟辽督师袁崇焕。皇太极继位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皇太极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这时他推行了振兴文教的措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选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他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他派人丈量土地，将“各处余地”归公，发给民户耕种，不许旗主、贵族再立庄田。又把原来每13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8名壮丁编为一庄，“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并下令编审壮丁，解放部分奴婢为编民。这些措施，使满族贵族的特权受到一定制约，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他极力学习汉族文化，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继而寻机削除异已，铲除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势力，使汗权得到巩固。仿明制，设内三院，六部，“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独主政务。又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集中了汗权，加强了专制统治。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谕令将士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在皇太极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辽东海防很快崩溃了。之后不到四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到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马光远统领汉兵时，实际形成了一个汉军旗，满语叫乌真超哈。孔、耿、尚所领兵也是汉军。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城郊阅兵，参加的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和以前有很大不同的是这时的军队已从私人武装变为国家的军队了。5、称帝改元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萨哈廉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了。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皇太极同意了。上尊号的准备活动至天聪十年三月末大体就绪。于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1636年5月后改元崇德）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其后将主要兵力用于对明战争。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决定发兵讨伐。十二月二日十时，皇太极率军起行。朝鲜国王李倧预料“朝夕被兵”，寄希望于明朝支援，实际落空了。清军于十二月十日渡鸭绿江，十三日抵安州，来势凶猛，史称“丙子虏乱”。第二年正月初七日，清军战胜朝鲜全罗、忠清两道援军，李倧逃到南汉山城“势穷情迫”，称臣请罪。皇太极要求严惩朝鲜挑起衅端的大臣，同时造船发兵攻入江华岛，获朝鲜王妃、王子及阁臣等人。三十日，李倧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举行受降仪式后，当即留下其长子及次子为质，其余被俘妻子家口二百余人遣送还京。二月初二日，皇太极自朝鲜班师。从此清朝代替明朝把朝鲜变成了藩属。朝鲜对清朝由以前的兄弟之称，更执藩臣之礼。不久阿济格领兵攻克皮岛，斩明将沈世魁等，彻底解除了清朝攻向关内的后顾之忧。皇太极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仍因山海关的阻隔，分成为入口之战和关外之战。崇德年间一共发动了三次入口之战，每次作战都分出一部分兵力在关外，以为牵制。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派阿济格等领兵出战，这是第一次入口之战。俘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生擒总兵巢丕昌。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军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四月凯旋。清军最大的损失是扬威大将军岳讬死于军中。崇祯帝不但宣布了京师戒严，而且非常忧虑，以致在农民军和清军都攻上来的时候，宁肯暂时放松对农民军的围剿，而把主要力量调到抗清战场上。6、奠定基业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清军修义州城。过去清军分出一部分入关，现在全力用于松锦大战。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皇太极见形势危急，不顾鼻子出血，经过六天急行军到了松山。皇太极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他部署清军自乌忻河南至海，横截大路，绵亘驻营，再在高桥设伏，围追堵截，处处有备。二月十八日清军入松山，生擒洪承畴。三月初八日，锦州城内的祖大寿也以孤立无援被围一年后投降。四月，清军又攻克塔山、杏山，并毁二城。至此，松锦决战以清军胜利告终。此战歼灭明军五万余人。在降服松山、锦州后，清军占领了除宁远外的明朝关外全部城镇。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他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即注意明朝和农民军的动向及应采取合作的态度。这次进军的统帅是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等，两翼大军分别从界岭口及黄岩口毁墙而入，长驱南下，至山东兖州，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但是就在这样的大胜利面前，许多文武大将提出直捣山海关时，皇太极仍坚持既定国策，不轻易冒险。终皇太极之世，清军不曾通过山海关，但没有他们扫清道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清兵入关。同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错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厄鲁特蒙古戴青绰尔济等向清朝通好。皇太极一再盛赞藏传佛教，向藏使表白他对佛教笃信不疑。7、猝然长逝皇太极在五十岁时，因他心爱的宸妃之死，身体立刻变得虚弱了。皇太极一生娶了十五位妻子，而他最喜欢的是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娶的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元年封她为关雎宫宸妃。这位妻子贤淑文静，皇太极和她颇恩爱，婚后曾生一子，皇太极高兴至极，为此发布了大清第一道大赦令。这个儿子二岁而殇。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皇太极正在松锦前线，忽听宸妃病危，急忙赶回盛京，到时宸妃已死。皇太极悲不自胜。从此这位身体一直健壮的皇帝忽而昏迷，忽而减食，常常“圣躬违和”。当年十月初二日，他对诸王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说：“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这流露出皇太极已为他年老体衰而不安了。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后，皇太极因身体不好，曾发布过大赦令，也减少了处理日常事务的负担，甚至做过祈祷。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后宫，年52岁。谥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累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庙号太宗。葬沈阳昭陵（北陵）。8、为政举措政治方面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皇太极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满汉一体天命十一年，皇太极继位后颁布《满汉别居令》，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张，宣布“满汉一体毋致异同”，实行“编户为民”政策，下令将大多数汉民庄丁由庄田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汉民由农奴恢复为民户，即原有封建自由民身份，从而缓解了民族矛盾，社会逐渐得到缓和、安定。9、发展农业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他下令，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经过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10、完善机构天命、天聪年间没有监察机关，崇德年间皇太极成立了都察院，给他们稽察一切官员的大权。有清一代，满蒙的结合，早比满汉更紧密。为了处理蒙古事务曾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又改为理藩院。合原有的六部、都察院，构成了有名的八衙门。皇太极任命满洲、蒙古、汉人担任承政，每部三人，以下皆参政。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更定八衙门官制，每衙门只设满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由二等变成五等。这就强化了以他为首的国家统治权力。清兵入关前没有内阁的名称。但是皇太极统治下的清朝已初具内阁性质的内三院。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从文馆到内三院，虽任职者均为大学士、学士，但分工更明确了，有的负责编考历史，有的起草敕谕及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还有的向皇帝进讲。崇德以后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们对皇太极的决策有了更大的影响。11、建立清朝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改族名为满洲。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诸贝勒大臣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未允。同年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耿、尚，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多尔衮捧满字表、巴达礼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宫门跪下，皇太极在内楼，御前侍卫传达，皇太极命满、蒙、汉三儒臣捧表入，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读，表中盛赞皇太极的文治武功，上合天意，下顺民情，请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只待赐允。皇太极听后同意，并发誓倍加乾惕，忧国勤政。消息由儒臣传出，众皆踊跃欢欣，叩头而出。第二天决定选择吉日四月十一日举行登极大典。届时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实际是把后金改为大清，改元崇德。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12、经济发展皇太极在原来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了在东北的统治，为入关统治全中国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称帝后立刻把保护土地牲畜作为法典规定下来，地里庄稼不准偷损，母猪不许杀，这是为了繁殖。也不准杀马、牛等作牺牲或出卖。以后几乎每年都把督促耕种作为重要活动，提出“农时不可失”，“废农事者罪之”。他知道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因此一再强调搞好农业生产，入关前清朝的粮食不太缺乏，与这种努力分不开。手工业生产也大有进步。盛京（今沈阳）宫殿大部分为皇太极时所建，其规模和工艺技术都标志后金手工业的水平很高。盛京城西实胜寺，铸大钟千斤，是冶铸业的发展象征。商业贸易在境内有之，与明及朝鲜也均有之。皇太极曾命令大学士希福带领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张家口贸易。后来又命人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买马。个人远走贸易的也不乏其例。13、军事战略军事建设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父汗努尔哈赤对外扩张的政策。他命令军队建造具杀伤威力的武器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皇太极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不仅通过考试儒生，网罗了两百余名汉族文人，而且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对明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沉志祥等纷纷自愿来投的行为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14、对外战争对于李氏朝鲜，皇太极经过两次出征，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到沈阳为人质。对蒙古诸部，皇太极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首先争取与察哈尔林丹汗不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为了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皇太极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袭职例、崇奉喇嘛教、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次年（1635年），后金军继续进攻察哈尔余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奉母献传国玺归降。鄂尔多斯部也为后金所并。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统一于后金。对明朝，皇太极全力以赴发动战争。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他命阿济格统兵南侵，掠夺人畜十八万。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1638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率军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为了从正面打开山海关，自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起，发动了锦州战役。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皇太极亲自坐镇指挥。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明将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仅剩宁远一孤城。15、整合八旗皇太极的统治还继续利用了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他使八旗通过变革越发充满生机。一是对满洲八旗不断补充新的成员，二是完善和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努尔哈赤时的满洲被称为“佛满洲”，即旧满洲。皇太极对黑龙江等地多次用兵，带来大批少数民族加入满洲共同体，被称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皇太极把新满洲编入八旗。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一次就把征索伦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并家小五千六百七十三人编为牛录，隶于八旗了。同时把征库尔喀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四十二人补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额。满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早于汉军八旗建立。崇德年间汉军八旗发展最快。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年），照满洲例，汉军分为两旗，四年扩大为四旗，每旗设牛录章京十八人，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但内部仍分正黄镶黄两旗，正白镶白两旗，正红镶红两旗，正蓝镶蓝两旗。崇德七年六月正式完成了汉军八旗的建制。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这种扩大满洲八旗和建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既增强了清朝的武装力量，也对满蒙汉的广大人民实行了深一层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夺取全中国统治权，皇太极创立的汉军八旗有重要意义。16、文化教育发展文教皇太极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至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书。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金宋元四代史书。17、创新满文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太祖努尔哈赤为文书往来及记注政事的需要，命巴克什额尔德尼等人以蒙古字母为基础，结合女真语音，而创制了满文，这种由蒙文脱胎而来的初期满文，是没有圈点的满文，叫做老满文。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将老满文在字旁加置圈点，使满文的语音、形体更臻完善，这种加置圈点的满文，叫做新满文。18、民族政策调剂矛盾皇太极继位后，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崇德年间，虽然不再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极却仍然注意缓和清朝的社会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但皇太极并未因此动摇其国策。此后，皇太极屡下谕旨，主要政策有：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天聪二年（1629年）十月，兴师伐明，皇太极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皇太极“恩养”辽东汉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19、首崇满洲由于民族的、阶级的局限，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皇太极也是袒护满族，压迫其他民族的。首先，他在极力淡化汉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同时，又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日渐扩大，人口剧增，再加上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皇太极的高度警觉。他先是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在语言方面，皇太极针对民族同居、满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强调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同时，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文。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天命五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皇太极则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力图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人民的民族意识。20、思想主张天命思想天聪初年，皇太极基本继承了乃父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认为上天威力无穷，可以立君，可以兴国。他曾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又说：“兴之、扬之、定之，悉在于天，非人力所能强得也。”对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间是非这一点，至少在天聪四年（1630年）以前他还是信从的。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在遗朝鲜国王李倧书和致明宁远守将袁崇焕书中都说：“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乃以我为是，以明为非。”对“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尤其在他亲率军队征明，一举攻克遵化城时，兴奋地宣谕将士：“已蒙天佑，克奏肤功。然此犹佑我之小者，后此之佑命锡福者，更大有在也。”对上天“佑命锡福”抱有很大期望。然而综观皇太极一生言行，可以看出，虽则他对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则是他思想的主流。在永平、滦州得而复失之后，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大凌河，临行前他对诸臣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尔诸臣当申明法纪，教诫士卒，恪遵训谕，切识于心。”对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后金心中没底，流露出天命无常的思想意识。天聪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录章京刘学诚条奏建天地坛，皇太极览奏后答曰：“至于建郊社，立宗庙，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业，彼时顺承天心，恭议大典，未晚也。”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天命无常的思想。在皇太极看来，天命无常，“天道甚微”，天命是否归于后金是个未知数，但君主在上天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天意是可以通过君主的行为来改变的。他吸收了中国原始儒学中的“德政”思想，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进步天命观。他对文馆诸臣说：“见史臣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称。今朕承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遂以为天子，为天所亲爱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天命靡常，宁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鉴而已。”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体天心”“行善道”的“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子之称。21、战略思想皇太极在国力较弱之时，曾采取对明暂时议和，以争取时间的战略。但大臣们都知悉入关夺取明政权是皇太极的夙愿；即所谓“皇上志在中原”。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与明的宁锦之战，大小数十次，后金以失败告终。是年，因朝鲜李倧政权采取敌视后金之策，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即命阿敏等攻打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李氏政权；直至李倧请和。但此时与努尔哈赤之时已不同，后金势力已经壮大，并不惧怕李氏政权从后方对其攻击。故皇太极要采取的是进攻战略。但却遭到贝勒们的反对；故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战略思想出现争议。皇太极是通过盛京君臣大讨论，对明、蒙、朝三大敌方势力进行战略判断，并及时地对原有判断作出调整。皇太极最终战略目标是明朝，攻明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原则性、纲领性任务。但贝勒们的“共识”中'有一个“隐患”，就是太过轻松地估计了对明作战；没有深刻地考虑到对明作战的旷日持久；这一点只有皇太极有思想准备。在总的战略之中，根据战局发展，突然派兵征伐李倧，解决后顾之忧。而从天聪年间起，四次入关征明，也证实了要灭明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这正如皇太极的伐大木理论所言：取燕京如伐大树，需要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明朝虽巳腐朽不堪，但作为一株百年大树，尚未达到自仆的程度。而先解决李氏政权这个后顾之忧，无疑会为后金增加新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后顾之忧。而后崇德年间迫使李氏政权臣服，确实证实了皇太极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22、军事思想皇太极从天助神佑的天命观出发，强调"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无道者，被天谴"。认为自恃其力，恣行杀夺，人心未合，必然失败；力行仁义，勤治农桑，发展经济，扩充实力，争取民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先后组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完善了八旗兵制。要求部队严格训练，"操演娴熟"。在保持和发展八旗兵骑射长技的同时，重视采用先进的军事技术，利用汉人工匠制造红衣炮，组建炮兵部队，增强战斗力。治国治军，主张以人才为本，不论民族、资历，惟才是用。以"满汉一体"为号召，争取汉人支持，重用汉人降臣降将，以汉治汉。继承努尔哈赤"伐大木"的战略思想，并根据后金"家邦未固"、"四境逼处，素皆不协"的内外形势，进一步确定了先征服弱小之敌，拆散敌人之间的联盟，解除后顾之忧，尔后集中力量攻击强敌，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改变努尔哈赤单纯依赖武力连续攻明的战略，采取讲和与自固的灵活政策，以达到麻痹敌人，争取民心，赢得时间，壮大自己的目的。他五次派兵避开明朝坚固的正面防线，绕道入关，深入京畿，不断削弱明朝实力，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为最后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作战上，善于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战法和策略：大军压境，速战速决；掘壕筑墙，久困长围，围点打援；武力征讨与政治招抚相结合，成功地指导了对朝鲜、漠南蒙古和明朝的战争。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吸收了中原汉族军事文化，丰富和发展了满族的军事思想，在清代前期有重大影响。历史评价《清史稿》评价：“上仪表奇伟，聪睿绝伦，颜如渥丹，严寒不栗。长益神勇，善骑射，性耽典籍，谘览弗倦，仁孝宽惠，廓然有大度。”“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即归于统一，盖帝之诒谋远矣。明政不纲，盗贼凭陵，帝固知明之可取，然不欲亟战以剿民命，七致书于明之将帅，屈意请和。明人不量强弱，自亡其国，无足论者。然帝交邻之道，实与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无以异。呜呼，圣矣哉！”《清太宗实录》评价：“太祖以上（皇太极）为大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理机务，多所赞画，统军征讨，辄侍太祖，偕行，运筹帷幄，奋武戎行，诛携服叛，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上凡遇劲敌，辄亲冒矢石，而太祖深加爱护，每谕勿前往。时帝业肇兴，大勋将集，圣心默注，人望攸归。”清朝开国将领、克勤郡王岳托评价：“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时人郑忠信评价：“洪太主虽英勇超人，内多猜忌。”清朝初年重要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评价：“真命世之主也！”苗君稷评价：“揽辔秋风听野歌，雄图开辟太宗多。遥知王气归辽海，不战中原自倒戈。”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帝玄烨评价：“盛兼三代，威名定四方。文谟真显赫，武烈实飞扬。包并收群国，虚谦集众长。网罗来俊彦，缔造群洪荒。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清朝宗室、史学家昭梿评价：“太宗天资敏捷，虽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晚清学者陈康祺评价：“圣人智勇天锡，犹审几遵养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艺祖，瞠乎后矣。”晚清民国时期学者蔡东藩评价：“满洲太宗确系能手，观其声东击西，征服朝鲜，其兵谋不亚乃父。”历史学家萧一山评价：“太祖、太宗，创业开基，勇武睿智。”“皇太极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其父努尔哈赤不过一草创之武夫，有秋霜烈日之威；皇太极则颇具豁达之陶度，饶春风和畅之情。如汉人之优待也，国俗之保存也，皆能为其父之所不能为。且改订官制，纂修《实录》，创设文馆，翻译书籍，满洲社会之组织．至此渐完备矣。禁烟戒酒，其嗜欲之淡泊可见；发号施令，性格之卓越可知。”格奥赛（RenéGrousset）评价：“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历史学家顾诚评价：“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当代小说家金庸评价：“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台湾历史学家黄一农评价：“皇太极恰与同一时代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东西辉映，被誉为‘近代战争之父’的古斯塔夫，施行义务兵役制，组建训练有素的常备军，统一火炮的形制，提升火炮的设计，建立专门的炮兵部队和后勤系统，并发展炮步骑联合作战的战术，这种种改革大多成为稍后欧洲各国的典范。虽然皇太极在军事史上的创见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层面，相对于古斯塔夫二世而言，绝对不遑多让，但积弱的汉学界却尚未能将其令名搬上世界舞台。”清史专家李鸿彬评价：“皇太极是满族的杰出人物，他青年时代跟随父亲努尔哈赤，弯弓跃马，南征北战，为统一女真各部进入辽沈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继承后金汗位以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为清王朝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位17年，最突出的特点是审时度势，适当掌握时机，具有高度的应变能力。他继承努尔哈赤要入主中原，消灭明王朝的遗愿，不断改变斗争的策略。针对后金面临的内忧外困，危机四伏的局面，毅然纠正努尔哈赤晚年一些政策的失误，革除一些不利于后金发展的弊端，建立有助于后金进步的制度，进行一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方面比较全面的改革，使汗权加强，满族贵族之间和满、汉之间的矛盾得到和缓，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兵力强盛，加速了后金封建化的过程。到他逝世的时候，整个形势对清十分有利，‘从此燕京可得矣’。皇太极不愧为清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有为君主。当然，他前后多次派大军进关伐明，攻城略地，烧杀抢掠，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是极为深重的。”清史学家孙文良评价：”清太宗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半个世纪里，他和父亲努尔哈赤趁着明朝日益衰落的有利形势，代表新兴的满、蒙贵族和部分汉族地主阶级，在辽阔广大的北中国，跃马弯弓，纵横驰骋，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为有清一代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史学家李治亭评价：“一代近三百年的清皇朝，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太宗是这个朝代第一个当皇帝的满族人。他在开创这个皇朝的十七年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国家政治制度，发展了社会经济，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是英勇善战的军事家，也是治国有方的政治家。“清史专家、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评价：“皇太极的一生就是四面开拓的一生，用‘鹰扬天下’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其谋略包括精心谋划，继承汗位；一后四妃，笼络蒙古；松锦用兵，精于谋略；设反间计，除袁崇焕等，皇太极心计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令人叹为观止。23、轶事典故即位风波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身感不适，带领卫兵三千前往清河温泉疗养。半个月后的八月初十日夜，受到毛文龙部下官兵至狗儿岭相威胁，于十一日晨，乘坐轻舟沿代子河转回都城。传话请阿巴亥前往。夫妻相遇于距离沈阳40里的叆鸡堡。当日，努尔哈赤与世长辞，享年68岁。努尔哈赤在关键时刻，除阿敏陪伴外，只请大妃前去，必有大事交代，说些什么，无人知晓。但正在此时后金政局却发生历史性震动。汗父死讯传来后，代善长子岳托、三子萨哈廉首先说服父亲推戴皇太极为汗。代善失政后，佩服皇太极，认为"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这意味着两红旗站到皇太极一边。三贝勒莽古尔泰早年生活所需都是皇太极供养；在先攻击李朝后征辽东问题上，附和皇太极意见；阿敦事件中同样是皇太极的帮凶；同时，其弟德格类早就是皇太极争夺汗位的附和分子。自然，正蓝旗在代善稍加说服后，也站了过去。二贝勒阿敏是有条件的支持。这样，皇太极在八旗中占了绝对优势。其二，在关键时刻，汗父将大妃调离京城，使两黄旗群龙无首，皇太极势力得以从容谋划。所谓汗父遗书等尽皆准备就绪。十一日晚间，阿巴亥怀着悲痛心情陪同灵柩归来，尚未得到喘息之机，第二天早晨代善等便向她宣布"遗言"，指责她："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假称："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并逼迫说："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受代善等强大势力威胁，阿巴亥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能哀痛地提出最低要求：将他的两个幼子多尔衮、多铎相托付，希望诸位贝勒"恩养之"。于是，当日辰时，自尽陪殉，享年37岁。她留下的最大悬念是在叆鸡堡，努尔哈赤临终时究竟说了些什么，多尔衮发出皇太极汗位是"原系夺立"声音，与此不无关系，故有人相信："太祖有传位之遗命。"24、玉玺之谜据野史记载，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九月初六，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率众归附皇太极，并献上历代传国玉玺。为此，皇太极特率众贝勒迎至盛京城外南冈，设香案拜天受之。这块传国玉玺出自汉代，后数传至元代，至元顺帝被明洪武帝所败，弃都城，曾携玉玺逃至沙漠，后死于应昌府，玉玺遂遗失。据传说二百年后，有牧羊人在一处山冈下放羊，见一头山羊三日不啮草，而不断用蹄子刨一个地方，牧羊人很奇怪，就在那块地方挖起来，发现了汉代的这块传国玉玺。后被元后裔博硕克图汗所宝藏，察哈尔林丹汗打败了博硕克图汗，传国玉玺再易其主。这块传国玉玺以璠玙为质，雕交龙纽，上有汉篆“制诰之宝”四字，并非是卞和得于荆山下的和氏璧。25、独宠宸妃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26岁。刚入宫一年多的海兰珠被正式册封为东宫大福晋，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姑母中宫皇后哲哲，位次比妹妹庄妃高出两个等级。海兰珠入宫，皇太极夙愿得尝，喜形于色。皇太极正式登基称帝后，册封五宫后妃。刚入宫一年多的海兰珠被正式册封为东宫大福晋，汉号宸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姑母中宫皇后哲哲，位次比妹妹本布泰（庄妃）高出两个等级。崇德二年（明崇祯七年，1637年）七月，宸妃诞下皇子，皇太极更是喜不自胜。婴儿出生第八天，皇太极便传命文武群臣聚集皇宫大政殿，颁布诏谕。随后还宣布，除十恶不赦者外，其他罪犯一概赦免。宸妃所生虽为皇八子，但其兄长无一出自皇太极称帝后的崇德五宫后妃，所以他就成了日后最有资格承袭皇位的“嫡长子”。皇太极宣布因他降生大赦天下，也含视其为继承人之意。宸妃在宠冠后宫的同时又母以子贵，正合皇太极心愿。所以，从孩子降生到次年春节，他与宸妃在精心抚爱小儿子的同时，不断接受着来自各方面的祝福。甚至有使臣来沈阳参加新春庆典时，在朝贺皇帝、皇后之外，另进了一份给皇八子的贺表贺礼，使皇太极颇感满意。皇太极亲临松山之战前线指挥作战期间，宸妃患病，得知此事的皇太极安排好一切急忙往回赶。可惜还未赶到时，噩耗已至。此后，皇太极虽百般体贴，多方抚慰，但本就时有微恙的宸妃，又遭受丧子之痛，始终难以恢复健康。26、野鸡入帐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八月，林丹汗的侧福晋，时称窦土门福晋，由他部落的一名叫多尼库鲁克的护送下，到皇太极的军营行幄，表示归顺，其实是窦土门福晋想嫁给皇太极，请问皇太极是否接纳。大贝勒代善等见状，自然明白他们的心意，便到皇太极面前说，此女乃上天所赐，应该把她纳为妃子。皇太极考虑了三天，最后决定娶窦土门。皇太极说：就按贝勒们的意见办吧，纳就纳吧；他还直嘀咕：我说，怎么会有野鸡往我的大帐中钻呢！皇太极对诸贝勒大臣说，当他行军途中，驻跸于纳里特河时，曾有一只雌雉飞入他的御幄，这就是美女入帐的“吉兆”，窦土门福晋来归嫁看来是“天作之合”，既然是上天的旨意，那就要接受了。当然这可能是对外的说辞，因为在行军入荒野，野雉各处觅食，飞入帐幄，也是常有的事；皇太极于是派巴克什希福等前往迎接，护送窦土门福晋的多尼库鲁克非常高兴，说他们此来的目的，就是为送福晋给皇太极的，而且望天拜谢，并归降后金国。这个美女，不是别人，就是在沈阳故宫台上五宫的衍庆宫的淑妃，位居第四位。从察哈尔到盛京，踏着大漠的风沙，与同嫁一夫的姑侄三女同族同姓博尔济吉特氏，但并不在一个部落的娜木钟一路走来。这位蒙古族的囊囊太后改嫁到了满族皇宫里，成为皇太极的贵妃，她占据了西宫。27、亲属成员父母父亲：清太祖努尔哈赤嫡母：元妃佟佳氏，名哈哈纳扎青（第一任大福晋/元配大福晋）继妃沙济富察氏，名衮代（第二任大福晋/继室大福晋）大妃/追封旋夺孝烈武皇后乌拉那拉氏，名阿巴亥（第四任大福晋/四继室大福晋）生母：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名孟古姐姐/孟古哲哲（第三任大福晋/三继室大福晋）后妃孝端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哲哲。正宫皇后。孝庄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永福宫庄妃。元妃钮祜禄氏（1593―1612）额亦都之女，皇太极原配夫人，明万历四十年卒，年二十。继妃乌拉那拉氏，乌拉贝勒博克铎之女，因见努尔哈赤以及阿济格不下轿，被努尔哈赤视为侮慢行为，遭勒令离婚敏惠恭和元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海兰珠，关睢宫宸妃。懿靖大贵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名娜木钟，麟趾宫贵妃。康惠淑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名巴特玛璪，衍庆宫淑妃。侧妃叶赫那拉氏，叶赫部阿纳布贝勒之女，与代善三继福晋叶赫那拉氏是姐妹。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戴青贝勒女，受册为东宫福晋，后被皇太极给了叶赫部的南褚。庶妃那拉氏。庶妃奇垒氏，察哈尔部人。庶妃颜扎氏。庶妃伊尔根觉罗氏。庶妃克伊克勒氏，生一子，韬塞。庶妃赛音诺颜氏，生一女，下嫁班第。皇子皇长子：爱新觉罗•豪格（1609—1647），生母继妃乌拉那拉氏，肃武亲王。皇二子：爱新觉罗•洛格（1611—1621），生母继妃乌拉那拉氏，幼殇。皇三子：爱新觉罗•洛博会（1611—1617），生母元妃钮祜禄氏，幼殇。皇四子：爱新觉罗•叶布舒（1627—1690），生母庶妃颜扎氏，辅国公。皇五子：爱新觉罗•硕塞（1629—1654），生母侧妃叶赫那拉氏，承泽裕亲王。皇六子：爱新觉罗•高塞（1637—1670），生母庶妃那拉氏，镇国悫厚公。皇七子：爱新觉罗•常舒（1637—1699），生母庶妃伊尔根觉罗氏，辅国公。皇八子：未命名（1637—1638），生母敏惠恭和元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幼殇。皇九子：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生母孝庄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清世祖章皇帝。皇十子：爱新觉罗•韬塞（1639—1695），生母庶妃克伊克勒氏，辅国公。皇十一子：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1642—1656），生母懿靖大贵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襄昭亲王。公主皇长女：（1621-—1654），生母继妃乌拉那拉氏，封固伦敖汉公主，额驸敖汉•班第。皇二女：马喀塔（1625—1663），生母孝端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封固伦温庄公主，额驸孛儿只斤•额哲。皇三女：（1628-—1686），生母孝端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封固伦靖端长公主，额驸奇塔特。皇四女：雅图（1629—1678），生母孝庄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封固伦雍穆公主，额驸弼尔塔哈尔。皇五女：阿图（1632—1700），生母孝庄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封固伦淑慧长公主，额驸博尔济吉特•索尔哈。皇六女：（1633-—1649），生母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封固伦公主，额驸夸札。皇七女：（1633-—1648），生母孝庄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封固伦淑哲公主，谥固伦端献长公主，额驸博尔济吉特•铿吉尔格。皇八女：（1634-—1692），生母孝端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封固伦永安长公主，谥固伦端贞公主，额驸博尔济吉特•巴雅斯护朗。皇九女：（1635-—不详），生母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额驸博尔济吉特氏哈尚皇十女：（1635-—1661），生母庶妃那拉氏，封县君，额驸瓜尔佳•辉塞。皇十一女：（1636-—1650），生母懿靖大贵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封固伦端顺长公主，额驸博尔济吉特•噶尔玛索诺木。皇十二女：（1637-—1678），生母庶妃赛音诺颜氏，封乡君，额驸博尔济吉特•班第。皇十三女：（1638-—1657），生母庶妃纳喇氏，无封号，额驸瓜尔佳•哈拉。皇十四女：（1641-—1703），生母庶妃奇垒氏，封和硕恪纯长公主，额驸吴应熊。养女：（1615-—1637），生父克勤郡王岳托，生母嫡福晋哈达那拉氏，封和硕公主，额驸翰卓礼克图巴敦台吉。陵寝墓地28、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葬于清昭陵。清昭陵位于盛京古城北约10华里（皇姑区北陵大街北端），俗称北陵。是清朝关外三陵中最大的陵园。始建于崇德八年（1643年），顺治八年（1651年）竣工。昭陵保护区占地面积近48万平方米，现存古建筑38座（组），所有的建筑以神道为中心轴线对称分布，形成平面布局规整、礼制设施齐备的皇陵规制。自南向北依次有下马碑、华表、神桥、石牌坊、正红门、石像生、神功圣德碑亭、方城、隆恩门及门楼、角楼、隆恩殿、东西配殿、二柱门与石台，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等建筑。清昭陵的建筑风格保留了清初关外的某些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更多则是按中原王朝的陵寝规制建造。陵区庄严肃穆，主体建筑设计精道，施工精细，造型华丽。建造在精雕细琢的月台之上的隆恩殿、城堡式的方城、高耸的隆恩门楼，造型别致的角楼，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宫，气势非凡的神功圣德碑及碑亭等，皆为昭陵颇具特色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美杰作。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曾10次亲临昭陵祭祀。29、历史争议名字之谜皇太极也以洪太极、黄台吉等名字在明末清初的文献中出现。现代学者多认为皇太极并非其真实名字，而仅仅是其称号，来源于蒙古贵族的称号“浑台吉”。而皇太极的本名众说纷纭。俄罗斯汉学家G.V.戈尔斯基认为“皇太极”的本名是“阿巴海”（Abakhai）。此说曾一度被西方学界广泛接受，但这个名字并没有在当时的汉文和满文文献中登场，因此被认为是错误的；很有可能系其称号“天聪汗”的误解。在明代陈仁锡的《山海纪闻》里，皇太极以“喝竿”的名字出现；而在《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中，皇太极以“黑还勃烈”的名字登场。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根据这两种文献，提出皇太极的本名大致读作“Hekan”的说法。三田村泰助将《仁祖实录》中的“黑还勃烈”还原为满语“hekanbeile”：“黑还”（hekan）是皇太极的本名；“勃烈”（beile）即“贝勒”，是满洲贵族的一种称号。30、去世原因关于皇太极之死，历史上有很多争议。有关清代官书上记载“无疾而终”：崇德八年（1643年）农历八月九日，已勤于政务一天的皇太极晚上亥时（21点至23点），在清宁宫南炕突然死亡。但据史料记载，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圣躬违和”，崇德五年（1640年）农历七月到鞍山温泉疗养。崇德六年（1641年）松山大战前夕，前线告急，皇太极原定于崇德六年农历八月十一日亲征，却因鼻衄推迟三天。崇德七年（1642年），因“圣躬违和”，在大清门外大赦人犯；崇德八年（1643年）又“圣躬违和”，不但正月初一免了庆贺礼，而且再次大赦，并向各寺庙祷告，施白金。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导致积劳成疾，加之宸妃之死，悲痛不已，使潜伏的重病一朝突发，瞬间猝死，遂引起诸多猜疑。